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学家“指导”科学家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于光远说自己“投入战斗”的时间是在“1980年7月”，绝不可能是记忆失误或者是笔误，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虽然我们目前找不到于光远在1981年8月之前发表的“人体特异功能”批判文章，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在那段时间啥都没干。而现有资料可以把于光远“投入战斗”的时间上推到1980年10月。这是他在1982年做的回顾：

“我记不清楚是1980年10月6日到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组织者要我去作一次演讲。那时候我虽然掌握的情况不多，但已经知道有一些哲学工作者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状况。于是有一天我用了两个小时解释为什么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应该相信这种荒谬的宣传。”【208】

据申振钰说，那个“十月讲话”是于光远对“耳朵认字”的“第一次公开表态”。【130】只不过是，因为于光远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讲话内容，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如何讲解“为什么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应该相信这种荒谬的宣传”的。但是，我们明确知道的是，他的那个讲话没能扭转局势，所以才会有“伪科学”蓬勃发展的“二十年、七个阶段”。

于光远第二次对“人体特异功能”提出公开批评，是在“1981年7月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暑期讲习班”上。据于光远说，他的那次讲演的总题目是《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兼论耳朵认字这种戏法何以使一些哲学工作者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208】该讲稿分为两部分印行，第一部分标题是《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1985年首次公开发表，其中只有一句话与“伪科学”有关，即“关于耳朵认字等的宣传，我就认为是起消极作用的东西”。【209】“暑期讲习班讲话”的第二部分题为《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发表在1982年第2期《江西社会科学》上。【210】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于光远第一篇从理论上批判特异功能的文章，也是于光远《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74】一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在那次讲演之后一个月，于光远还在“全国科普报刊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其摘要发表在1981年9月10日的《科学报》和1981年第3期《科学大观园》上，于光远后来将它以《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为题收入其“反伪”文集，并且是《反“人体特异功能”论》【75】的第一篇文章。根据其内容判断，于光远的这两次讲演的内容大致相同，因为《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基本上就是《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一文的详细摘要。所以张震寰称那两篇文章是再次“吹响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公开争论的号角”。【211】而首先响应这个“号角”之人，就是于光远自己——据申振钰说，于光远那篇长达十万字、“系统地揭露从‘耳朵认字’开始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一文，就是从1981年8月“开始写作”的。【130】实际上，不论怎么看，《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都是于光远后来所有“反伪”文章之母、大纲，他后来写的几十篇文章、几十万字，其内容基本上都相当于这篇文章的复述、扩充和发挥。所以，通过对它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我们大致就可以展示出于光远这个“大学问家”究竟是怎么“反对伪科学”的了。

需要指出的是，于光远在1981年7月末发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那就是邓小平在1981年7月17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了一番“谈话”，实际上是就批判《苦恋》做出指示。看看这三句话：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212】

据于光远后来透露，在1981年8月中旬，党中央委托中宣部召开了一个“思想工作座谈会”，重点讨论对《苦恋》的批判。而在那之前，中央成立了一个“思想工作小组”，七名成员之中，于光远位居第四。【213】也就是说，于光远在隐忍了两年多之后突然间主动“投入战斗”，与邓小平的这个“谈话”，以及他本人的“升迁”，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根据他在胡搅蛮缠之际又是那么的有恃无恐、飞扬跋扈，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这种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因果关系——他当时大概以为自己又要重返科学界当总政委甚至太上皇了。

1、真真假假的“事实陈述”

《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这篇文章长达一万七千余字，全文一马平川、一泄如注，既没有分节标题，也没有分节符号。但按其所谈内容，这篇文章可以分成五部分，分别讲述“特异功能”的出现和发展、论述“特异功能”是如何的不可能、介绍破解“特异功能”的理论和技巧、介绍特异功能表演失败的例子、最后才是他的“哲学评论”。

第一部分从文章的开头始，至“他们把不信这种荒诞无稽的事情的人说成是不承认事实的‘主观主义’者”止，总共两页半，大约三千五百字。而其中心思想一言即可蔽之：在《人民日报》发出“正确的批评”之后，“耳朵认字”理应寿终正寝，但他们却死灰复燃，愈演愈烈。也就是说，第一部分主要是“事实陈述”，尚未涉及“哲学评论”。但即使是在“事实陈述”之际，于光远这个“反伪斗士”也大搞小动作。这是其开篇两段话：

“一九七九年三月《四川日报》报导：该省大足县一个男孩唐雨具有‘耳朵识字’的‘特异功能’，该省科学部门认为这种现象应予重视。消息传开，北京也出现一个女孩姜燕具有类似功能。一时有《甘肃日报》等好几家报纸和科技小报转载了这样的新闻。这是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开始。

“不久，四川医学院经过实地调查揭露唐雨的‘功能’是虚假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对姜燕的‘功能’进行了测试，拍下了她偷看的照片和取得了她偷看的有力的论据。（注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对姜燕的功能进行第二次测试时，把室内一切家俱移出，使得拍下这样的照片成为可能。同时心理研究所还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姜燕自称能看到纸包中写的字，于是心理研究所就在一个纸包中放进了些许痱子粉，并在另外三个纸包中放进了玻璃纸丝。结果放进了痱子粉的纸包中的字被她‘看出来’了，但痱子粉就撒在裤腿上；放进玻璃纸丝的三个纸包中的字有一个也被‘看出了’，玻璃纸丝也就撒在地上，有两个‘看’不出来，玻璃纸丝也就仍留在纸包内。）《人民日报》也载文批评进行这种宣传是不严肃的。于是《四川日报》和四川有关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这是‘耳朵识字’宣传第一次受到正确的批评。”【210, p.1】

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于光远在证明“耳朵认字”是“弄虚作假”时，只依靠两个证据，那就是四川医学院和中科院心理所的测试报告；并且，对后来所有能够证伪那两份“黑材料”的证据，于光远或者是视若无睹，或者是当作“伪科学”加以嘲弄、排斥。显然是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于光远不仅讲述了心理所是如何证明姜燕“偷看”的，他还把“钉螺姑娘”和“董小四”也强拉了过来当陪绑。而就是这种偏听偏信，即只选择使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即使明明知道那些“证据”根本就站不住脚，甚至是蓄意、恶意伪造的——，变成了从于光远、何祚庥到方舟子这伙人在“反伪”和“打假”时使用的最基本、最常规、最频繁的招术，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方舟子在寒战期间惨遭钓鱼，但他仍旧拿自己吞食的诱饵当作“证据”来构陷韩寒。【214-215】

其次，于光远在“反伪”之时不仅仅对证据“偏听偏信”，他对自己的“敌人”也采取单方面的强硬态度，即：只有自己的测试结果才是正确的，而自己对他们的“批评”或者表态就相当于终审判决，对方只有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就是老老实实缴械投降。于光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的这些言论之中：

“按理说，在人们对这种不科学的宣传受到批评，人们取得了教训之后，‘耳朵识字’的宣传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在四川，在唐雨‘功能’被揭露为虚假后，他的‘功能’‘丧失’了一段时间。隔了一段时间就对四川医学院的揭露进行了反攻。”

“但是姜燕弄虚作假这件事被揭露这一点，‘耳朵识字’宣传的积极分子是不甘心的。”

也就是因为要倚势压人，于光远只提《人民日报》曾发表反对“耳朵认字”的文章，而绝口不提这家报纸还曾报道过《智利发现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女学生》【150】；更不提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曾发文批驳“反伪派”的主要论点：

甲：我也参加过测试，曾见两个孩子认不出来或把字认错了，他们还有偷看的动作。

乙：认不出来和认错，都是有的，这些孩子用耳朵等部位识字，需要在精力充沛和轻松愉快的时候，疲乏和紧张就不灵。小孩子嘛，认不出来就想偷看，这可以理解，不能因此抹杀大量认出来了的事实。

甲：你能说明耳朵为什么能识字吗？

乙：我说不明白。现代科学也还说不明白。人体是一架非常复杂、非常高级的活机器。同宇宙间还有许多未知数一样，人体也有许多未知数。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位的。承认客观事实是认识的基础，承认它、研究它就可能认识它，不能因为目前还说不明它的道理，就否认它的存在。……【216】

实际上，于光远之所以非要把胡耀邦、周培源、潘菽、张香桐、冯德培等人拉上自己的战车，其根本原因就是要倚势压人、仗势欺人。

第三，于光远虽然在后来把自己的“战斗”称为“反对伪科学”，但实际上，从头至尾，他都把“反对伪科学”当作“战斗”——其实质就是只论胜败输赢，而不计是非真伪。也就是因为这个心理，于光远将所有相信并且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人都视为敌人。而他的这个态度，在下面这段话中表露无遗：

“在北京，姜燕的弄虚作假被揭露后,她的‘功能’也‘丧失’了一段时间。姜燕本人不愿再作这种表演了。于是北京又‘发现’了王斌、王强两个女孩，接着姜燕来作‘人体特异功能’的表演。但是姜燕弄虚作假这件事被揭露这一点，‘耳朵识字’宣传的积极分子是不甘心的。在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大力‘帮助’下，姜燕的‘功能’终于得到了‘恢复’。”

你只要注意到于光远的那几个引号，你就能知道他那是在暗示不仅姜燕“弄虚作假”，那位“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后来被于光远称为“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负责同志”【120】也“弄虚作假”：那位北大教授不仅协助姜燕“弄虚作假”，他还教唆、怂恿姜燕“弄虚作假”。显然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于光远在这段话的后面加上了一段长注：

“注三：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有一位对‘耳朵识字’的宣传很起劲的北京大学教授，冒雨去石景山模式口姜燕家中，陪同她前往的有好几个人，到姜燕家后，这位教授说：‘用耳朵识字的现象是存在的。姜燕虽然失灵了，但是她的功能是能够重新恢复的。’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特别是姜燕本人一再摆手，连说：‘不灵了，不灵了，肯定猜不出来了’。姜燕的父亲在一旁不住地摇头。一周后，八月十八日，北京大学这位教授再次来到模式口。把姜燕请出去参加王斌、王强的表演，这两姐妹表演时，让姜燕坐在她们中间。上午九点十五分开始表演，当王氏姐妹纷纷猜对放在腋下及耳内的字条的时候，姜燕动心了，说‘我也试试吧’。九点四十八分，姜燕也猜出了给她的字条，她的功能于是被宣布恢复。”

显然，“当时在场的人”中，有一位是于光远的卧底，所以于光远才能够绘声绘色地描写当时的场景。问题是，于光远既然知道那么多细节，他为什么却要故意无视下面这些粗枝大叶：第一，那位北京大学教授就是北大生物系专门研究神经高级机能的生理学教授陈守良；第二，陈守良对“特异功能”只是进行了“研究”，而没有进行过“宣传”，更没有宣传得“很起劲”。这是陈守良本人叙述的相关细节：

“8月19日，我们带着王强、王斌去访问姜燕。先让她们一起玩，然后在有关单位共十余人的观察下，对她们三人进行测试。王强、王斌先开始测试，姜燕说不行，没有测。当王强、王斌正确认出几个字、图后，大家鼓励姜燕测试。第一次试样是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大’字，经过27分钟，她说认不出，即停止测试。几分钟后大家又鼓励她继续测试，她将纸团放在右膝关节内侧夹住，几分钟后她说：‘我知道了，是红色的。’以后又说‘有三横’，10分钟时她说‘是红色的王字’，辨认正确。又进行第三次试验，她正确辨认出蓝色的‘校’字。第四次试验用了不到1分钟，就正确辨认出红色的‘早’字。第五、六次用密封纸套，经过1分10秒和1分45秒就正确辨认出蓝色的‘制’和‘升’字。从8月19日～10月14日对她共进行了八个实验日的测试，现仅将用纸套密封法测试的结果附表如下……”。【93】

十多年后，陈守良还详细地回顾了自己对“耳朵认字”现象从坚决不信到怀疑再到相信的心路历程：

“1979年3月中下旬某日，北京大学生理学教研室教师方崇仪对陈守良说：‘《四川日报》登了条消息，说一个小孩能用耳朵认字。你是研究高级机能的，快去看看吧，这是怎么回事。’陈说‘我才不相信这类怪事哩！’他说：‘《四川日报》都登了，就在图书馆4楼报刊阅览室，你去看看！’陈说：‘《四川日报》登了我也不信。四川人多，怪事也多，解放前四川出了一个杨妹，可以不吃饭过日子。后来证明是假的，她是不吃饭，但是偷偷地吃花生米和红烧肉。我才不相信这类事情哩！’这就是我们当时对这件事的态度。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4月间，我们的老同学科学院心理所万传文告诉我们，北京又有一个小女孩，叫姜燕，也能用耳朵认字，经过心理研究所一些研究人员的考察，很可能是真的。这倒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想去实地考察一番，同时也设想了考察测试方案。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当事人，没有测试成。不久，万传文又告说我们，姜燕用耳朵认字是假的，不过是一种小戏法，将塞在耳内的纸图从一只耳朵倒换到另一只耳朵，倒过来，倒过去，趁机偷看一眼，便‘认出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并不感到遗憾，倒是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样一来，生理学就免除了一场挑战。如果耳朵真能认字，那生理学又将如何解释呢？以后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了。”【143】

也就是因为疑心重重，陈守良等人曾千方百计地要排除那些儿童“弄虚作假”的种种可能，并且为此向同行请教，让他们找出自己的试验可能出现的漏洞，以证明那些儿童确实具有“特异功能”。看看这段话：

“我们反复思考、检查所用的测试方法，找不出方法学上的任何漏洞，但我们唯恐自己考虑不周留下漏洞，便多方请教。首先向我们的老师生理学教授赵以炳先生详细汇报了测试情况，请他审查我们的方法是否严密。我们还向物理学教授虞福春教授请教，请他检查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否完善。赵以炳先生和虞福春先生在8月18日亲自来到测试现场考察我们的测试情况。他们认为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可靠的，没有发现漏洞。他们都鼓励和支持我们将这种测试工作进行下去。我们还先后请了几十位同事来参观，请他们帮助我们查找测试可能存在的漏洞。”【143】

