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偽科學”的命

為了打贏那場與人體特異功能的“戰鬥”，于光遠不僅站在“哲學”的高度耍嘴皮子、揮筆桿子，他還有具體行動。而從這些行動中，我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出于光遠是如何“反對偽科學”的；並且，更重要的是，看出他對方舟子後來“打假”的影響。

1、幕後小動作

前面提到，于光遠在1981年7月份《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暑期講習班上的講演分為兩部分，而其第一部分，題為《用科學態度對待哲學教學》，在1985年前沒有被公開。眾所周知，越是不敢公開的講話，其重要性也越大。那麼，他的那個秘密講話到底都說了些什麼呢？

（1）後發制人

198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教育部組織編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一書，編者有三人署名，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任艾思奇行政和學術秘書的肖前（1924-2007）。在論述“（意識）又能反作用於物質世界”時，該書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講解，而在第四方面，該書作者先後論述了中醫、氣功的作用，接着討論了人體特異功能可能的作用：

“上述意識能動性的表現，只是人們目前所能夠認識到的部分。意識能動作用的潛力遠未窮盡，人體‘特異功能’的發現，就是一個越來越引起科學界和哲學界注目的新的徵兆。隨着實踐和科學的發展，意識能動作用的潛力將會愈來愈充分地表現出來。”【376】

而就是上面這段話，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句話，把于光遠徹底“惹毛了”——這是方舟子形容自己氣急敗壞、完全喪失“理性”時的精神狀態。【377】

據于光遠說，上面這本書在付印之前，曾召開了一個審稿會，他本人也收到了邀請，但卻因為公務纏身而沒能成行。這是他自己講的故事：

“我了解到這個會議進行了‘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是在昆明會議結束了幾個月之後。1981年3月底，我在杭州開過世界經濟討論會之後，要到成都參加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問題的討論會，路經廣州時訪問了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的校園裡見到兩位哲學老師，他們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學術討論會上聽過我演講的。他們對我說，在那個討論會上覺得我否認‘耳朵認字’這種特異功能時所講的很有道理，但是後來到了昆明開會，看了人體特異功能的表演，又相信人體特異功能是客觀事實，因為這是自己親眼看見的。聽到他們講了這樣的話，我才知道原來在昆明討論《辯證唯物主義原理》草稿這個會上還有這樣的日程。”【208】

對於上面這段話，我們當然可以信以為真，照單全收。但是，假如我們也和于光遠那樣講究“科學精神”的話，就不免要懷疑于光遠之所以沒去開會，是不是因為他事先得知審稿會議安排了“人體特異功能的表演”。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懷疑，是因為，第一，早在1956年，于光遠就盯上了肖前，曾點名批評他“得出階級消滅之後，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對立就不再存在這種錯誤論斷。”【378】前文曾提到，在1956年，于光遠一夥曾在“偶然性”問題上與艾思奇大唱反調。【379】所以說，于光遠在1981年盯上肖前，不大可能純粹出於偶然，甚至不大可能完全是因為特異功能。第二，在其“反偽”生涯中，于光遠最最讓人詬病、也最最讓人瞧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三不主義”，其核心就是“不看”——拒絕觀看所有的特異功能試驗或者表演。換句話說就是，假如于光遠知道那個審稿會有特異功能表演的話，他即使是閒得無聊，也絕不可能去參加那個會議的。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後發制人”——這也是他的關門弟子方舟子的絕招兒，因為他宣稱自己“慣於後發制人”。【380】於是就有了于光遠的那個“暑期講習班講話”。

實際上，那個“暑期講習班”極可能是特意給于光遠開辦的，甚至是他自己安排、主辦的。事實是，那個“講習班”打出的旗號是“中國人民大學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懷指導、受教育部委託和直接領導下舉辦的，”其“講習”的第一主題是“研究如何貫徹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可是，當時講解“《歷史決議》和會議精神”的“專業戶”鄧力群根本就沒有到場，所以二百多“學員”只能聽他的講解錄音。根據後來的報道，那個講習班的主講只有三人：一是于光遠的門徒龔育之、二是于光遠的鐵哥們王惠德，三是于光遠本人。【381】在當時，于光遠既不在中宣部上班，也不在教育部領工資；並且，他的長篇講話對“六中全會”及其“歷史決議”隻字不提，而是專門講“用科學態度對待哲學教學”——明擺着是專門糾肖前的“偏”、反肖前的“右”。

其實，“用科學態度對待哲學教學”完全就是一個“幌子”，“兼論耳朵認字這種戲法何以使一些哲學工作者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才是他的真正主題。所以，前者的篇幅只占後者的三分之一，並且，他所謂的“科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所以他才會如同磨豆腐似地繞圈子反覆嘮叨這樣的話：“按照我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是發展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才真正形成科學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建立起辯證唯物主義這樣的正確的牢固的科學基礎”、“科學性同革命性是一致的。革命精神要與科學精神結合起來。革命精神本來是一種科學精神，因為革命精神是從科學中來的”。【209】于光遠不僅僅要在“科學”、“革命”、“馬克思主義”之間強行掛鈎，他還要在“哲學”與“政治”之間強行掛鈎，所以他才會說“哲學家在課堂講哲學觀點時通常也就宣傳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哲學工作者對各種社會觀點，政治觀點，科學觀點的認識不同，也會影響他們的哲學觀點”。總而言之，于光遠在那篇《用科學態度對待哲學教學》中想要說、但沒敢明明白白地說出口的話就是：“宣傳‘耳朵認字’是一個‘政治問題’。”實際上，在那篇五千餘字的講話中，“耳朵”只出現了一次：“關於耳朵認字等的宣傳，我就認為是起消極作用的東西。”一年後，于光遠總結道：

“‘人體特異功能’竟進入‘教育部組織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教材’之中！我認為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很明顯，如果不把類似這樣的違反辯證唯物主義的內容刪去，這本書就說不上是什麼普及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書籍。”【208】

“《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中肯定‘人體特異功能’，表明靈學唯心主義侵入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表明不但個別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師，而是哲學界相當多一部分人在偽科學的攻擊下敗下陣來。現在有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這本書的作者面前：他們必須在靈學唯心主義和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兩者之間作出明確的抉擇。”（同上。）

與其“講話”原稿相比，上面這些話中肯定有添油加醋的地方，因為在1981年7月，于光遠不可能說什麼“靈學”——他那時或者尚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靈學”這碼事兒，或者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給“耳朵認字”扣上“靈學”的帽子。但是，他當時給對方扣“唯心主義”這類大帽子，則是肯定的，因為他幾十年來一直就是那麼干的。

顯然是屈服於于光遠的淫威，《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在後來重印時，把“，人體‘特異功能’的發現，就是一個越來越引起科學界和哲學界注目的新的徵兆”這32個字和3個標點符號刪掉了。而為了那32個字，于光遠不僅使出了吃奶的氣力，他還耗費了大量的政治資本。

需要提請讀者特別注意的是，在當時，于光遠只是反對“人體特異功能”，而對“中醫”和“氣功”他並不反對。于光遠後來說，“1981—1982年寫的文章當中，氣功講的還不多。以後氣功師大量出現，在80年代中期偽氣功的地位大大超過耳朵認字之類的事情。那時候我就歸納了一個名詞：‘三偽一所謂’。”【13, p.104】而事實是，《三“偽”一“所謂”》作於1995年。【382】也就是說，于光遠把自己反對“偽氣功”的歷史提前了大約十年——由此可知于光遠說話的水分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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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一書中承認“人體‘特異功能’”現象的存在，于光遠不依不饒地大吵大鬧，指責該書背離唯物主義、宣傳唯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科學。結果，這本書在重印時（上圖為1982年6月重印本截圖），把相關字句刪去。注意于光遠對“中醫”和“氣功”在那本書中的出現完全視若無睹。

（2）隔山打炮

1986年，于光遠“反偽”文集，《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由知識出版社出版。而就是在這本文集中，于光遠公布了他在八十年代初通過給“有關部門”寫信的方式來“和偽科學斗”的部分內容。

1981年9月15日，于光遠給中國科協某負責人寫了一封信，其內容全都反映在這封信的標題上了：《科協應該嚴肅地研究一下“耳朵認字”問題》。【74, pp.29-30】十多年後，這封信的標題被于光遠改成《中國科協應該儘快表明反對“人體特異功能”的態度》。【75, pp.5-6】這封信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當時的于光遠仍舊在擺“中宣部大員”的派頭對中國科協指手畫腳——于光遠後來承認，“不過就在前不久，科協的上級領導關係有了改動，從組織關係說我不再管了”【383】——，還在於它是于光遠在“反偽”文章中第一次、也是僅有的幾次直接點“錢學森”的名。

原來，在1981年5月，經中國科協批准，“偽科學們”在重慶召開了“全國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與15個月前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會議相比，重慶會議完全可以用“盛況空前”來形容：“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106個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的300多名代表。收到論文147篇。四川省委書記楊超主持開幕式。開幕式上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聶春榮作了《推動人體科學研究》的報告。”【130】實際上，那次大會因為被《光明日報》報道，因此堂而皇之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大事”之一【384, p.421】、被記載在《中國醫藥衛生科技史》中【385】。與之相比，于光遠為了刪掉肖前的那32個字而使出九牛二虎之力，頗像是“丟掉西瓜，撿起芝麻”。實際上，《光明日報》不僅僅發布了“全國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的消息，它還發布了第一屆會議的消息。【384, p.386】而于光遠一直沒敢向《光明日報》發飆，而是拿肖前大開殺戒，其中的原因，頗耐人尋味。

確實，當時支持“人體特異功能”的頭面人物，除了錢學森之外，還有兩人，一個就是四川省委書記楊超，另一個就是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聶春榮——他以“聶衛平的父親”聞名於世。楊超與于光遠是老相識，曾因《四川日報》報道唐雨事件而檢討【129, p.160】；但在“偽科學”的“第二階段”，他重新出山，力挺“人體特異功能”。楊超是中共高級幹部中著名的馬列主義哲學家，曾被毛澤東稱為“黑格爾”【386】，所以他的“挺偽”言論引經據典，嚴絲合縫，于光遠連插嘴的地方都找不到；加之他是地方大員，于光遠對他也有鞭長莫及之嘆。而聶春榮從延安時期就與于光遠共事，他們二人在學歷、資歷、資格、官階等各個方面都不相上下。但是，在“人體特異功能”問題上，於、聶二人的觀點卻截然相反：據信聶春榮是最早公開給于光遠之流扣上“保守”這頂大帽子的中共高級官員。【387】所以，于光遠給科協封信，針對的可能就是聶春榮，儘管收信人不可能是他。這是于光遠後來複述過多次的故事：

“在1981年底或1982年初，中央成立了一個思想工作小組。成員有7個。他們依次是胡喬木、王任重、周揚、于光遠、朱穆之、華楠和鄧力群。鄧力群排在最後卻擔任小組秘書。這時候全國科協書記聶春榮，知道中央有這麼一個小組，就打報告到小組，告《人民日報》的狀。因為《人民日報》不止一次發表了反對人體特異功能的言論。小組秘書鄧力群收到這封信後，批了‘這件事是否在思想工作小組議論一下？’這樣幾個字，送小組成員傳閱。王任重劃了個圈，寫了一句‘贊成小組議一下。’公文傳到我那裡，我就寫了一句：‘我贊成在小組裡認真徹底地議一下’。再傳到胡喬木那裡，胡喬木了解我這個人的脾性，看到我寫的‘認真徹底’這幾個字，知道這個問題如果開會討論起來，我決不會妥協。一定會和王任重激烈地爭論，而且爭論雙方難免感情激動，尤其是我，會說出很尖銳的話。於是他什麼理由不講，批了一句：‘此事就不談了吧！’結果我們這個思想小組沒有‘受理’這個告狀。”【107】

于光遠曾抱怨說，“中央思想小組成立後只處理過幾件事情，沒有開過什麼會，十二大以後，沒有作出什麼交代，這個小組就不再存在了。”【213】而于光遠上面這段話，實際上就是給出了這個小組“沒有開過什麼會”的原因之一：你們如果敢“議一下”人體特異功能，我就敢跟你們“認真徹底地”沒完沒了！實際上，在長達三十多萬字的《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中，鄧力群通篇沒有提到那個“中央思想小組”。

于光遠對自己的上司都敢要挾——如上所述，為了“特異功能”，他連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都敢當面頂撞——，對於他的下屬自然是一副頤指氣使的架勢。看看這段話：

“我覺得中國科協上次參加重慶的會議影響是不小的。中國科協一直不表個態似乎不好。當然要表態，科協書記處的同志看法是否一致也是個問題。究竟怎麼做才好，是否需要研究一下，特別是需要在科協黨組內嚴肅的研究一下。我對耳朵認字的這兩年多的過程作了一番研究，覺得事情發展得的確相當嚴重。我和科委其他一些同志打算仔細研究一下下一步工作應該如何進行才好。我最近要出差，回來後我們一起來研究一下應該採取的步驟，好嗎?”【74, p.29】

在當時，中國科協的主席是周培源，而《福建青年》在兩個月前曾報道周培源觀看雲南特異功能兒童的表演。所以，于光遠那年8月到昆明講話時，特意全文引用那篇報道，並且說“《人民日報》社的同志看了報導之後寫信給報導中提到的幾位學者，請他們就報導中所說的他們自己的事情進行核對，講講報導是否準確。周培源、茅以升和趙忠堯同志都回信說明報導中涉及他們的完全不是事實。”【388】可想而知，那個“《人民日報》社的同志”就是陳祖甲、而他之所以敢於逼迫那幾個人表態，就是因為他得到了于光遠的“授意”。事實是，茅以升的“回信”就是寫給陳祖甲的。【389】所以說，于光遠給中國科協的信，肯定還有間接敲打自己的“恩師和戰友”周培源【390】——他在解放後惟于光遠馬首是瞻【391】——的意思。果然，于光遠給中國科協負責人去信的當天，周培源就公開表態了：

“在普及科技知識方面，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有虛假。科學的態度應是慎重的。我看過一次特異功能表演，有的地方就把我看表演的事加以宣傳，說我信。《人民日報》打電話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說沒有。我是不相信的。這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我要解釋一下。那次是雲南來的四個孩子表演。其中一個口中念念有詞，杯子中有了一朵花。這朵花不是北京的，而且修得很整齊。一朵花怎麼可能到水杯中來呢？同我一起看的還有裴老、述周，他們也同我一樣，都不相信。還有什麼意念作功，我也懷疑。有人說那些東西可治癌，更是不可能的。因為意念是主觀的，規律是客觀的。如果說我想要什麼東西，就會到我口袋裡來，公安人員還怎麼做工作？有人提出要成立全國性的特異功能學會。這個問題，我看要慎重。科協不能接收入體特異功能研究會入會。科協要對維護科學的尊嚴負責。”【56, pp.113-114】

上面這套言辭，最早見於1982年2月10日問世的《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第4期，而那個“資料”就是于光遠為了對付“人體特異功能”而組建的“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的機關刊物——申振鈺稱之為“小報”。【130】所以，上面那三百多字到底是不是周培源的真心話、有多少是真心話、最後那4句話是不是被于光遠一夥強塞進他的嘴裡的，都是一個未知數。

誰都知道，中國科協在名義上只是一個民間團體，在實質上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準政府機構，所以，周培源的“中國科協主席”就是一個牌位，他對其“下屬”根本就沒有什麼管轄權。所以，他的公開表態，並不能阻止屬於黨政系統的聶春榮繼續“挺偽”。實際上，到了1982年10月，聶春榮變本加厲，明確地說于光遠“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392】1984年，針對于光遠的《1981年我國哲學戰線上的一件重要事情》一文【393】，聶春榮發表了《1981年我國科學戰線上的一件重要事情》【394】，指出于光遠“顛倒哲學和科學的關係”這樣的事實。1989年2月，因為于光遠一個月前曾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我堅決反對反科學的所謂“人體特異功能”宣傳》一文，聶春榮又寫了一篇《我堅決支持人體特異功能的科學研究——評“我堅決反對反科學的所謂‘人體特異功能’宣傳”》，駁斥于光遠。看看這兩段話：

“在於文的全篇文章里，找不到一個理由可以證明人體特異功能是反科學的。但是該，在於文題目里卻給人體特異功能戴上了‘反科學’的大帽子。我還拜讀過於書的全文，其理由不過是用反科學的‘唯理論’的‘推理’方法來否定人體特異功能是客觀實在罷了。其實，人體特異功能是否客觀實在？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唯物主義原則，只能用科學實踐檢驗的方法來驗證是否客觀實在。”【284】

