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治角斗

《人民日报》在1982年2月25日公开站到于光远一边，是于光远“反伪”生涯的高光时刻。但恰如老子所说，福兮祸所伏。于光远虽然在气势上占了上风，但他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他被打上了“思想保守”、“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印记。这与他在当年“退升”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否有因果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明确地知道，在那之后，于光远开始拼命向右转，以博取“自由派”、“开明派”、“改革派”的名气。同时，于光远的“反伪”也不再是什么“科学”之争了，实际上，它连“哲学”之争都不是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斗争”——也只是借助着政治大潮的冲击，于光远才在1999年成为名义上的赢家，但他在政治上却一直没能翻身，至死都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物。

1、张将军攻城略地

如上所述，于光远在其“反伪”战斗中的最大假想敌就是钱学森。而钱学森不仅仅在地位上比于光远高，在学识上更是比于光远高得不可以道理计：于光远懂得的那些“百科全书式”的东西，钱学森全都懂；而钱学森懂得的东西，于光远有一大半连门都摸不着。并且，在“科学的春天”里，科学家是香饽饽，政工干部即使不是臭狗屎，那也是没人愿意搭理的窝窝头。于光远虽然挂着“学者”的招牌，但不要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块招牌的成色，即使不知道，他的那个相当于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的“反伪”活动也足以让任何人眼界大开。更奇的是，在“反伪”战斗中，钱学森好像总是比于光远棋高一招儿。例如，早在于光远祭出恩格斯的“神器”来攻击“人体科学”之前，钱学森就已经把那件“神器”祭了出来，堵住了于光远的嘴。同样，于光远在1981年7月呼啸出山之际，钱学森就知道于光远来者不善。这是朱润龙夫妇回忆于光远“投入战斗”之初的情形：

“1981年7月，我俩出差北京。钱老当时正在参加一个会议，住在京西宾馆。一天晚上，钱老接见了我们。……待我们讲毕后，钱老突然冒出一句：‘今后如果有人反对，而且压力很大，你们怎么办?’这一问太突然了，钱老虽然仍然面带微笑，但显然不是在开玩笑。朱怡怡说：‘不会吧……有那么多过硬的材料，只要调过来看一看，不就解决了吗?’钱老仍然面带微笑说：‘但愿如此，但你们还年青，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你们别太天真，要把事情想得复杂些……’钱老收起了微笑，陷入了沉思，好像在回忆什么事……回到上海后，9月份压力真的来了，而且确实压力很大。压力来自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管科学的部门主管。一位被称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自然辩证法学家、又兼管自然科学并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威’。从8月份开始，这位‘权威’广为游说，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出书严厉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帽子也大得吓人，‘反马克思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复活早已被打倒了的封建迷信’。尤其是全国的各种舆论工具，大多做了检讨。这时，只是到了这时，我们才感到钱老的先见之明。”【415】

而在于光远第二次搬出《人民日报》之前，钱学森又是先走了一步妙棋，结果导致于光远把已经攥到手里的“胜利”变成了有苦难言的“惨败”。

1982年1月5日至11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委会举办了一场物理专业学术讨论会。【508】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震寰将军第一次与“人体科学”正式结缘。这是朱润龙夫妇的回忆：

“同年1月，在北京首都师范学院举办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物理报告会。我俩都参加。钱老也穿着棉军大衣坐在梯形教室里出席会议。……物理讨论会结束后，王寿云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应约去了钱老的办公室。钱老、张主任和王寿云同志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们了。他们都身着军装。宾主落座后，钱老首先向我们介绍：‘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张震寰主任，是国防科委科技委员会的主任，我是副主任，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张主任是我国原子弹、氢弹的领导者，对我们国家的国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张主任参加并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一位老革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将军，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我们听后，立即对张主任肃然起敬。原子弹、氢弹的成功试验、是我们学生时代就熟知的事情，而且当时激发了我们多大的热情；’一二九‘运动也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历史事件，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他们二位。”【415】

众所周知，在中共权力系统分为“党、政、军”三大板块、三条主线。虽然在名义上，“政”和“军”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但“军”却因为其特殊职能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而对于当时归属政府系统的于光远一伙来说，不论他的鞭子有多么长，都抽不到“军”。

老将出马

1981年1月，张震寰将军被钱学拉入“伪科学”阵营。在那之后，他马上成为冲锋陷阵的猛将。

（图片来源：【508-509】。）

果然，在出山之后，张震寰将军变成了替“伪科学们”冲锋陷阵的赵子龙，而他的“战斗”方式和于光远非常像：第一就是四处写信，第二就是到处“讲话”，第三就是到处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入《张震寰文集——人体科学部分》。【510】这是他在给于光远写信质问邓伟志的“唯物主义的逻辑”到底是啥东西之前，给李昌的信中的一段话：

“我认为应当严格的科学检验才能确定。如确实是真的，就应当认真研究。有重大的科学和哲学意义。科学院门类齐全，有研究的便利条件。有些打着唯物辩证法的旗号，貌似科学，而实际思想混乱者确实可怒（如国内动态清样155期，自然辩证法通讯6期。”【511】

而在《人民日报》公开表态支持于光远、李昌之后，张震寰先是给胡耀邦写信，“指责科委对特异功能口诛笔伐，要求让科委公开作自我批评”——据申振钰说，“这封信没有找到原文”【80, p.102】——，然后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写信，要求该报公平对待双方——因为这封信在“中国伪科学史”上的分量极重，所以全文照录如下【512】：

绩伟同志并人民日报党组：

我们素不谋面，但《人民日报》是天天见面的。

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后世就什么也说不上了。

读了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深为你们惋惜。怎么，曾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民日报》，竟干起这样糊涂事！

就拿编者按第一句话来说，“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不相信，有你们的自由，根据是什么？

再拿这大报道的最末一句话来说，“部署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和方法重复测试等问题”，正在“部署”，还没实践，怎么就在台上长篇大论起来了呢？

我认为，凡是弄虚作假宣传迷信的，必须批评、教育、纠正，严重的要禁止、取缔；如果是客观事实，而又在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应给以正确的引导，加以鼓励、帮助、扶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只有这个）务求作出科学的解释，这恐怕要费很大的力气。

李昌同志不相信，说他看到的“耳朵认字”都是假的，那么再找真的看看不好么，这不是辩证法么？于光远同志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唯物论么？什么叫实践第一的观点？你们有哲学家王若水同志，请他说一说吧。连起码的哲学常识都违背了，《人民日报》作了殉葬品。

