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伪斗士”的由来

事实是，从1981年起，于光远就开始与钱学森进行明争暗斗，而他对钱学森的仇恨，很可能到死都没有化解。那么，这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人，到底因何结仇呢？答曰：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伪科学”。尽管反伪帮后来把于光远说得神乎其神，好像是“战神”一般，但不容争辩的事实却是，在那场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超长持久战中，于光远一直都处于下风，所以他的那个一贯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老部下何祚庥，在1995年之前一直都不肯出面帮他一把，只是在确信“反伪”即将成为“运动”、成为“潮流”之后，他才爬上于光远的战车——“认清时代，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向，做时代的积极的推进者，”是何祚庥最最得意的“做人”诀窍。【7】出乎于光远意表的是，在1995年，他眼中的那个“小何”早已不再是吴下阿蒙，而是一个响当当的“何大拿”，他一旦爬上了“反伪”战车，马上就因其“院士”身份而后来居上，风头出尽。很可能与此有关，于光远从那时起就开始摆“反伪专家”的谱：

“反对特异功能的人不少，我是最早、最坚定、最积极者中间的一个。在这方面，海内外我都很有名。搞这种伪科学的人，对我特别看重。也就是他们，前几年送给我这个‘佛眼通’的称号。”【8】

“我对许多知识领域只是一个‘望家’。即便是我被称做为专家的领域，如许多人把我叫做‘经济学家’，我也常常讲，对经济学中的许多领域我也还只是望家。但是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领域中我认为应该承认自己是专家，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搞不符合事实的假谦虚。这是因为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注意得很早、很久，掌握了大量资料，而且有这样一个观点，对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去知道。……而且我还发现，我不仅知道许许多多的事实，我还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因而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是知之多知之深。”【9】

而在1999年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之后，于光远继续给自己打造金身。这是他在自己一手控制的《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创刊号上给自己搭台子唱大戏：

曾昭贵：“于老,人们一般知道您反对伪科学是从二十年前反对‘耳朵认字’等所谓‘特异功能’开始的。当时支持‘耳朵听字’的人很多,甚至有一位大科学家也表示支持。您能在那种情况下认定它是伪科学、并坚决反对,真是不容易。”

于光远：“我想是因为自己特殊的生活、学习和多年工作的经历，使得我对伪科学比较敏感，反对伪科学非常积极、十分坚定。”【10】

接着，于光远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三千字，从他的家教讲起，一直讲到1965年的“钉螺姑娘”。而这段谈话的内容，不久后被他改写成《于光远反对伪科学简历》【11, pp.234-236】、《我本人反对伪科学的简历》【12, pp.632-635】、和《我反对伪科学七十年》【13, pp.1-4】。显然是因为这类自吹自擂，当时的中国媒体当真给他扣上了“中国反对伪科学的第一人”这顶桂冠。对此，于光远半推半就道：

“有的报刊说我是中国反对伪科学的第一人，这不对。不能说我是中国反对伪科学的第一人。……不过，在现在还活着的人中，也许我是最早的一个。至于1979年因‘耳朵识字’引起的这场反‘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的斗争，那我则是一名主要的当事人，提出过一系列反对宣传伪科学的意见。”【14】

进入21世纪后，于光远这样炫耀道：

“真实我没有任何特异功能，我只有一通——通晓科学精神，通晓任何伪科学都是有意识的骗人的邪说。我是科学工作者，只懂得坚持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任何伪科学在我这里是通不过去的……。”【15】

问题是，于光远真的是“反伪专家”吗？他所谓的“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到底都反了哪些“伪”？

1、“反伪历史”

在《科学与无神论》创刊号的那篇专访中，于光远首先将自己的“科学精神”来源归功于自己的家教和学校教育：

“我生于‘五四’前4年。‘五四’时我还是个幼儿,这个运动对我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有间接的影响。说到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满清末年的维新。我父亲是洋学堂毕业的,我母亲也进过洋学堂,我家敬祖不敬神。我小学和中学时的老师都直接受到‘五四’的影响,在学校里对我进行的不信菩萨、不信神仙、不信命运、世上没有鬼怪妖魔的教育,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小时候就受到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教育。”【10】

