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有文如斯，学术规范不要也罢：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
| 送交者: 亦明_ 2026月04月11日11:53:37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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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有文如斯，学术规范不要也罢——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应该承认，不论是《大明小史》，还是《功到雄奇即罪名》，都不能算作正规的学术著作。按照方舟子自己的定性，它们属于所谓的“随笔”。而如果别人“明知其为随笔，却偏要以学术文章的标准苛求之，则是居心不良。”【68】其实，方舟子这个语文状元应该懂得，“随笔”不等于“随便”，也不等于“随口胡说”；而别人要求你在写文章时核对史实，并不等于“以学术文章的标准苛求之”。不过，对方奇才说这些话，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只好当真拿一篇方舟子的“学术文章”来绳之以“学术文章的标准”，看看这位历史学家的真面目。这篇文章，就是被刘菊花女士赞誉为“有文如斯，所谓学术规范不要也罢”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以及由它而衍生出的另外两篇文章。
一、故事缘起
1954年，年方24岁的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分三期连载《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449】仅看标题，读者就会明白，这篇文章就是要注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很可能是因为人微言轻，再加上当时海峡两岸隔绝，余文在发表之后三十多年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991年，早已成名的余英时将这篇文章以《〈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为题，收录到自选的纪念钱穆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中。【450, pp.99-130】为了纪念该文的重新发表，余英时还加写了一篇跋文，其中说：
“三十七年后重读旧文，我觉得互校的部分（第二节）基本上是数据的对勘,其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郭沫若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寃枉他，而且这一重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行文方面，我则作了一些修改，大体上是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451, p.132】
1992年，余氏在香港发文，一边宣称自己的这项发现“在大陆学术界也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并且根据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正文中对《先秦诸子系年》只字不提，并且在该书后记中对之表示了轻蔑之意，因此“构成学术上最严重的抄袭罪”。【452】
199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学术集林丛书”，其中第三册是余英时的《钱穆与中国文化》。该书收录了《犹记风吹水上鳞》的全部文章。与台湾版不同的是，上海远东版的《互校记》还收录了余氏写的第二篇跋语，并且对余文作了一些删改，如将被批判之人的名字，郭沫若和白寿彝，隐去。【453, pp.91-132】
《钱穆与中国文化》出版之际，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知识界正在流行两股季风：一是胡适、陈寅恪、钱穆等民国时期自由派学者被越捧越高，一是郭沫若这样的“红色”学者被越贬越低。余氏此文在首发四十年之后登陆内地，显然就是这两股季风推动的结果。果然，就在《钱穆与中国文化》出版之后不久，自由派文化人丁东先后在《博览群书》和《书屋》杂志上发表文章，认定余英时的指控为实，郭沫若抄袭案成立。【454-455】1998年，丁东编辑了一本专门收录“一面之辞”的《反思郭沫若》，其中把余英时的《互校记》也收录了进去。【456, pp.119-154】2004年，十二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在大陆出版，余氏《互校记》被收入第一卷中。【457, pp.347-369】显然，余氏《互校记》的重新出版，在某些人的眼中是一件大事，他们也确实把它炒成了一件几乎尽人皆知的大事。
其实，早在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杂志就发表了署名翟清福、耿清珩的长篇论文，《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从考据的角度证明“余英时攻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458】该文并且反问道：“别有用心地随便诬蔑一个学者‘抄袭’、‘剽窃’，这又是什么行为呢？”据该文作者后来说【459】，该文的撰写颇为郑重其事，初稿被打印散发征求意见，然后召开研讨会以集思广益。也就是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扎实，该文正式发表后，被多家杂志全文或摘要转载。【460-463】
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1999年4月的《新语丝》月刊发表了方舟子的一万二千字（不计标点符号）长篇论文，《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294】五个月后，这篇文章被《书屋》作为“本刊特辑”之一发表在1999年第5期上。【295】《书屋》在国内学人中的影响显然较新语丝要大，因此方舟子的文章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傅杰发现。傅氏当时显然不知方少侠何许人也，所以他马上发表《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对方文第二节中的一个根本性错误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和奚落。【298】当时尚未成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恼羞成怒，马上撰写了《是谁“冤枉”了余英时？——答傅杰〈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一文。【71】除此之外，方舟子还根据傅杰提供的线索，查到翟、耿二人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于是根据这篇文章中的一项考证，又写了一篇文章，《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272】这两篇文章成为新语丝1999年11月30日的“新到资料”。1999年12月10日，方舟子又在新语丝上“新到”了一篇署名“萧为”的“特稿”，题目是《致“诱导”读者“犯错误”的“编者”傅杰及其同伙》。【464】上面这三篇文章后来又在《新语丝》月刊1999年第12期上发表，萧为的文章被冠以这样的主题：《失算与现眼》。
傅杰的文章发表后，曾有人（方舟子称为“网上某位‘钱学家’”）写了一篇《关于郭沫若抄袭钱穆的问题——读方舟子文有感》的文章，嘲笑方舟子的郭沫若研究。对于这篇文章，方舟子一直没敢公开、正面地反驳。但是，半年多后，2000年6月24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篇署名“挚执”的文章：《何其恶劣低能的谤文！》，针对那篇文章进行反击。【465】根据该文的文风及透露出的信息判断，这个“挚执”极可能就是那个“萧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小伟的笔名。【466】
总之，“郭沫若抄袭案”风波，在新语丝上前前后后折腾了十四个月，而方舟子在此之后，基本上不再敢到史学界去趟浑水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1999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公正评价郭沫若》一书，其中收有《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翟、耿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也被收入，但排在方文之后。该书的编者“曹剑”乃是当时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红人吴江，也是于光远的好友之一，所以该书出版后“吴江同志赠我一本”。【467】而《博览群书》之所以摘要转载《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又是因为受到了于光远的“推荐”。【459】由此可知，方舟子之所以会得到中国“老头帮”的青睐，除了“法轮功”事件之外【468】，还与他出面力挺郭沫若有相当大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还是方舟子走上中国社会大舞台的关键一步。
2000年6月，方舟子的《方舟在线》出版，《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三篇文章都在其中。【469, pp.227-258】四个月后，《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一文发表在《书屋》2000年第5期上。【470】再过四年，《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又出现在方舟子的另一本自选集《江山无限》中。【62, pp.116-135】也就是说，在写成之后五年间，《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在纸媒体上至少发表了四次、《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发表了三次、《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发表了两次。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全文分为五节。第一节1447字，先是讲述自己得知郭钱公案的经过，然后介绍自己评论这一公案的资格（“《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从未听说过有谁……揭发抄袭”、“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等等）。第二节2572字，评论《互校记》第一跋，指控余氏篡改引文，栽赃陷害郭沫若。第三节4664字，评论余氏《互校记》正文，为郭沫若辩护。第四节1257字，评论“钱穆抄袭案”，说“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第五节1810字，为郭沫若的“人格”辩护。
据《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尾注，这篇文章完成于1999年4月12日。但是，在此之前的一天，其中的第二段就被方舟子以《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为题，发表在新语丝网站。显然，它是方舟子的得意之作，也是可以独立于《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因此，我们的分析就先从它的第二段入手。
二、风车大战
凡是读过小说《堂吉诃德》的人，一定会记得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故事。那是堂骑士初出茅庐第一战。当时，勇猛无比的堂吉诃德将高耸的风车当作邪恶的巨人，拍马上前，挺矛向风车刺将过去。而这场大战也就在这一刺之后嘎然而止：堂骑士被转动的风车卷下马来，摔得鼻青脸肿。
笔者N年前初读这个故事时，虽然被它逗得前仰后合，但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等奇事真的发生。可是，在塞万提斯过世四百年后，好像专门为了证实塞先生并非凭空虚言，方舟子先生亲自出马，现身说法，演出了一场大战风车活戏。
1、方同学奋勇战风车
原来，在《互校记》第一跋中，余英时一方面对自己的文章在发表三、四十年之后“仍不甚为世所知”感到忿忿不平，一方面又要证明这篇文章确实产生了影响。他的证据就是，对方曾“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余英时的证明过程如下：
“郭沫若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官方学术界似乎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并且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几年之后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通篇都是用下流的暴力语言，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他的《学步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450, p.133】
不幸的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出版《钱穆与中国文化》时，对这段话（以及余氏抄摘的白寿彝文字）作了点儿手脚，改成了这样：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453, pp.121-122】 也就是针对这个经过删改的上海远东版余氏第一跋，方舟子刺出了自己的长矛：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471】 对于任何一位具有正常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的人来说，在读过余氏远东版第一跋之后，都不大可能把《十批判书》的作者与《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理解为同一个人——即使根据笔者上引的那129字，也不会相信余英时是在谈论同一个人。而语文状元方舟子却能够作出这样的理解，并且扯开嗓子嚷嚷说，“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难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会怀疑方舟子是在装疯卖傻——“正所谓故作迂痴，匪夷之思，我就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在装不懂了。”【298】（关于方舟子当时是不是真的在装疯卖傻，笔者将在后文讨论。） 实际上，即使方语文状元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真的奇烂，假如他稍有史学训练的话，也不会出此大丑。因为考据学的基础就是鉴别、核实所用材料。关于这一点，任何一本“历史研究法”都再三强调。而鉴别、核实所用材料的第一步，就是版本鉴定，即确定版本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胡适曾说：
“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472, pp.101-102】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书中发现疑问时，他的本能反应，应该是怀疑问题产生的来源是不是版本有误：抄写、编辑、排版、印刷、装订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失误。顺理成章的，他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寻找原始版本来核对一下。而方舟子这个戴着中国福建省语文状元的帽子、披着美国自然科学博士袍子的一等一全才，却连这么一点儿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反倒英勇地“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其可笑的程度，较之堂吉诃德误认风车为巨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就算你方舟子阅读能力差、没有受过史学训练，但人家余英时明明先告诉你《钱穆和考据学》首发在《历史研究》上，然后在引文之末又标有尾注，再次明确告诉你《钱穆和考据学》的出处是三联书店1978年出版的《学步集》，你干嘛要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先“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然后再“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再说，你既然自吹“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你怎么竟然连郭沫若没有写过《钱穆和考据学》、没有编过《学步集》都不知道？！退一万步说，在“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之后，你总该对郭沫若的行文风格略知一二吧？你怎么能把白寿彝的文章当作郭沫若的文章呢？
也就是凭借着这个超出人们想象的愚蠢、无知和自信，方舟子接着“互校”了余氏的引文和白氏的原文，最后大义凛然地宣布：
“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471】 我们无法知道塞万提斯先生在得知方舟子大战风车的事迹之后，是否会写一部《方吉诃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他真的写，也绝不会比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更精彩。这是因为，在《堂吉诃德》中，风车只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它所产生的也不过是机械的、力学的反应，而堂吉诃德在吃了一堑之后，从此就对风车敬而远之。但我们的故事则不然：有人开口教训方吉诃德了，方吉诃德于是从地上爬了起来，又冲着那人连刺了两枪。
2、傅老师冷面训弱智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在《书屋》上发表之后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傅杰就在日本的《百年》杂志上撰文反驳，题为《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傅杰首先全文引录《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第二节，然后披露上海远东出版社在编辑出版《钱穆与中国文化》时，曾经对余英时的《互校记》做了这样的处理：
“为了不让外行轻信余氏的论断，出版社负责人在终审时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而代之以‘《十批判书》的作者’，这样既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又试图减免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由于余氏在原书中对白寿彝先生并有微词，遂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并作了删除。”【298】