你们登起文章很大胆，但做起事来又胆小，有点不相信自己。谁是科学领导机构，国家科委应当是，但不知他们怎么领导的？就拿耳朵认字来说，你们错了。谁是有权威的科学机构？科学院算一个，李昌同志和报上登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也不是正确的，最权威的是客观事实，白纸写上黑字是砍不掉的。

说起来很简单，有点判断能力的人都能作到，不要迷信科学领导机构和有权威的科学机构，本来应相信他们的，但耳朵认字不行。找几个耳朵能认字的孩子来，排除一切作弊和玩魔术的可能，你们当场亲自试，是真是伪，一看便知，不必费笔墨、唇舌。当然，科学实验希望成功，但也允许失败，不行再来，不会费多少时间，愿效劳。

王揖同志，你们应该很熟，可问问他，我第一次认得他。如果试验成了，我们就要求平等待遇，在《人民日报》上照样登载，你们已经写了“赵王鼓瑟”，我们要求也登“秦王击缶”，这，我们已屈“尊”了。

敬礼!

张震寰1982.3.25

而就在要求“秦王击缶”之前两天，张震寰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胡耀邦的红人伍绍祖拉入“伪科学”的阵营。这是申振钰的记载：

“1982年3月3日，张震寰亲自主持对张宝胜‘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的测试。伍绍祖也去观看。当时张震寰希望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伍绍祖能对上层做些工作。伍绍祖没有辜负张震寰将军的期望。在看完表演后，给当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信。信中表述了他对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的震惊，并颇有感触地写下了这样的话：‘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里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遭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甚至丢了性命，如布鲁诺……。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以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一旦被发现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伍绍祖公开亮明了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可以把这个日子定为伍绍祖的出山日。伍绍祖是继杨超、张震寰之后，第三位对推动‘特异功能’研究、传播起重要作用的政府要员。”【513】

就在张震寰给胡绩伟写信的当天，伍绍祖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二十多年后被伍绍祖公开发表，全文如下【514】：

耀邦同志：

今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正式表态，支持几位同志“批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我认为这是不慎重的。

从我的知识水平来讲，我过去是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的。但是，作为一个在自然科学战线工作的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尊重事实。由于最近人们对此问题争论越来越激烈，前天上午我去看了从辽宁来的24岁青年张宝胜的表演。我是抱着极大的怀疑和严格挑剔的眼光去看的。据说他这次的表演不够理想，但是毕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认出并描出了写在经过多次折叠并揉成团的纸上的“宝”、“曱”、“甴”（后面两个字是从康熙字典上查出的，不知念什么）等字。我和在场的同志都认为，他要作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对待“人体特异功能”的问题不能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极而言之，即使发现在100个“异能”人中有99个作了弊，只有一个完全排除了作弊，那就要肯定这件事。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摩尔根提出基因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有的受迫害，甚至丢掉了性命，如布鲁诺。苏联正式把基因论封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他们的李森科学说才是伪科学。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一旦被发现，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甚至对哲学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当时物理学的新发现使一些庸俗的哲学家惊呼“物质消灭了，只剩下方程式了”，而列宁却以此发展了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

现在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向人们习惯了的自然法则和哲学观念挑战了。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我想，在科技战线上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有责任组织科技人员澄清这个问题。他们要做的不应当是从已有的原则出发来宣判“人体特异功能”的死刑，而是要组织充分的、周密的、公正的实验，用实践确定有没有“人体特异功能”。这种工作应该踏踏实实地进行，新闻界，尤其是党报，不要急于发表意见。据说，有位同志讲他在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圣战”，可是我担心按他现在这样的做法，可能会给马克思帮倒忙。正确地处理好这件事，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党风的端正。

好象是商鞅说过：“愚者闇于成，智者见未萌。”我不是智者，但感到目前这场争论及所争论的问题或许会萌发出什么大事情来。你曾向我赞赏过德平写的关于“巨秤”、“斤斤两两”以及这两者的辨证关系。你现在被历史推上了掌握“巨秤”的地位，我在这里却唠叨一些“斤斤两两”的事情，不过我自信这些“斤斤两两”的事会与“巨秤”有关，才斗胆给你写信，向你谈谈心，不妥之处，尚望原谅。

此致
敬礼！

伍绍祖

1982年3月5日

伍绍祖是红二代，又曾在清华大学学了七年物理，可以说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加盟“人体科学”时，只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个副局长，但很快进入升迁的快车道，到了1985年成了国防科工委的一把手、1988年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在五十岁前就达到了于光远一辈子都不曾达到过的高位。在张震寰去世之后，伍绍祖是“人体科学”当仁不让的主心骨，并且让它在1995年逃过一劫。（后详。）而他在1996年人体科学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十六条”【515】，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哲学上，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胜过于光远在那之前甚至之后的所有“反伪”言论。实际上，任何人只要将伍绍祖的“十六条”与于光远三年后推出的“反对伪科学八条”【342】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到底谁是真科学，谁是伪科学。

总而言之，钱学森在1982年初走的一步闲棋，让于光远受了十六、七年的腌臜气。

2、钱博士直捣黄龙

《人民日报》出马力挺于光远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让“伪科学”们同仇敌忾，纷纷写信告状。其中发力最猛的，除了张震寰，当属聂春荣。这是他给中宣部长王任重的信【516】：

王任重同志：

关于耳朵认字这件事，我认为于光远同志不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只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就断定耳朵认字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事，太武断了.同时，我也认为人民日报的报道，把耳朵认字是否客观存在的结论说在调查实验之前，也未免太早了。

今年3月9日上午，我去看了耳朵认字的表演，现将这次公开测试的记录寄给你。第一个测试的就是耳朵认字，那个用红笔写了一个‘红’字试样的那位老同志就是于若木同志（陈云同志的夫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不是魔术表演。

我们国家有上千人的科学研究人员投入了特异功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的

应用很广，理工农医都联系到了，特别是对国防将产生很大影响。此事正是由于与过去的科学理论有矛盾，才更能说明这种客观事实值得研究。现在于光远同志的观点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对于当前的研究工作是有阻力的。

希望中宣部主持公道，对耳朵认字，组织科学的鉴定。希望你出面说话，使这场争论能健康发展。

此致

敬礼！

聂春荣3月24日

除了聂春荣之外，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也曾给胡耀邦写信告状【517】：

耀邦同志:

您好!