实际上，陈守良曾经明确地说过“我们赞成学术交流，不赞成公开宣传和表演”、“我们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探求真理”这样的话。【217】看看陈守良相关论文的标题：《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一）——特殊感应机能的真实性问题》【140】、《姜燕特殊感应机能的衰退与恢复》【93】、《特殊感应机能的普遍性问题——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二）》【218】、《人体特殊感应机能的初步探索》【219】。于光远能够指出其中任何一篇是“宣传”而不是“研究”吗？于光远能够指出陈教授何时何地向他那样超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吗？于光远能够指出陈守良曾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宣传很起劲”了吗？他当然不能。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起家、以“宣传”为职业、为事业的人非要把科学家的“研究”说成是“宣传”呢？答曰：在于光远的潜意识中，“宣传”就等于撒谎、造谣、就是弄虚作假。所以，要把“耳朵认字”说成是“弄虚作假”、并且把自己的敌人打翻在地，于光远几乎是本能般地把他们的“研究”说成是“宣传”。这和当了一辈子政客的于光远大骂钱学森是“政客”完全出于相同的心理：他必须把对手拉到与自己相同的“地位”才会有安全感，才会找到心理平衡点。而这个自卑心理也恰恰造成了他的门徒方舟子选择“打假”为自己的职业：就是要毁掉那些名人的名声，让他们全都不如我，至少也得让我能与他们平起平坐！这是方舟子自己说的：

“让‘爱’的信徒张牙舞爪，让抄几篇古文名篇就以酸自居的人泛出恶臭，让言必称逻辑者露出流氓的尾巴，让道貌岸然者暴露暗藏的飞针，就象让自诩不食人间烟火者变成披头撒发的泼妇，都是网上最大的娱乐。”【220】

这是方舟子的一个铁杆狗腿子说的：

“新语丝没什么了不起的，那领头的也就是个三无人员，其它的都是些送外卖的刷盘子的卢瑟。但那些现代的岳不群，和不知天高地厚的知道(这字没错)分子这里是可以让你们原形毕露和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的大澡堂。”【221】

你只有明白于光远、方舟子的这个“怨夫”、“妒夫”心理，你才能明白他们两人为什么会一见倾心、一拍即合。

科学研究=政治宣传

在搞了一辈子“政治宣传”的前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眼中，北京大学的科学家在《生物学通报》这样的自然科学刊物上发表题为《人体特殊感应机能的初步探索》的学术论文是在搞“宣传”，而不是在研究、探索自然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截图来源：【219】。）

所以说，于光远对陈守良活动的描述和定性非常清晰地反映出了他内心的敌意。实际上，于光远对陈守良的敌意还暴露出了“于氏一票否决”心理：一旦他于光远认定某人曾经“弄虚作假”，则不仅那个人以前的“比赛”记录应该一笔勾销，而且那个人还应永远丧失“参赛”资格。而他之所以会那么恨陈守良，就是因为陈教授将于光远的“一票否决权”一脚踢进了垃圾堆，即把已经被他排斥出局的姜燕又拉进了赛场，并且成了参赛主力。这是于光远后来援引“他们”的两句话：“姜燕是不是作过弊和姜燕有没有特殊感应机能完全是两回事”、“要在真的、假的一大堆现象当中，经过科学考察、分析，找出真象来，这就是去伪存真。”而即使是这样四平八稳的言论，于光远也要吹毛求疵：

“我们不知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这一段话有何反应，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如何按照这个‘去伪存真’的原则来处理他们的照片和测试结果？”【120】

于光远在说前半句话时，是在瞪着眼睛撒谎，因为谁都知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实际上只是三两个人，名副其实的“一小撮”——的“反应”到底如何，那就是方舟子所说的“一切造假者在事情败露后的最后一招”，即“装聋作哑”。【222】而于光远的后半句话很可能是他的真心话，因为这两伙人确实对“去伪存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其实，不论按照什么“原则”，中科院心理所的那几个蒙着面罩、躲在暗室的“研究人员”心里都应该十分清楚，他们如果真心想要科学地“处理”自己的照片和测试结果，其方法极其简单，那就是在有第三方见证的前提下把它们重复出来，或者，更为简单，那就是把自己的调查报告完完整整详详细细地公布出来。而他们之所以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肯做、不敢做，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心中有鬼。很难想象于光远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懂。

于光远文章的这一部分文字还暴露出了他的另一个招术，那就是捆绑打包插标签，然后通过击溃其中之一来否定全体。这就是他不惜篇幅来罗列七、八种其他“特异功能”的根本原因，而与此同时，他把那些“特异功能”尽其全力渲染得神乎其神匪夷所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荒诞不经”、“荒诞无稽”。这个招术后来也被方舟子全盘学去，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及极力丑化、神话“方学家”对他的揭露，让其徒众产生“方黑的言论不可信”的印象——看看这个帖子：

“著名‘方学家’亦明写过几千万字文章证明我的文章都是抄的，好像还没说我抄道金斯。这个‘法医’却发现了我的文章一半抄道金斯，比亦明还能啊？此人如果真的是法医，却有信口开河张嘴就污蔑人的德性，其法医鉴定要冤枉多少人？”。【223】

方舟子上面这个帖子的第一句话中，使用了至少三个“方氏逻辑”：第一，通过渲染“亦明写过几千万字”来暗示“亦明是个疯子”，明示其徒众“你们读不完他的文章，因此不用去读；第二，通过说亦明要“证明我的文章都是抄的”来暗示他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为黑而黑的“方黑”，因此其言论完全不可信；第三，通过说“亦明……还没说我抄道金斯”来证明“我没抄道金斯”。而于光远论证“耳朵听字不可信”的“于氏逻辑”，也不过如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于光远的这一部分文字所讲述的内容涵盖他后来提出的“七个阶段”理论中的“第一阶段”的全部和“第二阶段”的早期，但于光远当时既没有提到香港的李学联，也没敢影射钱学森——因此证明他后来的相关言论就是故意撒谎。

2、忽忽悠悠的“科学分析”

于文的第二部分始于“现在我们逐一分析如果事实上存在这样的‘功能’在科学上意味着什么”，止于“这一条是许多相信‘耳朵识字’之类‘人体特异功能’的人所持的论据”，总共四页、五千七百余字。这部分是全文的重心，其内容就是于光远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来论证“人体特异功能”是如何如何之不可能。这是于光远论证为什么除了眼睛之外，人体的其他器官不可能认字、辨色：

“这里的关键是耳朵以及腋下、腿弯、胸、背、脚底等不是视觉器官，如果人体的这些部位可以辨认颜色和字画，意味着耳朵不仅是接受声波给人以听觉器官，皮肤不仅是接受外界的机械的或其他物理的化学的刺激使之发生痛觉（触觉）的器官，它们也是接受光波给人以视觉的器官。耳朵之所以能够接受声波，眼睛之所以能够接受光波是可以从耳内的器官和眼睛这种器官的构造及接近这些器官和神经中枢的神经得到说明的，耳朵能够辨色辨字又怎能从耳内的器官得到说明呢？耳中有什么器官可以接受光线呢？从人体解剖学来说是得不到这种说明的。人体解剖学是一门古典的学科，不仅象对人体视觉器官、听觉器官这类问题区分的分析应该说是很成熟的，就是对人的体液神经等分析也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朝鲜金凤汗，发现什么凤汗小体等最后也证明是不科学的东西。视觉神经系统是人体中最复杂的感觉器官，最复杂的分析器，在人脑皮质中，也占有一定的特殊区域，决不是耳朵所能代替的，更不用说人的皮肤了。人的皮肤的表面和后面的神经系统与视觉所需要的器官更无相近之处，借助皮肤的神经要识别颜色和字画的形状是根本不可能的。”【210, p.3】

上面这435个字，相当于“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于光远的“学问、思想富矿”，从中我们可以挖掘出大量的宝藏，并且鉴定它们的成色。简言之，它们不仅暴露出于光远的科学知识极端贫乏，而且还证明这个自称的“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口头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内心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能兼容。

（1）科学哲学

首先，于光远断言“不可能”的基本前提就是现在的科学水平已经“很成熟”，因此任何现有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都是不可能的、是假的、伪的。于光远的这个观点不仅极其荒唐可笑，而且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全相悖逆。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发展、运动、前进、辩证，它所反对的就是封闭、僵化、静止、落后、形而上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24, p.8】在《反杜林论》的一个序言中，恩格斯还曾说过这样的话：“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也许会使我的劳动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成为多余的。”【225】不论怎么理解，这两句话都含有如下两层意思：第一，“自然辩证法”是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诞生的；第二，“自然辩证法”需要跟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实际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是这么说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已的形式”。【226】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内容之一就是“自然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227】，这就说明科学应该是永远向前发展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革命力量”——那还怎么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另一个内容就是科学的产生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只要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科学就总会找到自己的生长点。而按照于光远所说，“人体科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所以用它可以评判新发现的真伪。既然如此，自然辩证法岂不应该寿终正寝了？那还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干嘛？你们还有什么可“研究”的？事实是，直到1985年，于光远还在这样质问那些“有科学知识”但却相信“人体特异功能”的人：

“如果‘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是事实，那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究竟还能不能成立？他们是否准备把这些东西统统抛弃？他们究竟准备把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建立在怎样的科学基础之上？”【76】

直到1995年，他还在说这样的话：

“只有经过眼睛才能看到外界事物，这不仅是无可怀疑的常识，而且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对视觉之所以产生的过程和机制，已经研究得一清二楚。”【228】

也就是说，于光远不仅仅认为“古典的”人体解剖学“是很成熟”的；在他看来，其他所有学科也都是如此。这是他断言“思维通讯”不可能存在的根据：

“宇宙间没有物质的媒介物，任何两个物质是不能相互发生作用的，这一点已是科学的定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经过物质的信息工具，这也是历史的科学结论，现在出现的这种‘思维通讯’、‘心灵传递’的‘特异功能’,打破了这个历史的科学结论，但是还没有否认必须有媒介物的普遍原理，而是用什么人能发出什么‘意识波’之类的话进行搪塞。……现在的‘意识波’‘意识粒子’在科学上是根本没有发现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说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现在竟然有人用这种科学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去说明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思维通讯’这样的‘事实’。我说‘思维通讯’不是事实，‘耳朵识字’宣传的积极分子们一定不同意，这涉及所谓测试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在这里我想说的，说什么意识‘波’或‘粒子’这样的东西的人，目的很清楚地是为了使人们相信‘思维通讯’等是事实，而这些波和粒子是科学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的这种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210, p.5】

其实，于光远所谓的“科学的定论”、“历史的科学结论”、“普遍原理”，全都是他自己的“意识”，与“科学”没有一点儿关系。

众所周知，牛顿在十七世纪提出万有引力定律，而万有引力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物质的媒介物”。尽管连牛顿本人对此都感到“尤其荒谬”（so great an absurdity）【229】，但万有引力定律仍旧被科学界普遍接受，并没有哪个“当代亚里士多德”指控该定律违反了“科学的定论”和“普遍原理”。事实是，在大跃进期间，为了鼓励中国青年“破除迷信”，于光远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两物相互之间存在有万有引力，但是至今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引力。”【230】所以说，于光远所谓的“宇宙间没有物质的媒介物，任何两个物质是不能相互发生作用的”这个“科学的定论”完全是他自己蓄意编造的“伪科学”甚至“反科学”。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光远来说，“科学”就是他手中的软面团，他想把它捏成啥样，他就有能耐把它捏成啥样。

实际上，于光远拿“科学没有发现出来的东西”、“科学所不知道的东西”当作否认某种现象的存在或否定某种观念的价值的根据，其根源仍旧是他的科学观，即以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因此可以解释万事万物。事实是，不论是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来看，人类目前对自身的认识都处于相当粗浅、相当初级的阶段，不要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可能达到“成熟”的程度，即使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它能否“成熟”也都不得而知。后来领导人体科学研究的伍绍祖曾说过这样的话：“科学不仅要解释已知的，还要探索未知的。”【231】伍绍祖的话显然脱胎于恩格斯，因为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就说，“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224, p.92】于光远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花在翻译《自然辩证法》上面，他怎么可能对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看看他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是怎么说的：

“我们讲科学无禁区，说的就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不应该限制什么问题允许提，什么问题不许提，什么意见可以讲，什么意见不许讲。研究工作是探索未知，研究还没有在科学上得出结论的问题。如果在探求未知的时候，设禁区，下禁令，连问题都不能提出，连意见都不能讲，怎么能最后得出科学答案呢？科学研究和宣传是应该区别对待的，虽然它们有联系，但是性质不一样。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而宣传是把已经有了答案的思想向比较多的人传播。对在科学研究中自由发表的意见，人们知道是探索性的，不会当作我们就要按照这种意思去办，你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发表嘛，而把一个成熟的思想作广泛的宣传，那就会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232】

如果用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的话来评论于光远的上面这段话，那就是“写得何等好呵！”【233】可惜的是，于光远在“反对伪科学”时的所作所为，与上面这段话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为了诋毁一位“外国大学中的‘超心理学’家”，于光远还特意这样注释道：

“这位李绍昆教授很欣赏我国‘耳朵认字’宣传者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现在把一切不能解释的现象都斥为“迷信”，这决不是科学的态度。这说法本身倒是一种“迷信”’。”【17】

也就是说，如果于光远在1979年说的话被一位“‘耳朵认字’宣传者”复述一遍的话，它就变成“反动言论”了，连“欣赏”它都是一种罪行。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于光远在1979年说的那段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它对于光远本人毫无约束力，所以他才会干与之完全相反的事情。这就像于光远完全可以坐在主席台上高歌“民主”，而一旦台下的人对之当真，想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于光远马上就会毫不犹豫地大搞“集中”一样。上面这个故事还说明，于光远在说话的时候，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而他在干事情的时候，也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在破坏其他人的科学研究。事实是，于光远在几个月之后把自己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理由说成是“现在对人体正常功能还要花很大气力去研究。为什么对‘特异功能’有这么大的兴趣？”【234】也就是说，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现代科学”又变得不那么“成熟”了。一个人之所以会如此翻云覆雨，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总而言之，对于于光远来说，不仅真伪不是个问题，连是非也不是个问题。那么，什么才是问题呢？答曰：对于这个终身“政客”来说，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因为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什么是“曲”、什么是“直”。这就是为什么于光远要把自己的“反伪”活动称为“战斗”的根本原因，因为“战斗”的唯一目的就是“赢”、就是打败敌人。而具体到“反伪战斗”，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于光远要利用它来夺回那个离自己渐行渐远的“权力”——“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应该是他当时的心理写照。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科学中国人》自称是中国科协主管的高层次科普杂志，它在2015年刊登了一篇关于意识波的文章。当时的于光远如果地下有知，肯定又得“投入战斗”。