假如面对的是一个普通的作者，傅杰先生的《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大概也就会是这个百余字的启事，而已。可是，他面对的是既无知又蛮横的方舟子，而傅杰先生当时显然血气颇盛，于是就又花了三、四千字来教训这位趾高气扬、“在海外多年”的方奇才。把傅先生的文字全文照录，会使正文过于冗长，并且会使笔者显得过于懒惰，更可能会产生版权纠纷。而只是零星地摘录，则又有金瓯残缺之憾。怎么办呢？笔者的选择是这样：由我将傅先生的文章缩写到原文的七分之一左右，而缩写的原则是：文字及顺序一如傅文，但删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语言，力保原意不变——此乃远东出版社删改《互校记》之故伎，并非我的发明。在此，笔者预先请求傅先生原谅我的冒昧，并且敬告读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诸如误导你们“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亦明文集”之类，自然要由我一人担负。我还恳请读者去阅读傅先生的原文，不是因为害怕承担误导之责任，而是因为那实在是一种享受。下面是我缩写的傅文：
“方先生看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钱穆与中国文化》而写下声讨文字。他不知道，既然连他都能觉悟到余氏的‘政治偏见很深’，所以大陆翻印余氏著作都是经过删节的‘洁本’。在编辑余书时，出版社隐去了郭先生之名，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并删除。《钱穆与中国文化》在书中附了《犹记风吹水上鳞》的序文，对该书的结集缘起皆有说明，明眼的读者不难看出前书为后书之所本。可惜方先生‘一头钻进图书馆’，最后才‘幸好’找到了白书，未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以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方先生颂赞郭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我完全同意。不过，这样的‘师’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郭沫若的谆谆教诲，方先生就佯奉实违。方先生的文章正是一个‘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的‘很有问题’的标本。方先生当初最该怀疑的是：即使余氏的目的真‘下作’到如此丧心病狂，他也未必会‘下作’得如此弱智。”
傅老师本来是一位极儒雅温润之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批评方舟子的语言是相当刻薄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他被方舟子的极端的无知却又极端的自负所激怒。实际上，任何一个正常的学者，在面对方舟子的无知和蛮横之时，都会怒火中烧，有拍案而起的冲动。可怜方舟子兴冲冲地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教训国内学者，没想到却让一名国内学者——傅杰与方舟子同年获得博士学位【473】，当时是复旦大学副教授——即他口中的“土博士”【474】、“土鳖”【475】、“文傻”【476】如此没鼻子没脸地数落教训了一番，那种灰头土脸、无地自容的感觉，应该不难想象。
3、状元郎竭力辩无知
本来，当一名学者的文章被他人指出无法否认的错误之后，他一般只能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虚心认错，不仅承认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还要承认自己“学问不精”。假如心中不服气，他还可以做出第二种选择：暂时自认倒霉，在心里说一声“我活该”，然后面壁十年，潜心向学，誓雪前耻。此时最忌讳的反应就是像泼妇似地跟人家纠缠不休，不依不饶，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那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徒增笑耳。可惜的是，这个做人、做学问的大道理，对方舟子这个状元、博士、全才、奇才根本就讲不通。而他在读到傅文之后做出的选择恰恰就是要当泼夫，不仅自己撰文反击，而且还组织人力，在新语丝上围剿傅杰。
1999年11月30日，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答傅杰〈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该文的主旨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为自己“冤枉了余英时”开脱责任；第二，证明自己不是无知，而是有知。看看他是怎么为自己开脱责任的：
“如果傅先生所言内情属实，则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责任不该由余英时本人来负，我可以收回在这一点上对余英时的指责。但是也仅仅限于这一点。如我前面所言，这不过是偶然发现的一个小插曲，不涉及对《互校记》正文的批评，对论证和结论都没有影响。把有关的第二节完全删去，也不影响论证的完整性，我对余英时罗织罪名、强词夺理的‘互校’的总体批评仍然成立。”【71】
方舟子能够宣布取销余英时“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责任”，对于他来说，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即使考虑到他还要吝啬地加上那么一句“也仅仅限于这一点”。但是，你方舟子自己的责任——无端骂人家“欺诈”、“下作”、“不知羞耻”——，就不要追究了吗？并且，文章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到底“是谁冤枉了余英时？”怎么就没有答案了呢？
方舟子当然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他不好意思说出口而已。他的这句话，“我并不指望他能遵循出版界的惯例，对编辑工作的失误向作者和读者道歉”，就是要告诉读者：是傅杰或者远东出版社“冤枉了余英时”，他们应该向我方舟子道歉，因为他们“工作的失误”导致了我在全中国学人面前出了个天大的洋相。那么，以方舟子锱铢必较的性格，他怎么会对别人的“失误”轻轻地放过，竟然“不指望”人家道歉了呢？那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受到这个“编辑工作的失误”伤害的“作者和读者”，只有孤零零的方舟子一个人。这才叫孤掌难鸣、孤证不立——方舟子还没有弱智到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那么，“把有关的第二节完全删去”，真的如方舟子所说，“不影响论证的完整性”吗？当然不是。因为贯穿方文中的那个“假充内行”的满满信心，那个“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的凛然大义，那个“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的岸然道貌，主要就是来自这一节。实际上，删去了此节，方舟子就不能在第一节说余英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不能在第三节嘲笑余英时“为了避免‘刺激性’，连题目也改了，至于原来是怎样一个有刺激性的题目，是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就不能在第四节说“余氏在跋语中也大略引了这段话，只不过略去了中间的举证，并且想让读者误以为这是郭沫若自己所写”这样的话了。所以，方舟子一定要把这个讨论《互校记》跋语的文字放到“对《互校记》正文的批评”之前，并且要把它以《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为题，迫不及待地提前发表出来，并且十余年来一直挂在新语丝网站上，舍不得“删去”。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了第二节，《中华读书报》记者王洪波就本能说《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是“对于‘郭沫若是否抄袭钱穆’公案的考证”【262】，“方舟子妻”刘菊花也“才不会发出这样惊讶的赞叹”，说它“考证极有说服力”、“有文如斯，所谓学术规范不要也罢”【96】，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苏青也不会说方舟子有“一代才子的大家气象”【296】。而那样“用思辨的方法”写成的文章，也不大可能让《书屋》“特辑”发表。所以说，方舟子想要为自己开脱“冤枉了余英时”的责任，并没有他自己想象得那么容易。
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答案就更明确了。《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与翟、耿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的主要区别，就在方文的第二节。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把第二节完全删去”之后，《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连存在价值都没有了：它的其他文字，内容不要说早已被三年前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所覆盖，就深度而言，也与人家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方舟子的文章与其说是在帮郭沫若，倒不如说是在帮自己，而且都是在帮倒忙。
在与《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作于同日的《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中，方舟子这样为《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存在价值辩护：
（翟、耿的）“这种论证方法显然是面向专家的，而且文章登载在《中国史研究》这样的学术刊物上，一般人也不会接触到。所以，虽然已有了如此佳作，余氏谬论却仍然在外行之中流行，比如，直到1998年年底出版的丁东编《反思郭沫若》一书，仍然收入了余氏的《互校记》，而未见收入反驳文章。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更通俗地向一般读者继续驳斥余氏谬论，还是有必要的。”【272】
方舟子的意思不外是说，翟、耿二人“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余氏之妄言”还不够，还需要他方舟子“从不同的角度更通俗地向一般读者继续驳斥余氏谬论”。同样道理，金庸写了《袁崇焕评传》还不够，还需要他方舟子将之缩写成《功到雄奇即罪名》来“普及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这岂不是说，他方舟子的功能，就是把别人蒸出来的馍咀嚼一番之后，再吐出来卖钱？方舟子此时尚不知道，翟、耿的文章，早在三年前就被“一般人很容易接触到”的《博览群书》摘要转载了。方舟子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会懂得这个道理：“一般读者”的水平并不是象他想象得那么低，即使他们的精神食品中不含有方舟子的唾液，他们也照样能够将之消化。倒是你方舟子，应该记住自己说的这样的话：
“有些记者的唾液更‘可能’影响人体抵御病毒的能力，你是不是该因此闭嘴？”
“有些记者的唾液更‘可能’破坏整个生物链，你是不是该因此闭嘴？”【477】
把“有些记者”改成“方舟子”，就更恰当了。
我们接着再看方舟子是如何证明自己不是无知、而是有知的。
像所有以“博学多才”自居、而实际上却薄学寡才的人一样，方舟子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人看做无知。所以，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他使用了七分之六的篇幅来论证自己的有知。好笑的是，方舟子在证明自己有知之时，却是在继续暴露自己的无知，外加无耻。也就是说，方舟子是在用新无知加无耻来掩盖自己的旧无知。
比如，傅杰说方舟子：“他似乎不知道，既然连他这样置身美国的有识之士都能觉悟到余氏的‘政治偏见很深’，所以大陆翻印余氏著作，……都是经过删节的‘洁本’”。对此，方舟子答曰：
“我当然是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国内的编辑、译者在因故对原文做删改时，一般都会在前言或译序中加以说明，这是尊重作者、对读者负责的表现。”【71】
方舟子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他有亲身体验：
“比如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我的《法轮功解剖》一书，就在编者前言中说明了‘我们在编辑时根据现在的调查结果作了一些修改’，这样，那些已读过我在海外发表的这些批判法轮功的文章的读者，再读到此书发现有不同之处时，才不会想当然地以为我的观点有变，而会考虑到编辑改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翻遍《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却找不到任何一点与编辑删改有关的提示甚至哪怕是暗示。”【71】
方舟子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行”的“我”，与名扬中外的学者余英时相提并论；拿一本只有84页的小册子《法轮功解剖——一位海外学子的立场》与学术著作《钱穆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这自我感觉真不是一般的好。我们固然无法为远东出版社“编辑删改”的行为辩护，但是，你方舟子自己就一点儿责任也没有吗？傅杰先生明确地说，《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有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的序文，“对该书的结集缘起和包括《互校记》在内的各篇目皆有说明”，难道你没有读那篇序文吗？对此，方舟子答曰：
“我读了，这篇序文除了提到《互校记》一文在收入《犹记风吹水上鳞》时在行文方面有较大的修改（据《互校记跋语一》乃是作者自己（！）改的），又何曾提到在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时的删改？全书对编辑删改没有任何说明，却要求一名普通读者在阅读由海外内销的著作时始终保持警惕是否由编辑做了删改，未达到此要求的读者就成了对部份国情‘隔膜’，这种要求，不能不说是极其苛刻的。”【71】
显然，方舟子“我读了，这篇序文”是发生在“我读了，傅文”之后，因为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中，他自己就坦白说，“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实际上，余氏序文中的这段话，就差明明白白地说“《钱穆与考据学》的作者不是郭沫若”了：
“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袭钱先生的著作的事实，是现代学术史上一重极有趣的公案。……后有人诬指《先秦诸子系年》由抄袭而成，更为学术史添一趣闻。”【453, p.240】
假如方舟子在大骂余英时“下作”之前读过这段文字，但仍旧非要咬定余英时“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的话，那他或者是“阅读水平过低”，或者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可是，在真的“我读了，这篇序文”之后，方舟子却不敢提这段话了，所以只好“故作迂痴”，绕圈子说什么“除了提到”、“又何曾提到”。怎么知道方舟子在“故作迂痴”地绕圈子呢？原来，在文章的最后，当方舟子要证明远东出版社删改余文删改得不合理时，他把上面这段话找出来当作证据：
“会去阅读《钱穆与中国文化》这种‘学术集林丛书’的读者，即使是外行，有几个不知道‘《十批判书》的作者’是谁？‘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隐得了吗？况且也隐得不干净，在同一本书的第240页，就赫然写着‘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袭钱先生的著作的事实，是现代学术史上一重（方按：原文如此）极有趣的公案。’如此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隐名，再加上误导读者的删改，是只能让外行更加轻信了余氏的论断。所以，这种删改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而其后果也就只能是反而增加了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71】
方舟子应该知道，他的那些什么“如此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隐名”，什么“隐得了吗？况且也隐得不干净”，就像是抛到天上的屎盆子，最终都会扣到他自己的脑袋上。不过，这种自戕的把戏，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因此除了认定他的无知之外，不能不认定他的无耻——无丝毫羞耻之心。也就是说，方舟子明明知道傅杰骂他无知骂得有理有据，但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却要把自己无知的责任推到对方的身上——用他的“同伙”萧为研究员的话说就是，“傅杰及其同伙诱导方舟子犯错误”。【464】
更为好笑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有知，方舟子还在文中分别给傅杰和余英时的文字挑出了一个语言学方面的错误，如上文中，在“一重公案”的“重”字之后，加上“方按：原文如此”这六个字。显然，方舟子以为余英时是用错了量词。这位语文状元、诗人大概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诗句：“若将明暗分迷悟，公案从今又一重。”其实，如果仅仅是没有听说过这首诗也就罢了，他实际上连“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好像都没有听说过，所以他竟然敢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修改文章。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方舟子说：
“傅先生承认‘《钱穆与中国文化》并没有注明删改情况’（准确地说应是‘没有注明有过删改’）”。【71】
笔者翻来覆去地看这句话，想要搞明白为什么方舟子的半句话会比傅老师的更“准确”。我的结论是，方的句子不仅不“更准确”，反倒是“更笨拙”、“更愚蠢”。
我们再看看方舟子的反驳之二：
“傅文论证我之无知的第二个理由，是‘不知在批判余文之前，也同样去核对一下台北版的原书’。这个要求同样是苛刻的。既然《钱穆与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地方注明有所删改，我怎么想到有必要去核对台北版？台北版早出，上海远东版后出，按常理自然以为当以后出者为准。即使我核对过了两个版本，发现后出者有删改，又怎么知道不是作者自己删改的呢？”【71】
假如方舟子不说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假设他不知道台北版的存在，所以没有去查阅该书。而他既然把话说明白了，我们也就知道了底细：他出丑闹笑话，根源就在于无知，并且是大大的无知。这是因为，在校勘学中，并非“以后出者为准”。恰恰相反，越早的版本，越有“为准”的价值。关于这一点常识，根本就没有论证的必要。
方舟子证明自己有知的另一个证据是这样的：
“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了不少读者的电子信函，《书屋》编辑部据编辑告知也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应，这些无疑更能代表普通读者，但对拙文的读者反应虽然各式各样，在傅文出来之前，我还不知道有哪个读者怀疑过我的阅读能力的。”【71】
