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芳诉上海东方商厦有限公司

            www.110.com 2010-07-09 15:55

　「案情」

　　原告：王定芳。

　　被告：上海东方商厦有限公司。

　　1992年7月3日，被告上海东方商厦有限公司在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上刊登广告语有奖征集活动启事，向社会公开征集企业广告语，要求文字短小简洁、流畅、易记、易上口，充分体现“东方”的企业形象。奖励办法为：一等奖1名，奖2000元;二等奖2名，各奖500元;三等奖3名，各奖200元;纪念奖20名，给予一定奖励。截稿日期为同年7月27日。原告王定芳阅看该征集启事后，在规定投稿期限内，以“世界风采，东方情韵——上海东方商厦”一稿应征。届时，被告共收到应征广告语3万余条，经初评、复评、终评，原告应征广告语经到会专家润色修改为“世界风采东方情——上海东方商厦”后被评为二等奖之一。同年9月4日，被告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企业标志、广告用语评选结果公告，宣布“世界风采东方情——上海东方商厦”为企业广告用语之一，作者王定芳。被告同时在该公告中刊有“获奖作品版权归公司所有”字样。1993年1月8日，原告接到被告工作人员的电话后，始知自己应征广告语被录用获奖。两天后，原告参加了被告举行的开张典礼。在庆祝晚宴上，原告应邀上台畅谈了获奖广告语的创意构思，并接受了被告颁发的“录用奖”荣誉证书及奖金500元。事后，原告发现被告已在广播、电视、报刊、出租汽车、商品包袋等处使用该广告语，遂向被告提出异议。因协商未果，原告于1993年7月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世界风采东方情”广告语著作权归其所有;被告立即停止擅自使用该广告语的侵权行为并公开赔礼道歉;同时以被告半年营业收入逾3亿元为理由，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万元。

　　被告上海东方商厦辩称：广告语是商务标语，而非所指文字作品，故原告本不享有著作权;被告所登广告语有奖征集活动启事属悬赏性质，双方权利义务一经实现，均不应再提任何主张;被告以奖金形式支付报酬后使用原告创作的广告语，是行使所有权的权能，并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更无需赔偿原告任何损失。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就广告语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所指文字作品范畴致函国家版权局，该局法律处以书面形式明确答复：广告语如果具备文字作品的要件，也应属于文字作品;广告语“世界风采东方情”具有作者的创作个性和法律规定的其他要件，因此，我们认为这一广告语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上海东方商厦有限公司以征集启事的方式，通过报刊向社会提出了征集广告语的具体要求及有关奖励办法，原告王定芳依照被告的要求创作应征，并被被告录用授奖，双方之间因此已形成实践性的委托创作合同关系。由于被告在征集启事中对录用获奖作品的未有明确约定，原告在投稿应征时也未作出放弃或转让著作权的允诺，依照法律规定，委托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仍应属受托人即原告所有。从双方之间所形成的委托创作合同关系看，被告通过录用、授奖等方式，已当然、合法地取得了对获奖广告语的使用权，被告只要是在本企业广告业务范围内使用“世界风采东方情”广告语，并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原告以被告半年营业收入逾3亿元为理由要求赔偿人民币1万元，因无损失的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但是，被告在评选结果公告中单方面宣布“获奖作品版权归公司所有”，超出了双方之间委托创作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属无效行为，对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外，在原、被告双方所形成的委托创作合同中，对原告获取使用报酬权、被告对获奖广告语的专有使用权及使用期限等均未加以明确，这些缺陷的存在，不利于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依照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调整、充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经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世界风采东方情”广告语著作权归原告王定芳所有。

　　二、被告上海东方商厦有限公司对“世界风采东方情”广告语享有专有使用权，使用期限为五年，自1992年9月4日起至1997年9月3日止。

　　三、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5000元。

　　据此，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1993年12月29日制发了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签收调解书后，被告及时按调解协议履行了给付义务。

　　「评析」

　　企业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征集企业广告用语，与征集入选者之间发生的诉讼，是人民法院遇到的一种新类型诉讼。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的性质定为征集入选的广告语著作权归属纠纷，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具有典型意义。但是，征集者与征集入选者之间所发生的具体法律问题，则需要深入考虑：

