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方舟子為什麼要當詩人？

儘管方舟子自己也承認，詩人——至少是自詡的詩人——大多厚顏無恥，詩人這個稱呼與騙子同義；儘管他也明白，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少數幾個朋友，再沒有誰把他認作詩人，但是，方舟子卻還是非要當這個“詩人”不可。這是為什麼呢？可曾有誰非要搶着把“厚顏無恥”、“騙子”的招牌貼在腦門子上呢？要打開這個謎宮的大門，我們必須到歷史中去尋找鑰匙。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這話確實不假。如果誰要對此問一個“為什麼”，則“百度知道”會給出五條理由，其中最後一條是“中國一直都有崇詩風尚，以能賦詩填詞為雅。”確實，從最早的詩人屈原，到最大的詩人李白、杜甫，最後到數以百計的其他大大小小的詩人，他們一直——至少在身後——受到社會的尊敬和人們的崇拜。對於一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作詩乃是一項基本功，至於詩作得好壞，則要看一個人的天賦高低。無論如何，能夠作詩，是對一個讀書人的最低要求；能夠作好詩，則是一個讀書人才華的具體表現。僅僅靠作詩就能得意當時、名垂千古的例子，可以說是舉不勝舉。而想要通過寫詩來獲取名望的人，更是多如牛毛。2008年，中國人大教授程光煒在回憶自己八十年代初在河南大學成立詩社的理由時說：“我們發起詩社和寫詩的理由，當然主要還是希望‘出名’，這是無須隱瞞的。”【104】可惜的是，儘管絕大多數“當代詩人”作詩的初衷是求名，但象程光煒這樣坦然承認的，甚是少見。

一、白話詩的誕生

1、胡適放火燒荒

中國的傳統詩歌，有大約三千年的歷史。雖然詩歌的體裁、形式經歷了從《詩經》的四言到漢代的五言、七言，再到南北朝時期的律詩、絕句，再到唐宋時代的詞，再到元代的曲，幾經演變，但可以說是大致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但是，這個詩歌的自然進化歷程，在大約九十年前發生了人為的突變。1917年1月，《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五號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主張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其實，用白話代文言的主張早就有了，而胡適的獨特之處就是他還要用白話文來作詩。一個月之後，《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白話詩八首》，算是“新詩”或“現代詩”正式登上中國的文化舞台。胡適的八首白話詩中，第一首的標題是《朋友》（後來改題《蝴蝶》），全詩如下：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105】

顯然，這首詩與五言“古詩”相比，不過就是用字淺白如話。但是，與“近體詩”相比，它的最大區別則是擺脫了格律、駢偶等修辭方面的限制。當時胡適比較膽怯，所以這八首白話詩中，每首的句式還整齊劃一。也就是說，最初的白話詩，還受韻腳和字數的限制。一年後，《新青年》第四卷第二號發表了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三人的白話詩，結果把整齊的句式也打破了，只剩下句尾押韻一項限制。（由於每句字數不定，因此分行書寫、印刷又成了詩作的必須條件。）看看劉半農的這首“擬車夫語”：

天氣冷了，拼湊些錢，買了條毛絨毯子。

你看鋪在車上多漂亮，鮮紅的柳條花，映襯着墨青底子。

老爺們坐車，看這毯子好，亦許多花兩三銅子。

有時車兒拉罷汗兒流，北風吹來，凍得要死。

自己想把毯子披一披，卻恐身上衣服髒，保了身子，壞了毯子。【106】

胡適當初發表白話詩，沒少受到傳統文人的嘲笑。假如沒有五四運動的發生，很難想象白話詩的命運到底會是怎樣。但是，五四運動確實發生了。乘着五四的東風，胡適的詩集《嘗試集》在1920年3月出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白話詩集，三年內再版五次，賣了一萬五千冊，可謂一紙風行。至此，舊體詩幾乎是無疾而終，白話詩很快成為中國詩壇的主流。後來，胡適為了給白話文學正名和尋根，特意作了《國語文學史》和《白話文學史》，把白話詩的歷史上溯到《詩經》和漢代的民歌。

對於五四時期的文學青年來說，白話詩實在是太好了。任何會讀書、會寫字的人，不需要任何專門的訓練就可以作白話詩。也就是說，人人都可以成為詩人。後來出任四川大學校長的任鴻雋在1918年給胡適的信中說：

“某日擘黃問，如《新青年》之白話詩究竟有何好處？雋答其好處在無詩可登時，可站在機器旁立刻作幾十首。頃讀來書，言除夕詩系五分鐘所作成，竊喜吾前言之不謬。特今之問題不在詩成之遲速難易，乃在所成者是詩非詩耳。”【107】

任鴻雋提到的胡適那首《除夕》詩是這樣寫的：

除夕過了六七日，
忽然有人來討除夕詩！
除夕“一去不復返”，
如今回想未免已太遲！
那天孟和請我吃年飯，
記不清楚幾隻碗。
但記海參、銀魚下餃子，
聽說這是北方的習慣。
飯後濃茶水果助談天，
天津梨子真新鮮！
吾鄉悉尼豈不好，
比起他來不值錢！
若問談的什麼事，
這個更不容易記。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歐，
這本戲和那本戲。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風冷獨回家。
回家寫了一封除夕信，
預備明天寄與“他”。【108】

2、郭沫若靠新詩成名

在二十年代初，靠寫白話詩而一夜成名的例子，就像今天一夜暴富的例子一樣，既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又讓幾乎所有的“文學青年”都艷羨不已。在那些腳踏着白話詩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詩人之中，最成功的那個人，則非郭沫若、徐志摩、冰心三人莫屬。當時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托兒帶女，窮困潦倒，雖然也曾發表過小說和詩作，但在茫茫文海之中，杳無出頭之日。五四運動之後，郭沫若偶然讀到了康白情的白話詩。他心裡不由一動：“這就是中國的新詩嗎？那嗎我以前做過的一些詩也未嘗不可發表了。”【109, p.73】於是，他的第一首白話詩就在這年九月得以問世：

兒呀！你快看那海上的銀波，

夕陽光里的大海如被新磨。

兒呀！你看那西方山影罩着紗羅，

兒呀！我願你的身心象海一樣的光潔，

                  象山一樣的青疏！【110】

郭沫若後來回憶說：

“這次的投機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學燈上登了出來；看見自己的著作第一次成了鉛字，真是有種說不出來的陶醉。這便給與了我一個很大的戟刺，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109, pp.73-74】

郭沫若不久就以《鳳凰涅盤》一詩而名聲大噪。但他最有特色的詩作卻是《天狗》，作於1920年1月30日：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線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

我飛奔，
我狂叫，
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齧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脊髓上飛跑，
我在我腦筋上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111】

