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方舟子为什么要当诗人？

尽管方舟子自己也承认，诗人——至少是自诩的诗人——大多厚颜无耻，诗人这个称呼与骗子同义；尽管他也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少数几个朋友，再没有谁把他认作诗人，但是，方舟子却还是非要当这个“诗人”不可。这是为什么呢？可曾有谁非要抢着把“厚颜无耻”、“骗子”的招牌贴在脑门子上呢？要打开这个谜宫的大门，我们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钥匙。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话确实不假。如果谁要对此问一个“为什么”，则“百度知道”会给出五条理由，其中最后一条是“中国一直都有崇诗风尚，以能赋诗填词为雅。”确实，从最早的诗人屈原，到最大的诗人李白、杜甫，最后到数以百计的其他大大小小的诗人，他们一直——至少在身后——受到社会的尊敬和人们的崇拜。对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说，作诗乃是一项基本功，至于诗作得好坏，则要看一个人的天赋高低。无论如何，能够作诗，是对一个读书人的最低要求；能够作好诗，则是一个读书人才华的具体表现。仅仅靠作诗就能得意当时、名垂千古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而想要通过写诗来获取名望的人，更是多如牛毛。2008年，中国人大教授程光炜在回忆自己八十年代初在河南大学成立诗社的理由时说：“我们发起诗社和写诗的理由，当然主要还是希望‘出名’，这是无须隐瞒的。”【104】可惜的是，尽管绝大多数“当代诗人”作诗的初衷是求名，但象程光炜这样坦然承认的，甚是少见。

一、白话诗的诞生

1、胡适放火烧荒

中国的传统诗歌，有大约三千年的历史。虽然诗歌的体裁、形式经历了从《诗经》的四言到汉代的五言、七言，再到南北朝时期的律诗、绝句，再到唐宋时代的词，再到元代的曲，几经演变，但可以说是大致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但是，这个诗歌的自然进化历程，在大约九十年前发生了人为的突变。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其实，用白话代文言的主张早就有了，而胡适的独特之处就是他还要用白话文来作诗。一个月之后，《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算是“新诗”或“现代诗”正式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胡适的八首白话诗中，第一首的标题是《朋友》（后来改题《蝴蝶》），全诗如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105】

显然，这首诗与五言“古诗”相比，不过就是用字浅白如话。但是，与“近体诗”相比，它的最大区别则是摆脱了格律、骈偶等修辞方面的限制。当时胡适比较胆怯，所以这八首白话诗中，每首的句式还整齐划一。也就是说，最初的白话诗，还受韵脚和字数的限制。一年后，《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诗，结果把整齐的句式也打破了，只剩下句尾押韵一项限制。（由于每句字数不定，因此分行书写、印刷又成了诗作的必须条件。）看看刘半农的这首“拟车夫语”：

天气冷了，拼凑些钱，买了条毛绒毯子。

你看铺在车上多漂亮，鲜红的柳条花，映衬着墨青底子。

老爷们坐车，看这毯子好，亦许多花两三铜子。

有时车儿拉罢汗儿流，北风吹来，冻得要死。

自己想把毯子披一披，却恐身上衣服脏，保了身子，坏了毯子。【106】

胡适当初发表白话诗，没少受到传统文人的嘲笑。假如没有五四运动的发生，很难想象白话诗的命运到底会是怎样。但是，五四运动确实发生了。乘着五四的东风，胡适的诗集《尝试集》在1920年3月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白话诗集，三年内再版五次，卖了一万五千册，可谓一纸风行。至此，旧体诗几乎是无疾而终，白话诗很快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后来，胡适为了给白话文学正名和寻根，特意作了《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把白话诗的历史上溯到《诗经》和汉代的民歌。

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青年来说，白话诗实在是太好了。任何会读书、会写字的人，不需要任何专门的训练就可以作白话诗。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后来出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在1918年给胡适的信中说：

“某日擘黄问，如《新青年》之白话诗究竟有何好处？隽答其好处在无诗可登时，可站在机器旁立刻作几十首。顷读来书，言除夕诗系五分钟所作成，窃喜吾前言之不谬。特今之问题不在诗成之迟速难易，乃在所成者是诗非诗耳。”【107】

任鸿隽提到的胡适那首《除夕》诗是这样写的：

除夕过了六七日，
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
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
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
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
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悉尼岂不好，
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
这个更不容易记。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
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
预备明天寄与“他”。【108】

2、郭沫若靠新诗成名

在二十年代初，靠写白话诗而一夜成名的例子，就像今天一夜暴富的例子一样，既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又让几乎所有的“文学青年”都艳羡不已。在那些脚踏着白话诗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诗人之中，最成功的那个人，则非郭沫若、徐志摩、冰心三人莫属。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托儿带女，穷困潦倒，虽然也曾发表过小说和诗作，但在茫茫文海之中，杳无出头之日。五四运动之后，郭沫若偶然读到了康白情的白话诗。他心里不由一动：“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以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109, p.73】于是，他的第一首白话诗就在这年九月得以问世：

儿呀！你快看那海上的银波，

夕阳光里的大海如被新磨。

儿呀！你看那西方山影罩着纱罗，

儿呀！我愿你的身心象海一样的光洁，

                  象山一样的青疏！【110】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

“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著作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戟刺，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109, pp.73-74】

郭沫若不久就以《凤凰涅盘》一诗而名声大噪。但他最有特色的诗作却是《天狗》，作于1920年1月30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111】

中国民间有“天狗吞月”的神话传说，而郭沫若这只天狗却要把整个宇宙都吞下。不仅如此，他还要剥自己的皮，食自己的肉，嚼自己的血，啮自己的心肝，这简直就是天下第一狂犬。实际上，这首诗不仅仅是疯狂，它还毫无章法，全无意象，几乎就是一个狂人的臆症发作。但是，在那个时代，越是疯狂的诗作，越是能够引发共鸣。而在新诗史上，它也确实被奉为经典之作。《郭沫若年谱》说它“是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化，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112】公木主编的《新诗鉴赏辞典》说它“使人感到五四新人的气概是何等豪迈”、 “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热浪一般，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113】朱栋霖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说：

