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治角斗

《人民日報》在1982年2月25日公開站到于光遠一邊，是于光遠“反偽”生涯的高光時刻。但恰如老子所說，福兮禍所伏。于光遠雖然在氣勢上占了上風，但他為之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慘重：他被打上了“思想保守”、“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印記。這與他在當年“退升”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是否有因果關係，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明確地知道，在那之後，于光遠開始拼命向右轉，以博取“自由派”、“開明派”、“改革派”的名氣。同時，于光遠的“反偽”也不再是什麼“科學”之爭了，實際上，它連“哲學”之爭都不是了，而是徹頭徹尾的“政治鬥爭”——也只是藉助着政治大潮的衝擊，于光遠才在1999年成為名義上的贏家，但他在政治上卻一直沒能翻身，至死都是一個被邊緣化了的人物。

1、張將軍攻城略地

如上所述，于光遠在其“反偽”戰鬥中的最大假想敵就是錢學森。而錢學森不僅僅在地位上比于光遠高，在學識上更是比于光遠高得不可以道理計：于光遠懂得的那些“百科全書式”的東西，錢學森全都懂；而錢學森懂得的東西，于光遠有一大半連門都摸不着。並且，在“科學的春天”里，科學家是香餑餑，政工幹部即使不是臭狗屎，那也是沒人願意搭理的窩窩頭。于光遠雖然掛着“學者”的招牌，但不要說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塊招牌的成色，即使不知道，他的那個相當於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的“反偽”活動也足以讓任何人眼界大開。更奇的是，在“反偽”戰鬥中，錢學森好像總是比于光遠棋高一招兒。例如，早在于光遠祭出恩格斯的“神器”來攻擊“人體科學”之前，錢學森就已經把那件“神器”祭了出來，堵住了于光遠的嘴。同樣，于光遠在1981年7月呼嘯出山之際，錢學森就知道于光遠來者不善。這是朱潤龍夫婦回憶于光遠“投入戰鬥”之初的情形：

“1981年7月，我倆出差北京。錢老當時正在參加一個會議，住在京西賓館。一天晚上，錢老接見了我們。……待我們講畢後，錢老突然冒出一句：‘今後如果有人反對，而且壓力很大，你們怎麼辦?’這一問太突然了，錢老雖然仍然面帶微笑，但顯然不是在開玩笑。朱怡怡說：‘不會吧……有那麼多過硬的材料，只要調過來看一看，不就解決了嗎?’錢老仍然面帶微笑說：‘但願如此，但你們還年青，中國的社會是複雜的，你們別太天真，要把事情想得複雜些……’錢老收起了微笑，陷入了沉思，好像在回憶什麼事……回到上海後，9月份壓力真的來了，而且確實壓力很大。壓力來自國務院下屬的一個管科學的部門主管。一位被稱為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自然辯證法學家、又兼管自然科學並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權威’。從8月份開始，這位‘權威’廣為遊說，到處做報告、寫文章、出書嚴厲批判人體特異功能研究者。帽子也大得嚇人，‘反馬克思主義’、‘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復活早已被打倒了的封建迷信’。尤其是全國的各種輿論工具，大多做了檢討。這時，只是到了這時，我們才感到錢老的先見之明。”【415】

而在于光遠第二次搬出《人民日報》之前，錢學森又是先走了一步妙棋，結果導致于光遠把已經攥到手裡的“勝利”變成了有苦難言的“慘敗”。

1982年1月5日至11日，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委會舉辦了一場物理專業學術討論會。【508】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張震寰將軍第一次與“人體科學”正式結緣。這是朱潤龍夫婦的回憶：

“同年1月，在北京首都師範學院舉辦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物理報告會。我倆都參加。錢老也穿着棉軍大衣坐在梯形教室里出席會議。……物理討論會結束後，王壽雲打電話給我們。我們應約去了錢老的辦公室。錢老、張主任和王壽雲同志已在辦公室等着我們了。他們都身着軍裝。賓主落座後，錢老首先向我們介紹：‘今天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張震寰主任，是國防科委科技委員會的主任，我是副主任，他是我的直接領導。張主任是我國原子彈、氫彈的領導者，對我們國家的國防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張主任參加並領導過一二九學生運動，是一位老革命家，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將軍，有着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我們聽後，立即對張主任肅然起敬。原子彈、氫彈的成功試驗、是我們學生時代就熟知的事情，而且當時激發了我們多大的熱情；’一二九‘運動也是我們心目中崇拜的歷史事件，我們不由自主地用欽佩的目光看着他們二位。”【415】

眾所周知，在中共權力系統分為“黨、政、軍”三大板塊、三條主線。雖然在名義上，“政”和“軍”都在“黨”的領導之下，但“軍”卻因為其特殊職能而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而對於當時歸屬政府系統的于光遠一夥來說，不論他的鞭子有多麼長，都抽不到“軍”。

老將出馬

1981年1月，張震寰將軍被錢學拉入“偽科學”陣營。在那之後，他馬上成為衝鋒陷陣的猛將。

（圖片來源：【508-509】。）

果然，在出山之後，張震寰將軍變成了替“偽科學們”衝鋒陷陣的趙子龍，而他的“戰鬥”方式和于光遠非常像：第一就是四處寫信，第二就是到處“講話”，第三就是到處發表文章——這些文章後來被收入《張震寰文集——人體科學部分》。【510】這是他在給于光遠寫信質問鄧偉志的“唯物主義的邏輯”到底是啥東西之前，給李昌的信中的一段話：

“我認為應當嚴格的科學檢驗才能確定。如確實是真的，就應當認真研究。有重大的科學和哲學意義。科學院門類齊全，有研究的便利條件。有些打着唯物辯證法的旗號，貌似科學，而實際思想混亂者確實可怒（如國內動態清樣155期，自然辯證法通訊6期。”【511】

而在《人民日報》公開表態支持于光遠、李昌之後，張震寰先是給胡耀邦寫信，“指責科委對特異功能口誅筆伐，要求讓科委公開作自我批評”——據申振鈺說，“這封信沒有找到原文”【80, p.102】——，然後給《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寫信，要求該報公平對待雙方——因為這封信在“中國偽科學史”上的分量極重，所以全文照錄如下【512】：

績偉同志並人民日報黨組：

我們素不謀面，但《人民日報》是天天見面的。

我們前世無冤，今世無仇，後世就什麼也說不上了。

讀了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第三版，深為你們惋惜。怎麼，曾大力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人民日報》，竟干起這樣糊塗事！

就拿編者按第一句話來說，“我們不相信什麼‘耳朵認字’”。不相信，有你們的自由，根據是什麼？

再拿這大報道的最末一句話來說，“部署按照嚴格的科學程序和方法重複測試等問題”，正在“部署”，還沒實踐，怎麼就在台上長篇大論起來了呢？

我認為，凡是弄虛作假宣傳迷信的，必須批評、教育、糾正，嚴重的要禁止、取締；如果是客觀事實，而又在作嚴肅的科學研究的，應給以正確的引導，加以鼓勵、幫助、扶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只有這個）務求作出科學的解釋，這恐怕要費很大的力氣。

李昌同志不相信，說他看到的“耳朵認字”都是假的，那麼再找真的看看不好麼，這不是辯證法麼？于光遠同志根本不屑一顧，這是唯物論麼？什麼叫實踐第一的觀點？你們有哲學家王若水同志，請他說一說吧。連起碼的哲學常識都違背了，《人民日報》作了殉葬品。

你們登起文章很大膽，但做起事來又膽小，有點不相信自己。誰是科學領導機構，國家科委應當是，但不知他們怎麼領導的？就拿耳朵認字來說，你們錯了。誰是有權威的科學機構？科學院算一個，李昌同志和報上登的幾位著名科學家也不是正確的，最權威的是客觀事實，白紙寫上黑字是砍不掉的。

說起來很簡單，有點判斷能力的人都能作到，不要迷信科學領導機構和有權威的科學機構，本來應相信他們的，但耳朵認字不行。找幾個耳朵能認字的孩子來，排除一切作弊和玩魔術的可能，你們當場親自試，是真是偽，一看便知，不必費筆墨、唇舌。當然，科學實驗希望成功，但也允許失敗，不行再來，不會費多少時間，願效勞。

王揖同志，你們應該很熟，可問問他，我第一次認得他。如果試驗成了，我們就要求平等待遇，在《人民日報》上照樣登載，你們已經寫了“趙王鼓瑟”，我們要求也登“秦王擊缶”，這，我們已屈“尊”了。

敬禮!