（2）科学知识

于光远的上述言论不仅仅是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它实际上还反科学、反进化论。根据进化论，高等生物来自低等生物，低等生物源自单细胞生物，耳朵和眼睛这类复杂的器官都是从某种原始细胞和组织进化而来的。可以想象，在进化成耳朵或者眼睛之前，那些原始细胞和组织完全可能具有多种互相重叠的感知功能——这种现象现在被称为“联觉”（synesthesia）——，而这些功能完全有可能在进化的过程中被某种程度地被保留了下来，或者说没有被完全淘汰掉。【235-236】这个假说的一个佐证就是“耳朵认字”的过程大都比较缓慢，一般需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而眼睛识字的过程则是即时、瞬间的。于光远将耳朵的功能限定于“接受声波”、将眼睛的功能限定于“接受光线”，并且以“视觉神经系统是人体中最复杂的感觉器官，最复杂的分析器”当佐证，恰恰说明他本人陷在唯心主义的“神创论”、“目的论”的窠臼之中不能自拔。实际上，于光远把“朝鲜金凤汗”拿出来证明“人体科学”是多么的“成熟”、以及新的发现是多么的不可能恰恰证明他本人一直在搞伪科学。

话说当年平壤医科大学教授金凤汉宣布发现经络系统的实体之后，不仅北韩举国欢庆，连中国也是如此：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学部委员张锡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专文《现代生物学和医学中的一件大事》表示祝贺【237】，继之中国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华医学会发贺电给朝鲜对等单位【238】、《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朝鲜科学研究的卓越成就欢呼》【239】、同时将金凤汉长达一万六千多字的论文《关于经络系统》全文发表【240】。而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反对伪科学”的于光远，当时正在中宣部主管科学宣传，他怎么没有“反对”这个“伪科学”呢？难道古典的解剖学在当时还没有“成熟”吗？最奇的是，到了21世纪，韩国学者又证明，“凤汗小体”并不是“假的”，而是确实存在的。【241】也就是说，不论“凤汗小体”是真是假，金凤汉案都说明于光远所说的“科学”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科学”。

翻云覆雨，朝秦暮楚

1963年12月，也就是在于光远为中共科学宣传把关之际，中共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拼命推介北朝鲜金凤汉的研究成果。可是，十多年后，于光远又把金凤汉的研究成果当作“伪科学”的案例拿来打击“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上图来自《中医杂志》1964年1期，显示该刊全文转发《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年仅40岁就当上“学部委员”并且主管中国科学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会犯下如此愚蠢、幼稚的错误？答案是：除了他的政治嗅觉、政治本能、政治立场、以及千丝万缕的私心杂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自然科学几乎一窍不通。

首先，于光远根据“古典”人体解剖学知识来解释“人体特异功能”，说明他对“人体科学”根本就一无所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论真假，“耳朵认字”现象所涉及的都是人体对外界信号的感知和传递，这本身是一个生理或者心理的反应过程，是一种“功能”。而对特异功能秘密的揭示，首先应该是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任务，也需要神经科学家、认知科学家、甚至物理学家的参与，但却不大可能有解剖学家什么事儿，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那些已经丧失了“功能”的尸体。对于这一点，于光远后来可能是领悟到了，所以他才会在“全国科普报刊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说“不论从生理学和物理学来看，完全是荒诞不经的”这样的话【74, p.3】、并且给中科院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写信，拉他们“参加这个战斗”（下详）——而这也恰恰说明，于光远在“投入战斗”之时，连枪都不擦。实际上，直到1981年11月，于光远还在说这样的话：

“心理学家告诉我，皮肤上有使人感到冷的感受器，有使人感到热的感受器，有使人感到痛的感受器，可是使人产生痒的感觉的，使人发笑的感受器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它的生理心理过程还有许多问号。除了皮肤上的感觉之外，还有体内的种种感觉。初级感觉外，还有情绪、情感及经过第二信号系统引起的种种。人体问题决不是如现在人所说的只有六个感受器，能起‘特异功能’的是第七感受器。总之，这说明对心理研究的知识还比较肤浅。”【234】

很可能的，中国的亚里士多德一辈子都没有搞明白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区别，所以他才会向心理学家请教生理学问题。从上面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于光远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态度在1981年11月份曾处于“量子”状态，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

其次，于光远将“认字”、“辨色”的过程理解、限定为“接受光波”既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又说明他对当时的“人体科学”研究茫然无知。实际上，不仅罗冬苏提出的“第七感受器”假说可以很好地解释“耳朵认字”现象或者其他“特异功能”现象【139】【242-243】，其他经络假说和试验也都能够对这一现象做出大致合理的解释【244-246】。事实是，在罗东苏的第七感受器假说提出后，不仅马上就得到了钱学森的赞许【147】，并且还得到了哲学工作者的热切关注【236】【247-248】。这既说明这个假说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也说明当时人们对新事物、新观点的开放、包容态度。而号召别人“解放思想”的于光远则恰恰相反：他在“哲学评论”中不但对罗冬苏的假说视而不见，而且还反复暗示罗冬苏与被测试儿童串通作假（下详）。这既反映出他的头脑的僵化和封闭，更反映出他的态度之傲慢和蛮横。而不论是僵化封闭的头脑还是傲慢蛮横的态度都与“真科学”格格不入，因此说明他当时根本就不是在“反对伪科学”，而是在阻挠甚至“反对真科学”。

事实是，早在十七世纪，爱尔兰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波义尔（Robert Boyle,1627-1691）就记录了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一位盲人能够通过触摸辨别颜色。最奇的是，那个朋友恰恰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解剖学家，并且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249】这个故事在21世纪被翻了出来，并且给予科学的解释。【250-251】

古已有之

1661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一本书中，爱尔兰科学家波义尔记载了他从自己的朋友、著名解剖学家约翰·芬奇（Sir John Finch, 1626-1682）那里听来的亲身经历：荷兰的一个盲人能够通过触摸来辨色。

另一个事实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严肃的科学杂志，包括权威的美国《科学》和英国《自然》，就开始发表关于“非视觉器官”——主要指手或者其他部位的皮肤——感知图像或者颜色的报道和评论。【252-259】也就是说，那些洋科学家和学者并没有像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处长那样蛮横，试图将这些现象一棒子打成“伪科学”，而是力图从科学上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这是《自然》杂志为自己发表“伪科学”论文做出的辩护：

“这些问题尚无答案，所以，任何高质量的证据都值得认真检验。”（the questions are still unanswered, and any evidence of high quality is worth a critical examination.）【260】

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从那时起开始研制将光信号转换成触觉信号通过刺激皮肤来帮助盲人获得视觉的仪器。【261-263】

登堂入室

1974年，世界顶尖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世界顶尖学术研究机构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测试特异人盖勒的特异功能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长达5页半，是该期杂志发表的72篇文章中篇幅最大的。【264】

显然，于光远当时对所有这些十多年前的进展或者毫无所知，或者装作无知。难怪《自然杂志》的编辑在发表相关信息之后会轻蔑地讽刺道：

“《皮肤对图象信息的识辨机理探讨》一文，介绍探讨具有触觉的皮肤如何转换成对视觉信息的辨认，可见各类感觉也并不是绝对的和沒有转换的可能——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是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的。”【265】

超越视网膜

在证明“耳朵认字”是“伪科学”时，于光远曾引用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这段话当作依据：“如果颜色仅仅在依存于眼网膜时才是感觉（如自然科学迫使你们承认的那样），那末，这就是说，光线落到眼网膜上才引起颜色的感觉……”。【266】显然是要给“于老”站台，狗腿子邓伟志透露了张香桐一次谈话的内容：“感觉生理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周围环境中的各种事物，必须通过与其相应的特殊感受器，才能进入意识领域，产生感觉。例如，光线的感受器是眼睛内视网膜上的各种感光细胞。没有这种光感受器是不可能看到形象的。鼓吹‘耳朵认字’的人拿不出一件可以经得住科学检验的事实来动摇这个原则。”【267】上图（上左）显示，日本一家公司在2006年展示的一种盲人视觉装置，通过把图像信号转换成触觉信号帮助丧失了视觉功能的盲人感知事物的形状【268】；上图（上右）显示美国一家公司发明的一种能够让人通过舌头来获得“视觉”的装置【269】；上图（下）显示美国一位因患“色素性视网膜炎（retinitispigmentosa）”而失明二十多年的68岁盲人在装上仿生眼睛（bioniceye）之后，就可以看到形象，因为这个装置把光信号直接送入视神经，不需要通过视网膜这个“光感受器”。【270】

其实，最能够证明于光远当时是在搞伪科学的证据恰恰就在于他宁可长篇累牍、喋喋不休地进行“哲学评论”，也不肯走出国家科委的大楼亲眼看一看那些“伪科学”到底是怎么搞的。而就在1981年年初，于光远还在说什么“我们反对哲学代替具体科学”。【271】谁都知道，让假货显现原型的最直接、也最让人信服的方法就是亮出真货——两相比较，真假、高下立判。同样，证实对方是伪科学的最佳方式就是让“真科学”出面，与伪科学对阵。如果一个自称被“万能的科学”所武装的“科学沙皇”连一个七、八岁小孩子的“戏法”都不敢直接面对的话，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知道自己的那个“科学”不但不是什么“万能的”，它很可能连“一能”都没有——如此百无一用的“科学”如果不是“伪科学”的话，它还能是什么？

于光远当时是在搞伪科学的另一个直接证据就是他摆出一副左手捧着皇上圣旨、右手握着尚方宝剑、口含天宪般地宣布谁谁是在“反科学”。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那些打着某种旗号、喊着某种口号、只敢仗势欺人、不敢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或对等辩论之人，全部都是有意或者无意的骗子。相应地，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喊着科学的口号而不敢从事科学研究、不敢面对事实、只敢指控对方“反科学”之人，全部都是名副其实的科学骗子。实际上，不仅于光远承认“真理越辩越明”【272】，连方舟子也是如此【273-274】。如果舌头都能够把真理搞清楚，难道眼睛和“科学研究”反倒不能？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尚不存在一个公认的“伪科学”定义，但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科学骗子口中的“科学”肯定是成色十足的“伪科学”。

3、奇奇怪怪的“辨伪方法”

于光远“哲学评论”的第三部分始于“在这里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具有‘特殊功能’的人的表演”、止于“我想请李良明同志明天就来这里向你们表演一下”，共两页、不到三千字；其内容就是一口咬定“特异功能”是“戏法”，然后介绍一个叫李良明的人搞的证明特异功能确实是“戏法”的“实验”，并且把他所使用的方法认证为“科学的方法”。

（1）片面的事实，扭曲的逻辑

为了证明耳朵认字是戏法、是魔术，于光远首先这样写道：

“这种表演的实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变戏法。首先我们可以说一说引起这次反科学宣传的第一个‘功能’‘耳朵识字’，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一九七九年在人民中国大陆上出现的新事物，而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小戏法。自从‘耳朵识字’的消息在报上报导、许多报刊进行宣传之后，许多群众纷纷揭发这是自己看过或学过的戏法。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鲁迅的《花边文学》的一篇题为《朋友》的杂文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小时候看同学演小戏法，什么耳中听字呀，什么纸人出血呀，觉得很有趣。后来在庙会上有传授这些戏法的，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索然无味了’（这是凭记忆说的，对一下原文字句就会更准确些）。鲁迅今年正好诞生一百周年，他小时候该是九十来年前，十九世纪末的事情吧？可见‘耳朵识字’不是什么一九七九年在人民中国大陆出现的新事物,而是最晚在一八多少年在清朝皇帝时代已经有了的旧事物。‘耳朵识字’的故乡也并不是四川的大足县，浙江省的绍兴县似乎比大足县更有这种故乡的资格些，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文献证明大足县比绍兴县更早。当然我们说绍兴是这种小戏法的故乡也没有充足的根据。‘耳朵识字’这种‘功能’是戏法，其他‘功能’的表演也无一不是‘戏法’。”【210, p.7】

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于光远在1981年7月显然还不知道什么“灵学”、“psi”、“ESP”这类洋玩意，所以他才会把“人体特异功能”说成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小戏法”，并且搬出鲁迅来给自己站台。而在几个月之后，显然是在恶补了一番之后——他自己承认“对于灵学，我本来没有什么研究，但为了回答一些问题，逼着我做一番初步的学习和研究”【275】、“我对灵学本来没有什么研究”【276】、“在写《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中，我接触到一些有关‘灵学’基本概念的材料”【74, p.223】——，于光远就开始一口咬定“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276】、“人体特异功能就是Psi的变种”【17】了。最好笑的是，在最初，于光远曾把特异功能称为“心灵学”或“新的心灵学”，以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老灵学”相区别。【275】但很快，他就把“心灵学”这个名词弃置不用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文革期间，曾有多篇文章对“心灵学”进行狂轰滥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美苏“超级大国的没落”的标志。【277-281】当时中国的大批判声势连美国人都知道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美国超心理学会第一任主席（First President of the 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教授麦康奈尔（Robert A. McConnell,1914-2006）曾在1976、1979年两次针对“新兵”的大批判文章给《中国科学》的编辑寄送材料。【282】也就是说，于光远对这段历史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是害怕被指责为“四人帮残渣余孽”，他于是开始使用“灵学”来代指“超心理学”或“特异功能研究”了，显然意在栽赃陷害。

那么，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第一，于光远后来说自己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反对伪科学”完全是编造的谎言和鬼话，其目的，首先就是要给自己涂脂抹粉，其次就是要为自己的“反伪”实践建立可信度，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恰恰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反伪”活动最缺乏的就是可信度。

第二，于光远的所谓“反对伪科学”，与四人帮时代的大批判一脉相承——实际上，何祚庥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特意把四人帮对“心灵学”的批判剔出，坚持说心灵学是“现代修正主义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行径”【283】——由此可知，他们确实是一丘之貉。

