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伪状元屡次挨训斥，真编辑三番遭毒打

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思想交流的工具。说得具体一点儿，就是让学生能够读懂别人的文章，并且能够用文字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说，在使用现代汉语（白话文）作为交流工具的今天，想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不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要你认识汉字，只要你能够听懂别人说的话，再加上每天读书看报观电视，即使你成心想要产生阅读障碍都不太可能。而你只要会写汉字，说话不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那么根据“我手写我口”的原则，根据“照猫画虎”的古训，则写出文从字顺的文章也应该不太困难。实际上，这也是民国政府教育部当年废除文言、使用国语的主要理由。

那么，方状元舟子是否掌握了这两方面的“技能”呢？按道理说，既然他认为“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并且他在高考语文中获得了97分，荣中“福建省语文状元”，他的“技能”总该说得过去吧？而实际上，撇开古代汉语暂且不谈（参阅本书下篇），方舟子的现代汉语阅读技能也是捉襟见肘。所以，这个自称的“状元”才能够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博士指着鼻子训斥，如同数落无知顽童。很可能的，方舟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受到如此“礼遇”的 “状元”。方状元阅读理解技能低下还有其他证据。比如，方舟子经常会在新语丝上发表一些别人吹捧他的文章。用著名“方黑”野鹤的说法，就是“仿效古代贪官的‘万民伞’把戏”。【58】可笑的是，这些“万民伞”中，有不少是别人故意捉弄他而“伪造”的，可是方舟子竟然看不出其中的“微言大义”，照登不误。

前面提到，阅读白话文，是极其容易的事情。高考语文之所以要把它搞的高深莫测，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与学生为敌”。想一想，连文盲都能听得懂广播，看得懂电视，连幼童都能够理解别人给他朗读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一个语文状元，竟然会有阅读障碍呢？其中的原因，与方舟子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方舟子思维的特点就是定势、定向，所以他在阅读文章时，专门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对那些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文字，不愿意听到的话，他一般采用一叶障目和掩耳盗铃的方式来自欺欺人。方舟子阅读障碍的产生，还与他应试技能的训练有直接的关系：在语文考试的阅读理解部分，那些高分低能考生的拿手好戏就是寻找“语言点”，而根本就不会去尝试全面、完整地理解一篇文章。除了这两个原因，方舟子阅读障碍的产生还与他知识结构的偏狭、浅薄，但又喜欢不懂装懂，有极大的关系。

方舟子汉语阅读技能如此，他的汉语表达技能又如何呢？表达技能包括口头和书面两个部分。方舟子口头表达技能到底如何，看一下他在《陈蓉博客》上辩论中医时的表演，就一目了然了，因此无须笔者在此对他加以羞辱。【59】此时此地，笔者只讨论方舟子的书面表达技能。

也许方舟子的信徒们会撇嘴说，“我们敬爱的方先生天天写文章，年年出新书，他的书面表达技能还用得着你亦明来说三道四吗？”是啊，这个在初中时就“文学才能开始显露，作文每每被当作范文，还曾经入选《中学生文选》”【3】的语文状元，这个在《中国青年报》当了近七年专栏作家的“网上鲁迅”，舞文弄墨不是他吃饭的本钱吗？难道这个本钱也会象他的科学知识、史学知识、文学知识、语言文字学知识那样缺斤短两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个“打假”案例中找到完整的答案。

一、真编辑坦诚相劝，伪状元挥拳相见

2004年左右，方舟子的“一位搞图书发行的老乡”——后来知道，此人就是方舟科邪教头号奸商许志强【60】——，向福建人民出版社“推荐”方舟子的文史文章，要对方给方舟子出个“文集”。许志强不是一个平头百姓，而是被福建省委宣传部重点宣传的个体书商，因此与该社的一位副社长交厚，所以该出版社满口答应了他的“建议”。方舟子显然对这个消息大喜过望，兴冲冲地选了59篇文章，起名《江山无限苦情伤》，送给出版社。【61】（下面引文如无注明，均来自此文。）

不过，福建人民出版社虽然没敢驳回那位“搞图书发行的老乡”的面子，对方舟子这位十九年前的“状元老乡”却颇为不敬：书名被砍去七分之三，文章被砍去三分之一。在将清样寄给方舟子之前，编辑还特意打电话告诉方舟子说，他的“文章中有很多硬伤，让他们改得好辛苦。”接到清样之后，方舟子才发现，这本文集“成了一本不到200页的小册子”，而这个小册子竟然被编辑改动了160多次，方舟子需要“熬了三个通宵，才校对完。”难怪方舟子气愤地说：“该书编辑对我的写作态度、能力毫无信心。”