前面提到，这样的“方氏逻辑”，方舟子在其后来的“打假史”中反复使用。例如，2001年底，方舟子在与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柯志阳辩论时，就抛出了这段话：
“世界各地阅读新语丝网站的生物学专业人士不计其数，如果我这段话有专业问题，是公然撒谎，我的信箱早被纠正信塞满了，哪里用得着一个学‘文史哲’的出来？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专业人士来指教我，难道这里面也有阴谋？”【478】
到了2004年底、2005年初，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辩论转基因问题时，使用了同样的逻辑来证明自己是有知的“内行”：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到哪个生物学家认为我这个类比有硬伤，虽然有很多生物学家在读我的文章”。【479】
“新语丝网站在华人生物学家中那么受关注，全世界那么多华人生物学家在读我的文章，有的还对我非常不满、巴不得我闹笑话，如果我敢在生物学问题上胡说八道、‘冒充专家吓唬外行’，轮得到一个生物学学士来教训我？”【480】
2007年，中医黑方舟子在中国社会幸皆獾脚溃堆镒油肀ā贩⒈砹艘黄恼绿馕斗街圩用蛔矢裰冈鹬幸健贰６源耍街圩印胺凑稹钡溃�
“我发表过十几篇剖析中医的文章，马上又要出一本剖析中医的书，而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人具体指出我对中医的理解犯了什么知识性错误，难道这还不足以表明我对中医有一定的研究？”【481】
显然，假如傅杰老师当初不曾邪刺杀出的话，那么，“方舟子拥有过硬阅读能力”也一定会被他当作是一个已被证实的“事实”的。
4、老夫子大意赍盗粮
前面提到，方舟子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虽然说“我可以收回在这一点上对余英时的指责”，但他却强调“但是也仅仅限于这一点”。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向无端遭到痛骂的余英时道歉。方舟子这么做，当然是由其“永不认错”、“决不道歉”的本性决定的，但是他当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
原来，傅杰在《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中，提到“北京的《中国史研究》、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都曾发表文章，对余说进行了驳斥。”根据这个线索，方舟子找到了翟清福等人的文章。看看方舟子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是怎么说的：
“傅先生虽然向我指点了两个先例，却不注明具体发表日期，甚至吝啬到连年份都不给。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是不可能逐期去翻检的，《中国史研究》那篇倒是很快找到了，是登在1996年第3期上的翟清福、耿清珩二先生的文章《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这的确是一篇有理有据、说服力非常强的好文章，如果我早点知道它，对写作《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会是很好的参考。不过，跟拙文主要用思辨的方法不同，它采用的是考据的方法，就余文所举的几个例子，详细地考察郭、钱和前人的论述，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余氏之妄言。”【71】
也就是说，傅杰告诉他已经有人作过相关研究、并且连刊物的名称都告诉他了，方舟子还嫌不够，竟然抱怨人家“吝啬”。你方舟子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在《功到雄奇即罪名》中，不也是只给出“近世中国秘史”、“明纪”、“朝鲜仁祖实录”这类书名，“吝啬到连其中的哪卷哪篇都不告诉”吗？更何况，傅杰不过是顺便提及此事，而你却是郑重其事地给出参考文献，到底谁更吝啬呢？所以，那位被方舟子讥为“网上钱学家”的人感慨道：
“舟子不仅从傅杰的文章中知道了搞学问应该依据‘第一手原始资料’，还知道了早在他之前已经有翟、耿二氏批驳过余英时。但是，他不但不感谢人家指示给他治学的方法、规矩以及了解此一事件的有关线索，而且居然进一步指责人家不肯把翟、耿二氏文章的具体出处标明。这就不免像某些乞丐的品性了：不但不感谢主家施舍食粮，还谩骂人家不肯带他下馆子。而傅杰先生呢，不是看轻而是过于高估了方某的阅读范围、研究能力以及学术涵养：他以为这舟子既然专文批驳余某，必然早知道已有翟、耿二氏批判在前，因此简单点一下即可，却不知，方某人压根儿就不曾理会‘已有的研究成果’（丁东所谓ABC，小儿科），甚至两年前尚且不知有此一段始于五十年代的学术公案。所以，你不详细注明，他又怎么会不怪你呢？看来，傅杰先生的点出《中国史研究》，真不啻赍盗粮矣！”【482】
傅杰“赍盗粮”的直接后果，就是方舟子的《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一文，它与《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同时发表，也是方舟子拒不向余英时道歉的直接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方舟子说：
“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一文中，我才答应可以为余氏摘掉‘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帽子，现在只好再给他戴了回去，而这回要再摘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272】
原来，方舟子在得到傅杰提供的线索之后，又“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但这次却没有“翻遍了郭沫若文集”，而只是找到了翟、耿的文章，然后再完全根据这篇文章，写成《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而方舟子既然掌握了余英时“诬陷郭沫若”的“新铁证”，他自然无须为那些无中生有铸造而成的“旧铁证”道歉了。这是方舟子“打假”时惯用的另一个“方氏逻辑”：只要我抓住你的一点瑕疵，我就可以据之将你全盘否定。
那么，这些“新铁证”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互校记》中，余英时共举出了十二个例子来证明郭沫若抄袭钱穆，第十二个例子就是“吕不韦与秦始皇”。余英时说：
“关于吕不韦与始皇的关系，钱先生有特别的考证，他否定了始皇为不韦子之说，否定了不韦荐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郭沫若便抄袭了这些见解而大作其翻案文章，遂有所谓‘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453, p.108】
“吕不韦与秦始皇”这个例子，又分成三个小部分，分别是“不韦非始皇之父”、“不韦与嫪毐”、“不韦与始皇为政敌”。在排列了郭、钱的文字之后，余英时说：
“这一节乃是《十批判书》中最严重的抄袭。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但论断则不然。更明显的是《系年》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不是‘巧合’了。”【453, p.112】
原来，钱穆在《系年》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长保富贵邪？抑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始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亡也。”【483, pp. 453-454】
而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则写道：
“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吕不韦自己有意编造，他想用以暗示始皇，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父亲，应该使他长保富贵。第二种认为是吕氏的门客们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使天下人知道秦国是比六国先亡。”【484, p.342】
余英时在《互校记》中，基本上照录了上面两段文字，但出现了三处错误：第一处，把《系年》中的“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抄为“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第二处，把《系年》中的“秦先六国亡也”抄为“秦先亡六国也”；第三处，把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第一种认为是”抄为“第一种是认为”。（香港版、台湾版和上海版《互校记》此三处完全相同）。
实际上，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以下简称“郭文”）一文，方舟子曾提及此处，并且基本同意余英时的观点，即郭沫若的引文，来自《系年》。只不过是，他这样为郭沫若开脱：
“《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博学如郭沫若者就没先看过，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然而，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如果这也算是抄袭的话，许多史家也都要顶这项罪名了，谁敢保证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而不是从别的著作辗转得来的？钱穆自己就那么清白？”【294】
也就是说，在1999年4月，方舟子认为，“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不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也不算抄袭”。这个观点出自一个“文抄公”之口，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此“文抄公”后来专门以打彼“文抄公”为业，并且摇身一变，成长为“打假斗士”，则其荒唐可笑，不言而喻。而方舟子在上面引文结尾处提出的那两个问题，则是典型的胡搅蛮缠：钱穆是否清白是另一问题，但现在法庭审理的是郭沫若是否清白的案子。就算钱穆不清白，难道就可以勾销郭沫若的不清白吗？学术难道不是天下之公器，而成了私下的交易物品了？
当然，对方舟子来说，狡辩、诡辩属于家常便饭，我们此时只需要记住这样的事实：方舟子在八个月前，是认同余英时的考证的。但是，当他找到翟、耿的文章之后，这一切都变了，这个例子立即变成了“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原来，根据翟、耿的考证，所谓“《读书后记》”是这么回事：
“《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余英时把《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是从《十批》抄来的。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余英时不知道王世贞有《读书后》一书，可能觉得《系年》引作《读书后辨》不通，就想当然地跟着《十批》改为《读书后记》。钱穆撰写《系年》时，是否看过王世贞《读书后》原书，我们开始不敢遽下结论，只觉得《系年》原版及增订版均作《读书后辨》，看来这个书名并不是手民误植，而是钱穆本人所定。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书名。《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这段原来无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记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后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458, pp.4-5】
这段考证，不仅极具功夫，而且极具“笑果”：钱穆、郭沫若、余英时乃是中国史学界响当当的三位“大家”，而他们却都在同一个问题上栽了个大跟头。这说明，“大家”说的话、写的文字，也不可全信。当然，这段文字还揭开了方舟子所谓考证的真相：他不过就是在余英时的引文中翻来覆去地寻找漏洞，却连钱穆和郭沫若的原著都没有核对，更不要提查找什么《史记志疑》了。
无论如何，方舟子在读过翟、耿的考证之后，如获至宝，于是兴冲冲地写成了《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认定余氏故意栽赃陷害。问题是，这个例子是翟、耿发现的，他们二人并没有据此说这是“余英时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你方舟子又何德何能，作此宣判呢？我们且看看方舟子是如何推理的：
“当余氏互校《十批》和《系年》校到此处，当然发现郭、钱二人对王世贞著作的叫法不同，若让读者发现了这个不同，这条抄袭的‘铁证’也就泡汤了。怎么办？偷偷地改！余氏想必也没读过王世贞这本书，也不知道正确的书名是《读书后》。将《读书后记》和《读书后辨》这两个名称比较，看来前一个更象是书名。于是余氏竟然让他的老师钱穆倒过来抄袭郭沫若，把《系年》原文中的‘《读书后辨》’改成了‘《读书后记》’，以与《十批》相一致。于是在余氏的笔下，《系年》的这一条便成了：
“‘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
“而余氏自己评论时，也用的是《读书后记》这一继承自郭沫若的错误，可见绝不能怪给‘手民误植’。余氏注明这一条引自《系年》原版第453页，可惜，在《系年》原版中并没有欺师灭祖的这一条‘读书后记’。不知这是余氏蒙着老师的犯上作乱呢，还是老师虽然知道而忘了与之配合，在《系年》所有版本中，包括原版、增订版和最新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在此处都令人尴尬地写着：
“‘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卷第567页）
“在全集该卷的书名索引中，也明明白白写的是《读书后辨》，而没有《读书后记》，当然也没有正确的《读书后》。至此，余氏故意偷偷篡改引文误导读者以诬陷郭沫若的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料想他本人也是不信郭沫若抄袭钱穆的，否则何须如此下作？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一文中，我才答应可以为余氏摘掉‘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帽子，现在只好再给他戴了回去，而这回要再摘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已比较过台北版和上海远东版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对此引文的篡改一模一样，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丛书的编委这回没有机会来顶替余氏戴帽。”【272】
从上面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发觉方舟子的兴奋和激动。是啊，这次可是今非昔比了。方奇才“已比较过台北版和上海远东版的《互校记》”了，而且还查过“《系年》所有版本”了，铁证如山了，铁案难翻了，谁如果再当众抽我的脸，“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方舟子高兴得可能太早了。这是因为，学术研究的实质不过就是通过搜集来的证据而得出合理的结论，而连接证据和结论的纽带，就是逻辑。那么，在方舟子所掌握的证据和得出的结论之间，是否有一条严密结实的逻辑纽带呢？当然没有。余英时把钱穆的“读书后辨”改作“读书后记”，有可能是有意的，也有可能是无意的；如果是有意的，他的目的也并不一定就是要栽赃陷害。翟、耿二人在查出“读书后记”真相之后，只是点到为止，说余英时“抄”郭沫若、是作“随心所欲的‘互校’”，并没有提出“栽赃陷害”的指控。而方舟子却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之前，就声嘶力竭地高喊什么“铁证”，恰恰说明这是方舟子不学无术的“铁证”。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像是在能见度只有一公里的天气，翟、耿说，他们看到了八百米外的汽车，而方舟子却吵吵嚷嚷地说：我看到了十里之外的奔马。
三、思辨子虚，考证乌有
1、是思辨，还是诡辩？
话说方舟子在写完“郭文”的第二节之后，自以为打败了对手，于是乘胜追击，带领我们“回头再来看正文”——也就是要为这桩抄袭案进行正面的辩护。可是，在说过这句话之后，方舟子又花了两千多字的篇幅——占第三节的一半——在“正文”之外转悠，就是不肯进入主题。例如，在“回头再来看正文”之后的第一自然段（大约四百字），方舟子仍旧喋喋不休地讨论余氏的第一跋，说《互校记》是“政治宣传”、动机“不纯”。其实，对于了解余氏的人来说，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根本用不到你饶舌；而对于不了解余氏的人来说，方舟子的所说又全是臆断之辞，根本就没有什么说服力。更可笑的是，方舟子根据那个远东版嘲笑余英时“不好意思”提及原文的题目。其实，台湾三民书局版余氏第一跋的开篇就说，“这篇文字原题为《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不好意思。实际上，即使根据远东版，看余氏在跋语中一再强调“《十批判书》作者的攘窃铁证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我的意见并无丝毫改变”，任何人也都不会产生他连原文的题目“都不好意思提了”的想象。由此可见，方状元的阅读理解能力不是一般的低，而是低得惊人。而他那贫乏的想象能力，居然能够被如此低下的理解能力刺激出几点火花——“也算一奇”。
在香港版《互校记》中，“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有如下几条：
1、“无由辩赖”【449a, p.22】，台北版改为“无由辩解”【450, p.104】；
2、“郭沫若却竟腼颜地说”【449a, p.23】，台北版改为“而且还说”【450, p.106】；
3、“更把他抄袭的痕迹暴露得清清楚楚”【449a, p.23】，台北版改为“更显然是概括钱氏的论证而来”【450, p.108】；
4、“郭氏窃据钱先生这些重大发现为己有，其无学术道德之程度真可以说是空前而又绝后了”【449b, p.6】，台北版改为“郭氏竟攘为己有，然后加以推演和穿凿，……其著书之不德，弥足惊人”【450, p.113】。
5、余氏修改最多的是这样一段话：
香港版：“郭沫若学虽不博而名却甚高；方法虽不谨严，但也不会有人疑心他抄袭。现在我们把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的真面目揭开一看，原来他竟是一个大胆的‘小手’。这对于那些崇拜郭沫若的纯洁青年朋友们应该有点益处吧！”【449c, p.6】
台北版：“郭沫若也可当‘博学高名’之称，方法虽不谨严，但无论如何不会有人疑心他抄袭。现在真相如此，殊出意表。”【450, p.124】
显然，因为余氏自承有些语句“过分轻佻刻薄”，导致根本就没有见过香港版《互校记》的方舟子产生了过分的想象，他于是猜测说什么“至于原来是怎样一个有刺激性的题目，是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用了不知怎样的‘过分轻佻刻薄’的话去招惹人家的”。实际上，与三十多岁的方舟子泼夫般地辱骂年近古稀的余英时相比，二十多岁的余英时在讥讽花甲之年的郭沫若时，可谓相当“文明”。
方舟子在说出“我们回头再来看正文”这句话之后的第二段（大约三百字），仍旧是在“正文”之外转圈圈，其中的点睛之笔是这样一句话：
