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方舟子史学研究概述

方舟子的史学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代表作”却不少。下面，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些“代表作”，然后再逐一进行分析讨论。

一、《大明小史》

方舟子的史学研究，始于明史，终于明史。在那篇著名的《我见过一次方舟子》中，有下面这些文字：

“当年ACT时代，方算是晚辈。他上网时，图雅，不光等早出尽了风头。方初来乍到也不敢造次，只是闷不坑声贴他的明史。要说方有什么成就，也就这明史了。他那个博士就是往脸上贴金，几年博士后成果论文没几篇，最终落得个寓公。……所以说他的明史还算个东西，因为，方确实认真读了明史，按步就班从文言翻成白话。……方的产量高，一天能贴出上千字，比后来被他瞧不起把往网当成发泄地的朱海军毫不逊色。……方在ACT狂贴了一阵子明史，反响并不大，反到是他喜欢瞎搀和，什么事都发言，让人知道有个姓方的。”【93】

2002年8月10日，在新语丝的读书论坛上，“方舟子妻”或“刘菊花夫”的马甲“边秋一雁声”【273】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

“舟子读闲书有三大好：鲁迅、杜诗和明史。喜欢鲁迅就不用说了，他在《我的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我曾问他为什么喜欢明史，他说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悲壮的仁人志士；我曾问他为什么喜欢杜诗，他说因为他那份对天地万物的博大的‘善’。说实话，本人闻之当即倾倒并愿为刎颈之交了：）”【274】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方舟子文史小品》中，与明史有关的文章总共不到十篇。难道它们就是那个被方舟子“狂贴了一阵子”的、“还算个东西”的“明史”？确实，在很长的时间里，笔者就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注意到方舟子在《天下文女一大抄》中说“本人就是个文抄公，象《大明小史》、《进化论虚妄吗》就都是东抄西凑”【172】这句话，才晓得文抄公方舟子还曾著有《大明小史》。那么，它到底在哪儿呢？仔细检查《方舟子诗文集》，没有。搜索整个新语丝网站，也没有。实际上，在出道之后、2010年以前，方舟子几乎是绝口不提《大明小史》。唯一一次例外，就是在2004年4月，方舟子指控千龙网发表的《严刑峻法治乱世——尘封档案解码明朝初年酷刑》乃是抄自他的《明初酷刑》，为了建立优先权，方舟子透露说，该文“其实是我当时在ACT连载的《大明小史》的一章”。【275】无论如何，笔者在2010年前后终于在Google Groups和水木社区上找到了这个方舟子的弃婴。【276】

简言之，方舟子的“大明小史”写作，始于1993年8月，终于1994年4月，一共“狂贴”了五十余次，共约八万字，最初称为“乱侃明史”、“侃明史”，后来因为“这明史，越写越正经，越多叙述，少议论，不象是侃了”，遂改名为“大明小史”。【277】

问题是，方舟子是个自恋狂，敬惜自己所有的字纸，连那些幼稚得可笑的“诗作”、“喜报”他都要情不自禁地贴出来当作自己“太有才了”的证据，而这个耗费了方舟子八个多月的“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而成的“知识普及读物”，后来怎么就被他活生生地活埋了呢？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二、《功到雄奇即罪名》

2008年11月25日，方舟子在“示众”一桩抄袭案时说：

“《功到雄奇即罪名》称得上我的‘经典作品’，网上流传极广，连这种‘网络名文’都敢抄了在网上发表，不可谓不大胆。”【278】

《功到雄奇即罪名》首发于《新语丝》月刊1994年9、10期，后被收入《方舟子文史小品》，位列榜首。【279】显然，这是方舟子最为得意的史学文章，它也确实为方舟子赚取了不少的名声。看看这位自诩为“臭棋篓子”（chouqilozi）的方粉在2008年11月6日的不打自招：

“我过多地在日常生活中引用班主的文章，以致于家人说我迷信方舟子，我辩解说我相信的是科学，但内心还是有点虚——有些懒得整明白的东西就因为是班主说的我就信了。”

既然自己确实迷信方舟子，为什么当别人指出事实之后，还要辩解呢？确实，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隔壁阿2不曾透[偷]？”该粉答曰：