其实，稍微有点儿文史功底的人，都会对方舟子的这个文集——即使是“精选”之后的小册子《江山无限》【62】——嗤之以鼻。因为这个文集的首篇大作就是那个“漏洞百出”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中间当然要有那篇被傅杰训斥为“无知”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更少不了那篇“方舟子抄袭吴晗了”的《明初酷刑》。（关于这三篇文章，参见本书下篇。）而实际上，这位编辑对方舟子“毫无信心”之处，乃是他的“写作态度、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

那么，“该书编辑”究竟因为什么对方舟子的“写作能力”“毫无信心”呢？当然是因为书中的“硬伤”累累。而这些硬伤，按照方舟子自己的说法，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引文有误”；第二，“政治考虑”；第三，“表达方式”。方舟子恨恨地说：

“编辑似乎把我当成了中、小学生，要改我的作文，本身却语文水平不高，阅读理解能力太差，文学鉴赏力更是大成问题，以致改对为错、点金成铁。”

确实，一位驰名全球的“语文状元”，在家乡出一本通俗小册子，竟然被编辑“当成了中、小学生”，这还不算是奇耻大辱吗？实际上，这比傅杰公开训斥他“无知”还要让方舟子难以接受。所以，方舟子在寄回修改后的清样时，附上了一份“校正说明”，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如果对我的校正有任何异议，请和我商量。如果无视我的校正而出版该书，我将不会承认这是我的著作。”

“建议你们的编审不仅应该提高文史水平，还应该提高语文水平和阅读能力，更应该学会尊重作者，不要把自己的错误转嫁到作者头上，否则没有哪一个有自尊的作者愿意和这样的出版社打交道。”

《江山无限》的封面和版权页

二、出版社暗度陈仓，方作者明食前言

显然，方舟子说“如果无视我的校正而出版该书，我将不会承认这是我的著作”，是吓唬人的话。这个削尖了脑袋要在中国书林占据一席之地的“状元”，怎么会把别人送到嘴里的肥肉吐出去？不过，状元老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显然对这位状元老乡的秉性不太了解，或者对于这位“斗士”的凶狠有所耳闻，因此在给他的回信中，说话十分客气：

“我已说服编辑，把您要求‘复辟’的地方，绝大部分给恢复了，约占您要求总量的94.36%。但是，还有若干地方，为了我们党的事业计，为了我们饭碗计，为了照顾我们的面子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是有水平的计，我们希望您能一定程度上接受我们的意见。已‘复辟’的，这里就不谈了。以下内容，我恳请您委曲求全，放我们一马：……”（注：删节号原有）。

什么样的错误竟然能够威胁到“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饭碗”、“我们的面子”呢？可惜的是，方舟子没有向我们透露自己“委曲求全”的这部分内容。

不过，事情到了这里，还仅仅是演完了序幕。据方舟子讲：

“等到拿到样书（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我要求‘复辟’的160多处，被恢复的只有约四分之三，剩下的四分之一未被理睬，并不限于来要求通融的那8条。再加上我新发现的错误（编辑在印刷前擅改造成的，为清样所无），共有50多条之多。按照我在清样校正中的声明，本该不承认这本书是我的著作。但看在该社负责人几次与我沟通、要求理解的份上，姑且食言一次。”

看到什么叫做“把自己喷的又吞回去”了吗？这就是一个最最典型的例子。但比这个“最最”还要让人惊讶的是，不论是“自己喷的”，还是“自己吞的”，竟然都是方舟子“自己透露的”。可见这位状元真的没有一丁点儿羞耻观念——就是俗话所说的“没羞没臊”。

三、真编辑死守底线，伪状元拼命自残

本来，既然已经自食前言，正常的人一般都会把被人敲掉的牙齿和血咽到肚子里，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但鼠肚鸡肠的方舟子哪里有这样的雅量。他一面“姑且食言一次”，一面又不知羞耻地把这件事大肆张扬，写成《〈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61】一文，宣称：

“写这篇自己文集的勘误记，也可算是‘打假’，但不是要打自己的假，而是打编辑的假。”

这篇打假奇文，全长万余字，方舟子在其中又是炫耀自己“已出版了八本书，还有五本书在准备中”，又是炫耀“我这篇《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曾全文收入中央党校出版的《全面评价郭沫若》一书，未做任何删改。”这简直就是一个绝世大文豪的口气。那么，他是如何“打编辑的假”的呢？方舟子一共举出了55个例子来证明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不仅应该提高文史水平，还应该提高语文水平和阅读能力”。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应该提高语文水平和阅读能力”的人，到底是方舟子这个伪状元，还是那个出版社的真编辑。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讨论其中的十个例子。