　　一、关于征集入选的广告语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这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首要之点。被告认为，广告语是商务标语而非著作权法所指文字作品，这是不成立的。广告语虽然寥寥数语，但其具有高度概括性，能反映对象的鲜明特点，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艺术感染力，这是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经过一定的智力活动才能产生的，不然，企业也不会通过悬赏征集的方式去征集广告语。这说明，征集入选的广告语是百里挑一的高水平的智力劳动成果。从著作权法的要求来看，著作权法所称之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本案征集入选的广告语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它是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是原告独立创作的，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否则，被告是不可能在广播、电视、报刊、出租汽车、商品包袋上使用的)的“智力创作成果”。广告语，不论其水平如何，对企业来说都可以称为用于商务活动的“商务标语”;但对创作者来说，则考虑的是它的内涵、朗朗上口及其社会感染力，这就决定了这种创作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活动。因而，在这个领域内所产生的“智力创作成果”，在符合作品的其他条件下，就是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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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曾为《功夫》六个词付版权费给金庸

                 一品知识产权网

                            69192次              2018-10-31

    　昨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眠之夜，因为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了，享寿94岁，他一生留下无数部影视经典，也捧红许多明星，其中一位便是跟他成为朋友的周星驰(星爷)。据说星爷曾为《功夫》中的6个词主动找金庸，要支付版权费，这件事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星驰的偶像是李小龙，虽然后来成了喜剧天王，骨子里还是有着武侠情节，他曾演过金庸无数部影视作品，就连2004年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功夫》，也用了金庸的《神雕侠侣》里面的人物名称和作品的名字，像是“包租公”、“包租婆”便用了“杨过”、“小龙女”的名字，更自称“神雕侠侣”。

　　为此周星驰特别拜会金庸，主动表明要支付版权费用，“这部电影用了您小说中的几个名字，咱们数数，都要给您版税的。”金庸听完相当讶异，因为《功夫》并未改编《神雕侠侣》，而且很多人用了他作品的名字都没收钱，连过问也没有，因此不打算向周星驰收费。

　　然而周星驰坚决表示，这些作品影响力巨大，这些人物早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具有版权的，“我们一起数一数总共有多少地方用到了，然后您开个价。”两人仔细查对后，找出电影《功夫》里面一共有6个地方使用了金庸的《神雕侠侣》里面的人物名称和作品的名字。

　　最后确认有6个名词源自著作，分别是杨过、小龙女、神雕侠侣、杨过的太极拳、小龙女的狮子吼、火云邪神的蛤蟆功。金庸先生笑著对周星驰说，“你用了6处地方，每个地方给1万吧”，总共支付6万港元，而金庸则将这笔钱捐给南亚海啸的重灾区。

　　以金庸当时的身分和地位，6万金钱对他吸引力已经不大，但是他很欣赏周星驰对于版权的重视，两人私下也结为好友，周星驰甚至在他90岁大寿时，写了一幅字联作为贺礼。金庸近年来控告大陆作家江南小说《此间的少年》侵权，便以周星驰《功夫》为了6个词付费为例，“你是小孩子，我不来理你，要真理你的话，你已经犯法了。在香港用我小说人物的名字是要付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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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语：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最早的书面表达出现于异议人士李陨石的《大同宣言》。《大同宣言》初稿写于2000年3月，全文33节，定稿于2004年11月，2006年3月公开发表。李陨石后来移居阿根廷。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于2017年10月写入中共共产党党章。人类命运共同体于2018年修宪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官方表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中国把握世界潮流、人类命运走向上的智慧体现。同时，中国也强调了中国不求全球霸权，中国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述：“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历史

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的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他从社会契约论角度出发，认为社会契约一旦缔结，“就意味着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由人民结合成的集体，因此个人服从集体的‘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人民则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

2002年8月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nation)，他认为国家(state)却是一旦自愿加入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就不能随便退出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在2006年2月东方早报曾经批评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委员会”运作无法割裂两岸命运共同体[1]。此外，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也提出，经由十几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同胞已经结成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最早的书面表达出现于异议人士李陨石在2006年3月公开发表的《大同宣言》。

中国大陆使用该术语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东日本大震灾灾区时提出的“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被明确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后来的表述其实并不固定，有时也会被表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XX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利益与共、安危相系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直到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才逐渐固定下来。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10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2018年3月11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2]。

参考文献

• 1.   陈水扁终止“国统会” 国亲两党均宣布反制措施，搜狐，2006-02-28

• 2.   宪法拟写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深意，中新网，2018-03-09

  
  

      本页面最后编辑于2020年8月3日 (星期一) 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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