張震寰1982.3.25

而就在要求“秦王擊缶”之前兩天，張震寰還幹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胡耀邦的紅人伍紹祖拉入“偽科學”的陣營。這是申振鈺的記載：

“1982年3月3日，張震寰親自主持對張寶勝‘耳朵認字’特異功能的測試。伍紹祖也去觀看。當時張震寰希望在胡耀邦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時，曾在胡耀邦身邊工作過的伍紹祖能對上層做些工作。伍紹祖沒有辜負張震寰將軍的期望。在看完表演後，給當時已經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寫了封信。信中表述了他對人體特異功能表演的震驚，並頗有感觸地寫下了這樣的話：‘縱觀科學發展的歷史，當時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伽里略堅持地球轉動說，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摩爾根提出基因論，都遭到世俗勢力的嚴厲抨擊，擁護新說的人甚至丟了性命，如布魯諾……。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以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現象，往往是科學躍進的先聲，一旦被發現並上升為科學的理論，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學意義和實用價值……’。伍紹祖公開亮明了對‘人體特異功能’的支持。可以把這個日子定為伍紹祖的出山日。伍紹祖是繼楊超、張震寰之後，第三位對推動‘特異功能’研究、傳播起重要作用的政府要員。”【513】

就在張震寰給胡績偉寫信的當天，伍紹祖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在二十多年後被伍紹祖公開發表，全文如下【514】：

耀邦同志：

今年2月25日《人民日報》正式表態，支持幾位同志“批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和宣傳”，我認為這是不慎重的。

從我的知識水平來講，我過去是不相信什麼“耳朵認字”的。但是，作為一個在自然科學戰線工作的人，首先一條就是要尊重事實。由於最近人們對此問題爭論越來越激烈，前天上午我去看了從遼寧來的24歲青年張寶勝的表演。我是抱着極大的懷疑和嚴格挑剔的眼光去看的。據說他這次的表演不夠理想，但是畢竟在眾目睽睽之下認出並描出了寫在經過多次摺疊並揉成團的紙上的“寶”、“曱”、“甴”（後面兩個字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的，不知念什麼）等字。我和在場的同志都認為，他要作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認為對待“人體特異功能”的問題不能採取輕率否定的態度。極而言之，即使發現在100個“異能”人中有99個作了弊，只有一個完全排除了作弊，那就要肯定這件事。

縱觀科學發展的歷史，當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伽利略堅持地球轉動說，摩爾根提出基因論，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都遇到世俗勢力的嚴厲抨擊。擁護新說的人，有的受迫害，甚至丟掉了性命，如布魯諾。蘇聯正式把基因論封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偽科學’，而事實卻證明恰恰是他們的李森科學說才是偽科學。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舊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現象，往往是科學躍進的先聲，一旦被發現，並上升為科學的理論，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學意義和實用價值，甚至對哲學也是一個巨大的促進。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當時物理學的新發現使一些庸俗的哲學家驚呼“物質消滅了，只剩下方程式了”，而列寧卻以此發展了辨證唯物主義的哲學。

現在所謂的“人體特異功能”向人們習慣了的自然法則和哲學觀念挑戰了。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我想，在科技戰線上負有領導責任的同志有責任組織科技人員澄清這個問題。他們要做的不應當是從已有的原則出發來宣判“人體特異功能”的死刑，而是要組織充分的、周密的、公正的實驗，用實踐確定有沒有“人體特異功能”。這種工作應該踏踏實實地進行，新聞界，尤其是黨報，不要急於發表意見。據說，有位同志講他在進行一場馬克思主義的“聖戰”，可是我擔心按他現在這樣的做法，可能會給馬克思幫倒忙。正確地處理好這件事，關繫着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和黨風的端正。

好象是商鞅說過：“愚者闇於成，智者見未萌。”我不是智者，但感到目前這場爭論及所爭論的問題或許會萌發出什麼大事情來。你曾向我讚賞過德平寫的關於“巨秤”、“斤斤兩兩”以及這兩者的辨證關係。你現在被歷史推上了掌握“巨秤”的地位，我在這裡卻嘮叨一些“斤斤兩兩”的事情，不過我自信這些“斤斤兩兩”的事會與“巨秤”有關，才斗膽給你寫信，向你談談心，不妥之處，尚望原諒。

此致
敬禮！

伍紹祖

1982年3月5日

伍紹祖是紅二代，又曾在清華大學學了七年物理，可以說是“又紅又專”的典型。他加盟“人體科學”時，只是國防科工委的一個副局長，但很快進入升遷的快車道，到了1985年成了國防科工委的一把手、1988年出任國家體委主任，在五十歲前就達到了于光遠一輩子都不曾達到過的高位。在張震寰去世之後，伍紹祖是“人體科學”當仁不讓的主心骨，並且讓它在1995年逃過一劫。（後詳。）而他在1996年人體科學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十六條”【515】，不論是在科學上，還是在哲學上，不論是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遠遠勝過于光遠在那之前甚至之後的所有“反偽”言論。實際上，任何人只要將伍紹祖的“十六條”與于光遠三年後推出的“反對偽科學八條”【342】相比較，就不難看出到底誰是真科學，誰是偽科學。

總而言之，錢學森在1982年初走的一步閒棋，讓于光遠受了十六、七年的腌臢氣。

2、錢博士直搗黃龍

《人民日報》出馬力挺于光遠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讓“偽科學”們同仇敵愾，紛紛寫信告狀。其中發力最猛的，除了張震寰，當屬聶春榮。這是他給中宣部長王任重的信【516】：

王任重同志：

關於耳朵認字這件事，我認為于光遠同志不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只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就斷定耳朵認字是不可能的，是沒有的事，太武斷了.同時，我也認為人民日報的報道，把耳朵認字是否客觀存在的結論說在調查實驗之前，也未免太早了。

今年3月9日上午，我去看了耳朵認字的表演，現將這次公開測試的記錄寄給你。第一個測試的就是耳朵認字，那個用紅筆寫了一個‘紅’字試樣的那位老同志就是于若木同志（陳雲同志的夫人）。這是千真萬確的事，不是魔術表演。

我們國家有上千人的科學研究人員投入了特異功能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的

應用很廣，理工農醫都聯繫到了，特別是對國防將產生很大影響。此事正是由於與過去的科學理論有矛盾，才更能說明這種客觀事實值得研究。現在于光遠同志的觀點和人民日報的報道，對於當前的研究工作是有阻力的。

希望中宣部主持公道，對耳朵認字，組織科學的鑑定。希望你出面說話，使這場爭論能健康發展。

此致

敬禮！

聶春榮3月24日

除了聶春榮之外，衛生部中醫局局長呂炳奎也曾給胡耀邦寫信告狀【517】：

耀邦同志:

您好!