【例一】在《江山无限》第17页，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汉学家，不管他是【多么熟悉地】中国史实，多么地热爱中国文化，当他面对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时，其感受肯定没有中国人那么痛切。”（方括号为方舟子所加。）

方舟子说：

“按：原稿做‘多么地熟悉’，清样中‘地’被删，意思没有区别，我也没有要求恢复。在印刷前编辑不知为何又要把‘地’加回去，却又放错了地方，成了病句。”

我们且不论这个“地”字是否在方舟子所说的“不必要的改动达160多处之多”之列。我们只想问一个问题：既然“‘地’被删，意思没有区别”，你当初为什么要加这个字呢？那是“多么地愚蠢”，又是“多么地笨拙”啊！

【例二】在第19页，有这样一段话：

“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方括号内文字为编辑所删或修改。）

方舟子委屈地说：

“清样中还做‘安定团结’，是印刷前编辑擅改成‘安定’。类似这种‘故事新编’似的用法，多被删掉，毫无幽默感。”

方舟子一提“幽默感”，地球人都笑了。没听说有人形容方状元的科普文章是“干屎橛”吗？想象一下在“干屎橛”上撒“十三香”、放“味の素”时的情景吧。其实，作者之所以搞这类所谓的“故事新编”把戏，无非就是因为自己的语言技巧和想象能力的贫乏，与幽默感毫无关系。

注：关于方舟子的“毫无幽默感”，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刘华杰就曾表示，方舟子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只会‘原教旨主义’地理解每一句日常说话。”【63】 “他的朋友方玄昌说，‘没有特别的幽默细胞，不会主动来调动氛围。’”【64】 “方舟子气量狭小，毫无幽默感可言。”【65】

【例三】第21页，有这样一段话：

“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畲家17代人为英雄守了370年墓，如此盛举，古今中外闻所未闻。】”（方括号内文字为编辑所改。）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看方舟子与编辑争论的方括号内的文字。我们只看句子前面的11个字：“英雄墓……前赴后继”？难道坟墓长腿了？它要往哪里“赴”？显然，至今没有摆脱闽南口音的方舟子，一直以为“前仆后继”是“前赴后继”。

【例四】第48页，有这样一段话：

“但这些评论文章，即使是反对乃至批判它的，着眼的都是《河殇》的【政治倾向】，似乎还没有人给它具体地挑挑毛病，看看它所依据的史实虚假到何等程度。”（方括号内的原文是“思想，乃是见仁见智的事，难以服人”）。

可笑方舟子这个语文状元，不但写不出通顺的句子，而且在自己的病句被人修改通顺了之后，他还要不知好歹地“打编辑的假”。且看在“思想”之后，加上“乃是见仁见智的事，难以服人”这11个字，整个句子还成句子了吗？什么东西“乃是见仁见智的事”？什么东西“难以服人”？方舟子的按语更为好笑：

“改‘思想’为‘政治倾向’不妥。我不想让人误以为我是为了迎合当局批《河殇》的政治倾向而写。何况在当局发动对《河殇》批判之前之后，也一直有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在抨击《河殇》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这和政治没有关系。”

这就象是一个连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不懂的人，在别人指出他的毛病之后，辩解说：我不想让人误解我的微分方程有错误。方状元，把句子写通顺了先！

【例五】第50页，有这样一段话：

“正因为郑和之行的贸易性质如此明显，当时的人都以为郑和就是去贸易的，【以致文人提醒大家其中还有政治意图：】”

方括号内方舟子的原文是“以致有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人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讲政治：”。方舟子的按语是：“按：这也是‘故事新编’被改。”

前面提到，所谓“故事新编”，不过是那些语言能力低下、想象能力贫乏、历史知识有限之人用来遮羞的一块破抹布。不过，这个例子再次暴露出方舟子的古文理解“技能”到底有多么可怜。原来，这段话下面，方舟子接着抄录了这样一段引文：

“‘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典录·三佛齐国》）”

按照方舟子的理解，这段引文所表达的意思是：第一，作者是个“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人”；第二，作者所说，意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讲政治”。而按照编辑的修改，这段引文的意思是：第一，作者是一个普通文人；第二，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提醒大家（郑和之行）其中还有政治意图”。那么，到底是谁的理解更准确呢？