第三，于光远在“反伪”时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与四人帮的大批判完全是同一个路数，那就是搞“口诛笔伐”、“哲学评论”，不仅完全不要实验或实践，他们对人家的实验和实践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实际上，于光远与四人帮在口吻上都一模一样——这是他在1981年亲口说的：

“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者不能不担负起保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职责。究竟要恩格斯，还是要心灵学，这个问题是应该得到解决的。”【275】

实际上，香港李学联之所以会撰写《耳朵认字未必荒谬》一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猜想”：“某些部门的党委领导人，对ESP（Extrasensory perception超感官知觉）这门学问或许所知甚少。”显然，他猜得一点儿都没错。而于光远在李学联那篇文章发表了两年多之后仍旧对ESP一无所知，证明他的“七个阶段”理论也是蓄意编造的，其目的，既是要给自己揽功，又是要构陷钱学森。

事实是，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曾大骂他的指控“纯粹是一种诬蔑”【284】，陈守良等人也专门撰文证明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与西方的超心理学根本就没有承传关系【285】，但于光远对之完全置之不理，继续坚持并且大力宣传自己的观点——这充分说明他的主观恶意，以及他对“真相”、“真理”的极端蔑视。

第四，于光远上面所说的“许多群众纷纷揭发这是自己看过或学过的戏法”，又是他通过选择性使用材料外加夸大其词而编造出来的——方舟子后来“打假”时搞的什么“众人评”、“网人评”，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发展。

如上所述，陈祖甲那篇油腔滑调的《从“以鼻嗅文”到“由耳认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读者极大反感。为此，该报特意将“群众意见”进行了汇总综述，发表在仅供“领导”参考的内部刊物上。这是该报科技部综述文章的第一段话：

“本报5月5日第四版发表了《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一文，指出用耳认字现象是反科学的，读者对此文反应强烈。连日来，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和信件。读者来信已有200多封。电话最多是5日，7日两天（6日是星期天）。据报社总机说，占报社10条电话线中的8条。”【99】

这是该报群众工作部综述文章的第一段话：

“《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识字》一文发表后的4天中，收到74封读者来信。少数人认为文章尖悦地批驳了‘用耳识字’的奇谈怪论，澄清了问题，看了非常痛快。大部分读者看了文章感到糊涂。看过不少报纸上登载‘用耳识字’消息的人都说，报导得那样真切，有的地方领导同志还接见了识字的人，而祖甲这篇文章没有说明事实真相，这就使人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理。如果‘用耳识字’真是一场类似遮眼法式的骗局，有些报纸宣传了玄学，那就该让科技部门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进行批驳，不应该从《聊斋志异》中去找论证。有的读者认为祖甲这篇文章太霸道，不摆事实，讲道理，就扣人帽子，叫人无法接受，对待学术问题，应该持慎重态度，某一特殊现象的出现，有不同观点，不要轻易否定或肯定，应该让那些有志于探求的人去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有几个‘用耳识字’的目击者对祖甲文章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用假科学代替科学，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286】

也就是在那震耳欲聋的反对声中，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人民日报》科技部反映说那是“戏法”：

“广东高鹤县西安公社谭等同志来信揭露，该公社也发现用耳认字的‘奇人’，但经当地县科技局考核，证明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河北邢台长征汽车厂的岳峰在来信中说，1975年在抚顺就发生过用耳认字的事，后经一位80多岁的老魔术师破了其中的奥妙。据这位魔术师说，这是我国濒于失传听字的一种魔术小艺。”【99】

毫无疑问，上面这段话就是于光远说“许多群众纷纷揭发这是自己看过或学过的戏法”的主要来源，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来源。而那两个“群众”，如果真的确有其人的话，也不过就是在传播道听途说。与之相比，更多的人则向《人民日报》反映亲身经历：

“安徽宣城县纺织厂医务所一位女同志来长途电话说，她的孩子能用耳朵听字，是真的。他还说，省、地、县科委的领导都看了，发了文件，还会是假的吗？首钢工人姜子顺，梁淑霞来信说，‘从我们发现自己的小女儿姜燕能用耳认字至今，我们的态度始终是实事求是的，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我们根本没有学过“魔术”，我们了解自己的孩子。’新华印刷厂的好几位读者要求本报派人去该厂调查，据说，该厂一位工人两个女儿都能用耳，用胳肢窝认字。”【99】

看明白于光远的瞎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了吗？

第五，于光远在使用那几个被他千挑百选出来的材料时，明知它们不可靠，甚至可能是编造、伪造的，但他却坚持使用。前面提到，所谓“魔术”，是四川医学院对唐雨“耳朵认字”功能的主观认定，是他们在测试唐雨之前就已经形成的观念，极可能来自于光远的“授意”。在那之后，“反伪派”们几乎众口一词，一口咬定“耳朵认字”乃至所有“特异功能”都是“‘戏法’或者叫‘魔术’”。但于光远明白得很，魔术“是一种让人看不出所显示出现的东西是虚假的一种技术”、而这种技术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能够获得。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大地突然间冒出一些七、八岁、十几岁的魔术大师呢？更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魔术大师全都来自普通家庭，与魔术师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因此是货真价实的“无师自通”的“天才”。这样的奇迹，岂不比“特异功能”还要“唯心主义”成百上千倍？也就是说，于光远是在通过制造一个偷天换日般的“大戏法”来破解市井街头的“小戏法”，并且指控那些“小戏法”是诈骗、是“伪科学”。这与“绝代文贼”方舟子后来专门通过抓小文贼来“打假”以保证自己可以明目张胆地继续造假简直就是异曲同工。

确实，于光远当时就知道自己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才会狡辩说，那些对于儿童的“诱发”就相当于对他们的“训练”——这是他的原话：“演戏法的本领可以经过一定的训练（用现在‘人体特异功能学’的语言来说是经过一个诱发过程）来取得的。”【210, pp.7-8】于光远的这句话极其恶毒，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把那些科学家说成是“魔术师”，把他们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说成是蓄意造假。事实是，第一个被“诱发”出来的特异功能儿童是武汉的谢朝晖，“诱发人”就是他的父母；而在他之前，唐雨、姜燕、王氏姐妹的“特异功能”都已经被多人见证，并且，他们都是“自发”的，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诱发”。实际上，不仅姜燕的父母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我们根本没有学过‘魔术’，我们了解自己的孩子”，唐雨本人后来也曾给《红领巾》杂志写信，否认自己会魔术：

“我的耳朵能认字辨颜色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后，有人硬说我用耳朵认字是假的，是荒唐的，是在耍魔术。天呀！我是一个农村孩子，我家祖宗三代，我们公社都没有一个耍魔术的人，哪有人教我耍魔术呢？”【287】

那么，“小骗子”唐雨所说话是否可信呢？这是成都《红领巾》杂志社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

“县上接到报告后，由县科委何大华、县文教局隆祥海专门进行考察。何大华同志原在公安局工作。隆祥海同志过去也办过案子。他们办事都很精细。2月19日，他们首先查访了唐雨的祖宗三代、亲成朋友以及当地群众有没有耍魔术的（确实没有）。然后把唐雨叫到一个僻静的屋子，专门考了几个儿童不常见的名词‘遗传工程’、‘法拉弟’、‘集成电路’、‘仿生学’。他们特别严密地防止唐雨有任何魔术动作。结果，除第一个认成‘贵付工程’外，其余都认对了。2月22日，他们又做了两个字数很多的纸团。一个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31个字4个标点符号）。一个是：‘为四化学文化，学科学，永攀科学高峰。’（15个字，3个标点符号）。他各认了九分钟，全认对了。”【85】

上面所说的“2月”，是指1979年2月，也就是在唐雨被《四川日报》报道之前一个月。七个月后，何大华率领大足县考察组再次考察唐雨：

“为了防止所谓唐雨‘眼明手快耍魔术’，根据预先确定的方案，在测试前，考察组中的一个同志暗地里把字团做好。测试时，把字团交给唐雨，并约定：在认字辨色的过程中要‘丢手亮砣’，字团如要转手换耳，必须在考察组的监督下进行。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唐雨辨认了5个字团，除1个外，其余4个字团6个汉字全部辨认准确。”【89】

换句话说就是，早在四川医学院铁嘴断案之前，四川大足县科委就已经捷足先登，排除了“魔术”的可能；而在四川医学院铁嘴断案之后，无数的人又打了他们无数次的脸。但对所有这些事实，于光远一概视若无睹。这说明，于光远把耳朵认字说成是魔术，与两千多年前的赵高指鹿为马完全一样——其实质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真伪，他们坚信自己有能力、有权力消灭真相、以假乱真。

第五，于光远不仅仅是歪曲事实，他的逻辑也是扭曲的：就算有的人用耳朵认字是“变戏法”，也根本就得不出唐雨、姜燕等人也都是在“变戏法”这样的结论。因为就像一道数学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法一样，一种现象的背后可以有多种不同原因。这是“石家庄科委崔爱义、赵富山”对《人民日报》说的话：

“目前全国此类事情很多，这就难免真假有之，鱼龙混杂。你们也可能考察其中一例或数例，发现有弊，于是以偏盖全，否定了各地的类似发现，并采取了‘官方发言’的方式，堵人家的嘴。我们认为这样做只能欺骗舆论，窒息科学，于‘四化’是极为不利的。”【99】

“以偏盖全”、“堵人家的嘴”这九个字说到了问题的根子：他们就是要瞪着眼睛故意抹杀他们自己不愿意或者不敢承认、不敢面对的事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于光远才会搬出鲁迅来给自己壮胆，而他得到的结果，与陈祖甲26个月前搬出《聊斋志异》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自取其辱。这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商承祚的评论：

“读九月二十六日《文汇报》上题为《于光远同志对“耳朵认字”等宣传提出意见》一文后,我对其意见同意与不同意各居其半，同意的是不应该在报刊上发表宣传那些类似玩魔术、变戏法的文章。不同意的是他坚决否认有‘耳朵认字’的人，并引鲁迅以这是玩戏法的话以壮声势。未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就作出结论，是草率行事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们不理解和未见过的奇迹怪事有的是！耳朵认字是一种特殊功能，至今医学界还无法解释，但不否认事实的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在这方面有人弄虚作假,就把确有其人其事一笔抹杀，不予承认，自以为很科学，实际是非科学态度。中山大学某教师有个十一岁的女孩，十岁时就告知父母能耳朵认字，不但能耳朵认字，还能‘腋下认字’，都相当灵敏；至‘手握认字’，‘指夹认字’，‘足踏认字’，‘足夹认字’则差些。不只能认，而且还能辨别出是用何种颜色笔写的。有的字她不识(包括篆书在内)，就按照其字的形体写出。我曾把她找来家，我在隔壁将字写好、折好交给她，一一进行试验，不光是几个字，连一首诗皆能琅琅上口，无不给我以圆满答复。由此可见，凡是与于副主任一样不相信有其人其事的，若在事实面前，所云‘根本不可能有’和‘不存在’，以及为‘封建迷信复活开路’等言论，当宣告破产。如果鲁迅生在今天，见到了事实，也会改变他过去的话，因他说过：‘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碎。’”【288】

事实是，鲁迅说的“几枚铜元”就可以学到的“戏法”，在今天不花钱就能学到。这是街头卖艺的戏法：

“魔术师拿出一张三指宽，四指长的厚白纸和一个信封，均交给观众检查，无秘密。然后拿出一支圆珠笔，请一位观众到自己的背后在白纸上写上几个字，并放进信封，用浆糊精封好封口。再叫观众看看信封内的字，观众们都说从外看不见。这时，魔术师接过信封，在空中挥舞几下，接着便把信封靠近耳朵，一会儿，魔术师却准确无误地读出了信封内的字。观众接过信封再细看，信封没有破，信封内的字，从外面也看不清，感到十分奇怪。”【289】

这是戏法后面的秘密：

“魔术师在表演前，用一小团脱脂棉花浸过酒精后夹在左手虎口处，当接过信封，用手握信封时，暗将酒精涂在写了字的白纸外信封上，信封涂酒精后即透明，能从外面看清里面的字，趁在空中挥舞时，迅速看清白纸上的字。看清字后，不急于读出，然后再将信封按在耳边‘听字’。其实不是为了听字，而是为了促使酒精在脸上受热后，迅速蒸发，然后再读出字来，观众就不会发现了。”（同上。）

还有人以为“耳朵认字”就是清末《中外戏法图说》中的“耳边听字”，而该戏法是要观众把字写在纸的中央，折叠之后将中央部分偷偷撕下观看，其余部分用嘴嚼碎，然后给出答案。【290】据“四大恶人”之一郭正谊透露，1988年《科技日报》请来的美国反伪洋枪队成员兰迪当时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291】俗话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号称“中国兰迪”的司马南表演耳朵认字的方法则决然不同——他直接用“托儿”来行骗。问题是，这么简单的戏法，于光远自己怎么不敢亲自出面戳破，而是吓得非要打代理人战争？而那两个“反伪”学术研究机构，四川医学院和中科院心理所，既然是揭露骗局，又为什么要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不敢公开自己的全部资料？并且，那些儿童既然搞的是戏法，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娱乐或者挣钱，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干嘛非要声称那是特异功能、坐等别人把自己打成骗子？他们的手艺又是从哪儿学来的？对于这些问题，于光远一伙永远都不会回答——读者一定要牢牢记住“旷世奇骗方舟子”【292】总结出来的行骗绝技：装聋作哑是骗子行骗败露之后的最后一招。

（2）无耻的理论，卑鄙的方法

在断言“‘耳朵识字’这种‘功能’是戏法，其他‘功能’的表演也无一不是‘戏法’”之后，于光远花了近千字来解释为什么自己不亲自出面来戳破他们的骗人把戏，而他的理由就是他怕自己“看不出来”：

“因为戏法之所以成为戏法就是要你看不出来。不过关于‘耳朵识字’的戏法被当时戳穿的事情倒也不少，这是因为有一些人变戏法的训练还不够的原故。多数场合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变戏法的人常常有与混在观众中的人串通起来变戏法，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所以靠自己亲自去看戏法的办法戳穿戏法的事通常不会成功。认为如果自己能看出这是戏法就否认‘耳朵识字’的功能，如果看不出这是戏法就只有相信那是事实的人，常常就成为这种把戏法冒充为事实的人的俘虏。于是越这样‘亲自’测试，相信这种弄虚作假的人反而越加多起来了。戳穿戏法于是也就需要采用更加科学的办法。”【210, p.8】

