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方舟子史學研究概述

方舟子的史學作品雖然不多，但是“代表作”卻不少。下面，我們先簡要地介紹一下這些“代表作”，然後再逐一進行分析討論。

一、《大明小史》

方舟子的史學研究，始於明史，終於明史。在那篇著名的《我見過一次方舟子》中，有下面這些文字：

“當年ACT時代，方算是晚輩。他上網時，圖雅，不光等早出盡了風頭。方初來乍到也不敢造次，只是悶不坑聲貼他的明史。要說方有什麼成就，也就這明史了。他那個博士就是往臉上貼金，幾年博士後成果論文沒幾篇，最終落得個寓公。……所以說他的明史還算個東西，因為，方確實認真讀了明史，按步就班從文言翻成白話。……方的產量高，一天能貼出上千字，比後來被他瞧不起把往網當成發泄地的朱海軍毫不遜色。……方在ACT狂貼了一陣子明史，反響並不大，反到是他喜歡瞎攙和，什麼事都發言，讓人知道有個姓方的。”【93】

2002年8月10日，在新語絲的讀書論壇上，“方舟子妻”或“劉菊花夫”的馬甲“邊秋一雁聲”【273】發了一個這樣的帖子：

“舟子讀閒書有三大好：魯迅、杜詩和明史。喜歡魯迅就不用說了，他在《我的經典》裡面說得很清楚了。我曾問他為什麼喜歡明史，他說因為那個時代有太多悲壯的仁人志士；我曾問他為什麼喜歡杜詩，他說因為他那份對天地萬物的博大的‘善’。說實話，本人聞之當即傾倒並願為刎頸之交了：）”【274】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方舟子文史小品》中，與明史有關的文章總共不到十篇。難道它們就是那個被方舟子“狂貼了一陣子”的、“還算個東西”的“明史”？確實，在很長的時間裡，筆者就是這麼認為的——直到注意到方舟子在《天下文女一大抄》中說“本人就是個文抄公，象《大明小史》、《進化論虛妄嗎》就都是東抄西湊”【172】這句話，才曉得文抄公方舟子還曾著有《大明小史》。那麼，它到底在哪兒呢？仔細檢查《方舟子詩文集》，沒有。搜索整個新語絲網站，也沒有。實際上，在出道之後、2010年以前，方舟子幾乎是絕口不提《大明小史》。唯一一次例外，就是在2004年4月，方舟子指控千龍網發表的《嚴刑峻法治亂世——塵封檔案解碼明朝初年酷刑》乃是抄自他的《明初酷刑》，為了建立優先權，方舟子透露說，該文“其實是我當時在ACT連載的《大明小史》的一章”。【275】無論如何，筆者在2010年前後終於在Google Groups和水木社區上找到了這個方舟子的棄嬰。【276】

簡言之，方舟子的“大明小史”寫作，始於1993年8月，終於1994年4月，一共“狂貼”了五十餘次，共約八萬字，最初稱為“亂侃明史”、“侃明史”，後來因為“這明史，越寫越正經，越多敘述，少議論，不象是侃了”，遂改名為“大明小史”。【277】

問題是，方舟子是個自戀狂，敬惜自己所有的字紙，連那些幼稚得可笑的“詩作”、“喜報”他都要情不自禁地貼出來當作自己“太有才了”的證據，而這個耗費了方舟子八個多月的“搜集資料、歸納整理的功夫”而成的“知識普及讀物”，後來怎麼就被他活生生地活埋了呢？這是我們需要探討的第一個問題。

二、《功到雄奇即罪名》

2008年11月25日，方舟子在“示眾”一樁抄襲案時說：

“《功到雄奇即罪名》稱得上我的‘經典作品’，網上流傳極廣，連這種‘網絡名文’都敢抄了在網上發表，不可謂不大膽。”【278】

《功到雄奇即罪名》首發於《新語絲》月刊1994年9、10期，後被收入《方舟子文史小品》，位列榜首。【279】顯然，這是方舟子最為得意的史學文章，它也確實為方舟子賺取了不少的名聲。看看這位自詡為“臭棋簍子”（chouqilozi）的方粉在2008年11月6日的不打自招：