近半年来，于光远同志对人体特异功能采取了租暴的全盘否定，横加指责的态度，这是错

误的。

今天不管特异功能这一事实存在与不存在.而学术界早已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

定的，一种是否定的，既然有两种看法，（前一种是做了大量的无数次的测验，肯定下来的，后一种是没有严格精细的测验，主观轻率的做结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的领导者于光远、李昌同志，采取这样粗暴态度，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这样缺乏民主的领导思想和作风，会束缚住科学上的探索。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激发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整个科学的发展的。我的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仅供参考。

致以

崇高的敬礼！

祝健康长寿!

卫生部吕炳奎3月25日

显然是不胜其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4月10日对张震寰在3月份给胡绩伟的信做出如下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80, p.104】

十天后，中宣部发出了如下通知：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现通知你们，请各地区、各部门注意掌握。”【80, pp.104-105】

这就是那个让于光远一伙耿耿于怀的“三不”（不介绍、不宣传、不批评）政策的由来。八天后，中国科协下发了类似通知。【80, p.105】

问题是，于光远一伙为什么会对“三不”政策感到不满呢？这是因为，“三不”政策不仅没有明确下出“不研究”的禁令，它还平白无故地加上了“不批评”这个条款——它相当于把于光远正在挥舞“霸主鞭”的那只黑手给牢牢地捆住了。这是于光远自己的话：

“把中宣部王任重同志签发的通知与胡耀邦的批示对照，可以看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这样的话，是从胡耀邦的批示中引用下来的，但是多了一句：‘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胡耀邦的批示是有明确的倾向性的，加上这个‘不要批评’，就成了中性的东西了！这种添加是怎么产生的，我不知道。合理的推测，是王任重起了主要的作用。”【112】

实际上，于光远对王任重的怨气相当大，后来曾说“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最早被那些搞人体特异功能的人迷惑的中央负责同志中的一个——恕我说得难听一些，是最早被他们俘虏的人中的一个。”【107】于光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申振钰的记载：

“1982年5月1日，王任重在自己家中观看‘特异人’小王、小周表演，并就中宣部4月20日的通知谈了自己的看法。王任重同志讲：‘中宣部文件主要是制止争论。对于实验报告和论文，你们可以继续发表。内部通讯、交流更没有什么问题了。’”【513】

其实，王任重当时已经不是中宣部长了。也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的主子对王任重满怀怨气，所以申振钰才会给他记下这笔账：

“1988年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王任重为《中国慧莲功三密气功》题词：‘中国慧莲功学问深奥，应该研究发展造福大众’。这个‘慧莲功’就是自称为拯救人类，曾经发功射掉9个太阳，并用秘密传授歪门邪道，被北京公安局查处的，具有会道门性质‘伪气功’。其‘慧莲功’传人，就是那位预测‘火箭发射’的‘气功大师’、‘济世活佛’的陈林峰。”【518】

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长的人是邓力群，他也是“三不”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可想而知，于光远对邓力群也颇多微言。实际上，早在1980年，因为没能升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于光远就与邓力群结怨。【519】

无论如何，假如“伪科学们”当时不再“介绍”、“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话，于光远很可能也会乐得趁机宣告大获全胜，并且鸣金收兵。实际上，他在1985年就是这么说的：

“经过大家的努力和领导同志的工作，延续了三年多时间的这次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反科学宣传终于被停止下来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恩格斯所说的江湖骗术能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毒害青少年，制造思想混乱。”【76】

而事实是，“伪科学”、“反科学”们不仅从来就没有“停止下来”，他们反倒变本加厉。

原来，“三不”政策出台之后，被于光远视为眼中钉的《自然杂志》首先遭殃：即将付印的第五期中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内容被强令撤出。于是，《自然杂志》的编辑朱润龙找到了张震寰和钱学森。这是他的回忆：

“那天下午、钱老和张主任都动了感情。钱老说：‘我们中国真是一个多灾多难之邦。近100年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又加上清政府的腐败、对科学的不重视，导致了我们的落后。其后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又强调了阶级斗争。党内有些同志受此影响，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对许多科学的东西，都打上了阶级的标签、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学好马列主义，只是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的句子。我回国后，介绍过系统沦、控制论、人工智能等许多国外的先进科学、但当时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而是从所谓的哲学角度进行所谓的‘批评’。现在这些科学本身取得的成就，已经为事实下了结论。还有摩尔根遗传学、人口控制论等，当时的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令人痛心。对待科学的东西，党内早就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具体做起来，总是不那么顺心，为什么要撤掉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文章呢？党内有些领导同志，因为身负重任、要管理国家许多重要的事情，对某些领域不太熟悉．又发现争论不休，所以采用简单的办法，息事宁人。也是可以理解的……’钱老的—席活，说得婉转，富有哲理，大家一时语塞，但都为人体科学的前途担忧……”。【415】

毫无疑问，钱学森的这套言论，又是在挖于光远的烂疮疤。而从他每当关键时刻就提这码事儿，我们知道，第一，钱学森当年肯定曾受过于光远一伙的伤害，并且伤口很深，长期未能愈合；第二，钱学森对于光远一伙既仇视又敌视、既鄙视又蔑视。

长话短说。后来的结果是，张震寰使出了激将法，慷慨激昂地说道：“只要是真的，是事实，就什么都不要怕！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而钱学森则自愿“中计”，决定给中宣部常务副副部长郁文写信。这是其中的两段话：

“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自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520】

钱学森的信虽然没能挽救《自然杂志》第五期上那几篇“人体特异功能”文章，但却挽救了整个“人体科学”。原来，胡耀邦在5月13日对该信这样批示道：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条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去阅读和继续探讨。”【521】

据陈祖甲说，钱学森当时要通过中国科协把胡耀邦的批示传达下去，但周培源不同意转发【98】；所以，它首先出现在《自然杂志》办的《人体特异功能通讯》上。根据胡耀邦的“5·13”批示，中宣部在6月15日发出第24号文件，其要点有四：

“一、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今后在报刊上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

“二、对过去曾经发表过支持或反对人体特异功能文章的科学工作者，不要进行批评指责。

“三、今后，不要再搞许多人去做人体特异功能实验，也不要再搞以宣传为目的的表演。少数人坚持其观点，可以在有关单位负责管理下，继续进行研究；也可以允许他们搞些反映研究情况的材料，发给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参阅和探讨。

