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情到滥发即荒唐：评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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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情到滥发即荒唐——评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方舟子在1994年2月与人创办了《新语丝》月刊，这被他后来吹嘘为“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以致谁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他就立意将之置于死地。【381】不过，在这份“文学刊物”中，并非都是“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一个专栏，叫做“网里乾坤”，专门发表“文史哲小品”。在1994年内，方舟子在“网里乾坤”中总共发表了四篇文章，它们是，第二期的《闽南金蚕蛊》，第五期的《国子的监狱》，第八、第九期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以及第十一期的《进化是什么》。其中，当然以《功到雄奇即罪名》最为著名，并且被方舟子得意地称为自己的“经典作品”。
前面已经提到，《功到雄奇即罪名》不仅是方舟子的得意之作，而且还为他赚来了很大的名声，吸引来了大批的粉丝。时至今日，在新语丝网站，对它的赞叹之声仍旧不绝如缕。可惜的是，除了毫无理性的吹捧之外，笔者至今尚未看到一篇客观的、详尽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文章，把它好在哪里说出个一二三来。既然如此，笔者只好当仁不让，来填补这项方学研究的空白。 一、袁崇焕及袁崇焕研究概述
1、袁崇焕其人
据《明史•袁崇焕传》，袁崇焕字元素，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袁崇焕三十五岁时中进士，曾在福建任县令。天启二年（1622）初，袁崇焕被调到兵部任职职方主事，按照金庸的说法，“大概相当于作战司中的文职中校处长。”【382, p.771】不久，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广宁大败明军，袁崇焕突然间不知去向。原来，他单骑出关，实地考察。回来之后，袁崇焕扬言“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382, p.771】当时的王公大臣门正愁没有将才，于是提拔袁崇焕为佥事，“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参谋部上校政治主任之类”【382, p.771】，监军关外，并且发给他二十万两帑金，让他招募士兵。这是袁崇焕任职辽东之始。
当时的辽东经略是王在晋，可以说是袁崇焕的顶头上司。但袁崇焕嫌王经略见识短浅，不仅不听他的命令，还打他的小报告。恰好大学士孙承宗巡边，袁崇焕请求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筑城防守。孙承宗不顾众人反对，批准了在宁远筑城的方案。孙承宗不久接替王在晋为辽东经略，袁崇焕得到重用。宁远城在天启四年建筑完毕。次年，明军收复锦州等地。
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被罢官，由高第接任。高第决定把关外的驻防军队全部撤回到山海关，但袁崇焕不从，宁死不撤宁远。宁远于是成为关外的一座孤城。努尔哈赤得知明军易帅，在天启六年正月率大军西征。二十三日抵达宁远。袁崇焕率领士兵坚守孤城，依靠城坚炮利，击溃后金兵的数次攻击。让人不解的是，后金大军浩浩荡荡从沈阳跋涉五百余里，在攻打宁远二日、死了几百人之后，就匆匆撤兵。这就是所谓的“宁远大捷”。因为这个战功，袁崇焕晋升右佥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382, p.780】
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为大汗。袁崇焕派人吊丧，以打探对方虚实。皇太极派人回报。从此袁崇焕开始了与后金的议和，即所谓的“通款”。议和期间，皇太极征服了朝鲜，袁崇焕修建、强化了（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此时，辽东经略已撤，袁崇焕总理关内关外一切防务。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兵攻打锦州、宁远。二十余日不下，撤兵。这就是所谓的“宁锦大捷”。但论功行赏之际，袁崇焕却仅官升一级，并且被人指责他固守宁远，而没有援助锦州。袁崇焕于是辞去官职。
不久，天启皇帝（熹宗）死，皇位由熹宗的弟弟、年仅17岁的朱由检继承，是为崇祯皇帝。崇祯继位之后，杀了阉党首领魏忠贤，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七月，皇帝召见袁崇焕，问以平辽之策。袁崇焕说：计策已经写在奏疏之中了。如果按照我的意思来行事，五年之内“全辽可复”。【15, p.6713】崇祯闻言大喜，许诺功成封侯。一个叫许誉卿的官员偷偷问袁崇焕，五年之策为何？袁崇焕答曰：我看皇上很焦虑，不过是在安慰他。（“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15, p.6713】） 许誉卿说，如果皇上到期向你要结果，你怎么办？此时，袁崇焕才感到自己把话说大了。一会儿皇帝进来，袁崇焕要崇祯保证五年之内军饷、器械、用人、调兵遣将都“事事相应”，他的承诺方能兑现。崇祯满口答应。袁崇焕又要崇祯用人不疑，不要轻信他人的意见。崇祯也照准，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现在看来，当日袁崇焕向崇祯提出那些苛刻的要求，很可能是要收回覆水，没想到崇祯竟然把它们照单全部接受，袁崇焕骑虎难下，结果酿成大祸。
袁崇焕重新出山之后，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把镇守皮岛的总兵毛文龙斩了。毛文龙，浙江人，比袁崇焕年长八岁。三十岁时闯关东，加入在辽明军。天启元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二百人到河东招降纳叛，恢复疆土。七月，毛文龙夜袭镇江城，俘获镇江游击佟养真。【336, p.1450】【383, p.653】。是为“镇江大捷”【384-385】。天启二年，毛文龙被授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15, p.6715】也就是说，就抗击后金的资格来说，毛文龙要比袁崇焕老，老得多。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帅呢？他罗列了毛文龙的“十二斩罪”：
“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15, pp.6716-6717】
其实，不论这些“斩罪”是否成立，袁崇焕都没有诛杀毛帅的权力。所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报告中说：“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明史》说，“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15, p.6717】
毛文龙被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解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因此他们可以驱兵深入，直捣京师。《明史•袁崇焕传》是这么说的：“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15, p.6717】是为“己巳之变”。也就是说，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兵绕道蒙古进入关内既是前后关系，也是因果关系。袁崇焕得知后金军入关之后，带兵在蓟门堵截，但没有截住，后金兵杀向北京城。袁崇焕于是带兵勤王，在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达北京。三天后，在广渠门与后金兵大战，“互有杀伤”。十二月初一，袁崇焕被捕下狱。八个月之后被凌迟处死，罪名是：
“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386, p.2260】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15, p.6719】
2、袁崇焕研究
从袁崇焕被缚之日起，袁狱之曲直就众说纷纭。袁氏门人程本直撰有《矶声纪》【387】、《漩声纪》【388】，袁氏友人余大成撰有《剖肝录》【389】，为袁崇焕鸣冤叫屈。而明末史籍则多认袁崇焕咎由自取：他自知无法兑现五年之内平辽的承诺，所以决意与后金通款；但又害怕毛文龙干扰其事，所以擅杀毛文龙，以取信于皇太极；为了逼迫崇祯接受和议，又纵后金兵进入长城。且看以下史籍：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于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崇祯实录·卷二》）。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谈迁：《国椎·卷九十》）。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 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徐石麒疏》，见谈迁：《枣林杂俎•仁集•款案》）。
“己巳四月，崇焕遣把总吴某、千总陈某使建州，以故辽人方君达来报二十四日阴谋，款索逋赏，且佯输彼情，约杀岛师毛文龙，许之，又告饥，遂令都司蒋文举开粜于高台堡，名赈熟夷也。边储始渴。寻用都司吴先计，犒军，矫杀文龙。” （谈迁：《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
“文龙亦惮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与□通诚，愿捐金二百万，易金、复二卫地，奏恢复功，邀上赏，已成约矣。袁崇焕以督师出，上召问，漫以五年灭□为期，及履任，觇知毛有成约，阴遣喇麻僧啖以厚赂，冀解毛约以就袁。□最重誓约，坚持不可。喇麻僧曰，‘今惟有斩毛文龙，在辟不为负约，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阅兵为名，……擒文龙斩于辕门外。”（李逊之：《三朝野纪》卷四叶六十三至六十四）。
但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明史》撰成，其中的《袁崇焕传》据《清太宗实录》透露皇太极曾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乾隆四十七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闇，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390】
袁崇焕死于反间计之说行世之后，对袁崇焕的评价发生了急剧的转变。1903年，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又名《袁督师传》），开篇就说：
“有人焉，一言一动，一进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响直及于全国者，斯可谓一国之人物也已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391】
三十年代，明史大家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曾“专辨证袁崇焕之诬枉”，认为崇祯杀袁氏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崇焕之被谤，则于温、钱相倾之门户旧套以外，又多一虚憍爱国者之兴奋，为清太宗反间所中，久而不悟，虽有正人，只能保钱龙锡之无逆谋，不敢信袁崇焕之不通敌。”【335, p.316】
1975年，金庸作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为袁崇焕鸣冤。金传的基调，可以从其开篇的三段话中得见端倪：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出生于广东中山县（原名香山）的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于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①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位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地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自如’是不受羁绊，任意所之。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拼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时势也就是命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382, p.760】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者蜂拥而起，开始了新一轮的造神运动。1984年6月，在广西藤县举行“袁崇焕诞生四百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1988年8月，在辽宁兴城召开“国际袁崇焕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都有论文集出版，前者是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袁崇焕研究论文集》【392】，后者是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袁崇焕学术论文集》【393】。两本论文集收录的六十篇论文，几乎都是一个腔调：认定毛文龙之死是罪有应得，认定袁崇焕之死是千古奇冤。不仅如此，他们还几乎一致认为，袁崇焕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八十年代研究袁崇焕的风向为何，可以从下面这些学术论文的标题中看出一二：
阎崇年：《论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北京史论文集》1980年） 张正明：《抗清名将袁崇焕》（《学术论坛》1981年第1期） 隋喜文：《冤同武穆愁天地——袁崇焕与崇祯》（《人物》1981年第1期） 大为：《功盖寰宇浩气长存——记明兵部尚书袁崇焕》（《藤州史话》1981年第1期） 孙文良、李治亭：《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黄国强、谭红儿：《试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与指挥才能》（《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石斌：《试论爱国名将袁崇焕》（《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朱清泽：《袁崇焕指挥宁远大捷的高超艺术》（《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孙文良：《论袁崇焕的英雄主义精神》（《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现在，当然谁都知道那个打头炮的阎崇年是谁了。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正说明朝名将”《袁崇焕传》。2006年，阎崇年一边在中华书局出版袁崇焕为核心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开讲《千古奇冤袁崇焕》。可以看出，“袁学”不仅已经成为学界中的一门显学，而且已经成了商界中的一位显贵。
不过，二十一世纪的袁崇焕研究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挺袁、贬袁两派的强烈对立。挺袁派（被贬袁派称为“袁粉”）主要是以阎崇年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他们在传统媒体上把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并且极力要把袁崇焕塑造成一个“高大全”。贬袁派（被挺袁派称为“袁黑”）多数属于“草根学者”，即所谓的“民史”。他们一般只能利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贬袁派虽然不一定认为袁崇焕死有余辜，是通敌的汉奸，但基本上认为袁崇焕被杀咎由自取。由于袁案的史料多如牛毛，真假难辨，所以上述两派都能够“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笔者虽然无意参与关于袁案的论战，但因为袁崇焕研究涉及中国史学研究的态度、方法、目的等重要问题，因此在分析方舟子的文章时，对其他挺袁派人物的研究也稍加评论。笔者将尽量参考不同的观点，引用全面的材料，以示公正。
3、《功到雄奇即罪名》概述
《功到雄奇即罪名》（以下简称“《雄奇》”）全文不到八千五百字（不包括标点符号），共分为七小节。第一节924字，与正文关系不大，不过就是痛斥当时（1994年）有人对“民族英雄”这个概念的不同观点。第二节377字，叙述袁崇焕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背景，以及袁崇焕领导的两次抗清大捷。第三节3219字，是全文的重心所在，叙述袁崇焕回京戍卫到下狱的过程。第四节962字，讲述袁崇焕的被审及受刑经过。第五节799字，回顾袁崇焕“战斗的一生”。第六节1038字，介绍袁崇焕死后的平反过程。第七节832字，是方舟子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的议论。最后一部分是所谓的“后记”，240字，介绍《雄奇》的写作经过。
与《雄奇》相比较，《明史•袁崇焕传》共5796字，按1﹕2.5的比例（廿四史翻译成白话文的大致比例）换算成白话文字，大约15000字。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约65000字，包括一百余条注释。也就是说，论长度，《雄奇》只及《明史》袁氏本传的一半，只及金传的八分之一。而从这个简单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雄奇》一文是根据部分史料而作的。那么，它到底根据哪些史料呢？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雄奇》的“后记”对我们了解这篇“经典作品”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全文抄录如下：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279】（注：以下引文均来自《方舟子文史小品》相关网页，不再注明。）
