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偽鬥士”的由來

事實是，從1981年起，于光遠就開始與錢學森進行明爭暗鬥，而他對錢學森的仇恨，很可能到死都沒有化解。那麼，這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兩個人，到底因何結仇呢？答曰：只因一件事，那就是“偽科學”。儘管反偽幫後來把于光遠說得神乎其神，好像是“戰神”一般，但不容爭辯的事實卻是，在那場持續了將近二十年的超長持久戰中，于光遠一直都處於下風，所以他的那個一貫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老部下何祚庥，在1995年之前一直都不肯出面幫他一把，只是在確信“反偽”即將成為“運動”、成為“潮流”之後，他才爬上于光遠的戰車——“認清時代，認清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向，做時代的積極的推進者，”是何祚庥最最得意的“做人”訣竅。【7】出乎于光遠意表的是，在1995年，他眼中的那個“小何”早已不再是吳下阿蒙，而是一個響噹噹的“何大拿”，他一旦爬上了“反偽”戰車，馬上就因其“院士”身份而後來居上，風頭出盡。很可能與此有關，于光遠從那時起就開始擺“反偽專家”的譜：

“反對特異功能的人不少，我是最早、最堅定、最積極者中間的一個。在這方面，海內外我都很有名。搞這種偽科學的人，對我特別看重。也就是他們，前幾年送給我這個‘佛眼通’的稱號。”【8】

“我對許多知識領域只是一個‘望家’。即便是我被稱做為專家的領域，如許多人把我叫做‘經濟學家’，我也常常講，對經濟學中的許多領域我也還只是望家。但是在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領域中我認為應該承認自己是專家，我不想在這件事情上搞不符合事實的假謙虛。這是因為我對這方面的問題注意得很早、很久，掌握了大量資料，而且有這樣一個觀點，對有關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去知道。……而且我還發現，我不僅知道許許多多的事實，我還進行過深刻的研究，因而我可以毫不謙虛地說我是知之多知之深。”【9】

而在1999年中國政府“取締”法輪功之後，于光遠繼續給自己打造金身。這是他在自己一手控制的《科學與無神論》雜誌創刊號上給自己搭台子唱大戲：

曾昭貴：“於老,人們一般知道您反對偽科學是從二十年前反對‘耳朵認字’等所謂‘特異功能’開始的。當時支持‘耳朵聽字’的人很多,甚至有一位大科學家也表示支持。您能在那種情況下認定它是偽科學、並堅決反對,真是不容易。”

于光遠：“我想是因為自己特殊的生活、學習和多年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對偽科學比較敏感，反對偽科學非常積極、十分堅定。”【10】

接着，于光遠滔滔不絕地講了兩、三千字，從他的家教講起，一直講到1965年的“釘螺姑娘”。而這段談話的內容，不久後被他改寫成《於光遠反對偽科學簡歷》【11, pp.234-236】、《我本人反對偽科學的簡歷》【12, pp.632-635】、和《我反對偽科學七十年》【13, pp.1-4】。顯然是因為這類自吹自擂，當時的中國媒體當真給他扣上了“中國反對偽科學的第一人”這頂桂冠。對此，于光遠半推半就道：

“有的報刊說我是中國反對偽科學的第一人，這不對。不能說我是中國反對偽科學的第一人。……不過，在現在還活着的人中，也許我是最早的一個。至於1979年因‘耳朵識字’引起的這場反‘特異功能’和‘偽氣功’的鬥爭，那我則是一名主要的當事人，提出過一系列反對宣傳偽科學的意見。”【14】

進入21世紀後，于光遠這樣炫耀道：

“真實我沒有任何特異功能，我只有一通——通曉科學精神，通曉任何偽科學都是有意識的騙人的邪說。我是科學工作者，只懂得堅持科學精神，維護科學尊嚴，任何偽科學在我這裡是通不過去的……。”【15】

問題是，于光遠真的是“反偽專家”嗎？他所謂的“科學精神”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到底都反了哪些“偽”？

1、“反偽歷史”

在《科學與無神論》創刊號的那篇專訪中，于光遠首先將自己的“科學精神”來源歸功於自己的家教和學校教育：

“我生於‘五四’前4年。‘五四’時我還是個幼兒,這個運動對我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有間接的影響。說到間接的影響甚至可以追溯到滿清末年的維新。我父親是洋學堂畢業的,我母親也進過洋學堂,我家敬祖不敬神。我小學和中學時的老師都直接受到‘五四’的影響,在學校里對我進行的不信菩薩、不信神仙、不信命運、世上沒有鬼怪妖魔的教育,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小時候就受到科學精神和科學知識的教育。”【10】