“一般来说，如果作者有抄袭的恶习而又能得逞，就不会偶尔为之偿到点甜头就洗手不干，也许正是据于这一原因，余氏才要我们对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大有发起一个全面清算郭的抄袭行为的群众运动之势，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余氏的这篇文章，又何曾有人揭发郭的其他抄袭行为？”【294】
显然，方舟子这段话的前半部分乃是他对自己文抄公生涯的总结：而那后半句话，则是他对自己今后“打假”生涯的铺垫：如果没人批评我，那就证明我的一贯正确；如果没人揭发我抄袭，那就证明我不是文贼。
最为好笑的是，方舟子在第三段（约八百字）辩着辩着，竟顺嘴说出这样一句话：
“即使郭抄袭《系年》，也仅限于文献史料这一方面，又哪来的‘全面的’、‘根本的’？”【294】
这岂不是相当于说：“郭沫若犯有抄袭文献资料罪不假，但你余英时的其他指控不能成立”吗？如果方舟子真的是那么想的，也是那么说的，倒也罢了。而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不过是想通过否定余英时的其他指控来全盘否定余英时提出的所有指控。这实际上是方舟子处于黔驴技穷状态时的最明显特征。两年后，方舟子故伎重演，用同样的手法来为抄袭犯陈章良辩护：当杨玉圣告诉方舟子陈章良抄袭案“不仅抄了文字，也抄了数据、结果”时，方舟子反驳道：“但看他现在写的文章，也不过是指控‘在主题、方法，甚至摘要、导言部分都与洋人的那一篇相似’，哪来的数据、结果？”【485】笔者曾这样评论方舟子的逻辑：
“这就象是一个为小偷辩护的律师，在检方证明小偷嫌疑人不仅偷了面包香肠、还偷窃了钱财之后，他反问检察官：‘哪来的金银、珠宝？’”【394】
总之，方舟子迟迟不肯进入“正文”，乃是因为他明白，这个案子从正面反驳困难重重——《真相》一文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从得知余氏的指控，到文章的正式发表，前后花费了至少六、七年的时间【459】，而无知无识连古代汉语阅读能力都未达标的方舟子却痴心妄想，要在几天之内一举推翻余氏的结论，简直就像是蜀犬吠日一般——，因此他只能从侧面来寻找余氏的漏洞，以达到诡辩的目的。
果然，在兜了几个大圈子之后，方舟子又回到了原点，抓住余英时所说的“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这句话不放：
“余氏自己也知道‘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是抄袭’，所以还要证明论断也是抄袭才算是铁证。我前面已说过，郭、钱二人史观大相径庭，二书宗旨也大异其趣，论断是绝无可能是‘全面的、根本的’抄袭，余氏自己就举了几个《批判》批驳《系年》的结论的例子，白先生也举过这样的例子说明《批判》比《系年》高明。那么余氏所举的那些他认为属于连论断也抄袭的例子呢，我看可分为三类：：一、余氏以为二书见解完全相同的，其实有所不同……二、两本书都袭用前人说法……三、属于常识判断”。【294】 本来，方舟子若能真的撇开“资料的”抄袭例子不谈，而专就郭、钱“见解的”不同展开论述，他是有可能象翟、耿二人那样，有所斩获的。可是，由于他的史学知识严重不足，对于郭、钱二人的“见解”源流一无所知，因此他对余氏所说根本就无法做出合理的剖析和正确的判断；再加上他极其懒惰，只满足于“仅就余氏所引而言”，连《系年》和《十批判书》的原文都不肯花工夫去查看一下，于是他只能在余英时的文字中转圈子，除了搞一些胡搅蛮缠的“思辨”之外，就是又绕回到“资料的”问题上去咬文嚼字。
2、是考证，还伪证？
方舟子所说的第一类“其实有所不同”，是《互校记》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漆雕开”。余英时说：
“《十批判书》中有两处说到漆雕开，一在‘孔墨的批判’中，一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都抄自《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辨二九‘孔子弟子通考’及考辨一六三‘诸子捃逸’两条。我们先把郭沫若的‘考据’归纳于下：[引文略]试看郭沫若除了把《系年》中的资料做了一番‘新’的排列之外，曾经增加过半分新的资料吗？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袭用了钱先生的几项结论外又几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吗？这样的抄袭是一望而知、无由辩解的。”【450, pp.102-104】【453, pp93-96】
余氏的“归纳”长达一千余字，此处无法全引。但其中他列举钱、郭二人对《韩非子》的引用如下：
钱氏：“韩非又云：‘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达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谓廉而礼之。’”【450, p.103】【453, p.95】
郭氏：“韩非 《显学篇》……又言‘漆雕之议不色挠不自逃，行曲则达于臧获，行直则怒诸侯’”【450, p.102】【453, p.94】
核对二氏原文：
钱氏：“《韩非•显学篇》云：‘孔子之死有漆雕之儒。’……韩非又云：‘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違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谓廉而礼之。’”【483, p.74】
郭氏：“《韩非•显学篇》……又言‘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違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虽同一有姓而无名，亦当是漆雕开。”【484, p.72】
显然，余英时在抄录引文之时相当随意，不仅标点符号任意改动、增删，而且还有文字遗漏。不过，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余英时竟然把钱、郭二人抄录的“行曲则違于臧获”中的“違”字抄成了“達”字，结果使《韩非子》词不达意。原来，“行曲则違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这句话，在古书中不仅无异文，而且无异义，其意思是：“自己的行为不对，对奴婢都要避让，自己的行为正直，对诸侯也当面怒责”【486】，或“己行而不合于仁义时，则虽臧获之下贱亦必避之；己行而合于仁义者，则虽诸侯之尊亦必责之”【487】。而按照余大师的改篡，其意思就完全相反、甚至不知所云了。可笑余氏的误抄，不仅逃过了余氏自己的眼睛长达四十多年，而且还逃过了香港《人生》杂志、台北三民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编辑，甚至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作者的眼睛。而伪状元方舟子当然更不可能发现这一罅漏，所以他只能隔靴搔痒、吹毛求疵般地评论道：
“其实两书所引史料排列次序不同、引文详略有异，‘这样的抄袭’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读者如果看到先秦古文就头疼、不愿仔细比较两书引文而被余氏的气势所吓住，那是很容易接受其断言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点，一句一句地比较下去，即使手头无原文可对照，仅就余氏所引而言，就会发现《批判》并非没有增加半分新的资料，也并非不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形与刑通’、‘盖启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启字，及启刊入正文，而则启误认为后，更转为后也。’、‘这一派既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分可能。’、‘孟子又说：“北宫黝似子夏”，大约这位北宫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是一位儒家了。’这几点，就都是《系年》所无的资料、意见。”【294】
事实是，“仅就余氏所引而言”，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明引了如下文献：《孔丛子•诘墨篇》、《韩非•显学篇》、《论衡•本性篇》、《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班固注、《孟子》。而这些文献，都曾被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引用（当然不限于这些）。“资料”这样吻合，虽然不能确证郭沫若抄袭钱穆，但至少能够证明余英时所问，——“试看郭沫若除了把《系年》中的资料做了一番‘新’的排列之外，曾经增加过半分新的资料吗？”——并非无理。
那么，方舟子所举出的“《系年》所无的资料、意见”是怎么回事呢？且看第一条“形与刑通”。“仅就余氏所引”，《十批判书》中此处的上下文是：
“第四，‘漆雕形残’。孔丛子诘墨篇引作‘漆雕开形残’，形与刑通，漆雕之为漆雕开，殆无疑问。唯因何而‘形残’，事无可考。《韩非•显学篇》儒家八派中有‘漆雕氏之儒’，又言‘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違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虽同一有姓而无名，亦当是漆雕开。”【484, p.72】
而《先秦诸子系年》则说：
“《韩非•显学篇》云：‘孔子之死有漆雕之儒。’……韩非又云：‘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達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谓廉而礼之。’……墨子《非儒篇》云：‘漆雕形残’，《孔丛子》作‘漆雕开形残’，则知《韩非》漆雕之为漆雕开也。”【483, p.74】
应该说，即使只有一处这样的相似，其抄袭嫌疑就已经相当大了，更何况这只是余氏所举的十二个例子中第一个例子里的一小部分。郭沫若之所以在文献之内插入“形与刑通”这句话，乃是因为他要“追究”“孔门弟子帮助乱臣贼子的罪状”，说漆雕开派“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分的可能。”【484, p.72】而《系年》的目的不过是考证孔门弟子源流。考证的目的不一样，当然会有不同的文字。只不过是，余氏在“归纳”郭沫若的文字之时，没有如方舟子所说的那样，把这处“《系年》所无的资料、意见”用删节号略去，结果给方舟子留下了一个空挡。
其实，“形与刑通”完全是郭沫若为了证成己说所发的一家之言。据《说文解字》：
“刑：罚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声。户经切。”
“形：象形也。从彡幵声。户经切。”
也就是说，这两个字除了音“通”之外，再就没有相通之处。这样的“意见”，当然是“《系年》所无的”了。
我们再看看“盖啟原作启”是怎么回事。《十批判书》云：
“《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孔子弟子漆雕啟後’，啟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後乃衍文。盖啟字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啟字，及啟刊入正文，而则启误认为后，更转为後也。”【484, p.72】
而“仅就余氏所引”，《先秦诸子系年》说：
“《汉志》有《漆雕子十三篇》……班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後’，宋翔凤《论语发微》谓後字当衍，是也。（又前面尚有双行注云：‘宋氏《过庭录》谓：吾疑启字之讹。啟古字作启，漆雕子名，避景帝讳作开。’）”【483, p.75】
显然，郭沫若所说的“盖啟原作启……”之句，并非如方舟子所说，“都是《系年》所无的资料”。恰恰相反，它们“都是《系年》所有的资料”。而方舟子之所以敢于遽下断言，就是因为他只会在余氏《互校记》中打转转，因此跳不出余氏的窠臼。
实际上，方舟子想要通过从《十批判书》中找出几个“《系年》所无的资料、意见”，来证明郭沫若没有抄袭，其本身就十分荒谬：鉴定抄袭案，当然是要比较二者相同之处，而不是不同之处。这就像是侦探到盗窃嫌疑犯家中搜索赃物，自然是要寻找与失主报失的东西相似的东西，而不是寻找与之不同的东西。假如失主报失的物品是首饰，而侦探却报告说，嫌疑人家中的饭锅与失主的不同，那么，谁都可以看出，这个侦探或者是个白痴，或者是在为嫌疑人进行狡辩。而方舟子为郭沫若所做的辩护，大致类此。
在《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中，翟清福、耿清珩就“漆雕开”例从以下两方面为郭沫若辩护：第一，在钱穆之前，梁启超等人就曾考证出“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后’乃衍文”；第二，认为郭沫若“对于问题的考辨又进了一步”，因此不能“硬说都是抄袭《系年》”。【458, p.10】这样的辩护，其底层逻辑就是：第一，郭沫若的说法可能来自其他书籍；第二，郭沫若只要不是抄袭钱穆就不构成抄袭；第三，郭沫若有自己创新的地方，因此超越了钱穆，而不是抄袭了钱穆。这三条逻辑的漏洞是非常明显的：郭沫若如果真的参考了其他人的著作，他也应该明示出来。难道抄袭梁启超就不是抄袭了吗？再者说，余氏所举的例子达十二条之多，郭沫若每条都与钱穆大致相同。难道郭沫若每条都是跑到钱穆的上游去寻找资料吗？至于郭沫若的创新之处，其实很容易理解。郭沫若想象力丰富，在已有的资料之上，作些发挥，易如反掌。假如因此就能够证明抄袭案不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试想这样的情况：一个小偷在偷窃了项链之后，在上面加刻了自己的名字。难道这就能够证明这条项链不是赃物了吗？
3、“常识”来自无知
方舟子为郭沫若辩护的第二类例子就是“不韦非始皇之父”，已见上节，不赘。
方舟子的“第三类”例子“属于常识判断”。他挑出来的唯一例子是“荀子年十五之齐”。原来，关于荀子到齐国游学时的年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五十岁，一种是十五岁。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采“荀子年十五游学于齐”的说法，并且注曰：
“此据《风俗通·穷通篇》，‘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史记·荀传》及刘向《序录》作‘五十’。荀子晚年及见李斯相秦，‘五十’失之过早。且‘五十’不得言‘游学’矣。”【484, p.218】
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荀卿年十五之齐考》中则说：
“《史记•荀卿列传》谓：‘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而最为老师’，顾不言其来齐在何时。刘向《序荀卿书》则曰：‘方齐宣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至齐襄时，孙卿最为老师。’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则云：‘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今按三说相舛，以年十五之说为是。何者？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曰始来游学，此对后之最为老师而言，谓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据此则荀卿之齐，其为十五之年，明矣。”【483, pp.301-302】
据此，余英时评论道：
“在这一条中，《十批判书》作者不过约钱氏的考证原文为足注而已。其‘且“五十”不得言“游学”矣’一语更显然是概括钱氏的论证而来。”【450, p.108】 【453, p.99】
应该承认，如果作为孤证的话，这个例子是不能构成抄袭的证据的。它作为证据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十一个例子综合到一起时，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冯友兰在辩论老子年代问题时所说的：“现在所有的以《老子》之书是晚出之诸证据，若只举其一，则皆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书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可以说《老子》是晚出，此则必非偶然也。”【488】也就是因为如此，翟、耿二人才在“关于稷下学派和其他诸子”部分只是顺便提及这个例子。而方舟子却看不出此中的奥妙，但又自以为博学，把它单独提出来列为一类予以反驳，结果是既暴露出了无知，还暴露出了抄袭的马脚。方舟子说：
“其实这该是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结论，都说‘十五’是正常的，如果有主张‘五十’的倒有趣了，虽然胡适曾如此主张，但学界向来很少有人赞同的（见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页）。其实远在钱之前，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就已指出《史记》所说荀子‘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误，《系年》对晁只字不提，按余氏的标准，是不是也属抄袭？”【294】
怎么能够看出这段话的无知呢？首先，方舟子在抄录郭沫若的“小注”时，把“穷通篇”误抄为“窃通篇”（新语丝版与《书屋》版相同），可见这位语文状元根本就不知道“穷通”的典故。窃、穷虽然字形相似，但拼音却不相同，所以，方舟子这回不能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遮丑了：“我当时用的中文软件没有联想功能，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用拼音输入，稍有不慎，就会输入了同音错别字”。【68】
其次，关于“十五”和“五十”两种说法，并非像方舟子想象的那么简单，“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结论”。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通盘考虑荀子到底活了多长时间之外，还要考虑“游学”的意思到底是“求学”还是“讲学”、“始”的意思到底是“才”还是“首次”，等等。也就是因为如此，《古史辨》第四册中才会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如果“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结论”，岂不是说那些参与辩论的学者都没有常识？
第三，荀子五十岁游学齐国之说，并非始于胡适。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和刘向，只是到了东汉时，应劭的《风俗通义•穷通》才改为“十五岁”。胡适不过是相信《史记》的记载而已。实际上，乾隆时人汪中就持五十岁说：
“刘向叙录：‘卿以齐宣王时来游稷下，后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废。’史记六国年表载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记称卿年五十始游齐，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年当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史记所‘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说，然颜之推家训勉学篇：‘荀卿五十始来游学。’之推所见史记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为讹字也。且汉之张苍，唐之曹宪，皆百有余岁。何独于卿而疑之？”【489】
显然，除了方舟子以外，并没有谁觉得持这种观点有什么可笑。
4、先抄袭，再诬告
那么，如何能够看出方舟子抄袭呢？原来，方舟子所谓“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就已指出《史记》所说荀子‘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误”，显系抄自“孔繁《荀子评传》”。方舟子在说“虽然胡适曾如此主张，但学界向来很少有人赞同的”时，引孔繁书为据。但是，他接下来说“南宋晁公武”时，却没有提及任何来源，因此使读者觉得这是方舟子自己考证出来的。而实际上，在孔繁《荀子评传》第2页，也就是方舟子所引用的页码，明明写着这样的话：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史记》所说荀子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误。”