也就是说，“后记”告诉了我们下面两条重要信息：第一，方舟子自称“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第二，方舟子要给人们一个这样的印象：他写《雄奇》在先，看到金传在后。但在“后记”的末尾，方舟子又说了一句颇费心机的话：“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是说他参考了金传，还是他参考了“与金传相同的史料”？只有天知道答案为何。
不过，《雄奇》与《金传》的关系，在十年之后得到了部分澄清。2004年6月10日，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表《〈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之二》，其中明言，“《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如我在该文后记中所说，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68】为什么说是“部分澄清”呢？因为方舟子选用了“针对”二字。“针对”显然不同于“参考”和“借鉴”，但它又确实与“参考”和“借鉴”有关。那么，方《雄奇》与金《评传》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377个字中的十大谬误
《雄奇》属于史论文章（方粉称之为“史传体散文”）。前面提到，衡量史论到底是高论还是谬论，有两个标准，第一就是看所据是否真实，所论是否基于史实；第二就是看基于史实的议论是否合乎逻辑。那么，我们就看一看《雄奇》所据的史实到底如何。由于《雄奇》的第一节与袁崇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此节共377字，全文如下：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对于上面这377字，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十个问题：
第一，“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第二，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第五，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第六，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第七，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第八，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第九，宁、锦大战，皇太极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第十，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显然，凡是看过我写的《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394】的读者，知道方奇才具有在280个字中分泌出十大无知的本事，此时应该已经猜到了上面十个问题的答案：它们是十个大大的NO！论证如下。
1、“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按照方舟子的下文，他这么说的根据有两个：第一就是张居正在这一年去世，从而导致“人亡政息”；第二就是万历皇帝在这一年亲政，但“二十五年不上朝”。本来，历史似一长河，看它的转折点，必须要根据它的上下游来说话。看上游，张居正生前固然制造了所谓的“万历中兴”，但在整个明朝历史中，这个中兴不过是在其中后期相对突出而已，它与洪武、永乐年间明朝的兴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假如这一年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在它之前的周武王伐纣、周平王东迁、齐桓公称霸、秦始皇统一中国、陈胜起义、王莽新政、赤壁大战、以及忽必烈入主中原、朱元璋建立大明，这些都算作什么？
再看下游，虽然张居正在死后不久就受到了万历皇帝的秋后算帐，但他生前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并没有终止。【395】况且，万历皇帝在亲政之后，还颇有建树，所谓的万历中兴，一般认为至少持续到了万历二十年。【396-397】实际上，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明朝政府还赢得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其中与日本丰臣秀吉政权争夺朝鲜的战争，（共两次，第一次在万历二十年，第二次在万历二十六年），打得有声有色，直接导致丰臣家族的覆灭。所以，被方舟子抄袭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398】说，万历三大征是万历皇帝“最受后人赞许的政绩。”【399】而努尔哈赤反明，是在神宗亲政的三十多年之后。
也就是说，即使说万历十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极为牵强，把它定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简直就是信口雌黄。所以说，方舟子的这个论断，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幼童，随机地指着螺旋上的某一个点说：这儿就是拐点。
问题是，方舟子方舟子再无知，他妄发议论也需要某种原因。他总不会随机地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哪一年”这个问题吧？原来，金庸说了这样的话：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③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大概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彩。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382, p.762】 也就是根据金大侠的这些话，方舟子浮想联翩，借题发挥，作出了“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样的无知论断。
2、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本来，在写《乱侃明史》的时候，方舟子还只是说神宗皇帝“有二十余年不视朝（可不只十几年）”。【313】可是，仅仅一年的工夫，方舟子就考证出了万历不上朝的确切时间，不由人们对其史学功夫刮目相看。可惜的是，方舟子并没有把自己的考证神功亮出来：这个“二十五年”的数字，到底来自哪里？实际上，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出了名的，但是到底有多少年不上朝，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孟森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335, p.246】，钱穆说“世宗、神宗并二十余年不视朝”【400, p.672】，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根本就没有提年数这个问题。那么，方奇才的这个“二十五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既然他说《雄奇》一文“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则不注明出处的史料一定来自《明史》或者金传。先查《明史•神宗本纪》，没有记载。再查金传，果然查到了：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下面这句话重复了两次：
“神宗除了专心搜刮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种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382, p.765】
显然，这就是方少侠的出处。可是，出处找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一，万历皇帝死于四十八年，难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又开始上朝了？第二，按照翟凤羽中的奏章，则万历不上朝始于万历十八年（43-25=18）。那么，方舟子又是根据什么说，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年“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呢？第三，1997年5月，方舟子作《张居正二三事》，其中说：“他从此三十年不上朝，消极怠工了。”【401】由此看来，万历皇帝到底有多少年不上朝，全凭方舟子的信口开河。
3、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按照方舟子的说法，万历十年是中国“辉煌灿烂”和“黑暗不幸”的分界线，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张居正的去世和万历皇帝的亲政。如果说万历初年是中国的“辉煌的顶点”，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乃至明初的洪武、永乐盛世，又该如何称呼呢？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万历十年之后，中国是否是一个“黑暗不幸的深渊”？我们且看中国在“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之后五年的情况吧：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328, p.1】
除了“四海升平”之外，在“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之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次年，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得以刊行。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利马窦一直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纵观中国历史，这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最为平和、最为有效的一段时光。【402-403】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重修东林书院，所谓的东林党就此诞生。东林党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他们与阉党作对，而在于平民可以通过“清议”而形成社会舆论，由社会舆论而影响政坛。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以及后来黄宗熹、王夫之对君权的观点，一脉相承。
另外，在方奇才所说的“黑暗不幸的深渊”之中，科技方面，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出现（分别在万历二十三年和崇祯十年刊行）；文学方面，有汤显祖的《牡丹亭》（万历二十六年写成）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的出现（万历四十五年刊行）。至于著名人物则有大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大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大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冯梦龙（1574-1646），大画家徐渭（1521-1593）、董其昌（1555-1636）。
请问方奇才，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个比这“黑暗不幸的深渊”更“辉煌”的时刻？
问题是，方舟子为什么要妄下论断呢？原来，金庸在吹捧完“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之后，又花了一千五百多字来描写神宗是如何的昏庸和残暴，如说他“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382, p.763】、“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382, p.765】。也就是根据这些文字，方舟子制造出了他的“顶点”和“深渊”谬论。
4、“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努尔哈赤反叛明朝政府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不仅史有明文，并且史籍中没有任何异文。如《明史•神宗本纪》明明写着“四十六年春二月乙巳，……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15, p.291】《清史稿•太祖本纪》写道：
（天命）“三年戊午二月，诏将士简军实，颁兵法。壬寅，上伐明，以七大恨告天，祭堂子而行。分兵左四旗趋东州、马根单二城，下之。上帅右四旗兵趋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以为总兵官，辖辑降人，毁其城。”【16, p.9】
天命元年为公元1616年，即万历四十四年，因此天命三年为万历四十六年。这样的年代换算，即使是对史学一无所知的小学生都不应该出错，可是方舟子大笔一挥，把努尔哈赤造反的时间提前了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金大侠在《袁崇焕评传》中是这么写的：
“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382, p.765】
天知道金大侠当年看的是哪本史书，但我们可以有一万分把握地说，方少侠看的是金大侠的书。2004年，方舟子把这篇稿子原封不动地交给福建人民出版社，作为《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的第一篇文章。显然，出版社编辑的文史水平比方舟子高出一大截，从这本“小册子”中给方舟子挑出了“很多硬伤”，其中就包括这个“万历四十五年”。对一个正常的学人来讲，当别人在自己的文稿发现错误之后，他的本能反应首先应该是对编辑表示感谢，然后再对自己的浅学感到羞愧。假如他对编辑的发现有不同的观点，他还可以把书稿撤回，拒绝出版。但方舟子是个一等一的全才，因此他的反应必然异于常人。他三管齐下：一面恬着老脸继续让出版社出书，一面在新语丝网站“打编辑的假”，一面在汉林书店大肆推销这本印刷量高达两千册的小册子。关于方舟子打编辑假的故事，已在本书上篇叙过。这里，我们且看方舟子是如何为这个“万历四十五年”错误辩护的：
“该编审在文后列举了原稿中的34处被他改正的‘错误’， ……这34处‘错误’中，……有3处是无关紧要的史实有误。一处是《功到雄奇即罪名》：‘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p.4）应是“万历四十六年”。按：《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如我在该文后记中所说，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金传引用的史料也多加以采纳，这里就是沿用了金传的错误，但是这个差了一年的年代错误，对文章的内容毫无影响。”【68】
不过，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方全才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打假斗士”，更是一个美国通。1999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以至有些辞典、目录的出版商，故意留几个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以便用做指控别人抄袭的铁证。”【294】
因此，按照这个“美国原理”，这处“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金大侠的失误很可能是故意的，他预料到十九年后，有个闽南云霄方氏会偷窃自己的文字，因此故意留下了这个小错；其次，它不仅是方舟子写作《雄奇》时不读史书的证据，而且还是方舟子抄袭他人的“铁证”。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盗憎主人”，一般的解释是“比喻邪恶的人憎恨正直的人。”【404】其实，小偷之所以憎恨物主，有其复杂的心理背景。他们对物主的仇恨，第一来自嫉妒物主的富有，第二来自偷窃时的恐惧，第三，他们还害怕物主终有一天会指认赃物。方舟子抄袭金庸，在被人抓到之后却反咬金大侠一口，就是盗憎主人这些心理活动的综合反映。
5、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阿拉伯寓言，意即这头骆驼已经到了负重的极限，再给它增加任何一点重量，即使是一根稻草，都会使之承受不了。那么，努尔哈赤起兵，是压垮明朝的那根稻草吗？从时间上来判断，后金起兵在公元1618年，崇祯吊死煤山在公元1644年，前后间隔长达二十六年。显然，这头骆驼对这根稻草的反应过于迟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逼崇祯上吊的，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义军。而李自成起义是在崇祯二年（1629）。因此，无论怎么看，李自成起义都比后金叛明更像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有人就认为，明末的鼠患是“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405】