上面這段話非常好笑，因為中國自孔子之時就有“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的傳統，它顯然和五四運動、洋學堂沒有任何關係。按照于光遠，他第一次與“偽科學”打交道時，自己不過是一個中學生：

“說起偽科學,我與之打交道快70個年頭了。那是在1930-1931年我在上高中的時候,看到一本商務印書館翻譯的J.J.湯姆森寫的《科學大綱》。那本書對數、理、化、天、地、生都有很好的介紹,我很喜歡。可是看到最後,這書中竟有一章‘靈學’。我看了覺得很驚訝,又很氣憤。大科學家也寫這種東西!前面的幾章都有理有據,而這最後一章儘是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從那以後,我就知道那些表面上講是科學的東西中,有一些是不能信的。不過那時還不知道有‘偽科學’這個詞。……1939年到延安後,我在翻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過程中又看到一篇《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我反對偽科學的認識也越來越深,越來越牢固了。從恩格斯的著作中我還知道了J.J.湯姆森原來就是同克魯克斯等一起搞倫敦心靈研究會的積極分子,難怪他會在《科學大綱)中寫進‘靈學’那一章。也就在這時候,我認識到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講那些道理是從根本上破除偽科學的基本理論武器。”【10】

類似的內容，于光遠生前曾敘述了無數次。目前能夠找到的最早的版本出現在1982年1月：

“倫敦心靈研究學會擁有好幾位英國著名自然科學家，除了威廉·克魯克斯之外，還有湯姆遜（J.J.Thomson)〔他所著的《科學大綱》很早就譯成中文，其最後一章就是關於心靈研究的〕和上面已經提到的勞奇等人。”【16】

幾個月後，于光遠又寫道：

“‘心靈研究’在本世紀初傳入中國,獲得‘靈學’這個譯名。我認為這個譯名很好,因為它表明這種研究不是科學。湯姆遜⑦所著的《科學大綱》很早就翻譯成中文出版,其中最後一部分就是‘靈學’。”【17】

注釋⑦是：

“湯姆遜（J.J.Thomson）也是一個心靈研究專家。他同克魯克斯（W.Crooks）、勞奇（Oliver Lodge）等都是英國著名的自然科學家。他們是一八八二年在倫敦成立的‘心靈研究學會’的主要成員。”

1995年，于光遠寫道：

“對有些領域，我一點不想謙虛地說自己是望家，而肯定自己是專家，肯定真理是在我手中。比如‘對人體特異功能’這種偽科學的宣傳，就是這樣。在這個領域中我注意了六十年，特別在建國後在黨中央宣傳部做科學管理工作時，就揭露過類似‘釘螺姑娘’的好幾次事件。”【18】

一年後，“六十年”變成了“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前，我在上海上高中二年級時，看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J.J.Thomson的《科學大綱》的中譯本。這本書對各門科學作了簡單的介紹。作者不愧是有名的大科學家，寫得深入淺出，讀起來很有趣味。可是讀到最後一章‘靈學’時，我既驚訝又氣憤。那時我不知道大科學家中也有搞迷信、搞偽科學的，更不知道倫敦有一個‘心靈學會’，而J.J.Thomson就是其中的一員。因而見到他居然提倡靈學這種明顯是荒謬的東西，實在理解不了。我覺得他寫的這一章與其他各章根本不同。其他各章講的是科學，用的是科學方法，這一章，卻把江湖騙局都說成是事實，在方法上完全沒有科學性而言。我怎能不對此氣憤?”【19】

同年，這個“六十二年前”的故事又變成了“65年前”：

“早在65年前的1931年我還在高中上學時，我非常有興趣地閱讀了J.J.Thomson的《科學大綱》的前面所有文章所介紹的自然科學各科知識。但讀到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卻是靈學，這使我既驚訝又憤怒。我驚訝的是一個像J.J.Thomson那樣的科學家竟然會相信那些江湖騙術。我憤怒的是一個像J.J.Thomson的科學家竟去宣傳靈學這樣的江湖騙術，寫到《科學大綱》中‘靈學’這章中的許多情況，大都是作為上海人的我，在當時的上海灘上早就知道的那些烏七八糟的事情。因此我對‘靈學’不是科學這一點也就特別清楚，沒有半點含糊。”【9】