“我過多地在日常生活中引用班主的文章，以致於家人說我迷信方舟子，我辯解說我相信的是科學，但內心還是有點虛——有些懶得整明白的東西就因為是班主說的我就信了。”

既然自己確實迷信方舟子，為什麼當別人指出事實之後，還要辯解呢？確實，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隔壁阿2不曾透[偷]？”該粉答曰：

“我很自豪地向熟人推廣班主的文章，思想，老爹就是多年前看了《功到雄奇即罪名》對班主稱讚不已。但在國內的熟人好象對班主多負面印象，他們在醬肛里太久了。”【280】

另一個ID為“yell”的方粉附和說：

“那個是斑竹的經典。我也是看了那個成為斑竹的扇子的。”【281】

最為可笑的是，這兩根粉絲在幾十天之前，9月24日，還曾上演過這樣一出雙簧戲：當時有人感嘆國內民眾的愚昧，以及方舟子的影響力有限。“臭棋簍子”接茬道：“其中很多人還真被國內媒體忽悠而敵視方博士，讓我想起班主的功到雄奇即罪名。”yell又附和說：“It also reminds me that article”。【282】

2006年11月18日，有人對方舟子的文筆表示了一絲不屑，說：

“方舟子作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寫的科普文章還是很不錯，主要是文章的主題和內容，但相比之下，恐怕沒有多少人也認為他的文筆也和文章的內容一樣棒。”【283】

另一位叫fuzzify的方粉馬上回擊道：

“我懷疑你有沒有看過方的非科普文章？舟子很久以前寫的功到雄奇即罪名，好象都十幾年前了吧，不過這網站上肯定找得到。你去看看，再說文筆不遲。”【284】

有一位網友“忍不住說一句”：“我剛剛看了。那文？研究生的思想，高中生的文筆。”此時，方舟子親自出馬了：“即使是高中生的文章對一個智商不足80的人來說還是太高深，只好傻笑了”。【285】

不用說，只要一有機會，方舟子就會把這篇“經典作品”在紙版上重複發表。而在新語絲的“新到資料”中，吹捧它的文字更是接二連三、經久不衰，並且肉麻得讓人三伏天都會起雞皮疙瘩。本來，方舟子是金庸的鐵杆粉絲，早年曾與圖雅聯手，撰寫了一篇《授予金庸諾貝爾文學獎倡議書》，吹捧金庸的小說“博大精深”、“用通俗的形式寫出了嚴肅而深刻的主題”、“語言優美而自然，繼承了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現代小說的精萃，介乎文白之間而又能雅俗共賞”、“情節構思巧奪天工，集正史與民間傳說於一書，曲折複雜而又井井有條，天衣無縫”。【286】按照這篇文章，金庸獲得諾貝爾獎不但理所應當，而且假如他肯接受這個獎項，都是給諾貝爾一個天大的面子。可是，1999年11月24日，新語絲的新到資料上卻出現了一篇大罵金庸的文章。看看其中的這段話：

“要說金庸是文學大師，首先文字關就過不去。金的文字太粗糙幼稚，窳陋不堪，沒有一點能讓人喜歡的地方。從 Art for art's sake 的角度講，不能列入文學之類。其次，情節鋪排得漏洞百出，象Siegfried說他不顧文本邏輯，他何嘗想過什麼文本邏輯！不過是碼字兒賺稿費罷了，順便發發意淫。別的邏輯，比如人的性格的合理性，事件年代等，他也是顧不過來的。第三，他老冒充史學家，在武俠小說里賣他對歷史的看法，最後竟然說《鹿鼎記》是歷史小說。我是懷疑他沒大讀過史書，史學史才史識更是一無所有。”【287】