近半年來，于光遠同志對人體特異功能採取了租暴的全盤否定，橫加指責的態度，這是錯

誤的。

今天不管特異功能這一事實存在與不存在.而學術界早已出現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肯

定的，一種是否定的，既然有兩種看法，（前一種是做了大量的無數次的測驗，肯定下來的，後一種是沒有嚴格精細的測驗，主觀輕率的做結論）作為一個科學工作的領導者于光遠、李昌同志，採取這樣粗暴態度，其本身就是不正確的。這樣缺乏民主的領導思想和作風，會束縛住科學上的探索。不利於團結、不利於激發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不利於我國整個科學的發展的。我的這種看法可能是錯誤的，僅供參考。

致以

崇高的敬禮！

祝健康長壽!

衛生部呂炳奎3月25日

顯然是不勝其擾，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4月10日對張震寰在3月份給胡績偉的信做出如下批示：

“轉喬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這個問題79年一開始我就懷疑，作過三次批語，提出這不是我們的科研方向，報刊上不要介紹和宣傳。有些話我可能說得絕對了一點，但我的主張是站住腳的。但後來我管不着了，報刊上登載不少，現在我仍主張守住這兩條線，請宣傳部門把關。”【80, p.104】

十天后，中宣部發出了如下通知：

“一個時期以來，有些報刊不斷進行了‘耳朵認字’之類的宣傳。同時，有些報刊公開發表文章，對這類宣傳進行批評。最近，中央幾位領導同志認為：‘耳朵認字’之類，不是我們的科研方向，在報刊上不要介紹和宣傳，也不要發表批評的文章和消息。現通知你們，請各地區、各部門注意掌握。”【80, pp.104-105】

這就是那個讓于光遠一夥耿耿於懷的“三不”（不介紹、不宣傳、不批評）政策的由來。八天后，中國科協下發了類似通知。【80, p.105】

問題是，于光遠一夥為什麼會對“三不”政策感到不滿呢？這是因為，“三不”政策不僅沒有明確下出“不研究”的禁令，它還平白無故地加上了“不批評”這個條款——它相當於把于光遠正在揮舞“霸主鞭”的那隻黑手給牢牢地捆住了。這是于光遠自己的話：

“把中宣部王任重同志簽發的通知與胡耀邦的批示對照，可以看出,‘耳朵認字之類不是我們的科研方向，在報刊上不要介紹和宣傳’這樣的話，是從胡耀邦的批示中引用下來的，但是多了一句：‘也不要發表批評的文章和消息’。胡耀邦的批示是有明確的傾向性的，加上這個‘不要批評’，就成了中性的東西了！這種添加是怎麼產生的，我不知道。合理的推測，是王任重起了主要的作用。”【112】

實際上，于光遠對王任重的怨氣相當大，後來曾說“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就是其中一個，而且可能是最早被那些搞人體特異功能的人迷惑的中央負責同志中的一個——恕我說得難聽一些，是最早被他們俘虜的人中的一個。”【107】于光遠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申振鈺的記載：

“1982年5月1日，王任重在自己家中觀看‘特異人’小王、小周表演，並就中宣部4月20日的通知談了自己的看法。王任重同志講：‘中宣部文件主要是制止爭論。對於實驗報告和論文，你們可以繼續發表。內部通訊、交流更沒有什麼問題了。’”【513】

其實，王任重當時已經不是中宣部長了。也就是因為知道自己的主子對王任重滿懷怨氣，所以申振鈺才會給他記下這筆賬：

“1988年9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王任重為《中國慧蓮功三密氣功》題詞：‘中國慧蓮功學問深奧，應該研究發展造福大眾’。這個‘慧蓮功’就是自稱為拯救人類，曾經發功射掉9個太陽，並用秘密傳授歪門邪道，被北京公安局查處的，具有會道門性質‘偽氣功’。其‘慧蓮功’傳人，就是那位預測‘火箭發射’的‘氣功大師’、‘濟世活佛’的陳林峰。”【518】

接替王任重擔任中宣部長的人是鄧力群，他也是“三不”政策的堅決執行者。可想而知，于光遠對鄧力群也頗多微言。實際上，早在1980年，因為沒能升任中國社科院院長，于光遠就與鄧力群結怨。【519】

無論如何，假如“偽科學們”當時不再“介紹”、“宣傳”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話，于光遠很可能也會樂得趁機宣告大獲全勝，並且鳴金收兵。實際上，他在1985年就是這麼說的：

“經過大家的努力和領導同志的工作，延續了三年多時間的這次大規模的、明目張胆的反科學宣傳終於被停止下來了。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恩格斯所說的江湖騙術能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毒害青少年，製造思想混亂。”【76】

而事實是，“偽科學”、“反科學”們不僅從來就沒有“停止下來”，他們反倒變本加厲。

原來，“三不”政策出台之後，被于光遠視為眼中釘的《自然雜誌》首先遭殃：即將付印的第五期中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內容被強令撤出。於是，《自然雜誌》的編輯朱潤龍找到了張震寰和錢學森。這是他的回憶：

“那天下午、錢老和張主任都動了感情。錢老說：‘我們中國真是一個多災多難之邦。近100年來，飽受帝國主義侵略、又加上清政府的腐敗、對科學的不重視，導致了我們的落後。其後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新中國建立後、為了鞏固政權，又強調了階級鬥爭。黨內有些同志受此影響，有寧左勿右的思想。對許多科學的東西，都打上了階級的標籤、其實他們沒有真正學好馬列主義，只是生吞活剝馬列主義的句子。我回國後，介紹過系統淪、控制論、人工智能等許多國外的先進科學、但當時總有那麼一些人，不是從科學的角度，而是從所謂的哲學角度進行所謂的‘批評’。現在這些科學本身取得的成就，已經為事實下了結論。還有摩爾根遺傳學、人口控制論等，當時的批判，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令人痛心。對待科學的東西，黨內早就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但是具體做起來，總是不那麼順心，為什麼要撤掉人體特異功能研究的文章呢？黨內有些領導同志，因為身負重任、要管理國家許多重要的事情，對某些領域不太熟悉．又發現爭論不休，所以採用簡單的辦法，息事寧人。也是可以理解的……’錢老的—席活，說得婉轉，富有哲理，大家一時語塞，但都為人體科學的前途擔憂……”。【415】

毫無疑問，錢學森的這套言論，又是在挖于光遠的爛瘡疤。而從他每當關鍵時刻就提這碼事兒，我們知道，第一，錢學森當年肯定曾受過于光遠一夥的傷害，並且傷口很深，長期未能癒合；第二，錢學森對于光遠一夥既仇視又敵視、既鄙視又蔑視。

長話短說。後來的結果是，張震寰使出了激將法，慷慨激昂地說道：“只要是真的，是事實，就什麼都不要怕！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們堅決幹下去，干到底，共產黨人從參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別無他求！”而錢學森則自願“中計”，決定給中宣部常務副副部長郁文寫信。這是其中的兩段話：

“中國科協四月廿八日通知說，‘耳朵認字’之類不是我們科研方向，不准在報刊上介紹和宣傳。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執行，就會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雜誌》就被命令，將即發排的五月號中撤出幾篇有關人體特異功能的科學研究論文。難道黨對有爭議的科學研究能這樣處理嗎？難道前車之鑑還少嗎？不是發動批判過摩爾根遺傳學嗎？還有批控制論，批量子化學共振論，批人工智能；還有批數量經濟學，批形象思維。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議您通知上海市宣傳部門的同志，正確處理《自然雜誌》的問題，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學論文。