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极力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无知。原来，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对努尔哈赤的吹捧不遗余力，这对史学知识少得可怜、并且对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方舟子一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看看金传中的这一段：
（袁崇焕）“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大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创制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陲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382, p.769】
第二个原因就是，方舟子要捧谁，就非要把这个人捧上天，而他使用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夸大这个人的对手。（方舟子捧人的另一个手法就是贬低这个人的同类。比如，他要吹捧杜甫，就力贬李白。他要捧辛弃疾，就力贬“晏殊辈”。）《雄奇》的目的是要捧袁崇焕，所以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可以使袁崇焕显得更为高大。
6、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宁远之战又称“宁远大捷”，是袁崇焕成名之始。在此之后，袁崇焕飞黄腾达，两三年内就“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那么，这个“大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不争的事实是，袁崇焕率领士兵坚守孤城宁远；后金军攻城不克，最后撤兵。但是，不争的事实到此为止，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目前尚没有一个能够被所有人全都接受的标准答案——甚至连宁远大战到底是打了两天还是三天，人们尚且争论不休。至于下面这些问题，就更是众说纷纭了：
第一，后金军到底有多少人攻打宁远？ 第二，后金军在宁远到底有多大伤亡？ 第三，后金军到底为什么撤兵？ 第四，明军到底是大捷还是大败？
在此，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本来，后金军参与此役的人数，史无明载。但袁粉们却都斩钉截铁地宣称努尔哈赤的军队是十三万人。那么，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根据就是《清太祖实录•卷十》中的这么一条记载：
“大军至宁远，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纵所俘还，俾入宁远城。往告：‘汝等此城，吾以兵二十万来攻，破之必矣。城内官若降，吾将贵重之，加豢养焉。’宁远道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尔加兵耶？锦宁二城，汝国既得而弃之。以所弃之地，吾修治而居。宁各守其地以死，讵肯降耶？且汗称来兵二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406, p.134】
也就是说，无论是二十万，还是十三万，都不过是双方在斗嘴之时随便说出的数字，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实际上，袁崇焕在宁远之战结束不久所作的《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中，又说后金兵“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可见他自己也没有准确的数字。【407, p.141】那么，后金军到底是多少呢？我们且看黄仁宇分析后金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时军队的人数：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408】
实际上，黄仁宇估计的数字，与金庸的数字几乎完全一致：金庸自己就在《袁崇焕评传》中承认，在天启二年（1622）前后，“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382, p.770】只不过是，金庸为了给宁远大战后金兵力十三万人找根据，就顺口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382, p.776】金庸凭什么这么说呢？当然只有“天知道”。其实，即使清军的实力真的在三年之内扩充了一倍，难道努尔哈赤会倾巢出动、远征宁远吗？对于这个问题，金大侠大概连想都没想。而方舟子呢？自然是甘当金庸的传声筒，人云亦云地说“十三万”。
那么，宁远之战，后金军到底有多少人呢？据天启六年正月二十日东江塘报：
“内丁守备陈国忠……探得奴酋决在灯节前后，挑有披甲达子四五万，牛车粮草尽皆齐备，不如东西要在那里攻抢，万分真的，等情到职。”【409, p.65】
后来，辽东经略高第在塘报中说：
“今奴贼见在西南上离城五里龙官寺一带扎营，约有五万余骑。”【383, p.3205】
兵部尚书王有光在奏疏中说：
“据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塘报，二十四、五两日，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383, p.3211】
在此之后，“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几成定论，如“兵科都给事中罗尚忠言：虏众五六万人攻围宁远”【383, p.3218】，以及被方舟子誉为“震烁千古”的《国榷》，在卷八七中这样记载：“建奴统西虏渡河。五六万骑攻宁远。”【337, p.5320】而清人撰修的《明史•满桂传》则说：“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远迩大震，桂与崇焕死守。”【15, p.6958】既然是“数万”，当然不可能是“十三万”。而袁崇焕本人在奏章中，从来就没有提到后金兵的人数，但却明说明军“城中士卒不满二万”。【383, p.3369】
当然，除了袁崇焕的“吾已知十三万”之外，明朝大学士顾秉谦曾说过这样的话：
“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383, p.3242】
这段话虽然颇富文采，但其中的几个数字是当不得真的。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六年正月，满打满算也只有八年，哪里来的“八九年之积颓”？即使是熹宗本人，在得到战报之后也只是说，“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383, p.3218】实际上，顾秉谦这个人鲜廉寡耻，油嘴滑舌，只要主子愿意听，他什么话都敢说。他比魏忠贤年长十八岁，但在献给魏阉的寿文中，自称“通家晚生”。【410, p.598】看看他要拜魏忠贤为父时所说的话：
“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411, p.74】
难怪《明史》将他列入《阉党传》，说他为人“庸劣无耻”。【15, p.7844】也难怪著名袁粉阎崇年在《袁崇焕传》中引用他的“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这句话时，竟然不敢把顾秉谦的名字写出来。【412, p.67】
所以说，这个“袁崇焕率领一万明军大战后金十三万大军”的故事，纯粹就是一个神话、鬼话、瞎话。
7、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当然，不论是一万战十三万，还是“不满二万”战五、六万，总归是明军以少胜多，并且是在连败之后取得的胜利，庆贺是应该的。但是，研究历史必须以史实为基础，“不掩恶，不虚美”。而袁粉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他们出于某种目的，拼老命般地夸大袁崇焕的作用。如果是别人率领明军打了败仗，他们就极力渲染明军的人数是如何如何之多，后金军人数是如何如何之少，以此证明大明王朝是如何如何之腐败。而当袁崇焕率兵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就反过来，极力渲染袁崇焕率领的军队是如何如何之少（本来是“不满二万”，却非要说是一万），而后金军是如何如何之多（本来是五六万，却非要说是十三万），从而益显袁崇焕之伟大。对于宁远之战，袁粉们所夸大的内容，除了袁崇焕以少胜多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 第二，后金军伤亡逾万；（事实是，明朝廷统计斩首仅269人，后金记录是伤亡五百余人） 第三，掩盖明军的实际损失；（事实是，觉华岛七千官兵被杀，两千艘船只被焚） 第四，掩盖后金军撤兵的真实原因。
我们还是先分析第一点：在宁远大战中，努尔哈赤真的被炮火击伤了吗？查遍中国的所有史书和史料，不论是明史还是清史，不论是官史还是野史，任何人都找不到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的确切证据。所以，对袁崇焕推崇备至的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尽管曾毫无根据地说什么“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连金庸都说它“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382, p.832】——，但并没有提到努尔哈赤在此役负伤的事。但是，金大侠之所以要有所“不取”，就是要彰显自己的公正和严谨。而就是借助这样的牌匾，他出手大方地造了一个大谣：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382, pp.778-779】
可笑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罗列了上百条参考文献，“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说”，但对“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这个“事实”，却没有给出任何与之相符的“其他资料”。
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朝鲜人李星龄在所著《春坡堂日月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改[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407, p.111】
问题是，这条记载可信吗？李氏所记根据的是韩瑗所述。而韩当时与袁崇焕同在一城，他之所见，决不会多于袁崇焕——明军放炮，韩氏都会吓得“不能举头”。那么，象努尔哈赤负伤这样的大事，如果韩瑗能够知道，为什么袁崇焕和宁远城中的一万多明军官兵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其次，宁远大战发生在天启六年一月，努尔哈赤死于天启六年八月，在这期间，年近古稀的努尔哈赤仍旧征伐不断，根本就不像是负伤的老人。且看《清史稿•太祖本纪》的记载：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戊午，上起兵伐明宁远。……二月壬午，上还沈阳，语诸贝勒曰：‘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夏四月丙子，征喀尔喀五部，为其背盟也，杀其贝勒囊奴克，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兵袭鞍山驿及萨尔浒，戍将巴布泰、巴笃礼败之，擒其将李良美。丁巳，科尔沁贝勒奥巴来朝，谢援师也。上优礼之，封为土谢图汗。六月，上书训辞与诸贝勒。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入宫发丧。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16, p.16】
当然，韩瑗的故事虽系捕风捉影，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原来，在宁远大战之时，确曾有一“大头目”被红夷大炮击毙。蓟辽经略高第在塘报中称：“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383, p.3218】明末史学家张岱也说：“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413, p.91】很可能这个或死或伤的“大头目”或“裨王”，被韩瑗当作努尔哈赤了。在《明熹宗实录·卷七十》，还有这样一条记载：
“登莱巡抚李嵩言，天启六年四月十五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回乡张有库等口称，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着伤，随扎几个大营歇息人马，一面星飞往东调兵，就要来报雠。”【383, p.3408】
确实，查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四年（天启六年）六月有这样一条记载：
“甲申，上幸慕华馆迎诏勑。……上问曰，‘乃者风闻奴贼逆天犯阙，大败而走，此言诚然乎？小邦闻来，不胜喜幸。’两使齐应曰：‘然。奴贼果败于宁远，军士死者数万余，其孙称王者亦死矣。’”【414, pp.3258-3259】
也就是说，在宁远大战之后五、六个月，尽管明朝的使者吹嘘后金军在那场大战中“军士死者数万余”，并且认定“其孙称王者亦死矣”，但仍旧不知道有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这回事儿。
1999年4月，方舟子作《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一文，再次摆出明史专家的架势说：
“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一则袁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兵五千却敌十万，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415】
此时，“袁崇焕的一万守军”又被方舟子砍掉了一半，而努尔哈赤那生龙活虎般的八个月生命，也被方舟子压缩为“不久”了。历史，成了方舟子手中的软面团，他想怎么捏，他就怎么捏。
8、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袁粉们的明史研究，其特点之一就是吹捧袁崇焕不遗余力，而对其他明军将领的功绩极力抹杀。被袁粉们抹杀功绩最烈的，莫过东江总兵毛文龙。事实是，早在天启元年，毛文龙就率领二百余人，夜袭镇江，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据史册记载：
“文龙率乌合之众二百人，涉海三千里，镇江既复，宽、叆一带城堡相继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日扶老携幼至者百余人。”【336, p.1450】
“丙子，初，辽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二百二十余人繇海东规取镇江。至朝鲜弥串堡，侦知伪署游击佟养真抄杀黄嘴商山等处，城中空虚。时右卫生员王一宁往朝鲜借兵适回，文龙延与共计，令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夜半，袭擒养真及子松年等贼党六十人，收兵万人、旧额兵八百人，南卫震动。”【383, p.653】
如果有人对这个擒拿六十余人的“大捷”不屑一顾，那么就拿它和“宁远大捷”比较一下：镇江之战，毛文龙是主动出击，宁远之战袁崇焕是被动防守；镇江之战是收复失地，宁远之战是困守孤城；镇江之战，明军以二百人擒敌六十人，宁远之战，明军以万余人总共杀敌269人，但却损失惨重。据阎崇年《袁崇焕传》：
“觉华岛上明军7000余名和商民7000余丁口都被后金军杀戮；粮料8万余石和船2000余艘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412, p.70】
退一万步说，即使镇江之捷不大，它也是千真万确的“捷”，并且是在“宁远大捷”之前的捷，你方舟子凭什么要抹煞古人之功呢？
9、皇太极攻打宁、锦，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本来，既然努尔哈赤不是死于袁崇焕及明军之手，自然就不会有皇太极为父报仇之说。实际上，从梁启超到金庸到阎崇年，并没有谁曾说过皇太极攻打宁、锦是为父报仇。例如，阎崇年在《袁崇焕传》的“宁锦大捷”一节的开篇是这么说的：
“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借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412, p.86】
原来，宁远大战之后，袁崇焕一直担心努尔哈赤会报复，因此一再上疏要求朝廷拨款筑城备战。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开始了与皇太极的议和活动。不论双方议和是否诚心，但他们都各有所得：皇太极在此期间征服了朝鲜，收抚了蒙古，袁崇焕则修筑、强化了锦州、宁远防线。
因此，说皇太极率兵攻打宁锦是为父报仇，完全是方舟子的独家妄言。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还煞有介事地加上了“灭此朝食”四个字，并且把它们放在了引号之中，好像这是皇太极发下的毒誓似的。假如这是真的，则皇太极就与袁崇焕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那他为什么还要和袁崇焕眉来眼去地谈和，并且一谈就谈了半年多？再说，父亲死了八、九个月之后才起兵报仇，还能叫做“灭此朝食”吗？这样的“灭此朝食”，岂不要把人饿死？所以说，方舟子这个语文状元的无知和可笑，总是能够达到人们想象不到的水平。
10、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这是方舟子制造的又一个神话。事实是，宁、锦大战，主战场是锦州，锦州的守将是赵率教和太监纪用。袁崇焕在《天启七年六月初六日锦州报捷疏》中说：“锦州四面被围，大战三次三捷；小战二十五日，无日不战，且克。”【407, p.140】而事实是，在“宁、锦大捷”中，锦州主将赵率教因功“加太子少傅，荫锦衣千户，世袭。”【15, p.6963】宁远也以满桂战功最着，“桂率副将尤世威等出城迎，颇有杀伤，桂亦身被重创。捷闻，加太子太师，世荫锦衣佥事。”【15, p.6959】相反，宁锦大战之后，袁崇焕因没有增援锦州而受到弹劾。《明史•袁崇焕传》说,“时称宁、锦大捷，桂、率教功为多。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15, p.6712】因此，别人都官升两级，并且蒙受世荫，而袁崇焕仅受到升一级的奖励。有人为袁崇焕抱不平，熹宗训斥道：
“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朕不加谴责，尚着叙赉，分明念久在危疆，姑使相准耳。” 【383, p.4210】