上面这段话非常好笑，因为中国自孔子之时就有“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它显然和五四运动、洋学堂没有任何关系。按照于光远，他第一次与“伪科学”打交道时，自己不过是一个中学生：

“说起伪科学,我与之打交道快70个年头了。那是在1930-1931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看到一本商务印书馆翻译的J.J.汤姆森写的《科学大纲》。那本书对数、理、化、天、地、生都有很好的介绍,我很喜欢。可是看到最后,这书中竟有一章‘灵学’。我看了觉得很惊讶,又很气愤。大科学家也写这种东西!前面的几章都有理有据,而这最后一章尽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就知道那些表面上讲是科学的东西中,有一些是不能信的。不过那时还不知道有‘伪科学’这个词。……1939年到延安后,我在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又看到一篇《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我反对伪科学的认识也越来越深,越来越牢固了。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我还知道了J.J.汤姆森原来就是同克鲁克斯等一起搞伦敦心灵研究会的积极分子,难怪他会在《科学大纲)中写进‘灵学’那一章。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讲那些道理是从根本上破除伪科学的基本理论武器。”【10】

类似的内容，于光远生前曾叙述了无数次。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版本出现在1982年1月：

“伦敦心灵研究学会拥有好几位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除了威廉·克鲁克斯之外，还有汤姆逊（J.J.Thomson)〔他所著的《科学大纲》很早就译成中文，其最后一章就是关于心灵研究的〕和上面已经提到的劳奇等人。”【16】

几个月后，于光远又写道：

“‘心灵研究’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获得‘灵学’这个译名。我认为这个译名很好,因为它表明这种研究不是科学。汤姆逊⑦所著的《科学大纲》很早就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最后一部分就是‘灵学’。”【17】

注释⑦是：

“汤姆逊（J.J.Thomson）也是一个心灵研究专家。他同克鲁克斯（W.Crooks）、劳奇（Oliver Lodge）等都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是一八八二年在伦敦成立的‘心灵研究学会’的主要成员。”

1995年，于光远写道：

“对有些领域，我一点不想谦虚地说自己是望家，而肯定自己是专家，肯定真理是在我手中。比如‘对人体特异功能’这种伪科学的宣传，就是这样。在这个领域中我注意了六十年，特别在建国后在党中央宣传部做科学管理工作时，就揭露过类似‘钉螺姑娘’的好几次事件。”【18】

一年后，“六十年”变成了“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前，我在上海上高中二年级时，看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J.J.Thomson的《科学大纲》的中译本。这本书对各门科学作了简单的介绍。作者不愧是有名的大科学家，写得深入浅出，读起来很有趣味。可是读到最后一章‘灵学’时，我既惊讶又气愤。那时我不知道大科学家中也有搞迷信、搞伪科学的，更不知道伦敦有一个‘心灵学会’，而J.J.Thomson就是其中的一员。因而见到他居然提倡灵学这种明显是荒谬的东西，实在理解不了。我觉得他写的这一章与其他各章根本不同。其他各章讲的是科学，用的是科学方法，这一章，却把江湖骗局都说成是事实，在方法上完全没有科学性而言。我怎能不对此气愤?”【19】

同年，这个“六十二年前”的故事又变成了“65年前”：

“早在65年前的1931年我还在高中上学时，我非常有兴趣地阅读了J.J.Thomson的《科学大纲》的前面所有文章所介绍的自然科学各科知识。但读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却是灵学，这使我既惊讶又愤怒。我惊讶的是一个像J.J.Thomson那样的科学家竟然会相信那些江湖骗术。我愤怒的是一个像J.J.Thomson的科学家竟去宣传灵学这样的江湖骗术，写到《科学大纲》中‘灵学’这章中的许多情况，大都是作为上海人的我，在当时的上海滩上早就知道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因此我对‘灵学’不是科学这一点也就特别清楚，没有半点含糊。”【9】

还是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我反对伪科学七十年”的奠基石。这是他在2003年给《反伪‘三剑客’传奇》作序时说的话：