“这个狂放不羁‘自我’与天地并生，具有无法遏制的激情和无穷的神奇力量。他们否定世间一切的传统偶像，摧毁封建的精神枷锁，以期高张本我，获得彻底解放。他们是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是五四觉醒而奋起的一代。”【114】

不过，郭沫若在写作《天狗》之后半个月，自己承认：“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罢了。所以当其才成的时候，总觉得满腔高兴，及到过了两日，自家反复读读看时，又不禁挟背汗流了。”【115】其实郭老大可不必“挟背汗流”，因为给您扇风揩汗之人会不请自来的。

3、冰心、志摩各显神通

如果说郭沫若的成名依赖于他疯狂的“乱跳乱舞”的话，那么冰心的成名则依赖于她女性的细腻和恬静。且看她的成名作《繁星》和《春水》两部诗的开篇：

繁星  一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春水  一

春水！
又是一年了
还这般的微微吹动。
可以再照个影儿么？
春水温静的答谢我说:
“我的朋友！
我从来没留下一个影子
不但对你是如此。”

据冰心后来说，《繁星》和《春水》都“不是诗”，所以当《晨报副镌》编辑问她“这是什么？”的时候，她很不好意思地答道：“这是小杂感的一类东西……”【116】后来，这类白开水似的“小杂感”被称为“小诗”。

不同于郭沫若的疯狂乱舞，也不同于冰心的平淡简洁，徐志摩的成名作是一首絮絮叨叨的《康桥再会罢》。这首诗作于1922年8月，发表在1923年3月12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全诗长达一百多行，一千二百多字，与他六年后《再别康桥》的俊逸潇洒简直形同天壤。难怪当《志摩的诗》再版时，这首诗被删去了。我们且看这首诗的结尾部分：

难忘村里姑娘的腮红颈白；

难忘屏绣康河的垂柳婆娑，

娜娜的克莱亚，硕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尽数，总之此地

人天妙合，虽微如寸芥残垣，

亦不乏纯美精神：流贯其间，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土所谓

“通我血液，浃我心脏，”有“镇驯

矫饬之功”；我此去虽归乡土，

而临行怫怫，转若离家赴远；

康桥！我故里闻此，能弗怨汝

僭爱，然我自有谠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记好明春新杨梅

上市时节，盼望我含笑归来，

再见吧，我爱的康桥。　　

那么，这首土洋结合、文白混杂、矫揉造作、黏黏糊糊的诗篇，是如何让徐志摩暴得大名的呢？徐志摩的传记作家韩石山是这么说的：

“这些诗中，最惹人眼目的是《康桥再会吧》。所以惹人眼目，与它发表时曾出过故障不无关系。

“3月12日刊登一次，到了3月25日又刊登一次。头一次排列错了。编辑在按语中说，《康桥再会吧》原是一首诗，却被排成连贯的散文。诗人做此诗的本意，是在创建新的体裁，以十一字作一行（亦有例外），意在仿英文的Blak verse不用韵而有一贯的音节与尺度，以在中国的诗园中创出一种新的体裁，不意被我们的疏忽把它的特点掩掉了。

“徐志摩后来说过这事，说是他写了信去，《学灯》的主任客气得很，不但立即声明道歉，且把它又刊登了一次。可是又弄错了，把原稿的篇幅全给搞乱了，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长到下巴底下去了，直到第三次才勉强给排清楚。

“正是这样的接连出错，让这首新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正是这种超常的注意，使徐志摩声名大震。”【117】

由此可见，靠写新诗而成名的道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多数时候是不可思议。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二、朦胧诗的崛起

新诗在三十年代还风光了一阵子，到了四十年代就显得有些萧条了。大陆“解放”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现实主义”风格统治了诗坛。不论是“工农兵”业余诗人，还是靠写作吃饭的专业诗人，他们作诗的路数大都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歌颂现实。其后果就是“诗作”千部一腔，“诗人”千人一面。

1、新诗潮的先驱——食指

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的政治高压之下，地下文学创作却慢慢形成规模。就诗歌创作而言，其开路先锋毫无疑问是食指。食指本名郭路生，生于1948年，曾下乡当过农民，进厂当过工人，入伍当过士兵。据说，在当时，凡是有知识青年的地方，都有郭路生的诗歌传诵；他的《相信未来》一诗，曾惊动了江青。【118】

按道理说，食指的新诗在形式上与当时流行的“革命诗歌”非常相似，结构严整拘谨，节奏铿锵有力，词汇和意象都不刻意求新。但在内容上，食指的诗与当时的正统诗完全不同。他是用饱含着激情的笔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怀疑和迷惘，以及对人性、对个人价值的呼唤与追求。请看他作于1968年的《相信未来》【119】：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食指的深刻，衬托出了徐志摩的浮浅；食指的深沉，反映出郭沫若的浮躁；食指的激情，彰显出冰心的平淡。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的新诗，刺激的是读者的感官，而食指的诗，却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今天的读者，即使没有经历过食指那样的生活，一般也仍旧能够被他的诗所感动、所震撼。这正是诗的真正价值和魅力所在。

2、北岛和《今天》

大约从1970年起，地下诗歌创作开始形成规模。这些地下诗人之中，后来成名的有北岛、江河、芒克、舒婷、多多。他们构成了七十年代末猛然“崛起”的朦胧诗派的主体。这个主体的领军人物是北岛。北岛生于1949年，正式职业是建筑工人。虽然只比食指小一岁，但北岛从不讳言食指对自己的影响，说他是自己的启蒙老师，是“中国近三十年新诗运动的开创者”。【120, p.71】