崇祯登基之后，袁崇焕督师蓟、辽，仍坚持其“和为旁着”策略，继续与皇太极通款。细观两人来往书信，皇太极意气纵横，咄咄逼人，而袁崇焕则有恭顺委曲，低声下气之嫌。且看天聪三年（崇祯二年）七月，袁崇焕与皇太极的两则通信：
袁崇焕书：
“钦命巡边使、兵部尚书袁，敬复皇帝陛下。读皇帝所遣之喇嘛来书，首言和好，仰面而观，天实鉴临一语；天地鬼神，实共鉴之。我国幅员九州岛，所失辽东之地，初非上所有也。辽东之人西来，坟墓皆在于彼，其心能不思先人之骨乎？因不合众意，我受之而不敢言，是以亦未奏于帝。又往来之礼，或有尊卑；我帝仁明弘远，初不介意。愿以名誉为念，无论治理何事，斫道义为规矩。果能修好，一惟尔意是从。察哈尔尼意珠，皆与我修好，中国亦以道义行之。至铸印封典之语，则非一言可尽也。”【407, p.99】
皇太极复书：
“满洲国皇帝，致书于袁崇焕。遣我使臣之书已阅。尔言辽东人之枯骨坟墓尽在彼处，非欲取辽东乎？辽东地方，我攻取之，非尔所与也。先我两国并无隙怨，太平安处。尔国有九州岛之大，犹不厌足。夺我界外弹丸之地，逾洪武、永乐时设立之旧界，移置界牌于沿边三十里外；因以满洲国之疆土，取为明有。故天鉴其曲直，而赐我以辽东之地；何敢违天勿取乎！且自古兴衰，何代无之，庸尔国不然乎！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也。天赐之，人受之。昔大辽之君，天子也；金太祖，乃大辽之属国也。后大辽天祚帝无道，金太祖徒有忠心，因其不舞而欲杀之。天遂谴责，将大辽东之地赐金；金帝向辽讲和，辽仍视之如臣，谓金太祖为东海内部之帝！金国所定大圣之号，辽因其兼先帝之名，遂不相容，竟败和好，复行征讨。天以大辽之政柄授金，天所赐之地，大辽岂得而反之乎！又金帝，天子也；元太祖，金之属国也。金之永吉帝无道，元太祖以忠心朝贺，因观生象而欲杀之，致起刀兵。天谴金国，以金之西地赐于元。元太祖遣使者讲和，被金阻留，令退还所围之青城，乘间修茸坚固，再行兴师，遂遣使者以骄言而败和好。天以金国之政柄授元，天所赐之地，余岂得而反之乎！元顺帝图欢特穆尔云：吾身为天下君，何人敢违于我！荒淫无道。天鉴其过，国中兵盗蜂起，朱太祖取之；所取之地，若令反还蒙古，尔明肯允之乎？所取之地，不惟小民之枯骨，帝与诸贝勒之坟墓，不皆在乎？是皆妄思欲得也，岂得如愿以偿乎！我素日以忠心相处，因万历帝不相容，无故而欲伐我，与前辙有何异哉？尔国之官员、文士，高视尔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云霄；以我所言不合众臣之心，不即奏于皇帝，使我二载未得遣使致书于都城，而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此亦天意耳，我岂能强令和好乎！”【416】
这象是袁崇焕“威震辽东”，皇太极“闻名丧胆”吗？
可笑方舟子在《雄奇》中还说：
“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事实是，袁崇焕的那封信作于天聪元年（天启七年）三月，乃是在熹宗的逼迫之下才加入那几句话的。原来，天启七年正月，袁崇焕报告后金遣人通话。熹宗批复道：
“十年荼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383, p.3901】
这实际上就是《明史•袁崇焕传》中所说的“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15, p.6711】袁崇焕的议和方略，直接导致后金征服朝鲜，击溃毛文龙，消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当时朝廷命令袁崇焕直捣后金老巢，以解朝鲜及毛文龙之危，袁上疏曰：
“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383, p.4045】
后金军的人数，在努尔哈赤死时，总共只有九万。而当时后金侵朝的人数，不过五、六万人。【417】而按照袁崇焕的估算，却至少有二十万。另据《国榷》，崇祯二年三月，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虏十五万犯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337, p.5477】
由此可见，袁崇焕夸大后金兵力是一贯的。那么，到底是谁闻谁之名而丧胆呢？
总之，方舟子这段377字的引言，充斥着史实错误。其错误来源，或者是愚昧无知，或者是偏听偏信，或者是故意篡改历史。而《雄奇》一文，就是建立在这些错误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方舟子要把这一段背景材料写得如此之短的主要原因：他写得越多，漏洞也就越多、越大。
三、649个字中的十大笑话
《雄奇》的第三节是全文的重心所在，长度是上节的八、九倍。其内容主要是说，崇祯登基之后，拜袁崇焕督师蓟辽。袁崇焕坐镇辽西，皇太极无法取道山海关入关，只好绕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而“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所以后金入寇不是袁崇焕的责任。但他却“抱心太热”，入关增援，一路设防，先惊后金军于蓟州，再惊后金军于北京，并且在北京以一当十，杀得后金军“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可是，就在袁崇焕要“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之际，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历史因之改写！”
全面分析《雄奇》第三节文字，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而对此节作蜻蜓点水般地泛泛评说，又无法使读者信服。怎么办呢？笔者的策略是，选取此节第一自然段来详细分析评论。这样一来，方粉们就不能指责笔者断章取义，正常的读者也可以结合笔者对第二节的分析，举一反三、得知《雄奇》全文到底如何。
《雄奇》第三节第一自然段共649字，叙述后金军进入长城到北京与袁崇焕军大战这一段历史。而这段叙述，与他在第二节的叙述一样，除了抄袭别人的文字之外，就是妄言妄语，漏洞百出，笑话连连。
1、“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自己防区不负责任
方舟子制造的第一个笑话就是，他先说袁崇焕的官职是多么多么高，接着就说袁崇焕对皇太极进入长城不负责任。且看他是怎么说的：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
我们先看这个逻辑：袁崇焕这个“最高军事行政官”、“最高军事指挥官”，督师蓟辽，但却“管不到”蓟州。那么，这两个“最高”意味着什么呢？皇上为什么不说让他督师“辽东”，而是让他督师“蓟辽”呢？敌军在他的防区进犯，却说“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那么与谁有关呢？假如当年苏联进犯珍宝岛，东北军区司令员却说，“珍宝岛属于黑龙江省，是黑龙江军分区的防地，与我无关”，还能有比这个说法更为可笑的吗？实际上，连超级袁粉阎崇年都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418, p.62】
另据《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日，
“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得旨：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关内疏虞，责有分任。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386, p.1587】
虽然袁崇焕的引咎疏文不得而见，但从崇祯的批复中可知是为满兵入寇事。假如袁崇焕对蓟州地区不负责任，他为什么要引咎呢？
其实，即使撇开管辖权这个问题不谈，皇太极绕道蒙古进入长城也与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早在袁崇焕任辽东巡抚之时，由于他强调修筑宁、锦防线，明朝的战略防御政策就开始向关外倾斜。宁远大战之后，朝中多人强调要加强蓟州的防御。而袁崇焕在天启六年六月给皇帝的奏疏中，却这么阐述自己的防御思想：
“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383, pp.3499-3500】
众所周知，锦州、宁远、山海关三点连接的乃是一条狭长地带，长180多公里，宽则仅有20-30公里，通称辽西走廊。在这个狭长地带，连设三道防线，加以重兵防守，自然可收固若金汤之效。而蓟辽关内防线则是沿着长城设防，属于水平防线。从山海关经喜峰口到居庸关，全长大约600公里。显然，即使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关宁锦防线也要比关内蓟州防线容易防守。
而在当时，明朝政府的主要问题就是财政资源匮乏，粮饷有限，否则的话，也不会受制于小小的后金，让其坐大。黄仁宇就说，“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419】以有限的资源用于漫长的防线，自然是顾此失彼，拆东墙补西墙。所以，袁崇焕强化关外防线的必然结果，就是弱化关内防线。宁锦大战之后不久，蓟辽总督阎鸣泰上疏抱怨道：
“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项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璧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迩抚臣欲于关门蓟门各练兵一万五千，以备调遣之用。窃计关内外向各以六万计，近宁远增二万。此八万之众皆厚饷，非蓟门之比。使此八万者人人皆劲兵，岂须一万五千之应？使此八万者仍望济于一万五千，则厚饷蓄之何为？”【383, pp.4143-4144】
也就是说，在袁崇焕“乞休”之前，关外驻军就已经是不仅兵多、而且饷厚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削弱关内防线的前提下实现的。
待到袁崇焕复出，督师蓟辽，仍旧坚持“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战略猜想，继续强化关宁锦防线，重修已经被明军放弃的锦州城。《崇祯长编》记载，崇祯元年七月己卯，“筑锦州城工竣”【386, p.614】、十月己丑“召廷臣于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386, p.765】。崇祯说：“前崇焕云安插锦州，兵变可弭。今又云欲鼓噪，求发内帑，与前疏何相矛盾？” 【411, p.159】后来崇祯屡次宣称“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337, p.5506, p.5507】事实确实如此。方舟子们以袁崇焕曾经上疏要求朝廷加强关内防线来为他开脱责任，其实，不要说袁崇焕并没有那样的疏文，即使有，他也明知道，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下详）。
实际上，袁崇焕复出之后，还为皇太极绕道蒙古进入长城做了另一件大事，这就是斩杀毛文龙。崇祯二年六月五日，经过近半年的策划，袁崇焕终于把东江总兵毛文龙杀了，使后金从此没有了后顾之忧。毛文龙死后七天，一直在与袁崇焕议和的皇太极便说：“我屡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420, p.72】而清人撰写的《明史•袁崇焕传》更是明确地把皇太极从西线入口和毛文龙被杀联系到了一起：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15, p.6717】
在“震烁千古”的《国榷》中，谈迁评论说：
“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向也。”【337, p.5488】
实际上，毛文龙的牵制之功，袁崇焕心里相当明白。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上疏说：
“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421】
对此，曾任蓟辽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加有这样的批语：
“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解围，文龙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同上）
总之，即使袁崇焕不是蓟辽督师，他对后金入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既是“最高军事指挥官”，那就更是“罪责难逃”了。
2、“连上三疏”
前面提到，方舟子和其他袁粉们总是拿袁崇焕曾经上疏，要求强化关内防线来为袁崇焕开脱，意思是，蓟州防线即使归袁崇焕负责，他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清兵进入长城，乃是因为朝廷互相推诿，耽误了大事。
那么，方舟子所谓的“袁崇焕……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舟子的这个陈述，显然是脱胎于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的这段话：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382, p.802】
那么，金庸是根据什么说的这番话呢？原来，有一个名叫余大成的人，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他在袁督师下狱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剖肝录》，开篇就这样写道：
“今上崇祯二年已巳冬十月，敌由大安被遵化。十一月，围京城。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389, p.126】
余大成所提的袁崇焕这篇奏疏，翻遍明朝史籍而不可得，真真是史学上所谓的“孤证”。其实，就算袁崇焕真的上有此疏，可是“重兵”都已经被他布置在宁锦防线了，还哪来的“重兵”宿蓟门啊？
袁崇焕确曾在崇祯元年十月上疏，谈及蓟门的潜在危机。他说：
“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峯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臣窃忧之。”【386, pp.768-769】
那么，袁崇焕的对策是什么呢？他说：
“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自贻伊戚。业令总兵祖大寿查炒五大营与虎之八大营零部有存者，收置锦州口外边堡，以其赏物为其粮饷，我更益之兵佐之战守，从中界断，令东无得与西合。”【386, p.769】
也就是说，袁崇焕的对策首先是让蒙古人替大明守边。但是，“若不可致”时，该怎么办呢？袁崇焕的对策是“相机剿逐，无令逼处”。但这样一来，“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仍旧空虚，又该怎么办呢？袁崇焕没有下文了。实际上，袁崇焕对蒙人部落的绥靖策略，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在此之前三个月，被袁崇焕称为“为患切肤者”的哈喇慎三十六家就已经与后金正式结盟了。【422, p. 889】
那么，金庸所说的“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后金遭遇灾荒，粮食奇贵，而袁崇焕却允许把粮食卖给已经依附后金的蒙古人，导致皇上震怒（这也是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之一：“以粮资寇”。）三月，崇祯皇帝下旨，严斥袁崇焕“藉寇资盗”。而袁崇焕在回复中则辩解说：
“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423】
也就是说，袁崇焕明知道蓟门“兵力不加”，但他不是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加强防御，而仍旧是寄希望于以夷制奴。但是，一直对袁崇焕恩宠有加、连他擅杀大帅都“优旨褒答”的崇祯，这次根本就不买袁崇焕的账，严厉训斥他说：
“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论罪！”（同上）
确实，在当时，“西夷通虏”早已天下皆知，袁崇焕根本就没有不知之理。事实是，就在“各夷”信誓旦旦的“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话音尚未落地之际，皇太极的铁骑已经在他们的诱导之下进入长城了。这就是袁崇焕的“第二疏”的来龙去脉。
至于方舟子所说的“袁崇焕……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大概是指《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中所记的这件事：
“明年五月晦，巡至镇江双岛，与毛文龙盘桓数日；于六月六日设帐房于山上，犒军较射，遂缚文龙，数以十二罪，出尚方剑斩之。疏闻，京师震骇。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413, p.93】
且不说在遵化“设一团练总兵”是否等于“加强遵化的防守”，也不去追究袁崇焕为什么要提名一个“新奉部劾”的人当这个团练总兵，我们细看此文，却发现袁崇焕提出此项建议，不过是要掩饰自己擅杀毛文龙的罪过而已。
方舟子的所谓“连上三疏”的故事，其真相就是如此。显然，方舟子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金庸所说的“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奏章都是些什么内容，于是就顺手制造了这么一个笑话。
3、“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
那么，方舟子说皇太极绕道蒙古进入长城是“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满清史料中，有一份高鸿中的奏本，其中说：
“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424, p.45】
这个奏本没有年份，只标有“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日奏了”，况且说话背景不明不白，其史料价值本来值得怀疑。可是，满清秘档之中，偏偏还有一道没有年月的“敕谕副将高鸿中”稿：
“览卿所奏，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 【424, p.15】
于是有人把这两份文件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这是高鸿中在崇祯二年向皇太极建议袭击北京：
“由此《敕谕》，可见高鸿中奏本之有力。然金汗之所以如此听从汉人者，则因金汗自云：‘南朝事体，朕未必曲尽详知’。今欲‘曲尽详知’，则非藉资于汉奸不可，故高氏所陈情节，自易为金汗所采纳也。”【425, p.451】