這豈不是在抽方舟子的耳光嗎？方舟子為什麼要發表這樣的文章呢？原來，緊接着上面的話，是這段文字：

“關於袁崇煥的事，請參見網絡名人方舟子的雜文《功到雄奇即罪名》；關於董小宛與順治的公案，參見大陸已故史學家孟森的考證，都足以澄清史實。金庸史學可說是不值一駁。”

可見，只要你肯捧方舟子，並且說方舟子的《功到雄奇即罪名》超過了金庸的《袁崇煥評傳》，那麼你就可以把方舟子的偶像砸個粉碎，並且在碎片上面吐痰、撒尿、最後再踹幾腳。（方舟子後來說，自己當年吹捧金庸“開玩笑的成分居多”、“為網眾添個樂子”。【288】這又是在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實際上，方舟子的文學修養，也就是閱讀金庸武俠小說的水平。）

下面再摘錄幾段吹捧《功到雄奇即罪名》的文字，讓讀者見識一下這篇“經典作品”在方粉心目中的地位：

“關於新語絲，我忍不住要多說幾句。……新語絲的站長叫方世民，筆名方舟子，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是一個生物化學家，目前在加拿大的Salk生物研究學院攻讀第二博士後（好酷哦:）），寫得一手漂亮的雜文，尤其以明史文章稱雄中文網絡，一篇《功到雄奇即罪名—記民族英雄袁崇煥》我都不知讀了多少遍。”【289】

“網上盛產信息分子，而獨缺知識分子。有之，則方舟子無疑為此中巨擘。這位分子生物學博士，……一旦涉足文史領域，竟比許多浪得虛名的當世名家更為當行出色。這篇史傳體散文[指《功到雄奇即罪名》]，寄哀痛於史識，寓深情於通脫，對一代英傑袁崇煥的悲劇深致感慨，如泣如訴，感人肺腑。”【290】

“一整通宵過去了，看看自己的文字，再把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重讀一遍，直想撕了自己的稿子。”【291】

“除了疾惡如仇之外，他確實也是滿腔熱血、豪情沖天的。他對於明末抗敵將領袁崇煥有特別的感情。從袁崇煥墓，到袁崇煥的事跡，到袁崇煥的戰略，他都有文述及過。最著名的，莫過於他寫的紀念袁崇煥的史傳體散文《功到雄奇即罪名》。此文一出，各大網站爭相轉載，從網絡到紙媒體，一時風行海內外。而《功》文，也有孤篇蓋2000年全中國散文創作成績的力度。”【292】

“最早是什麼時候接觸到方舟子的文章？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但記得開始頻繁地上新語絲網站是2001年。新語絲現在以學術打假著稱於世，最早它其實是個文學網站，上面登了方舟子自己的很多文史作品。我經常上新語絲，雖然也看那些揭露學術腐敗的文章，但更喜歡的還是他的文史作品，《超人的魯迅》《功到雄奇即罪名》《江山無限苦情傷》等幾篇文章，曾經反覆讀過幾遍。”【293】

對於這篇文章，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功到雄奇即罪名》到底好在哪裡？

三、《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

這篇文章作於1999年4月，是方舟子的另一篇“經典作品”。該文長達一萬二千字，首先發表在當月的《新語絲》月刊上，幾個月之後，又在《書屋》雜誌上發表。【294-295】在這篇文章中，方舟子聲色俱厲，義正詞嚴，頗能顯示這個“科學打假鬥士”在人文學界也是那麼英姿颯爽。理所當然地，這篇文章被方舟子收入“第一本個人選集”《方舟在線》和“方舟子歷史隨筆”《江山無限》中。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社長，該書的責任編輯蘇青吹捧說，它“顯示出方舟於作為一代才子的大家氣象。”【296】還有人說：