或许有人说，难道方舟子就不可能直接查阅《郡斋读书志》？答曰：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这是因为，孔繁所说，乃是以讹传讹——在《郡斋读书志》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话。查《郡斋读书志•杨倞荀子》：
“杨倞注荀子二十卷（袁本前志卷三上儒家类第七）：右赵荀况撰。汉刘向校定，除其重复，著三十二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称：卿，赵人，当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稷下。是时，荀卿为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后适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已而归赵。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为宣王。楚考烈王初，黄歇始相。《年表》自齐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则荀卿去楚时仅百岁矣。”【490, p.422】
也就是说，晁公武在此处连《史记》提都没提，怎么能“指出《史记》……之误”呢？ 那么，孔繁的那句话是怎么来的呢？显然是抄自上面那段汪中的引文。【489】在此之后，汪中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开始流传。除了孔繁，今人梁涛也在《荀况行年新考》中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史记》所云年五十岁，为十五岁之讹。’”【491】显然，无论是孔繁还是梁涛，都没有真的读过《郡斋读书志》，他们不过是在学舌汪中。方舟子呢？他更等而下之，反过来学舌鹦鹉。近人孙猛曾指出汪氏之谬：“按公武撰写此条题解所据盖非《史记》，乃刘向《别录》。”【490, p.423】
在读过“孔繁《荀子评传》”之后，方舟子很可能费了点儿工夫，查出晁公武是南宋人，于是大喜过望，转而指控钱穆抄袭晁公武。其实，这个宣称“《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的方奇才，根本就没有看过钱穆的《系年》。因为在《先秦诸子系年》第一版中，明明写着这样的话：“《郡斋读书志》引刘向《序》亦作十五。疑今作五十者皆误倒。”【483, p.301】而在该书1956年的增订本中，这句话依然保留。【492】
说方舟子没看过《系年》，还有一个证据。方舟子根据余英时的引文，认为钱穆在“漆雕开”条引王充《论衡·本性篇》，漏引了“在所养焉”四字。然后又在括号中说：“查新近出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这个错漏已改正。”实际上，这四个字在《系年》原版中安然无恙【483, p.459】，它们在《互校记》中失踪，是余英时在抄录时漏掉的。假如方舟子真的“看过”钱穆的《系年》，他怎么会全凭余氏的引文作出这样的判断呢？
其实，方舟子即使读过《系年》，他也没有任何可能读懂它。方舟子在指控钱穆抄袭时，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钱在《系年》自序中说：‘盖卷首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鲜。’（第48页）但我们翻检考订孔门的第一卷（占全书五分之一），又何尝一一注明哪条史料、哪点论述是从哪位前贤那里得来的?”【294】
《系年》的第一篇是《孔子生年考》，全文六百余字，近三分之二用于征引65篇文献。《系年》的第二篇是《孔子为委吏乘田考》，三百余字，引了七篇文献来考证孟子所说“孔子尝为委吏”。《系年》的第三篇是《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考》，四百余字，几乎全部是引用崔述、梁玉绳的文字。方舟子还想要钱穆怎样“一一注明”呢？其实，凡是读过钱穆《国学概论》、《国史大纲》的人，都会知道，钱氏作书体例就是在每个论断之后，用小字注明来源和根据。《系年》当然没有例外。方舟子信口雌黄，诬蔑钱穆，或者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读《系年》，或者是他面对钱穆的文言如同面对天书，不知所云。
实际上，方舟子可能连其“宗师”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也没有看过。不明真相的读者看他说“如果我们读过《批判》和《青铜时代》，就知道作者所言不虚”这样的话，一定会以为，这两部书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还“精读过”。可是，自称“对先秦思想史虽然有些兴趣，但并没有专门研究”的翟清福、耿清珩却能够两次根据《青铜时代》里的文章具体地批驳余英时，而方舟子却一次都没有具体引用《青铜时代》，只能不得要领地夸夸其谈泛泛而论，说明他根本就没有读过这本书——否则的话，那么好的证据，他怎么就没有找到呢？
总之，不论是所谓的“思辨”，还是所谓的“考证”，方舟子为郭沫若所作的辩护都不过是始于无知、终于抄袭的诳世浪言。即使是他瞎猫碰到死耗子般地摸到了真理的大门，他也不知道拍门而入。
四、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实际上，不论如何狡辩，方舟子最终也没敢正面地、明确地回答自己在标题中提出的问题：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而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回答，那么余英时、丁东一方与翟清福、方舟子一方的混战，就不会有对错、是非、胜负之分。从另一方面讲，理清这桩公案，对于正确评价郭沫若、钱穆、——甚至余英时——的学术成就，对于整顿治理当今的学术生态环境，都有相当的意义。所以，笔者下面就尝试剖析这“重”公案。
1、抄袭的三个类型
从词源学上来说，“抄袭”一词很可能来自“剿说”。《礼记·曲礼上》有这样的话：“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云：“剿，犹擥也。谓取人之说，以为已说。”当然，《礼记》的这句话也有其他解释。就算《礼记》的话含义不明确，但郑玄的话却是明白无误的。《大戴礼记》成书于西汉，郑玄是东汉人。因此，至少从东汉时起，“取人之说，以为已说”就已经被看做不道德的行为了。到了明代，有人使用“剿袭”一词来称谓剽窃他人的作品。如屠隆在 《鸿苞》中有这样两句话：“诗道有法，昔人贵在妙悟。新不欲杜撰，旧不欲剿袭。”（卷十七）。到了清代，“抄袭”一词开始逐渐取代“剿袭”。比如，在《红楼梦》中，“抄袭”与“剿袭”是可以互换的：“无端弄笔是何人？剿袭《南华》庄子文”（第二十一回）；“那些童生都读过前人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袭”（第八十四回）。
显然，“剿说”之“说”，其内涵乃是“学说”、“理论”、“观点”、“看法”。而“说”的外在包装，就是文字。因此，“剿说”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抄袭思想和抄袭文字。这与英文关于plagiarism的定义完全吻合：
“use or close imit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s of another autho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m as one's own original work.” （Random House Compact Unabridged Dictionary）.
“to steal and pass off （the ideas or words of another） as one's own”.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根据这些理解，我们可以把抄袭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类型：照抄他人的文字和思想；
第二类型：仅抄思想，不抄文字，即把别人的思想、观点用自己的话复述出来；
第三类型：仅抄文字资料，然后从中总结归纳出自己的观点。
不言而喻，第一类型的抄袭行为最为明显，因此也最容易被发现、确定。从事这类抄袭的人，一般具有懒惰、愚蠢、无知、大胆等特点；而确定这类抄袭，只要把抄袭文字与被抄袭文字罗列出来，就真相大白了。所以，此类抄袭案的侦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所抓获的，也多是些毛贼、蠢贼、谋取蝇头小利的鸡鸣狗盗之徒，因此意义不大。方舟子所谓的学术打假，主要就是干这类活计。而以他的知识和技能来看，也只适合干这个。
相对而言，第二、第三类型的抄袭行为比较隐晦，发现不易，确定更难。一般来说，从事此类抄袭的人，大多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和智商，并且相对而言，比较勤奋。由于害怕抄袭行为被人识破，他们会竭力掩盖抄袭的痕迹。他们掩盖抄袭痕迹的手法一般是：假如偷观点，就把别人阐述观点的文字修改一下，或者在原有观点之上，作一些发挥、修改；如果是偷资料，就把人家总结、归纳好的资料进行分解，然后重新排列组合。显然，作案人在完成了抄袭和掩盖抄袭的行为之后，会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至少是没有留下抄袭的确证。因此，想要发现、确定第二、第三类抄袭案，一个人需要具有相当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并且除了简单的文字、内容对比之外，还要提供大量的旁证。这些旁证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就指控人来说，他是否具有作出相应指控所需的专业水平、他与被指控人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他作出指控是否怀有学术之外的目的，等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而就被指控对象而言，他的品德如何、是否有抄袭的前科，以及其学术水平是否足以独自取得相应成绩，都会对案件的确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应该承认，上面提出的三个类型，在性质上虽然同属抄袭剽窃，但在严重程度上是不一样的。这就象同属谋杀罪也可以分成一、二、三等一样。大致说来，第一类抄袭最为恶劣，因为此类抄袭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欺世盗名。第二类抄袭的严重性与第一类十分接近，因为学术观点乃是学术研究的精髓。偷窃别人的精髓，而且还要毁尸灭迹，自然天理难容。第三类抄袭严重程度最轻，因为抄袭者之所以抄袭，主要是图省事、不肯花费力气。他们的错处在于不肯告诉世人自己脚踏的阶梯是前人修的，自己乘凉的大树是前人栽的。
古人云，大盗窃国，小盗窃钩。又云，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意思是说，此窃不同于彼窃，到底算不算窃，还要看行窃人窃的是什么东西，窃得是否成功。但是，就学术研究而言，必须坚守的底线是：“大盗小盗都是盗，大偷小偷都是偷”。不但“抄一小段也是抄”【347】，而且“不是整段地抄”也是抄——方舟子所谓“只要不是整段地照抄，也称不上什么‘抄袭’”【493】完全就是一个职业文贼的无耻谰言。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剽窃之人的侥幸心理彻底死掉。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抄袭案一般属于道德案件，而不是法律案件。这个区别十分重要，因为道德案件并没有法官会出面作出裁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秆称，每个人都是法官，多数人判断就是终审裁决。（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
2、余英时其人其事
应该说，余英时是一个争议人物。就其学术地位而言，余英时在海外华人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能够如走马灯般地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再加上能够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誉的“克鲁格终身成就奖”【494】，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地位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并且还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而某些中国人因此对余氏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界、知识界，曾出现了一股“余英时热”，甚至有“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495】这样的喧嚣。
其实，余英时的绝大多数学术著作都是用中文写成，而西方学者中，又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余氏中文著作的精奥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的走卒才敢在新语丝上对余英时及其恩师钱穆肆意辱骂。【496】
不过，余氏最受学人——尤其是大陆学人——诟病的问题不是他在中西文化的缝隙之间游走，而是其政治倾向。余英时不但政治偏见极为强烈，而且他又热衷于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学术地位来臧否近代、现代学人，以至他的很多观点，根本无法让人信服。比如，在《互校记》跋语二中，余氏一面引用王国维批评戴震校勘《水经注》时抄袭他人的话来讥刺郭沫若，一面又这样说：
“但戴校《水经注》一案，情形十分复杂，因此胡适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要为戴氏作平反，其案迄今未定。”【453, p.131】
实际上，《水经注》案，“情形”既不“十分复杂”，“其案”也非“迄今未定”。从清代的魏源、张穆，到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王国维，再到三十年代的丁山、孟森、郑德坤，再到今人陈桥驿，可以说是众口一辞，人人认定戴震抄袭案成立。胡适从四十年代起，出于某种个人目的“审理”此案，试图把水搅浑。而他的所谓考证，连在他手下给他帮忙的王重民、杨联升（余英时在哈佛的导师）、钟凤年都说服不了。对于这些内情，余英时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却故意要说“其案迄今未定”——真是居心叵测。其实，如果连《水经注》案这样的公案都不能“定”的话，那么你余英时提出这桩郭钱公案更是永远都不能“定”。【497】
与吹捧胡适不遗余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余英时对郭沫若则百般诋毁。余氏之所以如此，唯一原因就是这两个人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余氏承认，他在1949年19岁时就对郭沫若存有强烈的政治偏见。五年之后，他作《互校记》，不仅标题“刺激”，而且语言“轻佻刻薄”。所以说，不论余氏如何辩白，《互校记》都不能算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
不过，《互校记》的核心内容还是学术性质的，因此能够从学术的角度、用考证的手段来证实或证否。余英时在《互校记》中对郭沫若提出的指控，其要点就是下面这段文字：
“《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453, p.113】
按照前面提出的“抄袭的三个类型”理论，余氏的这些指控可以这样重新划分：所谓“资料性的”，就是第三类型的抄袭；所谓“见解的”，就是第二类型的抄袭；而所谓“全面的、根本的”，则显然是直逼第一类型的抄袭。
3、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郭沫若在撰写《十批判书》的过程中，极可能读过《系年》。这一点，即使没有郭沫若的自供，我们也可以根据学术研究的普通规律作出这样的推测。这是因为，诸子之学成为显学，乃是在“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前后。钱穆作《系年》，就是乘借当时的这股东风。此书在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初版，但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影响。据钱穆自己说，他之所以能够以一名中学老师的身份进入燕京大学教书，靠的就是这本书。在出版之前，《系年》的稿本曾先后得到蒙文通、顾颉刚、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498】《系年》的主要贡献，就在于集诸子研究资料之大成。也就是说，对于研究诸子的人来说，《系年》颇象登山的阶梯。研究诸子而不读《系年》，就象是有阶梯不走，偏要靠攀爬悬崖峭壁登上山顶一样。一个人在做登山运动时，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目的作出自由选择。但是，当他从事学术研究时，其自由度是极为有限的：放弃阶梯捷径不走而搞徒手攀岩，彰显的并非是他的勇于创新，而是他的无知无畏。这是因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只有一个，登堂入室，探究深奥。因此，很难想象郭沫若在写《十批判书》时，不参考《系年》。
我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十批判书》与《系年》的关系。在《系年》自序中，钱穆这样介绍自己撰写《系年》的过程：
“余草《诸子系年》，始自民国十二年秋。积四五载，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万言。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483, p.1】
实际上，钱穆在1930年到燕京大学任教之后，仍旧不时修订《系年》，仅《诸子通表》就作了半年。【499, p.162】也就是说，从开始撰写，到最后付梓，《系年》前后经历了十二年的时光。这样的撰写经历，在那个材料不易获得、占有材料就相当于占有学术研究的绝对优势的年代，是正常的、合理的。反过来说，在那个学术大跃进的“整理国故”时代，钱穆肯花那样的工夫、能够耐得那样的寂寞，益发显得难能可贵。
而据郭沫若自己说，他撰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二书“合共二十二篇，除掉四篇是旧作之外，其余都是最近两年写的，而大多数是写在赖家桥的白果树下。”【484, p.428】郭沫若以作诗成名，后来涉足甲骨、金文，所获亦丰。他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海外十年”（1928-1937）这段时间。从1937年回国之后，郭沫若几乎完全停止了学术研究。但是，他却在学业荒废了五、六年之后，在抗战时期的乡下，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写成资料极其丰富、长达四、五十万字的史学著作，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他的资料是怎么搞到的？（方舟子说“郭首先是一个古文字学家，需要对先秦文献极熟，记性又极好”，显然是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的外行之言。）
如果上面所说都属于猜测、旁证的话，那么余英时所举的十二个例子就构成了直接的证据。翟、耿二人固然驳斥了一些余氏的举证，但是其基本逻辑不过是这样：郭沫若有可能从其他人那里间接得到资料。其实，即使真的如此，余氏的指控还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是郭氏抄袭之人不是钱氏而已。看看翟、耿在《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中是怎么说的：