假如事情到此为止，则方舟子不过就是听信他人之言，并没有什么大错——顶多就是一个不道所出的东抄西凑。偏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出版于1948年。在此之前十六年，陈寅恪发表了一篇考证文章，题为《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426】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就是说，高鸿中的条陈作于崇祯十五年，而不是崇祯二年。因此，它与己巳之变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另外，陈寅恪的文章，显然是根据文献原件所写，因为他说该件“仅附识‘二月十一日到。’及‘三月十三日奏了。’数字”，与《明清史料》所记不同，也与李光涛所说日期是在“奏本封面”不同。不知是什么原因，李光涛在《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中考证高文的年代，竟然没有提到陈寅恪的这篇文章。
可是，方舟子则不同。首先，《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一文，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中，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此是寻常可见之物。第二，陈寅恪是少数得到方舟子吹捧的民国学人之一。在与都人的论战中，他曾以陈氏后学弟子的口气说：
“陈寅恪先生乃一代宗师，治学严谨，举世景仰，其考据，有经则引，有典则据，可谓无一字无出处。倘根据一则史无明文的传说，嘲笑陈先生‘闭门造车’、‘象牙塔之偏颇’，岂非太过？”【373】
“一个读不懂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把随便什么人都当成陈先生所说的‘世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的人……居然教导起别人的‘读史方法和态度’，那已不只是‘太过’，而是近于滑稽了。”【375】
都人“读不懂陈寅恪”，至少还是读了；而方舟子则连读都不读，就敢冒充陈先生的大弟子，真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复旦大学傅杰先生曾嘲笑方舟子说：“郭沫若先生这样的‘师’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同样道理，“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师’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对于方舟子来说，特别如此。
4、“闻警即率兵入援”
从叙述史事的角度来看，《雄奇》一文只掐取了从皇太极率兵入口到袁崇焕被磔身死这一段历史。因此，在为袁崇焕开脱了“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责任之后，方舟子下一步就是叙述袁崇焕因“抱心太热”而立下的丰功伟绩。方舟子说：
（袁崇焕）“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
方舟子的这段180字的叙述，基本上是抄袭梁启超的《袁督师传》。其中既含有史实错误，又含有地理笑话。先说抄袭。在《袁督师传》中，】《明季写道：
“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闻警，即檄调诸辽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入卫。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欲背捍神州，面拒敌众。十二、十三等日，与敌兵相持于马升桥诸要隘。清军不意袁军骤至，相视骇眙，乃宵遁，疾趋而西，直犯京师。崇焕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由间道飞抵郊外。两昼夜疾行三百余里，先清军至三日。……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427, p.91】
除了文字和内容相像之外，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方文抄自梁文？原来，梁启超的文字，根据的是一个名叫程本直的人所写的文章，题目是《白冤疏》（又名《矶声纪》），其中写道：
“至若崇焕，自十月二十八日，一闻蓟警，即檄调诸辽将兵赴急西援。躬统马步二万有奇，逐路置防，逐城置守。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计图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十二日，即发前拨，堵截于马升桥。十三日，敌乃尽撤遵营，横札于蓟之东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两兵对垒，相持半日，不意宵遁而西。则安得谓崇焕驻扎蓟州，纵其入京乎？……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387, p.116】
程本直何许人也？他本是一介平民，因为崇拜袁崇焕，曾三次登门拜访袁崇焕而不得见，最后投身袁崇焕幕下，以袁的“门生”自许。袁崇焕入狱之后，他作有《矶声纪》和《漩声纪》，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的最早文字，也是梁启超作《袁督师传》的主要蓝本。方舟子在《雄奇》中，曾多次提及程本直，并且明引程的文字。但上面的文字，方舟子却既没有说来自程本直或来自梁启超。那么，为什么说方舟子的这段话抄自梁启超呢？因为像什么“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先清军至三日”这样的话，都是程文中所没有的，而后两句话更是梁文所独具的（下详）。
次说史实错误。按道理说，抄书而出错，错误只能来自原本，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万历四十五年”就是来自金庸。可是，方舟子这个文抄公，不但阅读理解能力有限，而且好不懂装懂，自作聪明，再加上他刻意掩盖抄袭痕迹，所以在抄袭他人的文字之时，他也会制造一些具有方氏特征的错误。且看上面引文的第一句话：按照方舟子，袁崇焕在听到警报之后，立即亲自率兵驰援。而按照程本直和梁启超，袁崇焕不过是“檄调诸将”。那么，史实到底如何呢？袁崇焕军掌旗官周文郁撰写的《辽西入卫纪事》说，袁崇焕率兵西进是在十一月初四的“次日”（“初四日,辽兵至关。次日,公遂亲帅以西,令余主旗鼓”）。【428, p.10】而据袁崇焕的奏疏，他反复说自己是十一月初四从山海关出发：
“臣亲督总兵祖大寿、协将何可纲等带领，于本月初四日早发山海。”【386, pp.1579-1580】
“臣深是其议，遂于初四日早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386, p.1584】
也就是说，袁崇焕入关实际上是在“闻警”五天之后（袁崇焕自称是在二十九日闻警），甚至七天之后（按周文郁说）。所以说，方舟子说袁崇焕“闻警即……率兵入援”，全是白日臆语。
5、“蓟州交锋”
方舟子制造的另一个史实笑话就是所谓的“蓟州交锋”。方舟子说，“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而按照程本直和梁启超，袁崇焕十一月初十到蓟州的目的是“背捍神州，面拒敌众”，也就是在蓟州堵截皇太极的军队。确实，蓟州为后金军西进北京途中的咽喉要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袁崇焕在驰援蓟州之前，曾与麾下诸将讨论应付皇太极进入长城的对策，有人提议驰援遵化，有人提议直捣中坚，而祖大寿则提议“屯扎蓟州，藩屏京师”，袁崇焕“是其议”，也就是采纳了祖大寿的建议。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袁崇焕信心满满地说：“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386, p.1584】
那么，结果到底怎样呢？先看满清的史料：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422, p.957】
也就是说，后金大军几乎兵不血刃就越过了袁崇焕宣称的“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防线。那么，满清的史料是否可靠呢？我们再看由袁崇焕军掌旗官周文郁撰写的《辽西入卫纪事》：
“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余亟启曰：‘奴既来马伸桥，离蓟城二十里耳。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公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镇将议从间道绕出贼前，余请必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一跟其后。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428, pp.10-11】
总之，明、清史料的记载，细节或有差异，但大体情况却完全一致：袁崇焕和皇太极的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有相遇，皇太极的大军（方舟子采金庸说，认为是十万铁骑）在袁崇焕的鼻子底下轻轻松松地“潜越”天险蓟州，直奔京师，而袁崇焕军仅看到了敌军二百余骑。袁崇焕在一天之后才发觉自己布置的防线一钱不值。难怪有史书这样记载此事：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 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429】
而这一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对明军来说是奇耻大辱，对后金军来说是奇勋伟绩——，到了方舟子的笔下，竟成了这样：
“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
这已经不是什么颠倒黑白了，而是厚颜无耻地混淆黑白。
6、“满兵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
那么，方舟子的地理笑话又是什么呢？原来，在地图上，喜峰口、遵化、蓟州、通州和北京五地几乎呈一条由东北向西南的直线。通州在蓟州和北京之间，清军自遵化经蓟州而奔通州，乃是一路杀向京师，可谓长驱直入，一往无前。但是，皇太极这个“向前、向前、向前”的“进”军，却被方舟子说成是“向通州退兵”——真不愧是语文状元。
问题是，方舟子把后金军的“进”称为“退”，到底是因为他故意要颠倒黑白，还是因为他不通地理，不看地图呢？程本直和梁启超在描述后金军的行动时，都使用了一个“遁”字，这已经是在搞偏离史实的文字游戏了。周文郁用“潜越”二字，则比较恰当。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用“退”字呢？原来，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对这场至关重要的“蓟州交锋”，只写了这么45个字：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382, p.811】
也就是根据金大侠的这个超级大忽悠，方舟子于是让后金军“向通州退兵”了。他确实连地图都不看。
顺便评论一下中国当代第一袁粉阎崇年的袁学研究。在他的笔下，皇太极“潜越”蓟州这一军事奇迹是这样的：
“皇太极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有句俗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418, p.64】
《清太宗实录》明明写着清军经蓟州至三河，而按照阎会长，清军是绕过蓟州奔顺义再返通州。真不知道到底是皇太极真的那么蠢，还是阎会长真的那么无耻。
阎崇年不顾史实信口开河之处，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为了给袁崇焕开脱罪责，他这样为袁崇焕辩护：
“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而不加阻拦。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418, p.100】
阎崇年当然不会读不懂袁崇焕所说的“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却采用掐头去尾的手法，把这个被袁崇焕批驳的观点，转变成袁崇焕的观点。这种颠倒黑白的伎俩简直就是无耻至极。
另外，阎崇年还说：“皇太极采取绕道蒙古突袭北京的策略，……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418, p.61】这真是欺天下人不会读书。实际上，宁远大战之后，朝廷中呼吁加强蓟州防御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天启六年闰六月，顺天巡抚刘绍说：“逆奴谋窥喜峰久矣。顷者不得志于宁远，而假道于西虏，势诚有之。”【383, p.3544】崇祯元年九月，兵部尚书王在晋说，“边患切在蓟门”，并陈五策，其中之一就是“宁锦三恊互相要击”。【386, p.753】即使是毛文龙，也曾屡次三番地告诫朝廷，“职思宁远固奴所必攻，而其捷径尤在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墙子岭等处，须亟亟于等处相其要害，张设疑兵，埋伏各项器械，近城堡处，设绞地龙，此制敌之法，断不可少者。”【409, p.98】“四王子发兵西去，欲往喜峰、一片石等路犯关是实。”【409, p.119】“山海关兵厚，敌善谋必不轻入；喜峰口、墙子岭、一片石，宜增卒伏地雷以备之。”【430, p.398】
也就是说，阎崇年之无耻，较之金大侠和方奇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与金、方不同的是，阎崇年是专业史学研究人员，因此他堪称是中国史学界的无耻之尤，难怪他被人当众掌脸【431】，连一贯协助方舟子作恶的野鸡凤凰网都开设专题系列节目，炒作“草根研究者炮轰阎崇年”事件。【432】
民史起义 由于专业学者在中国最大的舞台央视上信口胡诌，狂捧袁崇焕，导致中国民间史学家起义造反，在网上网下掀起“掌掴”袁粉阎崇年运动，凤凰网趁势开办“民间起义：草根研究者炮轰阎崇年系列专题”节目，其专题之四附有一张地图，详示皇太极从喜峰口入关入侵北京路线（绿色），以及袁崇焕入京勤王路线（蓝色）。地图显示，后金军从遵化过蓟州向通化的进军路线是笔直的直线，但却被方舟子等无耻袁粉说成是“向通州退兵”。（图片来源：凤凰网《民间起义：草根研究者炮轰阎崇年系列专题之五：袁崇焕是不是“御边干臣”?》）
7、“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
在《雄奇》一文中，方舟子制造的笑话接二连三。你看他刚刚制造了满兵向西退兵的笑话，接着就说：“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 按照常识，既然是“追赶”，并且比被追赶对象早到达目的地，则两军应该相遇才是。既然能够相遇，则必然要有一场恶斗。但根据方舟子，明军和满兵好像是约定好要在北京聚头似的，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稍有古文功底的读者，细读程本直、梁启超的文字，就会明白，袁军是抄小路赶赴北京的，并非“追赶”满兵。“间道”者，抄小路也。可笑方语文状元搞不懂“间道飞抵郊外”是什么意思，于是请教金大侠。而金大侠此时早已把史实史事搞的乱七八糟了，只是含混地这样说：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382, p.811】
方状元此时六神无主：照抄梁文，怕露出马脚；想要搞“文译白”，又弄不懂“间道”说的是啥。怎么办呢？他于是假定“金爷”所谓的“急行军”就是“追赶”，大笔一挥，派袁军“追赶”皇太极去了。至于袁军在追上之后该怎么办，那是“袁爷”的事，不值得我们的方奇才费心。不过，“金爷”说袁军“比清军早到了二天”，而梁启超则说是“先清军至三日”，何去何从呢？方舟子当然要“两利相权取其重”，谁说的话大就听谁的，于是“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就这样出笼了。
实际上，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说得十分清楚，袁崇焕在得知清兵“潜越”之后，“即督辽将士西追”，但是他的将领们却提出“从间道绕出贼前”。周提议双管齐下，“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一蹑其后”，但“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428, pp.10-11】为什么“兵寡不可分”呢？原来，聚集在蓟州的明军都被袁崇焕遣散了。看看《崇祯实录》中的记载：
“袁崇焕入蓟州，以故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周宗武守豊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433, pp.65-66】
这就是方舟子所说的“袁崇焕的计划”：
“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
可见方舟子连基本史实都没有弄清楚：袁崇焕调兵遣将明明是在蓟州，可他说是在北京；敌军明明是所向无敌一路杀到京门，可方舟子却还替袁崇焕吹牛：“‘五年全辽可复’……隐隐有了希望”。套用一句方舟子自己的话：“无知无畏，莫过于此。”【434】
8、“满兵无不大惊失色”
在制造了满兵“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的笑话之后，方舟子再接再励，又制造了另一个笑话。他说：
“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
本来，我们已经见识了袁军在蓟州“大惊”满兵、迫其“向通州退兵”的壮举，因此，对袁军在北京城再次使满军“大惊失色”，就更想要探个究竟。可惜，方奇才此时惜墨如金，对此毫无交代。事实是，这个“大惊失色”典故，史无明载，连袁粉始祖程本直都没敢说。但在《袁督师传》中，梁启超却信笔写道：“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427, p.92】而金庸呢，也附和着说：“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382, p.811】显然，此时的金大侠已被梁启超忽悠得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还是看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纪事》：
“十九日，……是夕，公密令参将刘天禄等劫奴营，不意行至高密店，为奴哨觉，贼营有备，不得入而返。”【428, p.12】