“出於對文學的愛好，我翻到了其中的《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結果卻欲罷不能。對余英時我並不熟悉，他是不是那麼無恥我也自然不知，但方舟子那犀利的筆鋒直追魯迅，而翔實的引證、精密的推理，更深深地吸引了我。”【297】

劉菊花在《網絡奇才方舟子》中寫得更奇：

“方舟子的史學、文學論文，讀來又有趣又長見識，而且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證極有說服力。他的《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如果是一個歷史學專業的學者寫的，筆者才不會發出這樣驚訝的讚嘆，有文如斯，所謂學術規範不要也罷……”。【96】

本來，方舟子的這篇“考證”文章一問世，就被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傅傑駁得一錢不值。【298】可是方舟子卻有化腐朽為神奇的本事，再接再勵又寫了《是誰“冤枉”了余英時？——答傅傑〈差之毫厘 謬以千里〉》【71】和《余英時篡改引文誣陷郭沫若的鐵證》【272】兩篇文章，並且計劃在《書屋》上連續發表。這三篇文章，基本上能夠反映方舟子的考證功夫。因此，我們將解答這樣的疑問：方舟子的功夫到底如何？

四、史學理論簡述

不論做何種學術評價，首要條件就是建立一個普遍公認的——至少是能夠得到多數人認可的——評價基準。只有這樣，得出的結論才能夠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那麼，我們評論方舟子的史學研究，其基準是什麼呢？這就是下面這些事實，以及建立在這些事實之上的共識。

1、中國史學簡介

史學之於中國學術，關係極為重大。眾所周知，統治中國學術、思想界兩千餘年的儒家學說，發端於所謂的“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而根據《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299】也就是說，六經中的兩部是正兒八經的史書。到了清代，章學誠更是在其名著《文史通義》的開篇就提出了“六經皆史也”的論斷。【300, p.1】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學術，是以史學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梁啓超說：“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301】白壽彝說：“我國最早的知識分子就是史學家。”【302】

確實，說中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史學大國——至少從文字史料的數量上來說——毫不誇張：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正史”共有三千餘卷、四千多萬字，而不在其列的野史、家乘、方志等等，不論是篇目，還是字數，完全可以用“不計其數”來形容。除了這些古籍，從事歷史研究的其他材料（史料）還包括保留至今的實物和民間傳說等等。

在過去百餘年間，中國人研究歷史，不出兩大門類：一個是微觀的“史料派”，一個是宏觀的“史觀派”。“史料派”又稱考據派。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考據派是中國學術界的主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長傅斯年就曾斷言：“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303】這是什麼意思呢？它的實質是說，歷史學家的唯一任務就是從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確認。而史觀派的研究則主要致力於“重現”歷史，研究大問題，具體地說，就是在現有史料的基礎之上，撰寫通史、斷代史、專史。

實際上，上述兩派屬於正統的（正牌的）、專業的史學家。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一派，我們不妨稱之為“史評派”，或者稱之為“民史派”，因為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甚至可以說全部，都是“民間歷史學家”。他們“研究”歷史的目的十分直截，不過就是拿歷史當燒酒，來消解自己胸中的鬱悶。其具體做法也非常簡單：找出一段對自己觀點有利的“史實”，作出借古諷今的評論。不言而喻，方舟子就是“民史派”中的一員。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說，僅適用於過去幾十年。因為中國古代有不少著名的歷史學家——包括司馬遷——從事私人撰史工作，他們的身份雖然是民間的，但是他們的工作卻是專業的。

2、歷史研究之法

毋庸論證的常識是，凡是從事任何學術研究，都需要使用一套專門的方法。反過來說，一個人如果使用不入流、甚至錯誤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則他得出的結論很可能是錯誤的，至少是不能得到行家信服的。對於歷史學來說，方法學的重要性就更為突出。1919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其中有專門的章節講述“審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在此之後，在方舟子治史之前，由中國人編著的、在中國大地出版的“歷史研究法”類書籍一直聯綿不斷地問世。且看下面這個不完全書目（括號內為初版年代）：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