“作者還在於書中多次引用恩格斯當年批判‘靈學’的筆法，把今天的人體特異功能研究說成是‘“靈學”的一個變種，是一門偽科學，是同唯物主義根本對立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嚴肅批判過的’。這純粹是顛倒是非，因為古代‘靈學’研究人體特異現象說明‘神靈’的作用，而現代科學研究人體特異功能是說明物質的作用。古代與現代、‘靈學’與科學、‘神靈’與物質其性質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把我國人體特異功能研究說成是‘靈學’的一種‘變種’，這純粹是一種誣衊。”【284】

難怪于光遠後來沒敢把他那篇發表在“海外”的“反偽”文章收入自己的“反偽”文集中。事實是，于光遠的門徒方舟子後來論證韓寒的書“不可能是韓寒寫的”的方法，就與于光遠論證特異功能“不可能是真的”的方法一模一樣，也就是聶春榮所說的“反科學的‘唯理論’的‘推理’方法”。可惜這位反對中國科學納粹的猛張飛在1991年就去世了。【395】

（3）敲山震虎

1981年10月，也就是在壓迫乃師周培源公開“表態”之後一個月，于光遠又兩次給“中國科協負責同志”寫信，對他們進行要挾。這兩封信在最初題為《于光遠同志對科普書刊中宗教、鬼魂宣傳的兩封信》【396】，後來漸次改為《科普書刊中的鬼魂宣傳》【74, pp.162-166】、《不允許科普書刊進行鬼魂宣傳》【75, pp.7-10】。在10月4日的信中，于光遠以“雲南省科協領導下出版的《奧秘》畫報”發表連環畫《諾亞方舟》為由指責他們“公開宣傳宗教”，因此“我認為中國科協應該提醒一下雲南省科協，希望他們進行糾正並在群眾中挽回影響。”雲南科協宣傳宗教與中國科協支持“人體特異功能”有什麼關係呢？這是于光遠的推理：

“這種宣傳當然是同‘耳朵認字’的宣傳相聯繫的。這一期公開宣傳宗教，我認為就是‘耳朵認字’宣傳長期得不到批評的一個結果。”【75, p.9】

也就是說，僅僅一個“我認為”就構成了于光遠大發雷霆之怒的充足理由。而事實是，于光遠當時之所以會那麼“認為”，就是因為他在故意找“雲南碴”。

原來，在于光遠的眼中，當時的雲南省是“偽科學”的“重災區”：不僅省科協支持對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連省科委、衛生廳也都曾公開表態支持；並且，該省在1980年9月20日還正式成立了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省級相關組織，“雲南省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會”，理事長由省衛生廳廳長兼任。【397-398】而日理萬機的中央大員于光遠之所以能夠閱讀一份雲南的科普雜誌，據他自己說，是“有人送給我”的。毫無疑問，那個“人”就是于光遠當時的第一跟班鄧偉志，因為他在兩個月前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主旨就是要把“鬼魂宣傳”的責任算到“人體特異功能”的頭上。【399】

顯然是懾於于光遠的淫威，科普創作協會決定開會討論“鬼魂”宣傳等問題。而于光遠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再次把矛頭指向“人體特異功能”：

“‘鬼魂’問題的宣傳不是孤立的，它是兩年多‘耳朵認字’這類‘人體特異功能’宣傳的產物。事實上現在出現的‘鬼魂’宣傳，就是作為‘人體特異功能’宣傳的一部分，同其他‘人體特異功能’結合起來進行的。它的‘理論’根據，就是‘人體特異功能’的‘理論’根據——‘超感官知覺’和‘殘餘信息’等等。現在科普工作者中間對‘耳朵認字’宣傳還有不少糊塗認識，只反對‘鬼魂’宣傳，不能解決他們的認識問題，甚至連對‘鬼魂’宣傳的問題也解決不了。”【75, p.10】

難怪于光遠後來會說“我這句話是有的放矢的。”【13, p.9】也就是在于光遠“放矢”之後，曾經刊發過《來自國外“特異人”的訊息》、《〈你信不信〉拍攝散記——人體特異功能表演紀實》、《意念致動——人體特異功能的新進展》、《人類的第六感覺——磁覺》這類文章的新疆科普刊物《科學與生活》趕緊派人到北京，特意向于光遠“表示把原先己經安排的幾篇宣傳‘耳朵認字’的文章抽掉，並說不再登載這方面的文章。”【75, p.10】事實證明，這家刊物的選擇是明智的，因為那場討論會頗像是文革時期的批鬥會：

“不少發言提到，當前‘鬼魂’形成一股風，……這股風從何而來？有的發言認為，這同特異功能的研究密切相關。這種研究，從提出耳朵認字，到意念制動，再到殘留信息，是向‘鬼魂’發出的三封請柬，經過三請，終於把它請出來了！”【400】

1982年4月，于光遠的這兩封信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後有一句“編者附記”：“于光遠同志的這兩封信發出以後，據了解，雲南省科協完全同意這些意見，已決定原定在第五期續登的《諾亞方舟》不再刊登，並研究了改進刊物內容的具體措施。”【401】也就是說，于光遠當時雖然對錢學森和“中國科協負責同志”無可奈何，但他對於那些外地出版的小刊物還是蠻有震懾力的。而事實是，當時的于光遠根本就沒有管理外地科普宣傳的職責，因此他的長臂、跨界管轄，頗像是在“沒有物質的媒介物”的情況下，兩個物質間相互發生了作用——千真萬確的“意念致動”。

陰魂不散，戰鬥不息

在九十年代中期，很可能是因為“反偽”的高潮此伏彼起，中宣部科學處舊部定期在一起聚會；每次聚會，“於老”都像是太陽一般，於核心將自己的“光”照得無“遠”弗屆；而“小何”則一不祚、二不庥，場場不落，永遠站在距離“於老”最近的地方。（圖片來源：上：《1995年與中宣部老科學處同志合影》【402】，下：《1996年中宣部科學處同志聚會》【403】。）

（4）網羅黨羽

除了逼迫曾屬於自己下級的中國科協表態反對“人體特異功能”之外，于光遠還在1981年11月4日給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所長馮德培、中科院生物學部副主任過興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潘菽寫了封信，題為《希望中國科學院有更多的同志參加揭露“耳朵認字”的工作》。【74, pp.167-168】十年後，這封信的標題被改成《中國科學院應該反對“人體特異功能”》。【75, pp.11-12】這是于光遠提出這個要求的理由：

“原因不但由於這是一種打着科學招牌來進行欺騙，直接損害中國科學的聲譽，而且中國科學院一些研究所和科技大學內都有些人熱心進行這種活動。……院內也有些著名的科學家對這種宣傳表示支持。如果我們中國科學院沒有明確的態度，就會使得外界不了解我們的正確態度。”【75, p.11】

如果你覺得于光遠上面這些話有些耳熟的話，那就對了：葉聖陶兩年前反對“耳朵聽字”的理由之一就是害怕“引起外國有識之士的訕笑”。【100】

由於于光遠“反對偽科學”所依靠的主要“科學”就是心理學、依靠的主要人員就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那幾個人，所以，該所所長、中國心理學泰斗潘菽就成了于光遠志在必得的爭取對象。據《自然雜誌》編輯的《人體特異功能通訊》，潘菽曾說過“心理學要研究人體特異功能”、“要建立中國式的心理學，特異功能的情況必須考慮”這樣的話。【110, p.93】不僅如此，還有報道說潘菽曾給“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發去賀信。【110, p.93】毫無疑問，在1981年11月4日之前，于光遠或其跟班就曾向潘菽施加過壓力，而潘菽早就被譽為“紅色教授”，在五十年代更是被于光遠一夥修理得老老實實，曾在于光遠主編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發表過《研究自然科學的人也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404】實際上，直到八十年代，他還在高喊“我一直主張，我國心理學應該走我們自己的道路,堅定不移地貫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405】所以，在于光遠施壓之後，潘菽馬上就軟了，他在1981年10月23日通過心理研究所給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寫信，否認自己相信人體特異功能。而于光遠直接控制的《內部討論》在其第100期上把那封信公布了出來。最奇的是那封信的第一段：

“一、去年十一月在重慶召開心理學基本理論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期間，在一次座談會上.有同志問潘菽同志對人體特異功能有什麼看法。潘菽同志當時明確表示，他本人是不相信的，至少現在還持懷疑態度，因為沒有科學根據，也不一定是真實。但如果有人願意去研究清楚，他也不反對。但《人體特異功能通訊》（80年第五期）卻在第一版報道說：‘著名心理學家潘寂指出，心理學要研究人體特異功能’，並且還報道說，‘……潘寂指出，……要建立中國式的心理學，特異功能的情況必須考慮。’我們認為，這種報道是不符合潘寂同志談話的原意的，應子澄清。”【80, p.91】

好笑的是，那封否認信的簡寫本後來又在《心理科學》上公布了一次，並且特意註明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406】，顯然意在告訴世人，潘菽不是在“於老”的壓力之下才“反偽”的。

到了1982年3月，也就是在《人民日報》再次表態之後，潘菽以為“反偽派”已經勝券在握，所以他親自給于光遠寫信，表示“完全擁護”于光遠的“反偽”言論，並且給于光遠支招兒說“我們現在就是要不讓它把氣功拉在一起”、“我認為我們首先要攻破耳朵認字這個‘堡壘’”。【80, pp.92-93頁】可笑當時潘菽已經老得連“自傳”都需要由他人代筆的程度【407】，所以他的言論到底有多少是真心話，只有他自己知道。更可笑的是，就是這麼一點兒破事兒，後來被文革餘孽鄧偉志大肆宣揚為“偽科學在宣傳上也作偽”。【56, pp.21-22】實際上，看他在反偽時的上躥下跳，不難想象他在四人幫時代會有多麼囂張。

除了把潘菽拉了過來之外，于光遠拉到的另一個大牌科學家就是馮德培。和潘菽一樣，馮德培也屬於早就被于光遠一夥修理得老老實實的老（實）科學家，早在大躍進年代就曾表示要“爭取做紅色專家”。【408】據張震寰說，于光遠曾告訴他，馮德培曾說過“罵支持人體特異功能者還怕髒了他的嘴”這樣的話。【80, p.99】

（5）心中有數

其實，如果于光遠在與“人體特異功能”戰鬥時，真的是出於“堅持唯物主義”或者是“反對偽科學”的目的，則他當時最拿手的武器只有兩個：馬克思主義和科學。而這兩樣東西，在中國的威力，比所有的核武器加到一起還要強大無數倍。既然如此，我們不禁要問：手握尚方寶劍的于光遠幹嘛還要在暗中到處寫信逼人站隊表態、拉人登車上船呢？這個問題最直接、最簡單的答案就是，于光遠知道自己手中的武器都是地攤上買來的贗品、假貨——所謂的“銀樣蠟槍頭”——，它們只能夠用來嚇唬人，根本不能用來直接與敵人廝殺。而于光遠當時心中的頭號敵人就是錢學森。

前面提到，于光遠曾一再說自己投入戰鬥的時間是“1980年7月”，它與錢學森對中國權威媒體記者發表談話、提出“人體科學”概念是同一個時間。而于光遠在1981年7月發飆，雖然名義上是為了“消除哲學教學中的不良影響”，即針對教育部組織編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一書，但實際上卻是針對“全國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而那次規模空前的會議之所以能夠“勝利舉行”，與身為中國科協第二副主席的錢學森促成中國科協的“同意”有相當大的關係。儘管錢學森沒有出席那次會議，但他無疑是那次會議的主心骨——在很多人眼中，他就是“真科學”的代表和化身。這是“史書”上的記載：

“全國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在重慶舉行。會上交流了研究成果和經驗，成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提交了題為《開展人體科學的基礎研究》的學術論文。”【384, p.421】

這是錢學森學術論文的開篇第一句話：

“在一九七九年祖國大地一聲春雷，出現了青少年的人體特異功能，‘耳朵認字’。”【409】

錢學森用“春雷”來比喻“耳朵認字”，對於中宣部大佬于光遠來說，簡直就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因為“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十月革命”也不過是“一聲炮響”而已。確實，在中宣部的語彙中，“春雷”比“春天”、“春色”、“春潮”還要高大上。19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把自己3天前發表“聶元梓等七位同志貼出的大字報”認證為“推動北大文化革命的春雷”。【410】兩個半月後，《人民日報》又把“毛主席會見百萬革命群眾的喜訊”比喻為“震盪全國”的“春雷”。【411】再過四個月，為了給“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造勢，《人民日報》又發表詩歌《春雷頌》。【412】所以說，錢學森把“耳朵認字”比喻為“一聲春雷”，就相當於暗示那些反對這聲春雷之人都是些“反動派”——在當時，誰都知道那些“反對派”的總後台就是于光遠——他實際上是一個光杆司令。如果說錢學森的開篇僅僅是暗諷了一下于光遠之流的話，那麼在文章的結尾，錢學森已經不屑於掩飾自己對他們的蔑視了：

“在前進的道路中，會有一些無理取鬧的非議，我們不必為它分心；也會看到一些人在譏笑，我們也不必理睬，這種人在五、六十年前也有過。只要我們踏踏實實苦幹，終將作出貢獻。”【409】

也就是說，在錢學森的眼中，那些“反對派”的所作所為不過就是“無理取鬧”、“非議”、“譏笑”而已——這不就是那些黨棍、政客們一直在幹的事情嗎？而錢學森所說的“五、六十年前”，頗像是“五、六十年代”的“筆誤”，因為那正是中宣部科學處在科學界最為橫行霸道、最為飛揚跋扈的時光。還記得錢學森一年前在《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和人的潛力》一文中捅了于光遠的爛瘡疤嗎？

總而言之，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戰鬥”，與其說是真、偽科學之爭，不如說是科學家與黨棍政客之爭：在“科學的春天”里，當了幾十年“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終於有了揚眉吐氣當家作主的感覺；而當年那些騎在他們脖子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特務、警察、憲兵們的感覺卻恰恰相反——灰溜溜的失落、咬牙切齒的仇恨。換句話說就是，“人體特異功能”不過是這幫科學特務、科學警察、科學憲兵們妄圖重新奪回“霸主鞭”而製造的一個口實、一個事端而已。只不過他們生不逢時，因為政治鬥爭而推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賦予了科學家一柄威力無比的利劍，在它面前，“霸主鞭”也不過就是一根爛麻繩而已。所以于光遠們只能以“無理取鬧”來攪局——用《自然雜誌》評論員的話說就是：

“如果在幾年之前，在林彪、‘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特異功能的研究早已被扼殺於襁褓之中。所以，一年來我國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所以能取得如此顯著的進展，完全是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的勝利。”【413】

這兩句話雖然聽上去像是官話、套話、場面話，但請相信，它的每一個字都發自那個“本刊評論員”的肺腑；同樣，它的每一個字都像是布滿毛刺、鐵鏽的鋼釘，扎得于光遠撕心裂肺。

據于光遠的跟班申振鈺總結，重慶會議取得了兩大成果，“一是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肯定了人體特異功能的存在”，“第二個‘成果’就是成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414】如果說“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肯定了人體特異功能的存在”相當於在于光遠的傷口上搓鹽的話，那麼“成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則相當於向于光遠的心口插刀，因為他非常清楚，一旦這個研究會真的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那麼這個“偽科學”就變成了得到官方承認的“真科學”了。而最早提議把“偽科學們”組織起來的那個人，就是錢學森。1980年6月，錢學森在訪問《自然雜誌》編輯部時這樣說道：

“關於特異功能的研究十分重要，我建議成立一個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會，團結老科學家和中青年科學工作者，起組織作用和指導作用，推動這項研究扎紮實實地開展下去。”【148】

這是朱潤龍夫婦後來透露出的信息：

“1981年9月，賀崇寅去京。錢老介紹賀崇寅與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聶春榮見面，並向中國科協作了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情況的匯報。賀崇寅同志也向錢老及聶春榮匯報了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擬在重慶召開的籌備工作情況。由於錢老的大力推薦，中國科協擬籌組建立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415】

于光遠後來承認，無論是給中國科協負責人寫信，還是給馮德培、潘菽寫信，他的矛頭所指都是錢學森：

“這時候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學家’，提出一門‘人體科學’的學問。其實‘人體科學’早就有了，人體解剖學、人體生理學、醫學都是人體科學，那是真正的人體科學。但這位大科學家還要建立所謂‘人體科學’，實際上，就是主張人體特異功能的科學，也就是偽人體科學。這位大科學家還要成立‘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這個研究會用它的籌備組的名義活動，要求全國科協正式承認它的合法地位。科協的書記處對這件事情並沒有表示同意。我就寫了一封《望中國科協正式備函說明並未承認“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的文章。”【383】

《望中國科協正式備函說明並未承認“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是于光遠在1996年給那封信追加的標題，而在十年前，它的標題是《中國科協有沒有承認所謂“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這是其全文：