这个偷袭未遂事件，大概就是这个“大惊失色”的来源。不过，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不意”的乃是袁军，而“有备”的则是满兵，那么，到底是谁“大惊失色”呢？
9、“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
方舟子接着叙述袁崇焕在北京的英勇奋战：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本来，己巳之变，皇太极一共带了多少人马入口，至今众说纷纭。《明史•袁崇焕传》说是“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15, p.6717】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清兵十余万人，以蒙古兵为向导，大举入犯。”【427, p.91】金庸说，“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382, p.809】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金庸，都没有给出根据。而我们根据宁远大战时，后金军的人数在五万左右，以及此次后金军孤军深入、涉险路入关、并且能够在袁军鼻子底下“潜越”蓟门关这些事实，大致可以断定后金军人数不会超过五万。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后金军的总人数到底是十万还是五万，而是在于十一月二十日与袁军在广渠门撕杀的人数究竟几何。梁启超说是“以五千而当十余万之大敌”，金庸说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都是假定袁崇焕与全部满兵对阵。事实真的如此吗？大量史料记载，当日在北京有两个战场，一个在北京城北的德胜门，明军将领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另一个在北京城东南的广渠门，明军将领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且看满清史书：
“二十日，大军起行，汗营于北京城北土城关东隅，两翼兵沿东北隅立营。哨兵来告，瞭见明兵集德胜门等语。汗遂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又告瞭见东南隅有明兵集结，遂遣爱巴里、索尼、白格依传令。左翼贝勒莽古尔泰、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豪格率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遣人查实德胜门之兵，乃是大同总兵官满桂、宣府总兵官侯世禄军。……左翼诸贝勒所攻之兵，乃是宁远都堂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军。贝勒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及墨尔根戴青、台吉豪格率兵前进进杀，时明伏兵四起，前进之四贝勒兵，即行反击追杀。贝勒莽古尔泰，额尔克楚虎尔及随行军士，屡败明溃卒来犯。巴克什乌讷格、额附苏纳，率蒙古兵击败另外三队兵。”【422, pp.960-961】
也就是说，后金兵分两路与明军大战，应战袁军的乃是其“左翼诸贝勒”所率之兵，而皇太极率领的主力则面对满桂。换句话说，即使满兵总数真的如金大侠所说是十万，与袁军作战的也至多不过其中的一半。
那么，与袁军作战的满兵到底有多少呢？先看满清史书：
“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比入隘口，豪格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余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击败敌兵，亦追杀至城壕。止于中途，多铎，以年幼，与莽古尔泰留后，值明溃卒来犯，两贝勒追杀之。又有敌兵一队，距离城稍远，屯树林内，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击。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俟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巴克什吴讷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本、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420, p.81】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推理：第一，既然说“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则金大侠所说的“主战场是在广渠门”便不攻自破——主战场是在德胜门。第二，虽然我们搞不清楚莽古尔泰的军队究竟是总共只有二千人，还是除了护军之外，外加蒙古兵二千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队伍的总数不会太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区区两千蒙古兵，就不值一提了。第三，根据文中所述，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结果并非一边倒。这样一来，其中所说的“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就更值得注意：满兵的人数不太可能多于这个数字。因为假如满兵的人数多于二万，清史中的相关叙述便会使满军显得虚弱。
再看袁军方面的记载：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余随行间。……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寄将王承等列西北，公与余札正西，阙东而以待敌。奴拥众直突东南角，我兵奋力殊死战，奴奔北，见前处有承胤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胤等乃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 面。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获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 赖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我兵亦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渰没者无数。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暨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428, p.12】
周文郁自始至终都没有说敌军的人数。至于双方的胜负，也似乎全凭各自的感觉而定：金庸说“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打到傍晚，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382, p.811】；梁启超说“自辰达申，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427, p.92】当时身在京城的文震孟在日记中写道：“二十日，虏薄城六百，袁师杀伤相当。”【435】而根据袁崇焕自己后来吓唬朝中百官说：“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436】，则可以断定他的军队没有打大胜仗。
其实，我们只要运用常识常理想象一下，就能够看出这个“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的荒诞不经：九千人与十万人在野外正面撕杀了一整天，但这九千人中，却仅死了几百人。那么，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呢？
总之，这个“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的神话，不仅史无明文、不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而且与大量的旁证相悖。因此，可以说它完完全全是袁粉们编造出来的。而方舟子则连编造的能力都没有，只会鹦鹉学舌，因此就显得十二分的可笑。
10、“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
在这649个字中，方舟子制造的第十个笑话就是，“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不仅如此，他还煞有介事地列出了参考文献：《朝鲜仁祖实录》。
实际上，方舟子这句话是抄袭金庸的。在金传中，金庸写道：“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而这个注释“⑦”是这样的： “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382, p.837】 金庸所引的这段“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乃是来自朝鲜“进贺兼谢恩使李忔在北京驰启”。【414, p.3435】因此，这个报告的可靠性与“译官韩瑗”在宁远观战之后就报告说努尔哈赤受伤同属一个等级。显然，朝鲜使臣不可能亲自参战，因此所得消息肯定来自道听途说。那么，金庸、方舟子二人为什么不参考一下曾经与袁崇焕并肩作战的人的亲眼所见呢？
其实，袁崇焕是否中箭，是否受伤，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说得十分清楚，
“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428, p.12】
也就是说，袁崇焕中箭不假，但并没有受伤。实际上，在当天确实有一位明朝大将中箭受伤，他就是满桂。据说射中他的箭头来自袁军——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五》就有一节题为《袁崇焕通敌射满桂》：
“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352, p.118】
所以，才会有接下来的一幕戏：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焕议饷，密敕满桂、黑云龙、祖大寿同入。崇焕进阙不数武，一内监趋出曰，万岁爷在平台速入。崇焕趋进，见桂等在上所。惊沮，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崇焕不能对。”【352, p.119】
对于这样的史书记载，方舟子当然要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了，尽管他在同年撰写的《明初酷刑》中刚刚引用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更为可笑的是，在所谓的“朝鲜仁祖实录”中，还包括这样的话，“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414, p.3435】金庸和方舟子既然相信《仁祖实录》所说的袁崇焕受伤之事，为什么却不相信它所说的袁军人数是“一万四千”、而偏要说是“九千”呢？
那么，为什么说方舟子的那句话是抄自金庸呢？这是因为，方舟子和金庸对这段含糊其辞的文字，理解完全相同：
第一，按照《仁祖实录》的叙述，“至于中箭”的人，既可能是“袁军门”，也可能是“祖总兵”，也可能是二者都中箭，为什么金庸与方舟子都异口同声地把中箭之人定为袁崇焕呢？
第二，中箭并不一定就导致受伤，这是古代战争常识，因为古人作战，都穿铠甲。金庸说，袁崇焕“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382, p.811】，方舟子也说，袁崇焕“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那么，为什么他们二人都把“中箭”理解为“中箭受伤”呢？
四、盗憎主人：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雄奇》一文，全长八千五百余字，第一节大约一千字，完全就是其习惯性的“借题发挥”，与正文毫无关系。因此，笔者上文实际是分析了《雄奇》正文开始之后的1026字，约占正文的七分之一。笔者证明，在这一千余字中，含有十大谬误、十大笑话。实际上，为了“凑整儿”，笔者还放过了几个错误。所以说，方舟子这篇“经典之作”，所含的错误、漏洞、笑话、瞎话，至少有一百个——名符其实的“漏洞百出”。
按道理讲，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分析《雄奇》了。古人云，一叶知秋，一斑全豹。而我们见到了，何止一叶、何止一斑？这难道还不够吗？遗憾的是，这些确实不够。
笔者在前面曾反复说过，方舟子的无知，“总是能够达到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但是，《雄奇》一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除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无知以外，更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无耻。因无知而犯错，还情有可原，所以古语说“不知者不罪”；但是，因无耻而犯错，属于明知故犯，所以要罪加一等。因此，笔者在此节专门论证方舟子的无耻。当然，方舟子的无耻，既不始于《雄奇》，也不终于《雄奇》，更不限于《雄奇》。只不过是，在《雄奇》之中，这个问题相对集中而已。
如何来发掘方舟子的无耻呢？前面提到，《雄奇》一文的“后记”，专门讲《雄奇》与金传的关系。也就是说，方舟子在这篇后记中要给人一个他写作《雄奇》在先、得见金传在后的印象，但是，任何人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的话，都可以轻易地看出，《雄奇》完全是根据金传改写、缩写的。关于这一点，在别人发现他抄袭了金庸的“万历四十五年”之后，方舟子不得不以他特有的方式承认：“《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那么，方舟子所说的“针对”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雄奇》中，方舟子为了要显示自己虽然在材料上取之于金庸、但是在见识上却要高于金庸，于是他专门提出了几个与金庸不同的观点。这恰恰像在《大明小史》中，他一边抄袭吴晗，一边却故意要提出一些与吴晗不同的观点一样。不过，不论是写《大明小史》还是写《雄奇》，不论是“针对”吴晗还是“针对”金庸，方舟子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自曝其丑。
1、自打耳光
方舟子第一个“针对”出现在第三节的倒数第二段：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略去323字]（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段简化过的文字认真读完，就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啊，皇太极与明军议和，“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呢？看皇太极的那道谕文，他分明是相当诚恳的啊。这不恰恰证明金庸“所认为的”是合情合理的吗？既然如此，方舟子为什么要和金庸唱反调呢？既然要唱反调，为什么又要把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拿出来、煽自己的嘴巴呢？
原来，那篇谕文本来就是被金庸拿出来证明皇太极议和是出于诚意的。金庸说：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83]。”【382, p.800】
金庸的注释[83]全文如下：
“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382, p.836】
方舟子从金传中发现了这条曾被“淹没不载”的史料之后，当然想要用它来显示自己“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但是他又要显示自己比金庸更高明，于是就一面说金庸没有看出皇太极的奸计，一面又用人家的材料来证明袁崇焕的议和“是高一等的议和”。
问题是，方舟子提出了“针对”金庸的观点，他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需要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呢？这是因为，方舟子的这段长篇大论，几乎全部是“根据”金庸：材料来自金传，思路顺着金庸，连文字都十分相像。且看下面的文字对照：
金庸1：“皇太极……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382, p.786】
方舟子1：“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
金庸2：“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382, p.782】
方舟子2：“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
金庸3：“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382, p.786】
方舟子3：“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
金庸4：“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382, p.786】
方舟子4：“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
什么叫“亦步亦趋”？什么叫“人云亦云”？这就是。实际上，方舟子陷在金庸的窠臼之中，根本无法自拔。而方舟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即便是骑在人家的背上，他也要顺便踢人家一脚，好让外人觉得自己没有沾人家的光。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盗憎主人”。 注：方舟子引用的“木刻谕文”较金庸多出最后一句话，说明他曾参考了其他文献，很可能是孟森和李光涛的文章（下详）。但是，方舟子说这道谕文是针对“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以及说“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则是他抄袭金庸的明显证据。另外，该谕文原缺第一个“帝号”的“号”字，所以金庸加这个字时，将它放在了括号中。《雄奇》发表在《新语丝》上时，此处引文没有括号，但是在《江山无限》中，这个括号出现了。很可能这是编辑替他加上的，并且据此教训他：“建议作者今后写稿能认真核对引文及所有史料，并且，一定要核对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一个喜欢写文史随笔的人，要么自己有很扎实的文史功底，要么能够下功夫做好史料工作。否则，常会贻笑大方。”【68】