“四、要把科研人员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试验，和弄虚作假、投机诈骗的人区别开来。个别弄虚作假，招摇撞骗，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可适当给以批评或处分。”【522】

对于“伪科学”来说，胡耀邦的批示相当于一个死囚在临刑之际忽听有人高喊“刀下留人”，接着传来圣旨：死罪免去，戴罪立功。而请来圣旨之人，就是钱学森。难怪朱氏夫妇会说“钱老与张主任挽狂澜于既倒之历史功绩，在人体科学史上永不可灭。”【415】而于光远之流则对这个政策恨之入骨，多次对之非议、妄议，说它“结果变成了口头上说要‘三不”，实际上对伪科学的宣传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乎放任和鼓励，甚至等于给了保护，以致出现了李洪志、胡万林等。”【112】实际上，在那之后，朱润龙夫妇曾被“停止工作”【415】，而顾涵森也因为搞“伪科学”被迫辞职下海【523】。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表面尘埃落定之后，“反伪斗士”们仍在暗中捣鬼。

3、于光远灰头土脸

就在胡耀邦对钱学森的信作出批示的第二天，于光远一伙也开始了自己的“上访”。首先上阵的是于光远的跟班、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他在5月14、18两日分别给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总书记胡耀邦各写了一封信，其内容几乎一样，那就是一面继续“揭露”人体特异功能“造假”——主要证据就是四川医学院那份经过恶意剪辑的录像带——，一面要求法外施恩，给予他们继续“批评”的权力。这是他给胡乔木信中的一段话：

“但是，有一件事，实在令人费解。中宣部四月二十日发的文件，除了指出‘特异功能’不是科研方向，不要在报刊上宣传介绍之外，同时又提出‘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那么过去那么多的宣传造成的影响，就会自生自灭了？为什么那样宣传的时候，不去管一下，甚至有人还提倡，现在刚有几篇揭露和批评的文章，就马上刹车。希望能够在你的支持下，修改这种不妥当的规定。”【524】

显然是因为自己在胡耀邦手下干过活儿（即当过“秀才”、起草过文件），所以吴明瑜给胡耀邦的信比他给胡乔木的信长出一倍。这是其中的两段话：

“你的指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但是前几天又接到中宣部的正式文件，提出‘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这使人深感忧虑。两年来，为此大规模的宣传，中宣部没有采取这种态度去制止，现在刚发表了几篇批评文章，就要刹车。这样做对科学、对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的地位会有什么好处?

“还有于光远同志在‘知识就是力量’上发表的连载文章，尚未刊完，是否就此腰斩？这在国内外又将引起什么反映？是否表示中央认为于光远同志批评错了，或者中央支持‘特异功能’？（我们知道实情，但我看猜测和传闻定不会少，也是可以预料的）。”【525】

原来，于光远“反伪”的开篇之作就是《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在那之后，显然是知道自己的相关知识严重不足，于是他开始恶补，同时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以《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为题在《知识就是力量》上连载。尽管这篇文章后来被于光远的打手申振钰称为“大作”【130】、被何祚庥的博士研究生曾昭贵捧为“重要论文”【526】，但它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因为它是于光远“一发而不可收拾，短时间内写了有十多万字”的主体、甚至可以说是全部——于光远在当初打“广告”说它有六、七万字【276】，后来号称是“将近10万字”【13, p.10】——，所以，对于光远来说，它凝聚了自己的绝大部分心血。可是，因为“三不”政策的出炉，它在《知识就是力量》上连载8期之后就被“腰斩”了。除此之外，于光远及其手下很可能还组织了一批大批判文章，以配合《人民日报》的社论，但它们也大都因“三不”政策而胎死腹中——提前溜出来的只有两篇，第一就是1982年3月25日《科学报》发表的文章【527】；另一篇就是1982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邓伟志的文章，《闹剧该收场了》【267】。而这两篇报道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把张香桐搬出来给自己站台。这就是吴明瑜越级上告的背景。可以有相当把握地说，吴明瑜不自量力、自讨没趣的窜出是于光远“授意”的。

（1）“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吴明瑜的上访信在发出去之后如石沉大海，于是于光远亲自出马了。此时，于光远已经看过钱学森给郁文的信，所以他给胡耀邦写信时开门见山，“看到钱学森同志的信之后，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我也想向你反映一点意见”。于光远的意见共有五点，第一就是咬住钱学森承认“人体特异功能……有作假的、有骗人的”这句话，说“既然是骗人的，为了受骗者不再受骗，就应该进行揭露。”【528】这说明，在“投入战斗”十个月之后，于光远的战术仍旧是死死盯住“假的、骗人的”，而对那些“真的”视而不见，其逻辑的内核就是：无论你们有多少真的，我只要用一个假的就可将之全部否定。而“伪科学们”的逻辑则恰恰相反：“即使发现在100个‘异能’人中有99个作了弊，只有一个完全排除了作弊，那就要肯定这件事。”其实，于光远的逻辑之荒谬，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假如它能够成立，人们岂不可以用“四人帮”来否定整个中国共产党甚至马克思主义？而就是这个于光远，曾直言不讳地把“勇于接受逻辑推出的正确结论”【529】、“拒绝认识外因素进入认识过程”【530】当作自己的信条写了出来，并且当作“于光远治学方法”向世人推介【531-532】。所以说，于光远根本就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唯心主义者”。实际上，全世界的反伪帮成员都是这个德行，一是以为自己的智商高、理性强；二是特别看不起感性知识。这样的人，如果在反伪之时掺杂私心杂念，如争风吃醋、公报私仇的话，他们几乎注定会称为“恶人”

于光远的第二点意见就是否定钱学森所说的“真的”，而他的证据就是他们自己搞的所谓“严格测试”。这是于光远的原话：

“依我所知，凡是经过严格测试的，所宣传的‘功能’全是不存在的。科委发起成立一个‘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作了调查和测试。进一步证明全是弄虚作假或根本表现不出此种功能，有确凿的证据。例如四川医学院有长达三百几十分钟的录像带，证明今年春节在该院表演的十多名成都‘特异儿童’的‘的功能’无例外的都是假的。”【528】