“我反对伪科学已有70年的历史。15时读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J.Thomson所著《科学大纲》一书。虽然书中前面几章介绍数、理、化、天、地、生，感到很好，但到最后竟是‘灵学’，其中所讲的是扶箕、请神之类的内容，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从那时起，我就认识到伪科学的存在。后来通过一系列的事实，使我更深一步认识了伪科学，也开始了反对伪科学的斗争。”【20】

总而言之，于光远的“反伪历史”，始于“意念反伪”：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记录，只要“认识到伪科学的存在”就算是“反伪”。而事实是，他的“认识”，很可能是基于错误的“知识”。

原来，那本《科学大纲》（The Outline of Science）既不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J.J.汤姆森写的”，也不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 J. Thomson所著”，而是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自然历史教授、生物学家约翰·阿瑟·汤姆森（Sir John Arthur Thomson, 1861-1933）主编的。这一事实，在当时可以说是尽人皆知，因为主持该书汉译事务的商务印书馆大掌柜王云五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就这样介绍道：

“汤姆生教授，当今生物学大家也。其关于生物学之贡献，言生物学者类能知之；而对于他种科学，复能多所治识，直窥堂奥。其著述等身，大抵皆淹贯宏博，浅显清新之作也。然则汤氏于传饰科学之三条件，殆已备具无遗。”【21】

不仅如此，《东方杂志》在介绍这套书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汤姆生教授（A. J. Thomson）是亚皮亭大学多年的自然史学教授，是苏格兰的著名生物学者，也是一个著名的著作家。”【22】而中国科学社创办人、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任鸿隽（字叔永）在推介该书时也一再推介汤姆森其人：

“此书之编纂人汤姆生教授，以生物学大家而又著述极富，久为西方学界所推仰。夫以今日学术发达，欲以一人而尽通之，诚非人力所能致，然欲于专门家中求博闻洽识融会贯通之才，唯生物学家犹为近之。盖生物学以天演为根抵者也。天演之理实又渗透弥漫有生、无生诸物类之中。故习天演说者，多能博极诸科，头头见道，而传播新理，叙述学说，亦以天演学家为最合宜。”【23】

“汤姆生（J. A. Thomson）是阿柏定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的自然历史教授。他著的书很不少。据我们所晓得的，随便举几种……。照些书看来，可见汤姆生是一个生物学家，并且是一个留心科学方法和科学历史的生物学家。从这一点看来，汤姆生勇敢的来做《科学大纲》这一部书是很适当的。”【24】

实际上，在该书第7章中，对“J.J.汤姆森”的溢美之词颇多，熟读该书之人根本无法将这两个人搞混。不仅如此，该书共有4卷38章，每章都由该领域的专家撰写，《灵学》（Psychic Science）是其第16章，它的作者是洛奇爵士（Sir Oliver Joseph Lodge, 1851-1940），与“J. J. Thomson”也扯不上任何关系。

其次，这套书问世一年后就被译成汉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灵学”这一章的译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心理学博士陆志韦，他在译文之前作了如下说明：

“读此文者不得不生三种疑问。第一，科学方法之疑问。洛治爵士乃物理名家；其研究灵学之方法，果亦如其治物理学之严谨乎？洛氏以丧子而大变其态度，其侈谈灵学，果未尝感情用事乎？第二，本文所引事实之疑问。圆光现行等事，洛氏类皆得之传闻。其果足以当科学方法之一考核乎？其亦为研究灵学之人所同信者乎？然本文内容犹非国内设坛敛货，假托鬼仙者所可同日语也。第三，灵学本身之疑问。心理学家能平心论事，且于精神研究之学造诣不亚于洛治。而亦似洛氏之是非无抉择者，几人乎？”【25】

事实是，对“灵学”不感冒的不仅仅是陆志韦，连任鸿隽也曾对它提出批评：

“使我们不大满意的，是关于心理科学一方面的文字。这类文字共有三篇，一篇是‘心的初现’，第二篇是‘心的科学’，第三篇就是‘灵学’。灵学所说的那些见鬼见神的事体，容许是一种变态心理，但能不能算一种科学，还是一个绝大的问题。我们研究科学固然要‘不执成见’，但也不能不严格的考查事实。如汤姆生拿‘不执成见’的一个要求，来作承认灵学的条件，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见第一册第六页绪言）。”【26】