“我很自豪地向熟人推广班主的文章，思想，老爹就是多年前看了《功到雄奇即罪名》对班主称赞不已。但在国内的熟人好象对班主多负面印象，他们在酱肛里太久了。”【280】

另一个ID为“yell”的方粉附和说：

“那个是斑竹的经典。我也是看了那个成为斑竹的扇子的。”【281】

最为可笑的是，这两根粉丝在几十天之前，9月24日，还曾上演过这样一出双簧戏：当时有人感叹国内民众的愚昧，以及方舟子的影响力有限。“臭棋篓子”接茬道：“其中很多人还真被国内媒体忽悠而敌视方博士，让我想起班主的功到雄奇即罪名。”yell又附和说：“It also reminds me that article”。【282】

2006年11月18日，有人对方舟子的文笔表示了一丝不屑，说：

“方舟子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写的科普文章还是很不错，主要是文章的主题和内容，但相比之下，恐怕没有多少人也认为他的文笔也和文章的内容一样棒。”【283】

另一位叫fuzzify的方粉马上回击道：

“我怀疑你有没有看过方的非科普文章？舟子很久以前写的功到雄奇即罪名，好象都十几年前了吧，不过这网站上肯定找得到。你去看看，再说文笔不迟。”【284】

有一位网友“忍不住说一句”：“我刚刚看了。那文？研究生的思想，高中生的文笔。”此时，方舟子亲自出马了：“即使是高中生的文章对一个智商不足80的人来说还是太高深，只好傻笑了”。【285】

不用说，只要一有机会，方舟子就会把这篇“经典作品”在纸版上重复发表。而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中，吹捧它的文字更是接二连三、经久不衰，并且肉麻得让人三伏天都会起鸡皮疙瘩。本来，方舟子是金庸的铁杆粉丝，早年曾与图雅联手，撰写了一篇《授予金庸诺贝尔文学奖倡议书》，吹捧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用通俗的形式写出了严肃而深刻的主题”、“语言优美而自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现代小说的精萃，介乎文白之间而又能雅俗共赏”、“情节构思巧夺天工，集正史与民间传说于一书，曲折复杂而又井井有条，天衣无缝”。【286】按照这篇文章，金庸获得诺贝尔奖不但理所应当，而且假如他肯接受这个奖项，都是给诺贝尔一个天大的面子。可是，1999年11月24日，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却出现了一篇大骂金庸的文章。看看其中的这段话：

“要说金庸是文学大师，首先文字关就过不去。金的文字太粗糙幼稚，窳陋不堪，没有一点能让人喜欢的地方。从 Art for art's sake 的角度讲，不能列入文学之类。其次，情节铺排得漏洞百出，象Siegfried说他不顾文本逻辑，他何尝想过什么文本逻辑！不过是码字儿赚稿费罢了，顺便发发意淫。别的逻辑，比如人的性格的合理性，事件年代等，他也是顾不过来的。第三，他老冒充史学家，在武侠小说里卖他对历史的看法，最后竟然说《鹿鼎记》是历史小说。我是怀疑他没大读过史书，史学史才史识更是一无所有。”【287】

这岂不是在抽方舟子的耳光吗？方舟子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呢？原来，紧接着上面的话，是这段文字：

“关于袁崇焕的事，请参见网络名人方舟子的杂文《功到雄奇即罪名》；关于董小宛与顺治的公案，参见大陆已故史学家孟森的考证，都足以澄清史实。金庸史学可说是不值一驳。”

可见，只要你肯捧方舟子，并且说方舟子的《功到雄奇即罪名》超过了金庸的《袁崇焕评传》，那么你就可以把方舟子的偶像砸个粉碎，并且在碎片上面吐痰、撒尿、最后再踹几脚。（方舟子后来说，自己当年吹捧金庸“开玩笑的成分居多”、“为网众添个乐子”。【288】这又是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实际上，方舟子的文学修养，也就是阅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水平。）