中國民間有“天狗吞月”的神話傳說，而郭沫若這隻天狗卻要把整個宇宙都吞下。不僅如此，他還要剝自己的皮，食自己的肉，嚼自己的血，齧自己的心肝，這簡直就是天下第一狂犬。實際上，這首詩不僅僅是瘋狂，它還毫無章法，全無意象，幾乎就是一個狂人的臆症發作。但是，在那個時代，越是瘋狂的詩作，越是能夠引發共鳴。而在新詩史上，它也確實被奉為經典之作。《郭沫若年譜》說它“是五四時代要求個性解放的知識青年的形象化，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徵。”【112】公木主編的《新詩鑑賞辭典》說它“使人感到五四新人的氣概是何等豪邁”、 “它的灼人的詩句就像喧囂着熱浪一般，轟鳴着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的最強音。”【113】朱棟霖等人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則說：

“這個狂放不羈‘自我’與天地並生，具有無法遏制的激情和無窮的神奇力量。他們否定世間一切的傳統偶像，摧毀封建的精神枷鎖，以期高張本我，獲得徹底解放。他們是具有徹底破壞和大膽創造精神的新人，是五四覺醒而奮起的一代。”【114】

不過，郭沫若在寫作《天狗》之後半個月，自己承認：“我所著的一些東西，只不過盡我一時的衝動，隨便地亂跳亂舞罷了。所以當其才成的時候，總覺得滿腔高興，及到過了兩日，自家反覆讀讀看時，又不禁挾背汗流了。”【115】其實郭老大可不必“挾背汗流”，因為給您扇風揩汗之人會不請自來的。

3、冰心、志摩各顯神通

如果說郭沫若的成名依賴於他瘋狂的“亂跳亂舞”的話，那麼冰心的成名則依賴於她女性的細膩和恬靜。且看她的成名作《繁星》和《春水》兩部詩的開篇：

繁星  一

繁星閃爍着——
深藍的太空
何曾聽得見它們對話？
沉默中
微光里
它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

春水  一

春水！
又是一年了
還這般的微微吹動。
可以再照個影兒麼？
春水溫靜的答謝我說:
“我的朋友！
我從來沒留下一個影子
不但對你是如此。”

據冰心後來說，《繁星》和《春水》都“不是詩”，所以當《晨報副鐫》編輯問她“這是什麼？”的時候，她很不好意思地答道：“這是小雜感的一類東西……”【116】後來，這類白開水似的“小雜感”被稱為“小詩”。

不同於郭沫若的瘋狂亂舞，也不同於冰心的平淡簡潔，徐志摩的成名作是一首絮絮叨叨的《康橋再會罷》。這首詩作於1922年8月，發表在1923年3月12日的《時事新報·學燈》上。全詩長達一百多行，一千二百多字，與他六年後《再別康橋》的俊逸瀟灑簡直形同天壤。難怪當《志摩的詩》再版時，這首詩被刪去了。我們且看這首詩的結尾部分：

難忘村里姑娘的腮紅頸白；

難忘屏繡康河的垂柳婆娑，

娜娜的克萊亞，碩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盡數，總之此地

人天妙合，雖微如寸芥殘垣，

亦不乏純美精神：流貫其間，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土所謂

“通我血液，浹我心臟，”有“鎮馴

矯飭之功”；我此去雖歸鄉土，

而臨行怫怫，轉若離家赴遠；

康橋！我故里聞此，能弗怨汝

僭愛，然我自有讜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記好明春新楊梅

上市時節，盼望我含笑歸來，

再見吧，我愛的康橋。　　

那麼，這首土洋結合、文白混雜、矯揉造作、黏黏糊糊的詩篇，是如何讓徐志摩暴得大名的呢？徐志摩的傳記作家韓石山是這麼說的：

“這些詩中，最惹人眼目的是《康橋再會吧》。所以惹人眼目，與它發表時曾出過故障不無關係。

“3月12日刊登一次，到了3月25日又刊登一次。頭一次排列錯了。編輯在按語中說，《康橋再會吧》原是一首詩，卻被排成連貫的散文。詩人做此詩的本意，是在創建新的體裁，以十一字作一行（亦有例外），意在仿英文的Blak verse不用韻而有一貫的音節與尺度，以在中國的詩園中創出一種新的體裁，不意被我們的疏忽把它的特點掩掉了。

“徐志摩後來說過這事，說是他寫了信去，《學燈》的主任客氣得很，不但立即聲明道歉，且把它又刊登了一次。可是又弄錯了，把原稿的篇幅全給搞亂了，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長到下巴底下去了，直到第三次才勉強給排清楚。

“正是這樣的接連出錯，讓這首新詩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也正是這種超常的注意，使徐志摩聲名大震。”【117】

由此可見，靠寫新詩而成名的道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多數時候是不可思議。在外人看來，簡直就是輕而易舉。

二、朦朧詩的崛起

新詩在三十年代還風光了一陣子，到了四十年代就顯得有些蕭條了。大陸“解放”後，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現實主義”風格統治了詩壇。不論是“工農兵”業餘詩人，還是靠寫作吃飯的專業詩人，他們作詩的路數大都是通過塑造典型形象來歌頌現實。其後果就是“詩作”千部一腔，“詩人”千人一面。

1、新詩潮的先驅——食指

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的政治高壓之下，地下文學創作卻慢慢形成規模。就詩歌創作而言，其開路先鋒毫無疑問是食指。食指本名郭路生，生於1948年，曾下鄉當過農民，進廠當過工人，入伍當過士兵。據說，在當時，凡是有知識青年的地方，都有郭路生的詩歌傳誦；他的《相信未來》一詩，曾驚動了江青。【118】

按道理說，食指的新詩在形式上與當時流行的“革命詩歌”非常相似，結構嚴整拘謹，節奏鏗鏘有力，詞彙和意象都不刻意求新。但在內容上，食指的詩與當時的正統詩完全不同。他是用飽含着激情的筆墨來表達自己對現實的懷疑和迷惘，以及對人性、對個人價值的呼喚與追求。請看他作於1968年的《相信未來》【119】：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余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淚水，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我要用手指那湧向天邊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陽的大海，
搖曳着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桿，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
是我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
她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
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們對於我們腐爛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悵，失敗的苦痛，
是寄予感動的熱淚，深切的同情，
還是給以輕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諷。

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骨，
那無數次的探索、迷途、失敗和成功，
一定會給予熱情客觀、公正的評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們的評定。

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
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
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
相信未來、熱愛生命。

食指的深刻，襯托出了徐志摩的浮淺；食指的深沉，反映出郭沫若的浮躁；食指的激情，彰顯出冰心的平淡。可以這麼說：二十年代的新詩，刺激的是讀者的感官，而食指的詩，卻能夠觸動讀者的心靈。今天的讀者，即使沒有經歷過食指那樣的生活，一般也仍舊能夠被他的詩所感動、所震撼。這正是詩的真正價值和魅力所在。

2、北島和《今天》

大約從1970年起，地下詩歌創作開始形成規模。這些地下詩人之中，後來成名的有北島、江河、芒克、舒婷、多多。他們構成了七十年代末猛然“崛起”的朦朧詩派的主體。這個主體的領軍人物是北島。北島生於1949年，正式職業是建築工人。雖然只比食指小一歲，但北島從不諱言食指對自己的影響，說他是自己的啟蒙老師，是“中國近三十年新詩運動的開創者”。【120, p.71】