1978年12月，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了民间刊物《今天》，刊登自己的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主要作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地下诗人之外，又加入了后起的顾城和杨炼等人。1979年3月和4月，中国大陆权威的《诗刊》杂志分别发表了《今天》上刊载的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当时《诗刊》在文学青年心中的地位与《红旗》杂志在革命青年心中的地位相当。据北岛说，“官方刊物接受《今天》诗歌的过程非常复杂，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的影响有关。”【120, p.77】也就是说，地下诗人从《今天》走向《诗刊》，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甚至还可能有政治背景。

确实，官方的《诗刊》敢于在1979年的春天发表北岛的《回答》，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今天》派诗人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反叛”——不仅反对他们的人这么认为，就是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而北岛就是这个叛军的首领，他的《回答》就是反叛的宣言。这首诗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在今天仍旧能够听到隐隐的回音。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查建英在记录她与北岛的笔谈之前，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良辰美景佳肴，有醇酒数瓶佐餐助兴，众人畅谈直至凌晨。北岛照例喝醉，倒在客厅沙发上沉沉睡去。越胜边斟酒边说：当年读那首《我不相信》，我X，这孙子怎么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感觉概括得这么准啊！当时哪知道是这么没文化一家伙！说完很体贴地起身去给诗人盖了一条毯子。

“这回算起来，我认识北岛竟已二十七年。如今我怕读新诗。偶尔读，往往是麻木，没反应。但前些时偶然读到郭路生在精神病院里写的几行诗，居然心里划过尖锐的疼痛。看来上帝在某个时刻会扶着尘世中某个人的手写下某些文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岛是一代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还有食指，还有芒克。

“不会忘记初次读到‘我——不——相——信！’那一刻的震撼。只有真正相信过的人才可能感到那样震撼。我相信过。据说现在出了不少校园诗人，但他们当中还有这样的诗、这样的读者吗？我不相信。”【120, p.67】

上面提到的《我不相信》，真正的标题是《回答》。全诗如下：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21】

我们不难从北岛的《回答》中，看出食指《相信未来》的背影。这两位年龄相仿的诗人，在十年之间各自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宣言。如果说食指的《相信未来》是在犹豫不定中怀抱希望的话，那么北岛的《回答》则是在空虚之后的彻底绝望；如果说食指的《相信未来》给读者以庄严的崇高美的话，北岛的《回答》则给人以惨烈的悲剧美。

所以说，载有这样诗的《今天》能够被当局容忍就已经让人咋舌，而它能够出现在《诗刊》上，就让人万分地不解。唯一的解释就是，它和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极大的关系。白驹过隙般的机会，被《今天》抓住了。

3、三个崛起和三个保卫——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

1979年10月，诗人公刘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了《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对朦胧诗的倾向性表示了忧虑，认为朦胧诗的作者有“走上危险的小路”的可能。1980年1月，《文艺报》转载此文，并加编者按说：

“怎样对待象顾城同志这样的文学青年？……请文艺界同行们读一读、想一想。”【122, p.1】

于是，全国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正式拉开帷幕。到了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一个“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会上对朦胧诗的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123】1980年5月7日，北大的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力挺“新诗潮”。【122, pp.9-13】到了这年八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122, pp.28-34】，从此“新诗潮”的新诗被称为朦胧诗，而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84年。支持朦胧诗的文章，最主要的，除了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还有1981年3月《诗刊》发表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作者孙绍振）【122, pp.106-114】和1983年1月《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的《崛起的诗群》（作者徐敬亚）【122, pp.247-285】，它们被合称为“三个崛起”。【124】而反对派更是剑拔弩张。据说臧克家曾提出了“三个保卫”：“目前诗歌战线已到了需要‘三保卫’的时候了——保卫自‘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保卫现实主义传统；保卫党的领导。”【125】

实际上，在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背后，是浓郁的政治背景：在1980至1984年期间，中国经历了1981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3-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就是说，朦胧诗不过是当政者左右两派斗法的载体而已。比如，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本来是他作为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而写的学年论文，完成于1981年1月。它最初发表在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刊物《新叶》1982年8期上。1983年1月，它被当作批判的靶子公开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上。据说当时中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亲自把这篇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且不许称徐敬亚为“同志”。【126】当时批判徐文的文章有数百篇之多，其中有一篇公开信发表在《诗刊》1983年11月号上，称《崛起的诗群》是“一篇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是一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127】后来，徐敬亚的检讨公开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128】，《诗刊》、《文艺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则转载了这篇检讨。

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以左派的彻底失败告终。左派失利的原因，自然和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但在当时，左派实在是不得人心，他们捧谁谁臭、批谁谁香。因此，对朦胧诗的批判，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倒使朦胧诗的影响越来越大，连“乖孩子”方舟子都被影响到了。在作于1993年的《我的理想》中，方舟子回忆道：

“高一时有一件国家大事对我影响很大，那就是反精神污染运动。那一阵子所有的文学刊物都连篇累牍地批判朦胧诗，却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派的诗，并为其奇丽所吸引。记得读到的第一首朦胧诗是北岛的短诗‘一朵迷路的蒲公英’，因为短，所以批判文章全诗照录。读完的几天后制作眼蝶标本〔其翅膀有花纹如眼〕，竟然浮想联翩，也依样写道‘一只迷路的小眼蝶’〔几年后重写此诗，自然不露模仿痕迹了〕。因为诗文中流露出的反叛情绪，令当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大为惶恐，挽救无效，终于翻脸，我被革除了团内外一切职务。无官一身轻，独立思想大为高涨，这时的理想，便是当个北岛式的不为官方所喜的反叛诗人。那一年我十六岁。”【3】