“最近收到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寫給國家科委並方毅同志的報告和該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會議紀要。早在11月16日看到召開這個會議的消息後，我們曾經打電話給科協學會部部長謝東來同志，查詢該會和科協的關係，謝東來同志電話里說：‘成立什麼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組我不知道。這個籌備組在上海開過什麼會，舉辦過什麼活動，我也不知道。’據此，國家科委不準備答覆這個‘報告’，而由我委信訪處作為一般來信處理，但在該會送來的紀要中，既說是在‘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聶春榮同志代表中國科協出席了會議，在他的主持下，醞釀成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召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又說‘在中國科協的領導下已經建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我們已經知道中國科協的態度（聶春榮同志給這個研究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的賀信中也說‘目前形勢科協也難批准入會’），但是處理這個來件要有正式根據，希望中國科協正式備函說明紀要所說是不實之詞，以便我們給以正式答覆。”【74, p.234】

看明白了嗎？于光遠在逼迫中國科協主席表態不“正式承認人體科學研究會的合法地位”之後，又反過來要中國科協給他當炮灰，逼迫他們出具文件以便國家科委可以拿它當藉口不“正式承認人體科學研究會的合法地位”。這不就是所謂的“兩面三刀”嗎？一個人內心的仇恨得多麼強烈才會使出這樣的手段啊？難怪《自然雜誌》主編賀崇寅六年後會說這樣的話：

“但是孰料研究會成立之日，即是人體科學研究工作厄運開始之時。一時間，人體特異功能幾乎成為是騙術或魔術的代名詞，而從事於此項研究的人則被扣上宣傳封建迷信、甚至是反馬列主義等政治帽子。真是‘黑雲壓城城欲摧’。看來有人一定非要把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置之死地不可了。”【416】

前面提到，在于光遠的反偽文章中，他幾乎從來不提錢學森的名字。但是，在給中國科協某負責人的信中，他卻寫道：

“你告訴我，把《內部討論》（第67期）送給錢學森同志了。這個做法很好，不知道他有什麼反應？”【74, p.29】

上面這段話透露出的重要信息就是：于光遠與錢學森“戰鬥”，並不是面對面的搏鬥，而是要通過代理人來搞拐彎抹角的明槍暗箭。《內部討論》是“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辦的“內部”刊物，而“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受國家科委副主任于光遠的直接領導。無論“第67期”的內容與“反對‘人體特異功能’”是否有關，于光遠既然那麼想知道錢學森的“反應”，他幹嘛不直接把刊物寄給錢學森徵求他的意見呢？既然不肯直接徵求意見，幹嘛還要偷偷摸摸地向第三者打聽呢？最奇怪的是，當時錢學森在中國科協15位副主席中排名第二，所以，于光遠知道，他寫給“中國科協負責人”的信，錢學森都能夠看到。也就是說，于光遠雖然把錢學森視為自己的最大敵人，但他卻不敢和錢學森打照面。這是為什麼呢？你很快就會看到答案。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儘管于光遠百般阻撓，但從事人體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們卻終於在1986年成立了民間性質的“人體科學研究會”；一年後，這個組織獲得國家科委的正式批准，改名為“中國人體科學學會”——經過八年抗戰，飽嘗于光遠一夥打壓的“偽科學”終於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承認。不過，該學會似乎一直沒有得到中國科協的承認，儘管中國科協在1987年接納了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為會員。1992年中國人體科學學會在民政部註冊，它很可能在2000年被取締或解散。（截圖來源：【418-419】。）

2、組織起來

除了公開或者秘密發表講演、四處給人寫信逼人站隊表態之外，于光遠與“偽科學”作戰的第三種方式就是“組織起來”。這是他後來自己說的話：

“我當時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在我的倡議和領導下，成立了一個‘人體特異功能調查組’。在幾年的時間裡，這個調查組對聲稱有‘特異功能’者進行了深入調查和科學測試，以有力的證據揭露了其欺騙性。調查組召開了許多會議，發行了多期內部通訊和報紙，積累了大量有說服力的資料。”【13, p.2】

事實是，那個“調查組”的正式名稱根本就不是什麼“人體特異功能調查組”，而是“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其功能，既不是“調查”，也不是“研究”，而是“聯絡”。這是那個“聯絡組”的唯一組員鄧偉志的不打自招：

“1981年是科學與偽科學爭論中不平凡的一年。在這一年5月，支持耳朵認字的人在重慶舉行了第二次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據《自然雜誌》所辦的《人體特異功能訊》1981年6月30日出版的第十、第十一期特刊上報道，‘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260餘名代表出席了大會’，‘省委書記xx主持了開幕式。中國科協書記處xx作了《推動人體科學研究》的報告。《自然雜誌》主編賀xx作了《一年來人體特異功能研究進展和展望》的報告。’更重要的是，會上成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並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成員會議。選舉賀為臨時召集人。宣揚人體特異功能的組織起來了。認為人體特異功能是偽科學的怎麼辦？……搞假的組織起來了，搞真的又怎能不組織呢？在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成立五個月以後，國家科委成立了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我成了這個小組的一名成員。”【56, pp.14-17】

也就是說，于光遠之所以要“倡議”成立這樣一個“組織”，唯一目的就是與“人體科學”的“組織”相對抗。

另一個事實是，在法輪功事件之前，于光遠從來就沒有承認過這個“組織”是“在我的倡議和領導下”成立的。他打出的旗號都是“國家科委”。這是他在1981年11月4日給馮德培、潘菽等人的信中說的話：

“現在科委發起，組織了一個‘“人體特異功能”調查研究聯絡組’。心理所幾位同志與此組織己有聯繫。生理所的同志也到北京參加過一次會。我希望心理研究所有更多的同志參加這個戰鬥。”【74, p.168】

在1981年11月23日寫給河南省委劉傑、李葆光的信中，于光遠說：

“近年來，這種反科學宣傳越演越烈，我們國家科委黨組的同志們認為，如果再不努力糾正，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就會得不到澄清，為此，最近，國家科委組織了一個‘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並已開始工作。”【74, p.197】

在1982年5月28日給胡耀邦的信中，于光遠寫道：

“科委發起成立一個‘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作了調查和測試。”【80, p.107】

那麼，這個“聯絡組”究竟是怎麼“成立”的呢？

（1）私設公堂

1981年11月30日，在成立了將近兩個月之後，這是組織終於做出了這樣的自我介紹：

“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於10月9日、10日，舉行了為期兩天的人體特異功能問題座談會。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上海生理研究所等科研單位以及新聞、出版界的三十餘位同志出席了會議。……會上，組織成立了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聯絡組已開始同有關方面建立聯繫，並陸續收到來信、來文。聯絡組還派人到一些地方和單位進行調查，搜集資料。聯絡組負責編印《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420】

在法輪功被取締之後，這個“組織”成立的經過被描述得更為詳細：

“1981年10月9日至10日，由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召開了‘尊重科學，弄清真相’的人體特異功能問題座談會。會上，由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共同發起建立了‘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這個聯絡組，由ΔΔΔ倡導，由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吳明瑜，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羅偉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秘書長鍾林三位同志負責。開始只有鄧偉志等一、二個同志在ΔΔΔ辦公室負責搜集情況，編輯資料。後來把辦公機構設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其任務就是調查研究、組織測試、出版刊物。”【130】

實際上，上面那二百多字中，最能泄露天機的就是“由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這12個字，它們非常生動地把于光遠那隻毛茸茸的“黑手”描繪了出來。這是“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吳明瑜”的自述：

“1956年我從經濟工作戰線調到科技部門工作，當時首先認識的就是于光遠、何祚庥、龔育之等中宣部科學處的幾位同志。回顧自己的一生，我後來走了很長時間科技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研究的道路，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也受到他們的影響。那時候何祚庥比我大四歲，龔育之比我大兩歲，我在他們面前還是學弟。”【421】

換句話說就是，吳明瑜是中宣部科學處的編外職員、于光遠是吳明瑜的頂頭上司——據何祚庥說，于光遠的“大思想家”頭銜就是吳明瑜奉獻的。【422】也就是因為如此，于光遠讓吳明瑜“出面”他就必須出面，于光遠讓吳明瑜“發起”他就必須發起，于光遠讓吳明瑜“成立”他就必須成立。而于光遠之所以只能讓一個局級的“研究室”出面，而不是讓部委級的“國家科委”出面，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于光遠這個“副主任”在那裡還不能為所欲為。

事實是，于光遠不僅是那個“聯絡組”的倡議者和領導者，他還是它的衣食父母。這是鄧偉志的不打自招：

“聯絡組交給我的任務之一是編輯《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編輯部幾個人？除了掛帥的于光遠，兵就是我一個。編輯部設在哪裡？就在于光遠家裡。于光遠管我吃，管我住。當然，公開的地址是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地址。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秘書長鍾林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實幹家，反對偽科學的卓越組織者，他從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抽出一位女同志畫版樣。印刷由《人民日報》副總編保育鈞安排在人民日報印刷廠。本文初稿的題目我曾用《拳打腳踢偽科學》，就是因為我想起了編輯《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的日日夜夜。從言論到消息，從通訊到專訪，從歷史資料到翻譯資料，編、采、通，都是一個人，既有旁敲，又有側擊；既有遠程，又有近戰，因此我說是‘拳打腳踢’。後來又覺得不雅，便改成現在的題目。”【56, p.15】

“拳打腳踢”這四個字，十分形象地說明了那個“聯絡員”是如何“反對偽科學”的：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手段，信仰拳腳、崇尚暴力、倚權仗勢，但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科學實驗”，更不相信他們口口聲聲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命題”。這是那個流氓刊物《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創刊號上的文章標題（據【125, pp.287-288】）：

①  報刊上開展對人體特異功能問題的批評

②  尊重科學、弄清真相，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開展工作

③  評《自然雜誌》上的一篇實驗報告

④  魯迅與“耳朵聽字”

⑤  茅以升同志來信闢謠

⑥  來信摘登（耳朵認字是欺騙，父子傳感是假的，貴州神醫現形記）

⑦  上海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觀察記

⑧  如何破耳朵識字——訪魔術師

⑨  我的魔杯——特異人自述

⑩  偉大的發明家，渺小的哲學家——愛迪生等

非常可惜，也非常遺憾，在今天，這些文章大多已經變得比三墳五典還要稀罕了。但萬幸的是，鄧偉志的嘴臉還在，而他的這些“素質”，構成了“于光遠管我吃，管我住”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唯一原因。

于光遠“倡議和領導”的那個“聯絡組”的真實面目，在其編輯的《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第二期中得以充分顯現。而我們在今天之所以能夠有幸見識到這期“小報”，唯一原因就是于光遠把其中的一篇“文章”收進了自己的“反偽”文集，題為《一個會議的紀要和我們的按語》。【74, pp.235-244】【75, pp.208-216】

原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委會”在1981年11月召開了第二次全體會議，這個會議形成了三個文件，分別是：《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章程（草案）》、《會議記要》、《關於建議由國家科委組織對人體特異功能進行實驗驗證的報告》。【423】這三個文件中，第一個文件最讓于光遠害怕，第三個文件最讓于光遠窩心，所以，他專門把第二個文件挑出來撒邪火。據于光遠自己的注釋，“我們的按語”雖然不全是他寫的，但卻是“‘資料’編寫組按照于光遠同志的意思起草並經他審閱過的”，所以他後來才會把它收入自己的“反偽文集”中。這是該文的第一段，也是“總按”：

“最近，我們看到《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第二次全體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紀要》）。這個《紀要》很不像樣。我們編輯組一邊讀、一邊寫了些按語，一併印出，以饗讀者。《紀要》第三部分講了些組織問題，從略。其餘照登。這個研究會是專門研究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如皮膚認字、遙感、透視、思維傳遞、意念致動、殘留信息、鬧鬼等等，最近忽然改用‘人體科學’這塊牌子。但是‘換湯不換藥’，他們仍不搞人體科學研究，還是在那裡搞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所謂人體特異功能。難怪全國科協主席周培源同志一直把它稱作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會，並認為不能接受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會入會。”【74, p.235】

于光遠之所以會對“偽科學們”“忽然改用‘人體科學’這塊牌子”耿耿於懷憤憤不平，並非完全出於其對“正名”問題異常敏感的職業本能，而且還是因為在當時，他正在試圖把“‘人體科學’這塊牌子”據為己有，裝進自然辯證法這個“大口袋”之中。這是他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說的話：

“在這裡我想談談人體問題的研究。人體的研究是必須要進行的。我們怎麼能不對我們自己進行深入的科學研究呢？我看對於人本身的研究是今後科學發展的一個生長點。我同意這一看法，如果二十世紀是物理學的世紀，即在二十世紀中物理學得到許多偉大的成就，那麼二十-世紀將是生物學和人體科學的世紀，對人體的科學研究是尖端科學。人體是多麼複雜的物質啊！……在科學面前，特別在人體科學面前，還有許多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我們常務理事會的同志們商量決定，明年同真正研究人體科學的專家一起，開一次會討論人體科學。”【234】

同樣，在寫給馮德培、潘菽等人的信中，于光遠也這樣說道：

“重視人體科學這是完全必要的，問題是不能讓這樣一些人打着人體科學研究的招牌去作迷信宣傳。”【75, p.168】

而為了霸占這塊招牌，于光遠的跟班鄧偉志還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要“讓人體科學沿着唯物主義軌道前進”；相應地，他把錢學森的“人體科學”稱為“超人體科學”，顯然是在效法于光遠給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打上“超心理學”的烙印。【424】

也就是因為霸占“這塊牌子”的企圖沒有得逞，于光遠後來把“人體科學”冠上一個“偽”字，成為“三偽一所謂”之一。【382】再到後來，他連錢學森提出的“思維科學”也貼上了“偽”的標籤。【342】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于光遠已不再認為存在與“偽”相對立的“真人體科學”、“真思維科學”，而是認為人體科學和思維科學本身就是“偽”的。

這是《會議紀要》的第一段話：

“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於1981年11月9日至12日在上海舉行。24個省、市、自治區的26名委員出席了會議。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聶春榮同志給會議發了賀信，並對會議工作提出了具體意見。會議回顧了半年來的工作；討論了社會上否定特異功能真實性的問題；研究了今後工作事宜。”

這是于光遠插在第二句話後面的“按語”：

“聶春榮同志在賀信中寫道：‘既然科協沒有承認我們這個研究會，可以按照‘中國飛碟研究會’的做法，自己刻圖章並開展活動。”【74, pp.235-236】

一個“國家科委副主任”，通過編造一個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的話來嘲弄、戲耍一個科學組織，這到底是在“反對偽科學”，還是在“大搞偽科學”？好笑的是，這個籌委會五年後果真按照于光遠的“指導”召開了成立大會。可以斷言，于光遠那時的心情一定比三十年後方舟子面對“‘方學家’……十年來天天在網上罵我，終於罵上報刊了”【425】這一局面還要苦澀。

這是《會議紀要》的第二段話：

“1981年5月在重慶召開了全國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中國科協書記聶春榮同志代表中國科協出席了會議，在他主持下，醞釀成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並召開了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半年來，在各級黨委的領導和關懷下，在各地科委、科協的大力支持下，通過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在籌組地方各級研究會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不少省、市成立了研究會；還有些省、市研究會正在籌備中。在科學研究方面，北京開展了一次以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為主體的全國性的聯合測試工作；上海、成都、武漢、昆明、吉林、浙江、江蘇、河南等地分別組織了特異兒童的夏令營或訓練班，開展了功能誘發訓練和測試工作；西安、山西、河南、蘭州、黑龍江等地區和單位開展了基礎實驗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蘭州、重慶、南京等地開展了普查工作，在情報資料的整理、翻譯、匯編以及論文整理發表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這段話雖然只有342個字，但卻被于光遠“按”了三次。這是他在“半年來，在各級黨委的領導和關懷下，在各地科委、科協的大力支持下”後面的“按”：

“‘各級黨委’？那就是從中央到公社了！有這回事嗎？聶春榮同志在第二屆全國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上不是說‘到今天還沒有取得更多的領導上的大力支持和社會上的普遍承認’嗎？賀崇寅同志不是也在重慶會議上說：‘至今也還未完全得到社會和科學界的公認，能發表論文的園地不多’嗎？不要再虛張聲勢了！”【74, p.236】

在“通過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後面，于光遠又“按”道：

“有多少人？有多少人體科學方面的專家？搞生理的有多少？搞腦生理的有多少？”【74, p.236】

而在那段話的結尾，于光遠又這樣按道：

“作了不少事！怎麼不想想你們的所作所為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起積極作用，還是起消極作用？”【74, p.237】

無論怎麼看，于光遠的“按語”都像是一個光着膀子、穿着大褲衩的潑夫站在街頭與人吵架，而不像是一個國家科委副主任在利用國家機器“反對偽科學”。而方舟子在二十年後開始的所謂“打假”，與之幾乎毫無二致。

這是《會議紀要》的第二段話：

“會議認為，半年來人體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情況是好的，但各地的發展不平衡。某些地區和單位仍存在着機構不健全、經費困難、研究進展遲緩等問題，有待進一步克服。”