如上所述，因为受到“伪科学们”的“种种阻挠”，于光远的那个“测试组”根本就没能进行任何“严格测试”。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才会把四川医学院偷拍的录像带拿出来当作“严格测试”的唯一“例如”。事实是，“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作了调查和测试”是在1982年4月之后，而四川医学院偷拍录像是在“今年春节”期间，即1982年1月份，当时那个“测试组”连影子都没有，它怎么能成为后者的“例如”呢？所以说，于光远虽然是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在“欺君罔上”之时，真有一股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

最奇的是于光远在阐述其第二点意见时的结尾：

“我认为‘人体特异功能’是事实还是弄虚作假，不能由某一位有名望的科学家的党性来保证，而只能用科学的方法，即用论证与辩论，用严格的科学试验来解决。”【528】

你只要注意到于光远不仅把“论证与辩论”——即所谓的“哲学评论”——当作“科学方法”、而且还把它排在“严格的科学试验”之前，你就会不仅明白他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是什么货色，而且知道他对“科学试验”非常害怕，所以他才会先用“论证与辩论”当挡箭牌，然后再用“严格的”来把它限制得死死的。

于光远的第三点意见就是打政治牌，说什么“‘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直接违反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他的唯一证据就是“中国科技大学五位教师写的《意念论》”。显然是觉得科学在这个地界无能为力，所以于光远说：“这种宣传造成的思想混乱，只能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来解决。”

于光远的第四点意见就是打经济牌，拿吕炳奎用来证明“人体特异功能”可信的证据——“全国有68所大学、38个研究所的数百名科技人员从事此项研究”——，当作他们虚耗国力的证据：“为此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显然是知道胡耀邦根本无力阻止军队系统的此类研究，于光远于是说道：“但他们既然在科学的名义下活动，就必须遵守科学道德和科学工作的准则；对向他们提出的疑问作出严肃的答复，欢迎别人重复自己的试验。”这实际上就是方舟子后来“打假”的法理依据：虽然我对你的研究内容一窍不通，但我也有权对你进行质疑，而你则必须对我的所有胡搅蛮缠都做出解答，即“自证清白”。

于光远的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意见最为奇怪：

“（五）‘人体特异功能’这类宣传有其根源，一下子是不会绝迹的。但这场闹剧（借用我国著名脑生理学家张香桐的语言）总要有个收场。尽管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同志要人们‘不要迷信’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我还是建议国家既然设立这样的科学领导机构和学术权威机构，就应该责成它们负责作出科学的结论。我认为只要对如何才算取得了结论这点有明确的标准，正确的结论很快就可以作出。”【528】

为什么说这段话奇怪呢？因为前面提到，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委会早在1981年11月就向国家科委打了报告，要求他们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鉴定；而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至少有两名人大代表提议、八名代表附议要求“有关单位”对之进行鉴定，但于光远对之一直置若罔闻。所以说，放着本职工作不干的于光远向胡耀邦提出这个“建议”，就像是一个工人对工长布置的工作拒不去干，反倒跑到厂长那里去“主动请战”。问题是，于光远为什么要干如此可笑的事情呢？其秘密就在于，于光远在向胡耀邦索取尚方宝剑——“责成它们负责”——，要总书记授权“于氏测试组”使用“于氏科学方法”进行单方面的、秘密的“于氏科学实验”，以确保“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属于科学”。

（2）“你算学术第几流”？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于光远写了一千多字，但他对钱学森捅他的烂疮疤却没敢“反映”一个字。只是在十多年后，于光远才这样弱弱地反驳道：

“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这封信的前提是把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当作科学问题来对待，把《自然》杂志上那些根本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文章称之为‘科学论文’，毫无根据地把根本不存在的人体特异功能的伪科学宣传，同真科学的成果：摩尔根遗传学、控制论、量子化学共振论、人工智能等并列，来吓唬我们党内不懂自然科学的人。”【107】

二十多年后，每当自己抄袭英文文章被揭时，方舟子拿出来自卫的唯一法宝就是对“揭假人”倒打一耙，说他们“误导不懂英文的国内读者”【533】、“想欺负那些不懂英语的人”【534】、“骗骗不懂英文以及混淆科普文章与学术论文的人”【535】、“蒙你们这些不懂英文的”【536】。而这两代学术棍子之所以能够殊途同归，不约而同的使用这样的“理性”，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自视甚高，以为自己的同伙都是一些弱智、半文盲，可以任意“吓唬”、“骗骗”、被“蒙”。

又过了两年，于光远的跟班陈祖甲化名“任克”鹦鹉学舌般地为主子辩护道：

“真奇怪，批‘特异功能’等伪科学怎么能同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相提并论呢？科学问题怎么能用党性作保证呢？难道没有党性的人研究的都是伪科学？而有了党性，伪科学也能变成真科学？反对‘特异功能’就没有党性了吗？明知有骗人的劣迹，为什么不揭露？历史已经证明，这类欲盖弥彰的奇谈怪论把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什么效益。”【537】

又过了11年，陈祖甲将上面这段话改成这样：

“这分明是混淆视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怎么能把批‘特异功能’等伪科学同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相提并论呢？科学研究成果与否能用党性来作保证吗？难道有了党性，伪科学也能变成真科学、而没有党性的人研究的都是伪科学吗？反对‘特异功能’就没有党性了吗？明知有骗人的劣迹，为什么不揭露？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类欲盖弥彰的奇谈怪论给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474】

这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大概是真的想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这帮党棍、学混根本就不具备辨别真科学和伪科学的资质和能力；并且，他们的历史“实践”恰恰证明自己就是一帮如假包换的学棍、学混、学痞、学骗。这是“陈祖甲”在文革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第一段话：

“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他的反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的结集。在这部书中，他以‘阶级合作论’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对抗，以‘客观’作盾牌，拒绝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贩卖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论，企图达到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服务的目的。在该书《导论》中，他的上述观点表现得很露骨，本文打算结合《通史》中的某些问题，对《导论》作一初步的批判。”【538】

这是“任克”在文革期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尾：

“问题很清楚，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狂热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正是为了给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制造理论根据。彻底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揭穿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关心生产’、‘热心现代化’的假象，就使我们更加认清他所包藏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祸心。”【539】

明白他的《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是怎么来的了吗？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科学训练的人——直到55岁时，他还以为线虫是“微生物”，并且把自己否定人工诱导固氮根瘤的企图当作自己的一大“打假”、“反伪”业绩【540】——，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以“反伪”为己任的“科学记者”。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他判断真、伪的标准是什么？实际上，仅从他甘于给司马南、兰迪这样的社会渣滓当吹鼓手【541】，即可知道，他的科学水准连那两个人都不如。既然《人民日报》的“高级”科学记者都是如此，“反伪帮”其他成员都是些什么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