六年后，任鸿隽更是直指“灵学”为伪科学：

“如近有所谓‘灵学’（psychical research），因为他的材料有些近于心理现象，又因为他用的方法有点像科学方法，于是有少数的人居然承认他为一种科学[如英国的洛奇（Sir Oliver Lodge）]；但是细按起来，他的材料和方法却大半是非科学的。这种研究只可称之为假科学（pseudoscience）。我们虽然承认科学的范围无限，同时又不能不严科学与假科学之分。非科学容易辩白，假科学有时是不容易辩白的。”【27】

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于光远一生中既没有读过《科学大纲》的英文本，也没有读过该书的汉译本——他当时之所以会“既惊讶又气愤”，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从上面那些文章中获得了一些信息。难怪他连一套名著的编者是谁都没搞清楚，并且对之稀里糊涂了一辈子。

反伪历史始于作伪

《科学大纲》的编者是苏格兰自然学家John Arthur Thomson，该书《灵学》一章的作者是英格兰物理学家Oliver Joseph Lodge；但于光远却把这套书和这一章的作者都说成是英格兰物理学家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不仅如此，《灵学》一章的译者陆志韦在译文的开篇就指出该文的非科学性，但根据于光远的自述，好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独立自主地“认识到”其“伪科学”的本质。上图分别为《科学大纲》第三册1922年英文版和1923年中文版的封面和第16章首页。

2、“科学精神”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伪科学”最为猖狂肆虐的年代就是于光远出任“中国科学指导员、教导员、总政委”的那段时光，其特征就是中宣部科学处那伙人跟在苏联人的屁股后面，把自然科学哲学化、阶级化、政治化、革命化，动不动就批判其中的唯心论、资产阶级、反革命。【28】也就是说，当时的于光远不仅仅是生活在伪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他还是伪科学无敌舰队的总司令。可是，为了给自己建立“反伪”资格，于光远后来反复向人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50年代，我在中宣部管科学工作。我在大跃进年代有过丢脸的事，说起来很惭愧。1958年夏天，山东省委给党中央送来一个报告，说那里有个农民，把正在长的苹果摘下来，对苹果把作了某些处理以后，插入正在长的南瓜中，结果南瓜长得很大很大，苹果也长得很大很大。当时对这事也怀疑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它是山东省委正式向中央送来的报告，我不敢去想一个省的党组织会写报告欺编党中央。在收到这个报告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聂总带我和张劲夫去中南海游泳池卧室，向毛泽东汇报大跃进中科学界的动态。聂总要张劲夫汇报科学界的情况，要我汇报各地农民和工人的情况。我就把这件事不加批判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后来越想越不是滋昧，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人，我在党内负责自然科学工作的地位这么高，我向之汇报的人又是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我这么去汇报，实在失职，太丢脸了。我决心把这件事作为教训讲一辈子，下决心反对形形色色的伪科学。从那以后，伪科学的事，出来一个，我就反一个。那时中宣部科学处定下了一个指导思想，不能光发展科学事业，还一定要坚持科学精神。”【10】

据检索，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93年第5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毛泽东与科学规划》一文中【29】，它后来又出现在《毛泽东重视科学二三事》【30】、《三个故事：科学精神的三个侧面》【31】、《〈农村改革与中国的崛起〉序》【32】等文章中。

其实，这件“丢脸事”不仅没能反映出于光远“科学精神的一个侧面”，恰恰相反，它反映出的是于光远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精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植物嫁接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农业技术之一，但对这项人类发明的理论总结和技术完善，人类至今仍处于摸索阶段。事实是，人类至今仍旧主要通过“试错”的方法来探索远缘植物亲和性的边界，而它们之间的嫁接能否成功，不仅受物种本身的制约，而且还与个人技术、选材时机、嫁接后的栽培条件等等外在因素有着莫大的关系。【33-36】实际上，直至今天，也没有任何科学理论能够排除苹果嫁接南瓜成功的可能性。【37-42】