這是于光遠插在“經費困難”後面的按語：

“耗用的經費夠多的了。特異人營養費、遊覽費、家屬招待費、宣傳費，各種巧立名目的費用加起來不知用了多少萬元？這個省給1萬，那個省就要求給3萬，第三個省就用這兩個省作例子，來壓自己的領導。《紀要》裡又講‘經費困難’，不知又在動什麼腦筋？”【74, p.237】

據申振鈺透露，于光遠的“聯絡組”成立後，“國家科委”一次就給它撥了五萬元經費。【110, p.58】在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也不過五十元，“萬元戶”剛剛冒頭，在全國都屬於鳳毛麟角，要上《人民日報》。所以，五萬元人民幣不僅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天文數字，對於中國政府機構也是如此：國務院在1979年底批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科學獎勵條例》，最高獎金也不過一萬元【426】；五年後，顯然是在下了大決心、使了大力氣之後，它才被提高到兩萬元【427】。1985年，清華大學資助其“氣功科學研究組”研究氣功，兩年的資助額也不過兩萬元，而已。【428】而于光遠“聯絡組”的所作所為，不過就是通過“整材料”來破壞人體科學的研究。實際上，除了這個“聯絡組”之外，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這三個局級單位都受于光遠的驅使，為他免費效命。也就是因為自己可以利用國家資源來搞私鬥，所以于光遠對自己的對手能否也利用國家資源這個問題特別敏感。這是他後來說的話：

“他們開了兩次規模不小的‘科學討論會’，還正籌備着一個沒有人體科學專家參加的‘人體科學研究會’，使用着某些地區、某些單位的科學研究費用，他們的‘發現’要求作為科學成果來進行鑑定……總之一句話，要求在我國科學工作體系中有他們的地位，有他們的研究機構，有他們的專家頭銜，有他們的出國名額，等等。”【17】

在當時，“出國”不僅是一種讓人垂涎欲滴的奢侈享受，它還是一種尋常百姓可望不可即的政治待遇，而于光遠在1978年曾出訪南斯拉夫——所以他才會對“偽科學們”能不能得到“出國名額”那麼上心。總而言之，于光遠當時“反對偽科學”的目標就是把他們排斥在體制之外，讓他們既沒有錢、也沒有權，那樣他們就啥都幹不成了。

《一個會議的紀要和我們的按語》全文五六千字，我們不可能在此全文照錄並且統統予以解說和評論。但是，上面那幾條按語遠遠不足以展示于光遠的“反偽”風采。而能夠充分展示其風采的是最後一條按語。這是于光遠抄錄的最後一段《會議紀要》：

“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耳朵認字’這種人體特異功能現象是否客觀存在。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決這一爭論的根本途徑只能靠實踐。因此我們建議在國家科委領導下，對‘耳朵認字’的真實性組織正式的實驗驗證（已有報告）。同時我們必須以更加嚴謹的態度，更加紮實地把我們的實驗研究工作繼續推向前進，真理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被認識。真理是不怕實踐檢驗的，真理必將越辯越明。”

這是于光遠的按語：

“《實驗驗證的報告》這期暫不發表。有一點，在這裡補充一下。報告說：‘特別是最近某些公開發表的文章認為“耳朵認字根本不是事實”，全盤否定這項研究工作的科學性和必要性，這對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工作的正常進行已經帶來了很大困難。’對此，我們鄭重宣布：我們認為靈學是偽科學。人體特異功能只不過是靈學的變種，不過是靈學在中國的別名，也是偽科學。中國在這方面的‘空白’不必去填補，外國在靈學方面的投資，我們也不必去趕超。我們印發這份資料的目的依然是要給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帶來困難，並期望進而停止這類偽科學的活動。——儘管這一類宣傳有其根源，一下子是不會絕跡的。我們一直認為，為了在更多人面前揭穿這種弄虛作假，不妨再作一番測試，但必須是真正科學的實驗。”【74, p.244】

于光遠“宣布”的那個“暫不發表”的《實驗驗證的報告》，就是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議由國家科委組織對人體特異功能進行實驗驗證的報告》。事實是，那份報告根本就不是“暫不發表”，而是“永遠都不發表”；並且，終于光遠的有生之年，他可能都沒有對那份打給他的報告作出正式答覆。為什麼國家科委的副主任放着正兒八經的本職工作不做，而是要粉墨登場，上演這種徒逞口舌之快的潑夫罵街般的鬧劇、醜劇、活報劇呢？答案非常簡單：除了“無理取鬧”之外，他當時對“偽科學”們的步步進逼完全束手無策。而他“無理取鬧”的招術也不怎麼高明，所以他才會不由自主地、並且恬不知恥地“鄭重宣布”：“我們……的目的依然是要給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帶來困難”。而他的這一無賴招術，後來被他的門徒方舟子點滴不漏地學了過去，發展成在新語絲上動不動就搞“方舟子按”、“方舟子評”，以及從中發展出來的“網人評”、“眾人評”，其實質就是人身攻擊、胡攪蠻纏，打着“科學”的旗號撒野叫罵、披着“道義”的外衣滿地打滾、無理取鬧。

（2）私招衙役

毫無疑問，那個“按照于光遠同志的意思起草”《一個會議的紀要和我們的按語》之人就是被于光遠豢養的鄧偉志，因為他的那個泛着文革餿味的“文風”實在是太獨特了。實際上，鄧偉志的獨特“文風”，在三、四十年後的今天，在方舟子豢養的一個名叫張博庭的爪牙——他以“抄襲老手”而在新語絲上“一舉成名”【429】——的文章中鬼火般地若隱若現。這是張博庭自己敘述自己文風的來歷：

“上初中學的是《毛主席語錄》，其實文化也只有小學的水平，語文基礎都是從大字報和寫批評稿中鍛煉出來的，形成現在的比較擅長辯論的文風。”【430】

這句話基本上也可以當作鄧偉志的“自述”。換句話說，要搞反偽幫和科邪教，其頭子手下必須有幾個甚至幾十個文痞。

A、文革餘孽

據鄧偉志自己說，他1938年出生，1960年畢業於上海社科院經濟系，“畢業論文經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龐季雲推薦，發表在《學術月刊》第6期。”【431】這是那篇畢業論文的第一段話：

“在毛澤東同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指導下，我國在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進行了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大大改善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人與人的關係的改善，又帶動了生產關係的全面發展和進一步完善，推動了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強有力地證實了毛澤東同志兩類矛盾學說的巨大威力和無比正確。”【432】

1960年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中最嚴重的一年，而“三年自然災害”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大躍進”的徹底失敗。可是，在鄧偉志的眼中，不僅“大躍進”已經“取得基本勝利”，它還促進了社會關係的改善，而後者又反過來“推動了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鄧偉志這種瞪着眼睛說瞎話的本事，即使不是天生的，那也一定是其本性的一部分，因為二十年後，即使不需要再說瞎話，他也照樣瞪着眼睛瞎說。

顯然是靠着這個本事，鄧偉志畢業後不到十年就開始“躥紅”。1969年，他被借調到《解放日報》搞“大批判”；1971年，他又進入上海《文匯報》。誰都知道，這兩家上海報紙在文革期間雖然比不上北京的“兩報一刊”，但其影響力要遠遠超過同級別的其他地方報紙，因為它們是張春橋、姚文元的喉舌——姚文元那篇揭開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是在《文匯報》上首發的。到了1972年，鄧偉志一步登天，他“遵照毛澤東指示，按自然科學組分工，組織復旦（主要是原同濟人馬）德語教師翻譯海克爾的《宇宙之謎》，並在集體討論基礎上，執筆寫了前言。”【431】關於那本書的翻譯，一個當事人後來這樣回憶道：

“1972年初，陳少新、汪小玲、馬靜珠和我四人從上海科大調至復旦大學外文系，但要先到當時的‘理科大批判組’翻譯德國人海克爾（Ernst Haeckel, 1834-1919）的《宇宙之謎（Welträtsel）》。什麼海克爾，什麼‘宇宙之謎’，我對此可說是一無所知。那時林彪雖已‘折戟沉沙’，可‘文革干將’（那時還不知道有個‘四人幫’）風頭尚健，偏偏在這時翻譯一個洋人、古人的作品，真是匪夷所思，但我不敢問個究竟，只知道是‘上頭來的’，也只有‘不理解也執行’的份兒。”【433】

所謂的“理科大批判組”，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柯”，它是文革期間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控制的寫作班子之一，這些人統歸“上海市委寫作組”——《紅旗》雜誌後來稱它是“一支推行‘四人幫’反革命政治綱領的‘炮隊’”【434】——領導，而鄧偉志恰恰就是那個“炮隊”的正式在編“炮手”之一。【435】

鄧偉志代表“上頭”執筆寫下的那篇前言，題為《關於海克爾和他的〈宇宙之謎〉》，全文分為三部分，最後一部分的標題是《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局限性》，這是它的結尾，也是全文的點睛之筆：

“自然科學在發展，兩種世界觀的鬥爭在繼續。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御用教授們，都在千方百計地歪曲現代自然科學的成就，為形形色色‘最新的’哲學理論和社會政治理論尋找論據，藉以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這場複雜的鬥爭中，我們無產階級的科學工作者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又紅又專的教導，堅持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向，努力改造世界觀，學會用唯物辯證法來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繼續開展自然科學領域裡的革命大批判，把反對唯心主義先驗論的鬥爭進行到底！”【436】

看明白了嗎？這就是鄧偉志在幾年之後抱着于光遠的大腿、跟在于光遠的屁股後面“反對偽科學”的思想根源：“我們無產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工作者”天生就是要看着、管着、壓着、整着、搞着那些“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御用教授們”的！鄧偉志後來把這篇文章收入《鄧偉志全集·社會科學卷》【437】，而把它的姊妹篇、曾在“四人幫幫刊”《自然辯證法雜誌》上發表的《宇宙有沒有“謎底”？——評海克爾的〈宇宙之謎〉》【438】收入《鄧偉志全集·科普卷》【439】，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好笑的是，他還曾裝模作樣地這樣“懺悔”道：“在我這幾年的文章中也有不少在今天看來可笑、可悲、可恨之處”。【440, p.59】但事實是，他在八十年代寫的“反偽”文章，除了不再引用馬恩列斯毛的語錄之外，基本上還是那個路數。這是他在1999年說的話：

“為什麼有些科學家也會疑神弄鬼？翻開世界科學史則一目了然。有科學家只專一行，在其科學知識尚未升華為哲學高度時，完全可能是‘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要還我‘唯物’，必須普及社會科學。用社會科學這尊天字第一號的‘鍾馗’來打鬼。”【441】

你一定要知道，在當時，鄧偉志不僅已經從“紅二代”、馬克思主義者變成了民進中央的“鄧副主席”，這個自認“學術水平在平均線以下”【442】的“名副其實的‘百搭’”【440, p.80】,還已經變成了“著名社會學家”，是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主任。毫無疑問，他所謂的“社會科學”，就是他在“四人幫”時代所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自然科學家”就是他在“四人幫”時代所說的那個“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御用教授們”、“新時代”的“鬼”；而“社會科學家”就是當年的“我們無產階級的科學工作者”、是打鬼的“鍾馗”。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鄧偉志之流的“反對偽科學”，其實質就是“四人幫”對科學家搞“無產階級專政”在“新時期”的借屍還魂——千真萬確的“鬧鬼”。

就在鄧偉志“組織”翻譯《宇宙之謎》的第二年，“上海市委寫作組”“根據毛澤東的意圖”【440, p.58】創辦了《自然辯證法雜誌》。關於那份刊物，“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是這樣給它定性的：

“在批愛因斯坦、批基礎理論研究、宣傳代替論中，有個雜誌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創刊的《自然辯證法雜誌》。它掛着自然辯證法的招牌，卻做了許多違反以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自然辯證法，宣傳‘四人幫’的反革命政治路線，宣傳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壞事，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443】

直到四分之一世紀之後，還有人一提起它就恨得咬牙根兒：

“剝去畫皮，揭示真相，可以明確看出，《自然辯證法雜誌》打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自然科學研究的幌子，破壞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搞亂自然科學界，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幹了不少壞事，搞了不少名堂。”【444】

而從一開始，鄧偉志就是這家“幫刊”的大紅人：它的創刊號上共有大大小小18篇文章，其分量和等級不僅反映在它們的先後次序、篇幅長短上，還反映在標題的字體上：字號大小、顏色深淺、筆畫粗細都有講究。而鄧偉志的《天體的來龍去脈》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名列前茅：它不僅是開篇之作，其標題不僅用大號粗體字印出，而且還篇幅最長，占整本雜誌的四分之一強。【445】事實是，由鄧偉志參與其中的《人類的繼往開來》一文在《自然辯證法雜誌》連載了5期【446】，而這份雜誌總共也就出了13期。後來，這兩篇長文都以“自然辯證法叢書”的名義出了單行本。誰都知道，在那個年代，出書是一件極為嚴重的政治事件，一個人如果沒有後台，沒有背景，沒有根基，他連出書的夢都做不出來。可笑的是，鄧偉志的這段歷史，後來竟然變成了他“反對偽科學”的最大本錢，如他說“我不是學自然科學的，但是‘文革’中改行搞了差不多十年自然科學”【56, p.9】、“我搞自然科學，是偶然的”【447】。你一定要注意他使用的那個動詞：“搞”。

敢叫日月換新天

在文革後期的上海灘，鄧偉志絕對可以說是一個吃得開、叫得響的風雲人物，他不僅可以在“幫刊”上發表大塊頭文章，他還可以把那些大塊頭文章結集成書出版單行本。他與人合作的《天體的來龍去脈》和《人類的繼往開來》在這份總共出了13期的刊物上連載了7期；並且它們後來都被當作“自然辯證法叢書”的成員被上海最大的出版社出版。這兩篇文章都是集體寫作、化名發表，但鄧偉志將它們視同己出，幾十年後收入自己的“全集”之中。《天體的來龍去脈》一書首次印刷45萬冊；而在《人類的繼往開來》問世一個月後，“四人幫”就倒台了。據鄧偉志說，“余衡泰”的筆名是他起的，意為宇宙、恆星、太陽【448】；“李炳文”的意思是“理科戰線的一個兵”、“胡波”意為上海自然博物館（滬博）【449】。）

最奇的，“四人幫”倒台之後，鄧偉志不僅沒有傷到一根毫毛，他反倒更上一層樓。這是他自己說的：

“也許是因為在‘文革’中參與得較少，也許是因為華東局老領導韓哲一、夏征農向中央工作組說了我的什麼話的緣故，在‘四人幫’被粉碎後，我便受到中央工作組的重用。1976年冬，或由我主筆，或由我副筆，揚眉吐氣，夜以繼日地集體撰寫了五六篇批判‘四人幫’的長文。1977年元旦一過，中央工作組車文儀、夏侯魁便派我與一位很有才華的文藝理論工作者一起，配合1975年搭建的、後因批判“右傾翻案風”而流產的《思想戰線》編輯部的一批文人，到《紅旗》雜誌批判‘四人幫’。具體落到我倆頭上的任務就是批判張春橋。我們認真查閱了張在山東、上海、晉察冀、石家莊、南京的正史、野史、艷史，以及老同志的揭發材料，在王殊、師□（忘記了名字，只記得姓師）、白筠、聶振斌等同志的指導下，寫出了正題為《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副題為《評張春橋的反革命道路》的大批判文章，載於1977年5月4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上。署名‘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組’。這是那一陣子唯一用‘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組’發表的文章。此文經耿飈簽發，5月3日晚新華社轉發，5月4日晨中央台廣播。後來知道，全國大小報紙幾乎沒有不轉載的，連專區小報也摘要刊登。”【450, pp.379-380】

可惜的是，那篇當時家喻戶曉的《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很快就變成了“短命文章”。為什麼呢？因為鄧偉志在其中給張春橋扣上了“漏網右派”的帽子，而中央後來決定給“右派”平反。換句話說就是，只要你給他一支筆、一張紙，鄧偉志就有能耐讓極左的張春橋變成“極右”——這豈不比什麼“魔術”、“把戲”、“特異功能”更匪夷所思嗎？

在“揚眉吐氣”期間，鄧偉志不僅跑到北京在《紅旗》雜誌上對自己的大領導、老恩公大打出手，他還在自己的老家上海掘墳鞭屍，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斬斷“四人幫”“順藤摸瓜”的魔爪——〈前前後後〉出籠的前前後後》一文。【450, pp.184-187】也就是說，踩着舊主子的屍骨向新主子表忠心，對於鄧偉志來說就像是下館子、上廁所、串門子一般，既“自然”、又“辯證”、還“唯物”。也就是因為如此，他後來成為當年“上海市委寫作組”麾下的四十多根筆桿子中混得最好的人物之一，即使與大名鼎鼎的余秋雨相比，也不遑多讓。【451】為什麼呢？原因之一，也可以說是主要原因，就是他抱住了于光遠的大腿。