很可能对于光远的历史有所了解，胡耀邦没有给于光远写回信——这让于光远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在胡耀邦去世十年后他终于按捺不住，把自己的不满表达了出来：“不过我还是对他有意见。他应该对我和吴明喻给他的信表态，至少应该把我们找去，大家研究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107】假如胡耀邦当初不仅把于光远“找去”，而且还摆上一桌酒菜，和他喝上几杯茅台酒的话，于光远肯定还能多活几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岁老人”——这是2012年“于光远家人澄清谎言声明”中对他的称呼。

尽管胡耀邦没有回应于光远的这封信，但于光远对自己的这封信看得非常重，说它有“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12】，不仅“授意”申振钰在《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一文中将之全文发表【80, pp.107-108】，而且还把它录入自己的《让事实说话》一文中【107】。而就在去世前不到两个月，“于老”的门徒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又将之以《钱学森、于光远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争论资料》为题全文发表。【542】方舟子选择那样一个时机发表这个“资料”，肯定得到了于光远的“授意”。而于光远在临死之前都要发泄自己对钱学森——当时钱已经去世四年——的仇恨，充分说明，疯狂攻击钱学森是于光远“选拔”方舟子接班的重要考量——方舟子在“出山”之后干的一件主要事情，就是狂咬钱学森。【543】

问题是，为什么胡耀邦对钱学森的那封不是写给他的信作出了批示，但对于光远那封直接写给他的信却不理不睬？对此，于光远后来曾作出各种“解读”。这是他在1999年的解读：

“我认为，胡耀邦的这个批示是为了维护中宣部《通知》，也是为了回答那位大科学家的责难的。就是说，胡耀邦不得不把中宣部《通知》上讲述的‘请不要批评’，予以了重复的肯定，写进了自己的批示。胡耀邦并且强调：《通知》所规定的是稳妥的，是公正的。这等于换一种方式，实际地批驳了那位大科学家的责难。”【544】

显然是知道自己的解释是“曲解”，所以于光远又对那个批示的真伪进行“制疑”：

“这个批示是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一张小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上登载的。于光远对有没有这个批示表示怀疑，因为它并没有从其它渠道传出，而只是由搞人体特异功能的一张小报报道出来的。于光远认为，如果有这个批示，那么，胡耀邦的批示是在‘为中宣部的通知作辨护’，因为‘那位著名科学家连中宣部这样一个中性的通知也不接受’。”【545, p.73】

实际上，以于光远与胡耀邦的“难兄难弟”交情，他只需在二人落难之时给胡耀邦打一个电话就能够把自己脑袋里的疑云驱散。但他就是不肯去做这样的举手之劳，而是选择制造疑云。这也是方舟子后来“打假”的诀窍之一：他只负责“制疑”，即故意制造疑点、疑问、疑团、疑云，但坚决不去——也绝对不许别人去——澄清“事实的真相”，找到它们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制造的都是一些伪问题，因此它们的真实答案只能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让“制疑者”的骗子嘴脸大白于天下。

那么，胡耀邦没有搭理于光远，到底是为什么？原来，就在于光远给胡耀邦写信之前十天，叶剑英在家里观看了“中国超人”张宝胜的表演，并且发表了如下意见：

“今天，小张用特异功能认对了好几个字。我写的‘三笑’两字也认对了。这是通过大脑的运动，当然也通过鼻子嗅一嗅吧，这些都是人们的实践活动。通过初步实践能知其然，就是加道有特异功能这个现象；但尚未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还讲不清道理。因此，就要进行科学研究，由搞科研的同志找出其中的道理。搞科研的同志可以跟特异功能者结合起来。

“你自己写了字，又没让他看，他认出来了，这就证明存在着这一现象。有人承认它，有人不相信，这是个矛盾。自己写了，别人认出来了，开始相信了，想一想又觉得是假的，这不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嘛。怎么解决呢？如果一口否定说特异功能是假的，便不会再继续努力，有所前进了。我想，还是应该对此进行科学研究。”

“今天的表演对我们都是一个教育。还是要相信马克思主义讲的，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根据这一观点去进行研究，这样才会努力，才有前途，也才会最后搞清楚其中的道理。”【546】

叶剑英的这三段话，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比自称的“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于光远高出了一大截，即使是在纯认识论方面，也比“大学问家”于光远高出了一头。所以，“红小鬼”胡耀邦当时即使有心站在于光远一边，他也不可能有那个胆量，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在“十二大”上就与于光远成为“难兄难弟”了。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的那套反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科学原理”，它能够得逞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政治力量。这就是于光远一伙非要胡耀邦站到自己一边的根本原因。

据于光远透露，胡耀邦曾在1988年派自己的儿子给于光远送去一首词，题为《戏赠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牵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于光远在公布这首词时说：

“词意一看也就明白。他既然是‘戏赠’给我，我也就不去深究它的含意，不去琢磨他写这首词时心里想着的都是哪些事和他的甜酸苦涩了。”【547】

于光远当时如果不是在装糊涂，就是在打哈哈。事实是，无论胡耀邦的本意为何，他的那句“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都会让于光远产生芒刺在背的感觉：它不过就是在讽刺某些人动不动就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弹头”，而在“学术”上他根本就不入流这个事实。后来胡耀邦的女儿就说，它是“幽默诙谐地调侃了教条主义”。【548】虽然胡耀邦所“调侃”的教条主义或许不包括于光远，但他在“浊酒一杯”之后，忘记了“投鼠忌器”这个古训，结果让于光远坐卧不安：他俩虽然是“难兄难弟”，但逊位的皇上与过气的老臣之间，仍旧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总而言之，在“大科学家与大学问家之争”中，胡耀邦的“理性”肯定偏向于钱学森的“科学”，而不大可能会相信于光远的“学问”——连陈祖甲都说“胡耀邦是尊重钱学森的。也许是看在钱学森的面子上，胡耀邦的批示有让步。”【537】连小喽啰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学问家”于光远哪能搞不明白。但一是碍于两人的“兄弟”情谊，二是慑于胡耀邦的巨大威望，三是要拉大旗当虎皮——他后来还说“科委主任方毅同志是支持我的”【13, p.9】，但实际上早在1987年张震寰就公开说这样的话：“去年方毅同志也亲自看了人体特异功能测试，他见到钱学森同志以后说：‘这可是不能不看，不看就不会相信，看了就相信了。’”【510, p.64】——所以他就对胡耀邦的态度和立场百般曲解，非要说胡耀邦的“意念”是支持自己的。虽然对胡耀邦心存忌惮，但对中宣部，于光远却颇为不屑。他知道中宣部的“6·15”通知相当于宣判自己输了个精光，所以他如此批注那份文件：