上面这段文字虽然在于光远的这篇文章中仅占1.5%的比重，但其蕴含的信息却远远超过该文的1.5%。实际上，它就是于光远“反伪”理论与实践的根本所在。这段话的另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什么叫实验，什么叫实践？真理当然是要用实践来检验的。问题是以前那么多实践，是不是实践。按照他们的看法，以前的那亿万次实践都不能算，只有他们表演才算实践，只有看他们的表演才算实践，看戏法算实践，我看这在哲学上实在是说不通的。这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命题给歪曲了。‘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句话，针对某些人不作调查，轻信别人来说是可以的，但作为哲学的命题是错误的。这是个经验主义的命题。”【275】

这段话把于光远在“反伪”之时一定要坚持以“不看”为核心的“三不主义”的原因从理论上做了解释。而对于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于处长来说，“理论”就是命根子，相对于它，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好笑的是，早在1957年，在讲解“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这个问题时，于光远曾说，“错误是对客观实际的歪曲”，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歪曲一般不发生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感性认识是对现实直接的认识，不容易对客观实际有重大的歪曲。错误的认识只要发生在理性认识的阶段”。【293】为什么于光远五十年代的认识论与他八十年代的认识论完全相反呢？当然是因为当时毛泽东思想独霸天下，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唯理论”进行了批判：“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294】而根据于光远的解读，《实践论》的根本“原理”就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最终的结论就是“实践是真理的标准。”【295】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曾这样谆谆教导别人如何“掌握自然和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

“很明显地第一，我们必须仔细观察这些现象，取得确实的感性的知识。……没有这种感性知识，我们就不能对社会有些什么了解。第二，我们必须研究这些现象，在这些现象背后，认识它们的本质并且从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中进一步认识它们运动发展的规律。观察，这就要用眼去看，用耳去听等等;研究，这就要用脑去想。”【296】

到了八十年代，毛泽东他老人家驾鹤西去，山中自此无老虎，于光远于是就敢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宣传自己的“唯心主义”了。恰如李达当年所说：“教条主义否认了认识过程第一阶段的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以为理性认识并不必依赖于感性认识。”【297】于光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肆无忌惮的教条主义者。

也就是根据“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命根子理论，于光远才敢断言“‘耳朵识字’这种‘功能’是戏法”。确实，这个理论对于光远本人的“反伪”生涯至关重要，因为它相当于把鉴定事实、认证真伪的所有权力全都交到了他这个“反伪斗士”的手里，所以即使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他也可以——并且胆敢——一口否定。也就是因为如此，这个理论被于光远的所有门徒——从龚育之、何祚庥直到申振钰、司马南、李力研、方舟子——所信奉。这是于光远的马仔马惠娣后来的回忆：

“1995年我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龚老师、孙老师、何老师带领我们做反伪科学的案例调查与分析工作。科学认知方法是大家的必修课。我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师在讲课时说：‘过去我们总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这个命题并不科学，也就是说，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事实的真相。”【298】

也就是因为“眼见未必为实”是所有“反伪斗士”的“命根子”，所以于光远的徒子徒孙们才会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之反复“宣传”、传授。【299-304】

科邪纳粹最最邪恶的“命题”

“眼见不一定为实”不仅是中国反伪帮“反伪”的理论基础，它也是全世界科学纳粹的命根子——其实质就是要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是相信他们的嘴巴。也就是因为如此，中国科邪教徒们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一切机会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宣传这个伪科学理论。而这一“命题”之所以是邪恶的，第一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最可靠——虽然不是绝对可靠——的感觉器官的可靠性；第二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实验的必要性，因为科学实验的结果主要是通过眼睛观察来获得的；第三在于它把判别可靠性的权力统统地交给了当权者的嘴——他们说什么可靠，什么就可靠。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于光远之流口口声声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他们的眼中、脑中、心中，根本就没有真理，也没有标准，所有的一切都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上图显示，2004年底，也就是在法轮功被“一举粉碎”的五年之后，由于光远的狗腿子申振钰一手控制的《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发表下流漫画，嘲笑“眼见为实”这一古训。四年后，申振钰在《科学世界》上继续宣扬“眼见不一定为实”这一邪恶“命题”。【304】

毫无疑问，于光远所说的“科学的方法”就是能够把唐雨、姜燕等儿童证明为“弄虚作假的骗子”的方法，也就是四川医学院和中科院心理所的方法。显然是因为这两个“反伪”机构当时所使用的方法不敢见光，所以于光远又把那个“董小四”拽了出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于如何戳穿戏法是特别有些本事的。上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们采用双盲试验法来戳穿徐州董小四的办法，什么叫双盲试验法呢？中心的意思就是排除一切干扰科学实验的主观因素。”【210, p.8】

几个月后，于光远在自己控制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实验》的文章，介绍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双盲试验法”。显然，对于那个“科学的方法”，于光远当时自己也懵懵懂懂——他后来承认自己“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董小四事件的揭露方法中，学到了一些原先并不很懂的方法”【9】——，所以他语焉不详。他当时详细介绍的是一个叫李良明的人所使用的“方法”：

“应该说在两年多的‘测试中’有许多测试是用了一番心思，因而也是起了戳穿戏法的成效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介绍空军第四研究所李良明同志所做的五次测试。他写了一个材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编辑的内部讨论上登载了他的材料。这个材料中有些内容很有趣，比方说，空军第四所还有一位同志是‘耳朵识字’宣传的积极分子，写了不少文章，他是北京王斌、王强两姐妹‘特异功能’的积极宣传者。他和李良明同志是对立面。王斌、王强的表演有许多方面，其中一种是，猜由积极宣传‘耳朵识字’的那位同志（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们称他为A同志）事先密封好了的纸包中的字。李良明同志分析出其中有秘密串通，做了一个外观完全和A同志做的那种纸包一样的一个纸包，自己写上了字，请一位同志到王斌、王强家里去要姐妹俩去‘看’，去时冒充是A同志介绍去的。王斌、王强一听是A同志介绍去的，又看到纸包的外形是A同志准备好的那种，很高兴地表演了她们的特异功能，很快地就看出来了。那位同志把王斌、王强看对了的纸条拿出来给李良明一看，原来不是李良明拿去前写的字，而是A同志的笔迹。事情为李良明所料，象这样的纸包A同志做了许多，在王斌、王强那里存放着，在表演时只要换一个事先知道里面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字的纸包打开，当然就一定会说得很对。李良明设计的这个方法不但揭露了是采取什么手法来弄虚作假，而且也揭露了与王斌、王强一起弄虚作假的是A同志。李良明拿了A同志写的字去找A同志，说怎么我写的字变成了你的字，A同志很生气地对他说你真卑鄙。李良明让去对王斌、王强测试的同志冒充说是A同志介绍的，这就是A同志说他卑鄙的根据。对这点，A同志的生气似乎也有点理由，但是真正生气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和王氏姐妹的串通被揭露了出来。”

你看明白这个“科学的方法”是怎么回事了吗？假如他的“方法”真的是“科学的”，并且真的是用于“科学研究”的，他会想出那么卑鄙下作的招术来欺骗小孩儿吗？并且，如果那个“冒充是A同志介绍去的”人连一个简单的掉包把戏都看不出来的话，他还有运用“科学的方法”的基本能力——且不说操守——吗？

事实是，那个被于光远认证为“‘耳朵识字’宣传的积极分子”、“‘特异功能’的积极宣传者”、“积极宣传‘耳朵识字’的那位同志”，即“A同志”，就是提出“第七感受器”假说的罗冬苏。而他之所以“和李良明同志是对立面”、骂他“卑鄙”，并非仅仅因为“李良明让去对王斌、王强测试的同志冒充说是A同志介绍的”，而是因为他一贯行骗——这是他的战友邓伟志讲的故事：

“最近，航空医学研究所李良明、周家剑等同志，在所里表演耳朵认字，观众频频点头，啧啧称赞，曾在上海会议上作报告的罗冬苏同志更是喜出望外，马上电告四方：‘我们所发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耳朵认字者……’可是，待罗放下电话以后，李宣布了自己的秘密，大家哑然一笑，罗勃然大怒。”【146】

那么，李良明的“戏法”是怎么变的呢？这是于光远的介绍，显然也把它当作了“科学的方法”：

“李良明同志为了揭穿‘耳朵识字’这种把戏，自己也学得了某些‘特异功能’，一回他测试姜燕，姜燕能够看出放在塑料墨盒里纸条里的字，李良明用胶布把塑料盒的开口处封了一下作了个记号，把记号给姜燕看，告诉她如果打开后重新贴上定可以看得出来的。结果这次塑料墨盒里的字姜燕就看不出来。李良明让姜燕写字，姜放在塑料墨盒里让他‘看’,他看出来了。姜燕终究是八岁左右的小孩很天真,就说：‘叔叔，你是偷看的。’李良明说：‘那么你说说我是怎样偷看的?’姜燕说出的偷看的方法，恰好就是李良明偷看的方法。”【210, p.9】

如果你搞不懂于光远把这个“失败”的、自曝其丑的故事讲出来是出于什么原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那说明你对“于氏反伪”的“逻辑”还没有搞懂。而这个“于氏逻辑”其实就是这么两条：第一，如果我靠欺骗能够取得和你一样的结果，那就“证明”你的结果也是靠欺骗得来的——“反伪斗士”司马南后来的“反伪”口号就是“我是假的，谁是真的？”【305】——；第二，如果你看出了我是怎么欺骗你的，那说明你也曾用相同的方法欺骗过别人。而李良明之所以要粪不顾身地铤而走险，让八岁的姜燕说出“你是偷看的”，让自己的同事、战友骂为“卑鄙”，完全是因为他和于光远以及所有“反伪斗士”还有一条更重要、但一直都不敢明确说出的“逻辑”，那就是：只要我“证明”你欺骗过一次，那我就可以说你一直在欺骗。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样一条铁律：反伪帮所谓“证明”，全部都是“自由心证”，即他们说“证明”了，那就是“证明”了，不需要世人认同的逻辑，更不需要世人见证的事实。

也就是因为与于光远有着共同的信念和逻辑，并且怀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加之在“空军第四研究所”任职，李良明成了于光远的“终极致命武器”，其价值远远超过那个傻里傻气、疯疯癫癫、不学无术、没脸没皮的邓伟志：于光远不仅在1981年7月的那次讲演中将李良明的“试验”认证为“科学”、给予高度的赞许和详细介绍，他还让李良明现身说法，“请李良明同志明天就来这里向你们表演一下。”而在那之前，于光远还曾指使、“授意”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的《内部讨论》全文刊登了李良明的“试验报告”。到了1982年5月，于光远在其《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之八”中，又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李良明的“试验”，因为那篇文章的副标题就是：“对‘耳朵认字’宣传的揭露和批评文章，都未能获得发表的机会”。【128】

事实是，李良明的文章当年就在江西师范学院主办的《心理学新探》上发表，比于光远的“哲学评论”在《江西社会科学》上发表还早了近半年。只不过它像极文革期间的“大批判”、“大字报”——其字体也确实比它前一篇文章大一号——，其中既没有实验数据，也没有第三方证人，除了自说自话的“揭露和批评”之外，就是和于光远一样搞自言自语的“哲学评论”。看看于光远的这位爱将到底是像一位空军研究人员，还是更像一个在天桥卖大力丸的：

“罗xx以‘研究’王强姐妹的‘特异功能’并‘发现’了‘第七感受器’而出了名。他领着一班人，四处表演，证明‘特异功能’、‘千真万确’。经我们查实，王强姐妹根本没有‘特异功能’。……被试者的‘成功’表演，仅限于罗xx本人口袋里装的试样，或者在不加严密监视的场合。”

“姜燕的‘耳朵认字’是假（早巳被揭发了），‘透视功能’也完全不真。他向我们公开了自己的‘特异功能’秘密：‘是王强王斌教会的’。”

“我和我的同事们，与那些有‘特异功能’的少女一样，曾用现身说法表演了‘体肤识字’、‘钟表变速’、认‘密封碎字片’、‘透视塑料盒’、‘遥视’等。我们还‘创造了’色、形、数的暗号。由一位同事扮演‘特异功能’的好奇者，传递信号。一旦表演成功，就煞有介事地肯定‘这是客观事实’；表演不成，也用‘身心不佳，功能减退’为借口，掩人耳目。岂不妙哉！”

“耳朵功能那么强何必长眼睛，也何必发展无线电技术呢？‘屁股能识字’又何必掩蔽起来不让其发挥功能呢？”

“感受器的种类繁多，各种感官里有各种类型不同的感受器，哪几能分出个‘第七感受器’呢？……‘特异功能’说（包括‘第七感受器’）的论据完全是胡诌的！”【306】

也就是看出他是一个恶意搅局者，所以不仅“有关同志……拒绝与我们协作”，连“被试本人也不欢迎我们”。

事实是，王强、王斌姐妹的“特异功能”不仅经过《自然杂志》记者的朱东润、朱怡怡夫妇的验证（见证人有十多位）【137】，而且还经过空军第四研究所（又称“航空医学研究所）罗冬苏【139】、北京大学陈守良、贺慕严的验证【140】。而因为他们在最初都是怀着“不信”或者“怀疑”的态度来测试的，所以他们曾想尽一切办法来排除这些儿童“弄虚作假”的任何可能。所以，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如果要探寻当年的真相，你就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到底是相信搞了一辈子“宣传”、当了一辈子“政客”、永远也不敢面对真相的于光远和那个与罗冬苏似乎有着深仇大恨——用于光远的话说就是“李良明的试验工作有特殊的背景”【128】——、因此非要通过自己行骗来证明对方也行骗的李良明呢，还是那些完全出于“探求真理”这个目的来从事研究、并且敢于把自己的测试结果公开发表的专家、学者？

眼见为实

1979年，与12名中国西医一道，正在中国进行交流学习的哈佛医学院学生戴维·艾森伯格（David M. Eisenberg）亲眼目睹了王强、王斌姐妹的“特异功能”。16年后，艾森伯格将自己的这段奇特经历写进一本书中。【307】艾森伯格现在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同样，八十年代初在中国讲学的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任之恭（C. K. Jen, 1906-1995）、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邓昌黎（Lee C. Teng,1926-2022）也都见证了中国儿童的特异功能表演。【308-309】