下面再摘录几段吹捧《功到雄奇即罪名》的文字，让读者见识一下这篇“经典作品”在方粉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新语丝，我忍不住要多说几句。……新语丝的站长叫方世民，笔名方舟子，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一个生物化学家，目前在加拿大的Salk生物研究学院攻读第二博士后（好酷哦:）），写得一手漂亮的杂文，尤其以明史文章称雄中文网络，一篇《功到雄奇即罪名—记民族英雄袁崇焕》我都不知读了多少遍。”【289】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指《功到雄奇即罪名》]，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290】

“一整通宵过去了，看看自己的文字，再把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重读一遍，直想撕了自己的稿子。”【291】

“除了疾恶如仇之外，他确实也是满腔热血、豪情冲天的。他对于明末抗敌将领袁崇焕有特别的感情。从袁崇焕墓，到袁崇焕的事迹，到袁崇焕的战略，他都有文述及过。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写的纪念袁崇焕的史传体散文《功到雄奇即罪名》。此文一出，各大网站争相转载，从网络到纸媒体，一时风行海内外。而《功》文，也有孤篇盖2000年全中国散文创作成绩的力度。”【292】

“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方舟子的文章？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记得开始频繁地上新语丝网站是2001年。新语丝现在以学术打假著称于世，最早它其实是个文学网站，上面登了方舟子自己的很多文史作品。我经常上新语丝，虽然也看那些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但更喜欢的还是他的文史作品，《超人的鲁迅》《功到雄奇即罪名》《江山无限苦情伤》等几篇文章，曾经反复读过几遍。”【293】

对于这篇文章，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功到雄奇即罪名》到底好在哪里？

三、《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这篇文章作于1999年4月，是方舟子的另一篇“经典作品”。该文长达一万二千字，首先发表在当月的《新语丝》月刊上，几个月之后，又在《书屋》杂志上发表。【294-295】在这篇文章中，方舟子声色俱厉，义正词严，颇能显示这个“科学打假斗士”在人文学界也是那么英姿飒爽。理所当然地，这篇文章被方舟子收入“第一本个人选集”《方舟在线》和“方舟子历史随笔”《江山无限》中。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该书的责任编辑苏青吹捧说，它“显示出方舟于作为一代才子的大家气象。”【296】还有人说：

“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我翻到了其中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结果却欲罢不能。对余英时我并不熟悉，他是不是那么无耻我也自然不知，但方舟子那犀利的笔锋直追鲁迅，而翔实的引证、精密的推理，更深深地吸引了我。”【297】

刘菊花在《网络奇才方舟子》中写得更奇：

“方舟子的史学、文学论文，读来又有趣又长见识，而且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证极有说服力。他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如果是一个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写的，笔者才不会发出这样惊讶的赞叹，有文如斯，所谓学术规范不要也罢……”。【96】

本来，方舟子的这篇“考证”文章一问世，就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傅杰驳得一钱不值。【298】可是方舟子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再接再励又写了《是谁“冤枉”了余英时？——答傅杰〈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71】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272】两篇文章，并且计划在《书屋》上连续发表。这三篇文章，基本上能够反映方舟子的考证功夫。因此，我们将解答这样的疑问：方舟子的功夫到底如何？

四、史学理论简述

不论做何种学术评价，首要条件就是建立一个普遍公认的——至少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可的——评价基准。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们评论方舟子的史学研究，其基准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这些事实，以及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的共识。

1、中国史学简介

史学之于中国学术，关系极为重大。众所周知，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两千余年的儒家学说，发端于所谓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而根据《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299】也就是说，六经中的两部是正儿八经的史书。到了清代，章学诚更是在其名著《文史通义》的开篇就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论断。【300, p.1】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学术，是以史学为核心而发展出来的。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301】白寿彝说：“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史学家。”【302】

确实，说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史学大国——至少从文字史料的数量上来说——毫不夸张：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共有三千余卷、四千多万字，而不在其列的野史、家乘、方志等等，不论是篇目，还是字数，完全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除了这些古籍，从事历史研究的其他材料（史料）还包括保留至今的实物和民间传说等等。

在过去百余年间，中国人研究历史，不出两大门类：一个是微观的“史料派”，一个是宏观的“史观派”。“史料派”又称考据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据派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傅斯年就曾断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303】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实质是说，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确认。而史观派的研究则主要致力于“重现”历史，研究大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之上，撰写通史、断代史、专史。