我们不知道方舟子当年在《一只迷路的小眼蝶》中是如何表达“反叛情绪”的，因为他“几年后重写此诗”；但我们知道，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北岛的《迷途》中感受到“反叛情绪”。（关于方舟子的这类稀奇古怪的“浮想联翩”，笔者将在下文讨论。）从另一方面看，在八十年代初，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竟然是通过批判文章中引录的文字才接触到朦胧诗，这对于一般的少年来说，也许不足为怪，但是对于我们这位未来的“科学界的鲁迅”【129】、“一等一的全才”【130】来说，其视野未免太过狭窄，其感觉也未免太过迟钝。

三、“第三代诗人”

1、诗人遍地的年代

朦胧诗大讨论之所以以左派失败告终，除了政治因素外，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起了相当的作用。简言之，食指在六十年代末点燃的星星之火，经过《今天》在七十年代的接力传播，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燎原的诗歌大火。那场大火的势头，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见的。

如何来描述那个诗的年代呢？还是让当事人自己来说吧。舒婷的丈夫、厦门大学教授、现代诗研究专家陈仲义说：

“80年代尤其在大学校园，几乎人人写诗，到处是诗人，当时说树上的叶子掉下来，砸到的都是诗人。”【131】

“当代著名诗人”西川说：

“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132】

被称为“非官方反学院的‘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曾被多种刊物评为“十佳诗人”、“十大青年诗人”、“十大新锐诗人”之一的伊沙回忆说：

“1985年，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这所当年鲁迅先生执教过的学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种诗歌的狂热氛围中。那是一个奉诗歌为神的伟大时代，写诗是一种时尚，写诗是最聪明的男人和最漂亮的女人最聪明也最漂亮的行动，写诗是最优秀的人证明自己智慧、能力与价值的最好方式。在那里，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并亲历了当时北京的诗歌运动，亲身感受到了当时中国扑面而来的诗的热度。”【133】

1986年12月，《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整个诗歌节又是讲学，又是朗诵，好不热闹。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十人当选“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且看当时疯狂场面的镜头之一：

“会场之热烈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位诗人在场上演讲，台下竟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的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口，人们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无数只藤蔓般的手臂，几乎把她挤到车底下去。还是警察硬把她塞进车里。最近，笔者曾问过舒婷当时的状况，她答非所问地说：‘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她说。”【134】

且看当时疯狂场面的镜头之二：

“1986年《星星》诗刊主办‘十佳青年诗人’评选颁奖，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诗迷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有个小伙子几天中一直跟着他们，最后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135】

为什么会产生那样“诗歌的时代”呢？现在看来，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的感情不仅淀积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旧怨，而且产生了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两种感情的对流，形成了雷鸣闪电般的激情——绝大部分是政治激情——，而诗歌恰恰最适合表达激情。同时，“白话诗人人可作”这个特点，造成了全民皆诗人的壮观场面。北岛说：

“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132】

在当时，不仅大学生作诗，连工人、待业青年、中学生也作诗。1983年，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中学生校园诗社，这个诗社并且出版了《中学生诗刊》。【136】三年后，待业青年姜红伟独力创办了一份《中学生校园诗报》。这份总共出版了三期的报纸，最高发行量达到一万六千份。【136】也就是说，方舟子在中学时作诗，在那个时代，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看看当时诞生一个诗人——并且是著名诗人——，是多么的容易：

“今天的人们，一定不会不明白彼时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诗人。万夏以口语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了一个特定的下午。对于那几个小时来说，今天应该哭，昨天却是笑。那就是当年一位诗人诞生的最普通的速度吧——万夏回忆说：当时（徐注：1983年）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5月份吧，因为我在复习，我好像好几科都没及格，要留级，马上毕业了，我就紧张得很。我的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看，我一看是马松的，就打开看，结果里面就是两首诗，我简直看入了迷了……我大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137】

1985年，也就是方舟子荣中“语文状元”进入中国科大的那一年，中国大学校园内已经到了“诗报诗刊漫天飞舞，诗社诗人遍地开花”的程度。“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132】当时，仅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就有由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学会于1984年8月创办的《大学生诗坛》，和由“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1985年3月创办的《大学生诗报》。辽宁大学中文系的阎月君等几个学生选编了一本诗集，交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就是风行一时的《朦胧诗选》，它被再版了二三十次，行销二十五万册。当时，大学生的案头，多数放有这本书。【131】

2、“打倒北岛”、“PASS舒婷”

不过，朦胧诗大讨论结束之日，也就是朦胧诗开始走下坡路之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诗歌已经悄然进入“后朦胧诗”时代，“打倒北岛”、“PASS舒婷”的口号被当着被打倒对象的面喊出。【138】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很多，但一般认为，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包含着太多的政治内容，尤其是否定文革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八十年代中期的青年人来说，似乎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另外，北岛那种一本正经的宣言式诗歌，不但容易使读者产生视觉和精神疲劳，而且在中国经济逐渐市场化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还有就是，朦胧诗和朦胧诗人当时已经成了偶像和权威，不打倒他们，新的诗人就没有出头之日，等等等等。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朦胧诗五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读过大学，这难免让当时那些满嘴西方名词术语的大学生诗人对他们产生鄙夷之情。

“打倒北岛”、“PASS舒婷”的直接产物就是所谓的“第三代诗人”的“崛起”。所谓“第三代”，在最初含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后来，“第三代”的说法被“和平演变”成这样：以朦胧诗为界，在它之前是第一代，在它之后为第三代。再后来，第三代诗人的领袖人物周伦佑把北岛等朦胧诗人算做第一代，从朦胧诗人中分化出来的杨炼等人为第二代，那些1985年前后出现的“莽汉”、“非非”、“他们”、“海上”等流派为第三代。【139】

无论如何，“第三代诗人”的基本组成是八十年代上半叶入学的大学生们。“没有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派’，就没有后来的第三代诗人。”被称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的于坚如是说。【140】