還是這個故事，後來成了“我反對偽科學七十年”的奠基石。這是他在2003年給《反偽‘三劍客’傳奇》作序時說的話：

“我反對偽科學已有70年的歷史。15時讀到英國著名物理學家J.J.Thomson所著《科學大綱》一書。雖然書中前面幾章介紹數、理、化、天、地、生，感到很好，但到最後竟是‘靈學’，其中所講的是扶箕、請神之類的內容，都是我小時候看過的。從那時起，我就認識到偽科學的存在。後來通過一系列的事實，使我更深一步認識了偽科學，也開始了反對偽科學的鬥爭。”【20】

總而言之，于光遠的“反偽歷史”，始於“意念反偽”：沒有任何行動，沒有任何記錄，只要“認識到偽科學的存在”就算是“反偽”。而事實是，他的“認識”，很可能是基於錯誤的“知識”。

原來，那本《科學大綱》（The Outline of Science）既不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J.J.湯姆森寫的”，也不是“英國著名物理學家J. J. Thomson所著”，而是蘇格蘭阿伯丁大學自然歷史教授、生物學家約翰·阿瑟·湯姆森（Sir John Arthur Thomson, 1861-1933）主編的。這一事實，在當時可以說是盡人皆知，因為主持該書漢譯事務的商務印書館大掌柜王雲五在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就這樣介紹道：

“湯姆生教授，當今生物學大家也。其關於生物學之貢獻，言生物學者類能知之；而對於他種科學，復能多所治識，直窺堂奧。其著述等身，大抵皆淹貫宏博，淺顯清新之作也。然則湯氏於傳飾科學之三條件，殆已備具無遺。”【21】

不僅如此，《東方雜誌》在介紹這套書時，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湯姆生教授（A. J. Thomson）是亞皮亭大學多年的自然史學教授，是蘇格蘭的著名生物學者，也是一個著名的著作家。”【22】而中國科學社創辦人、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輯的任鴻雋（字叔永）在推介該書時也一再推介湯姆森其人：

“此書之編纂人湯姆生教授，以生物學大家而又著述極富，久為西方學界所推仰。夫以今日學術發達，欲以一人而盡通之，誠非人力所能致，然欲於專門家中求博聞洽識融會貫通之才，唯生物學家猶為近之。蓋生物學以天演為根抵者也。天演之理實又滲透瀰漫有生、無生諸物類之中。故習天演說者，多能博極諸科，頭頭見道，而傳播新理，敘述學說，亦以天演學家為最合宜。”【23】

“湯姆生（J. A. Thomson）是阿柏定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的自然歷史教授。他著的書很不少。據我們所曉得的，隨便舉幾種……。照些書看來，可見湯姆生是一個生物學家，並且是一個留心科學方法和科學歷史的生物學家。從這一點看來，湯姆生勇敢的來做《科學大綱》這一部書是很適當的。”【24】

實際上，在該書第7章中，對“J.J.湯姆森”的溢美之詞頗多，熟讀該書之人根本無法將這兩個人搞混。不僅如此，該書共有4卷38章，每章都由該領域的專家撰寫，《靈學》（Psychic Science）是其第16章，它的作者是洛奇爵士（Sir Oliver Joseph Lodge, 1851-1940），與“J. J. Thomson”也扯不上任何關係。

其次，這套書問世一年後就被譯成漢語，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而“靈學”這一章的譯者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的心理學博士陸志韋，他在譯文之前作了如下說明：

“讀此文者不得不生三種疑問。第一，科學方法之疑問。洛治爵士乃物理名家；其研究靈學之方法，果亦如其治物理學之嚴謹乎？洛氏以喪子而大變其態度，其侈談靈學，果未嘗感情用事乎？第二，本文所引事實之疑問。圓光現行等事，洛氏類皆得之傳聞。其果足以當科學方法之一考核乎？其亦為研究靈學之人所同信者乎？然本文內容猶非國內設壇斂貨，假託鬼仙者所可同日語也。第三，靈學本身之疑問。心理學家能平心論事，且於精神研究之學造詣不亞於洛治。而亦似洛氏之是非無抉擇者，幾人乎？”【25】

