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研究者，特别是从事这些危险病毒研究的学者，自身也面临生命危险。人类会从他（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的工作中更深入了解自然界，甚至直接带来新的治疗方法。这样的工作和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员当然是值得尊重的。

       石正丽的声明中说：“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相信印度学者不靠谱的所谓学术分析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这是在很多人一口咬定新冠状病毒是石正丽实验室基因工程产生的之后，她作出的过渡反应，但对于一个自认为受了委屈、急于进行自己辩护的人来说，也可以理解。她的＂闭上你们的臭嘴＂的说法是不对的，值得批评，但以牙还牙的漫骂不是应对之策。其实，我还没有完全信服新病毒不是从她实验室泄出，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研究（对不起，我得赚钱养家）。

       对于科学工作的监督应该发生在政策层面，即通过对政府立法部门的影响来规范管理，在专业人士、法律人士、宗教人士……的参与下，制定可执行的法律。在政府资金管理方面，控制不道德的研究的展开。研究机构应对各自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研究的安全性作出充分评估，通过规范操作过程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来保证研究室合规合法，保护研究人员和社会大众的安全。对于中国这样的威权社会，这些措施目前看来都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