“(一)从‘不是科研方向’发展到说人体特异功能‘还没有充分验证之前’,这是一个退步，因为这个说法仿佛承认有了初步的证实，只是不充分而已；(二)提出可以继续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可以允许他们搞些反映研究情况的材料，发给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三)不提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批判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也有将科研成果发给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参阅的资料。其中(一)(二)两点同《人体特异功能通讯》中所传的差不多。我不知道是否果真胡耀邦批示过这样的意见，还是别的负责人表示过这个看法。如果是胡耀邦那样做了，这是他向那位著名科学家妥协的结果。他本来是应该对那位著名科学家这封信给以应有的批评的。”【107】

实际上，胡耀邦不仅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发起者，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549】，所以，他对于光远那一套与“四人帮”无异的“教条主义”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于光远实际上在这两方面都与他唱反调。而胡耀邦之所以在1979年两次对“耳朵认字”做出符合于光远意愿的批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一是觉得它“不可思议”；其次，就是受到了那伙被于光远“授意”的“科学家”——即四川医学院、中科院心理所——的误导。而在众多科学家挺身而出并且把“党性”拿出来做担保之后，他知道此事不可能像于光远所说，全都是弄虚作假。但是，因为这样的研究确实与“四化”关系甚远，也可能是为了不给人以一种出尔反尔的印象，所以他才会一边声称“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80, p.104】、“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521】，一边给“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开一扇小门。总而言之，如果要在于光远与钱学森之间做出选择的话，胡耀邦根本就不可能选择于光远。【550】

到了1983年，也就是在于光远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国家科委之后，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家科委提出、国务院批准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六条政策界限——这是第一条：

“一，应当鼓励科技人员努力学习掌握世界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要把当代人类创造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资产阶级糖衣炮弹。”【551】

这是最后一条：

“六，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进行探索试验有的不尽完善甚至并不成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能力也各有差异，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应当在‘双百’方针指导下，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开展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中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

还记得于光远一伙早在1982年3月就已经这样“认为”了：“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反科学宣传……不仅在毁坏我国科学的声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严重污染”吗？所以我说，于光远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最大阻力。【552】他的“反伪”活动，从本质上说，就是要继续、并且永远充当中国科学界的太上皇。

4、钱学森单刀赴会

虽然于光远领导的“反伪”活动把钱学森当作自己的头号死敌，而“伪科学”们也把于光远当作最顽固的阻力，但在1986年以前，这两股势力颇像是在上演《三岔口》，互相之间的暗斗远远超过明争，钱、于二人更是避免直接交锋。但这一打斗模式在1986年戏剧般地结束了。

原来，“三不”政策出台后，于光远除了在暗中搞些小动作来“反对伪科学”、耐心等待新的时机之外，再就别无他法——他说自己“在1983年我又投入战斗”【13, pp.2-3】，不过是在试图把“我反对伪科学七十年”这个“大口袋”塞得鼓鼓囊囊，让人以为是真的，而已。而在于光远的所有小动作之中，那个最大的动作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被腰斩的“大作”，即《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的后半部分，在其“联络组”主办的内部刊物《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上继续发表。除此之外，于光远还知难而上，竭力要把自己的“反伪”文章结集出版。这是邓伟志的话：

“……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之曲折，是难以想象的。你同意出版，他反对出版；今天决定出版了，明天又决定不出版；下头同意出版了，上头又不同意出版；已经出版了，评价仍是各执一端。坚持出版的责任编辑施伟达（现为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的心一直是悬着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56, p.33】

其实，这本书的出版，从“三不”政策出台之日起就开始筹划了，因为1982年4月23日，也就是中宣部“4·20”文件发出后的第四天，邓伟志和“坚持出版的责任编辑施伟达”就在《文汇报》上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重视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理由是“正确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为巨大的有益于社会的物质力量。”——对，你没看错，那句话的主语确实是“理论”，宾语是“群众”，即让“理论”来“掌握群众”。【553】而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是要借“陈独秀、钱玄同等带头在《新青年》上写了不少科普文章批评灵学”来继续批判“灵学”，二是要借“《人民日报》称赞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来抬高自己的主子。最为诡异的是，同在1983年，于光远也写了一篇同标题文章，但却没有发表。【554】显然，于光远当时的如意算盘就是打着“社会科学普及”（“社普”）的旗号，继续“反伪”。这个企图显然没能得逞，所以他们几年后又把正在兴起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盟”这个主张装进自己的“大口袋”，在中国科协搞了一个“两科联盟”，当作自己继续“反伪”的平台。总而言之，在“退居二线”之后，于光远的一个明显心态就是变着法儿地“搅局”。

到了1986年11月，于光远的那部《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74】——它后来被反伪博士曾昭贵捧为“我国反对伪科学的一本经典之作”【526】，而申振钰也鹦鹉学舌地那么说【513】——终于出版了。而就在那之后一个月，于光远遭受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屈辱——其程度，要远远超过他在文革期间被群众高呼“打倒于光远”【554】，所以他几乎从不提及，即使偶尔提到，也必定语焉不详。这是钱学森在1986年12月15日当众讲的故事：