“我们并不认为他绝不引用二道手的材料。处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又是被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所极力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时借阅图书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有些材料引自他人的著作，或从他人著作中得到线索再查阅原书，应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458, pp.9-10】
再看看方舟子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中是怎么说：
“即使郭抄袭《系年》，也仅限于文献[资]料这一方面，……”
“《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
“如果白先生所言不虚，那么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294】
再看看第三方人士罗义俊在1987年是怎么说的：
“《先秦诸子系年》并非全无可商榷之处，但这决不掩其为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划时代的巨著’。学术界特别是治先秦诸子的至今犹受其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史料上得益于《先秦诸子系年》者就甚多，可以说，至今仍没有一部相同类型的著作能够代替和超过它。”【500, p.308】
也就是说，《十批判书》在资料上“利用”了《系年》，是无法否认的。而“引用二道手的材料”却不作说明，恰恰就是抄袭行为之一种。
假如余英时的指控适可而止，那么《互校记》应该算是一篇不错的文章——姑且不计其中的一些硬伤（下详）。但是，年轻气盛的余英时不知见好就收，反倒进一步把郭氏的抄袭说成是“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这显然把结论下到了证据之外。实际上，根据翟、耿二人的考证和辩驳，我们基本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所谓郭沫若抄袭钱穆，即使是“资料性的”，也只能说是“部分的、偶然的”，余氏的其他指控并不能成立。因为根据相似的资料得出相似的见解，乃是人之常情，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一个人偷了面粉之后，他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利用面粉蒸馒头、烤面包。而检方提出指控，只能说这个人偷了面粉，却不能说他偷了馒头、面包。因此，即使余氏真的抓住了一些抄袭“见解”的证据，也很难使人完全信服。至于“全面的、根本的”云云，更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判断，远没有事实上的证据。
其实，余氏如果不是那么急于先入为主，而是把作出判断的权力和空间留给读者，则他的目的——让人们对郭沫若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应该不难达到。可是他“不此之图”，结果被人抓住了把柄，最终连“资料性的”抄袭这项指控都被打了大大的折扣。不仅如此，他本人除了受到翟、耿的严厉批评和嘲笑之外，并且受到了方舟子的恶毒辱骂。这应该说是“自取其辱”。
应该承认，方舟子确实看出了——或者说，是出于一个职业文贼的本能，他“感觉到了”——余英时的破绽。可惜的是，由于学问浅薄、功夫不足，以及比余英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方舟子既无法在证据上、又不能从学理上证明余氏的荒谬。因此，他只能在学术的门槛之外搞所谓的“思辨”，而其实质就是泼夫骂街：你说我的宗师是贼，我就说你的导师也偷过东西，并且我还要说你是个栽赃陷害的大坏蛋。方舟子“思辨”的另一个逻辑就是：既然余氏指责郭沫若的抄袭还包括“见解的”，是“全面的、根本的”，则他只要证明郭氏的抄袭并不包括“见解的”，也不是“全面的、根本的”，则余氏的所有指控，包括“资料性的”抄袭，也就全部一笔勾销了。这其实是方舟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惯用伎俩的心理基础。对他来说，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口水仗打赢。好笑的是，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一文中，方舟子曾这样反击傅杰：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懂得讲事实摆道理而只会攻击论敌的无知，这样的批评固然痛快，却无效，而且很容易被反弹回去的。”【71】
其实，如果把这句话中的“无知”改为“无耻”，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方舟子三篇文章的总评。
就学问的深浅而言，余英时与方舟子当然不能同日而语——即使是拿1954年24岁的余学士（余英时似乎没有学士学位，但他当时的学历相当于本科毕业）与1999年32岁的方博士相比。但是，在郭沫若抄袭案这个问题上，他们得到的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那就自取其辱。从这个不可思议的殊途同归，我们应该吸取这样一个教训：一个人在作学术研究时，应该或者把自己的偏见、倾向、喜好、利益排斥之外、放置一旁，或在下结论时要特别地谨慎小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当然，如果能够两样同时做到，就更万无一失了。问题是，就人文学科而言，在研究中完全摒弃个人的情感，是极难做到的。实际上，这也是人文学科永远也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根本原因。笔者承认，在“剥方舟子的壳”时，本人就根本无法摆脱对方舟子的鄙夷之情。实际上，这种情绪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日俱增。也就是因为如此，我才要更加注意让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坚实的证据之上。
4、余英时栽赃诬陷郭沫若了吗？
余英时对郭沫若的指控固然言过其实，但是，他是否真的如方舟子所说的那样，“下作”到栽赃陷害郭沫若？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胸中确实有一股“敌忾”之气。但是，我们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互校记》是余英时24岁时的“少作”。余氏在三、四十年之后重新发表这篇文章，只是删除了一些“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但既没有全面修改，也没有重新核对引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少作’的面貌还应该保留，否则便失真了。”【453, p.1321】总之，《互校记》代表的是一个24岁愤怒青年——即时下所谓“愤青”——的学术水平。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答曰：不很高明。这么说的证据就是，《互校记》的香港《人生》版、台湾三民版竟然连他所互校的两书各是哪个版本都没有说明，仅仅给出页码。而在1954年以前，《系年》和《十批判书》都至少有两个版本：《系年》有1935年一册本《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1936年两册本《先秦诸子系年》，二版固然版式相同，但二者书名不同，并且1936年版明言是“再版”。而《十批判书》有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年一版、1950年出“改排”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新1版”、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等等。余氏作“互校”而不说明版本，其学术训练之不足显而易见。在上海远东版的《互校记》中，《系年》和《十批判书》的版本都有注明，但不知是出于编辑之手，还是余氏自添。不论是谁添注的，该文称《系年》引文“依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九年版”，亦为大谬，因为由于战乱，该版，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颇为罕见。【501】另外，余氏所据的《十批判书》是“群益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出版的订正版”，而不是1945年的初版，也不大合乎情理。
余氏当时学术水平不高，学术训练不足，还可以从他对《系年》胡吹乱捧中看出来。显然，余氏当时对诸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十分了解，否则的话，他也不会自曝其陋。这一点，翟、耿的文章已经多有指出，不赘。余氏学术训练不足还导致他在抄录引文时十分任性，以致舛误叠出。如前面提到的“读书后”条，余氏就至少抄出了三个错误。而在“漆雕开”条，他把“違于臧获”误抄为“達于臧获”，将《韩非子》的原意恰恰弄反：“違”者，避也；“達”者，通也；二字本义相违也。由此可见，余英时在抄录之时，并不明白原文的意思。所有这些事实，对于我们判断“余英时栽赃陷害郭沫若了吗”都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探讨余氏“篡改引文”的原因提供逻辑依据。
当然，仅仅根据上面提出的证据来下结论，似乎还不足以使人信服。那么，笔者就再收集一些。笔者用香港《人生》杂志1954年版【449】、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450】的《互校记》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的《系年》【483】略作“互校”，得到如下发现：
第一，余氏在《互校记》的前言部分，引录《系年》自序262字，外加标点符号46个。余氏抄录文字没有失误，但是46个标点符号他误录了8个，连一个书名号都漏抄了。实际上，余氏误录标点符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他的新句读并不比钱穆高明。因此可以断定这些失误来自粗心，而不是有意的更改。
第二，在余氏所举的第一例“漆雕开”中，余氏抄录了《系年》的这样一句话：“汉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台北版103页。《人生》版同）。但实际上，《系年》写的是“《汉志》有《漆雕子》十二篇”（见75页），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是“十三篇”。（《十批判书》此处不误。）由此可见，余氏改钱穆的“十二”为“十三”是“径改”。（这个证据翟文也已指出，方舟子很可能没有发现，否则的话，他又该大喊大叫“铁证”了。）
第三，还是在“漆雕开”条，《人生》版《互校记》抄录《系年》（459页）引王充的《论衡·本性篇》无误，但台北版《互校记》则漏抄了“在所养焉”四个字（见104页）。本来，此条为方舟子所发现，但由于他没有看到《系年》的原版，又不曾怀疑不同版本有校勘失误的可能，便以为这是钱穆的错误，于是说什么“查新近出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这个错漏已改正。”钱氏本来没有“错漏”，怎么“改正”？
第四，仍旧是“漆雕开”条，《人生》版《互校记》抄录《系年》引《孟子》云：“思以一毫挫于人，人挞之于市朝。”但实际《孟子•公孙丑上》原文为“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台北版（102页）和上海远东版（95页）将第二个“人”字改正为“若”字。
第五，在第二例中，余氏没有明显的抄录失误。但是，在第三例中，余氏却把《系年》引的“尚法而无法”（391页）误抄为“当法而无法”（台北版107页。香港版同）。另外，这句话本来出自《荀子•非十二子》，但钱穆却把它误作出自《庄子·天下篇》。而余氏既没有指出钱穆的错误，也没有作出相应的更改。
根据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应该能够得出余氏在互校之时“相当粗心”或“不十分严谨”这样的结论。这样一来，他把钱穆的“《读书后辨》”抄为“读书后记”，其原因就至少有三种可能：第一，粗心大意；第二，“径改”老师的明显失误（当然他认为是明显失误）；第三，故意栽赃陷害郭沫若。方舟子要把这个修改说成是余氏栽赃的“铁证”，他首先必须排除前两个可能性。而实际上，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很可能是看到了这一点，翟、耿二人才没有象方舟子那样提出栽赃的指控，但方舟子却象捡到了天大的宝贝似的满世界宣传什么“铁证”，徒显其浅薄无知得可怜可笑。（注：“网上钱学家”认为余氏的更改“恰恰是高资大力者的常为惯为”，似乎过高地估计了24岁余英时的水平。）
那么，余氏故意栽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答曰：微乎其微。其实，正像傅杰所说，余氏即使“真‘下作’到如此丧心病狂，他也未必会‘下作’得如此弱智。”“网上钱学家”也说：
“余某认定了郭沫若抄袭钱穆，并提出‘内证’12条，‘外证’一小段。他这12条‘证据’，只要有一条成立，就可以证成己说，而你要批倒它，就必须像老前辈阎先生作《尚书古文疏证》那样，一条一条地把他的12条‘证据’批倒批臭，那人家自然没有话说。而你现在这个杂文作法，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余某自以为有他的12条证据做靠山，又何必在其中半条（第12条又分两项）的一个小书名上做手脚呢？他犯得着吗？他傻了？”【482】
确实，这个所谓的“赃”，对于余氏的指控来说，增之不多，去之不少。而如此栽赃陷害，谁都知道，最多能骗人于一时，总有一天是会露馅的。“文章千古事”，一时的得逞又有什么用处呢？而一旦露馅，则不仅上万言的《互校记》付诸流水，他自己也可能落得个身败名裂。这样愚蠢的勾当，弱智尚且不为，更何况“了不得的聪明”【502】的余英时了。
5、郭沫若的“《读书后记》”是怎么来的？
由“读书后”引出的故事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却被忽视了。这就是：郭沫若的“《读书后记》”是怎么来的？
显然，钱穆和郭沫若都没有看过《读书后》。由于钱穆引录的文字与《史记志疑》所引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钱穆所引实际上是转引自《史记志疑》。那么，郭沫若所引，到底是根据钱穆的《系年》，还是根据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呢？翟、耿二人显然认为是后者，因为他们说：“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学人更改古书，虽然在表面上看，不过就是大笔一挥，删增修改，随心所欲，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辨证过程。首先，这个人要发现问题，即确定古书有误，需要作出改正；其次，这个人要提出各种改正方案，然后再权衡各个方案的利弊；最后，他选择最合理的方案，把问题解决。钱穆之所以改《读书后》为《读书后辨》，乃是因为他断句失误，把“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读成“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但是，这样一来，原文就不成话了，少了谓语动词。钱穆于是又在“辨”之后添一“说”字，以使全句可读。也就是说，钱穆误以为《史记志疑》漏掉了一个“说”字，结果反倒把正确的原文改出了两个错误。
假如郭沫若读的是《史记志疑》，他又是根据什么把“《读书后》”改为“《读书后记》”呢？这个“记”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钱穆所加的“说”字，乃是一个动词，根据原文的意思，可以顺手添加。而郭沫若所加的这个“记”字，乃是书名，没有根据，是决不可能随意加上去的。而事实是，郭沫若这么作恰恰没有任何根据，至少是没有明显的根据。
合理的解释就是，郭沫若看到了钱氏《系年》，当然也看到了《史记志疑》，他或者以为钱氏的更改另有所本，或者觉得钱氏所改有合理的地方（《读书后》不像是书名），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辨之曰”没有错），于是就把“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改作“王世贞《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了。也就是说，虽然郭氏所改与钱氏不同，但钱氏的更改却为郭氏提供了线索和依据。当然，郭沫若作出那样的校改，更有可能是在耍小聪明，目的就是故布疑阵，掩饰自己此处参考了《系年》。
五、方舟子为什么要为郭沫若辩护？
1、《书屋》闹鬼
《书屋》在1999年第5期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背景颇为诡谲。该期杂志共发表了三篇“本刊特辑”，除了方舟子的文章以外，还有翟清福的《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和林康的《余英时先生其人其事》。显然，这个“特辑”是针对余英时而发的。
据方舟子说，他与《书屋》主编周实建立关系、并且决定在《书屋》上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是在1999年4月份之后不久：
“在1999年4月，我从网上读到了原载于《书屋》上的一篇评论郭沫若抄袭钱穆的文章，便撰文加以反驳。一位作家朋友向我建议将文章交给《书屋》发表，并转给了《书屋》的主编周实。据这位朋友的介绍，《书屋》虽是1995年才创刊的年轻杂志，但在国内文化界的口碑不错，并推荐了登在《书屋》上的几篇文章。我读了，觉得确实很合我的口味。周实则为了能跟我联系，特地去学习上网。这种敬业精神，在中国已不多见了。这使我大为感动，拙文虽早已被另一朋友交给别的杂志，还是去要了回来给了他。”【503】
也就是说，《书屋》的主编在发表“特辑”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来“特辑”一下郭钱抄袭案的详情——至少他应该知道翟清福、耿清珩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在知道了《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之后，再读方舟子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正常的读者至少会有两个发现：第一，方文不仅没有学术价值，它连普及学术的价值都没有；第二，方文第二节存在巨大漏洞。可是，《书屋》不但没有转载翟、耿的高水平文章，反倒是坚持发表方舟子的滥文。这就让人感到十分不解：难道一份杂志会故意发表破绽百出的文章？
更让人不解的是，翟清福当然会知道方文第二节的根本错误。但是，不论是在方文发表之前，还是发表之后，他都对此熟视无睹，一言不发。并且，在《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中，翟清福好像故意要掩饰自己三年前曾发表过《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似的，对前文绝口不提，而只是空泛地说什么“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504】研究抄袭案却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这个逻辑未免太过新奇。既然如此，翟先生在三年前为什么专门在“‘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中打转转？