1978年12月，北島、芒克等人創辦了民間刊物《今天》，刊登自己的創作的文學作品。其主要作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地下詩人之外，又加入了後起的顧城和楊煉等人。1979年3月和4月，中國大陸權威的《詩刊》雜誌分別發表了《今天》上刊載的北島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樹》。當時《詩刊》在文學青年心中的地位與《紅旗》雜誌在革命青年心中的地位相當。據北島說，“官方刊物接受《今天》詩歌的過程非常複雜，與當時‘思想解放運動’在文學界的影響有關。”【120, p.77】也就是說，地下詩人從《今天》走向《詩刊》，有意識形態的背景，甚至還可能有政治背景。

確實，官方的《詩刊》敢於在1979年的春天發表北島的《回答》，在今天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蹟。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今天》派詩人都屬於某種程度上的“反叛”——不僅反對他們的人這麼認為，就是那些支持他們的人，也是這麼認為的。而北島就是這個叛軍的首領，他的《回答》就是反叛的宣言。這首詩在當時的影響之大，在今天仍舊能夠聽到隱隱的回音。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查建英在記錄她與北島的筆談之前，寫下了這樣幾段話：

“……良辰美景佳餚，有醇酒數瓶佐餐助興，眾人暢談直至凌晨。北島照例喝醉，倒在客廳沙發上沉沉睡去。越勝邊斟酒邊說：當年讀那首《我不相信》，我X，這孫子怎麼把我們這一代人的感覺概括得這麼准啊！當時哪知道是這麼沒文化一傢伙！說完很體貼地起身去給詩人蓋了一條毯子。

“這回算起來，我認識北島竟已二十七年。如今我怕讀新詩。偶爾讀，往往是麻木，沒反應。但前些時偶然讀到郭路生在精神病院裡寫的幾行詩，居然心裡划過尖銳的疼痛。看來上帝在某個時刻會扶着塵世中某個人的手寫下某些文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北島是一代文學青年心目中的英雄。還有食指，還有芒克。

“不會忘記初次讀到‘我——不——相——信！’那一刻的震撼。只有真正相信過的人才可能感到那樣震撼。我相信過。據說現在出了不少校園詩人，但他們當中還有這樣的詩、這樣的讀者嗎？我不相信。”【120, p.67】

上面提到的《我不相信》，真正的標題是《回答》。全詩如下：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里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着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註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121】

我們不難從北島的《回答》中，看出食指《相信未來》的背影。這兩位年齡相仿的詩人，在十年之間各自寫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宣言。如果說食指的《相信未來》是在猶豫不定中懷抱希望的話，那麼北島的《回答》則是在空虛之後的徹底絕望；如果說食指的《相信未來》給讀者以莊嚴的崇高美的話，北島的《回答》則給人以慘烈的悲劇美。

所以說，載有這樣詩的《今天》能夠被當局容忍就已經讓人咋舌，而它能夠出現在《詩刊》上，就讓人萬分地不解。唯一的解釋就是，它和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有極大的關係。白駒過隙般的機會，被《今天》抓住了。

3、三個崛起和三個保衛——關於朦朧詩的大討論

1979年10月，詩人公劉在《星星》復刊號上發表了《新的課題——從顧城的幾首詩談起》，對朦朧詩的傾向性表示了憂慮，認為朦朧詩的作者有“走上危險的小路”的可能。1980年1月，《文藝報》轉載此文，並加編者按說：

“怎樣對待象顧城同志這樣的文學青年？……請文藝界同行們讀一讀、想一想。”【122, p.1】

於是，全國關於“朦朧詩”的大討論正式拉開帷幕。到了4月，在廣西南寧召開了一個“全國當代詩歌討論會”，會上對朦朧詩的評價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123】1980年5月7日，北大的謝冕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力挺“新詩潮”。【122, pp.9-13】到了這年八月，《詩刊》發表了章明的《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122, pp.28-34】，從此“新詩潮”的新詩被稱為朦朧詩，而關於朦朧詩的爭論一直持續到1984年。支持朦朧詩的文章，最主要的，除了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還有1981年3月《詩刊》發表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作者孫紹振）【122, pp.106-114】和1983年1月《當代文藝思潮》上發表的《崛起的詩群》（作者徐敬亞）【122, pp.247-285】，它們被合稱為“三個崛起”。【124】而反對派更是劍拔弩張。據說臧克家曾提出了“三個保衛”：“目前詩歌戰線已到了需要‘三保衛’的時候了——保衛自‘五四’以來的左翼文學；保衛現實主義傳統；保衛黨的領導。”【125】

實際上，在關於“朦朧詩”的大討論背後，是濃郁的政治背景：在1980至1984年期間，中國經歷了1981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3-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也就是說，朦朧詩不過是當政者左右兩派鬥法的載體而已。比如，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本來是他作為吉林大學中文系學生而寫的學年論文，完成於1981年1月。它最初發表在遼寧師範學院學生內部刊物《新葉》1982年8期上。1983年1月，它被當作批判的靶子公開發表在《當代文藝思潮》上。據說當時中共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親自把這篇文章定性為“背離了社會主義文藝方向”，並且不許稱徐敬亞為“同志”。【126】當時批判徐文的文章有數百篇之多，其中有一篇公開信發表在《詩刊》1983年11月號上，稱《崛起的詩群》是“一篇資產階級現代派的詩歌宣言”，“是一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宣言書。”【127】後來，徐敬亞的檢討公開發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128】，《詩刊》、《文藝報》、《光明日報》等刊物則轉載了這篇檢討。

關於朦朧詩的大討論，以左派的徹底失敗告終。左派失利的原因，自然和內部的政治鬥爭有關，但在當時，左派實在是不得人心，他們捧誰誰臭、批誰誰香。因此，對朦朧詩的批判，不僅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反倒使朦朧詩的影響越來越大，連“乖孩子”方舟子都被影響到了。在作於1993年的《我的理想》中，方舟子回憶道：

“高一時有一件國家大事對我影響很大，那就是反精神污染運動。那一陣子所有的文學刊物都連篇累牘地批判朦朧詩，卻使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現代派的詩，並為其奇麗所吸引。記得讀到的第一首朦朧詩是北島的短詩‘一朵迷路的蒲公英’，因為短，所以批判文章全詩照錄。讀完的幾天后製作眼蝶標本〔其翅膀有花紋如眼〕，竟然浮想聯翩，也依樣寫道‘一隻迷路的小眼蝶’〔幾年後重寫此詩，自然不露模仿痕跡了〕。因為詩文中流露出的反叛情緒，令當時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大為惶恐，挽救無效，終於翻臉，我被革除了團內外一切職務。無官一身輕，獨立思想大為高漲，這時的理想，便是當個北島式的不為官方所喜的反叛詩人。那一年我十六歲。”【3】