第三代诗人虽然以“打倒北岛”为号召，但他们却继承了北岛们的两件衣钵：第一，他们大多是成帮结伙地出现，绝少单枪匹马的诗人。因此，一般人在阅读“当代诗歌史”时，就会对那些名目繁多的招牌搞得一头雾水。第二，他们大多有自己的刊物，而这些刊物几乎全部是没有经过国家出版部门批准的“民刊”。也就是说，第三代诗人们在最初颇有些“地下”性质。不过，这种情况在1986年10月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141】整个“大展”共有三辑十三万字，发表了来自六十四个诗歌流派、一百多位诗人的宣言和作品。“现代诗群体”由此被正式推出在历史舞台上。策划这台大戏的，就是三年前被判定写作了“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的徐敬亚。由此可见，那些左派文人的嗅觉不仅敏感，而且相当地准确。而第三代诗人也确实对徐敬亚感恩戴德，在2006年纪念“大展”20周年之际，几十位第三代诗人在黄山向徐敬亚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137】

第三代诗人与朦胧诗人有什么区别呢？于坚是这么描述的：

“8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当时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一群诗人在大学里，但不是什么学院派，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嬉皮士，最先穿牛仔裤、留长发、跳迪斯科、听摇滚音乐、热爱崔健、谈论性解放和黑色幽默。值得一提的是，朦胧诗一代恰恰没有这些举动，他们的穿着像老干部，喜欢用美声唱前苏联的歌曲。”【140】

实际上，第三代诗人是一个亲西、崇洋大杂烩，其基本文学主张被归纳为“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反语言”。下面是“大展”中“大学生诗派宣言”的一部分：

C．它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但它实际只生存了八个月：比我们设想时间长多了！作为一枚炸弹，它只追求那美丽的一瞬——轰隆一响！时至今日，仍有人在拣拾它的碎片，仍有人在诅咒它、挖苦它。那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尽管朝前走了。

D．它的艺术主张：a．反崇高。它着眼于人的奴性意识，它把凡人——那些流落街头、卖苦力、被勒令退学、无所作为小人物一股脑儿地用一杆笔抓住，狠狠地抹在纸上，唱他们赞歌或打击他们。b．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它直通通地说想说的，它不在乎语言的变形，面只追求语言的硬度。c．它无所谓结构，它的总体情绪只有两个字：冷酷！冷得使人浑身发烫！说它黑色幽默也未尝可。【101, pp.185-186】

3、“向下、再向下”的第三代诗歌

现在，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86大展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分水岭”这一论断，但对它的具体含义却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笔者来说，它的含义就是：“大展”以前的诗歌，都或多或少地能够感动读者；大展以后的诗歌，则只能感动作者自己，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被感动。写诗，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代诗人而言，不过是一种存在方式。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杨黎写了一本书，叫做《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142】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万夏有一次说马松：这个屁儿虫，如果不是写诗，啥子都不是。当时万夏在生气。气一生完，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我如果不写诗，也啥子都不是。把他的话作一个文化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没有诗歌，我们这一代人将什么也不是。”【142, p.40】

关于“大展”的意义，杨黎说得更为透彻：

“大展无疑把以前的诗歌和关于诗歌的神话，彻底地暴露了，也彻底地粉粹了。不论徐敬亚是怎么想的，然后又是怎么做的，大展都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使命：在大展以后，诗歌没有了权威；在大展以后，诗歌没有了价值；并且，在大展以后，诗歌没有了‘皇帝’——谁要是还梦想当诗歌的‘皇帝’，谁就不再是可耻的了——因为他已经可笑。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就是诗人，就是他的诗歌帝国的‘皇帝’。”【142, pp.106-107】

也就是说，“大展”把诗歌拉下了神坛。什么人都能做诗人，说出的什么话、写下的什么文字，都可以被当作诗。胡适七十年前放火烧荒开创出来的白话诗园地，终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看看第三代诗人的另一个主要成员韩东的诗作《写作》【143】，我们不难从中看到胡适“黄蝴蝶”的影子：

晴朗的日子

我的窗外

有一个人爬到电线杆上

他一边干活

一边向屋里张望

我用微笑回答他

然后埋下头去继续工作

这中间有两次我抬起头来

伸手在书架上摸索香烟

中午以前，他一直在那儿

像只停在空中的小鸟

已经忘记了飞翔

等我终于写完最后一页

这只鸟儿已不知去向

原来的位置上甚至没有白云

一切空虚而甜美

那么，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如何呢？有人做了如下的描绘：

“自朦胧诗以来，中国诗歌就呈现向下的取向，且每下愈况。朦胧诗时，北岛只想做一个人，姿态比起英雄已经下降了很多；在以韩东为代表的日常主义这里，诗歌再次遭到贬低，开始变得平凡琐屑起来。自于坚以后，加剧了下滑趋势，更日常化了，也更琐碎、更平庸了，更婆婆妈妈了。到了伊沙，更是用一把尿，将黄河的神圣意义‘解构’得荡然无存。而到了沈浩波，就更往下了，一直到了‘下半身’，到了‘鸡芭’。如果说‘下半身’还只是跨到了裆部或者肚脐眼附近就不走了的话，到了徐乡愁的‘垃圾派’，中国诗歌终于彻底地掉到了地上，变成了垃圾，变成了尿，变成了屎。”【144】

请欣赏垃圾派代表人物徐乡愁的代表作《拉屎是一种享受》【145】（作于2003年4月）：

在后檐口蹲下来

手纸也跟着蹲下来

天空和屋顶也跟着蹲下来

这时候，我什么也不去想

两会是不是成功地召开了

不去想

美国该不该打伊拉克

不去想

人民是否小康了农民是否减负了

都统统不去想

我现在最要紧的是

把屎拉完拉好

并从屎与肛门的摩擦中获得快乐

读过这首“屎诗”之后，相信任何人都得承认，第三代诗人的“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反语言”的目标不仅已经达到、而且被大大地“Pass”了过去。