“我也向您表自我的判斷，我並以黨性保證人體特異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騙人的，但那不是人體特異功能。人體特異功能和氣功、中醫理論是密切相關的。”【520】

錢學森的信雖然沒能挽救《自然雜誌》第五期上那幾篇“人體特異功能”文章，但卻挽救了整個“人體科學”。原來，胡耀邦在5月13日對該信這樣批示道：

“這不是我們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學上還沒有充分證實之前，報刊不宣傳，不介紹，也不批評這兩條我看是穩妥的，公正的，要堅決這麼辦。但可以允許極少數人繼續研究這個問題。也允許他們辦一個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況匯編，發給對這方面有興趣的科學工作者去閱讀和繼續探討。”【521】

據陳祖甲說，錢學森當時要通過中國科協把胡耀邦的批示傳達下去，但周培源不同意轉發【98】；所以，它首先出現在《自然雜誌》辦的《人體特異功能通訊》上。根據胡耀邦的“5·13”批示，中宣部在6月15日發出第24號文件，其要點有四：

“一、人體特異功能不是我們的研究重點，在科學上還沒有充分證實之前，今後在報刊上不再介紹和宣傳，也不要進行批評和組織爭論。

“二、對過去曾經發表過支持或反對人體特異功能文章的科學工作者，不要進行批評指責。

“三、今後，不要再搞許多人去做人體特異功能實驗，也不要再搞以宣傳為目的的表演。少數人堅持其觀點，可以在有關單位負責管理下，繼續進行研究；也可以允許他們搞些反映研究情況的材料，發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科學工作者參閱和探討。

“四、要把科研人員對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試驗，和弄虛作假、投機詐騙的人區別開來。個別弄虛作假，招搖撞騙，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後果的人，可適當給以批評或處分。”【522】

對於“偽科學”來說，胡耀邦的批示相當於一個死囚在臨刑之際忽聽有人高喊“刀下留人”，接着傳來聖旨：死罪免去，戴罪立功。而請來聖旨之人，就是錢學森。難怪朱氏夫婦會說“錢老與張主任挽狂瀾於既倒之歷史功績，在人體科學史上永不可滅。”【415】而于光遠之流則對這個政策恨之入骨，多次對之非議、妄議，說它“結果變成了口頭上說要‘三不”，實際上對偽科學的宣傳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近乎放任和鼓勵，甚至等於給了保護，以致出現了李洪志、胡萬林等。”【112】實際上，在那之後，朱潤龍夫婦曾被“停止工作”【415】，而顧涵森也因為搞“偽科學”被迫辭職下海【523】。也就是說，即使是在表面塵埃落定之後，“反偽鬥士”們仍在暗中搗鬼。

3、于光遠灰頭土臉

就在胡耀邦對錢學森的信作出批示的第二天，于光遠一夥也開始了自己的“上訪”。首先上陣的是于光遠的跟班、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吳明瑜，他在5月14、18兩日分別給中共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喬木和總書記胡耀邦各寫了一封信，其內容幾乎一樣，那就是一面繼續“揭露”人體特異功能“造假”——主要證據就是四川醫學院那份經過惡意剪輯的錄像帶——，一面要求法外施恩，給予他們繼續“批評”的權力。這是他給胡喬木信中的一段話：

“但是，有一件事，實在令人費解。中宣部四月二十日發的文件，除了指出‘特異功能’不是科研方向，不要在報刊上宣傳介紹之外，同時又提出‘也不要發表批評的文章和消息’。那麼過去那麼多的宣傳造成的影響，就會自生自滅了？為什麼那樣宣傳的時候，不去管一下，甚至有人還提倡，現在剛有幾篇揭露和批評的文章，就馬上剎車。希望能夠在你的支持下，修改這種不妥當的規定。”【524】

顯然是因為自己在胡耀邦手下幹過活兒（即當過“秀才”、起草過文件），所以吳明瑜給胡耀邦的信比他給胡喬木的信長出一倍。這是其中的兩段話：

“你的指示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但是前幾天又接到中宣部的正式文件，提出‘也不要發表批評的文章和消息’。這使人深感憂慮。兩年來，為此大規模的宣傳，中宣部沒有採取這種態度去制止，現在剛發表了幾篇批評文章，就要剎車。這樣做對科學、對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戰線上的地位會有什麼好處?

“還有于光遠同志在‘知識就是力量’上發表的連載文章，尚未刊完，是否就此腰斬？這在國內外又將引起什麼反映？是否表示中央認為于光遠同志批評錯了，或者中央支持‘特異功能’？（我們知道實情，但我看猜測和傳聞定不會少，也是可以預料的）。”【525】

原來，于光遠“反偽”的開篇之作就是《對兩年多“耳朵識字”宣傳的哲學評論》。在那之後，顯然是知道自己的相關知識嚴重不足，於是他開始惡補，同時把自己的讀書筆記和讀書心得以《評兩年多來“耳朵認字”的宣傳》為題在《知識就是力量》上連載。儘管這篇文章後來被于光遠的打手申振鈺稱為“大作”【130】、被何祚庥的博士研究生曾昭貴捧為“重要論文”【526】，但它實際上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但因為它是于光遠“一發而不可收拾，短時間內寫了有十多萬字”的主體、甚至可以說是全部——于光遠在當初打“廣告”說它有六、七萬字【276】，後來號稱是“將近10萬字”【13, p.10】——，所以，對于光遠來說，它凝聚了自己的絕大部分心血。可是，因為“三不”政策的出爐，它在《知識就是力量》上連載8期之後就被“腰斬”了。除此之外，于光遠及其手下很可能還組織了一批大批判文章，以配合《人民日報》的社論，但它們也大都因“三不”政策而胎死腹中——提前溜出來的只有兩篇，第一就是1982年3月25日《科學報》發表的文章【527】；另一篇就是1982年4月10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鄧偉志的文章，《鬧劇該收場了》【267】。而這兩篇報道的內容幾乎一模一樣，那就是把張香桐搬出來給自己站台。這就是吳明瑜越級上告的背景。可以有相當把握地說，吳明瑜不自量力、自討沒趣的竄出是于光遠“授意”的。

（1）“老將出馬，一個頂倆”？

吳明瑜的上訪信在發出去之後如石沉大海，於是于光遠親自出馬了。此時，于光遠已經看過錢學森給郁文的信，所以他給胡耀邦寫信時開門見山，“看到錢學森同志的信之後，對‘人體特異功能’問題，我也想向你反映一點意見”。于光遠的意見共有五點，第一就是咬住錢學森承認“人體特異功能……有作假的、有騙人的”這句話，說“既然是騙人的，為了受騙者不再受騙，就應該進行揭露。”【528】這說明，在“投入戰鬥”十個月之後，于光遠的戰術仍舊是死死盯住“假的、騙人的”，而對那些“真的”視而不見，其邏輯的內核就是：無論你們有多少真的，我只要用一個假的就可將之全部否定。而“偽科學們”的邏輯則恰恰相反：“即使發現在100個‘異能’人中有99個作了弊，只有一個完全排除了作弊，那就要肯定這件事。”其實，于光遠的邏輯之荒謬，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來：假如它能夠成立，人們豈不可以用“四人幫”來否定整個中國共產黨甚至馬克思主義？而就是這個于光遠，曾直言不諱地把“勇於接受邏輯推出的正確結論”【529】、“拒絕認識外因素進入認識過程”【530】當作自己的信條寫了出來，並且當作“于光遠治學方法”向世人推介【531-532】。所以說，于光遠根本就不是什麼“唯物主義者”，而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唯心主義者”。實際上，全世界的反偽幫成員都是這個德行，一是以為自己的智商高、理性強；二是特別看不起感性知識。這樣的人，如果在反偽之時摻雜私心雜念，如爭風吃醋、公報私仇的話，他們幾乎註定會稱為“惡人”