何炳松：《歷史研究法》（1927）
何炳松：《通史新義》（1928）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33）

姚永朴：《史學研究法》（1938）

楊鴻烈：《歷史研究法》（1939）
蔡尚思：《中國歷史新研究法》（1940）
吳澤：《中國歷史研究法》（1942）
呂思勉：《歷史研究法》（1945）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1969）。

李家祺：《歷史纂述的方法》（1970）

王爾敏：《史學方法》（1977）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1979）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1981）

喬默等：《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1985）
項觀奇：《歷史比較研究法》（1986）

趙吉惠：《歷史學方法論》（1987）

趙光賢：《中國歷史研究法》（1988）

李振宏：《歷史學的理論和方法》（1989）
蘇雙碧：《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1990）

寧可、汪征魯：《史學理論與方法》（1991）

何世芬：《中國現代歷史研究法綱要》（1991）

簡後聰等：《歷史編纂法》（1992）

綜觀這些“歷史研究法”，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鑑別。為什麼歷史學家這麼重視史料呢？這當然是因為史料是建築史學大廈的磚石，沒有史料，就不會有史學。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史料不僅龐雜繁蕪，而且真偽難辨。首先，史料分為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口傳史料等幾大類，其中當然以文字史料運用得最廣。而文字史料又分為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不論直接還是間接，其中都可能有虛假的成分。為什麼會有虛假的史料呢？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是由於無心之誤，比如由於人的認識能力的限制，如盲人摸象，只能了解或者理解一個事物的某個側面；又如抄錄、刻板、印刷之誤，也可能造成史料的失真。第二個原因是由於故意作偽。故意最偽的動機很多，但中國人的家族觀念、門第觀念、正統觀念，以及對歷史的偏好，肯定起了相當的作用。

那麼，如何辨別史料的真偽呢？傅斯年在三十年代曾給北京大學學生講授《史學方法導論》，他說：

“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304】

所謂“比較不同的史料”，就是要博採，博採之後要辨訛，而辨訛的主要手段就是要“知人”——知道製造這些材料的是哪個人、哪些人，然後再根據他們的品德、才學、以及他們與被記敘之人的關係等等因素來判斷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以及使用價值。顯然，根據虛假的史料、或者沒有辨別真偽的史料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學術價值的。

3、歷史研究之人

就象並不是誰想當詩人就能夠成為詩人一樣，歷史學家也不是誰想當就能夠當得成的。胡適曾說：

“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象。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象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305】

胡適所說的這兩種能力，顯然是分別針對考據派和史觀派的研究而言。但實際上，僅有“功力”和“想象”也還是遠遠不夠的。《舊唐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306】

子玄即著名史學家劉知幾（661-721），他所說的“史才三長”，雖然適用於所有學科，但於史學尤其重要。所謂史才，就是治史的才能，如搜集、組織史料、將它們融會貫通地加以運用、以及簡練、清楚、流暢地敘述、描寫、和評論。所謂史學，就是對於歷史和一切與歷史有關的知識的積累和掌握。而史識就是今天所謂見識，能夠見別人所不見，識別人所不識。顯然，沒有這“三長”的人治史，其結果或者是乾癟苦澀讀之乏味，或者是東鱗西爪不成片段，或者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到了清代，章學誠在劉知幾的“三才”之上，又增加了一項“史德”。什麼是史德呢？章學誠說：

“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300, p.265】

所謂“魏收之矯誣”，是這麼一個典故：魏收是《魏書》的作者。他好色貪財，輕薄狂妄，作《魏書》時明目張胆地揚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307, p.2031】因此，在二十四史中《魏書》最為臭名昭著，“號為‘穢史’”。【307, p.2032】劉知幾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308, p.184】

沈約是南朝人，著有《晉書》和《宋書》。劉知幾說：“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308, p.107】

由此可見，歷史既可以用來謀財獲利，還可以公報私仇。因此作史而心術不正，遺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