四、姗姗来迟的方舟子

前面提到，方舟子在《我的理想》中曾说，他立志当北岛那样的反叛诗人是在高中一年级时。在同一篇文章中，方舟子还写到：

“临上科大时，曾经发了三个宏愿。……第二个愿望可就难多了，是要出一本《草叶集》一样的诗集，当个惠特曼一样的诗人，可见当反叛诗人并非我的最终目标。”【3】

方舟子上科大是在1985年秋季，因此“临上科大时”当然是在这一年。问题是，方舟子后来一再告诉我们，他正式写诗是1986年9月科大“荒原”诗社成立以后的事情。（在作于1995年的《写诗蒙世绝招》中，方舟子说：“我从1986年起混迹青年诗坛”。【146】在作于1999年的《〈新语丝荒原诗选〉编后记》中，方舟子说：“其实我之与诗神结缘，不过是在‘荒原’之时的短短的两年多时间。”【103】）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位在七岁时就从杜诗中发现了“美丽新世界”【96】、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写诗立志当反叛诗人、并且在十八岁时发宏愿要“当个惠特曼一样的诗人”【3】、在“上大学之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147】、“气质是诗意的”【96】、“内心是诗”【95】的方舟子，为什么会在史无先例的诗歌狂飙年代，毫无作为地等了整整一年呢？

对于这个问题，方舟子从来就没有给出过答案。不过，从1986年9月的“荒原诗社”成立，到10月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二者在时间上的衔接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实际上，就算《深圳青年报》在当时不过是一个仅有三万订户的小报【148】，并且远离合肥，但位于合肥的《诗歌报》却是当时全国惟一的诗坛专业报纸。而主持这次大展的徐敬亚更是把大展策划得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从1986年7月5日的私人邀请信，到1986年8月8日两报联合发出公开邀请，再到大展前夕的9月30日用了半个整版的篇幅给“大展”作预告，可以说把中国诗坛搅得人人心旌摇曳，个个蠢蠢欲动。徐敬亚并且从香港商界学来了“隆重推出”四个大字，把它们运用到“大展”的预告中。据他自己说，大展后，《深圳青年报》的订户增长了四倍。看看徐敬亚在第一封邀请信中的这段话：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149】

这是明确地号召诗人要为自己而写作。再看看徐敬亚在大展预告中的这段话：

“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八十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同上）。

很可能是在全国已经有了“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之际，看到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就是诗人，就是他的诗歌帝国的‘皇帝’”这一点，我们的方舟子先生和他在中国科大的同道再也沉不住气了，因此决定当“反叛诗人”，成立了“荒原诗社”。

关于“荒原诗社”的成立与“大展”的关系，方舟子曾至少两次谈及。第一次是在作于1987年12月16日的《中国科大一九八七年诗歌创作大展前言》中，方舟子说：

“一九八五年，喧嚣的一九八五年，几千年苦心经营的美学大厦似乎在一瞬间坍塌，一批以‘前卫派’自居的年轻画家率先向阿波罗的堡垒发起最后的进攻，其冲击波所及远远超出了美术界。无数不被官方承认的年轻诗人（所谓‘第三代诗人’）乘机纷纷亮出了自己的旗号，超过两百面的五颜六色的旗帜拼凑出了无限演绎的诗天空。这一系列的表演终于在一九八六年的‘诗歌群体大展’中达到了高潮。同年九月，与世隔绝的科大诗人们由于‘英雄所见略同’的定数，再次爆发，创建荒原诗社，但是仅仅在诗的荒原上行进了三个月。”【150】

按照方舟子叙述的前后关系，“大展”在前，“荒原”在后，似乎是前因后果。但是，方舟子又极力强调他们的“与世隔绝”，好像是在暗示，二者无关。至于那个“‘英雄所见略同’的定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至今不得而知。

1988年8月，方舟子作《关于荒原》，再次谈到“大展”和“荒原”：

“1986年，是中国当代诗坛最热闹的一年。仿佛在一夜之间，中国的大地上冒出了无数天才诗人，人人都提出一整套词藻漂亮、玄之又玄的诗歌理论，人人都想领导中国诗歌的新潮流。但是，科大诗人们对象牙塔外的这一切一无所知，完全是由于英雄所见略同的定数，他们忽然也在这一年重整旗鼓，办起了荒原诗社，由周正洪81-86（大卫）任社长，王鹏（再生原）任主编，编委有杨正冲、吴延花（林夕）、邓煜（阿力）和方是民（方舟子）。他们与诗坛的主流毫不相干，仍然恪守‘朦胧诗人’们的信条，要‘对社会进行充满理性的批判’（《发刊宣言》），虽然他们的创作实践与此要求相差太远，大抵仍在咀嚼着个人的小小悲欢。但是，到了同年年底，在出版了六期《荒原》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诗社的活动暂时停止了。”【151】

这是在明白无误地要撇清“大展”与“荒原”的关系。不过，方舟子因为说话太绝而露出了马脚。原来，《荒原》最初的六名成员中，社长周正洪是81级的，主编王鹏和另一位编委杨正冲是82级的，方舟子和其余两位都是85级的——显然属于跟班。就算当年方舟子自己对“大展”一无所知，就算他能够代表《荒原》1987年复刊之后的“荒原五君”——其中只有方舟子和邓煜两人是第一任编辑部成员——他怎么能够保证其他四位元老也都“对象牙塔外的这一切一无所知”呢？方舟子在一年半以后替他们说话，显然是在越俎代庖。

其实，因成立诗社而发表宣言，是典型的“大展”行为。而方舟子后来不绝于口的“荒原五君”，也不过是在效仿当时颇有名气的先锋诗人“四川五君”这个名号而已——就象当年时髦青年喜欢戴香港蛤蟆镜一样。

