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为什么我对中国文化持基本否定态度？

在下面，我要从本体的角度谈谈文化的起源。当然，哲学的本体包括的远不止文化，那就让我们来共同追溯这些内容。本体是一个哲学上的困难的概念，即使对西方大众也是如此。因此我将尽量用浅显易懂的道理说出。

西方哲学上的“因果规律”（休谟作的总结），与哲学的本体有关，但又不完全一样。作为规律，有必然条件和充分条件等区分，具有逻辑的性质，这是必须知道的。我们可以先暂时将本体理解为“某物”的存在，正是这个物体的存在，导致了我们看到结果。比如，我们前面提到，是因为中国政治的需要，作为思想的一派，儒家，得到了当政者的推崇，所以导致了先秦时代，类似古希腊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遭到扼杀，导致了“一花独放百花杀”的古代思想或学术开始的局面。我又将政治的需要与大陆平川的地理便利联系起来，造成了当政者可以推行“顺者昌逆者亡”的便利条件。

撇开政治影响不论，我们来看看意识思想的方面。中国文化中“最高的某物”，老子在《道德经》里既提到“一“，又提到“道”。先不论它们各自是什么，首先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老子并没有说清。如果“道法自然”，那么“一生二”的“一”和自然又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说，老子开创了中国思想家“模糊论”的先河。中国人这种模糊，不求准确的习惯延续至今，我认为与中国文化的黄土地背景有关。古希腊的地理以水为主，白莎衣服，蓝色水岛是鲜明的特点。这时期是文化的开端，这种区别与以后的西方分析哲学和东方（中国）的模糊习惯有必然的联系。后来人对“一”和“道”的解释有上百种以上，这就导致了老子的思想不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文化指南的原因。后来又有“道是阴阳”，“太极”等主要说解，都不能挽救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思维的局限性。西方人批评中国思想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人以言简意赅来掩饰思维的贫乏。

从哲学的角度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道”或“一”不是“最高”或“最基本”的哲学本体的概念。因为道，明显是“被规定的某物（determined being, Hegel）”，不论是什么。也就是，道是相对于“非道”存在的，既，非道的某物是道的前提。同理，“一”是算数的一部分，显然不是本体，或者说，没有“二，三等”的存在，哪里有“一”的存在呢？类似思想的表达在西方，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起源。其他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某（一）个事物”是世界的起源，如“水，气，不定物，火”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提出“金木水火土”的概念，虽然可以与古希腊的思想类别，但关键是这些思想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文化圈）。

西方哲学认为“存在”是最基本或最高的本体。我认为存在，确是高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道”或“一”。但存在是否真是最高或最基本的本体概念呢？让我来慢慢叙述，你听听是否有道理。存在，首先是巴门尼德提出，到海德格尔形成了封闭的一个圈。海氏认为，(人)存在是“thrown into the world”，我称之为“given”。这个本体最高，最基本的事物，存在，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是在“天下”的范围中的“道”，或自然，或“一”，或阴阳，或太极等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世界本体认识的不确定，模棱两可，和混乱状态，是在汉代政治“独尊儒术”的高压之前的中国文化发展前的先天缺陷。它以后又受到中国政治的高压，这样由于受到“里应外合”的打击，是中国文化天生孱弱的根本原因。

在开始谈导致中国文化的状态前，让我引用黑格尔在谈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思想（我想是总结出来的，因为我找不到原话）大意是：一个人从孩子成长到成人对周围和社会的认识成熟过程；一个民族从游牧或种植农业到商业社会过渡中对世界的认识过程；整个人类从茹毛饮血岩居穴处到制造工具最终不断驾驭自然力量的过程，都存在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从哲学认识论上看，感性是认识的初期阶段，感性的成熟需要发展为理性，都属于同类的思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