2、自欺欺人
与自打耳光的第一个“针对”不同，方舟子的第二个“针对”确实与金庸观点不一样：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
袁崇焕斩帅问题的关键，就是袁崇焕有否斩帅的权力。我们就算袁崇焕所说有根有据，并且假设方舟子胡诌的“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是真的——《大明律•军政》卷共二十条，并无相关条例，只有“私卖战马”条与之相近，但处罚不过是“杖一百，军官卖者罪同，罢职充军”【437, p.109】，而已——，那么，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一个犯了死罪的囚犯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方舟子不仅是一个文字窃贼，而且还是一个专门以诬陷、诋毁他人为生的网络恶棍。那么，是不是因此任何人都有权在大街上用“大铁锤”把你的后背砸出两个指甲大的窟窿？
从另一方面看，毛文龙的官衔是正二品左都督，挂将军印，持熹宗皇帝所赐尚方剑，职务是平辽总兵官。而按照明朝的法律，
“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437, p.5】 （《大明律集解附例•职官有犯》）。
“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凌辱。”【438】
另外，中国自古就有“八议”之说，身在“八议”之人，享受某些特权。“八议”共分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类，而毛文龙明显属于“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的“议贵”之列。按照《大明律》，除非犯下十恶之罪：
“凡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437, p.5】
所以，不要说袁崇焕罗织的十二罪状多数查无实据，就算是条条属实，也轮不到他动刀子。兵部尚书梁廷栋说：“平心而论，文龙即可杀，而崇焕非杀文龙之人”【386, p.2090】，可谓一语中的。
可笑方舟子在袁崇焕开列的十二斩罪之外，还引经据典，替袁崇焕说了这么一大番话：
“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前面提到，《雄奇》一文中，所据史料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金传。可是，为了“针对”金庸，方舟子却另外开列出了十余篇参考文献，仅上面一段，就列出了四篇，可见其煞费苦心的程度。那么，这些参考文献能够证明方舟子的观点吗？
先说《近世中国秘史》。这是一部什么书呢？它是清末时人韩文举（化名为“扪虱谈虎客”）将十八篇野史杂篇汇集而成的书，共两编（册）。按道理讲，引用这类“汇编”书籍，引用者应该列出其中文章的标题才是。而方舟子却好像生怕别人发现其中奥秘似的，仅仅列出了书名，吝啬得连是哪一册都不肯说——五年之后，方舟子抱怨别人批评他时提到学术期刊“甚至吝啬到连年份都不给。”【71】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部书中，十八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各不相关，只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毛文龙的，这就是《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但是，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提及“毛文龙私通后金”这件事。只是在文章的末尾，“扪虱谈虎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有这样的话：
“近人陈子庄著《庸闲斋笔记》，极诋左袒毛氏之人，并言乾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与我朝。文龙在明，实万死不足惜云。”【439】
我们顺藤摸瓜，查看“近人陈子庄著《庸闲斋笔记》”，发现其中的《辨何桂珍之冤》条有这样一段话：
“袁斩毛文龙，一时无不谓其冤者，即后世犹盛訾之。洎乾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我朝，则文龙在明固万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围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谓无罪，庄烈帝以脱归之太监告其‘引敌胁和’，遂执而剐之。当是时，众议沸腾，虽东林诸贤者，亦无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来人传太宗之密谋，乃知中反间计，于是始有襄愍之谥，而袁公则既死矣。”【440】
至此，我们仍旧搞不清“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近世中国秘史》”不仅没有为方舟子的所说提供任何直接证据，它实际上连间接证据都没有提供——它只是提供了第三手资料的线索。这就像是在法庭上，辩护律师高声大嗓地宣称“我们是有证人的”，结果这个证人的证词却是：“我听我的邻居说他听说……”。
其实，所谓毛文龙“私通后金”的原始资料，早在民国初年就已面世，到了三、四十年代，更是尽人皆知——至于它们能否证明毛文龙确实通敌，那是另外一回事。可笑方舟子这个“明史专家”，在九十年代对此还懵然无知，竟然要引用这本不伦不类的《近世中国秘史》来为自己当佐证，其史学知识之浅薄，真可让人一咏三叹。
我们再接着看方舟子引用的“《朝鲜仁祖实录》”是怎么回事。（程本直的《漩声记》，前面已经论及，后面还要稍加讨论）。
前面提到，方舟子曾引用“《朝鲜仁祖实录》”——实际上是照抄金传——作为袁崇焕在广渠门之战中箭负伤的根据。但是，金传中并没有提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这一条，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方舟子真的看了《朝鲜仁祖实录》了呢？答曰：不太可能。
原来，与明朝有一套《明实录》相似，朝鲜李氏王朝也有一套实录，记载朝鲜王朝二十五代王的四百多年历史。这套书，被称为《朝鲜王朝实录》。在中国，这套书的抄本被称为《朝鲜李朝实录》，后来孟森和吴晗先后从中整理出相关材料出版，其中以吴晗编辑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414】较为常见。“《仁祖实录》”只是《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一种，全称是《仁祖大王实录》，简称《仁祖实录》。而方舟子却先是把这本书称为“《朝鲜仁祖实录》”，后来在《江山无限》中，又把这部书的名称改写成“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62, p.5】——显然是被那位遭方舟子诅咒的编辑动的手术。方舟子当然不会搞不明白自己看的是什么书。而他之所以会容忍那位以“屠杀知识产儿为乐”的“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的编辑”对自己动刀子而不敢吭声，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根本就没看过那本书，他的引文又是根据“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抄袭来的。
那么，方舟子抄袭的对象是谁呢？答曰，很可能是李光涛。原来，李光涛在《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中，不仅称《仁祖实录》为“《朝鲜仁祖实录》”，称《明熹宗实录》为“《天启实录》”（下详），而且还说过这样的话：
“毛既诛，朝鲜国王李倧闻之曰，‘为天下除此巨害’。（《仁录》卷二一叶二）”【441, p.461】
查《仁祖大王实录》“卷二十一叶二”（实际是叶一），所谓“为天下除此巨害”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备局启曰：‘毛将被诛，事机大变，宁远所送将官，不久当到云。若一反毛将所为，尽撤诸岛屯兵移镇他所，则诚幸矣。不然，而留兵欲为联络控制之计，则本国受弊之患，犹未艾也。且袁帅办得大举措之后，必欲知我国物情。今于使臣过宁远时，使之详细呈文，且陈“毛将从前拥兵岛中，以自封殖，贻我国难堪之弊，而上瞒朝廷，枉费许多钱粮，糜弊天下，其害切于我国。今督帅奋发英断，为天下除此巨害，海外苍生，莫不拭目为督帅耸贺”之意，则彼必乐闻，而因可为我国陈弊之张本。令承文院更为撰出，盛陈彼之功业，以为前头结欢之地。’上允之。”【442, 叶一】【414, p.341】
显然，“为天下除此巨害”这句话是朝鲜大臣为了本国的利益劝仁祖如此这般忽悠袁崇焕的，却被李光涛和方舟子塞到了朝鲜国王的嘴中。实际上，仁祖大王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之后，其反应是：“以堂堂中国，诛杀一将，有何难事，至于行计招往，密谋诛之耶？” 【442, 叶二】可见袁崇焕的行为，即使在附属国的眼中，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仁祖大王实录》卷二十一封面及叶一左面
此时，我们要问问方舟子：你到底是承认自己抄袭李光涛呢，还是承认自己篡改史料？
【注：李文罗列毛文龙“罪恶”甚详，如果方舟子读过李文，他应该知道毛文龙“私通后金”的原始材料。这样一来，他引用《近世中国秘史》来证明毛氏通敌，很可能是在有意掩饰自己曾经阅读李文。】
我们再看所谓的“《天启实录》”。就像《朝鲜王朝实录》中没有《朝鲜仁祖实录》一样，在《明实录》的十三套实录中，也不存在《天启实录》。天启是明熹宗的年号，而熹宗朝的实录，称为《熹宗悊皇帝实录》，简称《明熹宗实录》或《熹宗实录》。假如方舟子真的读过“《天启实录》”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称呼这套书的，因为在它的四千多页上，每一页的前口位置都标记着“《明熹宗实录》”。（所谓“天启实录”，一般是明史专业研究人员的行话，如李光涛就在论文中称《熹宗实录》为《天启实录》）。
既然方舟子没有读过“天启实录”，那他是根据什么说“《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呢？原来，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说过这样的话：
“《天启朝实录》中，多有毛文龙之罪状；至归恶崇焕以后，反以文龙为贤……。”【443, p.20】
另外，李光涛曾从“天启实录”中摘录了数十条毛文龙“侵害朝鲜”的罪状。【441, pp.438-442】所以，方舟子此处或者是抄袭孟森，或者是抄袭李光涛，或者是二者都抄。
其实，按照“功到雄奇即罪名”这个逻辑，“《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方舟子曾抄录袁崇焕说的这段话：
“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
确实，除了记载毛文龙的不少罪恶，《明熹宗实录》中还记载着许多毛文龙的功绩。下面每年选录一条，给方奇才开开眼： 天启元年七月：“丙子初，辽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二百二十余人，繇海东规取镇江……。”（卷十三） 天启二年四月：“朝鲜国王复辽抚，咨愿效忠顺赡我兵民。而毛文龙报屡获叛贼屡有擒斩。”（卷二二）
天启四年正月：“登莱巡抚袁可立报：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督抚各官并叙。”（卷四二）
天启五年四月：平辽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揭报：鸭江仲冬冰解，铁峪大战，将士张邦金等深入重地。阵获夷器、夷马……夷级十三颗。（卷五八）
天启六年四月：“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报称：参将易承惠等，至咸宁营杀贼。林茂春等，至海州城下攻城。各有斩获，共活擒真夷一十五名，夷级一十八颗，挐获奸细马承林等，系李永芳儿女亲家。并接回乡难民汪仲举等五千三十余名。”（卷七十）
天启七年五月：“乙未，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李嵩题：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扫之威。今到活夷三名，夷级四百七十七颗，达帽二百九十顶。逐一验视，历历皆真。毛帅之功，于是乎不可及矣！”（卷八四）
千秋功罪，又岂能听凭袁黑如方舟子们狺狺哓哓？
最为有趣的是，在《明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卷八三），关于袁崇焕和毛文龙的两条记载出现在同一个页面上：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御史安伸奏，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贼于银杏江矣。”【383, p.4022】
《明熹宗实录》中同一页面上关于袁崇焕和毛文龙的记载
两年后，袁崇焕斩毛文龙，开列十二大罪状，其中第十条就是“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
总之，方舟子引经据典地批驳金庸，本来是要显示自己是一个“一等一的全才”。可惜的是，这个开屏的孔雀，却不小心把自己既丑且脏更臭的屁股亮了出来。实际上，方舟子如果像正常人那样，光明正大地引用人家的文献，岂不干净利索？可他就是喜欢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下流勾当，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怪崔永元会骂他“公开无耻，天生下流！”【444】
3、作法自毙
方舟子的第三个“针对”紧接着前两个，在《雄奇》第四节的第一段：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此时，方舟子又提出了两个证据来证明自己见识高于金庸。我们逐一检验。
显然，方舟子认为，梁廷栋上疏请斩袁崇焕是在袁崇焕下狱之后不久（“当时请……立斩”）。而事实是，梁疏的开篇即说：“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梁等谨题”。【443, p.86】查《明史》，梁廷栋被封太子太保是在崇祯三年五月以后【15, p.6627】；《崇祯长编》则说是在七月癸巳【386, p.2206】——则梁氏上此疏，肯定在此之后，即距离袁崇焕入狱已经八个月。就算方舟子忽略了这个史实，梁疏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可以确定该疏的时间：“慨自逆奴入犯，八阅月于此矣。”【443, p.86】满兵进入长城是在崇祯二年十一月，到崇祯三年七月，恰好是八阅月。（阅月者，满月也。）实际上，孟森的《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的第一句话就是：“崇祯三年九月，兵部尚书梁题请斩袁崇焕、徐敷奏、张斌良。”孟森所记“九月”显然是“七月”之笔误，因为袁崇焕在崇祯三年八月就已经被磔。有这么三条证据能够证明梁廷栋上疏的时间，而方舟子还是能够把它的时间搞错，则方舟子或者根本就没有阅读梁疏，即他的引文又是抄袭自他人——李光涛曾引梁疏【425, p.473】——，或者是被金大侠误导——“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382, p.819】——，或者就是故意编造史实。
不过，方舟子闹出的最大笑话就是援引“《明纪》”来给自己作证。《明纪》乃是清人陈鹤所撰，不过是将纪传体的《明史》改编为纪年体，虽然易于翻检，但是却远不如《明史》材料之丰富。实际上，研究明史的人，很少将它作为参考书籍——编年体史书除了《明纪》，还有被方舟子誉为“震烁千古”的《国榷》、还有颇受世人推重的《明通鉴》（《明通鉴》共百卷，分为《前纪》四卷，《纪》九十卷，《附编》六卷，其中的《纪》亦称《明纪》）。方舟子为什么对这两部巨著置之不理呢？
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根据《明纪》说，朝廷两派就袁案扯皮八个月，“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查《明纪》，崇祯三年六月以后、八月以前（《明纪》、《明通鉴》此处均没有注明月份），有人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勾结，收受袁崇焕贿赂。“帝怒，敕刑部五日具狱。”【445, p.537】（注：《明通鉴》卷八十二记载大致相同，但说“上震怒”。【446, p.3155】）笔者反复查看原文，想要找出方舟子所说的“终于让崇祯发觉”来自哪些文字，但最终也没有找到。显然，这又是方舟子妄想症的一时发作。
实际上，《明纪》的记载，几乎是照抄《明史•钱龙锡传》此段：
“至三年八月，褷复上疏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狱。于是锦衣刘侨上崇焕狱词。帝召诸臣于平台，置崇焕重辟。责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15, p.6486】
由此可见，“帝怒”的原因，并非是他“发觉”了“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而是听说钱龙锡受袁崇焕之贿。
那么，袁崇焕案“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参看《明史•钱龙锡传》：
“御史高捷、史褷既罢，王永光力引之，颇为龙锡所扼，两人大恨。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其冬十二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焕战不力，执下狱，而捷、褷已为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帝以龙锡忠慎，戒无过求。……帝慰谕之，龙锡即起视事。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时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焕狱。”【15, pp.6485-6486】
也就是说，“必读”的史书明明说袁案拖延的原因是“时兵事旁午”，没有时间顾及袁案。旁午者，繁杂也。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一口咬定“是党争造成的”呢？当然是因为他故意找茬，要“针对”金庸。而他自以为找到的证据，不过就是来自不读史书的无知，外加误读史书的妄想。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误读史书，除了古文功夫不足之外，还和他的直线思维方式有关。他以为史书中叙述的事件，在前的一定是因、在后的一定是果。