B、同性相吸

原來，很可能是在棲身《紅旗》雜誌社期間，鄧偉志就盯上了當時正在走紅、並且看似馬上就要飛黃騰達的于光遠。據他說，從1977年“年底至1978年夏在北京，參與《自然辯證法通訊》復刊的籌備工作”；1978年“4月，被《自然辯證法通訊》派到三門峽調查黃河治理問題。6月初，在北京友誼賓館科學會堂聽于光遠、李昌、吳江講真理標準討論”；1978年“11月底正式從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調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431】據他後來說，他“調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是自己主動提出的。【440, p.80】他沒有說的是，他做出這個中年職業轉型的決定是否與于光遠是大百科全書的常務副主任有關。但不論他說還是不說，我們都知道，他的“百科生涯”都是短命的。而在回到上海之後還不到兩年，他就回到了于光遠的身邊，並且還登堂入室，爬上了于光遠的炕頭。

那麼，這樣兩個貌似完全不同的人，是怎麼“搞”到一起去的呢？

原來，鄧偉志和于光遠不僅在“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辯證法”等方面觀點相同，一拍即合，他們二人的“學術”路數也基本相同，那就是，他們都既是“寫家”、又是“雜家”。連鄧偉志自己都承認：“我在學術上無法同於老相比，可是，我在學術上同於老又有些相像之處。”【452】據他的一個學生說，鄧偉志曾有個宏偉的計劃，那就是要研究“四大起源”：天體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類起源。【453】顯然，這一宏願的“起源”，就是《自然辯證法雜誌》上的那兩篇文章。“巧”得很，文革前“于光遠也想搞幾本從馬列主義觀點出發的類似的書，因為估計毛澤東也會喜歡。”【332】只不過是，于光遠頗有自知之明，他“搞”的方式是請別人動手，而鄧偉志則不同，儘管從來沒有受過任何現代科學的系統訓練——他承認，“我不是理科科班出身，理科只有高中水平”【448】——，但自認被“自然辯證法”武裝了頭腦的鄧偉志有雄心、有壯志向現代科學的最前沿發起衝鋒——這根本就不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而是名副其實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果然，鄧偉志後來搖身一變，變成了著名“社會學家”、上海大學的“博導”，在十多年間就“導”出了二十多個社會學碩士、三十多個社會學博士，比陝北老羊倌揮鞭放羊還要揮灑自如。實際上，鄧偉志應該要求上海大學為自己建立一個“百搭”專業，因為他的博士生們研究的課題就是“百搭”，從2006年的“青春期與性”，到2019年的“中國證券市場的個案研究”，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研究不到的。

不僅如此，鄧偉志在2008年就出版了六卷本“文集”，五年後，又出版了二十二卷本“全集”，這兩套書全都由他的學生出面吹捧，前者是“一部小百科全書”【454】，後者雖然仍是“一部小百科全書”，但還“是一個思想庫，是一曲社會歌，是一部人生書，是一卷育人經，更是長者的智慧，生命的禮讚”【453】。還記得于光遠被他的學生和門客們稱為“當代亞里士多德”、“百科全書式學者”、“大學問家”、“學貫兩科”嗎？毫無疑問，這一主一仆的“百科全書”都是一個品牌，那就是“自然變戲法”。

內吹不怕閃舌頭，外吹不怕掉大牙

鄧偉志的碩士研究生童瀟在《博覽群書》雜誌上把鄧偉志捧上了天，吹破了地，就差沒把他說成是“當代的亞里士多德”了。

毫無疑問，鄧偉志之所以能夠攀上于光遠這個高枝兒、抱上于光遠的大腿，成為“於老道地的學生”、“於老出了名的‘代秘書’”，就是因為“反對偽科學”。這是于光遠自己說的：

“鄧偉志，社會學家。我同他成為朋友是因為我們都反對所謂‘人體特異功能’這種偽科學的宣傳。”【455】

據鄧偉志說，“我第一次同于光遠同志個別交談是1980年春在杭州舉行的世界經濟研討會上。”【452】而那次“交談”的內容就是“偽科學”。

確實，和于光遠一樣，鄧偉志也稱自己有着十分悠久的“反對偽科學”光榮歷史：他從1965年的“釘螺姑娘”事件時就開始與“偽科學”打交道，所以“耳朵認字”報道問世之後，他立即“嗤之以鼻，說那是‘人咬狗’的新聞。”【56, p.3】也就是因為這個“反偽”的本性，鄧偉志寫成《耳朵、腋下“認”字目擊記》一文。【456】這篇文章成了鄧偉志的投名狀，不僅被于光遠本人認證為是1980年以後至1981年10月以前這二十個月中唯一一篇公開發表的批評“耳朵認字”的文章【120】，它被申振鈺認證為“揭露‘耳朵認字’表演作假，以‘目擊記’形式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130】。而在當時，這篇文章與八個月前陳祖甲的那篇文章遭遇到了相同的命運：

“在一個多月里，收到了一百多封信。‘特異人’恨我，支持‘特異人’的罵我，相信‘耳朵認字’的指責我。《首鋼報》黃x說我的文章是‘流氓無賴’、‘夢囈’、‘放屁’、‘混話’、‘賺稿費’……還有些匿名信，誣我‘見不得陽光’，說什麼‘來而不往非禮也’。這些來信逼我回答，逼我調查，逼我從自發到自覺地走上反對偽科學的‘梁山’。”【56, p.3】

看清楚了嗎？和于光遠一樣，鄧偉志也是斷言“耳朵認字”作假在先，立志“調查”在後。而他永遠都不會回答的問題就是：他憑藉什麼特異功能斷定那些“罵我”的人都是“特異人”？

奇怪的是，當時北京中醫學院的何慶年邀請鄧偉志與他們一起測試，而鄧偉志顯然是拒絕了這一邀請，他轉而“籲請科委鑑定耳朵認字”，也就是要國家科委“設立科學法庭”來宣判“耳朵認字”的真假。【56, pp.109-110】更奇的是，鄧偉志“籲請科委”的信件竟然最早出現在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宣傳情況匯報》上。這就是鄧偉志“第一次同于光遠同志個別交談”的背景。兩人當然一拍即合，鄧偉志於是重新搞起了“大批判”，只不過批判的對象不再是反革命、走資派、右派、“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御用教授們”，而是“偽科學”，他也因此迎來了人生的第二個春天。這是他自己的話：

“1981年秋冬，作為國家科委副主任兼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常務副主任的于光遠便把我這個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海分社的人借調到他身邊編寫《人體特異功能調查研究資料》。”【452】

這相當於承認，鄧偉志是于光遠僱傭的私人打手，而這個打手的工資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發放。如上所述，于光遠在當時不僅控制着國家科委的政策研究室，他還控制着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以及中宣部科學處的舊班底。而鄧偉志竟然能夠從那些“於家幫”中“脫穎而出”，可知他確實是一個長於、善於“鑽營”的“特異人”。

據鄧偉志後來反覆講，在1980年，他曾與錢學森有過一段密切的接觸，“他器重我，我也很願意跟他干，跟他學”；但兩人終因“偽科學”之事而分道揚鑣。這是這個故事的最後版本：

“1980年錢學森正在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融為一體，建立體系。他需要年輕人為他做些具體工作。他身邊有人向他建議，上海有個鄧偉志，‘文革’前搞社會科學，‘文革’中搞自然科學。錢老便在辦公室召見了我，談天說地，興致勃勃，大有把我留在他身邊的意思。

“哪知，就在這之後他發表了一系列為偽科學打氣的言論。他說，特異功能‘可能導致21世紀的新的科學革命，也許是比20世紀量子力學、相對論更大的科學革命’，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他還說：‘特異功能是社會主義的綠葉。’我知道後傷心透了，他是調子最高的一位。我為他惋惜。我對同事講，特異功能的表演是真正驗證了‘君子好欺，小人難騙’。我鄧偉志是小人物，不管他們耍什麼花招，我們會不留情地揭露。君子則不同，看表演時正襟危坐，不會‘one by one’地盯住表演人不放，不消說君子是難以看出破綻的。這是對錢學森值得理解、應當原諒的地方。”

“可是，錢老無論如何不應當把這幾個人的‘特異功能’捧得這麼高，提到‘科技革命’的高度，實在有‘大躍進’時大喊‘畝產萬斤’的酸味道。‘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我針對錢老的‘綠葉論’說了句：‘特異功能不是社會主義的綠葉。’後來這句話上了簡報。錢老看了，嘆了口氣，對身邊人說：‘唉！這個人真是……”。【440, pp.109-110】

儘管鄧偉志的這個故事從1999年就開始講，一直講到2015年，但它根本就經不住推敲：鄧偉志公開“反偽”是在1980年1月，錢學森公開挺“偽”是在1980年4月，而鄧偉志用引號引用的錢學森的那些話，都是錢學森在1982年以後說的，如說特異功能“可能導致21世紀的新的科學革命”是在1982年10月召開的“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上【458】，說人體科學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是在1986年的一個講話中【459】。換句話說就是，鄧偉志把時間順序搞顛倒了，因此也顛倒了因果關係：錢學森後來不再搭理鄧偉志，不大可能是因為鄧偉志說了反對自己的話，而更可能是因為他“憑主觀臆斷和道聽途說就作危言聳聽的反映和全盤的否定，信口開河地來欺騙領導”——這是《自然雜誌》編輯部對他在1980年2、3月份造謠的反擊。【460】而鄧偉志之所以要年復一年地反覆嘮叨這個故事，說什麼“我得罪了不想得罪的人”、因為“反對‘耳朵認字’得罪了錢學森”【461】，恰恰說明他不但當時確實“很願意跟他干，跟他學”，而且過後又因為搶先給于光遠遞交投名狀而“得罪”錢學森懊悔不已，因為按照他的說法，錢學森的“政治地位比光遠同志高”。【452】果然，在于光遠死後，鄧偉志以“鄧副主席”的身份給錢學森題詞：“匯文成巨著，系統藏邏輯；旗幟走在前，科學登高峰。”【462】

總而言之，鄧偉志之所以走上“反偽”這條路，唯一原因就是他在四處尋找新靠山之際，被于光遠收入門下，而于光遠之所以收留鄧偉志，就是看重他的“打手”品質。也就是因為對這一點心知肚明，鄧偉志“反偽”的唯一手段就是“拳打腳踢”。

C、同氣相求

“反偽鬥士”鄧偉志的“反偽風采”在他那篇具有“人生里程碑”意義的大作中一覽無餘——這是該文的第一段話：

“去年，八月、九月、十月，我在北京五次觀看了王某兩姊妹耳朵、腋下‘認’字表演。每次試驗十個字上下。五次中，有兩次是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志一起看的，有三次是我為撇開干擾，單獨與其姊、妹或兩姊妹接觸的。五次的觀感頗不一樣，有個‘否定——肯定——否定’的曲折過程。總的印象是：不看不相信，一看就相信，多看又不信。”【457】

這段話實際上道出了所有“反偽鬥士”們的共同心理：第一，要抱有“堅決不相信”的信念；第二，因為“一看就相信”，所以要有“堅決不看”的毅力；第三，即使沒有任何證據，也要有一口咬定對方“弄虛作假”、“騙人”的勇氣。確實，鄧偉志在這個“目擊記”中根本就沒有爆出自己“目擊”到了“造假”的任何真憑實據，他的全部“證據”，都是自己的猜測和揣測。看看這段話：

“我們多次發現，放進茶葉盒裡的平整紙片，在經她倆辨認之後，變得折皺了。耳朵難道還有把鐵盒中的紙片折皺的巨大功能嗎？既然她們耳朵中的奇異物質能夠穿透金屬，為什麼不能穿透一層棉布呢？要不，她們幹嗎非要把紙片或鐵盒放在衣服里不可呢？既然認字用不着眼睛，為什麼不能把眼睛用黑布蒙起來呢？為什麼別人寫的字條，一定要她們自己用手按住呢？一連串的疑問轟擊着我對耳朵‘認’字的信任。在一次單獨觀察中，我聽見放在腋下的茶葉盒在衣下打開的聲音。我的年齡不容許我當場揭穿她們，但我心裡有了數：衣遮蓋着腋，腋幫助了耳。”【457】

鄧偉志上面提出的那“一連串的疑問”，不僅完全都是他自己炮製的，而且全都有非常簡單的解答。例如，他的第一個疑問，“耳朵難道還有把鐵盒中的紙片折皺的巨大功能嗎？”就被後來大量的事實給予了肯定的答覆。而他的第二個疑問，“既然她們耳朵中的奇異物質能夠穿透金屬，為什麼不能穿透一層棉布呢？”也可以用“耳朵中的奇異‘物質’不能穿透所有物質”這個假說來解釋。假如鄧偉志真的懂“科學”、或者他當時真的是在“搞科學”的話，他就應該驗證這樣的假說，而不是淺嘗輒止，遽下“衣遮蓋着腋，腋幫助了耳”這樣前言不搭後語——實際上是早就形成——的結論。實際上，你只要注意到他當時認為“特異功能”的實質是某種“耳朵中的奇異物質穿透”某種物質，你就會明白他對自然科學根本就連門兒都沒有摸到——他所擁有的全部“知識”——實際上是“信念”——就是“唯物主義”。這是他後來在一篇“反偽”文章中說的話：

“按照唯物主義的邏輯，不看耳朵認字表演也可以推斷他們是玩魔術。按照唯物主義的邏輯，即使看到他們表演成功了，也可以推斷自己是受騙上當。”【463】

按照所謂的“科學方法論”，“邏輯”的作用只是對產生某種現象的原因提出合理的假說，然後對驗證這個假說的實驗結果做出合理解釋。而上面這兩句話的實質，就是越過假說、驗證這兩個步驟直接通過“邏輯”來下結論。這說明什麼呢？它只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鄧偉志在那之前根本就不曾“目擊”到任何對方弄虛作假的真憑實據，所以他才會一步到位、搬出“唯物主義的邏輯”這個核武器。可笑這位“反偽鬥士”不僅“搞”不懂科學，他實際上連“唯物主義”也“搞”不懂，所以，他的那兩句話被張震寰將軍揪住，這樣質問于光遠道：

“這叫什麼唯物主義的邏輯呢？”【463】

雖然我們看不到于光遠對這個問題的答覆，但他的行動卻說明了一切：他繼續重用這個“唯物主義者”、這個“兵”幫他“戰鬥”——用鄧偉志的話說就是“值得慶幸的是，此信並沒有影響我們反對偽科學的工作，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56, p.18】而這恰恰說明，于光遠“反偽”，根本就不是在“堅持唯物主義”——恰恰相反，如果唯心主義或形而上學能夠幫他打贏“戰鬥”，他會毫不猶豫地擁抱它們。

可笑這位連自己文革期間寫的大字報都捨不得丟下而要給“全集”湊數之人，竟然謊稱自己沒有留下那篇文章的底稿，以找不到刊載那篇文章的《國內動態清樣》155期為藉口【56, p.19】，拒不把它收入自己的“反偽文集”中讓我們“共賞析”。16年後，他又編了這樣一個瞎話來給自己緩頰：

“那麼，將軍怎麼會說我不看呢？事出有因：報上說，南京農學院有位教師的孩子能夠生殖器認字。有人叫我去看，我說：‘不看也能知道是假的。’結果，不知是別人斬頭去尾告訴了將軍，還是將軍自己斷章取義，便把我這話告到了上邊。爭論最忌情緒化。情緒化是閹割事實和真理的刀子。”【440, p.109】

此時，距離張震寰將軍去世已經二十多年了。根據“唯物主義的邏輯”，我們可以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此人撒謊是張口就來，亦即所謂的“撒謊成性”。

問題是，為什麼一個時時處處要求別人站穩唯物主義立場的于光遠，不敢回答一個“唯物主義的邏輯”問題呢？答案非常簡單：就像他要求別人接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時保留“實踐”一詞含義的最終解釋權一樣，他在要求別人堅持“唯物主義”的時候，他對到底什麼叫“唯物主義”也保留自己的裁判權。而于光遠之所以對鄧偉志一見傾心，就是因為鄧偉志投其所好，把那項“終極特權”拱手獻給了于光遠——難怪于光遠會“在杭州、在北京，同我進行過兩次長談”【56, p.9】，並且最終把“我”請到了自己的家裡——與其說這是“引狼入室”，倒不如說這是“蛇鼠一窩”。