实际上，尽管方舟子后来对“诗歌大展”和“一天一泡”的诗人们不乏挖苦和咒骂之辞，并且把自己作于荒原初期的诗歌，包括那些“获奖”诗歌，掩藏得严严实实，——与他后来掩藏自己的《大明小史》和他在美国就职的“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的信息一样——，但他与第三代诗人的关系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比如，在作于1996年6月的《流行诗人》一文中，方舟子就不无炫耀地说：“八七年夏天我应南京几位校园诗人——在今天的网上诗人看来，都是鼻祖——之邀到南京鬼混了几天”。【152】这很象几年后他把几个北京文化人请他吃了一顿饭就说成是“北京知识界人士为我洗尘”【153】，目的无非就是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1997年1月30日，方舟子作《荒原忆旧》，其中不小心露出了这样一句话：

“第一期的《荒原》登了我讽刺毛泽东的诗《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温暖》（‘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温暖，琥珀里的苍蝇也这么说’，后面忘了），印完了送到党宣审查，没通过，命令剪下开天窗。”【154】

在《方舟子诗选》中的近百首诗中，最早的一首是作于1987年12月的《诗·棋琴书画·剑在深夜的变奏》。象方舟子上面提到的《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温暖》之类的《荒原》初期诗作，包括那个获“合肥市第二届高校文学大赛诗歌一等奖”的不知名作品、那个获“全国首届大学生诗歌大赛佳作奖”的“组诗《回声》”，都被方舟子有选择地“忘了”。他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忘了”。这个连自己高中时代模仿他人的幼稚之作都要保留下来，五年之后还要小心翼翼地抹去模仿痕迹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把自己在“状元学校”一举成名的诗作给忘了的。实际上，早就有人透露说，《荒原》诗刊已被科大人重新汇编成册。但是，方舟子至今没有把它挂到网上。这说明，方舟子对那段历史是有所保留的。不过，从他留给我们的这两句诗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第三代诗人”的血脉。因为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非圣、诬法”都是第三代诗人的显著特征。“第三代诗人”领袖周伦佑在作于1986年的《自由方块》中，就曾“拿老毛的语录调侃”。【155】显然，方舟子在1986年拿“老毛的水晶棺调侃”，又是在跟“第三代诗人”的风。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诗人又发生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大分化。【156-157】大致说来，“知识分子写作”与传统诗歌的追求相似，而“民间立场”的核心成员则是典型的“第三代人”，他们要把诗歌口语化、世俗化、庸俗化、屎尿化。本来，这两派诗人大可以各行其道，自己写自己的东西。但是由于要争正统、要争话语权、甚至要争利益，结果两派人马势同水火，打得不可开交，从1999年4月的“盘峰论争”【158】，吵吵闹闹了将近十年。2007年初，十四名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公布了一个“天问诗歌公约”【159】，立即引起“民间立场”诗人们的强烈反弹，霎时间口水大战从网络扩展到纸媒体。【160】

对于“盘峰论争”和“天问诗歌公约”这两次诗人大战，方舟子都没有公开表态。但这并不表明他对这些论争漠不关心，或没有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方舟子的立场和态度，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在新语丝上发表别人的文章来间接显示的。果然，在2000年3月16日的新语丝“新到资料”中，出现了“民间立场”主力诗人伊沙的一篇文章，《王家新：一块提醒哭泣的手帕》。这篇颇具“第三代诗歌”特色、长达两万余字的“论文”，主旨就是大骂“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代表王家新，说什么“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逻辑“非常‘我操’”，“王家新牛B”、“脉管中传统的屎永远比你周遭的现实更严峻”、“王家新是一个浅薄的煽情者”、“王家新真是胆大妄为”、“王家新不是最差，在这个‘诗群’当中，他总体的风貌就是两个字：平庸”。

方舟子不是自诩“不曾失态骂过一句脏话”【161】、并把“不说脏话”当作自己论辩的头号原则【162】吗？为什么他把把一个脏话连篇的文章“新盗”到自家的客厅呢？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那个味道合他的胃口”。确实，在新语丝上，既没有来自“知识分子写作”方面的文章，也没有为“知识分子写作”辩护的文章，连第三者的评论介绍都没有——仅有攻击“知识分子写作”的文章。这还不能说明方舟子的屁股坐在谁的炕头上吗？《诗》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此之谓也。

到了2007年2月，就在“天问诗歌公约”问世之后不久，新语丝又接连发表了四篇文章，嘲笑谩骂这个公约。【163-166】如果谁以为方舟子放狗咬人，是因为那个“公约”中提了一句“我们反对转基因”，那就太小瞧方舟子了。因为第一篇文章是逐条辱骂那八条公约的。这篇总共一千多字的短文，从标题就开始骂，一直骂到结尾，一连气使用了十二个“白痴”、两个“疯子”，并且用“屁”、“牛叉”、“操蛋”这类辞藻贯穿其间，真正能够体现“民间立场”的写作风范。看看这语言：

“孙子！你们要做白痴是你们的事，别逼着所有诗人做白痴！”【163】

“等你们淫出一手好湿，最好能淫一辈子好湿的时候再来谈什么尊严吧，我的诗人们。”【163】

假如方舟子与第三代诗人没有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他怎么会舍得让别人随便到新语丝网站连“蹲下来”都不用、直接站着“从屎与肛门的摩擦中获得快乐”呢？

不错，我们现在看到的方诗确实很少第三代诗歌的特色。用方舟子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相当古典的”。【167】但是，第一，这些诗作全都是方舟子精挑细选出来的，他当然会筛去那些与他后来宣扬的“理想主义”不合的作品。第二，前面已经提到，这些挑选出来的诗作，最早的作于1987年底，距离荒原诗社成立已经十五个月了。

总之，种种迹象都表明，方舟子说的什么高一就立志当北岛、临入科大时立志要当惠特曼，极可能都是他后来编造出来的，就像他说什么自己从小立志献身科学一样。他在科大“一门心思当反叛诗人”，乃是受到外界诗歌大潮、尤其是“大展”的推动，就像后来青少年“跟风”、“追星”一样。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1985-1986年这段历史空白。