其实，于光远将“苹果嫁接南瓜”打成“伪科学”或者定性为“弄虚作假”的唯一根据就是“伪科学”的最大特征——无知：

“这是一个明显的弄虚作假的事情。南瓜瓤里哪儿有输送养分的管道。”【43】

就像人类的全身都布满血管一样，植物的全身也都布满“输送养分的管道”。所以，于光远说“南瓜瓤里哪儿有输送养分的管道”，就像是在说“人的肠胃哪有血管”一样，其荒唐可笑几乎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试问：如果南瓜瓤没有“输送养分的管道”，那南瓜籽是怎么来的呢？所以说，于光远“反对伪科学”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无知无畏”、“不懂装懂”。

实际上，于光远在通过“自我解剖”来展现自己的“科学精神”之时，还有故意造假之嫌。原来，关于那项研究，《人民日报》在1958年年底是这样报道的：

“山东省园艺科学研究所技术员王立治，在今年7月上旬利用树上疏下来的‘金帅’和‘大国光’苹果的幼果，嫁接在正在生长期间的南瓜上。到9月底采摘时，苹果的果形、色、味和大小都与树上所结无异，同时南瓜的生长也未受到影响。嫁接的办法是：选择直径十二公分左右的南瓜，和直径五点六到六点二公分的苹果——最好是用刚从树上疏下来的幼果，用去皮的鲜榆树支条，在南瓜上戳一小孔，然后把苹果柄插入瓜内。一般一个南瓜可接四个苹果。”【44】

也就是说，于光远在“忏悔”之时，有意无意地对那个故事做出了如下篡改：第一，那个试验者是一个技术员，而不是“农民”；第二，根据试验时果实的大小来判断，“苹果把儿”根本就不可能是插在“南瓜瓤里”，而是插在“果肉”里；第三，“南瓜长得很大很大,苹果也长得很大很大”完全是于光远自己编造的——《人民日报》在1959年年初也只说“看起来和树上结的一样。”【45】而根据那篇题为《农展会上看“珍奇”》的报道，在1959年1月3日开幕的全国农业展览会上，“苹果嫁接南瓜”最多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巫”，比它更让人无法相信的还有单株可产一斤稻谷的水稻，单株结一百八十多个棉桃的棉花，身高一丈多、“每棵都有一千二百多个荚”的大豆，以及重达三两多的鸡蛋。【45】

实际上，在于光远的一生中，听说过或看到过的比“苹果嫁接南瓜”更为“匪夷所思”的事物，不说成千上万，也至少是成百上千，而他在事发三十多年后仅把它拿出来说事，凸显其别有用心。实际上，于光远的这个马后炮式的“反伪”直接导致那项“苹果寄生在南瓜上”试验被追认为“伪科研成果”【46】；并且，受其牵连，当年山东农科院一位领导一手拿苹果、一手拿南瓜向彭真介绍该成果的照片都被禁止公开使用【47】。也就是说，“反伪老英雄“于光远的“反伪”威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几乎达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

其实，于光远不仅对植物学一窍不通，他对“伪科学”也懵懵懂懂：既然“苹果嫁接南瓜”已经是“弄虚作假”了，它就与“伪科学”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像一个罪行被判定为抢劫之后，它就不能再被定性为“欺诈”一样。实际上，如果“苹果嫁接南瓜”是“伪科学”的话，那么早在科学诞生之前，它们就已经在世界各地存在了。【48-49】而人所共知——于光远和方舟子对此也点头承认——，在“真科学”出现之前，不可能有“伪科学”。