確實，這個鄧偉志還曾以“目擊者”的身份寫過一篇《對有關耳朵認字宣傳的兩點意見》，斷言在1980年2月舉行的“第一次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上，“按照會議議程的那次表演全部失敗。”【464】而據《自然雜誌》社揭露，鄧偉志根本就不曾出席那次會議，所以他的言論都是“憑主觀臆斷和道聽途說就作危言聳聽的反映和全盤的否定，信口開河地來欺騙領導”。【460】對於這樣的指控，我沒有找到鄧偉志的一字答辯。對，著有二十二卷《全集》的鄧副主席，對別人指控自己是騙子，他泰然自若、無動於衷。這說明什麼呢？它說明，鄧偉志的“反偽”始於信念，終於造謠，從頭至尾，沒有一丁點兒乾貨，更不要提什麼“科學”了。用“方舟科邪教頭號奸商”許志強【465】的話說就是：

“被人指責是個騙子是件事關名譽的嚴重大事，如果有人被公開質疑甚至直接認為是個騙子，而他卻始終不出來正式回應的話，只有一種可能：他就是騙子！”【466】

按照鄧偉志自己所說，除了“編輯《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之外，“聯絡組”還給他布置了兩項“任務”——“任務之二是調查”、“任務之三是處理人民來信”。也就是說，這個私設的非法組織實際上把自己當成了“于光遠信訪辦”了。鄧偉志沒有說自己到底是如何“處理”那些“人民來信”的，但卻對自己的“調查”津津樂道。那麼，這個對自然科學一竅不通的“社會學家”是怎麼“搞”（人體科學）調查的呢？答曰：就是以“特派欽差”的身份觀看“表演”，然後專門記錄對方的“失敗”或者自己發現及想象的“造假”，而對“成功”的“表演”以及其他人的“科學實驗”一概視若無睹。這是他自己說的話：

“我不能以自己的失敗而告終。最後的勝利一定要屬於科學。”【56, p.16】

上面這兩句話實際上道出了“反偽派”們信奉的終極真理：你只要失敗一次我就“成功”了、你只要被我發現一次“造假”，你的所有“成功”就全都失敗了。有了這樣的信念，“最後的勝利”當然“一定要屬於科學”。實際上，鄧偉志當時出去“調查”之時，並不僅僅是代表“科學”，他還代表“科委”。這是他在讓“科學”贏得了“最後的勝利”之後所採取的行動：

“與此同時，我根據國家科委的指示，向河南省委書記劉傑作了匯報，建議取締‘特異人門診’。”【56, p.17】

還記得鄧偉志曾經“籲請科委”設立“科學法庭”嗎？而當他向河南省委書記劉傑“匯報”並且“建議”之時，他的心中一定湧起了一股“科學法官”的自豪感。讓我們百思不解的是，那麼簡單拙劣的騙術——按照鄧偉志的敘述，不過就是由他人竊取信息，然後傳遞給被調查者——，為什麼需要“國家科委”出面親自派員去“調查”；並且，一個科盲——除了堅定的“唯物主義”信仰之外他幾乎一無所有——，又是憑藉什麼資格晉級為“科學法官”的？答曰：因為他有于光遠撐腰。這是于光遠在派鄧偉志巡視豫州之時，特意給河南省黨委書記劉傑、鄭州市委書記李葆光寫的“介紹信”：

“最近，我收到鄭州一同志的來信，講到鄭州開了個‘人體特異功能門診部’——讓一位十三歲的女孩用眼睛透視內臟。排隊掛號、看病的人很多。為此，我派鄧偉志同志前去了解，希望你們為他提供方便，並對他多加指教。最近看到河南人民出版社還出了一本《待揭之謎》，其中也宣傳了‘耳朵認字’。這件事也想順便了解一下。我為《知識就是力量》寫了大約有七、八萬字的一篇長文，在這家刊物陸續刊出，並已經發表了兩期，內容是關於‘耳朵認字’等‘特異功能’。我請鄧偉志同志帶上登有我講話和文章的刊物以及科委內部刊物發表的一個材料，供你們參考。”【467】

看明白了嗎？鄧偉志是于光遠的私人特派員，他到河南的任務不僅僅是要查封“人體特異功能門診部”，而且還要追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黑書、反書《待揭之謎》的幕後黑手。這哪裡還是什麼“法官”，他簡直就是手持尚方寶劍、擁有生殺予奪先斬後奏大權的欽差大臣。而在當時，鄧偉志既不是國家科委的工作人員，也不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上班，他的正式身份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編輯。所以說，于光遠派鄧偉志微服私訪，頗像是順手給路人甲披上一件從地攤上買來的警察制服，然後要他替自己辦案一樣，是徹頭徹尾的非法、犯罪行為。很可能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于光遠在1996年出版《反“人體特異功能”論》時，沒敢再收錄上面那篇“聖旨”。

（3）親兵反水

鄧偉志是設在于光遠家中的那個“科學法庭”的第一衙役，但他並非一直形單影隻。于光遠後來又給鄧偉志調來一個幫手，結果成為他的“反偽”生涯中的最大敗筆。先看看鄧偉志是怎麼說的：

“上面提到，在編輯《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之初，干具體工作的只有我一個兵。其實，後來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調來過一位青年研究人員，與我一起工作。

“他一來就流露出對耳朵認字半信半疑的心思。不久，他就說自己的小女兒也會耳朵認字。這可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他要于光遠看他女兒表演。於老的‘老眼’並不‘昏花’，一眼就看出了破綻。他很不高興，極力袒護自己的女兒。於是他就離開了小報，投向人體特異功能的總後台——另一家科學機構的領導人。另一家科學機構的領導人喜出望外，特別高興，馬上把他推薦給不信什麼人體特異功能的學部委員潘菽。似乎是想讓這位‘反水’的青年研究人員給老專家潘菽現身說法。另一家科學機構的領導人張先生洋洋得意地在1982年4月5日致潘菽的信上寫道：‘給你介紹一位xx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于光遠同志曾叫他幫助收集批判耳朵認字的材料。他經過調查研究，知道耳朵認字是真的，偏偏他的第二個孩子就會，於是反過來勸告于光遠同志。於就是不聽，這是什麼心理狀態呢？’”【468】

就像所有“反偽鬥士”的所有“反偽文章”一樣，鄧偉志上面講的這個故事也是真假互見、虛實摻半。簡言之，“這位‘反水’的青年研究人員”名叫解強，是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研究人員，曾經幫助于光遠“編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469】據一篇網文介紹，解強與于光遠的關係曾好到“他到于光遠家吃飯時可以點菜”的程度。【470】顯然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于光遠才會讓他入駐“于氏科學裁判所”。

還是根據上面這篇網文，當時的前因後果是，率先從事“耳朵認字”研究的羅冬蘇找到解強，要他見證特異功能。解強欣然同意。而羅冬蘇就拿解強的兩個孩子做試驗，結果發現其中之一果然有“特異功能”。解強馬上就信服了，於是勸于光遠不要再“反偽”了。而于光遠則偷偷派出鄧偉志趁解強不在家之機對他的孩子進行測試。結果，鄧偉志先是對解強承認他所說屬實，但在見到于光遠之後，立即翻供。最後，于光遠把解強攆走了——解強後來離開了社科院哲學所，到中央黨校工作。那麼，于光遠本人是否親自測試了解強的孩子呢？這是一本書中的敘述：

“張震寰曾在其一篇文章《實踐論還是唯理論？》中提到‘于光遠曾委託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同志去搞“耳朵認字”的調查（實際上是要為大批判收集資料），不料這個同志的兩個孩子中間有一個就被測出具有“耳朵認字”的功能。’社科院的那位同志叫解強，也是人體特異功能調查研究聯絡組的成員。聯絡組一負責人在解強家測試其小孩後，承認了有特異功能的存在性，但到于光遠面前時又作了否定。于光遠則拒絕對此小孩作任何測試。解強氣憤地退出了聯絡組，並在量子物理與人體科學討論會（1983年6月，北京大學）上披露了上述事件的經過（會議對其講話作了錄音）。”【111, p.132】

張震寰就是鄧偉志所說的“另一家科學機構的領導人張先生”，時任國防科委科技委員會主任；而鄧偉志所說的張震寰“洋洋得意地在1982年4月5日致潘菽的信”，全文如下【471】：

尊敬的學部委員潘菽同志：

讀了三月二十五日《科學報》摘錄發表的您三月十四日給于光遠同志的信（批判人體特異功能）。您欣賞他的大作，有個人的自由，不便干涉。

我們倒欣賞您這句話‘我們首先要攻破耳朵認字這個堡壘’。如果您首先攻一下這個堡壘，再給他寫信就好了。因為于光遠最可悲之處，就在於他不肯親口嘗一下梨子的味道，就連篇累牘地大寫其批判文章。他竟視而不見中國真有耳朵認字的真人真事，更不用說天下了。最近，他如獲至寶，錄了所謂耳認字弄虛作假的象，到處放映。不知他是否按照嚴格的科學程序和方法辦的，或者如您信中解決的方法。

您如果試了一下，能否照樣寫篇文章登在‘科學報’或其他範圍更廣的報刊雜誌上呢？這也是科學家應有的科學態度吧？

給你介紹一位解強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于光遠同志曾叫他幫助收集批判耳朵認字的材料。他經過調查研究，知道耳朵認字是真的，偏偏他的第二個孩子就會，於是反過來勸告于光遠同志。於就是不聽，這是什麼心理狀態呢？他還不知道北京市光明樓小學，三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對四、五年級兩個班90餘個孩子進行了測試統計，能耳朵認字的五年級占70%，四年級占50%。心理學家對這件事應會感興趣的。打攪了，對不起。

敬禮!

張震寰1982年4月5日

這是那個後來變成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博導，並且爬上了全國政協常委高位的鄧偉志替潘菽做出的回答：

“什麼心理狀態？一個科學家的心理狀態，一個科學家堅信科學的心理狀態，一個自然觀與社會觀相統一的科學家的正常心理狀態。就是憑着這般堅信科學的心理狀態，就是憑着自然觀與社會觀相統一的科學家的正常心理狀態，才會一往無前、義無反顧地批判偽科學，才會帶領一批又一批人一往無前、義無反顧地批判偽科學。”【56, p.20】

如果你把上面這段話中的“科學家”三個字前面加上一個“偽”字，並且把“偽科學”中的“偽”字置換成“真”字，你就會得到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的真相”。

（4）登堂入室

到了1982年2月下旬，于光遠的“反偽”戰鬥終於取得了最大的戰果。24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一個科學報告會，據說“此會是由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主席團執行主席的李昌專門為特異功能一事而舉行的。”【111, p.132】而如前所述，從“一二九”時起，李昌就是于光遠的“第一貴人”。【391】果然，于光遠在會上作了題為《對所謂人體特異功能歷史的、科學的分析》的報告。第二天，《人民日報》不僅在第3版發表了題為《李昌、于光遠在科學院召開的科學報告會上批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和宣傳》的報道，而且還加了長篇按語：

“我們不相信什麼‘耳朵認字’。1979年5月，本報對所謂耳朵認字的宣傳進行了批評。廣大讀者贊成這一批評，也有一些人不贊成。

“在這個時期，有些熱心於‘人體特異功能’的人對本報進行了若干批評和指責，我們對這些批評一字未答。這是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科學單位和科學工作者堅持說‘耳朵認字’是科學，是很深奧的科學，是‘人體生命現象上一個新的重大發現’；更多的科學單位和科學工作者則堅持認為這是偽科學，是把魔術式的表演硬說成是科學，有的甚至是故意弄虛作假。究竟是科學還是偽科學呢？我們認為，對於這類爭論進行權威性的評論，應該由科學領導機構來作，而不是由《人民日報》來作；而且一張政治性的報紙也很難提供篇幅來刊登有關這方面爭論的文章。所以，我們期待着有權威的科學機構來解決這個爭論。

“現在好了，國家科委於去年10月組織了一個‘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已經編印了四期《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國家科委副主任于光遠同志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連續發表批評文章，一些科學雜誌和報紙也相繼發表文章揭露‘人體特異功能’的虛假性。昨天，中國科學院又召開批評‘人體特異功能’的科學報告會。

“今天，本報在刊登這次報告會新聞的同時，刊登兩年來關於‘人體特異功能’宣傳情況的綜合報道。請讀者分析和判斷，究竟‘人體特異功能’是科學還是偽科學？”【472】

誰都知道，“人民日報編者按”發出的就是、也只是“黨中央”的聲音。而黨中央不僅把“解決這個爭論”的權力交到了于光遠一夥的手中，它還正式承認了那個“聯絡組”的合法性：實際上，當天的《人民日報》還以“本報訊”的名義發表了《兩年來“人體特異功能”宣傳簡況》一文【473】，它與半個月前問世的“于氏小報”——《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第四期上的同名文章內容（見【56, pp.87-89】）一模一樣。

尚方寶劍

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報》不僅摘要報道了于光遠的“反偽”言論，不僅全文發表了“于光遠聯絡組”的簡報文章，而且還特意添加編者按語，把“解決這個爭論”的權力交給了于光遠。（註：據陳祖甲說，該編者按是《人民日報》總編、社長胡績偉親自撰寫的。【474】于光遠講話的全文，題為《對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歷史的、科學的分析》，至今沒敢公開發表。）

有《人民日報》公開撐腰，“反偽派”的士氣陡然大振。一個月後，中科院的報紙《科學報》發表了一篇報道，標題長達62字：《所謂“人體特異功能”是違背科學的 國家科委政研室、中國科學院政研室、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召開會議，對所謂“人體特異功能”宣傳提出嚴肅批評》。這是該報道的第一段話：

“所謂‘人體特異功能’是違背科學的——這是參加《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第一次會議的全體代表提出的嚴肅批評。這次會議，是由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召開的。”【475】

明白了嗎？這是于光遠在半年前讓“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成立“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之後的第二個重大舉措，其目的就是要讓這個“聯絡組”從自己家裡走進政府機關的大樓。實際上，根據《兩年來“人體特異功能”宣傳簡況》的預告，那個“第一次會議”原本應該是由這個“聯絡組”主持召開的——“這個聯絡組將在最近召開會議，部署按照嚴格的科學程序和方法重複測試等問題”【473】——，而它最終由三家局級單位聯合主辦，既說明《人民日報》的表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更說明那三家單位全都姓“於”，按照方舟子後來將判他敗訴的法院稱為“肖氏法院”【476】、“丁氏法院”【477】的“唯物主義邏輯”，那三家機構的前面都應該冠以“于氏”二字。

據一份來路不明的《第一次“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會紀要》，這次會議“於1982年3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來自北京、上海、四川、浙江、安徽、河北、甘肅、黑龍江、福建、山東等十個省、市的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和新聞出版單位六十餘位代表出席了會議。國家科委副主任于光遠到會講了話。”雖然出面主辦這次會議的三個單位都是沒有任何行政權力的參議、諮詢機構，但那份“紀要”的口氣卻大得嚇人，完全是一副“國家主管部門”的腔調：

“大家認為，對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反科學宣傳，不能認為是不屑一顧的小事，不能聽之任之，由其‘自生自滅’。應該看到這不僅在毀壞我國科學的聲譽，而且是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嚴重污染。為了捍衛科學，捍衛辯證唯物主義，愛護青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主義祖國的榮譽，必須立即行動起來，與這種反科學的宣傳作鬥爭。”【478】

你如果知道當時距離中共中央正式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還差整整18個月的話，那你就會明白這夥人當時是多麼的“任性”了。而那次開了三天、有六十多人參加的會議，做出的最重大決定就是這個：

“與會同志一致贊成把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於1981年10月聯合成立的‘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作為全國性的聯絡中心。聯絡組辦公機構設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478】

這個決定的實質不僅是把那個“聯絡組”從于光遠的客廳搬到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辦公室，它還相當於給那個“聯絡組”升格、擴編，因為這個“組”還轄制兩個“小組”，一個叫“宣傳與資料組”，另一個叫“測試組”，他們統歸于光遠的打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辦公室主任申振鈺負責。據她自己說，“從1980年開始，先後策劃、編輯並組織翻譯了《中國人體特異功能調查資料》、《國外人體特異功能研究資料》和《中國人體特異功能爭論始末》等100多萬字的著作，發行到全國省、市級圖書館和大、專院校圖書館。”【479, p.6】也就是說，“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就是于光遠一手控制的“東廠”、“錦衣衛”。

大約與此同時，鄧偉志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被于光遠打發回了老家——這是他自己說的：“大約是1982年春天，從北京回到了上海”。【56, p.25】這才叫“召之即來，來之能咬，踢之即跑。”一個人如此識相，僅僅混了個“民主黨派副主席”的牌位，顯然是屈才了。

3、于氏“異端裁判所”

（1）“最高指示”

改組之後的“聯絡組”最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那個新建的“測試組”。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在于光遠看來，中國的“人體特異功能”就是國外“靈學”的“變種”，而後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被恩格斯否定了。所以，對於這種現象，不僅不應該觀看其“表演”，連“科學實驗”都不需要去做。這是他的原話：

“因此‘耳朵認字’這類‘人體特異功能’對於我們國家科學管理部門和許多嚴肅的科學工作者來說，既然不是什麼新發現，也就不存在什麼‘科學鑑定’的問題，也不需要抱着探索未知的精神進行試驗。”【74, pp.119-120】