1999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公正评价郭沫若》一书。《书屋》上的三篇“特辑”稿件，被这本书收录了两篇，独独没有收翟清福的《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而是用《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将它代替。《公正评价郭沫若》还收录了余英时的远东版《互校记》，作为该书的附录之一。但颇为跷蹊的是，在这个附录中，《互校记•跋语一》却被做了手脚：在余氏摘录的《钱穆与考据学》中，原来被远东版编辑删去的“郭沫若同志”、或将之改为“《十批判书》作者”的地方，又都被恢复了台北版的原样。而在该书的正文中，方舟子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仍旧在义愤填膺地大骂余英“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竟会下作至此”。这真是咄咄怪事！那么，这个手脚是谁做的呢？编者？显然不象。因为这个编者好像连他编辑的文章都没有阅读，所以他才会在《编者的话》中说，“余早在80年代就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系年〉互校记》”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无论如何，考虑到《书屋》1999年第5期是在9月出版，傅杰的文章是11月问世，而《公正评价郭沫若》出版于这年12月，再考虑到上个世纪中国出版业的出版周期一般长达一年左右，则其中的奥妙，更加耐人寻味。
所有这些线索都暗示，《书屋》在发表方文之前，就已经知道该文第二段的明显漏洞，但他们决定将错就错，“故作迂痴”，放方舟子出来咬余英时、放翟清福咬钱穆。他们很可能以为，远东版的删改，既没有出版社的说明，也没有作者的说明，则二者对此都负有责任。而不论是谁的责任，这个哑巴亏余英时算是吃定了。不过，出乎设局者意料的是，既非编辑、又非作者本人的傅杰贸然杀出，把他们的好局给搅了。
那么，方舟子是否知道远东版本的真相呢？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在1999年4月，也就是《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在《新语丝》上发表之时，他不知道。但是，在这年9月，也就是该文在《书屋》第5期上发表之时，他是否知道，就不太好说了。按照常理，一个人在知道自己的文章存在巨大缺陷时，会竭力阻止它的发表以免出乖露丑。不过，方舟子乃非常之人，因此对他的行为不宜用常理来分析和推测。事实是，尽管方舟子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版《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我希望能够修改有关段落，或者附上这篇文章以对读者有个交代”，但是，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中，《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有关段落”始终一仍其旧地挂在新语丝网站。而在2004年出版的《江山无限》中，方舟子自选了《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二文，独独没有“附上这篇文章”。由此可见，方舟子即使在《书屋》之前真的知道了远东版真相，他也会照样装傻充愣，将错就错痛骂余英时的。
据方舟子透露，傅杰的文章出现之后，《书屋》曾计划组织稿件予以反击。2000年2月，刘华杰问方舟子：
“最近你写了《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引起很大反响，能介绍一下有关背景吗？”
方舟子回答说：
“我在1999年4月写了篇文章《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试图澄清由余英时教授炮制出来的、在海内外流传颇广的‘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传闻，最先在《新语丝》网络上发表，后由《书屋》印刷发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傅杰在日本的《百年》杂志上撰文批驳我，我便又写了你提到的这两篇文章答复，社科院文学所的萧为研究员也写了篇文章支持我。这四篇商榷文章都将登在《书屋》今年第四期。我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所谓‘郭沫若抄袭钱穆’，乃是余英时教授出于政治目的，而有意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95】
不过，那个“《书屋》今年第四期”的计划没有能够落实。三十个月后，方舟子口出怨言：“《书屋》当时食言，未刊登《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一文”。【505】
那么，《书屋》为什么“食言”呢？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方舟子的《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除了标题是他自己的东西之外，其内容完全是根据翟清福、耿清珩的考证写成，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第二，“社科院文学所的萧为研究员”所写的文章，《致“诱导”读者“犯错误”的“编者”傅杰及其同伙》，仅从其标题中就能嗅出一股流氓味儿，而其内容真的是文如其题，流里流气，胡搅蛮缠，根本就不像是出自一个学者之手。比如，傅杰说，翟、耿等人都是内行，所以他们选用台湾出版的《犹记风吹水上鳞》当靶本批驳余英时。对此，萧研究员这样反驳傅杰：
“远东版书虽然出版稍早，但流转到北京时日已多，即如我在中国社科院院内书摊上（社科院书虫经常趁下班时来此淘书）买到的这册《钱穆与中国文化》，已是1996年4月的第二次印刷版，而学术论文的成稿，也远远早于刊出日期。我们倒该庆幸这两位‘很见功力，只是文笔未免滞钝’的作者没有受远东版的误导，他们自然一开始就是据台北版立论的。远东版的编者们不必以为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会有火眼金睛，能一眼看穿不经注明的申江手脚来。”【464】
如上所述，萧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胡小伟的笔名。胡研究员以自己在书摊“淘书”的经历当作证据，来反驳傅杰、力挺方舟子，其“申江手脚”即使不用“火眼金睛”，也“能一眼看穿”。很可能《书屋》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没敢刊登这两篇文章。
不过，《书屋》主编周实后来与人化名庄周，撰写了《齐人物论》，将方舟子评为知识分子中的“巨擘”，说“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文史]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说《功到雄奇即罪名》“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如泣如诉，感人肺腑”【290】，这也算是给了方舟子天大的面子。当然，对这些文化人来说，吹捧都是互惠的。在1999-2000年间，方舟子曾一边挂着“《书屋》专栏作家”的名号，一边多次撰文吹捧《书屋》及其主编周实，并且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为《书屋》开辟专栏。可见这些文化人已经结成了一个从网上到网下、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利益共同体。
方舟子2000年10、11月间在北京活动的剪影一束：与胡小伟（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干杯
2、方舟子与余英时
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中，方舟子对余英时的咒骂十分恶毒，在外人看来，好象他与对方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但实际上，方舟子不但与余英时没有仇，反倒“有恩”。原来，早在1996年5月，由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的《枫华园》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什么叫中国？”的特刊，其主要内容就是批驳余英时的文章《民主与民族主义》。《枫华园》专栏评论员同俊子在“介绍序言”中批评余英时说：
“余英时的政治观点，读报多的人早已熟悉。他在一切机会都会重复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全面惋惜的看法。比如中国近现代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对外强侵略的反抗是不应该发生的‘过度反应’。他不只一次指责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对此历史的责任，他更是警告目前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类似于排外的屠杀犹太人的‘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因而这将成为对亚洲和世界文明的威胁。”【506】
当时的方舟子，或许是与同俊子有仇，或许是闲得无聊，于是专门就上面这段话发难，说：
“本人报读得不多，余英时的政治观点自然是不可能‘早已熟悉’的了。不过，同俊子先生既然说余英时‘在一切机会都会重复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全面惋惜的看法’，《枫华园》转载的余文也该算是这‘一切机会’之一吧？那么此文中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是否与同先生所评价的相符呢？请看余先生怎么说：
‘从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中国是以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的身份，用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武装以抵抗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发挥了伟大的正面功能，是不容置疑的。’
“同先生能从如此明确的、高度的正面评价中读出‘全面惋惜的看法’，‘是不该发生的过度反应’，‘指责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对此历史的责任’，这位专栏评论家目光之锐利、之独特，可算是一奇。若非读报多，焉能有此功夫？”【507】
也就是说，不论其主观目的为何，在客观上，方舟子当时是站在余英时一边为他打抱不平的。不过，假如余英时知道曾经有这么个方舟子在为自己说话，他也绝对不会领这份情。这是因为，方舟子的引文把余英时的意思完全歪曲了——紧接着方舟子引录的那段文字，余英时这样写道：
“但是中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摆脱了‘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罗斯福早在一九四二年元旦便正式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苏、英、中）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华民国又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法国还是后来加入的），至于今天的中国大陆已隐然成为许多亚洲国家恐惧的强权，那更是不在话下。在中国由弱转强的现阶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忽然又普遍地滋长了起来，还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文化心理的现象。
“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旧民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因为美国今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唯一象征。”【508】
显然，余氏的这个“但书”就是要否定自己刚刚说过的那个“如此明确的、高度的正面评价”的。换句话说，同俊子看余英时并没有看错，倒是方舟子靠断章取义的方法来为余氏辩护，才真“可算是一奇”。
到了1999年，方舟子早已把自己三年前说的“报读得不多”、对余英时的“不可能‘早已熟悉’”忘了个一干二净，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的“余学家”。有趣的是，与《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同期在《书屋》上发表的，是林庚的《余英时先生其人其事》。【509】其实，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完全可以说是三年前《枫华园》“什么叫中国？”特刊的唾余。而此时，身兼《书屋》“专栏作家”之职的方舟子却对林文视若无睹，没有舍得对林文说一个“不”字。
由此可见，方舟子为余英时“打抱不平”也好，对余英时破口大骂也罢，都是以其私心和私利为出发点的：在1996年，方舟子对“美国血卡”尚且抱有觊觎之心，所以他寻找任何机会向《中央日报》及余英时之流投怀送抱；到了1999年，“毅然”回国已经变成了他的新志向，因此给郭沫若站台，冲余英时狂喷狗血，就变成了他的本能反应。
3、方舟子与胡适
提到余英时，不能不提到胡适；而提到方舟子，就更不能不提到胡适。前者在大陆学人的眼中，被看做是胡适的传人；而在笔者的眼中，方舟子则更像是胡适的翻版镜像。实际上，笔者“剥方舟子的壳”的初衷，就是要向世人昭示这两个人的惊人相似：不但人生经历相似，成名之路相似，而且连思路都十分相似。趁着抄袭案的话头，笔者就顺便谈谈方、胡二人在审理抄袭案时的相同思路。
前面提到，方舟子在为郭沫若辩护时，专门寻找郭、钱二文的不同之处，当作郭未袭钱的证据。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前，胡适为了洗清戴震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水经注释》的罪名，曾专门作了一篇《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510】他不从戴、赵二校本的“十同九九”这方面进行分析，却专门从那1%的差异处下手，来证明戴震没有抄袭赵一清。寡学的方舟子当然不大可能知道他的前辈曾有这么一手。由此可见这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
胡适为《水经注》抄袭案的被告戴震做侦探、辩护律师、法官——这是胡适自己的话——，耗费了他的余生。而其结果，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今人——如余英时之流——为胡适讳，就说些“其案迄今未定”之类的混话为他遮羞。其实，胡适在1943年11月开始为戴震辩护之时，戴震抄袭案几乎是一桩铁案。以胡适之聪明，他为什么要干一件没有胜算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有深层次答案，也有浅层次答案。此时，我们只说浅的。
胡适之所以敢铤而走险，要翻《水经注》铁案，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把这桩学术公案转变成法律案子。1952年，也就是在审理了《水经注》案八年之后，胡适说：
“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可以宣告被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来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无罪了，但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中文的判决书，就感觉困难。我还得提出证据来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做贼。到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英美法系的证据法的标准，同我们东方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是我不但要作考据，还得研究证据法。”【511, p.142】
也就是说，胡适之所以身陷泥沼，无法自拔，乃是没有搞清楚道德公案与法律案件的区别。不仅如此，这段话还暴露出胡适的法学知识也相当贫乏。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焉有不败之理？
而方舟子呢？他在为郭沫若辩护时，也同样把这个案子当成了法律案子，并且也同样要应用美国的法理：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以至有些辞典、目录的出版商，故意留几个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以便用做指控别人抄袭的铁证。然而，统观余氏全文，可曾举出过哪怕是一个这样的铁证？没有，一个也没有！”【294】
浅学的方舟子当然不会明白，绝大多数抄袭案都不是法律案件，而是道德公案。即使是法律案子，没有那所谓的“铁证”，抄袭案也完全能够确定。而那所谓的“铁证”，不仅“美国法庭”会采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庭都会采用。
那么，道德公案和法律案件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胡适郦学案》中，笔者作出了如下总结：
“道德案和法律案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法律是规范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制度，而道德是约束个人行为的意识与习惯。从个人行为的层次上讲，一个人作了不道德的事，并不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肯定是干了不符合道德的事。换句话说就是，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也是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却没有人说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不仅对男女老少有差别，对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也有不同的要求。”
“道德案与法律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三个根本的区别：第一，法律案可以有明确的判决，而道德案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没有谁能够代表公众对此做出相应的判决。……第二，道德案与法律案的推理过程不同。法律定案，一般采用无罪推理，就是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原告必须担负起采集证据证明被告有罪的负担。而道德案，由于没有司法程序，实际上是一个有罪推理的过程，因此受到指控的一方，——包括他的辩护人——，必须承担证明自己清白的责任。第三，道德案与法律案对证据的要求不同。法律案的证据一般必须确凿无疑，任何能够使法官或陪审团怀疑其可靠性的证据，基本上没有证据的作用。而道德案则相反，由于基本上是有罪推理，因此任何能够产生疑问的证据，都需要被告来解释、澄清。”
4、方舟子与郭沫若
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方舟子说：
“我对郭宗师的道德文章谈不上好感，以前还曾经撰文将他批得甚是不堪，以致有校友威胁要开除我的校籍。”【71】