从另一方面讲，王立治当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响应“党的号召”。1958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50】，通过介绍农民王保京被陕西省农科院聘为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来证明“我们可以培养出一个青年农民科学家，就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个青年农民科学家、就可以在青年农民在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队伍。”王保京成功的三条经验之一就是“相信党，听党的话”；而当时“党的话”就是：“大胆试验，一次不成功二次再来，别害怕，有党撑腰。”而就在那期《红旗》上，就有于光远的《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一文，其中不仅大谈“广大农民的创造性的劳动，推翻了农业科学上的许多陈腐观念”，而且还号召“为了促进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进一步的跃进，彻底批判各种错误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1】显然是对这期《红旗》做出响应，《人民日报》于1958年5月22日在头版发表社论，题目就是《科学并不神秘》。【52】可是，王立治在“相信党，听党的话”之后，不仅没有得到党的“撑腰”，反倒被“党”倒打一耙，变成了“伪科研”——天理何在啊？

事实是，在那个大跃进年代，比苹果嫁接南瓜还要“荒诞”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的故事也俯拾皆是。如果说于光远还可以拿自己没有农村生活经历、不懂农业知识当作自己曾经鼓吹亩产万斤的借口的话，那么，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又有什么借口来遮掩自己对小高炉和全民大炼钢铁这场闹剧的装聋作哑呢？看看《人民日报》当时的这篇报道：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电工教研组的教师和部分同学，经过五昼夜苦钻苦干，在9月11日制成模拟电子计算机。……在试制的时候，教师、同学的劲头虽很大，但他们对搞尖端科学的信心还是不足的，党委便从多方面给以支持鼓励，如党委书记李清亲自到电工教研组和老师们一起熬夜，党委常委周彬、程云二同志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就这样在党的支持下，电子计算机终于试制成功。”【53】

再看看这篇报道：

“清华大学师生奋战两个月，用土办法建成了一座二千瓩农村试验性的综合利用电站。这座电站不仅建设速度快（普通同类型电站需要十四个月建成），而且节省了大量投资，一般同类型电站每瓩发电容量需要投资八百到一千元，这个电站仅合三百元。

“这座电站里外都‘土’。木棍、竹竿代替电杆，缸瓦管代替化工、循环水等部分的钢管，红砖代替耐火砖，砖柱代替钢架，竹筋代替钢材建成楼梯、平台，木板、水缸制成油开关；施工也没有用起重机，而是用土法起吊和安装设备。特别突出的是，电器设备也‘土’化了。他们创造了土熔断器，土避雷器，土隔离开关，土继电器，土绝缘子，土电容器，土线路等发电设备。这些设备性能可靠，可以就地取材，成本仅及洋设备的二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这些重大的革新，节约钢材30％以上。”【54】

于光远放着自己专业领域、自己眼皮底下的“伪科学”不“反”，却跨界到其他领域“反伪”，只能说明他的本意根本就不在“反伪”。而不论于光远的本意为何，这一“跨界打假”、“意念反伪”的绝活儿都被其门徒方舟子完完整整地继承了过去。

3、“光辉业绩”

前面提到，在接受《科学与无神论》记者专访时，于光远曾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反对伪科学”的资历，但讲了两、三千字之后，他也没有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确曾反对过伪科学。所以，记者之一、何祚庥在北京大学招收的专门研究“伪科学”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曾昭贵——其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伪科学及其辨识——兼评中国气功特异功能争论二十年》——问他：“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而下面这几段话就是于光远举出的唯一例子：

“1965年，我出差去上海，听说那里出了一个‘丁螺姑娘’事件。当时我国流行一种病叫‘血吸虫病’。为了防治这种病，中央、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全国‘防止血吸虫病小组’，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担任组长。这个小组成立后作了许多工作。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它先要在它的寄主丁螺那里度过一个发展阶段，然后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因此小组就组织力量调查了各地丁螺繁衍的状况，画出了详细的地图，研究出多种消灭丁螺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把地夯实。同时也搞人海战术，号召大家动手捉丁螺，捉得多的就表扬。当时上海郊区有两个姑娘一起捉丁螺。一姑娘捉得多，得到的奖金就多，另一个姑娘不服，说我看你的手并不特别灵便，为什么捉得比别人多？这个女孩就谎说她能看见地下的丁螺。这个说法传上去之后，防治血吸虫病小组的负责人叫她到市内对她进行检验，果真她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一抓一个。这个姑娘的事迹越传越玄。后来又出来一批这样的‘丁螺姑娘’，还有‘丁螺小子’。当时我就看出是个骗局，就到复旦大学生物系，希望他们出来揭穿这个骗人的事。但是系里一位总支领导也相信，谈不拢，只好回北京写出材料向党中央反映。