方舟子误读《明纪》还读出了另一个笑话。在《雄奇》第三段，方舟子这么叙述袁崇焕被捕时的情形：
“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
查《明纪·卷五十二》，相关文字是这样的：
“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帝终不省。”【445, p.533】
《明史•成基命传》、《明通鉴》卷八十一所记，与上面文字基本相同。四相对照，我们发现，方舟子不仅把对话的先后顺序弄颠倒了，而且还把“不省”翻译为“不理”。本来，无中生有地让崇祯“发觉”什么“拉锯战”，并且把“震怒”翻译成“大发脾气”，就已经够雷人的了。没想到，这位语文状元还能让“省”、“理”互释。考试题：请方状元解释下面这句话中引号内两个字的意思：
方奇才，请您猛“省”吧！请不要再对我们的恳求（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置之不“理”了！
4、不打自招
《雄奇》第六节的开头就是下面这段话：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
余大成的《剖肝录》和程本直的《漩声纪》，是所有袁粉们最为倚重的史料，并且对其内容坚信不疑。比如前面提到，阎崇年在为袁崇焕辩护时，就把程本直的一段话直接拿过来当作证据。实际上，程本直的《漩声纪》并没有提供什么人所不知的事实，它的价值全在一个“辩”字。而到了袁粉们的手中，程氏口沫横飞的“辩”就摇身一变，便成了史实了。
与程本直的《漩声纪》所不同的是，余大成的《剖肝录》以“述”为主，讲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雄奇》中，方舟子明引暗引余大成的文字极多，几乎都是毫无质疑地照单全收。可是，突然间，方舟子却说，余大成的话“不足为凭”了——这未免太过突然。
实际上，《剖肝录》中“不足为凭”的话何止这么一句。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篇袁崇焕所说的“蓟门单弱，宜宿重兵”的奏疏，就是一例。更让人惊奇的是，为了替袁崇焕鸣冤，这个余大成竟然把所有指责袁崇焕的人都说成是出于公报私仇，连总兵满桂都不放过：
“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谮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明史资料，浩如烟海。但这个满桂“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以及“浸润中官，乘机谮之”故事，却只出自余大成一人之口。据《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15, pp.6957-6958】那么，余大成的故事，到底是真话，还是谮言？如果他连这样的谣都敢造，他其余的话，还值得相信吗？（余氏关于满桂的话，被梁启超全部采信。【427, p.93】梁启超金庸则比较滑头，做了这样的修改：“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382, p.819】）
方舟子曾经以权威的口吻批评中国的史学：
“中国史家的治史态度……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是人神不分，神话、鬼话、历史混杂……堂堂二十四史，也充斥了妖魔鬼怪，朱元璋出身的时候，据《明史》说，红光满室，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救火，整个一神话。”【447】
可是，看看《剖肝录》中的“鬼话”：“会审之日，风霾昼闭，白日无光”。【389, p.129】这岂止是“红光满室”的神话所能比拟的？大概“会审之日”只有余大成一个人出门，要不然的话，怎么只有他一个人记录了这个奇异的自然现象？
再看看《剖肝录》中的这个“神话”：袁崇焕下狱之后，祖大寿叛逃回锦州。阁部九卿在余大成的建议下，到狱中请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袁崇焕先是拒绝写信，后来在余大成的劝说之下，“手草蜡书，语极诚恳”。使者持书追赶祖军，
“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即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然殊未有还意。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母曰：‘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389, p.128】
余大成的这个故事，被方舟子改编成这样：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
那么，事实如何呢？据袁崇焕自己说，他十月二十九日闻警，立即调驻扎在锦州的祖大寿等人率军开赴山海关，“初四日早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后金军队“潜越”蓟门之后，袁崇焕又领兵“两昼夜疾行三百里”到达北京。十二月初四，关宁军叛逃，毁山海关，一路回到锦州。
也就是说，祖大寿的军队，在一个月稍多一点儿的时间内，行程大约两千里，真个是金戈铁马，风餐露宿。而与此同时，祖大寿的八十岁老母不仅随军南征北战，而且还要参与军机大事。这简直比岳母刺字的故事还要感天地而泣鬼神！可惜的是，神话究竟经受不住理性的推敲：祖大寿率领的是万人大军，首尾相距数十里（见下引《国榷》），即使在广播、通讯技术无比发达的今天，想要万人大军哭则尽哭、跃则皆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当时，这一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身在京师的余大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实际上，祖大寿叛而复归，到底是不是袁崇焕的手书召回，并无确证——尽管《明史》、《清史稿》都这么说。首先，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余大成应该是看过这份信件的。但是，在《剖肝录》中，他却没有透露信中的片言只字，尽管他说该信“语极诚恳”。这是为什么呢？其次，根据《崇祯实录·卷二》，祖大寿反叛复归，乃是孙承宗一人之功：
“辽东兵溃。辽兵素感崇焕恩，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贰，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孙承宗上言：‘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急以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力谕诸将校；将校多垂泪曰：“主帅已僇城上，又以火炮歼我，故逃避至此！”臣思大寿危疑之甚，又以身贵不能受制同列，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急宜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433, p.73】
《国榷》记载此一事件与《崇祯实录》几乎完全相同：
“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亟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亦多垂涕：“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柱国又前追大寿，远数十里，诸将校且泣且戒，柱国奋不顾。臣思大寿危疑之甚，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宜亟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337, p.5507】 另据祖大寿自述（见《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其反叛及归顺经过如下：
也就是说，朝廷曾两次招抚祖大寿，但哪次都没有袁督师手谕的影子。
其实，与其说余大成作《剖肝录》是为袁崇焕翻案，还不如说是为自己揽功。看看他描绘自己的料事如神：
“次日初二。石衲[即余大成]又往见栋[梁廷栋]，曰：‘敌势甚炽，辽兵无主，不败即溃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焕以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公为国大臣，当从国家起见，万无嫌隙起见也。’栋曰：‘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石衲曰：‘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大寿武人，决不从廷尉望山头矣。’栋时以其语闻之朝房，辅臣周延儒问曰：‘公虑祖大寿反耶？’石衲曰：‘然。’儒曰：‘迟速？’石衲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衲曰：‘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儒点头曰：‘奈何？’体仁曰：‘不然，寿若与焕谋，即合敌耳。否则必杀敌，反将安之。’次日，栋见石衲于朝房，曰：‘寿幸未反。’石衲曰：‘言而不中，国家之福也。’是日，寿果率所部逃出关外。报入，栋惧甚。至石衲私寓，曰：‘寿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真神人也！’”【389, pp.127-128】
假如余大成所述为真，则祖大寿的反叛明显是受人背后怂恿煽动，而这个背后之人很可能就是余大成。高捷指责“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确实事出有因，只不过他指错了人而已。
另外，据余大成说，梁廷栋等人之所以没有敢判夷袁崇焕三族，乃是因为被他的言语——“公作此已甚。独不为身后计耶？某一任司官，凡六易尚书矣。前此者，非戍则斥，无有能免，公善为之”【389, p.129】——给吓住了。但据《明史•如宠传》，救袁崇焕族人的乃是如宠，根本就没有余大成什么事儿：“帝欲族袁崇焕，以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15, p.6491】
也就是这么一篇近乎“神话、鬼话”的文章，被方舟子奉为至宝，几乎全部采信。可是当在其中遇到稍合情理的文字时，方舟子却脸色一变，说余大成“虚张声势”，他的话“不足为凭”。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雄奇》一文的主旨就是要把整个中国塑造成一个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组成的国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假如当时朝廷中真的有七成大臣同情袁崇焕这位“民族英雄”，方舟子的文章岂不是白写了？所以，方舟子在这一点上，不惜给自己最宝贵、最信赖的材料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对于方舟子来说，何者足以为凭，何者不足为凭，完全根据其内容是否对自己的立论有利来决定，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一个人以如此“史德”来发表“史论”，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邪恶”。
5、自残不息
方舟子的最后一个“针对”，出现在《雄奇》最后一节的第一个自然段：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这段话十分有趣：看了此段的开头，我们以为方舟子要提出自己的高见；但是看到了结尾，却发现，原来他的观点与金庸相同：“我也认为”云云。既然如此，方舟子为什么要把金庸提出来当靶子呢？这是因为，方舟子本来就坚信崇祯是因为中了反间计才杀死袁崇焕的。比如，在上面引文之前，方舟子就说：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这岂不是说，“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吗？1999年，方舟子作《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415】
五年前，反间计是“最后的一环”；五年之后，它变成了“导火线”。其实，不论把它说成是什么，在袁粉们的心目中，这个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反间计，都是袁崇焕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核心的、关键的环节。这是因为，反间计的存在不仅能够证明袁崇焕被杀确属冤案，而且能够证明“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能够证明中国“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所以，袁粉们拼命也要把它说成是“应该有”——为了证明反间计确有其事，阎崇年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高鸿中参与其事的故事，谎称信息源是《崇祯长编》。【418, pp.79-80】（事实是，《崇祯长编》长达近百万字，但“高鸿中”这仨字儿却一次都不曾出现过。）除了说反间计确实有，袁粉们还要说，崇祯确实中了这个反间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自圆其说。
那么，方舟子是如何来证明这个反间计确曾出现过呢？他根本不屑证明。对他来说，既然《明实录》中没有“明初对逊元人士的阶级报复”的记载，那就足以证明当时不存在那样的事情。同样，《清实录》中说皇太极曾经施用反间计，那就是反间计存在的铁证。更为可笑的是，他用来证明崇祯确实中计的“证据”，就是这么一句话：“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显然，此时的方舟子把自己刚刚称呼崇祯为“皇帝老儿”这码事给忘了个精光。不过，仅仅根据崇祯的年龄来证明崇祯确曾中计，大概连自己都糊弄不了；而方舟子除了金传中所披露的史料之外，再就一无所有——余大成、程本直的文章已经被金庸利用得连骨头都不剩了。没有史料又如何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呢？所以，方舟子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不得不再回到原点，与金庸保持一致，说“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习惯了自煽耳光的方舟子当然察觉不出这么做有什么可笑之处。
其实，这个反间计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崇祯是否中计，对袁崇焕案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看看一位网友的论证：
“我一本史书都不拿，就问你们：你委任我为东北军区司令，负责剿灭东北地区强盗集团，我要人你给人，要钱你给钱，不派人监督我，所有事宜我全权负责。我答应你5年就把强盗集团剿灭。好了，不久，我上任不到一年，我把东北另一个剿匪部队的司令毙了，没有走司法程序。好吧，估计你看在我5年灭匪的话上，不说我什么。但又不久，我上任一年多了吧，强盗成群结队的杀向了北京，你紧急任命我为首都卫戍司令，可以指挥所有听到命令回来救援的部队。我答应，不让强盗靠近首都一步，但因为各种原因（不用查资料），强盗杀到了，一路上百姓被他们祸害惨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强盗丰收而回！你大怒，把我撤职，杀，肉被愤怒的群众分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活该。我问我的粉丝，我难道不活该吗？”【448】
袁崇焕在斩杀毛文龙之前曾经扬言说，“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15, p.6717】既然如此，袁崇焕之死，何冤之有！《明史·袁崇焕传》说“天下冤之”，第一是因为他被处磔刑，太惨无人道；第二是因为“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这符合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清官形象。但是，就是非功过而论，袁崇焕被杀，不过是抵毛文龙一命而已。
五、结语
方舟子作《雄奇》时，不过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假如他不是直到今天还洋洋得意地炫耀这篇偷来的劣作，假如方粉们不是在今天还竭尽全力地吹捧它，笔者很可能不会将之拿出来解剖分析。但既然方舟子和他的粉丝们这么做了，也就说明这篇作于1994年的文章，完全能够代表方舟子2009年的水平。实际上，这篇文章很可能是方舟子在有生之年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那么，把这个相对的最高水平，放到绝对的学术天平上称量一下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简言之，这是一篇靠抄袭、靠造假、靠无知、靠无耻、靠滥情而拼凑成的一篇滥文。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没有就《雄奇》的滥情问题花费笔墨。但是，任何人把这篇文章扫瞄一过，都不会忽略该文的这个特点。其实，所谓滥情，就是把自己的感慨、自己的激情建立在虚假的事实之上。而《雄奇》的根本问题就是虚假。实际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方舟子的感慨和激情也是虚假的。对他来说，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刻骨仇恨。
笔者相信，关于袁崇焕案的争论，永远都不会停止，因为中国社会上总会出现像阎崇年、方舟子这样无耻的“学者”——没有无耻来遮脸，他们根本就搞不了学问；而有了无耻，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名，甚至成家。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上还永远都会产生像袁粉和方粉这样的愚昧民众——“粉”是某些人的精神需要和心灵寄托，就像宗教信仰一样。但是，不论关于袁崇焕的评价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学术天平上，《功到雄奇即罪名》这篇“史传体散文”的份量却永远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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