事實是，對“靈學”不感冒的不僅僅是陸志韋，連任鴻雋也曾對它提出批評：

“使我們不大滿意的，是關於心理科學一方面的文字。這類文字共有三篇，一篇是‘心的初現’，第二篇是‘心的科學’，第三篇就是‘靈學’。靈學所說的那些見鬼見神的事體，容許是一種變態心理，但能不能算一種科學，還是一個絕大的問題。我們研究科學固然要‘不執成見’，但也不能不嚴格的考查事實。如湯姆生拿‘不執成見’的一個要求，來作承認靈學的條件，是我們所不能贊同的（見第一冊第六頁緒言）。”【26】

六年後，任鴻雋更是直指“靈學”為偽科學：

“如近有所謂‘靈學’（psychical research），因為他的材料有些近於心理現象，又因為他用的方法有點像科學方法，於是有少數的人居然承認他為一種科學[如英國的洛奇（Sir Oliver Lodge）]；但是細按起來，他的材料和方法卻大半是非科學的。這種研究只可稱之為假科學（pseudoscience）。我們雖然承認科學的範圍無限，同時又不能不嚴科學與假科學之分。非科學容易辯白，假科學有時是不容易辯白的。”【27】

可以有相當的把握說，于光遠一生中既沒有讀過《科學大綱》的英文本，也沒有讀過該書的漢譯本——他當時之所以會“既驚訝又氣憤”，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從上面那些文章中獲得了一些信息。難怪他連一套名著的編者是誰都沒搞清楚，並且對之稀里糊塗了一輩子。

反偽歷史始於作偽

《科學大綱》的編者是蘇格蘭自然學家John Arthur Thomson，該書《靈學》一章的作者是英格蘭物理學家Oliver Joseph Lodge；但于光遠卻把這套書和這一章的作者都說成是英格蘭物理學家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不僅如此，《靈學》一章的譯者陸志韋在譯文的開篇就指出該文的非科學性，但根據于光遠的自述，好像當時只有十幾歲的他獨立自主地“認識到”其“偽科學”的本質。上圖分別為《科學大綱》第三冊1922年英文版和1923年中文版的封面和第16章首頁。

2、“科學精神”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偽科學”最為猖狂肆虐的年代就是于光遠出任“中國科學指導員、教導員、總政委”的那段時光，其特徵就是中宣部科學處那伙人跟在蘇聯人的屁股後面，把自然科學哲學化、階級化、政治化、革命化，動不動就批判其中的唯心論、資產階級、反革命。【28】也就是說，當時的于光遠不僅僅是生活在偽科學的汪洋大海之中，他還是偽科學無敵艦隊的總司令。可是，為了給自己建立“反偽”資格，于光遠後來反覆向人講述這樣一個故事：

“50年代，我在中宣部管科學工作。我在大躍進年代有過丟臉的事，說起來很慚愧。1958年夏天，山東省委給黨中央送來一個報告，說那裡有個農民，把正在長的蘋果摘下來，對蘋果把作了某些處理以後，插入正在長的南瓜中，結果南瓜長得很大很大，蘋果也長得很大很大。當時對這事也懷疑過，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它是山東省委正式向中央送來的報告，我不敢去想一個省的黨組織會寫報告欺編黨中央。在收到這個報告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聶總帶我和張勁夫去中南海游泳池臥室，向毛澤東匯報大躍進中科學界的動態。聶總要張勁夫匯報科學界的情況，要我匯報各地農民和工人的情況。我就把這件事不加批判地向毛主席作了匯報。後來越想越不是滋昧，我是學自然科學的人，我在黨內負責自然科學工作的地位這麼高，我向之匯報的人又是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我這麼去匯報，實在失職，太丟臉了。我決心把這件事作為教訓講一輩子，下決心反對形形色色的偽科學。從那以後，偽科學的事，出來一個，我就反一個。那時中宣部科學處定下了一個指導思想，不能光發展科學事業，還一定要堅持科學精神。”【10】

據檢索，這個故事最早出現在1993年第5期《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毛澤東與科學規劃》一文中【29】，它後來又出現在《毛澤東重視科學二三事》【30】、《三個故事：科學精神的三個側面》【31】、《〈農村改革與中國的崛起〉序》【32】等文章中。

其實，這件“丟臉事”不僅沒能反映出于光遠“科學精神的一個側面”，恰恰相反，它反映出的是于光遠根本就沒有什麼科學精神。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儘管植物嫁接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農業技術之一，但對這項人類發明的理論總結和技術完善，人類至今仍處於摸索階段。事實是，人類至今仍舊主要通過“試錯”的方法來探索遠緣植物親和性的邊界，而它們之間的嫁接能否成功，不僅受物種本身的制約，而且還與個人技術、選材時機、嫁接後的栽培條件等等外在因素有着莫大的關係。【33-36】實際上，直至今天，也沒有任何科學理論能夠排除蘋果嫁接南瓜成功的可能性。【37-42】