4、浑浑噩噩的“独到老眼”

前面提到，于光远虽然不敢亲自检验那些儿童是否确有“特异功能”，但他却对他们“表演”或者“试验”的结果——尤其是“失败”的结果——特别关心。所以，他“哲学评论”的第四部分——始于“‘耳朵识字’的宣传者，宣传这种功能如何灵验”，止于“另一方面又可以剪接‘处理’，它的可靠性只有更低”，总共一页半、两千余字——就是介绍那些“失败”，显然是因为他认为别人的“失败”就意味着自己的“成功”。这是其开端：

“‘耳朵识字’的宣传者，宣传这种功能如何灵验。其实不灵验的事情多得很。去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几个研究所和鼓吹‘耳朵识字’最积极的《自然》杂志编辑部协议好对编辑部认为有‘特异功能’的小孩进行测试。事先商量好几个条件：(1)对小孩子一个一个地进行测试，不要一下子几个小孩一起来表演；(2)不要有人陪同；(3)用把纸条密封在信封里的办法进行测试（原来说小孩有这种功能）。可是到时候一下子来了六个小孩、四个陪同人员而且说不能都密封，要有一部分不密封（即只要纸条折叠起来），一部分半密封（即折叠之后一边用胶布贴起来），还有一部分是密封的。这样，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对六个小孩同时进行测试，监视的人注意力很难集中，结果不密封的都被偷看了，半密封的猜对了一半，密封的完全没有被猜出来。可是《自然》杂志的同志却声称这些测试‘基本成功’。对这件事情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专门的报告给中国科学院院部。有些在报刊或会议吹得如何成功的测试，也有在场的人写的证明其弄虚作假的材料。其实凡是多少有一点科学要求的测试都是失败的，所谓经过测试的，不是一些人随便看看变戏法者或就是‘耳朵识字’积极宣传者自己搞的测试，是一点科学价值都没有的。”【210, p.9】

就算于光远所说全部属实——这是连一丁点儿可能性都没有的——，从他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样的事实：他说别人“偷看”，完全是猜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而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猜测，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被试者“猜对了”——你一定要注意于光远用了一个“猜”字，这不仅说明他的主观恶意，而且说明他对自己道听途说的解释基本上就是“猜”。于光远的恶意还表现在他不仅把所有相信特异功能的人，包括孩子家长、媒体记者、科学家，都说成是“宣传者”、“鼓吹”者、“积极分子”，而且他还把这些人说成蓄意与那些“小骗子”联手行骗。让人百思不解的是，于光远为什么不问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那些人拿自己的全部信誉和职业生涯当赌注蓄意行骗、并且骗术那么拙劣，他们到底要“骗”取什么东西？为什么在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十多年之后，中国仍旧遍地都是骗子？显然，于光远有这样一个意识或者潜意识：行骗是一个人的天性和本能，即使没有任何理由，一个人的缺省选择也会是行骗——而这恰恰就是他的关门弟子、衣钵传人方舟子的天性，所以于光远对方舟子行骗见惯不惊、泰然处之。同样，方舟子也有与其老恩公同样的潜意识，所以他才敢宣称自己打假“一打一个准。”【67】

那么，“‘耳朵识字’积极宣传者自己搞的测试”真的像于光远说的那样乱七八糟荒唐草率吗？这是《自然杂志》首篇报告中对测试的描述：

“仍是王强、王斌坐在室中央，观测者围坐四周，由蔡祖宪、阎明山、董枝明等到室外写好纸片，也是各人自己写，其余人都不知道。为了在更严格的条件下进行测试，这次给王强、王斌戴上白色棉毛的手套，在她们背后把纸片放进手套，纸片平贴在手掌上，并用带子和橡皮圈把手套口缚住。经过检查，证明在手套外面完全看不出纸片的痕迹。最后由她们把手塞进衬衫,放在腋下。”【137】

“蔡祖宪、阎明山、董枝明”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参与、见证了《自然杂志》的测试：上海交通大学沈汉昌、厥巧根；空军第四研究所罗冬苏；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区德士、范良藻；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成、陈德珍；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顾涵森；上海中医研究所林海；青岛中医院朱利朝、杜文俊、马文驹、王延倧；北京制药厂庞鹤鸣；新华通讯社总社沈平；天津《科学园地》沙衍孙、杨乡桥；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林中鹏；北京市中医研究所何庆年；科普出版社张国敏、张红光、高秀英；北京某单位杨卫和。

毫无疑问，在于光远的眼中，所有这些人都是骗子，至少是骗子的帮凶。而于光远呢？假如他具有一个普通学者的素养和道德的话，从那些道听途说中他能够得出的最自然、最直接的结论也应该是“特异功能也许无法穿越密封”，或者“密封对特异功能可能有不利影响”，而不是什么“偷看”，更不应该断言那些测试“是一点科学价值都没有的。”而就是这样一个既没有学术素养又没有学术道德的大学阀，却在私下一直宣称“我是科学工作者”【310-312】、“我是科学家”【313】。确实，他的《关于解放思想》一文就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科学家论坛”专栏中【271】；并且，至今还有人称他为“科学家”【314】、“博学多才、睿智勤奋的科学家”【315】、“大科学家”【316】、甚至是“大大的科学家”【317】。而对他知根知底的申振钰则把他称为“大学问家”。【110, p.56, p.81, p.87】

盛名之下

于光远的门徒对于光远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于光远的“学问”捧上了天，说他是“学贯两科”、“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百科全书式学者”、“当代亚里士多德”。但实际上，于光远连其起家之本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学通、学透。

于光远运用“伪逻辑”来“反对伪科学”的最明显例证就是下面这段话：

“听说，表演不出来的事情很多，有一位同志在重庆‘第二次全国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的发言中就承认常常表演不出来，但在表演不出来时，又不肯承认‘人体特异功能’事实并不存在，而且说表演者疲劳了，情绪紧张了，‘功能’没有能发出来，并不是不存在这种功能。据对‘特异功能’有研究的同志说，这类‘特异功能’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功能’又是很脆弱的，这样当表演者失败的时候，就有了一个遁辞，使得人体特异功能不存在成为不可能。”【210, p.10】

显然，在于光远看来，只要“特异功能”失败一次就能够证明它的“不存在”。而这种逻辑的荒谬，简直就是骇人听闻：难道“亚里士多德·于”连“证有容易证无难”这个道理都搞不懂吗？证明这个世界上有黑天鹅，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够了；而要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黑天鹅，则你就是穷尽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天鹅，你也不能保证在今后不会出现黑天鹅。实际上，“证有容易证无难”不仅仅是常识，它还因为“符合事物本性……成为各围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共识。”【318】退一万步说，那些体育运动世界记录保持者中，很多人一生中只有少数几次甚至只有一次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如果于光远的逻辑成立，则他们的最好成绩都是通过造假才获得的，因为他们后来无法重复出过去的辉煌。

也就是说，按照世人普遍认同的逻辑，于光远本来应该根据“表演出来”的例子承认“特异功能确实存在”这个结论，但他却非要根据“表演不出来”说“‘人体特异功能’事实并不存在”。当时的于光远正处在人生最最得意的时期，远不是什么“老糊涂”，所以，即使从最善意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只能说他是真无知。而如果像方舟子那样，“为了让大家能够知道真相我必须把事情说透，不可能说为对方留情面替他遮掩，或者不敢把话说透，这个就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公众”【319】的话，我们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于光远故意使用“伪逻辑”来“反对真科学”——蓄意行骗、作恶。

实际上，为了彻底否定所有的“成功”，于光远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两年来对‘人体特异功能’使用各种现代仪器进行的许多‘科学实验’，对于缺乏这方面知识的人来说这种试验的确是‘强有力’的，似乎有了这样的记录，人体的这种‘特异功能’是无可怀疑的了。其实越是灵敏的仪器，外界的各种因素对它的影响越大，不只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就是普通人在这种仪器面前也会产生各种曲线的异常。对这有些同志也是亲自实践过的，使用过这类仪器的同志也向我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210, p.10】

于光远所说的“仪器”和“曲线”，很可能是指那个“‘耳朵识字’宣传的积极分子”罗冬苏所使用的“经络穴位特性图示仪”和用它测到的“伏安特性曲线”。可以肯定地说，于光远本人从来就没有见过那个“仪器”，也搞不懂那些“曲线”，所以他才会听取“使用过这类仪器的同志向我介绍”——那个“同志”，除了那个对罗冬苏怀有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的李良明之外，还能是谁呢？

事实是，利用“仪器”来研究“人体特异功能”，恰恰就是“人体科学”的一大特色。当初吕炳奎之所以会给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写信报告气功研究，就是因为“最近上海中医研究所和原子核研究所的部分人员合作，以电子仪器测定练功者，初步发现了有特异性信息的红外线、远红外线、紫外线和粒子流。”【320】而就在于光远发出否定“仪器”测量结果的“哲学评论”之前两个月，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使用“UNICAMSP70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了那些“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的“非视觉器官”对光谱的感知、识别能力。而他们的结论就是：“具有特异功能的部分少年是确有识别连续光谱中各种颜色的本领。”【321】最奇的是，他们发现，最早的“自然功能人”唐雨和最早被诱导出来的功能人谢朝晖没有这个功能。这篇报告发表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马上跟进，不仅证实了他们的结果，并且还将研究层次深入一步，得出“人体非眼视觉的矩形波传递本领确是空间频率的函数”、“被试者对成象于非眼部位（主要是手掌）的可见光空间象具有一定的感知能力”这样的结论。【322-323】

问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于光远为什么没有对这样的科学实验做出几句“哲学评论”呢？它们不全都属于“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吗？答案非常明显，那就是即使他对之拼命地吹毛，他也从中求不到一丝瑕疵，所以他只好假装看不见。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有一丁点儿的狡辩余地，于光远就会寸土不让地“据理力争”——他后来自己就说：“我认为应该寸土不让。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107】——；而在没有任何狡辩余地的情况下，于光远就会主动放弃狡辩的企图，转而采用“视若无睹”、“装聋作哑”的策略。这到底是在“反对伪科学”，还是在“大搞伪科学”？

视觉器官的选择性失明

就在于光远在中国人民大学宣讲“仪器太灵敏，因此它们测出的结果不可靠、不可信”这套大道理之前两个月，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分光光度计测量了具有特异功能的儿童手、耳对不同波长光线的识别能力，证明他们之中有人可以通过皮肤识别不同波长的光。对于这样的研究报告，于光远一概采取一叶障目、视而不见的态度。

也就是要专门利用“失败”来诋毁特异功能研究，于光远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他的第四部分“哲学评论”：

“‘不是拍了电影和电视吗?’轻信戏法的同志这样提问题。电影录象都是可以剪接的。如果不剪接也许可以看出些问题。例如有一个曾被不少科普报导过能进行‘意念致动’的人，在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上吹了一通，说他的实验对象能藉助于意念把一条鱼从一只杯子里移到另一只杯子里。为了证明他的这个功能，把别人为他录制的录象放了一遍，想不到录象中却清晰地出现了他使用舞弊手法，引起哄堂大笑。会议的组织者埋怨带来这样录象的人，带来录象的人说他原先以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相信‘耳朵识字’的，所以没有对录象带进行处理。如果我们一方面电影录象拍摄的也只不过是魔术表演，另一方面又可以剪接‘处理’，它的可靠性只有更低。”【210, pp.10-11】

于光远的“反伪”不仅是选择性使用材料，他还几乎从来就不告诉你他的那些材料是从哪里搞来的，是否经过第三方的认证。所以，对于上面那个故事，我们只好姑妄听之。但事实是，相对于于光远的每一个道听途说，都有不计其数的相反证据，并且全部都是提供那些证据之人的亲眼所见。也就是说，于光远“反对伪科学”的招术就是用间接的、无法查证的孤证甚至伪证来否定那些大量的、直接的、可重复的“亲知”。而上面这个例子，就是于光远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否定所有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电影和电视”，同时指控那些拍摄人员蓄意造假。于光远在讲上面那番话时，当然不会告诉自己的听众，四川医学院在他的授意下拍摄的那个证明“特异儿童”弄虚作假的“电影录象”，就是通过“剪接”等弄虚作假的手法炮制出来的。

毫无疑问，在所有与“人体特异功能”有关的“电影和电视”之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你信不信》——于光远说它“所发生的影响非常之大。很多不相信‘耳朵认字’的人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相信的。”【324】这是该片尚在拍摄之际《北京晚报》记者写的“目睹记”的开篇：

“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相背而坐，中间隔着一道屏风，其中一人从54张扑克牌中任意抽看一张。‘黑桃5。’另一个孩子随口说出了这张牌的花色和数字。

“一个女孩仔细端详一位中年人的胸部，她说：‘你的食道比别人多一个叉。’并且在纸上画出了图形。这位同志果然患有食道息室。

“一位中年男子看过别人写在纸上的一道算术题，并在心里进行运算。他的四岁半的儿子站在一旁，竟一五一十地把父亲内心的运算书写了出来。”【325】

这是在该片上映后，该片编辑王久文介绍拍摄过程中的一个场面：

“8月初，摄制组来到河北沧县仵龙堂公社，在一个农家小院里，给一位老大娘拍一个镜头，她正在摄影机前作介绍：去年3月，老师给学生读报，报上有报道四川大足县唐雨用耳朵认字的消息，老师读后让学生们也试试有没有这种功能，一个个都试过了，不行，最后我女儿瑞华试了试，发现自己也能用耳朵认字，这下可轰动了，消息很快传遍了沧县。接着，我们又拍了一个镜头：于瑞华背着书包从外面进来，见妈妈正在和两个陌生人讲话，他们是谁呢？来访者和姑娘打了招呼，只见姑娘已注意到一个客人的手提包了，便说：‘阿姨，我知道你叫王丽琴。’客人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姑娘调皮地指指手提包说：‘是它告诉我的！’客人疑惑地打开手提包，翻出工作证，可不是嘛！上面的姓名清清楚楚。”【326】