我們不知道方舟子當年在《一隻迷路的小眼蝶》中是如何表達“反叛情緒”的，因為他“幾年後重寫此詩”；但我們知道，幾乎沒有人能夠從北島的《迷途》中感受到“反叛情緒”。（關於方舟子的這類稀奇古怪的“浮想聯翩”，筆者將在下文討論。）從另一方面看，在八十年代初，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竟然是通過批判文章中引錄的文字才接觸到朦朧詩，這對於一般的少年來說，也許不足為怪，但是對於我們這位未來的“科學界的魯迅”【129】、“一等一的全才”【130】來說，其視野未免太過狹窄，其感覺也未免太過遲鈍。

三、“第三代詩人”

1、詩人遍地的年代

朦朧詩大討論之所以以左派失敗告終，除了政治因素外，當時的社會環境也起了相當的作用。簡言之，食指在六十年代末點燃的星星之火，經過《今天》在七十年代的接力傳播，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已經形成了燎原的詩歌大火。那場大火的勢頭，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上是絕無僅見的。

如何來描述那個詩的年代呢？還是讓當事人自己來說吧。舒婷的丈夫、廈門大學教授、現代詩研究專家陳仲義說：

“80年代尤其在大學校園，幾乎人人寫詩，到處是詩人，當時說樹上的葉子掉下來，砸到的都是詩人。”【131】

“當代著名詩人”西川說：

“在上世紀80年代你要不寫詩，那你簡直就是一個很荒唐的人，因為全國青年都在寫詩。到上世紀90年代以後你要再寫詩，人家就會覺得你簡直有病。”【132】

被稱為“非官方反學院的‘民間寫作’的代表詩人”、曾被多種刊物評為“十佳詩人”、“十大青年詩人”、“十大新銳詩人”之一的伊沙回憶說：

“1985年，我考入了北京師範大學這所當年魯迅先生執教過的學校，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一種詩歌的狂熱氛圍中。那是一個奉詩歌為神的偉大時代，寫詩是一種時尚，寫詩是最聰明的男人和最漂亮的女人最聰明也最漂亮的行動，寫詩是最優秀的人證明自己智慧、能力與價值的最好方式。在那裡，我正式開始了自己的詩歌創作並親歷了當時北京的詩歌運動，親身感受到了當時中國撲面而來的詩的熱度。”【133】

1986年12月，《星星》詩刊社在成都舉辦“中國·星星詩歌節”。整個詩歌節又是講學，又是朗誦，好不熱鬧。舒婷、北島、江河、顧城、葉文福、楊牧、傅天琳、李鋼、葉延濱十人當選“我最喜愛的10位當代中青年詩人”。且看當時瘋狂場面的鏡頭之一：

“會場之熱烈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位詩人在場上演講，台下竟有人高呼‘詩人萬歲’，全場響應。詩人們演講結束，需要警察保護走出會場。人們在多個通道等着索要詩人的簽名，等着與詩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無法走出會場，幾個警察架着她，幾個警察在前邊開道。到了接她的車門口，人們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無數隻藤蔓般的手臂，幾乎把她擠到車底下去。還是警察硬把她塞進車裡。最近，筆者曾問過舒婷當時的狀況，她答非所問地說：‘那是詩歌的時代，現在就很難了。’她說。”【134】

且看當時瘋狂場面的鏡頭之二：

“1986年《星星》詩刊主辦‘十佳青年詩人’評選頒獎，葉文福被衝上台來的詩迷們抬着往天上拋，顧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對個人崇拜’，有個小伙子幾天中一直跟着他們，最後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進自己的手背說：‘我要用我的血，讓你們看到我對你們、對詩的熱愛！’”【135】

為什麼會產生那樣“詩歌的時代”呢？現在看來，在八十年代初期，人們的感情不僅澱積了十幾年、幾十年的舊怨，而且產生了對未來的無限嚮往。兩種感情的對流，形成了雷鳴閃電般的激情——絕大部分是政治激情——，而詩歌恰恰最適合表達激情。同時，“白話詩人人可作”這個特點，造成了全民皆詩人的壯觀場面。北島說：

“那時由於時間差——意識形態解體和商業化浪潮到來前的空白，詩人戴錯了面具：救世主、鬥士、牧師、歌星，撞上因壓力和熱度而變形的鏡子。我們還險些以為那真是自己呢。沒兩天，商業化浪潮一來，捲走面具，打碎鏡子，這些誤會再也不會有了。”【132】

在當時，不僅大學生作詩，連工人、待業青年、中學生也作詩。1983年，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誕生了中國第一家中學生校園詩社，這個詩社並且出版了《中學生詩刊》。【136】三年後，待業青年姜紅偉獨力創辦了一份《中學生校園詩報》。這份總共出版了三期的報紙，最高發行量達到一萬六千份。【136】也就是說，方舟子在中學時作詩，在那個時代，根本就是稀鬆平常的事情。看看當時誕生一個詩人——並且是著名詩人——，是多麼的容易：

“今天的人們，一定不會不明白彼時的中國，為什麼出現了那麼多詩人。萬夏以口語的方式為我們保留了一個特定的下午。對於那幾個小時來說，今天應該哭，昨天卻是笑。那就是當年一位詩人誕生的最普通的速度吧——萬夏回憶說：當時（徐註：1983年）我坐在學校的一個石頭桌子旁看書。5月份吧，因為我在複習，我好像好幾科都沒及格，要留級，馬上畢業了，我就緊張得很。我的一個同學把一封信拿給我看，我一看是馬松的，就打開看，結果裡面就是兩首詩，我簡直看入了迷了……我大笑起來，一個詩人就這樣誕生了。”【137】

1985年，也就是方舟子榮中“語文狀元”進入中國科大的那一年，中國大學校園內已經到了“詩報詩刊漫天飛舞，詩社詩人遍地開花”的程度。“幾乎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詩社”。【132】當時，僅面向全國公開發行的詩歌刊物，就有由黑龍江省大學生詩歌學會於1984年8月創辦的《大學生詩壇》，和由“重慶市大學生聯合詩社”1985年3月創辦的《大學生詩報》。遼寧大學中文系的閻月君等幾個學生選編了一本詩集，交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這就是風行一時的《朦朧詩選》，它被再版了二三十次，行銷二十五萬冊。當時，大學生的案頭，多數放有這本書。【131】

2、“打倒北島”、“PASS舒婷”

不過，朦朧詩大討論結束之日，也就是朦朧詩開始走下坡路之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詩歌已經悄然進入“後朦朧詩”時代，“打倒北島”、“PASS舒婷”的口號被當着被打倒對象的面喊出。【138】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當然很多，但一般認為，以北島為代表的朦朧詩，包含着太多的政治內容，尤其是否定文革的內容。這些內容對於八十年代中期的青年人來說，似乎已經是遙遠的過去。另外，北島那種一本正經的宣言式詩歌，不但容易使讀者產生視覺和精神疲勞，而且在中國經濟逐漸市場化的時代，顯得不合時宜。還有就是，朦朧詩和朦朧詩人當時已經成了偶像和權威，不打倒他們，新的詩人就沒有出頭之日，等等等等。當然，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朦朧詩五人”之中，沒有一個人讀過大學，這難免讓當時那些滿嘴西方名詞術語的大學生詩人對他們產生鄙夷之情。