“而要推翻或動搖己經確定下來的科學原理，辦法之一就是他們打起‘科學是實驗科學’的招牌，做一些新的‘實驗’，對本來用不着再做什麼實驗，實踐早就作了結論，科學早就作了結論的東西重作實驗，企圖用這樣的方法給這門的科學爭得一個地位。”【74, p.139】

“所以，我們要駁倒堅持‘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者,‘勢必要用理論考察，而不能用經驗的實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8-400頁）認為一定要實驗才能解決問題的看法是不正確的……”。【74, p.147】

換句話說就是，如果誰敢用“實驗”來驗證“人體特異功能”是否真的存在的話，那就相當於挑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于光遠一夥的心中和腦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地位比“科學原理”不知要高出多少光年——，因此相當於最大的犯罪。這就是于光遠口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實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僅高於“實踐”，它還高於“真理”、高於“唯一”、高於“（任何）標準”——換句話說就是，它是檢驗、認證標準的標準。實際上，這樣的話，早在文革前就已經由他的老跟班何祚庥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了：

“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中，要求把實驗事實和理論分析結合起來。這當然不是意味着脫離了實踐標準而走向‘理論標準’。馬克思主義從來是主張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也就是說，理論必須聯繫實踐，而實踐也必須以理論為指導。實踐要以理論為指導，這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和經驗主義相區別的地方。”【480】

也就是因為堅信“實踐也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這個“基本原理”，于光遠從“投入戰鬥”之始就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手中的唯一武器，而他“戰鬥”的方式就是“評”、“反”，也就是搞口誅筆伐式的“哲學評論”。換句話說，在“投入戰鬥”的頭半年中，于光遠一直是在用“哲學”攻擊“科學”，而“四人幫”的《自然辯證法雜誌》的罪狀也不過就是“宣揚哲學代替基礎科學研究”而已。【481】難怪聶春榮會說于光遠“顛倒哲學和科學的關係”、衛生部中醫局局長呂炳奎在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王任重的信中會說“于光遠同志沒有親自作過周密的試驗”、“把‘人體特異功能’扣上迷信、騙術、反科學的帽子是主觀的、不科學的，是機械唯物論的表現”。【80, pp.97-98】其實，于光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什麼“機械唯物論”，而是鄧偉志所說的那個“唯心主義先驗論”。

問題是，從三十年代就開始“反對偽科學”的于光遠，為什麼沒有想到“反對偽科學”的首選武器應該是“真科學”呢？答曰：他確實是想到了，所以他才會“授意”四川醫學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搞那些“測試”。只不過是，于氏“科學”是名副其實的“偽科學”，它們在“真科學”面前根本就不堪一擊——它們的真面目不僅被“被測試者”戳破，而且還被其他科學家全部證偽。這就是于光遠痛恨“科學實驗”的真實原因、根本原因、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原因。

問題是，為什麼一貫反對“實踐”的于光遠會在1982年3月突然成立一個“測試組”呢？其原因就是，他的“哲學”不僅沒能說服任何人，反倒成了他本人信譽的最大負資產。人們回擊他的“哲學評論”的最有力、也最簡單的武器就是要求他睜開眼睛看一看。這就是“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關於建議由國家科委組織對人體特異功能進行實驗驗證的報告》的出台背景。儘管因為于光遠決定對那個報告“暫不發表”導致我們看不到它的詳細內容，但僅看標題，我們就明白，那是科學家們衝着哲學家于光遠的軟肋砸拳頭，逼他親眼觀看“表演”、逼他親手作“科學實驗”。而于光遠對這個“建議”的反應，與一年半前他對鄧偉志要他成立“科學法庭”的那個“建議”的反應截然相反，那就是老羞成怒、暴跳如雷，拋出了那個死皮賴臉、死不要臉的《一個會議的紀要和我們的按語》——它相當於當面將那個“建議”撕了個粉碎，然後摔到對方的臉上。果然，朱潤龍夫婦在十多年後這樣說道：

“二次全委會議在葉兆麒、蘇音、關士續等二十餘位委員們的全力支持下，圓滿地完成了任務：⑴思想上大家認為人體特異功能存在是一客觀事實。這是一個學術性問題。只有通過科學實驗來證實。‘批評者’的立論雖高，但對不上號。……⑷向國家科委申請存在性檢驗：由國家科委組織反對方、中立方、贊成方聯合制訂測試方案。測試下來如果有，則應繼續研究。如果沒有，則大家偃旗息鼓。報告上去如石沉大海。”【415】

申振鈺後來也承認，“這個報告未得到回音。”【130】

事實是，除了面臨“偽科學們”的挑戰之外，于光遠還承受着更大的壓力：在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至少有兩項提案與人體特異功能有關（622、974號提案），而它們的內容都是要求國家相應機構對其真實性做出鑑定。看看這段話：

“一、人大應責成有關單位組成全國性的人體特異功能調查鑑定小組，對當前取得突出成果的論文和實驗進行鑑定，明確真偽和是非。鑑定小組應包括有關的特異功能研究人員、有關學科的專家，特別是熱烈支持和堅決反對此項工作的科研領導人員，以便科學地、實事求是地、不帶成見和框框地進行正確鑑定。”【482】

這兩個提案都被送交國務院處理。也就是說，“反對偽科學”最賣力氣的于光遠不僅從科學和道義上有義務“測試”人體特異功能，作為國家科委副主任，他在法律上也有推脫不掉的責任。

內外交困，左支右絀

1981年11月，也就是在“投入戰鬥”之後的第五個月，于光遠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難堪的局面：那些被他打成“偽科學”的科學家們正式向他掌權的國家科委提出報告，要他們出面鑑定人體特異功能的真實性；而在中國的最高立法機構，也有人提出議案，要求政府出面來鑑定人體特異功能的真偽。顯然，這些人都對于光遠的“哲學評論”嗤之以鼻。而于光遠則堅守自己的“底線”：或者不進行測驗，或者進行單方面測驗，以確保“科學的勝利”。

（2）“科學實驗”

實際上，所謂的“石沉大海”或“未得到回音”並非真的如此：于光遠在遽然失態之際拋出的那個“按語”恰恰說明他被戳中了痛處。與那個“按語”的問世幾乎同時，于光遠一手控制的《自然辯證法通訊》還發表了一篇署名“余任”的文章，題為《這才是真正的科學實驗》，而其內容就是要教育那些“把‘耳朵認字’這種戲法信以為真的人”如何搞“真正的科學實驗。”那麼，得到權威的《自然辯證法通訊》批准認證的“真正的科學實驗”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呢？它原來就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在1977年證偽“徐州董小四”的那次實驗。那個實驗的報告當時尚未發表，所以“余任”越俎代庖，先把實驗報告“摘錄在下面”，然後擺出一副“自然辯證法專家站在哲學的高度指點江山”的派頭“說一說為什麼這樣的實驗是科學的”。他總共“說”了三條，這是第一條：

“第一，象董小四這樣隔牆看物的‘特異功能’本來是一種魔術，對這種‘功能’進行測試要解決的問題是社會心理學方面的問題，實驗的目的是看有沒有弄虛作假，實驗的方法要點是排除一切弄虛作假的因素。這個實驗方法就是按照這樣的方針去設計的，因此，它可以達到預定的目的。”【483】

也就是說，在“余任”看來，“特異功能”就是弄虛作假，所以“真正的科學實驗”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揭穿它。相應地，所有不能“達到預定的目的”的“實驗”都不可能是“科學”的，而任何能夠“達到預定的目的”的“實驗”都是“科學”的。顯然，這位自然辯證法權威不知道，預含目的本身就是“偽科學”的最大特徵；而在那種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搞“心理實驗”更是地地道道的“偽科學”，與“真正的科學實驗”根本格格不入。這是呂炳奎說的話：

“特異功能的孩子是人，不是機器，功能是大腦的思維所產生的，只要有一點不如意的影響，就不會出現這種功能，有些人抱着否定的態度象審官司那樣去試驗，當然不會成功，這本身就不科學。”【484】

實際上，呂炳奎所說，恰恰就是“余任”之流所想，所以他才會那麼恬不知恥地把“抱着否定的態度象審官司那樣去試驗”認證為“真正的科學實驗”。事實是，于光遠雖然一再要求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同志們“加入戰鬥”，但他根本就不承認“特異功能”是一種心理現象、是一種意識、“是大腦的思維所產生的”。這是他通過自己的喉舌鄧偉志說的話：

“‘人體特異功能’，顧名思義，是‘人體’上的事。人體如果真正具有了這個功能，那就會像眼不瞎能有視覺、耳不聾會有聽覺一樣，同有無親友在場毫無關係。親友再親，對於某一個人體來說，都是外界。只要人體正常，外界決定不了眼、耳的有無，也不會制約特異功能的強弱。幹嗎非要親友扮主試人的角色不可呢？”【485】

還是因為同樣的“心理”，于光遠對那些“特異功能”受本人生理和心理狀態影響的觀察也嗤之以鼻。這是于光遠的評論：

“按照這些說法，‘人體特異功能’的現象別人只有無條件地肯定，永遠也不可能根據實驗來實事求是地作出否定的結論。因為象飢餓這一條是可以保證事先防止的，在飯後作實驗或者請小孩多吃幾塊巧克力就可以解決。但是心情愉快、精神興奮而不人地兩疏等條件是很難保證做到的。如果實驗失敗了，向心情不好一推，就什麼結論都做不出來了。何況還有說不準什麼時候有特異功能這一條呢？因此，他們就可以隨意把失敗說成成功。”【486】

上面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于光遠“反偽”的方法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了，那就是堅決無視“成功”，而永遠把目光盯在“失敗”上：一個“失敗”能夠抵銷所有的“成功”——如上所述，這與“證有容易證無難”這個基本邏輯、法律常識完全相悖。于光遠為什麼要如此悖逆呢？這是因為這個“大科學家”知道科學的奧秘：

“科學的事情是這樣。你做了100個實驗都說沒有，他做了第101個實驗，說有。所以，靠這個東西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但問題也很簡單，如果它有，那麼，整個科學就沒有用了。如果這個瓶子裡的丸藥能出來，那物理學還有什麼用處？這是很簡單的一個問題。”【487】

也就是說，于光遠心裡非常明白，“偽科學”們說特異功能存在，完全符合科學原則；而他說特異功能不存在，是徹頭徹尾的“反科學”。而為了拉“科學”為虎皮，他一方面堅決反對做科學實驗，一方面堅決要從哲學的角度來解決特異功能是否存在這個問題。也就是因為得到了主子的真傳，所以申振鈺才會擺出一副“科學哲學家”的派頭，在1990年發表了一篇題為《黑天鵝幫不了“特異功能”的忙》的文章，試圖“從哲學的角度”來幫主子一把。但她除了引用恩格斯語錄、重複于光遠的陳詞濫調之外，就是抄襲、學舌國外科邪組織的科邪言論，說什麼“超心理學家拿出‘五個效應’拒絕懷疑者參與超心理學家的實驗”。【488】二十年後，申振鈺又把這個說辭改為“‘人體特異功能’拒絕與相關領域的合作”。【489】事實是，“拒絕與相關領域的合作”的恰恰就是他們這幫“懷疑者”——對，為了與美國科學納粹接軌，正式成為他們的門徒，中國的科學納粹這些“堅信者”從1988年開始謊稱自己是“懷疑者”了。

也就是因為專注於“失敗”，並且為了確保“可以達到預定的目的”，那個“余任”為“真正的科學實驗”還設置了第二個標度，這就是他總結出來的“第二”。可笑這個“余任”羅哩羅嗦地花了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來講解這個“第二”，其實其核心意思用這麼一句話即可說清楚：

“任何人，特別是那些相信、支持、研究‘人體特異功能’的人，都有與‘被測試者’串通造假的‘嫌疑’；所以，在測試現場只能有測試者和被測試者，其他人都得‘避避嫌疑’。”

這是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測試現場既是“科學專政”的審訊室，又是“科學專政”的最高法庭，“測試者”既是科學偵探、科學檢察官、又是科學大法官，而“被測試者”則是那些等待審訊、等待被“揭穿”、等待被判刑入獄的偽科學罪犯——連“嫌疑人”這仨字兒都不需要。不僅如此，在這個審訊室兼法庭之上，既不准第三者旁聽，也不許被告律師出席。也就是在有了這個雙保險之後，那個所謂的“真正的科學實驗”才能夠保證即使實驗結果沒能“達到預定的目的”，但最終的判決也能夠保證“最後的勝利一定要屬於科學”——就像當初四川醫學院面對“唐雨用耳朵認字，全部給他們正確說出”之後，他們仍舊可以“硬說唐雨是假的，是魔術”那樣。換句話說就是，余（於）氏的“科學實驗室”——真正的名稱應該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真科學反對封建迷信偽科學實驗室”——比中世紀羅馬教廷的異端裁判所還要黑暗、還要專制、還要恐怖、還要邪惡。

其實，“余任”的這個意思，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被于光遠本人挑明了：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1977年對徐州董小四的測試材料和1979年他們對北京姜燕的測試材料，我複製了各一份寄你參考。我認為心理所的這樣的測試才是科學的辦法。現在許多‘耳朵認字’之類的表演，沒有什麼科學價值，只能造成混亂。我認為為了徹底揭穿‘耳朵認字’只不過是魔術，不妨由中國科協出面，邀請有關專家參加，擬定一個嚴格的科學實驗方案（一定要嚴格排除弄虛作假的一切可能性——至少要讓那些‘耳朵認字’宣傳的積極分子避避嫌疑也好），保證實驗的科學性。”【490】

明白于光遠為什麼會對“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的建議勃然發怒了嗎？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那個建議沒有把取證、審訊、裁決大權統統都交到他一個人的手裡，而是要“國家科委組織反對方、中立方、贊成方聯合制訂測試方案”。可以肯定地說，那個“余任”如果不是于光遠本人，他的那篇文章也一定是在于光遠的“授意”之下撰寫和發表的。

死不要臉的“自然辯證法專政”

按照于光遠的觀點，對人體特異功能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證明它們是假的、偽的、是魔術、是把戲。所以，任何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實驗都不是科學實驗，而只要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任何操作——不論多麼愚蠢、陰險、非法、邪惡——都是“科學實驗”。

于氏“科學實驗”

1977年，很可能在于光遠的“授意”下，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某些人員對徐州地區一個叫董小四的12歲兒童進行了測試，其目的就是要證明他不是“天眼通”。據他們自己說，董小四被傳的“特異功能”之一就是“隔牆看人”，於是他們的測試內容之一就是要驗證他的這個功能。上圖是他們給出的數據。即使我們相信這個數據是真實的，即沒有經過篡改和偽造——這個實驗沒有第三方見證，實驗結果冷藏了五年才敢見光，這本身就極為可疑——，我們也可以看出董小四隔牆辨識的人數與真實人數之間存在某種相關性，來自隨機猜測的可能性非常小。但這樣的結果卻被他們解釋成“猜”。可笑這幾個人對其他結果都進行了統計學分析，卻偏偏沒敢對上面的數據也這麼做。不僅如此，他們也沒敢給出“對照”的數據。（截圖來源：【491】。）

還需要指出的是，于光遠所謂的“真正的科學實驗”只是在其他方法不能將“人體特異功能”證偽的情況下才會動用，如果能夠搞到“弄虛作假”的證據，即使結果來自“非科學實驗”，甚至是“反科學實驗”、“偽科學實驗”，他也會在所不惜地加以利用。例如，前面提到，在1982年春節期間，于光遠曾授意四川醫學院偷偷錄製了一套“特異兒童”弄虛作假的錄像，在經過惡意剪接之後，到處散發，包括送給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這是聶春榮打他的臉：

“作者錯誤地認為‘人體特異功能的科學研究為“偽科學”、“靈學”，在兩百多年來不知道作過多少次的“揭露”，證實是“非”客觀存在的’。那麼作者現在是怎樣‘揭露’的呢？他曾授意一些人對人體特異功能進行所謂的錄像拍攝、放映活動，遺憾的是，不知作者是否真的不知道，這個錄像是經過剪裁的！將成功的和失敗的都剪掉，只錄用其作假的部分！然後，將這樣的拙劣宣傳品到處放映，試圖證明人體特異功能是‘假的’、是‘騙術’，以論證他的立論的‘正確’。這種‘揭露’的方法居心欠妥，影響很壞。這樣做的目的是企圖‘消滅’人體特異功能及其研究，然而，人體特異功能是不以人的愛惡而存在的，科學研究人員也沒有因為有人反對而停止研究。這樣的考察結果只能引起各方不滿：首先是表演特異功能的人不滿，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其次是錄製和放映的人不滿，認為這種行為不光彩，感到虧心內疚；看過錄像的人了解內情後，也不滿，認為看這種錄像是上當受騙了。所以，‘揭露’的結果適得其反，反而從反面證實了人體特異功能的客觀存在。這種先有‘不許存在’的目的，而後進行錄像考察驗證，以乞觀眾確認其‘不存在’的用心，是註定要失敗的。”【394】