《典录》的全名是《西洋朝贡典录》，作者黄省曾，江苏吴县人，嘉靖年间举人。《明史·文苑三》对黄省曾只有这样的记载：“黄省曾，字勉之。举乡试。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所著有《五岳山人集》。”【15, p.7363】方舟子的引文来自《西洋朝贡典录》中的这段话：

“论曰：广人陈祖义，国初窜旧港为酋长，以寇钞为业，舶人苦之。郑和至，有施进卿者白和，乃执祖义归，之京师诛焉，而章绂进卿于其土云。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66】

任何稍通古文的人都可以看明白，作者的这段话，不过是在叙述了郑和的一个故事之后，顺便称赞郑和之行，除了贸易之外，还在外域除患，为天子增光。如此而已，哪里表明作者是一个“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人”了？哪个字、哪个词表示作者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讲政治”了？编辑的修改，虽然和引文并不完全符契，但却比方舟子的满盘皆错要强过十倍百倍。而方舟子却不识好歹地说什么“这也是‘故事新编’被改”。不明真相的人，只会以为这个状元是个无赖；在看明白真相之后，我们就知道，他的无赖实在是源于他的无知。

【例六】第73页，有这样一段话：

“这种人人能体会到的深情厚意，腐儒却一点也不懂。【】清末民初‘大儒’王闿运评之曰：”（方括号内原有“面对如此崇高的诗作，”被编辑删去了）。

方舟子抱怨说：

“按：编辑不会写文章，只知平铺直叙，不懂得承上启下（上文提到‘崇高诗作’），也不懂得对照（‘崇高的诗作’对‘卑下的叫化腔’）。”

这个例子说明，方舟子写文章，原来就是生搬硬套什么《作文宝典》、《写作秘诀》之类的书来玩码字儿游戏，和科举时代写八股文十分相似。难怪他的文章有“干屎橛”之讥。

实际上，即使是在使用这些针对初中生的语文工具书时，方状元好像也是一知半解。比如，所谓“平铺直叙”乃是指文章的总体叙述方式，而“承上启下”则是指段落或层次之间的自然过渡，二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更不要说是什么非此即彼的联系了。也就是说，“只知平铺直叙”之人，也可能“懂得承上启下”。因此，方舟子的按语，就象是说“他不会生活，只知学习工作，不懂得英语”一样，让人不知所云。

其次，运用“承上启下”的技法，一般是使用连词，或者使用短语、句子。简单地重复某个词语，一般并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况且，用于“承上启下”的词语，大都位于“上下之间”，哪有在“过渡”之后再搞什么“承上启下”的？而方舟子却恰恰把这个“承上启下”的词组，放到了下一段的第二句中。显然，这位状元对什么叫“承上启下”也懵懵懂懂。

第三，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既然“上文提到‘崇高诗作’”了，这里再说一次“崇高的诗作”，会使文章显得“絮叨”、“磨叽”，单调乏味。

另外，在美学中，“崇高”是指人的某种主观感受，因此这个词很少用来修饰客观事物。比如，我们可以说“崇高的感情”、“崇高的敬意”，但极少有人说“崇高的诗作”。（读者不妨用“崇高诗作”和“崇高的诗作”来百度、Google一下，看看方状元的遣词造句是多么的独特。）显然，“崇高的诗作”是方状元在运用“对照”技法之时，生编硬造出来的语汇。

【例七】第73页，有这样一段话：

“虽然历来注者多说西邻寡妇‘窃枣’，但她扑枣是得到杜甫允许甚至鼓励的，如何谈得上‘窃’？杜甫不认为【这】是窃，自然也不觉得她的所作所为是恶行；后人读之，也只觉得寡妇可怜，不觉其恶。”

方舟子的按语是：

“按：原文‘这’做‘她’，是针对上文的‘寡妇“窃枣”’。编辑改‘她’为‘这’，与上文无法对应且不说，与下文‘她的所作所为’又重复了，实际上变成了‘杜甫不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窃，自然也不觉得她的所作所为是恶行’，不通之至。”

本来，编辑把“不通之至”的原文改得天衣无缝，可谓点石成金。而不识好歹的方舟子反诬人家“不通之至”。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窃字有三个意思：偷、偷偷地、谦称自己。【67, p.1103】请问方状元：“她是窃”这个句子用现代汉语语法如何分析？请您自己给世人解释一下这个三字天书。

【例八】第79页，有这样一段话：

“现代人写古体诗词，好象都喜欢自己当注释家，甚至连讲究浑成天然的词，也会一句一句自己加上长长的解释，害怕读者领会不了【其精妙之处】。”