其實，于光遠將“蘋果嫁接南瓜”打成“偽科學”或者定性為“弄虛作假”的唯一根據就是“偽科學”的最大特徵——無知：

“這是一個明顯的弄虛作假的事情。南瓜瓤里哪兒有輸送養分的管道。”【43】

就像人類的全身都布滿血管一樣，植物的全身也都布滿“輸送養分的管道”。所以，于光遠說“南瓜瓤里哪兒有輸送養分的管道”，就像是在說“人的腸胃哪有血管”一樣，其荒唐可笑幾乎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試問：如果南瓜瓤沒有“輸送養分的管道”，那南瓜籽是怎麼來的呢？所以說，于光遠“反對偽科學”的最強大的武器就是“無知無畏”、“不懂裝懂”。

實際上，于光遠在通過“自我解剖”來展現自己的“科學精神”之時，還有故意造假之嫌。原來，關於那項研究，《人民日報》在1958年年底是這樣報道的：

“山東省園藝科學研究所技術員王立治，在今年7月上旬利用樹上疏下來的‘金帥’和‘大國光’蘋果的幼果，嫁接在正在生長期間的南瓜上。到9月底採摘時，蘋果的果形、色、味和大小都與樹上所結無異，同時南瓜的生長也未受到影響。嫁接的辦法是：選擇直徑十二公分左右的南瓜，和直徑五點六到六點二公分的蘋果——最好是用剛從樹上疏下來的幼果，用去皮的鮮榆樹支條，在南瓜上戳一小孔，然後把蘋果柄插入瓜內。一般一個南瓜可接四個蘋果。”【44】

也就是說，于光遠在“懺悔”之時，有意無意地對那個故事做出了如下篡改：第一，那個試驗者是一個技術員，而不是“農民”；第二，根據試驗時果實的大小來判斷，“蘋果把兒”根本就不可能是插在“南瓜瓤里”，而是插在“果肉”里；第三，“南瓜長得很大很大,蘋果也長得很大很大”完全是于光遠自己編造的——《人民日報》在1959年年初也只說“看起來和樹上結的一樣。”【45】而根據那篇題為《農展會上看“珍奇”》的報道，在1959年1月3日開幕的全國農業展覽會上，“蘋果嫁接南瓜”最多只能算得上是一個“小巫”，比它更讓人無法相信的還有單株可產一斤稻穀的水稻，單株結一百八十多個棉桃的棉花，身高一丈多、“每棵都有一千二百多個莢”的大豆，以及重達三兩多的雞蛋。【45】

實際上，在于光遠的一生中，聽說過或看到過的比“蘋果嫁接南瓜”更為“匪夷所思”的事物，不說成千上萬，也至少是成百上千，而他在事發三十多年後僅把它拿出來說事，凸顯其別有用心。實際上，于光遠的這個馬後炮式的“反偽”直接導致那項“蘋果寄生在南瓜上”試驗被追認為“偽科研成果”【46】；並且，受其牽連，當年山東農科院一位領導一手拿蘋果、一手拿南瓜向彭真介紹該成果的照片都被禁止公開使用【47】。也就是說，“反偽老英雄“于光遠的“反偽”威力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幾乎達到了“無遠弗屆”的程度。

其實，于光遠不僅對植物學一竅不通，他對“偽科學”也懵懵懂懂：既然“蘋果嫁接南瓜”已經是“弄虛作假”了，它就與“偽科學”沒有什麼關係了——就像一個罪行被判定為搶劫之後，它就不能再被定性為“欺詐”一樣。實際上，如果“蘋果嫁接南瓜”是“偽科學”的話，那麼早在科學誕生之前，它們就已經在世界各地存在了。【48-49】而人所共知——于光遠和方舟子對此也點頭承認——，在“真科學”出現之前，不可能有“偽科學”。