“打倒北島”、“PASS舒婷”的直接產物就是所謂的“第三代詩人”的“崛起”。所謂“第三代”，在最初含有強烈的政治意味。後來，“第三代”的說法被“和平演變”成這樣：以朦朧詩為界，在它之前是第一代，在它之後為第三代。再後來，第三代詩人的領袖人物周倫佑把北島等朦朧詩人算做第一代，從朦朧詩人中分化出來的楊煉等人為第二代，那些1985年前後出現的“莽漢”、“非非”、“他們”、“海上”等流派為第三代。【139】

無論如何，“第三代詩人”的基本組成是八十年代上半葉入學的大學生們。“沒有80年代初期的‘大學生詩派’，就沒有後來的第三代詩人。”被稱為“‘第三代’的代表性詩人”的于堅如是說。【140】

第三代詩人雖然以“打倒北島”為號召，但他們卻繼承了北島們的兩件衣缽：第一，他們大多是成幫結夥地出現，絕少單槍匹馬的詩人。因此，一般人在閱讀“當代詩歌史”時，就會對那些名目繁多的招牌搞得一頭霧水。第二，他們大多有自己的刊物，而這些刊物幾乎全部是沒有經過國家出版部門批準的“民刊”。也就是說，第三代詩人們在最初頗有些“地下”性質。不過，這種情況在1986年10月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1986年10月，《深圳青年報》和安徽《詩歌報》聯合舉辦了“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141】整個“大展”共有三輯十三萬字，發表了來自六十四個詩歌流派、一百多位詩人的宣言和作品。“現代詩群體”由此被正式推出在歷史舞台上。策劃這台大戲的，就是三年前被判定寫作了“資產階級現代派的詩歌宣言”的徐敬亞。由此可見，那些左派文人的嗅覺不僅敏感，而且相當地準確。而第三代詩人也確實對徐敬亞感恩戴德，在2006年紀念“大展”20周年之際，幾十位第三代詩人在黃山向徐敬亞頒發了一個“終身成就獎”。【137】

第三代詩人與朦朧詩人有什麼區別呢？于堅是這麼描述的：

“80年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當時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一群詩人在大學裡，但不是什麼學院派，他們是中國最早的嬉皮士，最先穿牛仔褲、留長髮、跳迪斯科、聽搖滾音樂、熱愛崔健、談論性解放和黑色幽默。值得一提的是，朦朧詩一代恰恰沒有這些舉動，他們的穿着像老幹部，喜歡用美聲唱前蘇聯的歌曲。”【140】

實際上，第三代詩人是一個親西、崇洋大雜燴，其基本文學主張被歸納為“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反語言”。下面是“大展”中“大學生詩派宣言”的一部分：

C．它所有的魅力就在於它的粗暴、膚淺和胡說八道。它要反擊的是：博學和高深。但它實際只生存了八個月：比我們設想時間長多了！作為一枚炸彈，它只追求那美麗的一瞬——轟隆一響！時至今日，仍有人在揀拾它的碎片，仍有人在詛咒它、挖苦它。那不關我們的事兒！我們儘管朝前走了。

D．它的藝術主張：a．反崇高。它着眼於人的奴性意識，它把凡人——那些流落街頭、賣苦力、被勒令退學、無所作為小人物一股腦兒地用一杆筆抓住，狠狠地抹在紙上，唱他們讚歌或打擊他們。b．對語言的再處理——消滅意象！它直通通地說想說的，它不在乎語言的變形，面只追求語言的硬度。c．它無所謂結構，它的總體情緒只有兩個字：冷酷！冷得使人渾身發燙！說它黑色幽默也未嘗可。【101, pp.185-186】

3、“向下、再向下”的第三代詩歌

現在，大多數人都能夠認同“86大展是中國詩歌的一個分水嶺”這一論斷，但對它的具體含義卻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對於筆者來說，它的含義就是：“大展”以前的詩歌，都或多或少地能夠感動讀者；大展以後的詩歌，則只能感動作者自己，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能被感動。寫詩，對於絕大多數第三代詩人而言，不過是一種存在方式。第三代詩歌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楊黎寫了一本書，叫做《燦爛：第三代人的寫作和生活》。【142】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萬夏有一次說馬松：這個屁兒蟲，如果不是寫詩，啥子都不是。當時萬夏在生氣。氣一生完，他又補充了一句：當然，我如果不寫詩，也啥子都不是。把他的話作一個文化的表述，應該是這樣的：沒有詩歌，我們這一代人將什麼也不是。”【142, p.40】

關於“大展”的意義，楊黎說得更為透徹：

“大展無疑把以前的詩歌和關於詩歌的神話，徹底地暴露了，也徹底地粉粹了。不論徐敬亞是怎麼想的，然後又是怎麼做的，大展都完成了它應該完成的使命：在大展以後，詩歌沒有了權威；在大展以後，詩歌沒有了價值；並且，在大展以後，詩歌沒有了‘皇帝’——誰要是還夢想當詩歌的‘皇帝’，誰就不再是可恥的了——因為他已經可笑。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時候，只要他願意，他就是詩人，就是他的詩歌帝國的‘皇帝’。”【142, pp.106-107】

也就是說，“大展”把詩歌拉下了神壇。什麼人都能做詩人，說出的什麼話、寫下的什麼文字，都可以被當作詩。胡適七十年前放火燒荒開創出來的白話詩園地，終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了。看看第三代詩人的另一個主要成員韓東的詩作《寫作》【143】，我們不難從中看到胡適“黃蝴蝶”的影子：

晴朗的日子

我的窗外

有一個人爬到電線杆上

他一邊幹活

一邊向屋裡張望

我用微笑回答他

然後埋下頭去繼續工作

這中間有兩次我抬起頭來

伸手在書架上摸索香煙

中午以前，他一直在那兒

像只停在空中的小鳥

已經忘記了飛翔

等我終於寫完最後一頁

這隻鳥兒已不知去向

原來的位置上甚至沒有白雲

一切空虛而甜美

那麼，中國當代詩歌的現狀如何呢？有人做了如下的描繪：

“自朦朧詩以來，中國詩歌就呈現向下的取向，且每下愈況。朦朧詩時，北島只想做一個人，姿態比起英雄已經下降了很多；在以韓東為代表的日常主義這裡，詩歌再次遭到貶低，開始變得平凡瑣屑起來。自于堅以後，加劇了下滑趨勢，更日常化了，也更瑣碎、更平庸了，更婆婆媽媽了。到了伊沙，更是用一把尿，將黃河的神聖意義‘解構’得蕩然無存。而到了沈浩波，就更往下了，一直到了‘下半身’，到了‘雞芭’。如果說‘下半身’還只是跨到了襠部或者肚臍眼附近就不走了的話，到了徐鄉愁的‘垃圾派’，中國詩歌終於徹底地掉到了地上，變成了垃圾，變成了尿，變成了屎。”【144】