如果这些场面和镜头都是经过“剪接”和“处理”才得到的，则不仅那些“演员”全都是骗子、那些记者、编辑全都是帮凶，而且那些媒体，包括《北京晚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闻战线》也都是在合谋搞“伪科学”、反对“真科学”。问题是，于光远这个中宣部科学处处长、这个国家科委副主任，搞了一辈子“反对伪科学”，怎么不仅伪科学越来越繁荣昌盛、而且信伪科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呢？事实是，不仅平头百姓信，连大科学家也信。这是《北京晚报》那篇文章的结尾：

“《你信不信》的编辑王久文同志和摄影师黄志刚同志还告诉我们，他们为拍摄这部纪实影片，曾经访问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所长、高能物理研究所赵忠尧所长以及原子能研究所王淦昌所长。他们都态度鲜明，认为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要用科学态度对待和研究。观众们将会在《你信不信》影片中看到这三位老科学家观看人体特异功能表演试验的镜头。”【325】

也就是说，对于“人体特异功能”以及所有类似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你信不信”，而是“你到底信谁”：你到底是相信那个一辈子没搞过科研、但“反”了一辈子“伪科学”、“指导”了半辈子“真科学”的于光远，还是那些搞了一辈子科学研究并且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或者，你是像《光明日报》记者周文斌那样“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像邓伟志、申振钰那样相信于光远的嘴巴？

你信不信？

湖北武汉少年谢朝晖不仅具有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后来还获得了“透视”的特异功能。【326】

5、神神叨叨的“致命武器”

前面提到，于光远的文章虽然题为《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但实际上，他的“哲学评论”只是到了文章最后六分之一才正式开始。这是其开端：

“‘不是有一些科学家也认为“耳朵识字”等特异功能真的是事实吗?’‘不是有一些高等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也有人积极宣传这种事吗?’科学家以至哲学家相信这一类事的人是一点不奇怪的。大科学家象牛顿，与达尔文同时发现生物进化论的华莱士，都是最大的科学家，可是前者写神学迷信著作，华莱士则是‘耳朵识字’之类特异功能的积极宣传者。这可以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精神世界与自然科学》这篇文章中读到。至于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搞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奇怪，上面我们不是讲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与伦敦普郎克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在杰勒问题上所做的事吗？当然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有许多对我国四化建设有密切关系的事要做，不应该去热心搞这种变戏法的事，但是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并没什么可奇怪的。”【210, p.11】

半年后，于光远在回顾自己“反伪”历程时，曾这样写道：

“当我知道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人体特异功能’发生兴趣，成为这方面宣传的积极分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奇怪。一个熟知的命题：‘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帮助我理解这样的现象。可是后来我听说我们平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中间也宣传起这类灵学的东西，心里就宁静不下来了。特别是有些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同志，竟然否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名著《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内所作的论断，老实说我是激愤的。”【208】

上面这四句话，信息量相当大。毫无疑问，它们就是于光远在1981年7月搞“哲学评论”时的心理写照，也是于光远当时没敢说出口、或者说出口了但没敢公开发表的心声。

（1）列宁在1908

简言之，于光远所说的那个“熟知的命题”，来自列宁作于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虽然这本书在中国和苏联被认为是列宁的经典著作，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被列宁批判的主要对象马赫的眼中，它却不过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的产物。【329-330】也就是因为属于“论战”之作，列宁在书中非常粗暴地辱骂了几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如说彭加勒是“卓越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是“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甚至是“反动的哲学教授”。【331】这就是于光远“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来历。毫无疑问，于光远之所以要把这句话翻出来，就是要表达自己对“自然科学家”的极端蔑视和无比“激愤”：无论他们有多伟大，在我们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面前，他们都是小学生，无时无刻不需要我们的“指导”。确实，于光远在大跃进年代就曾号召中国青年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资产阶级学者”的迷信【230】；在六十年代还曾组织人力翻译“西方大科学家的哲学著作”供批判之用【332】。与之同时，他当时的副手龚育之在《红旗》杂志上也长篇大论地“分析”“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这种矛盾现象”。【333】所以说，于光远及他领导的自然辩证法帮对科学家的蔑视几乎是本能的。这也是于光远把自己的文章叫做“哲学评论”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一直坚信“哲学”具有“指导”科学的责任和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连“渺小的科学家”都沾不上边儿的列宁才敢对“伟大的科学家”口出狂言、大放厥词——据说马赫本人都不愿意搭理那本专门批判自己的书；但于光远却死死抱住其中的片言只语不放。

好笑的是，为了加重列宁那句话的分量，于光远还特意把那句话升格为“命题”，好像它也是什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似的。事实是，尽管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要“领导”科学家、“指导”科学工作的“自然辩证法人”——动不动就把列宁的这句话挂在嘴边，但除了于光远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人把它称为“命题”。恰恰相反，在当时，有人刚刚证明列宁的那句话“并非规范的科学概念”。【334】而这个人之所以要“质疑”列宁，显然是因为方励之在一年前曾挑起了这个话题：

“……不过，在这里，我们会遇到一顶‘帽子’，它叫‘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有一种‘习惯’的‘经典’观点：自从彭加勒、马赫之后，现代自然科学常常是由一些哲学上渺小的科学家推动的，或者最多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总之，在这些人身上，具体的科学成果是可取的，至于传统的、精神的、哲学的方面则是不足道的。需要的不仅不是虚心，而是全面的批判。”【335】

更好笑的是，最早对方励之做出反击的不是中宣部大员于光远，而是他眼中的“伪科学家”钱学森：

“有那么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指导意义，指责‘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为一顶帽子，说去研究‘彭加勒、马赫之后的科学家，在传统、精神、哲学等方面究竟有没有值得去虚心地学习的东西’是一块禁地，总认为我们这里不自由，从而对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学术空气却很响往。这样的争论有什么好处！”【147】

事实是，列宁不仅搞错了彭加勒、马赫，他连奥斯特瓦尔德也没搞对。【336-338】所以说，“中国的亚里士多德”或“亚里士多德·于”在“反对伪科学”之际祭出列宁这杆大旗，就显得不是一般的荒谬和可笑。实际上，就在他向列宁求助之前两个多月，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刚刚引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辩护，同时批驳“反伪”派的论调：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用大量篇幅有力批判了马赫主义等利用物理学的新发现来鼓吹宣传唯心主义的谬论。他在批判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物质消失了’这个‘基本的典型的’观点时指出：‘“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认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这个特性分不开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66页）。并且认为‘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不管从‘常识’看来多么稀奇，多么奇异，都‘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的这些教导给我们人体科学研究指出了方向，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任何所谓‘伪科学’、‘灵学’的指责都不值得我们理睬，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在实践中去进行勇敢无畏的探索。”【339】

看明白了？于光远之所以仅仅根据自己的“常识”就做出“相信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断言，恰恰就是因为他本人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他只能从列宁那里拾取片言只语的根本原因。

（2）恩格斯在1878

事实是，于光远在对“风靡全国”的“人体特异功能”做“哲学评论”之时，并不仅仅有列宁给他当主心骨，他还有恩格斯给他当靠山，而这座靠山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名著”。确实，在于光远的“反伪”生涯中，这篇文章自始至终都是他手中的致命武器。可笑的是，钱学森好像早就料到如此，所以他在公开支持人体特异功能之初就把于光远的嘴堵得严严实实：

“我在这里讲气功，也讲了可能有的第七感受器的好话，是不是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了呢？没有矛盾。我对那里的华莱士先生和克鲁克斯先生也是不赞赏的；不但如此，我对今天的华莱士先生和克鲁克斯先生也是不赞赏的。我想我们都应该努力按科学的态度办事，也就是按辩证唯物主义办事，但要解放思想，切‘不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147】

不仅仅是钱学森，连杨超都用恩格斯来堵于光远的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有这么一句话，要‘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这就是说，人类认识世界不能从某些万古不变的原则、定义出发，不能单纯从概念、逻辑推理出发，而只能首先从客观世界本身，从实际出发。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上的争论必然要由实践来裁决。”【339】

但尽管如此，于光远仍旧不得不死死地抱着这杆十九世纪的老枪不放——这充分说明他的那个“自然辩证法”既不“自然”、也不“辩证”，而只是一个至高无上、一成不变、万古永恒、形而上学之“法”。

事实是，于光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反伪论文”就题为《重读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340】，而在他的“反伪文集”中，恩格斯的那篇“名著”更是被他提及无数次。但无论于光远说多少次，怎么说，其车轱辘话的核心思想都是一个：恩格斯都已经那么说了，所以任何与之相反的说法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哲学评论”中的原话：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精神世界和自然科学》一文，似乎也是针对我们这两年多中间‘耳朵识字’宣传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揭穿了类似‘耳朵识字’表演者‘神媒’的表演。这种人也具有象穿墙越户的本领。难怪我国有一个‘特异功能’的宣传者提出要批评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了。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主要提出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由于这种经验主义，历史上的培根、牛顿、华莱士等科学家成为迷信的俘虏，今天有许多何尝不是这样呢？今天，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经验主义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遇到的问题不作分析和思考，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思考根本不发生兴趣。‘耳朵识字’这类特异功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个结论是很容易得出来，按理说根本用不着什么实验。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上面我们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还是多余的，只是因为今天有这么多的人相信，我们才不怕耽搁时间讲那么多。”【210, p.12】

看明白了吗？于光远所谓的“分析和思考”其真实含义就是“坚定信念”：只要坚信恩格斯的“论断”，则什么狗屁科学实验、什么狗屁“实践”都是“根本用不着”的——实际上，他的老部下何祚庥后来就是这么说的：“做实验靠不住，靠不住。”【341】这就是于光远的“马克思主义”。到了1999年下半年，在得知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之后，于光远本人也完全直言不讳了：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其他与反对伪科学有关的文章，是从根本上破除伪科学的理论武器。要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342】

注意到《精神世界和自然科学》已经变成《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恩格斯那篇文章的原文是德文，标题是“Die Naturforschung in der Geisterwelt”，英文一般译成“Natural Science and the Spirit World”，其中的“Spirit”一词几乎是千篇一律地被译为“精神”：杜畏之将标题译为《精神世界中之自然科学》【343】，郑易里将之译为《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344】，而于光远等人则译为《精神世界与自然科学》【345】或《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346】。可是，到了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那篇文章被译为《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347】而于光远在做“哲学评论”时尚且没有意识到把“精神”变成“神灵”乃是点石成金之笔，所以他就沿用了自己的译名。但很快，于光远从“神灵”中获得了灵感，于是一口咬定“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276】顺理成章地，他把自己的译名扔到一边，而改用中央编译局的译名了。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为了诋毁“人体特异功能”，于光远不惜放弃自己最大的“知识产权”。也就是因为有于光远做榜样，所以后来的反伪帮特别喜欢给“伪科学”冠以“神”字，如把气功称为“神功”，把中医称为“神医”，把进化论的对立面称为“神创”，其目的，就是让它们“神乎其神”——听起来、看上去不像是真的，因此就是“假”的、“伪”的。

（3）于光远在一百年后

其实，于光远通过攻击“经验主义”来“反对伪科学”，颇像是在“玩火自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现代科学”的核心和本质就在于所谓的“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的核心就是“科学实验”——可以这么说：没有科学实验，就没有现代科学。而科学实验的根基，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讲，都是“经验主义”。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被当成金科玉律的《简明哲学辞典》就这样解释“经验”一词：

“侠义的经验通常被理解为用实验室的方法或观察现实界各种现象的方法，对我们的知识作实验性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验包括人们社会实践的全部总和。经验是人们在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而首先是在人们既改变自然界又改变本身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348】

同样，早在三十年代，毛泽东就在其后来被李达认证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实践论》中反复强调经验的重要性：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294】

据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两条腿就是逻辑推理和实验取证。逻辑推理主要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条途径：归纳推理就是根据具体的经验（主要是观察）而得出一般性结论；而演绎推理的基础则在于其前提的可靠性。那么，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怎么来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有两个来源：第一就是直觉，第二就是通过归纳而得出的结论。【349】到了公元十世纪前后，阿拉伯人阿维森纳（Avicenna, c.980-1037）又指出，从科学实验中也能够获得用于演绎推理的前提。【350】也就是说，不论是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都离不开感官（主要是眼睛）的帮助。至于科学实验，按照定义，它就属于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的“经验主义”范畴，而在实践中，科学实验也确实从头至尾都需要感官的参与：从设计实验始，到记录结果终，任何一步，都离不开感官。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根本就没有必要搞科学实验。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于光远才会在攻击“经验主义”之时让“按理说根本用不着什么实验”这样的“反科学”言论脱口而出——连毛泽东都把科学实验列为“人的正确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强调“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但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却敢说“用不着什么实验”也能得到正确的思想这样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所谓的“反对伪科学”，从“哲学”的角度讲，是百分之一百的“反对真科学”、“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看他口中的“伪科学”是怎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它的研究，反转来也能促进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这是由于气功学中要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身心的关系、形神的关系、大脑和意识的关系）。哲学上讲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究竟是怎样的？变的机制和过程又如之何？这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课题。”【351】

从另一方面讲，仅仅因为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一个人会被自己的眼睛所“欺骗”就宣扬“眼见未必为实”这样“命题”，其荒谬程度又与“因噎废食”完全一样。因为在人类的所有感觉器官之中，眼睛无疑是最有力、也最可靠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依靠眼睛来获得真知——即使它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在某种情况下会受到“欺骗”。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眼睛，转而求助于自己的“理性”，其结果必然是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不仅“真理”会因人而异的，连“标准”也是如此，因为每个人的“理性”都会受自己的遗传、教育、信仰、习惯和知识范围、层次的影响和蒙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于光远、何祚庥、方舟子以及全体科学纳粹和科邪教徒的“理性”就与绝大多数人的“理性”完全不同。

实际上，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到邓小平把“摸着石头过河”当作经济改革的基本方法，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内核一直就是“经验主义”。尽管在名义上“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一样，在中共党内都属于被批判的对象；但事实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和“左”与“右”的关系一样：一个人犯了“左的错误”属于批评教育对象，但他如果犯了“右的错误”，那就相当于变成了“敌我矛盾”。同样，在毛泽东的词典中，“教条主义”就是特指那些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知识分子，而“经验主义”则特指被毛泽东视为同类的“大老粗”。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352】

