清末時期，胡適之類的留學生，幾乎是普遍崇洋媚外。王先生一個人，處於東北比較偏遠地區，要想改變當時眾多知識分子對古代文化的認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今，熊孩子的來源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文化自由思想的泛濫。中國古代沒有奴隸制度，所以，沒有‘爭自由’這回事。到了毛澤東時代，西方文化的奴隸制度在中國大行其道，‘家庭出身’決定了一個人的地位。紅五類、黑七類都是這種思想的產物。知識分子沒有了言論自由，才會有‘爭自由’這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