于光遠的第二點意見就是否定錢學森所說的“真的”，而他的證據就是他們自己搞的所謂“嚴格測試”。這是于光遠的原話：

“依我所知，凡是經過嚴格測試的，所宣傳的‘功能’全是不存在的。科委發起成立一個‘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作了調查和測試。進一步證明全是弄虛作假或根本表現不出此種功能，有確鑿的證據。例如四川醫學院有長達三百幾十分鐘的錄像帶，證明今年春節在該院表演的十多名成都‘特異兒童’的‘的功能’無例外的都是假的。”【528】

如上所述，因為受到“偽科學們”的“種種阻撓”，于光遠的那個“測試組”根本就沒能進行任何“嚴格測試”。也就是因為如此，于光遠才會把四川醫學院偷拍的錄像帶拿出來當作“嚴格測試”的唯一“例如”。事實是，“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作了調查和測試”是在1982年4月之後，而四川醫學院偷拍錄像是在“今年春節”期間，即1982年1月份，當時那個“測試組”連影子都沒有，它怎麼能成為後者的“例如”呢？所以說，于光遠雖然是個唯心主義者，但他在“欺君罔上”之時，真有一股唯物主義者的大無畏精神。

最奇的是于光遠在闡述其第二點意見時的結尾：

“我認為‘人體特異功能’是事實還是弄虛作假，不能由某一位有名望的科學家的黨性來保證，而只能用科學的方法，即用論證與辯論，用嚴格的科學試驗來解決。”【528】

你只要注意到于光遠不僅把“論證與辯論”——即所謂的“哲學評論”——當作“科學方法”、而且還把它排在“嚴格的科學試驗”之前，你就會不僅明白他所謂的“科學的方法”是什麼貨色，而且知道他對“科學試驗”非常害怕，所以他才會先用“論證與辯論”當擋箭牌，然後再用“嚴格的”來把它限製得死死的。

于光遠的第三點意見就是打政治牌，說什麼“‘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直接違反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他的唯一證據就是“中國科技大學五位教師寫的《意念論》”。顯然是覺得科學在這個地界無能為力，所以于光遠說：“這種宣傳造成的思想混亂，只能用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來解決。”

于光遠的第四點意見就是打經濟牌，拿呂炳奎用來證明“人體特異功能”可信的證據——“全國有68所大學、38個研究所的數百名科技人員從事此項研究”——，當作他們虛耗國力的證據：“為此而耗費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見。”顯然是知道胡耀邦根本無力阻止軍隊系統的此類研究，于光遠於是說道：“但他們既然在科學的名義下活動，就必須遵守科學道德和科學工作的準則；對向他們提出的疑問作出嚴肅的答覆，歡迎別人重複自己的試驗。”這實際上就是方舟子後來“打假”的法理依據：雖然我對你的研究內容一竅不通，但我也有權對你進行質疑，而你則必須對我的所有胡攪蠻纏都做出解答，即“自證清白”。

于光遠的第五點、也是最後一點意見最為奇怪：

“（五）‘人體特異功能’這類宣傳有其根源，一下子是不會絕跡的。但這場鬧劇（借用我國著名腦生理學家張香桐的語言）總要有個收場。儘管國防科委副主任張震寰同志要人們‘不要迷信’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我還是建議國家既然設立這樣的科學領導機構和學術權威機構，就應該責成它們負責作出科學的結論。我認為只要對如何才算取得了結論這點有明確的標準，正確的結論很快就可以作出。”【528】

為什麼說這段話奇怪呢？因為前面提到，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委會早在1981年11月就向國家科委打了報告，要求他們對人體特異功能進行鑑定；而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至少有兩名人大代表提議、八名代表附議要求“有關單位”對之進行鑑定，但于光遠對之一直置若罔聞。所以說，放着本職工作不干的于光遠向胡耀邦提出這個“建議”，就像是一個工人對工長布置的工作拒不去干，反倒跑到廠長那裡去“主動請戰”。問題是，于光遠為什麼要干如此可笑的事情呢？其秘密就在於，于光遠在向胡耀邦索取尚方寶劍——“責成它們負責”——，要總書記授權“于氏測試組”使用“于氏科學方法”進行單方面的、秘密的“于氏科學實驗”，以確保“最後的勝利一定要屬於科學”。

（2）“你算學術第幾流”？

需要提及的是，儘管于光遠寫了一千多字，但他對錢學森捅他的爛瘡疤卻沒敢“反映”一個字。只是在十多年後，于光遠才這樣弱弱地反駁道：

“這位著名科學家的這封信的前提是把人體特異功能問題當作科學問題來對待，把《自然》雜誌上那些根本不是什麼科學研究的文章稱之為‘科學論文’，毫無根據地把根本不存在的人體特異功能的偽科學宣傳，同真科學的成果：摩爾根遺傳學、控制論、量子化學共振論、人工智能等並列，來嚇唬我們黨內不懂自然科學的人。”【107】

二十多年後，每當自己抄襲英文文章被揭時，方舟子拿出來自衛的唯一法寶就是對“揭假人”倒打一耙，說他們“誤導不懂英文的國內讀者”【533】、“想欺負那些不懂英語的人”【534】、“騙騙不懂英文以及混淆科普文章與學術論文的人”【535】、“蒙你們這些不懂英文的”【536】。而這兩代學術棍子之所以能夠殊途同歸，不約而同的使用這樣的“理性”，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自視甚高，以為自己的同夥都是一些弱智、半文盲，可以任意“嚇唬”、“騙騙”、被“蒙”。

又過了兩年，于光遠的跟班陳祖甲化名“任克”鸚鵡學舌般地為主子辯護道：

“真奇怪，批‘特異功能’等偽科學怎麼能同批摩爾根遺傳學等相提並論呢？科學問題怎麼能用黨性作保證呢？難道沒有黨性的人研究的都是偽科學？而有了黨性，偽科學也能變成真科學？反對‘特異功能’就沒有黨性了嗎？明知有騙人的劣跡，為什麼不揭露？歷史已經證明，這類欲蓋彌彰的奇談怪論把中國的科學研究和社會發展帶來了什麼效益。”【537】

又過了11年，陳祖甲將上面這段話改成這樣：

“這分明是混淆視聽。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怎麼能把批‘特異功能’等偽科學同批摩爾根遺傳學等相提並論呢？科學研究成果與否能用黨性來作保證嗎？難道有了黨性，偽科學也能變成真科學、而沒有黨性的人研究的都是偽科學嗎？反對‘特異功能’就沒有黨性了嗎？明知有騙人的劣跡，為什麼不揭露？歷史實踐已經證明，這類欲蓋彌彰的奇談怪論給中國的科學研究和社會發展帶來了什麼樣的傷害。”【474】

這位《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大概是真的想不明白這樣一個問題：他們這幫黨棍、學混根本就不具備辨別真科學和偽科學的資質和能力；並且，他們的歷史“實踐”恰恰證明自己就是一幫如假包換的學棍、學混、學痞、學騙。這是“陳祖甲”在文革前發表的一篇文章的第一段話：

“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可以說是他的反動歷史觀和史學方法論的結集。在這部書中，他以‘階級合作論’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相對抗，以‘客觀’作盾牌，拒絕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歷史，販賣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史學方法論，企圖達到為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服務的目的。在該書《導論》中，他的上述觀點表現得很露骨，本文打算結合《通史》中的某些問題，對《導論》作一初步的批判。”【538】