“后来怎样揭发出来的呢？因为她太出名了，福建请她去表演。她在福建也捉到了丁螺。但是很快人们发现，她捉到的丁螺是上海附近地区所特有的，同福建的丁螺属于不同的品种。原来她找到的丁螺是她从上海带过去的。20年前我反对耳朵听字召开全国性会议的时候，福建省科协来人带来了当年保存的两种丁螺的样品。”【10】

三年后，这个故事被于光远精炼成下面这段话：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科学处处长及中央科学小组成员期间，运用我的科学知识和学得的哲学观点，对当时在我国发生的‘钉螺姑娘’等所谓特异功能和伪科学事件进行了揭露。”【13, p.2】

直至他去世，于光远也没有详细地说明自己到底是怎么“揭露”那个“钉螺姑娘”的，以及“钉螺姑娘”与“伪科学”是如何搭上关系的。而根据我们所能够查到的资料来看，“钉螺姑娘”事件自始至终与于光远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文革期间出版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

“刚刚小珍说，这只钉螺是干的，没有泥的。（咕白）干的，没有泥的。（表）倒想起了一桩事情。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刘少奇一伙为了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派出啥‘钉螺姑娘’，说她能够用眼睛看到地皮下头三尺深的地方有没有钉螺。这‘钉螺姑娘’，我们大队里也来过。她一到，就说我们这里到处有钉螺，甚至说仓库门前格块水泥打谷场下头也有钉螺。当时我们全不相信，马上掘土三尺，叫啥真的给她拿出一只钉螺呀。不过我们觉着奇怪，出土的钉螺应该是湿的，有泥的，但是‘钉螺姑娘’拿出来的钉螺是干的，没有泥的。原来这‘钉螺姑娘’是个骗子，这钉螺是她从外头带得来的，藏在袋袋里，查钉螺辰光，拿钉螺放在指甲里，弯倒身体，装腔作势，就算给她查出钉螺来哉。”【55】

这是中国国家科委“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唯一组员邓伟志后来的叙述：

“在80年代的中国，告状有门，国家科委对我的意见很重视。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同志在杭州、在北京，同我进行过两次长谈。不仅听我讲耳朵认字如何骗人，而且还让我讲‘文革’前的钉螺姑娘是如何被识破的，听我讲脑科学权威张香桐老先生对耳朵认字等伪科学的看法。于光远同志还把我讲钉螺姑娘的情况，说给他的老朋友——《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同志听。杨西光同志说：‘就是那情况，我当时正在上海管卫生。’”【56, p.9】

如果“钉螺姑娘”真的是于光远本人揭露的，他还会让别人在十多年后给他讲“钉螺姑娘是如何被识破的”吗？所以说，于光远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根据其“唯物主义”这个“哲学观点”——他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来断言“钉螺姑娘”不可能“透视”。这不仅不是“反对伪科学”，它本身还就是“伪科学”。

于光远“反对伪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在1981年站出来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前，于光远的唯一“反伪”业绩可能就是在中宣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根据其“学得的哲学观点”指出“钉螺姑娘”不可能看到地下的钉螺。实际上，在当时，连普通贫下中农都对那个故事嗤之以鼻。上图为文革期间出版的连环画对“钉螺姑娘”的“揭露”。