实际上，上述两派属于正统的（正牌的）、专业的史学家。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派，我们不妨称之为“史评派”，或者称之为“民史派”，因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全部，都是“民间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十分直截，不过就是拿历史当烧酒，来消解自己胸中的郁闷。其具体做法也非常简单：找出一段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实”，作出借古讽今的评论。不言而喻，方舟子就是“民史派”中的一员。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仅适用于过去几十年。因为中国古代有不少著名的历史学家——包括司马迁——从事私人撰史工作，他们的身份虽然是民间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专业的。

2、历史研究之法

毋庸论证的常识是，凡是从事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使用一套专门的方法。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使用不入流、甚至错误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则他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能得到行家信服的。对于历史学来说，方法学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其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审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在此之后，在方舟子治史之前，由中国人编著的、在中国大地出版的“历史研究法”类书籍一直联绵不断地问世。且看下面这个不完全书目（括号内为初版年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7）
何炳松：《通史新义》（192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

姚永朴：《史学研究法》（1938）

杨鸿烈：《历史研究法》（1939）
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1940）
吴泽：《中国历史研究法》（1942）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194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9）。

李家祺：《历史纂述的方法》（1970）

王尔敏：《史学方法》（1977）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1979）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1981）

乔默等：《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1985）
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1986）

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1987）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1988）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1989）
苏双碧：《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1990）

宁可、汪征鲁：《史学理论与方法》（1991）

何世芬：《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法纲要》（1991）

简后聪等：《历史编纂法》（1992）

综观这些“历史研究法”，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为什么历史学家这么重视史料呢？这当然是因为史料是建筑史学大厦的砖石，没有史料，就不会有史学。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史料不仅庞杂繁芜，而且真伪难辨。首先，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传史料等几大类，其中当然以文字史料运用得最广。而文字史料又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不论直接还是间接，其中都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为什么会有虚假的史料呢？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是由于无心之误，比如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如盲人摸象，只能了解或者理解一个事物的某个侧面；又如抄录、刻板、印刷之误，也可能造成史料的失真。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故意作伪。故意最伪的动机很多，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门第观念、正统观念，以及对历史的偏好，肯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那么，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呢？傅斯年在三十年代曾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他说：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304】

所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是要博采，博采之后要辨讹，而辨讹的主要手段就是要“知人”——知道制造这些材料的是哪个人、哪些人，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品德、才学、以及他们与被记叙之人的关系等等因素来判断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以及使用价值。显然，根据虚假的史料、或者没有辨别真伪的史料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

3、历史研究之人

就象并不是谁想当诗人就能够成为诗人一样，历史学家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够当得成的。胡适曾说：

“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305】

胡适所说的这两种能力，显然是分别针对考据派和史观派的研究而言。但实际上，仅有“功力”和“想象”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旧唐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306】

子玄即著名史学家刘知几（661-721），他所说的“史才三长”，虽然适用于所有学科，但于史学尤其重要。所谓史才，就是治史的才能，如搜集、组织史料、将它们融会贯通地加以运用、以及简练、清楚、流畅地叙述、描写、和评论。所谓史学，就是对于历史和一切与历史有关的知识的积累和掌握。而史识就是今天所谓见识，能够见别人所不见，识别人所不识。显然，没有这“三长”的人治史，其结果或者是干瘪苦涩读之乏味，或者是东鳞西爪不成片段，或者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到了清代，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才”之上，又增加了一项“史德”。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说：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300, p.265】

所谓“魏收之矫诬”，是这么一个典故：魏收是《魏书》的作者。他好色贪财，轻薄狂妄，作《魏书》时明目张胆地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307, p.2031】因此，在二十四史中《魏书》最为臭名昭著，“号为‘秽史’”。【307, p.2032】刘知几说：“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308, p.184】

沈约是南朝人，著有《晋书》和《宋书》。刘知几说：“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308, p.107】

由此可见，历史既可以用来谋财获利，还可以公报私仇。因此作史而心术不正，遗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