這是“任克”在文革期間發表的一篇文章的結尾：

“問題很清楚，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狂熱鼓吹反動的唯生產力論，正是為了給他那個‘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製造理論根據。徹底批判反動的唯生產力論，揭穿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關心生產’、‘熱心現代化’的假象，就使我們更加認清他所包藏的復辟資本主義的禍心。”【539】

明白他的《從“以鼻嗅文”到“用耳認字”》是怎麼來的了嗎？而就是這樣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科學訓練的人——直到55歲時，他還以為線蟲是“微生物”，並且把自己否定人工誘導固氮根瘤的企圖當作自己的一大“打假”、“反偽”業績【540】——，竟然搖身一變，變成了以“反偽”為己任的“科學記者”。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他判斷真、偽的標準是什麼？實際上，僅從他甘於給司馬南、蘭迪這樣的社會渣滓當吹鼓手【541】，即可知道，他的科學水準連那兩個人都不如。既然《人民日報》的“高級”科學記者都是如此，“反偽幫”其他成員都是些什麼東西也就可想而知了。

很可能對于光遠的歷史有所了解，胡耀邦沒有給于光遠寫回信——這讓于光遠一直耿耿於懷，所以在胡耀邦去世十年後他終於按捺不住，把自己的不滿表達了出來：“不過我還是對他有意見。他應該對我和吳明喻給他的信表態，至少應該把我們找去，大家研究一下，有什麼好的辦法”。【107】假如胡耀邦當初不僅把于光遠“找去”，而且還擺上一桌酒菜，和他喝上幾杯茅台酒的話，于光遠肯定還能多活幾年，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百歲老人”——這是2012年“于光遠家人澄清謊言聲明”中對他的稱呼。

儘管胡耀邦沒有回應于光遠的這封信，但于光遠對自己的這封信看得非常重，說它有“有重要的史料價值”【112】，不僅“授意”申振鈺在《人體特異功能爭論始末》一文中將之全文發表【80, pp.107-108】，而且還把它錄入自己的《讓事實說話》一文中【107】。而就在去世前不到兩個月，“於老”的門徒方舟子在新語絲上又將之以《錢學森、于光遠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爭論資料》為題全文發表。【542】方舟子選擇那樣一個時機發表這個“資料”，肯定得到了于光遠的“授意”。而于光遠在臨死之前都要發泄自己對錢學森——當時錢已經去世四年——的仇恨，充分說明，瘋狂攻擊錢學森是于光遠“選拔”方舟子接班的重要考量——方舟子在“出山”之後干的一件主要事情，就是狂咬錢學森。【543】

問題是，為什麼胡耀邦對錢學森的那封不是寫給他的信作出了批示，但對于光遠那封直接寫給他的信卻不理不睬？對此，于光遠後來曾作出各種“解讀”。這是他在1999年的解讀：

“我認為，胡耀邦的這個批示是為了維護中宣部《通知》，也是為了回答那位大科學家的責難的。就是說，胡耀邦不得不把中宣部《通知》上講述的‘請不要批評’，予以了重複的肯定，寫進了自己的批示。胡耀邦並且強調：《通知》所規定的是穩妥的，是公正的。這等於換一種方式，實際地批駁了那位大科學家的責難。”【544】

顯然是知道自己的解釋是“曲解”，所以于光遠又對那個批示的真偽進行“制疑”：

“這個批示是宣傳人體特異功能的一張小報《人體特異功能通訊》上登載的。于光遠對有沒有這個批示表示懷疑，因為它並沒有從其它渠道傳出，而只是由搞人體特異功能的一張小報報道出來的。于光遠認為，如果有這個批示，那麼，胡耀邦的批示是在‘為中宣部的通知作辨護’，因為‘那位著名科學家連中宣部這樣一個中性的通知也不接受’。”【545, p.73】

實際上，以于光遠與胡耀邦的“難兄難弟”交情，他只需在二人落難之時給胡耀邦打一個電話就能夠把自己腦袋裡的疑雲驅散。但他就是不肯去做這樣的舉手之勞，而是選擇製造疑雲。這也是方舟子後來“打假”的訣竅之一：他只負責“制疑”，即故意製造疑點、疑問、疑團、疑雲，但堅決不去——也絕對不許別人去——澄清“事實的真相”，找到它們的答案。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製造的都是一些偽問題，因此它們的真實答案只能產生一個結果，那就是讓“制疑者”的騙子嘴臉大白於天下。

那麼，胡耀邦沒有搭理于光遠，到底是為什麼？原來，就在于光遠給胡耀邦寫信之前十天，葉劍英在家裡觀看了“中國超人”張寶勝的表演，並且發表了如下意見：

“今天，小張用特異功能認對了好幾個字。我寫的‘三笑’兩字也認對了。這是通過大腦的運動，當然也通過鼻子嗅一嗅吧，這些都是人們的實踐活動。通過初步實踐能知其然，就是加道有特異功能這個現象；但尚未知其所以然，也就是還講不清道理。因此，就要進行科學研究，由搞科研的同志找出其中的道理。搞科研的同志可以跟特異功能者結合起來。

“你自己寫了字，又沒讓他看，他認出來了，這就證明存在着這一現象。有人承認它，有人不相信，這是個矛盾。自己寫了，別人認出來了，開始相信了，想一想又覺得是假的，這不又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嘛。怎麼解決呢？如果一口否定說特異功能是假的，便不會再繼續努力，有所前進了。我想，還是應該對此進行科學研究。”

“今天的表演對我們都是一個教育。還是要相信馬克思主義講的，世界上只有未被認識的事物，而沒有不可認識的事物。根據這一觀點去進行研究，這樣才會努力，才有前途，也才會最後搞清楚其中的道理。”【546】

葉劍英的這三段話，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比自稱的“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于光遠高出了一大截，即使是在純認識論方面，也比“大學問家”于光遠高出了一頭。所以，“紅小鬼”胡耀邦當時即使有心站在于光遠一邊，他也不可能有那個膽量，否則的話，他很可能在“十二大”上就與于光遠成為“難兄難弟”了。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的那套反偽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科學原理”，它能夠得逞的唯一途徑，就是藉助政治力量。這就是于光遠一夥非要胡耀邦站到自己一邊的根本原因。

據于光遠透露，胡耀邦曾在1988年派自己的兒子給于光遠送去一首詞，題為《戲贈光遠同志調寄漁家傲》：

科學真理真難求。

你添醋來我加油。

論戰也帶核彈頭。

核彈頭，你算學術第幾流。

是非面前爭自由。

你騎馬來我牽牛，

酸甜苦澀任去留。

任去留，濁酒一杯信天游。

于光遠在公布這首詞時說：

“詞意一看也就明白。他既然是‘戲贈’給我，我也就不去深究它的含意，不去琢磨他寫這首詞時心裡想着的都是哪些事和他的甜酸苦澀了。”【547】

于光遠當時如果不是在裝糊塗，就是在打哈哈。事實是，無論胡耀邦的本意為何，他的那句“核彈頭，你算學術第幾流”都會讓于光遠產生芒刺在背的感覺：它不過就是在諷刺某些人動不動就使用馬克思主義這個“核彈頭”，而在“學術”上他根本就不入流這個事實。後來胡耀邦的女兒就說，它是“幽默詼諧地調侃了教條主義”。【548】雖然胡耀邦所“調侃”的教條主義或許不包括于光遠，但他在“濁酒一杯”之後，忘記了“投鼠忌器”這個古訓，結果讓于光遠坐臥不安：他倆雖然是“難兄難弟”，但遜位的皇上與過氣的老臣之間，仍舊存在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總而言之，在“大科學家與大學問家之爭”中，胡耀邦的“理性”肯定偏向於錢學森的“科學”，而不大可能會相信于光遠的“學問”——連陳祖甲都說“胡耀邦是尊重錢學森的。也許是看在錢學森的面子上，胡耀邦的批示有讓步。”【537】連小嘍囉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學問家”于光遠哪能搞不明白。但一是礙於兩人的“兄弟”情誼，二是懾於胡耀邦的巨大威望，三是要拉大旗當虎皮——他後來還說“科委主任方毅同志是支持我的”【13, p.9】，但實際上早在1987年張震寰就公開說這樣的話：“去年方毅同志也親自看了人體特異功能測試，他見到錢學森同志以後說：‘這可是不能不看，不看就不會相信，看了就相信了。’”【510, p.64】——所以他就對胡耀邦的態度和立場百般曲解，非要說胡耀邦的“意念”是支持自己的。雖然對胡耀邦心存忌憚，但對中宣部，于光遠卻頗為不屑。他知道中宣部的“6·15”通知相當於宣判自己輸了個精光，所以他如此批註那份文件：