五、方舟子为什么要当诗人？

在方舟子的一生之中，“荒原”诗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没有当年的“荒原”，就不太可能有后来的方舟子。我们还可以追根溯源到“诗歌大展”：如果没有86年的“诗歌大展”，就不太可能会有“荒原”诗社；如果没有“荒原”诗社，那么方舟子“一门心思”当诗人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如果方舟子不当诗人，则他就有可能把自己的“一门心思”用到专业学习上；如果方舟子用心学专业课程，他就不太可能让自己的科学生涯半途而废，因此也就不会走到通过“打架”、“科唬”来求名、谋生这条道路。

为了给上面的推论增加一些可信性，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反向推理：凡是写诗之人，成名之心都较盛；成名心盛之人，多数好抄小路、走捷径、耍小聪明；一个人一旦走过捷径，则食髓知味，他就再也不肯走常人走的老路，即通过悬梁刺股、寒窗苦读的工夫来取得成功。也就是说，方舟子一旦尝到了当诗人可以轻易成名的甜头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去安心学什么劳什子生物学了。看看方舟子“一举成名”之容易，以及他对这个成名经过的得意：

“荒原诗社是八六年九月成立的，……最盛大的一次朗诵会是十二月中旬学潮还在闹着的时候举行的，整个水上报告厅挤得满满的，我朗诵长诗《祭神舞》献给学潮，因为长，所以一句也记不得了。不过我的‘成名’在此之前:-）。第一期的《荒原》登了我讽刺毛泽东的诗《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温暖》（‘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温暖，琥珀里的苍蝇也这么说’，后面忘了），印完了送到党宣审查，没通过，命令剪下开天窗。剪是剪下了，却忘了督促我们销毁，有胆大的便把它也拿出去跟《荒原》搭配销售，称之为卖禁诗，引起哄抢，随使竖子成名:-）。”【154】

“荒原”对于方舟子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在十多年之后，他就要把它占为己有。2000年底，方舟子在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从初中时候起就已决定学生物专业了，因为对生物和文史，实在难说哪一项对我来说更重要，然而知道科学研究必须有专业训练才行，而文科的东西却不妨业余玩玩。创建荒原诗社、新语丝，也都是玩之一种。”【168】

也就是在这貌似不经意的含糊其辞中，方舟子把“创建荒原诗社”的功劳，揽到了自己的怀里。也许是怕别人没有理解自己，也许是看到没有人站出来指斥他篡改历史，方舟子在半年后说得更大胆、更明白了：

“我1985年于福建云霄一中毕业后，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上大学期间‘不务正业’，热衷于写诗，并创办了一个小小的‘荒原诗社’。”【169】

按照方舟子自己在1988年所说，荒原诗社成立于1986年9月，当时他是六名骨干之一，但远不是重要的成员。“到了同年年底，在出版了六期《荒原》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诗社的活动暂时停止了。”“1987年，在几位老社员的共同努力下，诗社在各社团中率先获准恢复活动，由方是民任社长兼主编，……十月，面貌一新的《荒原》第七期与大家见面。”【151】如果荒原诗社真的是方舟子“创办”的，为什么他当时不敢这么说呢？

当然，“荒原”对于方舟子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让方舟子享受到了在一群“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奋的人才”【170】中出人头地的快乐。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当这个诗人，方舟子确实是全神贯注，“一门心思”，并且因此荒废了学业。关于这一点，不仅方舟子自己这么说，他的科大同学也这么说：

“偶尔地，我非常惊奇地听到：‘方舟子……方舟子……’。我立刻竖起耳朵。这个‘方舟子’不会就是那个‘方舟子’吧？那个我中国科大大学同窗五年，同寝室四年的方舟子。上一次见到他，大概是五年前，可能是六年前了，在华盛顿特区。我的耳朵竖得比德国牧羊犬还高：‘听说他大学里不太学习，整天舞文弄墨……’哈哈！那肯定是他无疑。”【171】

也就是说，方舟子这个“不要命的”“语文状元”，在中国科大这个“状元学校”里呆了五年之后，只得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毕业证书，一个就是这顶“诗人”帽子。在得到了美国博士学位之后，科大的毕业证书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了。这样一来，“诗人”这顶帽子就成了他那几年生命的仅存“硕果”。所以，方舟子对它格外地珍惜。

方舟子非要把“厚颜无耻”、与“骗子”等同的“诗人”帽子扣到自己的脑袋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作于1995年10月的《天下文女一大抄》中，方舟子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

“本人就是个文抄公，象《大明小史》、《进化论虚妄吗》就都是东抄西凑，为什么没人来揭发我抄袭？因为那是知识普及读物，就象review一样，并不讲原创性，看重的是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我不说是抄的，也绝不会有人把《明史》当成是我写的，或者以为我对进化论的研究作出了什么贡献。要是有的东西太离奇，别人还会来追问出处何在。可见对这种文章，抄是正常，不抄反而反常。

“但是象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这种创作性的东西就不同了。何谓创作？就跟research paper一样，必须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也，即使英雄所见略同，也绝不会大段大段的相似。整段抄别人的，如果不注明，甚至连个引号都不用，在读者看来，自然而然会把它当成你自己的东西，被揭发出来，就是抄袭：第一侵害了原作者，第二欺骗了读者，第三骗取了名声（笔名也是名，否则的话文人岂不是世上最不要名的），有没有骗取稿费倒在其次——美国的报刊一般不给稿费，就允许抄袭了？那些认为没有稿费就不妨抄抄的人，怎么不自己试试？”【172】

原来，在方舟子的心中，诗歌创作和科学研究在地位上是“一样”的。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方舟子的research paper在1995年10月以前是个什么数字，我们自然也就明白了他为什么对“诗人”这个称号这么在乎了。对于一个花了五年的时间尚且没有发表一篇真正属于自己的research paper的人来说，当一个拥有上百首诗作的诗人，哪怕是以十当一，——十篇诗作抵一篇research paper——，也足以使方舟子笑傲江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