聶春榮就差把“于光遠蓄意作惡”這幾個字直接說出口了。而不論他說不說，我們都可以看到，為了達到目的，于光遠完全可以不擇手段。問題是，既然那些“弄虛作假”的證據能夠通過偷偷摸摸的錄像搞到，他為什麼不敢大大方方地、光明正大地錄製他們的表演呢？答案只有一個：于光遠明知道自己搞的那些東西根本見不得天日，它們必須經過“弄虛作假”才能夠拿得出手。

一葉障目

于光遠“反偽”的絕招兒就是巧妙地使用自己的眼睛：對於有利於自己的證據，他能夠老眼獨到地明察秋毫、洞若觀火；而對於不利於自己的證據，他不僅老眼昏花而且還雙目失明——他的這項“特異功能”，被他的衣缽傳人方舟子全面繼承了下來。上圖為《中國人體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試驗報告，其內容就是通過雙盲試驗證實鞍山市女青年趙穎確實具有“隔牆透視”的功能。【492】對於這樣的“科學實驗”，于光遠的一貫反應就是假裝自己的感官全部失靈。據“偽科學叛徒”何宏說，507所測試趙穎的實驗是他認為“相當科學和規範的、基本上找不出漏洞的”的實驗。而反偽幫的骨幹司馬南不僅不敢對趙穎的特異功能矢口否認，他甚至說出了“若是真的，應該給保護起來”這樣的話。【493】

（3）“江湖術士”非法行醫

《一個會議的紀要和我們的按語》是在《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第二期上發表的，而在該刊第三期上，有一篇文章題為《態度要嚴肅方法要嚴密——我們對測試方案的初步設想》，其目的，就是要在“余任”提出的“避避嫌疑”之外再加上三點：

“一、鑑於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者一再聲稱特異人可以辨認各種各樣密封起來的圖像，我們在重複試驗時，一定要把圖像密封起來。因為，不密封是很容易偷看的。

“二、為了防止被試者和原來的實驗者弄虛作假，在測試中不允許被試者用手接觸試樣。如果說，不用手拿試樣難以進入腋下、膝彎，那可以由別人把試樣送到被試者的腋下、膝彎、耳朵里。在做意念致動時，更不允許用手乃至身體的任何部位接觸試樣。

“三、為了防止被試者掉換試樣，轉移視線，被試者在進入測試現場時，不要攜帶任何‘道具’，應在換上工作服之後，開始測試。”【56, pp.60-61】

于光遠之流之所以要不斷地對“真正的科學實驗”的“規則”提出無理要求——第二條就差說要給“被測試者”帶上手銬、第三條就差說要把“被測試者”扒光了衣服了——，只能有一種合理的解釋，那就是他們這些被世界上最高級、最先進、最全能的思想武器——即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反偽專家”明確地知道，在“合理”、“正常”的環境下，他們根本無法“達到預定的目的”，即證明那些“特異人”——幾乎全部都是在普通家庭中長大的再普通不過的兒童——是在耍“把戲”、變“魔術”。也就是因為對這些“特異人”、“功能人”怕得要死，那篇奇文以這樣一句話收場：

“這是我們的初步設想。我們願意同各界同志一起切磋琢磨，共同把測試方案準備好，再和原來的實驗者進行談判。”

這是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要自己的“同志”——如四川醫學院、如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以及所有“反‘人體特異功能’論”的仁人志士——繼續獻計獻策，以確保那個“真正的科學實驗”“可以達到預定的目的”。而這句話的最後兩個字，“談判”，把于光遠的心態淋漓盡致地暴露了出來：他確實是把那些研究人體特異功能的科學家們當成了自己的敵人，所以他要跟他們進行針鋒相對以牙還牙、寸土必爭、寸步不讓的“談判”——其真實的含義應該是“戰鬥”。

事實是，儘管把實驗條件“設想”得近乎天衣無縫，于光遠們卻仍舊不肯主動“和原來的實驗者進行談判”。所以，張震寰將軍在1982年2月15日給于光遠寫了一封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中宣部洪禹同志對此事感興趣，擬請部委會議決定表演一次，我部作些準備，力爭本星期日能夠實現（因表演的小孩子已開學，不願耽誤她們的功課），完全按照‘自然辯證通訊’81年6期余信的文章所說‘雙盲法’試驗，吾兄亦可前往一觀。”【463】

儘管我們不知道那次“表演”是否如期舉行，但我們可以有一萬分把握地說：于光遠同志嚴詞拒絕了張震寰的邀請。這也是他們在一個月後決定把“聯絡組”升格、擴編、成立“測試組”的主要原因。而在宣布成立“測試組”的同時，他們還公布了中科院心理所為他們制定的《對所謂“人體特異功能者”的“耳朵認字”、“透視”及“意念移物”進行驗證測試方案》【80, pp.83-85】，它從頭至尾都貫穿着這樣一個中心思想：“抱着否定的態度象審訊犯人那樣去試驗”。不幸的是，“被試者”既不是犯人也不是嫌犯，而“測試者”卻是名副其實的冒牌法官、科學流氓。這是中科院心理所測試組在1982年7月20日向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和國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即原來的“政策研究室”）遞交的測試報告中的一部分：

“在哈爾濱市，牟開始聽說國家科委派人對她測試很高興，但4月26日晚北京師院林書煌打長途電話給她。據樺南縣科委付主任劉恩山同志講林在電話中說，國家科委派人來挑你的毛病，能不做就不做。劉還反映，27日下午黑龍江大學許蘭許（黑龍江搞人體特異功能研究的）也找牟談了類似的話。於是牟突然得了‘痢疾’，28日就診時竟然拒絕化驗大便。測試中她提出不准錄像，說‘我做了再錄，不成功錄像，于光遠更有話說了。’”【494】

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國家科委測試組”得出了“牟鳳芹的‘耳朵認字’功能是沒有的”這樣的結論。

除了中科院心理所之外，“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那幫人也搖身一變成了心理測試專家。這是所謂的“赴雲南省測試組”向國家科委科技政策局提交的“工作情況報告”的第一段話：

“受‘人體特異功能調查研究聯絡組’的委託，由四川醫學院、蘭州大學、科學院研究生院、國家科委科技情報所及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組成的測試組，於1982年6月8日赴昆明、按照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製作四種密封試樣（詳見心理所報告）對雲南省有名‘特異兒童’（曾在上海《自然雜誌》發表兩篇實驗報告）進行驗證測試。由於受到種種阻撓和干擾，測試沒有進行。”【495】

這是他們描述的“種種阻撓”之一：

“省科協直接出面阻撓，負責‘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會’的省科協副主席蘇音同志，一開始就提出單方測試不能接受，要求出示全國科協的介紹信或有全國科協的通知。測試組在昆期間，也是百般阻撓。首先召開雲南省‘人體特異功能研究會’理事會議，統一口徑，不接受測試。然後向全國科協打電話。當全國科協的書記王順桐同志答覆‘不要管這個事’後，省科協認為，王順桐同志的意見就是不要省科協組織測試。這個意見並由省科協主席李雨楓同志轉達給省科委。當我們對他們的解釋表示異議後，蘇音同志又打電話給全國科協書記聶春榮。聶春榮同志明確指示省科協‘不組織測試’，省科協認為找到上方寶劍，於是對國家科委及全國科協其他領導同志的意見置之不理，並以沒有直接的指示下達省科協為由，根本不予測試。”【495】

而據申振鈺後來的自述，那個“赴雲南省測試組”實際上是由她來領隊的野雞草台班子：

“1982年6月8日，由申振鈺帶隊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國家科委、中科院研究生院、蘭州大學生物系組成的調查組赴雲南對‘特異人’進行測試。雲南大學以物理系綜合實驗室主任羅新為首的人體特異功能組，從1980年4月就開始誘發‘特異致動’的人體特異功能，並於7月初獲成功，於是就在媒體上頻頻報道。其實驗報告‘人體特異功能力學效應的初步測定’，發表於1981年5月的《自然雜誌》上。稱已在‘特異人’孫莉萍、李曉燕、陳蕾、楊麗等人身上誘發出：凌空飛物、撥動鐘錶、折斷樹枝，使花蕾快速開放，並又能還原成花蕾。這些‘奇蹟’不僅通過媒體傳播，而且到處表演。到北京給中國科協的領導表演後，就到處宣傳周培源主席相信特異功能。調查組去雲南，就是想調查雲南人體特異功能研究組‘意念致動’的‘成果’。但因受到種種阻力，經過近一個月（6月8日至7月1日）的交涉，終因未果返京。”【130】

難怪他們拿不出“全國科協的介紹信”。可想而知，假如他們沒有“受到種種阻撓和干擾”、對那些“有名‘特異兒童’”真的做了什麼“測試”的話，那測試結果鐵定是“特異功能是沒有的”——否則的話，解強的前車就是“聯絡組”副處級申組長的覆轍，她早就會被于光遠一腳踢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了。也就是因為對自己的“失敗”耿耿於懷，申振鈺在三十多年後還要對《南方周末》的記者大吐苦水：

“在省部級幹部層面，支持于光遠的少之又少，級別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來越多；她所率領的實驗組在南方各省沒能完成任何測試，於老籌措的5萬元調查經費也成了後來20年裡少有的資助。”【496】

實際上，不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三十多年後，申振鈺都沒有交代他們被“阻撓”的真實原因，那就是，他們既不是政府執法機構，也不是正規的科研機構，而他們“測試”的目的卻非常明確，那就是要通過把被測試人打成“騙子”來阻止相關研究。而他們的這個惡意極為明顯的非法活動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合法的“阻撓”：

“于光遠此時沒有絲毫妥協退讓，他向有關團體和特異功能人物提出檢驗要求，遭到拒絕。理由是他沒有權力隨便檢驗，公民有科學研究和發表論文的權利。”【497】

十多年後，于光遠恨恨地說道：

“白水可以變成可燃液體也是如此。但是如果還有人相信，也不妨檢驗一下。對於這種檢驗，長期行騙的人是無權拒絕的。當他們拒絕時，有關機構是可以下命令強迫他們接受的。在80年代初，我提出進行這種檢驗時，搞‘特異功能’的人說‘你于光遠有什麼權力檢驗我們’。的確我在中宣部科學處負責時，我可以用黨組織的名義，要求黨員必須接受這種檢驗。可是現在我退居二線了，我就只能用科學的名義同他們商量，因此遭到他們的拒絕。”【498】

對於這段話，你怎麼理解都可以；而不論你怎麼理解，你都不可能看不出于光遠對自己大權在握那段時光是多麼的留戀。

（4）“偽科學”大戰“真騙子”

就在于光遠測試組四處出擊、四處碰壁之際，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委會自發組織了一次“聯合測試”，並將測試結果刊登在1983年3月問世的《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創刊號上。1989年，這篇報告被收入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創建人體科學》一書。十年後，它又被《中國人體科學雜誌》全文發表。而于光遠一夥自始至終都沒敢對這個報告加上一句“按語”，更不用說做長篇大論的“哲學評論”了。這是聯合測試報告文前的按語，大致相當於該文的“摘要”：

“1981年11月，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針對當時有人公開對人體特異功能研究進行批評的情況，決定打報告要求由國家科委組織公開的測試鑑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於是，該研究會（籌）於1982年4月向全國幾所大學和研究所等單位發出邀請，組織了一次聯合測試。共有二十幾個單位參加了這項工作，聯合測試過程的主要目的是驗證人體特異功能的真實性。本文即聯合測試的實驗報告。

“這次聯合測試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實驗，全體實驗人員頂着當時外界的巨大壓力，以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制訂了實驗方案，並徵求了許多專家的意見。

“這次實驗的設計原則，取得了不抱偏見的科學界的承認，也成為人體特異功能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整個實驗分為兩大部分：人體特異視覺實驗和人體特異致動實驗。

“這次聯合測試的實驗條件很嚴格，所得結果可靠，並具有可重複性。結果表明：人體特異視覺功能及特異轉運、特異書寫、突破空間障礙等人體特異致動功能，都是客觀存在的。”【499】

與于光遠測試組的“報告”截然不同的是，這篇報告不僅詳細地敘述了實驗方法和過程、給出了完整的數據，而且還附有該聯合測試組全體成員的名單及就職單位。讓我們記住這些人——在于光遠一夥的眼中，他們無疑都是“騙子”，至少也是“騙子幫凶”：

而除了申振鈺的不打自招之外，我們至今也不知道于光遠測試組到底都是由哪些人組成的、他們到底都是幹什麼吃的、他們哪兒來的資格給別人做“測試”。那麼，申振鈺本人又有什麼資格呢？據她自己說，她是北京師範學院物理系1961年畢業生，從文革開始就沒有再接觸過本專業，1979年起成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專職雇員。【479, pp.5-6】雖然申振鈺反覆宣稱自己“喜歡做學問，搞研究”，但看過她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反偽”文章——之後，你就會明白，她所謂的“學問”和“研究”全都是給于光遠“背書”。事實是，申振鈺的座右銘是“業精於思”，而不是古訓“業精於勤”，而她所思所想，就是琢磨主子的意圖：于光遠指哪兒她打哪兒，于光遠說什麼話，她就為之“做”詮釋、“搞”發揮。事實是，申振鈺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就是《人民教育》1980年第9期刊載的《相對論的誕生》，該文全部抄自科學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俄裔美國物理學家喬治·蓋莫夫（George Gamow, 1904-1968）著、吳伯澤翻譯的《物理世界奇遇記》——也就是說，她的“做學問，搞研究”的本事和方舟子一模一樣，那就是當文賊。這樣一個人，如果不賣身投靠當打手，她憑什麼又是處級、又是研究員？

那麼，你到底相信那些蒙着面罩、戴着面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自我標榜的“科學”呢，還是那些在壓力之下和攻擊面前光明磊落、襟懷坦白、無所畏懼、認真工作的“偽科學”？

到底誰更像是“騙子”？

真金不怕火煉，騙子最怕陽光

1982年4月，中國人體科學籌委會因為以于光遠為代表的“國家科委”對他們發出的組織公開鑑定人體特異功能的報告置之不理，所以自行組織聯合測試組對特異功能現象進行鑑定，其結論就是特異功能確實存在。于光遠一夥對於這個測試報告一直裝聾作啞，只是在二十年後才由于光遠的狗腿子申振鈺給它頒發了下面這13個字的判決：“這是一個極不嚴肅的科學報告。”【130】上圖為《中國人體科學雜誌》1999年第4期上發表的該測試報告的首尾兩頁，首頁顯示該文的按語，尾頁顯示聯合測試組成員的真實姓名和真實身份。

偽科學最怕真刀真槍面對面

據《中國人體科學》主編朱潤龍揭露，1982年間，于光遠曾向上海某雜誌投稿，揭批人體特異功能。但在得知該雜誌約請朱潤龍撰寫了反駁文章之後，就把自己的稿子撤回了。【500】

女干將的黑歷史

197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著名物理學家蓋莫夫的名著The New World of Mr Tompkins的中譯本《物理世界奇遇記》。兩年後，已經調進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申振鈺將其中的一部分“改編”成《相對論的誕生》一文，在《人民教育》上發表。據信這是申振鈺的第一篇“論文”。上圖左側為《物理世界奇遇記》27-28頁局部截圖，右側為申振鈺文章的首頁。除此之外，申振鈺的得意之作，被她自詡為“20世紀70年代後的‘中國靈學史’”【158】的《二十年來辨是非——法輪功何以成勢》，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抄襲曾昭貴的《中國科學與偽科學鬥爭大事記（1979-1999）》（又題《氣功特異功能爭論二十年》，即其博士論文的附錄），鐵證就是她把曾文中的很多錯誤也一併複製了過去。據反偽幫後起之秀李力研說，申振鈺反偽成性，“每遇偽科學猖狂，她就要先騎上摩托車兜風一圈，調節好精神，然後戰鬥。”【501】

少有所賣，老有所買

2017年，申振鈺獲得“第五屆新語絲科學精神獎”，獎金為一萬美元。該獎由方舟科邪教教主方舟子一手操控，頭兩屆由瑞士奸商林樹坤的開源出版公司MDPI資助；在騙局被揭露之後【502-504】，方舟子一夥不敢再公布資助來源；但從“獲獎者”的構成來看，該獎的資金來源肯定是方舟科邪教及轉基因勢力。該獎總共持續了六屆，獲獎者只有三種人：反偽幫元老（何祚庥、申振鈺）、方舟科邪教徒骨幹（饒毅、紀小龍）、轉基因團伙要員（黃大昉、王大元）。上圖為申振鈺在2017年9月和2018年12月舉行的該獎頒獎儀式上。（圖片來源：【50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