請欣賞垃圾派代表人物徐鄉愁的代表作《拉屎是一種享受》【145】（作於2003年4月）：

在後檐口蹲下來

手紙也跟着蹲下來

天空和屋頂也跟着蹲下來

這時候，我什麼也不去想

兩會是不是成功地召開了

不去想

美國該不該打伊拉克

不去想

人民是否小康了農民是否減負了

都統統不去想

我現在最要緊的是

把屎拉完拉好

並從屎與肛門的摩擦中獲得快樂

讀過這首“屎詩”之後，相信任何人都得承認，第三代詩人的“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反語言”的目標不僅已經達到、而且被大大地“Pass”了過去。

四、姍姍來遲的方舟子

前面提到，方舟子在《我的理想》中曾說，他立志當北島那樣的反叛詩人是在高中一年級時。在同一篇文章中，方舟子還寫到：

“臨上科大時，曾經發了三個宏願。……第二個願望可就難多了，是要出一本《草葉集》一樣的詩集，當個惠特曼一樣的詩人，可見當反叛詩人並非我的最終目標。”【3】

方舟子上科大是在1985年秋季，因此“臨上科大時”當然是在這一年。問題是，方舟子後來一再告訴我們，他正式寫詩是1986年9月科大“荒原”詩社成立以後的事情。（在作於1995年的《寫詩蒙世絕招》中，方舟子說：“我從1986年起混跡青年詩壇”。【146】在作於1999年的《〈新語絲荒原詩選〉編後記》中，方舟子說：“其實我之與詩神結緣，不過是在‘荒原’之時的短短的兩年多時間。”【103】）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這位在七歲時就從杜詩中發現了“美麗新世界”【96】、從十六歲起就開始寫詩立志當反叛詩人、並且在十八歲時發宏願要“當個惠特曼一樣的詩人”【3】、在“上大學之前，早已把整個人生設計完畢”【147】、“氣質是詩意的”【96】、“內心是詩”【95】的方舟子，為什麼會在史無先例的詩歌狂飆年代，毫無作為地等了整整一年呢？

對於這個問題，方舟子從來就沒有給出過答案。不過，從1986年9月的“荒原詩社”成立，到10月的“現代詩群體大展”，二者在時間上的銜接絕對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實際上，就算《深圳青年報》在當時不過是一個僅有三萬訂戶的小報【148】，並且遠離合肥，但位於合肥的《詩歌報》卻是當時全國惟一的詩壇專業報紙。而主持這次大展的徐敬亞更是把大展策劃得風起雲湧，波瀾壯闊。從1986年7月5日的私人邀請信，到1986年8月8日兩報聯合發出公開邀請，再到大展前夕的9月30日用了半個整版的篇幅給“大展”作預告，可以說把中國詩壇攪得人人心旌搖曳，個個蠢蠢欲動。徐敬亞並且從香港商界學來了“隆重推出”四個大字，把它們運用到“大展”的預告中。據他自己說，大展後，《深圳青年報》的訂戶增長了四倍。看看徐敬亞在第一封邀請信中的這段話：

“最富魅力的，不是領取贊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對自身的體察與確認。沒有宣言可以寫宣言，沒有主張可以寫主張。無體系的，可以築之！藝術常常告訴我們，我們也應常常告訴藝術！”【149】

這是明確地號召詩人要為自己而寫作。再看看徐敬亞在大展預告中的這段話：

“1986——在這個被稱為‘無法拒絕的年代’，全國2000多家詩社和十倍百倍於此數字的自謂詩人，以成千上萬的詩集、詩報、詩刊與傳統實行着斷裂，將八十年代中期的新詩推向了瀰漫的新空間，也將藝術探索與公眾準則的反差推向了一個新的潮頭。至1986年7月，全國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詩集達905種，不定期的打印詩刊70種，非正式發行的鉛印詩刊和詩報22種。”（同上）。

很可能是在全國已經有了“2000多家詩社和十倍百倍於此數字的自謂詩人”之際，看到了“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時候，只要他願意，他就是詩人，就是他的詩歌帝國的‘皇帝’”這一點，我們的方舟子先生和他在中國科大的同道再也沉不住氣了，因此決定當“反叛詩人”，成立了“荒原詩社”。

關於“荒原詩社”的成立與“大展”的關係，方舟子曾至少兩次談及。第一次是在作於1987年12月16日的《中國科大一九八七年詩歌創作大展前言》中，方舟子說：

“一九八五年，喧囂的一九八五年，幾千年苦心經營的美學大廈似乎在一瞬間坍塌，一批以‘前衛派’自居的年輕畫家率先向阿波羅的堡壘發起最後的進攻，其衝擊波所及遠遠超出了美術界。無數不被官方承認的年輕詩人（所謂‘第三代詩人’）乘機紛紛亮出了自己的旗號，超過兩百面的五顏六色的旗幟拼湊出了無限演繹的詩天空。這一系列的表演終於在一九八六年的‘詩歌群體大展’中達到了高潮。同年九月，與世隔絕的科大詩人們由於‘英雄所見略同’的定數，再次爆發，創建荒原詩社，但是僅僅在詩的荒原上行進了三個月。”【150】

按照方舟子敘述的前後關係，“大展”在前，“荒原”在後，似乎是前因後果。但是，方舟子又極力強調他們的“與世隔絕”，好像是在暗示，二者無關。至於那個“‘英雄所見略同’的定數”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我們至今不得而知。

1988年8月，方舟子作《關於荒原》，再次談到“大展”和“荒原”：

“1986年，是中國當代詩壇最熱鬧的一年。仿佛在一夜之間，中國的大地上冒出了無數天才詩人，人人都提出一整套詞藻漂亮、玄之又玄的詩歌理論，人人都想領導中國詩歌的新潮流。但是，科大詩人們對象牙塔外的這一切一無所知，完全是由於英雄所見略同的定數，他們忽然也在這一年重整旗鼓，辦起了荒原詩社，由周正洪81-86（大衛）任社長，王鵬（再生原）任主編，編委有楊正沖、吳延花（林夕）、鄧煜（阿力）和方是民（方舟子）。他們與詩壇的主流毫不相干，仍然恪守‘朦朧詩人’們的信條，要‘對社會進行充滿理性的批判’（《發刊宣言》），雖然他們的創作實踐與此要求相差太遠，大抵仍在咀嚼着個人的小小悲歡。但是，到了同年年底，在出版了六期《荒原》之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詩社的活動暫時停止了。”【151】