确实，在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中，“教条主义”总共出现了一百多次，但“经验主义”却只出现了10次；并且，在与前者同时出现时，它们都处在陪衬的位置。

经历过延安整风、长期搞理论宣传的于光远对于这个秘密当然了然于胸，所以在毛泽东去世前，他从来不敢大张旗鼓地批经验主义。恰恰相反，他在1952年“用比较长的篇幅检讨自己有教条主义的习气”【353】、四年后他化名继续检讨这个“习气”【354】。实际上，即使是在遗传学座谈会上，于光远也要生拉硬扯地说几句“反教条主义”的话。【197】。难怪编辑《于光远著作目录》的那帮人——正式名称叫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研究组”——会说于光远“对教条主义十分反感”。【355】作为“工农干部”的对立面，加之自认“书生气十足”【356】，他敢不“反感”吗？

事实是，在中共历史上，批判经验主义火力最猛的那段时间就是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批邓小平，就是从批“经验主义”入手。这是于光远本人的回忆：

“这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这年上半年，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大批所谓‘经验主义’，江青还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经验主义’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明确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357】

也就是因为如此，在“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日报》才会连续不断地发表这样的文章：《批经验主义是假 搞修正主义是真》【358】、《大反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359】、《一面篡党夺权的公开旗帜——揭发批判“四人帮”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的罪恶阴谋》【360】、《反经验主义是假 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真》【361】、《反经验主义的幌子背后》【362】。而在成百上千的大批判文章中，下面这段话对于光远尤其适用：

“‘四人邦’一伙大演反经验主义的反革命丑剧，把经验主义当作当前主要危险来打倒，是从故意混淆经验与经验主义的界限开场的。我们知道，辩证唯物论者所讲的经验，一般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取得的实际知识，基本上属于感性的局部的认识，但有时也包含理性认识。毛主席指出：‘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认为革命经验来自社会实践，而且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法，认为感性经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然而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感性经验。因为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所以能对革命实践起指导作用，正是由于它来源于丰富而真实的感性经验，否则，理性认识就成了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人们要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必须要有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正确认识作指导，才能取得预期结果。因此，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经验，同时认为经验必须上升到理论，并不排斥理论的指导作用。与此相反，经验主义者则只承认感性经验的可靠性，否认理论的重要作用，陷入了片面性，把个别当一般，局部当全体，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当然也谈不到能动地改造世界了。可见，经验和经验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绝不能等同看待。”【363】

这篇文章虽然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但上面这段话所说的道理却是不错的，因为就科学研究来说，尤其是以生物和人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来说，基于观察的感性认识永远都是“第一的东西”。

实际上，也就是因为“经验”在文革后成了香饽饽，于光远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大谈“经验”的重要性，如说“列宁又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生产、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就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364】、“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且研究了别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不久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365】。也就是说，在于光远看来，毛泽东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全部依据都是“经验”——这还不是“经验主义”吗？

所以说，于光远在1981年为了否认人体特异功能而大批经验主义，相当于玩火，而他到底有没有烧到自己，即他在1982年被一脚踢到楼上的“养老院”、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老同志”之一是否与之有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据陈小雅说，于光远曾这样当着众人的面冲撞赵紫阳：

“特异功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我从解放以来就处理这类事件。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的意义，决不下于列宁批评‘经验批判论’。不动脑子的思想，盲从的思想，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有一次我们在大会堂开会，赵紫阳进来听了一会儿，说:‘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需要了解。不要说得那么死嘛！’我一听很生气。我说，你是总理，搞经济听你的，但你不是搞科学的，我们不听你的。”【157】

实际上，于光远在反对经验主义的同时，就是在犯经验主义最常犯的错误：根据自己的有限经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他的“反伪”搭档李昌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

“再讲几句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问题，有个国家的大使问我，你相信不相信耳朵识字这类人体特异功能，我说我不相信，因为我经历的几件事情说明这类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所以，对人体特异功能，讲得那么神乎其神，我是不相信的。比如，四年前徐州有人宣传有个小男孩，说是隔墙可以看见东西，我们心理研究所派了个小组去考察，结果是假的。一九七九年北京又有人宣传有个小孩耳朵能识字，我们心理所的同志用高速照相机照相，照出了破绽。人体内有生物电，做气功，电表上有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人体的认识也还在发展，但是把所谓特异功能，说得虚无缥缈，就会走向荒谬。”【366】

显然，李昌知道，那位发问的外国大使根本就无法理解“他们”——也就是于光远所说的“我们”——的那套“理性”，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恩格斯思想”，所以他只好诉诸自己的“经历”。且不说他的“经历”与于光远的“经历”几乎完全重合，也不说他们两个人的“经历”全都来自那几个涉嫌弄虚作假的“我们心理所的同志”，仅说他根据自己两次间接的经历——极可能还是第三手、第四手的道听途说——，就否认成百上千人的“亲知”，还有比这更大的“经验主义”吗？据说“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扩大会上，”李昌与于光远“与支持这类‘特异功能’的个别科学家以及有关部门领导，抢话筒‘激烈地辩论和尖锐地直接对抗’。”【367】这是真正的“两条路线斗争”！需要指出的是，李昌在当时对“外气”（即后来的“伪气功”）的存在是承认的。

其实，于光远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就犯有经验主义：

“我对自己也有点经验主义。我看了多少次空中钓鱼，确确实实看到是从空中钓出来的，没有一次看出它是怎么出来的。根据这个经验，我认为我作为魔术观众去看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特别是作为国家科委的工作人员，我不应该在这事件中作为魔术观众。”【276】

于光远说自己仅仅“有点经验主义”，实在是太谦虚了。事实是，在他的“反伪”生涯中，他把自己的那点“经验主义”坚持始终：他曾给自己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制定了不许刊登鼓吹人体特异功能文章的规矩【332】、他还曾给国家科委制定了“特异功能不能进科委大楼”的“规定”——这条规定直到1988年还在生效【368】。并且，在其一生中，于光远很可能一次也没敢观看人体特异功能的“表演”。也就是说，于光远在“反对伪科学”的时候，一直是紧紧地闭着自己的双眼，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看过多少次空中钓鱼”。你还能找出比这还要愚蠢的经验主义者吗？于光远后来把“多次”、“多少次”改成“十次”甚至“一百次”【369】，显然是要给人一种“言之凿凿”、“确有其事”的印象。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耐心、有兴趣看那么多次同样的魔术表演的话，他的智商一定有问题。而我们知道，于光远并不傻。换言之，于光远说的话，根本就不能当真。

实际上，据于光远的门徒申振钰所说，眼睛不仅不一定会欺骗自己的主人，恰恰相反，它们还是主人克敌制胜的最大法宝：

“我的体会是，只要你认真地盯住‘特异人’，他就一次也不会成功。在陈守良组织的诱发特异儿童的那场表演中，也被媒体炒的沸沸扬扬，把在场的科学家的微笑、鼓掌都视为是支持者。……会场上不断报出成功的测试结果和掌声与笑声。然而，我却死死地盯住分给我的特异儿童（一个大约7、8岁的女孩），20、30分钟过去了，女孩始终没有认出试样里面的字，我又叮住另外一个男孩，同样不能辨认。之后，还参予一些所谓的测试实验（实际上仍无异于表演那一套，只不过是人少点，试样的设计严格点），也没有作成功。这一切奠定了我成为对‘人体特异功能’坚定的反对者和怀疑者的基础。这些调查和观察的结果，都由我写成简报上报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110, p.57】

于光远连如此简单的招术——不过就是死盯不放而已——都不敢使用，他的“经验主义”得多顽固？也就是因为蛮不讲理，于光远当时声名狼藉，以致他的追随者李力研在多年后都这样说：“于光远的威信多数是在懂科学懂哲学的人中间，但他老人家在民间则‘名声不好’”。【370】对于这句话中的“懂科学懂哲学的人”，你一定要把他们理解成“（自称）懂得科学又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而在中国，只有“反伪帮”、“科学纳粹”、“科邪教徒”才会把它当作“荣誉”，并且那么自负。

（4）两代教主的秘密

如前所述，在断言“人体特异功能是魔术”之前，甚至直到他去世，于光远也没有拿出任何能够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显然是意识到自己无法自圆其说，于光远当时这样给自己打圆场：

“一般地作为一个魔术观众来看戏法算不了什么‘科学实践’。因为我拒绝作为一个魔术观众在这个事件中出现，有人认为我不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理办事。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两点意见：第一我们坚持人体生理学、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因为这些是人类长期生产实践科学实践证明了的东西，否认它们才是真正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第二真正的科学实践必须是按照严格的科学精神，以最严肃的科学态度来进行。我说我不愿意作为魔术观众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事件中。我拒绝用不科学的方法来对具有各种‘特异功能’的人进行测试，我说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中最重要一项是排除可能的外来社会因素，象实验室中工作那样纯化环境，参加这个测试的人，不能因为为了纯化环境所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感到某种‘侮辱’，有的同志至少避避串通的嫌疑也好嘛。要做这样的测试，要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董小四进行测试那样的实验设计，并且试验设计一经确定之后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能象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对特异功能的人进行测试时《自然》杂志编辑部的同志违反原先的协议。如果有了实验设计而不去认真执行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科学的结果。而且在进行这种测试中要求被测试者事先作好准备，不要临时推托‘疲劳’，‘情绪不好’等种种原因拖延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显示不出特异功能，就要作出没有这种特异功能的判断……。总之一定要有一套严格的实验设计与实验要求，进行测试才有价值。现在‘耳朵识字’积极宣传者所作的表演，和有些人随随便便作的测试，上面已经说过是没有任何科学价值，我认为什么是实践，什么是科学实践这个哲学问题不这样讲清楚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理，对于‘耳朵识字’宣传者决不是有利的论据。”【210, pp.11-12】

看明白了吗？于光远之所以敢一面把“马克思主义”捧为最高真理，一面高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因为他为自己保留了对“实践”一词的定义权、解释权。于光远的这个绝招儿，后来被他的门徒方舟子原原本本地继承了下来。而因为他使用这个招术太过明显、太过频繁，终于被一位叫孙延宏的“前方粉”（网名“批判性思维启蒙”）——对，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需要科邪教徒的“启蒙”，所以他曾坚决支持方舟子的“科普”和“打假”，并且向其骗钱机器“安保基金”捐献了五万人民币【371】——悟出了其中的奥妙：

“所有的教主，必须拥有一项终极特权，才可能成为教主，否则顶天是个帮主。这项神秘的特权就是对‘真理’的解释权。”【372】

而在方舟子之前，于光远的准接班人、老党棍何祚庥则完成了理论铺垫。如上所述，因为要与钱学森联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何祚庥在1994年以前一直没敢公开站到其旧主子于光远的一边“反对伪科学”。而到了1995年以后，因为尝到了“反伪”的甜头，何祚庥这个伪院士欲罢不能，一跃成为中国科学纳粹的领军人物。1998年，何祚庥在有“老左派刊物”之称的《真理的追求》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经验不等于实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十周年》。【373】这篇文章的主旨有三：第一就是如题所示，要否定“经验即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第二就是要确立“理论高于经验”这个伪科学命题；第三就是要确立“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是不可能为新的实践所推翻的”这个命题——把何祚庥的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那些能够推翻他们所认证的“正确的科学理论”的“实践”都不是“实践”，而是低于“理论”的“经验”，因此无效。看明白反伪帮实际上就是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高唱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科学双重骗子了吗？尽管何祚庥的这篇文章有其极左的政治目的；并且，从根子上讲，其“哲学基础”就是前苏联日丹诺夫及文革期间四人帮的那一套，但是，它的直接来源却是于光远对“经验主义”的攻击，因此与反伪帮在“新时期”反伪“实践”的关系极为密切。

图穷匕首见

1998年，老党棍何祚庥在“旨在致力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极左杂志《真理的追求》上发表重磅文章，题为《经验不等于实践》，其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同时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这个命题。何祚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但究其思想来源，就是于光远在十多年前反伪时对经验主义的大批判，因此可以看作是反伪帮反伪的理论基础。

事实是，于光远一伙不仅有定义、解释“实践”、“经验”的特权，他们还有定义、解释“科学”的特权：不论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还是“科学实践”、“科学方法”、“科学结果”、“科学价值”，其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统统都要听他们的。而在他们的口中、心田和脑海，所谓的“科学”就是、也只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于光远1981年8月在昆明说的话：

“我们所说的科学态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说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当时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只是口头上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反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的。当然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不是从马克思才开始有的。在马克思之前研究科学问题的人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也有很强调要讲科学态度的，在他们的工作中也有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态度的东西。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在马克思以前的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有的人在这一方面或者另外一个方面对唯物主义或者辩证唯物主义有所发展。比如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上有相当大的发展，而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方面的发展我们也是应该给以公正的评价的。历史上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卓越人物都有好的东西。用斯大林的话说，辩证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儿摄取其合理的核心，从费尔巴哈那里摄取其基本的核心。我们还应该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在现代许多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也有。只要是科学的态度我们都应该欢迎，而一切不科学的态度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我们仍旧必须讲清楚，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只有在马克思手上，两者才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只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才彻底地全面地讲求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中也一定要努力掌握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374】

其实，于光远之所以要绕这么一大圈儿，说这么一大套，就是因为他当时还不敢把自己的心里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他的心里话不过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万能的科学、就是绝对的真理”而已——所以他才会叫嚣“要从哲学上根本解决问题——反对经验论”。【375】所谓“哲学上”，就是胡耀邦后来所说的“核弹头”，亦即在“科学”这个常规武器不奏效之后，于光远使出的杀手锏；所谓“根本解决”，就是把那些不肯在他的淫威之下低头认罪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党”。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科学纳粹头子于光远的“根本解决伪科学”与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的“最终解决犹太人”（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因为坚定的站在这个“根本立场”之上，于光远才会有胆量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董小四进行测试那样的实验设计”认证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在当时，除了他本人和他的亲信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个“实验设计”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到底是怎么实施的，而只知道——唯一的信息来源还是于光远——它“揭露”了董小四“弄虚作假”。问题是，拒不参加“科学实践”的于光远为什么会对那个神秘莫测的“实验设计”抱有那么大的信心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他知道那样的“科学实践”能够获得他想要的“科学结果”，也就是保证“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至于这个“把戏”、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且听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