“我准备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向大家汇报一下昨天下午，就是1986年12月1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开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庆贺于光远同志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大会，我接到通知后请示了一下张震寰同志说我去不去，他说那为什么不去呀，去嘛。所以昨天就去了。去了以后一进门签字后就发了一大包东西。我扛到座位上后打开包看，里边有一本书叫《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这本书是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的日期是1986年11月，很新的一本书，我翻开一看，在前言的最后有这么一段话，前言写的还早了，是1985年8月2日写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看来要彻底揭露1979年以来关于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种种欺骗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大家都忙于其他事情不可能用很多时间做这件事。我（指于光远）最近也抽不出时间再写这方面的文章，因此就把三四年前写的文章编了一下交出版社，把这些文章作为人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为我自己参加这场战斗的思想记录与读者们见面吧。’我坐在那儿想了想，怎么办？主持会的同志我看他的名单的安排大概也没有安排我讲话，他讲了讲情况之后，第一个讲的是钱三强同志。……接下去讲的还有两位同志，到第三位的时候我想不行，我不讲不行，就到主持会议的同志处报名，我叫钱学森，我想发言，后来第四个发言的就是钱学森。我也是讲事实了，我说我对于光远同志还是很熟悉的，就讲一件事情是在我回到祖国以后提出要搞运筹学。那时于光远是支持的，而且还有现在已故的孙冶芳同志，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了，那时孙冶芳同志也支持，我说你们两位都是经济学家了，你们的支持当时确实给我很大的鼓舞。……回想30年的过程我跟于光远同志还是走过来的。讲完这个后话题就转了，我说这么多年我个人老搞些奇奇怪怪的事，现在我知道而且今天都发给大家这么一本书，于光远同志对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什么态度，这个我是不同意的。要说过程我自己本来也不相信这个东西的，后来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同志帮助下看到了这个事实，那我就不能不相信。我不是说所有的表演里头没有假的，一个小孩要想出去玩你给他憋几个钟头憋急了给你凑合蒙过去就算了，这种情况会有的，但像这么一个科学问题我认为不是说没有假的，只要有一次是真的就要研究。我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同志我不认识，他直点头。于光远同志对这么一个问题你批评我们欢迎，但你说你看都不看我想不通。现在我们的工作还在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同志是于光远的老熟人，要成立一个人体科学研究会待正式的批准，专门集中研究人体特异功能，这个研究会的理事长也是张震寰同志，我们对于光远同志不愿意来看想不通，而张震寰同志跟我说过你见着于光远请请他，请他来看嘛。我利用今天这个机会（于光远同志就坐在我旁边）热情地请于光远同志来看。这时候我看他呀脸涨得通红，我的发言就结束了，大家都热烈地鼓掌，后来还有一位同志本来是准备要发言的，可能是经济研究所的，中间插了一句话是：刚才钱学森同志讲的这个人体特异功能我有同感，他说我觉得应该研究。但他跟于光远说后，于光远说这不能研究。我就插了一句话说：‘能不能研究哇？于光远同志。’我是正面冲突了。中间还有其他的同志发言了，快到5点了，他最后讲，关于人体特异功能他有这么几点意见，讲了好多他也漏出来了，怕看了后看不出毛病来怎么办哪？我说你还可以看，他好像是点头了，所以我说你点头了这是一条。然后他又说下去，又说好像是有争论可以研究，我说，好，这是第二条。你现在同意了可以研究，我说就这两条。第一你说可以看，第二你说可以研究，他没话说，不好说，他说的其他工作不去说了。最后他就补充了，我说的这些其他的工作那是很重大的问题，那是改革当中的问题了，相形之下人体特异功能是个小问题。他打退堂鼓了，这个我不去管他了，不要逼人太甚么，后来终于讲了一点好话了，说我跟钱学森同志好多问题我们讨论过，意见是接近的，就是这个人体特异功能的问题意见是相反的，这就完了。完了我再说今天你说了是不是两条，我知道跟他书里讲的完全不一样的，两条一可以看二可以研究，他没法说，只好点头。旁边的人就说，好，达成协议啦。昨天下午是这么一个情况。”【509, pp.142-143】

毫无疑问，于光远之所以要邀请钱学森参加“庆贺于光远同志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活动，就是要拿那本“经典之作”向他挑衅。可是，他的千言万语，却连钱学森的那么几句唇枪舌剑都抵挡不住——由此可知为什么于光远在“反伪”之时只敢搞单方面的、自言自语般的“哲学评论”、为什么他不敢与“伪科学”当面锣对面鼓地搞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为什么他那么恨钱学森。事实是，钱学森单刀赴会，在于光远的门徒面前公然羞辱于光远，是于光远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在那之后，他就开始走败运：

“令我怎么也想不到，一直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在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于光远在中顾委竟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受到激烈的批判，井且差点被开除党籍。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他又再次受到批判，并下令此后中央一级报刊上不准发表他的文章，对他也实行‘禁声’。我难以理解，也很难接受，他一生的表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作为，像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吗？像个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吗？一点都不像。我只知道他是位不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级的人物。”【556】

所谓于光远在中顾委“受到激烈的批判”，实际上就是被开“生活会”，其内情早已被披露。【557】虽然于光远应该为自己没有被“开除党籍”感到万幸，但对于“中国科学”来说，那实在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因为它为中国科学纳粹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为方舟科邪教在二十一世纪的肆虐留下了祸根。

钱学森在于光远落难之后是否曾对他落井下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在法轮功被取缔之后，于光远马上就要算1986年那个旧账：

“前面说到的那位‘大科学家’，在我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也来表示祝贺，我对此表示感谢。不过，他仍希望我能去看看‘特异功能’。我一直坚持不去看，因为我看魔术表演，至少看过十次‘空中钓鱼’，而且每一次魔术师都确实把鱼从空中‘吊’起来了。问题在于：魔术师从来都是事光声明自己是在表演魔术，而特异功能者无论在表演之前、表演之后，都一口咬定‘这是真功夫’，而且还不让检验。我何必再去看什么魔术表演呢？如果药片可以穿过玻璃瓶出来，那我们还要物理、数学干什么，大学、中学的课本统统扔掉算了！”【122】

看到于光远当时还在捧着“大学、中学的课本”来“反对伪科学”吗？实际上，“在我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反伪帮”的首席科学哲学家邱仁宗就祭出“因果律”这件法宝来把“人体特异功能”打成“伪科学”、“反科学”。【558】十多年后，于光远的闭门弟子方舟子也是手捧着一本早已泛黄的《大英百科全书》与人辩论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559】这就叫：有其师必有其徒、有其父必有其子、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其实，于光远对生物学或生命科学一无所知并不让人诧异，让人诧异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知半解，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断言：

“自然科学界曾有人根据生物的进化，说生物规律也在进化，这是不对的。只有当某种生物绝灭之后，这种生物特有的生物学的规律才不发生作用。”【364】

上面这两句话的实质就是否认物质的运动性、生物的进化性、生命的多样性、复杂性——他以为某种生物一旦产生，那么在它灭绝之前，它都受同一种“特有的生物学的规律”的支配。这不就是所谓的先验论、形而上学吗？实际上，这种“特有的生物学的规律”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们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应该如何表述，“理论家”于光远是永远都不会给出明确答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