這是在明白無誤地要撇清“大展”與“荒原”的關係。不過，方舟子因為說話太絕而露出了馬腳。原來，《荒原》最初的六名成員中，社長周正洪是81級的，主編王鵬和另一位編委楊正沖是82級的，方舟子和其餘兩位都是85級的——顯然屬於跟班。就算當年方舟子自己對“大展”一無所知，就算他能夠代表《荒原》1987年復刊之後的“荒原五君”——其中只有方舟子和鄧煜兩人是第一任編輯部成員——他怎麼能夠保證其他四位元老也都“對象牙塔外的這一切一無所知”呢？方舟子在一年半以後替他們說話，顯然是在越俎代庖。

其實，因成立詩社而發表宣言，是典型的“大展”行為。而方舟子後來不絕於口的“荒原五君”，也不過是在效仿當時頗有名氣的先鋒詩人“四川五君”這個名號而已——就象當年時髦青年喜歡戴香港蛤蟆鏡一樣。

實際上，儘管方舟子後來對“詩歌大展”和“一天一泡”的詩人們不乏挖苦和咒罵之辭，並且把自己作於荒原初期的詩歌，包括那些“獲獎”詩歌，掩藏得嚴嚴實實，——與他後來掩藏自己的《大明小史》和他在美國就職的“美國生物信息公司”的信息一樣——，但他與第三代詩人的關係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比如，在作於1996年6月的《流行詩人》一文中，方舟子就不無炫耀地說：“八七年夏天我應南京幾位校園詩人——在今天的網上詩人看來，都是鼻祖——之邀到南京鬼混了幾天”。【152】這很象幾年後他把幾個北京文化人請他吃了一頓飯就說成是“北京知識界人士為我洗塵”【153】，目的無非就是要顯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1997年1月30日，方舟子作《荒原憶舊》，其中不小心露出了這樣一句話：

“第一期的《荒原》登了我諷刺毛澤東的詩《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溫暖》（‘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溫暖，琥珀里的蒼蠅也這麼說’，後面忘了），印完了送到黨宣審查，沒通過，命令剪下開天窗。”【154】

在《方舟子詩選》中的近百首詩中，最早的一首是作於1987年12月的《詩·棋琴書畫·劍在深夜的變奏》。象方舟子上面提到的《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溫暖》之類的《荒原》初期詩作，包括那個獲“合肥市第二屆高校文學大賽詩歌一等獎”的不知名作品、那個獲“全國首屆大學生詩歌大賽佳作獎”的“組詩《回聲》”，都被方舟子有選擇地“忘了”。他當然不可能是真的“忘了”。這個連自己高中時代模仿他人的幼稚之作都要保留下來，五年之後還要小心翼翼地抹去模仿痕跡的人，是絕對不可能把自己在“狀元學校”一舉成名的詩作給忘了的。實際上，早就有人透露說，《荒原》詩刊已被科大人重新匯編成冊。但是，方舟子至今沒有把它掛到網上。這說明，方舟子對那段歷史是有所保留的。不過，從他留給我們的這兩句詩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第三代詩人”的血脈。因為不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非聖、誣法”都是第三代詩人的顯著特徵。“第三代詩人”領袖周倫佑在作於1986年的《自由方塊》中，就曾“拿老毛的語錄調侃”。【155】顯然，方舟子在1986年拿“老毛的水晶棺調侃”，又是在跟“第三代詩人”的風。

到了九十年代，中國詩人又發生了“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立場”的大分化。【156-157】大致說來，“知識分子寫作”與傳統詩歌的追求相似，而“民間立場”的核心成員則是典型的“第三代人”，他們要把詩歌口語化、世俗化、庸俗化、屎尿化。本來，這兩派詩人大可以各行其道，自己寫自己的東西。但是由於要爭正統、要爭話語權、甚至要爭利益，結果兩派人馬勢同水火，打得不可開交，從1999年4月的“盤峰論爭”【158】，吵吵鬧鬧了將近十年。2007年初，十四名持“知識分子寫作”立場的詩人公布了一個“天問詩歌公約”【159】，立即引起“民間立場”詩人們的強烈反彈，霎時間口水大戰從網絡擴展到紙媒體。【160】

對於“盤峰論爭”和“天問詩歌公約”這兩次詩人大戰，方舟子都沒有公開表態。但這並不表明他對這些論爭漠不關心，或沒有自己的立場。實際上，方舟子的立場和態度，在很多時候，是通過在新語絲上發表別人的文章來間接顯示的。果然，在2000年3月16日的新語絲“新到資料”中，出現了“民間立場”主力詩人伊沙的一篇文章，《王家新：一塊提醒哭泣的手帕》。這篇頗具“第三代詩歌”特色、長達兩萬餘字的“論文”，主旨就是大罵“知識分子寫作”的主要代錶王家新，說什麼“知識分子寫作”詩人的邏輯“非常‘我操’”，“王家新牛B”、“脈管中傳統的屎永遠比你周遭的現實更嚴峻”、“王家新是一個淺薄的煽情者”、“王家新真是膽大妄為”、“王家新不是最差，在這個‘詩群’當中，他總體的風貌就是兩個字：平庸”。

方舟子不是自詡“不曾失態罵過一句髒話”【161】、並把“不說髒話”當作自己論辯的頭號原則【162】嗎？為什麼他把把一個髒話連篇的文章“新盜”到自家的客廳呢？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那個味道合他的胃口”。確實，在新語絲上，既沒有來自“知識分子寫作”方面的文章，也沒有為“知識分子寫作”辯護的文章，連第三者的評論介紹都沒有——僅有攻擊“知識分子寫作”的文章。這還不能說明方舟子的屁股坐在誰的炕頭上嗎？《詩》雲，“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此之謂也。

到了2007年2月，就在“天問詩歌公約”問世之後不久，新語絲又接連發表了四篇文章，嘲笑謾罵這個公約。【163-166】如果誰以為方舟子放狗咬人，是因為那個“公約”中提了一句“我們反對轉基因”，那就太小瞧方舟子了。因為第一篇文章是逐條辱罵那八條公約的。這篇總共一千多字的短文，從標題就開始罵，一直罵到結尾，一連氣使用了十二個“白痴”、兩個“瘋子”，並且用“屁”、“牛叉”、“操蛋”這類辭藻貫穿其間，真正能夠體現“民間立場”的寫作風範。看看這語言：

“孫子！你們要做白痴是你們的事，別逼着所有詩人做白痴！”【163】

“等你們淫出一手好濕，最好能淫一輩子好濕的時候再來談什麼尊嚴吧，我的詩人們。”【163】

假如方舟子與第三代詩人沒有血濃於水的親緣關係，他怎麼會捨得讓別人隨便到新語絲網站連“蹲下來”都不用、直接站着“從屎與肛門的摩擦中獲得快樂”呢？

不錯，我們現在看到的方詩確實很少第三代詩歌的特色。用方舟子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是相當古典的”。【167】但是，第一，這些詩作全都是方舟子精挑細選出來的，他當然會篩去那些與他後來宣揚的“理想主義”不合的作品。第二，前面已經提到，這些挑選出來的詩作，最早的作於1987年底，距離荒原詩社成立已經十五個月了。