從另一方面講，王立治當時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在響應“黨的號召”。1958年第4期《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題為《青年農民能不能成為科學家？》【50】，通過介紹農民王保京被陝西省農科院聘為特約研究員的經歷來證明“我們可以培養出一個青年農民科學家，就可以培養出成千上萬個青年農民科學家、就可以在青年農民在培養出一支又紅又專的科學家隊伍。”王保京成功的三條經驗之一就是“相信黨，聽黨的話”；而當時“黨的話”就是：“大膽試驗，一次不成功二次再來，別害怕，有黨撐腰。”而就在那期《紅旗》上，就有于光遠的《小麥增產對於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革命意義》一文，其中不僅大談“廣大農民的創造性的勞動，推翻了農業科學上的許多陳腐觀念”，而且還號召“為了促進農業科學和農業生產進一步的躍進，徹底批判各種錯誤論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1】顯然是對這期《紅旗》做出響應，《人民日報》於1958年5月22日在頭版發表社論，題目就是《科學並不神秘》。【52】可是，王立治在“相信黨，聽黨的話”之後，不僅沒有得到黨的“撐腰”，反倒被“黨”倒打一耙，變成了“偽科研”——天理何在啊？

事實是，在那個大躍進年代，比蘋果嫁接南瓜還要“荒誕”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的故事也俯拾皆是。如果說于光遠還可以拿自己沒有農村生活經歷、不懂農業知識當作自己曾經鼓吹畝產萬斤的藉口的話，那麼，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的他又有什麼藉口來遮掩自己對小高爐和全民大煉鋼鐵這場鬧劇的裝聾作啞呢？看看《人民日報》當時的這篇報道：

“武漢水運工程學院電工教研組的教師和部分同學，經過五晝夜苦鑽苦幹，在9月11日製成模擬電子計算機。……在試製的時候，教師、同學的勁頭雖很大，但他們對搞尖端科學的信心還是不足的，黨委便從多方面給以支持鼓勵，如黨委書記李清親自到電工教研組和老師們一起熬夜，黨委常委周彬、程雲二同志幫他們出主意想辦法，就這樣在黨的支持下，電子計算機終於試製成功。”【53】

再看看這篇報道：

“清華大學師生奮戰兩個月，用土辦法建成了一座二千瓩農村試驗性的綜合利用電站。這座電站不僅建設速度快（普通同類型電站需要十四個月建成），而且節省了大量投資，一般同類型電站每瓩發電容量需要投資八百到一千元，這個電站僅合三百元。

“這座電站里外都‘土’。木棍、竹竿代替電杆，缸瓦管代替化工、循環水等部分的鋼管，紅磚代替耐火磚，磚柱代替鋼架，竹筋代替鋼材建成樓梯、平台，木板、水缸製成油開關；施工也沒有用起重機，而是用土法起吊和安裝設備。特別突出的是，電器設備也‘土’化了。他們創造了土熔斷器，土避雷器，土隔離開關，土繼電器，土絕緣子，土電容器，土線路等發電設備。這些設備性能可靠，可以就地取材，成本僅及洋設備的二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這些重大的革新，節約鋼材30％以上。”【54】

于光遠放着自己專業領域、自己眼皮底下的“偽科學”不“反”，卻跨界到其他領域“反偽”，只能說明他的本意根本就不在“反偽”。而不論于光遠的本意為何，這一“跨界打假”、“意念反偽”的絕活兒都被其門徒方舟子完完整整地繼承了過去。

3、“光輝業績”

前面提到，在接受《科學與無神論》記者專訪時，于光遠曾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反對偽科學”的資歷，但講了兩、三千字之後，他也沒有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證明自己確曾反對過偽科學。所以，記者之一、何祚庥在北京大學招收的專門研究“偽科學”的博士學位研究生曾昭貴——其博士學位論文題為《偽科學及其辨識——兼評中國氣功特異功能爭論二十年》——問他：“您能不能舉一個例子？”而下面這幾段話就是于光遠舉出的唯一例子：

“1965年，我出差去上海，聽說那裡出了一個‘丁螺姑娘’事件。當時我國流行一種病叫‘血吸蟲病’。為了防治這種病，中央、國務院專門成立了一個全國‘防止血吸蟲病小組’，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擔任組長。這個小組成立後作了許多工作。

“血吸蟲是一種寄生蟲。它先要在它的寄主丁螺那裡度過一個發展階段，然後進入人體，危害人體健康。因此小組就組織力量調查了各地丁螺繁衍的狀況，畫出了詳細的地圖，研究出多種消滅丁螺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把地夯實。同時也搞人海戰術，號召大家動手捉丁螺，捉得多的就表揚。當時上海郊區有兩個姑娘一起捉丁螺。一姑娘捉得多，得到的獎金就多，另一個姑娘不服，說我看你的手並不特別靈便，為什麼捉得比別人多？這個女孩就謊說她能看見地下的丁螺。這個說法傳上去之後，防治血吸蟲病小組的負責人叫她到市內對她進行檢驗，果真她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一抓一個。這個姑娘的事跡越傳越玄。後來又出來一批這樣的‘丁螺姑娘’，還有‘丁螺小子’。當時我就看出是個騙局，就到復旦大學生物系，希望他們出來揭穿這個騙人的事。但是系裡一位總支領導也相信，談不攏，只好回北京寫出材料向黨中央反映。