“(一)從‘不是科研方向’發展到說人體特異功能‘還沒有充分驗證之前’,這是一個退步，因為這個說法仿佛承認有了初步的證實，只是不充分而已；(二)提出可以繼續研究人體特異功能，可以允許他們搞些反映研究情況的材料，發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科學工作者；(三)不提對人體特異功能進行批判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和自然科學的研究也是科學研究，也有將科研成果發給有興趣的科學工作者參閱的資料。其中(一)(二)兩點同《人體特異功能通訊》中所傳的差不多。我不知道是否果真胡耀邦批示過這樣的意見，還是別的負責人表示過這個看法。如果是胡耀邦那樣做了，這是他向那位著名科學家妥協的結果。他本來是應該對那位著名科學家這封信給以應有的批評的。”【107】

實際上，胡耀邦不僅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發起者，他還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一定要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同人類文化成果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549】，所以，他對于光遠那一套與“四人幫”無異的“教條主義”會有一種本能的反感——于光遠實際上在這兩方面都與他唱反調。而胡耀邦之所以在1979年兩次對“耳朵認字”做出符合于光遠意願的批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樣，一是覺得它“不可思議”；其次，就是受到了那伙被于光遠“授意”的“科學家”——即四川醫學院、中科院心理所——的誤導。而在眾多科學家挺身而出並且把“黨性”拿出來做擔保之後，他知道此事不可能像于光遠所說，全都是弄虛作假。但是，因為這樣的研究確實與“四化”關係甚遠，也可能是為了不給人以一種出爾反爾的印象，所以他才會一邊聲稱“我的主張是站住腳的”【80, p.104】、“我看是穩妥的，公正的”【521】，一邊給“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和宣傳開一扇小門。總而言之，如果要在于光遠與錢學森之間做出選擇的話，胡耀邦根本就不可能選擇于光遠。【550】

到了1983年，也就是在于光遠已經遠遠地離開了國家科委之後，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召開期間，《人民日報》公布了國家科委提出、國務院批準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六條政策界限——這是第一條：

“一，應當鼓勵科技人員努力學習掌握世界現代科學技術新成就。自然科學和技術是沒有階級性的，不要把當代人類創造的新成果當作異端邪說、資產階級糖衣炮彈。”【551】

這是最後一條：

“六，在研究過程中出現不同意見，進行探索試驗有的不盡完善甚至並不成功，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能力也各有差異，這都是不可避免的。應當在‘雙百’方針指導下，進行同志式的討論，開展必要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在自然科學和技術工作中不要提反對精神污染。”

還記得于光遠一夥早在1982年3月就已經這樣“認為”了：“對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反科學宣傳……不僅在毀壞我國科學的聲譽，而且是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嚴重污染”嗎？所以我說，于光遠實際上是中國政府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最大阻力。【552】他的“反偽”活動，從本質上說，就是要繼續、並且永遠充當中國科學界的太上皇。

4、錢學森單刀赴會

雖然于光遠領導的“反偽”活動把錢學森當作自己的頭號死敵，而“偽科學”們也把于光遠當作最頑固的阻力，但在1986年以前，這兩股勢力頗像是在上演《三岔口》，互相之間的暗鬥遠遠超過明爭，錢、於二人更是避免直接交鋒。但這一打鬥模式在1986年戲劇般地結束了。

原來，“三不”政策出台後，于光遠除了在暗中搞些小動作來“反對偽科學”、耐心等待新的時機之外，再就別無他法——他說自己“在1983年我又投入戰鬥”【13, pp.2-3】，不過是在試圖把“我反對偽科學七十年”這個“大口袋”塞得鼓鼓囊囊，讓人以為是真的，而已。而在于光遠的所有小動作之中，那個最大的動作就是把自己的那個被腰斬的“大作”，即《評兩年多來“耳朵認字”的宣傳》的後半部分，在其“聯絡組”主辦的內部刊物《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上繼續發表。除此之外，于光遠還知難而上，竭力要把自己的“反偽”文章結集出版。這是鄧偉志的話：

“……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之曲折，是難以想象的。你同意出版，他反對出版；今天決定出版了，明天又決定不出版；下頭同意出版了，上頭又不同意出版；已經出版了，評價仍是各執一端。堅持出版的責任編輯施偉達（現為東方出版中心副總編）的心一直是懸着的，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56, p.33】

其實，這本書的出版，從“三不”政策出台之日起就開始籌劃了，因為1982年4月23日，也就是中宣部“4·20”文件發出後的第四天，鄧偉志和“堅持出版的責任編輯施偉達”就在《文匯報》上聯名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重視社會科學的普及工作》，理由是“正確的理論一旦掌握了群眾就會變為巨大的有益於社會的物質力量。”——對，你沒看錯，那句話的主語確實是“理論”，賓語是“群眾”，即讓“理論”來“掌握群眾”。【553】而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是要借“陳獨秀、錢玄同等帶頭在《新青年》上寫了不少科普文章批評靈學”來繼續批判“靈學”，二是要借“《人民日報》稱讚于光遠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常識讀本》”來抬高自己的主子。最為詭異的是，同在1983年，于光遠也寫了一篇同標題文章，但卻沒有發表。【554】顯然，于光遠當時的如意算盤就是打着“社會科學普及”（“社普”）的旗號，繼續“反偽”。這個企圖顯然沒能得逞，所以他們幾年後又把正在興起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盟”這個主張裝進自己的“大口袋”，在中國科協搞了一個“兩科聯盟”，當作自己繼續“反偽”的平台。總而言之，在“退居二線”之後，于光遠的一個明顯心態就是變着法兒地“攪局”。

到了1986年11月，于光遠的那部《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74】——它後來被反偽博士曾昭貴捧為“我國反對偽科學的一本經典之作”【526】，而申振鈺也鸚鵡學舌地那麼說【513】——終於出版了。而就在那之後一個月，于光遠遭受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屈辱——其程度，要遠遠超過他在文革期間被群眾高呼“打倒于光遠”【554】，所以他幾乎從不提及，即使偶爾提到，也必定語焉不詳。這是錢學森在1986年12月15日當眾講的故事：