總之，種種跡象都表明，方舟子說的什麼高一就立志當北島、臨入科大時立志要當惠特曼，極可能都是他後來編造出來的，就像他說什麼自己從小立志獻身科學一樣。他在科大“一門心思當反叛詩人”，乃是受到外界詩歌大潮、尤其是“大展”的推動，就像後來青少年“跟風”、“追星”一樣。否則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1985-1986年這段歷史空白。

五、方舟子為什麼要當詩人？

在方舟子的一生之中，“荒原”詩社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假設：如果沒有當年的“荒原”，就不太可能有後來的方舟子。我們還可以追根溯源到“詩歌大展”：如果沒有86年的“詩歌大展”，就不太可能會有“荒原”詩社；如果沒有“荒原”詩社，那麼方舟子“一門心思”當詩人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如果方舟子不當詩人，則他就有可能把自己的“一門心思”用到專業學習上；如果方舟子用心學專業課程，他就不太可能讓自己的科學生涯半途而廢，因此也就不會走到通過“打架”、“科唬”來求名、謀生這條道路。

為了給上面的推論增加一些可信性，我們不妨再做一個反向推理：凡是寫詩之人，成名之心都較盛；成名心盛之人，多數好抄小路、走捷徑、耍小聰明；一個人一旦走過捷徑，則食髓知味，他就再也不肯走常人走的老路，即通過懸梁刺股、寒窗苦讀的工夫來取得成功。也就是說，方舟子一旦嘗到了當詩人可以輕易成名的甜頭之後，他就再也不會去安心學什麼勞什子生物學了。看看方舟子“一舉成名”之容易，以及他對這個成名經過的得意：

“荒原詩社是八六年九月成立的，……最盛大的一次朗誦會是十二月中旬學潮還在鬧着的時候舉行的，整個水上報告廳擠得滿滿的，我朗誦長詩《祭神舞》獻給學潮，因為長，所以一句也記不得了。不過我的‘成名’在此之前:-）。第一期的《荒原》登了我諷刺毛澤東的詩《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溫暖》（‘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溫暖，琥珀里的蒼蠅也這麼說’，後面忘了），印完了送到黨宣審查，沒通過，命令剪下開天窗。剪是剪下了，卻忘了督促我們銷毀，有膽大的便把它也拿出去跟《荒原》搭配銷售，稱之為賣禁詩，引起鬨搶，隨使豎子成名:-）。”【154】

“荒原”對於方舟子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在十多年之後，他就要把它占為己有。2000年底，方舟子在接受一個記者的採訪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從初中時候起就已決定學生物專業了，因為對生物和文史，實在難說哪一項對我來說更重要，然而知道科學研究必須有專業訓練才行，而文科的東西卻不妨業餘玩玩。創建荒原詩社、新語絲，也都是玩之一種。”【168】

也就是在這貌似不經意的含糊其辭中，方舟子把“創建荒原詩社”的功勞，攬到了自己的懷裡。也許是怕別人沒有理解自己，也許是看到沒有人站出來指斥他篡改歷史，方舟子在半年後說得更大膽、更明白了：

“我1985年於福建雲霄一中畢業後，考上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上大學期間‘不務正業’，熱衷於寫詩，並創辦了一個小小的‘荒原詩社’。”【169】

按照方舟子自己在1988年所說，荒原詩社成立於1986年9月，當時他是六名骨幹之一，但遠不是重要的成員。“到了同年年底，在出版了六期《荒原》之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詩社的活動暫時停止了。”“1987年，在幾位老社員的共同努力下，詩社在各社團中率先獲准恢復活動，由方是民任社長兼主編，……十月，面貌一新的《荒原》第七期與大家見面。”【151】如果荒原詩社真的是方舟子“創辦”的，為什麼他當時不敢這麼說呢？

當然，“荒原”對於方舟子之所以重要，並不僅僅因為它讓方舟子享受到了在一群“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奮的人才”【170】中出人頭地的快樂。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當這個詩人，方舟子確實是全神貫注，“一門心思”，並且因此荒廢了學業。關於這一點，不僅方舟子自己這麼說，他的科大同學也這麼說：

“偶爾地，我非常驚奇地聽到：‘方舟子……方舟子……’。我立刻豎起耳朵。這個‘方舟子’不會就是那個‘方舟子’吧？那個我中國科大大學同窗五年，同寢室四年的方舟子。上一次見到他，大概是五年前，可能是六年前了，在華盛頓特區。我的耳朵豎得比德國牧羊犬還高：‘聽說他大學裡不太學習，整天舞文弄墨……’哈哈！那肯定是他無疑。”【171】

也就是說，方舟子這個“不要命的”“語文狀元”，在中國科大這個“狀元學校”里呆了五年之後，只得到了兩樣東西，一個是畢業證書，一個就是這頂“詩人”帽子。在得到了美國博士學位之後，科大的畢業證書就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了。這樣一來，“詩人”這頂帽子就成了他那幾年生命的僅存“碩果”。所以，方舟子對它格外地珍惜。

方舟子非要把“厚顏無恥”、與“騙子”等同的“詩人”帽子扣到自己的腦袋上，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作於1995年10月的《天下文女一大抄》中，方舟子透露出了其中的奧秘：

“本人就是個文抄公，象《大明小史》、《進化論虛妄嗎》就都是東抄西湊，為什麼沒人來揭發我抄襲？因為那是知識普及讀物，就象review一樣，並不講原創性，看重的是搜集資料、歸納整理的功夫，我不說是抄的，也絕不會有人把《明史》當成是我寫的，或者以為我對進化論的研究作出了什麼貢獻。要是有的東西太離奇，別人還會來追問出處何在。可見對這種文章，抄是正常，不抄反而反常。

“但是象詩歌、散文、小說、雜文這種創作性的東西就不同了。何謂創作？就跟research paper一樣，必須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是也，即使英雄所見略同，也絕不會大段大段的相似。整段抄別人的，如果不註明，甚至連個引號都不用，在讀者看來，自然而然會把它當成你自己的東西，被揭發出來，就是抄襲：第一侵害了原作者，第二欺騙了讀者，第三騙取了名聲（筆名也是名，否則的話文人豈不是世上最不要名的），有沒有騙取稿費倒在其次——美國的報刊一般不給稿費，就允許抄襲了？那些認為沒有稿費就不妨抄抄的人，怎麼不自己試試？”【172】

原來，在方舟子的心中，詩歌創作和科學研究在地位上是“一樣”的。我們既然已經知道方舟子的research paper在1995年10月以前是個什麼數字，我們自然也就明白了他為什麼對“詩人”這個稱號這麼在乎了。對於一個花了五年的時間尚且沒有發表一篇真正屬於自己的research paper的人來說，當一個擁有上百首詩作的詩人，哪怕是以十當一，——十篇詩作抵一篇research paper——，也足以使方舟子笑傲江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