“後來怎樣揭發出來的呢？因為她太出名了，福建請她去表演。她在福建也捉到了丁螺。但是很快人們發現，她捉到的丁螺是上海附近地區所特有的，同福建的丁螺屬於不同的品種。原來她找到的丁螺是她從上海帶過去的。20年前我反對耳朵聽字召開全國性會議的時候，福建省科協來人帶來了當年保存的兩種丁螺的樣品。”【10】

三年後，這個故事被于光遠精煉成下面這段話：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科學處處長及中央科學小組成員期間，運用我的科學知識和學得的哲學觀點，對當時在我國發生的‘釘螺姑娘’等所謂特異功能和偽科學事件進行了揭露。”【13, p.2】

直至他去世，于光遠也沒有詳細地說明自己到底是怎麼“揭露”那個“釘螺姑娘”的，以及“釘螺姑娘”與“偽科學”是如何搭上關係的。而根據我們所能夠查到的資料來看，“釘螺姑娘”事件自始至終與于光遠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文革期間出版的一本書中的一段話：

“剛剛小珍說，這隻釘螺是干的，沒有泥的。（咕白）干的，沒有泥的。（表）倒想起了一樁事情。還是在一九六五年，劉少奇一夥為了破壞毛主席革命路線，派出啥‘釘螺姑娘’，說她能夠用眼睛看到地皮下頭三尺深的地方有沒有釘螺。這‘釘螺姑娘’，我們大隊裡也來過。她一到，就說我們這裡到處有釘螺，甚至說倉庫門前格塊水泥打穀場下頭也有釘螺。當時我們全不相信，馬上掘土三尺，叫啥真的給她拿出一隻釘螺呀。不過我們覺着奇怪，出土的釘螺應該是濕的，有泥的，但是‘釘螺姑娘’拿出來的釘螺是干的，沒有泥的。原來這‘釘螺姑娘’是個騙子，這釘螺是她從外頭帶得來的，藏在袋袋裡，查釘螺辰光，拿釘螺放在指甲里，彎倒身體，裝腔作勢，就算給她查出釘螺來哉。”【55】

這是中國國家科委“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唯一組員鄧偉志後來的敘述：

“在80年代的中國，告狀有門，國家科委對我的意見很重視。國家科委副主任于光遠同志在杭州、在北京，同我進行過兩次長談。不僅聽我講耳朵認字如何騙人，而且還讓我講‘文革’前的釘螺姑娘是如何被識破的，聽我講腦科學權威張香桐老先生對耳朵認字等偽科學的看法。于光遠同志還把我講釘螺姑娘的情況，說給他的老朋友——《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同志聽。楊西光同志說：‘就是那情況，我當時正在上海管衛生。’”【56, p.9】

如果“釘螺姑娘”真的是于光遠本人揭露的，他還會讓別人在十多年後給他講“釘螺姑娘是如何被識破的”嗎？所以說，于光遠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根據其“唯物主義”這個“哲學觀點”——他根本就沒有與之相關的“科學知識”——來斷言“釘螺姑娘”不可能“透視”。這不僅不是“反對偽科學”，它本身還就是“偽科學”。

于光遠“反對偽科學”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在1981年站出來反對“人體特異功能”之前，于光遠的唯一“反偽”業績可能就是在中宣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根據其“學得的哲學觀點”指出“釘螺姑娘”不可能看到地下的釘螺。實際上，在當時，連普通貧下中農都對那個故事嗤之以鼻。上圖為文革期間出版的連環畫對“釘螺姑娘”的“揭露”。