“我準備講的第二個問題是向大家匯報一下昨天下午，就是1986年12月14日下午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開了一個相當規模的‘慶賀于光遠同志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大會，我接到通知後請示了一下張震寰同志說我去不去，他說那為什麼不去呀，去嘛。所以昨天就去了。去了以後一進門簽字後就發了一大包東西。我扛到座位上後打開包看，裡邊有一本書叫《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這本書是上海知識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的日期是1986年11月，很新的一本書，我翻開一看，在前言的最後有這麼一段話，前言寫的還早了，是1985年8月2日寫的，這段話是這樣寫的：‘看來要徹底揭露1979年以來關於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種種欺騙還需要一段時間，現在大家都忙於其他事情不可能用很多時間做這件事。我（指于光遠）最近也抽不出時間再寫這方面的文章，因此就把三四年前寫的文章編了一下交出版社，把這些文章作為人們研究這個問題的歷史資料，作為我自己參加這場戰鬥的思想記錄與讀者們見面吧。’我坐在那兒想了想，怎麼辦？主持會的同志我看他的名單的安排大概也沒有安排我講話，他講了講情況之後，第一個講的是錢三強同志。……接下去講的還有兩位同志，到第三位的時候我想不行，我不講不行，就到主持會議的同志處報名，我叫錢學森，我想發言，後來第四個發言的就是錢學森。我也是講事實了，我說我對于光遠同志還是很熟悉的，就講一件事情是在我回到祖國以後提出要搞運籌學。那時于光遠是支持的，而且還有現在已故的孫冶芳同志，也是一位經濟學家了，那時孫冶芳同志也支持，我說你們兩位都是經濟學家了，你們的支持當時確實給我很大的鼓舞。……回想30年的過程我跟于光遠同志還是走過來的。講完這個後話題就轉了，我說這麼多年我個人老搞些奇奇怪怪的事，現在我知道而且今天都發給大家這麼一本書，于光遠同志對特異功能的研究是什麼態度，這個我是不同意的。要說過程我自己本來也不相信這個東西的，後來在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的同志幫助下看到了這個事實，那我就不能不相信。我不是說所有的表演裡頭沒有假的，一個小孩要想出去玩你給他憋幾個鐘頭憋急了給你湊合蒙過去就算了，這種情況會有的，但像這麼一個科學問題我認為不是說沒有假的，只要有一次是真的就要研究。我說這話的時候坐在我對面的一位同志我不認識，他直點頭。于光遠同志對這麼一個問題你批評我們歡迎，但你說你看都不看我想不通。現在我們的工作還在做，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張震寰同志是于光遠的老熟人，要成立一個人體科學研究會待正式的批准，專門集中研究人體特異功能，這個研究會的理事長也是張震寰同志，我們對于光遠同志不願意來看想不通，而張震寰同志跟我說過你見着于光遠請請他，請他來看嘛。我利用今天這個機會（于光遠同志就坐在我旁邊）熱情地請于光遠同志來看。這時候我看他呀臉漲得通紅，我的發言就結束了，大家都熱烈地鼓掌，後來還有一位同志本來是準備要發言的，可能是經濟研究所的，中間插了一句話是：剛才錢學森同志講的這個人體特異功能我有同感，他說我覺得應該研究。但他跟于光遠說後，于光遠說這不能研究。我就插了一句話說：‘能不能研究哇？于光遠同志。’我是正面衝突了。中間還有其他的同志發言了，快到5點了，他最後講，關於人體特異功能他有這麼幾點意見，講了好多他也漏出來了，怕看了後看不出毛病來怎麼辦哪？我說你還可以看，他好像是點頭了，所以我說你點頭了這是一條。然後他又說下去，又說好像是有爭論可以研究，我說，好，這是第二條。你現在同意了可以研究，我說就這兩條。第一你說可以看，第二你說可以研究，他沒話說，不好說，他說的其他工作不去說了。最後他就補充了，我說的這些其他的工作那是很重大的問題，那是改革當中的問題了，相形之下人體特異功能是個小問題。他打退堂鼓了，這個我不去管他了，不要逼人太甚麼，後來終於講了一點好話了，說我跟錢學森同志好多問題我們討論過，意見是接近的，就是這個人體特異功能的問題意見是相反的，這就完了。完了我再說今天你說了是不是兩條，我知道跟他書裡講的完全不一樣的，兩條一可以看二可以研究，他沒法說，只好點頭。旁邊的人就說，好，達成協議啦。昨天下午是這麼一個情況。”【509, pp.142-143】

毫無疑問，于光遠之所以要邀請錢學森參加“慶賀于光遠同志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活動，就是要拿那本“經典之作”向他挑釁。可是，他的千言萬語，卻連錢學森的那麼幾句唇槍舌劍都抵擋不住——由此可知為什麼于光遠在“反偽”之時只敢搞單方面的、自言自語般的“哲學評論”、為什麼他不敢與“偽科學”當面鑼對面鼓地搞短兵相接、刺刀見紅、為什麼他那麼恨錢學森。事實是，錢學森單刀赴會，在于光遠的門徒面前公然羞辱于光遠，是于光遠永遠也解不開的心結——在那之後，他就開始走敗運：

“令我怎麼也想不到，一直怎麼也想不通的是，在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之後，于光遠在中顧委竟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受到激烈的批判，井且差點被開除黨籍。在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後，他又再次受到批判，並下令此後中央一級報刊上不准發表他的文章，對他也實行‘禁聲’。我難以理解，也很難接受，他一生的表現，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作為，像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嗎？像個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嗎？一點都不像。我只知道他是位不倦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的樂觀主義者、難得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師級的人物。”【556】

所謂于光遠在中顧委“受到激烈的批判”，實際上就是被開“生活會”，其內情早已被披露。【557】雖然于光遠應該為自己沒有被“開除黨籍”感到萬幸，但對於“中國科學”來說，那實在是一個巨大的“不幸”，因為它為中國科學納粹在九十年代的崛起、為方舟科邪教在二十一世紀的肆虐留下了禍根。

錢學森在于光遠落難之後是否曾對他落井下石，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知道，在法輪功被取締之後，于光遠馬上就要算1986年那個舊賬：

“前面說到的那位‘大科學家’，在我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紀念的時候，也來表示祝賀，我對此表示感謝。不過，他仍希望我能去看看‘特異功能’。我一直堅持不去看，因為我看魔術表演，至少看過十次‘空中釣魚’，而且每一次魔術師都確實把魚從空中‘吊’起來了。問題在於：魔術師從來都是事光聲明自己是在表演魔術，而特異功能者無論在表演之前、表演之後，都一口咬定‘這是真功夫’，而且還不讓檢驗。我何必再去看什麼魔術表演呢？如果藥片可以穿過玻璃瓶出來，那我們還要物理、數學幹什麼，大學、中學的課本統統扔掉算了！”【122】

看到于光遠當時還在捧着“大學、中學的課本”來“反對偽科學”嗎？實際上，“在我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紀念的時候”，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常務理事、中國社科院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副主任、“反偽幫”的首席科學哲學家邱仁宗就祭出“因果律”這件法寶來把“人體特異功能”打成“偽科學”、“反科學”。【558】十多年後，于光遠的閉門弟子方舟子也是手捧着一本早已泛黃的《大英百科全書》與人辯論分子生物學的最新進展。【559】這就叫：有其師必有其徒、有其父必有其子、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其實，于光遠對生物學或生命科學一無所知並不讓人詫異，讓人詫異的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知半解，所以他才會做出這樣的斷言：

“自然科學界曾有人根據生物的進化，說生物規律也在進化，這是不對的。只有當某種生物絕滅之後，這種生物特有的生物學的規律才不發生作用。”【364】

上面這兩句話的實質就是否認物質的運動性、生物的進化性、生命的多樣性、複雜性——他以為某種生物一旦產生，那麼在它滅絕之前，它都受同一種“特有的生物學的規律”的支配。這不就是所謂的先驗論、形而上學嗎？實際上，這種“特有的生物學的規律”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們到底都是些什麼內容，應該如何表述，“理論家”于光遠是永遠都不會給出明確答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