笔者曾多方寻找方舟子批郭宗师的文章，但是除了几句讥讽“郭才子”的片言只语之外，一无所获。尽管如此，我还是完全相信方舟子所说为实。因为在八、九十年代，贬损郭沫若乃是时髦之举。方舟子跟风而上，朝宗师吐唾沫，甚至鞭尸掘坟，那都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不合理的是，在“撰文将他批得甚是不堪”之后，方舟子又突然间变了一副面孔，恭维人家说，“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有郭沫若那样的天才，都做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的，却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方奇才的这个脑筋急转弯来得过于猛烈，把我们这些庸才搞得有些晕头转向：方舟子得有多大的天份，才能够把郭宗师“批得甚是不堪”？而既然已经把人家“批得甚是不堪”，你方舟子为什么还要宗人家为师？
2000年，方舟子的自选集《方舟在线》出版，策划这本书的那几个“北京文化人”专门策划了一个“作品研讨会”，身在美国的方舟子还装模作样地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在这个书面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出版社的征订说明中说：‘当有人中伤郭沫若、围攻余秋雨、挖苦汪国真时，还是方舟子在网上领军仗义执言，据理挥笔相助……’，许多人对郭沫若、余秋雨和汪国真的文品、人品都谈不上好感，我其实也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觉得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不应该让个人的爱憎影响了对事实的认定，我想这才是科学的态度。”【512】
原来如此。一个能够把“文史全才，一代宗师”“批得甚是不堪”的人，自然是货真价实的“网络奇才”；而当一个“反面的典型”受到中伤时，这位“奇才”又肯“领军仗义执言”，则称他为“少侠”、“斗士”，岂不是名副其实吗？
其实，方舟子既不是什么“奇才”，也不是什么“少侠”。他捧人也好，批人也罢，最终不过是出于一己私心、为了一己私利。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不明白方舟子的“血卡”情结的话，你就永远都搞不明白方舟子的脑筋急转弯。看看野鹤先生的分析：
“若孤立地看方舟子的某篇或某些篇文章，你会觉得他的确言之凿凿，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但是，如果将他的另一篇或数篇同样是言之凿凿，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的文章，两相对照，便会产生困惑——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到底想坚持什么观点？就好像是你说乌鸦是黑的，他就引经据典地说乌鸦是白的；若另一个人说乌鸦是白的，他立即又引经据典地说乌鸦是黑的。使我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一句名言：‘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当然，其最终的目的恐怕还是有的，大约就是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霸主——辩倒所有对手的‘真理化身’。难怪他傲气十足地对采访者宣称：‘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于这样一位为丧失理性、为辩而辩的偏执狂狂，你能奈他何？”【513】
事实是，《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就是方舟子的“为辩而辩”之作。原来，1999年3月25日，有个叫“肖毛”的人在“新语丝之友”上发帖子，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不配做文学家的郭沫若的书法竟然蔚然可观——往后，我就不再相信‘文如其人’这样的鬼话了”。4月2日，方舟子回复说：
“德才学识，我看郭沫若也就德比较欠缺，不必因为不齿其德就否认其才其学其识，连文学家的资格也要给取消了，又不是只有道德家才配当文学家，往往流氓反倒是才子。何况既然连周作人之叛国行为都成了‘所谓’，对郭沫若之缺德更不必求全责备。”【514】（以下引文均来自此网页。）
肖毛附和说：
“你说的对，不过我认为郭沫若的才主要表现在历史研究上面，而且还很出色，至于他的新诗，我认为还是糟透了。”
对此，方舟子撰写了《郭沫若的诗及其他》一文，除了唱反调说郭沫若的新诗好之外，还说道郭沫若的史学成就：
“郭的史学成就，主要也是开拓性的。《十批判书》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自从余英时指责《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后，颇有人附和此说，而其实郭或许使用了钱的某些结果，两人的治史方法却是大相径庭的，钱的史识也无法与郭相比。近代史家中，有断代史之才的不少，有通史之才的，却不过郭沫若和翦伯赞两人，而两人的命运是多么不同，郭至死仍是知识界的第一把手，翦氏夫妇却在毛的压迫下早已双双服安眠药自杀了，遗书三呼毛主席万岁，满腔的悲愤。
“有几年的时间，我天天要面对郭沫若的手迹（中国科大的校名），郭的书法在近代自然为一大家，但在雍容中，却可以看出妩媚。而一位史家，一沾了‘媚’字，也就没了根基。所以，郭沫若不配当的，倒是历史学家。”
看方舟子的前一段话，似乎是在赞扬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但是看到后一段话，则是在贬低郭沫若的史学成就。我们且不去理会方舟子的本意到底如何，反正这篇文章被他的好友“笨狸”（即Banly）转到了MITBBS的历史版上，结果引出了一位mumu网友的文章，《我谈郭老的史学贡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专门批驳方舟子赞扬郭沫若的那段话：
“看了余英时先生条分缕析的把郭著和钱著逐段对比之后，我想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抄袭’二字是跑不了的；那不是一般的引用，而是从观点到论据，从思想到文字的完全照搬，不是‘或许使用了钱的某些结果’的问题。事实上，余先生对此点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其实十批判书和钱著(先秦诸子系年？)研究方向不同，本来即便郭完全使用他人结果(包括引用原文)也无不可，只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对此余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内史学界目前也多持否定态度)，问题是郭未有一句话提到他人，从学术规范上来讲郭实在是无从自辩的。即便抛开抄袭一说不论，十批判书也无多大价值，‘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是不假，可开辟的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原理和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实相结合’的新天地(其实还不是原版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史学界正要花大力气去除这片新天地，回到四十年代以前的旧天地去，这片新天地我看不要也罢。(回到四十年代的另一面正是要恢复解放前就已成型的学术规范，这点上郭老所起的负面典型效果更是不容低估)。”
对此，方舟子反驳道：
“《十批判书》一案，丁东不齿的是郭一面袭用钱穆的成果秘而不宣，一面又嘲笑对方薄弱得可笑，还是人品的问题，让mumu一转述，就成了‘从观点到论据，从思想到文字的完全照搬’了，也真够吓人的。问题是，丁东自己并没有去比较过这两本书，完全是根据钱穆的门生余英时的一面之词，而mumu恐怕连余的全文都没看过，又给夸大了一次。郭的《十批判书》和钱的《先秦诸子系年》我都看过，从来就不觉得两者有何抄袭之处。《十批判书》是用典范的、有时还非常优雅的白话文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流变，《先秦诸子系年》则是用文言文考证诸子的生平，基本上是史料的排比、堆积，作者的话都很少，怎么个‘从思想到文字的完全照搬’法？《先秦诸子系年》厚厚的一大册，我只是挑着看的，钱穆的那种写法也让人看得烦，不能说看得仔细，所以也不能说郭就没有袭用钱之处，又因为没见过余英时是怎么论证法，只能存疑。但是，鉴于以下四个原因，这个存疑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两书都是轰动史学界的名著，郭书1945年出版，当时郭无权无势，却从未有人指责其抄袭，疑问之一；余是钱的门生，疑问之二；余文作于50年代国共对抗最激烈的时候，郭固然是共党红人，余却也是国党红人，其中有多少要搞臭政治对手的宣传成份？疑问之三；我看过不少余的文章，包括他那些为蒋家歌功颂德的文章，对其文风实在不敢恭维，疑问之四。”
方舟子的反驳引来了mumu的反驳，方舟子于是在4月10日贴出《郭沫若抄袭了钱穆了吗？》一文，说：
“辗转借来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先把那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看个究竟。看完之后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余氏的文风，真没让我失望:-)。如果要一一批驳，几万字都刹不住，等以后抽空再说，先谈个大概。”
也就是基于这篇“先谈个大概”的文章，方舟子在数天后推出了正版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发表在五天后“出版”的《新语丝》月刊上。虽然这篇文章的末尾注明该文作于“1996.4.12”，但实际上，它还含有方舟子在4月14日才写出来的文字，即《郭沫若未抄袭的铁证》一段。
无论如何，《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是方舟子“为辩而辩”的标本，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典范”。以这样的浮躁来搞学术研究，想要不丢脸是不可能的。
5、方舟子和他的“文学之舟”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十年前的那场关于郭沫若的论战，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当时刚刚舍弃了搁浅的“科学号”小舟的方舟子，正在改乘“文学号”舢舨，要到中国史学界闯荡江湖——《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乃是方舟子的前哨战。只不过是，这场战斗以方舟子铩羽而归告终。
1999年5月，方舟子在接受笨狸的采访时说：
“1998年九、十月间我回了一趟国，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感触很深，最大的感触是自己的专业对目前的中国没什么用处。回到美国后，请假在家写书。
“1997年我曾经在香港出版过一本科普小册子《进化新解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计划把它扩充成全面论述进化论的大部头著作在国内出版，详细介绍进化论的历史、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以及驳斥目前在国内颇有市场的各式各样的神创论。另外还计划写一本有关分子生物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科普著作和一本从艺术的角度评论美国电影的图书。完成这些写作计划后，是回去继续从事生物学研究还是留在家中写别的书，还没有决定。”【69】
显然，方舟子那部预期的“全面论述进化论的大部头著作”，就像他那部“梦寐以求的史诗性的巨篇”一样，最终都胎死腹中了。而那本“从艺术的角度评论美国电影的图书”，大概就是那个在《新语丝》月刊上从1998年第5期到1999年第3期连载的《美国电影史话》。但是，别的不论，单论写作方法，《美国电影史话》不过就是在重演方舟子五年前写作《大明小史》的“东抄西凑”故伎，根本就看不到什么“从艺术的角度评论美国电影”。实际上，时至今日，笔者也没有看到方舟子“从艺术的角度”写下的任何文字，遑论文章。
也就是说，方舟子立志“在家写书”之后，遇到了他立志当“反叛诗人”之后相同的问题：写不出想写的东西。百无聊赖之际，方舟子拾起了打人的棍棒。确实，从1999年初开始，也就是在他“请假在家写书”之后不久，方舟子一面利用“新语丝之友”这个网络经营他的个人书店，一面借着网络版权这个话头，先是和加拿大的《枫华园》打【515】，接着和美国的《华夏文摘》打【212】【376】【516-519】，然后又和《中华读书报》、《橄榄树》【381】杂志打，直到碰到了郭沫若这个话题，他才把视野从自己的竞争对手身上移开。
很可能是要掩盖自己“为辩而辩”的动机，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中，方舟子说自己写作该文的机缘是“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这个理由十分可笑。因为方舟子自己说他早在1996年就知道余英时的指控，他在1998年秋季回国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钱穆与中国文化》。即使因为什么原因没能得到，他当时正经营《汉林书城》，想要得到一本国内出版的书籍，还用得着再等半年的时间吗？方舟子为郭沫若辩护是随机行为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在写成《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个月后，方舟子又向法轮功开战。
也就是说，当时“在家写书”的方舟子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黔驴技穷、“方郎才尽”——的地步，因此他老马识途，要走几年前靠“掐架”成名的老路，只不过是具体“掐”什么尚未确定而已。他后来选择掐余英时、掐法轮功，都是在投石问路，寻找软豆腐。
可笑的是，方舟子在《方舟在线》出版之际，竟然从自己的掐架史中，挑挑捡捡找出几个例子，当作自己任侠好义、秉公执言、具有“科学态度”的证据。而实际上，他在1996年为诗人汪国真说话，就像他在同年为余英时说话一样，其实质不过是把他们拿过来当作与他人打斗时手中的棍子、投掷的石子。而他在1999年为郭沫若辩护，在2000年为余秋雨辩护，与以前的掐架相比，不过是又多了几重目的：既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英武神威，又是要与余英时、余杰别苗头、争风头，更是要为自己打开一条赖以维生的道路——余秋雨的书，是“汉林书城”的畅销书。方舟子主持的“汉林新书推荐”栏目，推荐余秋雨的书至少十次。
方舟子当时之所以敢于贸然去史学界“打假”，除了自己的无知无畏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原来，在当时的中国，颇有几伙“文化人”主动请缨，要为方舟子造势。这些人有北京的，有上海的，当然还有长沙的，真是南北配合，遥相呼应。他们包装、炒作方舟子的目的到底何在，由于方舟子与他们很快翻脸，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暴露。如果猜测一下的话，大概不外是要找一个有自然科学背景、并且有美国科学博士牌子的人，充当他们的打手。作为交换，这些文化人承诺为方舟子推波助澜、里应外合。这些承诺，不仅仅给方舟子壮了胆儿——炕头王方舟子并不缺胆儿，只要他不离家里的炕头——，而且起了激将法的作用。方舟子如果退缩不前，或者俯首认输，就要在新施主面前丢面子，掉身价。所以，在傅杰的文章之后，方舟子还要不知羞耻地拼老命反击。
另外，方舟子从涉网之初，就自甘堕落，干文抄公的勾当。因此，当他看到余英时、丁东的文章之后，其本能反应就是反问对方：“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确实，对他来说，如果象郭沫若这样引用二道手的材料都算是抄袭的话，那么他引用三道手、四道手的材料岂不更是抄袭？所以说，与其说方舟子是为郭沫若辩护，莫如说是在为自己辩护。
总之，方舟子十年前为郭沫若辩护，乃是出于各种因素的汇合，所谓的“风云际会”。对于方舟子来说，“打”是必然的，而“捧”则是偶然的、随机的。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方舟子这艘小舢舨还没有驶出港汊，就撞在傅杰这块大石头上了。方舟子因此明白史学界“水深，居不易”，从此不敢再去那里捣乱。他于是打道回府，把那艘“科学号”小船推出浅滩，重新划进了自然科学水域，半年之后正式做起了“科学打假”的生意：从《新语丝》月刊——新语丝网站的“核心学术刊物”——创刊到2009年7月，方舟子在上面总共发表了101篇文章，包括诗歌。在2000年以前发表的58篇文章中，除了一篇《进化是什么》是以科学为主题之外，其余全部都是文史方面的文章。而在2000年以后发表的43篇文章中，七成以上谈论科学。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发表在《新语丝》月刊上的“科普”之作，96%以上发表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之后；而在《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之后，方舟子再也没有发表一篇纯历史方面的文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傅杰“成全”了中国史学界，但却是中国自然科学界的“罪人”。他以一人之力，把方舟子挡在了史学界的大门之外，从而迫使方舟子向自然科学方向发展。而方舟子竟然因祸得福，在自然科学界如鱼得水，很快就可以耀武扬威，并且横行霸道了。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在自然科学上有什么高深的造诣，而是因缘际会：中国的学术腐败在世纪末大爆发，在那里搞学术打假就象是到鱼塘中捉鱼一样容易。待到几年之后肖传国出面与他对阵之时，方舟子早已成了气候。
当然，方舟子并没有完全舍弃那艘惨遭不幸的“文学号”扁舟——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成“方舟”了。2003年，方舟子为“即将开通的搜狐星空‘方舟子在线’栏目”写了一篇“寄语”，其中说：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同时保留着对科学和文史的浓厚兴趣，这从当时沿用至今的这个笔名就可以看出来。‘方舟并骛，俯仰极乐’，我的梦想，便是同时乘坐科学与人文之舟，品味从古今中外的智者与仁者那里得来的极乐。当我还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业余的兴趣在于文史，写作也以这方面为主。而在我放弃科学研究之后，写作的内容反而逐渐改为以科学方面的为主了。近年来因为揭露学术腐败而浪得虚名，以致有不少人误以为我除了写写打假文章，就干不了或不该干别的事情。”【520】
确实，在那些不知史学为何物的水域，“文学号”舢舨还是可以继续帮助方舟子招摇撞骗、显示他“还能干别的事情”的。而方舟子之所以不知羞耻地把自己的史学滥文再三再四地出版发表，其心理也不过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真理；谁的嘴巴大，谁的嗓门高，谁就掌握了真理。所以，方舟子要持之以恒地扯开嗓子高声叫卖。他相信，这个世界总会有上当受骗之人，也总会有人愿意上当受骗。方舟子猜得果然不错：在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之中，就有自己的科大校友。从2007年起，方舟子成了“中国科技大学校友创新基金会”的“口述校史编委会”的“专家”之一。他是根据什么当上这个“专家”的呢？看看这个校友会是如何介绍方舟子的：
“方舟子有深厚的史学素养，他还有著有《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等文史书籍。”【521】（见：http://www.ustcif.org/news/?id=135）。
“有著有”这样“深厚的文学素养”的校友，方舟子当然“有著有”当史学专家的资格。也就是说，只要方舟子的脸皮足够厚实，只要他的意志足够坚强，——万幸的是，这两样特质方舟子都“有著有”——他的百孔千疮的“文史之舟”就还可以一直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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