實際上，僅從于光遠說的“福建的丁螺屬於不同的品種”這12個字，即可知道他對相關生物學知識一片空白。因為在生物學中，“品種”乃是通過人工育種方法而選擇產生的不同生物群體。在植物中，品種的英文是cultivar，它源於cultivated variety，意即用於人工栽培的植物變種；在動物中，品種的英文是breed，也是指通過育種得到的具有新特性的動物群體。而在野生的環境下，同一物種內的不同類型一般稱為亞種、變種、株系。關於中國釘螺的分類，由於標準含混不清，直到七十年代仍無定論。【57-58】在五十年代，有人從全國十一省（包括福建省）收集了三百多個釘螺，然後根據當時流行的分類標準進行分析，發現地區間釘螺根本就沒有明確的差異，所以他們得出的結論就是：“根據釘螺的一般形態所作的分類毫不可靠。”【59】到了八十年代，有人主要根據體型大小將中國釘螺分為五個亞種，分布在福建的叫福建亞種，但其體型大小與其他亞種也有重合。【60】因此，僅僅根據少量“兩種丁螺的樣品”就斷言它們是不同的亞種，甚至斷言福建只存在一種類型，說輕了是失於武斷，說重了就是欺負“釘螺姑娘”是個農民。

從另一個角度講，釘螺在野外的分布並不是隨機的，而是有其生物學規律的。【61-64】因此，一個人如果了解其生活習性，要做到“捉得比別人多”不僅不是不可能，恰恰相反，那幾乎是必然的，就像有人特別擅長采蘑菇、挖人參、捉老鼠一樣。一個人在掌握某種特殊技能之後，吹吹牛皮，將之神化，本來再正常不過——于光遠不也吹噓自己中學時就會“意念反偽”嗎？何大拿不也吹噓自己“是氫彈理論的開創者之一”【65】、“中國氫彈理論的奠基人之一”【66】嗎？方舟子不也吹噓自己打假十年、案例上千、“一打一個準”【67】嗎？

實際上，根據後來透露出來的信息，“釘螺姑娘”折戟福建，疑點頗多：

首先，早在1958年，《人民日報》就宣布福建省是“我國第一個基本消滅釘螺的省份”。【68】所以，“釘螺姑娘”在1966年赴閩，根本就不是如于光遠所說，“因為她太出名了，福建請她去表演，”而是被中央血防辦派去“考核福建滅螺質量”的。【69】可想而知，當地負責滅螺工作的那些人會對她懷有怎樣的戒心甚至敵意——看看當時的排場：

“福建省極為重視，為保證她的安全，對行程嚴加保密，一下火車即用專車送往西湖賓館貴賓樓。省衛生廳指定林金祥和其他兩位同志參加全程考察。”【69】

如果說“福建省”當時得到了“中央科學小組成員”于光遠的“授意”的話，則那樣的場面就容易理解了：所謂“參加全程考察”就是對“釘螺姑娘”進行“全程監視”，其目的就是要設圈套來打她的“假”、反她的“偽”——這也是于光遠後來反偽、打假的一貫套路。實際上，在福建省成為“我國第一個基本消滅釘螺的省份”之時，福建省的負責人叫江一真，他在文革後出任衛生部部長，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曾與于光遠密謀於暗室，策劃“點名批評”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70】熟知中共黨內鬥爭歷史的人都知道，暗中勾結、陰謀策劃攻擊中央領導，就是定義中的“反黨集團的反黨活動”，是要冒着被開除黨籍、被關入大牢、甚至被砍掉腦袋的風險的。所以說，在于光遠與江一真之間，絕對不可能僅僅是一般的“同志關係”。

其次，根據那篇報道【69】，在考察前，中央血防辦領導曾要林金祥介紹福建釘螺情況，並帶上福建釘螺標本。而林金祥則“因沒有現成活螺，只好將石蠟處理過的釘螺標本帶去”。也就是說，“釘螺姑娘”是知道福建釘螺的模樣的。可是，還是根據那篇報告，“釘螺姑娘”除了在第一次捉到了“上海附近地區所特有的”釘螺之外，以後捉到的——按照那篇報道是用於造假的——全部釘螺都是“當地品種”。問題是，來自上海附近地區的釘螺姑娘，是如何在被人“全程監視”的情況下，在早已“基本消滅釘螺”——以致無法向中央血防辦提交“現成活螺”——的福建省，找到那些用於作假的福建釘螺的呢？

所以說，極可能的，“釘螺姑娘事件”是于光遠一夥蓄意製造的又一起冤假錯案。退一萬步說，就算于光遠對“釘螺姑娘”的懷疑、指控完全成立，她的“罪行”也不過就是吹吹牛皮、作作小假而已，不僅與“偽科學”是風馬牛，而且與中國科學納粹、方舟科邪教那些曠世巨騙的禍國殃民行為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