实际上，仅从于光远说的“福建的丁螺属于不同的品种”这12个字，即可知道他对相关生物学知识一片空白。因为在生物学中，“品种”乃是通过人工育种方法而选择产生的不同生物群体。在植物中，品种的英文是cultivar，它源于cultivated variety，意即用于人工栽培的植物变种；在动物中，品种的英文是breed，也是指通过育种得到的具有新特性的动物群体。而在野生的环境下，同一物种内的不同类型一般称为亚种、变种、株系。关于中国钉螺的分类，由于标准含混不清，直到七十年代仍无定论。【57-58】在五十年代，有人从全国十一省（包括福建省）收集了三百多个钉螺，然后根据当时流行的分类标准进行分析，发现地区间钉螺根本就没有明确的差异，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根据钉螺的一般形态所作的分类毫不可靠。”【59】到了八十年代，有人主要根据体型大小将中国钉螺分为五个亚种，分布在福建的叫福建亚种，但其体型大小与其他亚种也有重合。【60】因此，仅仅根据少量“两种丁螺的样品”就断言它们是不同的亚种，甚至断言福建只存在一种类型，说轻了是失于武断，说重了就是欺负“钉螺姑娘”是个农民。

从另一个角度讲，钉螺在野外的分布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有其生物学规律的。【61-64】因此，一个人如果了解其生活习性，要做到“捉得比别人多”不仅不是不可能，恰恰相反，那几乎是必然的，就像有人特别擅长采蘑菇、挖人参、捉老鼠一样。一个人在掌握某种特殊技能之后，吹吹牛皮，将之神化，本来再正常不过——于光远不也吹嘘自己中学时就会“意念反伪”吗？何大拿不也吹嘘自己“是氢弹理论的开创者之一”【65】、“中国氢弹理论的奠基人之一”【66】吗？方舟子不也吹嘘自己打假十年、案例上千、“一打一个准”【67】吗？

实际上，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信息，“钉螺姑娘”折戟福建，疑点颇多：

首先，早在1958年，《人民日报》就宣布福建省是“我国第一个基本消灭钉螺的省份”。【68】所以，“钉螺姑娘”在1966年赴闽，根本就不是如于光远所说，“因为她太出名了，福建请她去表演，”而是被中央血防办派去“考核福建灭螺质量”的。【69】可想而知，当地负责灭螺工作的那些人会对她怀有怎样的戒心甚至敌意——看看当时的排场：

“福建省极为重视，为保证她的安全，对行程严加保密，一下火车即用专车送往西湖宾馆贵宾楼。省卫生厅指定林金祥和其他两位同志参加全程考察。”【69】

如果说“福建省”当时得到了“中央科学小组成员”于光远的“授意”的话，则那样的场面就容易理解了：所谓“参加全程考察”就是对“钉螺姑娘”进行“全程监视”，其目的就是要设圈套来打她的“假”、反她的“伪”——这也是于光远后来反伪、打假的一贯套路。实际上，在福建省成为“我国第一个基本消灭钉螺的省份”之时，福建省的负责人叫江一真，他在文革后出任卫生部部长，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曾与于光远密谋于暗室，策划“点名批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70】熟知中共党内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暗中勾结、阴谋策划攻击中央领导，就是定义中的“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是要冒着被开除党籍、被关入大牢、甚至被砍掉脑袋的风险的。所以说，在于光远与江一真之间，绝对不可能仅仅是一般的“同志关系”。

其次，根据那篇报道【69】，在考察前，中央血防办领导曾要林金祥介绍福建钉螺情况，并带上福建钉螺标本。而林金祥则“因没有现成活螺，只好将石蜡处理过的钉螺标本带去”。也就是说，“钉螺姑娘”是知道福建钉螺的模样的。可是，还是根据那篇报告，“钉螺姑娘”除了在第一次捉到了“上海附近地区所特有的”钉螺之外，以后捉到的——按照那篇报道是用于造假的——全部钉螺都是“当地品种”。问题是，来自上海附近地区的钉螺姑娘，是如何在被人“全程监视”的情况下，在早已“基本消灭钉螺”——以致无法向中央血防办提交“现成活螺”——的福建省，找到那些用于作假的福建钉螺的呢？

所以说，极可能的，“钉螺姑娘事件”是于光远一伙蓄意制造的又一起冤假错案。退一万步说，就算于光远对“钉螺姑娘”的怀疑、指控完全成立，她的“罪行”也不过就是吹吹牛皮、作作小假而已，不仅与“伪科学”是风马牛，而且与中国科学纳粹、方舟科邪教那些旷世巨骗的祸国殃民行为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