方括号内的五个字，原文是“‘诗人’的妙句”。这又是编辑点石成金的一例。搞不明白方舟子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打假”，他自己也没有加按语。很可能是拿出来凑数的。

【例九】第85页，有这样一段话：

“到了晚年，阅历多了，悲欢离合也经历了不少了，心境变得凄凉起来，词风也【变得深沉多了】。”

方括号内的话，原文是“深沉多了”。方舟子的按语是“改得累赘”。此时，方舟子大概把自己刚刚说过的“承上启下”技法给忘了。实际上，编辑加的这个“变得”二字，不但一点儿也不“累赘”，反倒是恰如其分地使用了“重复”这个技法，来强调一个人因为阅历增多之后，心境、词风所发生的变化。

【例十】第97页，有这样一段话：

“长城在国内外历来被视为中国的象征之一，有作家要攻击这个象征，自是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命题者强迫考生欣赏这样的攻击，却是将个人的偏见硬塞入了公共教育【】。”

原文在方括号内有“渠道”二字。方舟子没有说为什么这个例子应该被打，大概是以为编辑“改得不累赘”。实际上，这句话的语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命题者…将个人的偏见硬塞入……渠道”？请问方状元：这个“渠道”是什么意思？

上面所举的十个例子，都是方舟子犯错在先，编辑将之改正在后的例子。而方舟子不仅不能知恩图报，反倒反目成仇，由此可见此人不仅学识贫乏，而且其人品更为恶劣。孔圣人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方状元则曰：虽亿万人，无如吾者也。

四、真编辑大力发威，伪状元再遭痛扁

方舟子的《勘误》在新语丝上公布之后，福建人民出版社将一篇题为《方舟子原稿部分错误及编辑修改情况》的文字寄给了方舟子，作为回应。对此，方舟子作《〈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之二》予以“反震”：

“该文没有署名，不知何人所写，当出自该书编审之手。此文对我的批评没有正面答复，对造成的错误没有丝毫道歉的表示或做具体的辩解，反而反过来攻击我文史水平太差。……该编审在文后列举了原稿中的34处被他改正的‘错误’，我却从中新发现了几处由于编审的无知而导致的错误改动，只好再来勘误，后面会具体谈到。如果该编审当真是要来跟我商榷的，我可以花时间教他一点文史知识，心平气和地耐心‘告之’，虽然我不知道在编审之时为何不来跟我商量，书出版之后再来向我请教还有什么作用。而该编审其实也并非是真心要向我请教，而是把这34条错误当罪证，证明我文史功底太差、写作水平太低，训斥我……”【68】（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不另说明。）

那么，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下面是方舟子自己透露出来的内容：

“编辑在加工《江山无限》一稿中，看到文史知识方面的差错较多，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核对工作，并改正了不少错别字。下面举出原稿中差错的一部分。如果作者能找到其他版本的权威工具书或典籍，证明原稿无误，请告之。”

“建议作者今后写稿能认真核对引文及所有史料，并且，一定要核对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一个喜欢写文史随笔的人，要么自己有很扎实的文史功底，要么能够下功夫做好史料工作。否则，常会贻笑大方。

“作者虽常在海外，但只要还用中文写作，作品的读者还主要是中国人，就应遵守汉语使用规范。建议作者配备国内常用的权威工具书，以减少文字差错。

“原稿中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引文注明出处，是对学术文章、著作的基本要求。这说明资料的来源，证明作者写作的严谨态度，也为读者查阅、进一步了解引文提供便利。不注明出处，随便引用二三手资料，甚至别人错了也跟着错，对自己的学术声誉是一大损害；尽管在别人提出质疑时，还用‘其他版本’加以搪塞。王朝纪年后括注公元纪年，是行文的惯例，这是为读者提供方便。

“以上寥寥数语，是希望作者提高写作水平，也是希望常发表文章的人都能够不断提高自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这439字“寥寥数语”，诸位读者一定要结合傅杰的《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来读（见本书下篇）。看到两位文史专家交替用乱棒狠揍“语文状元”，我们既会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爽快，又会产生一丝隐隐约约的悲哀：“小姐”被糟蹋了，“教授”被糟塌了，“诗人”被糟塌了，如今连“状元”也被糟塌了。而方状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竟然能够以一人之力，完成“糟塌状元”这一壮举！真壮士也！他这个“状元”应该改称“壮元”。

五、假状元恼羞成怒，真编辑三次挨打

方舟子有句名言：“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69】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即使我失败了，我也决不会承认失败。”而事实确实如此。方舟子这个“斗士”，虽然与人打斗如同家常便饭，但他并没有取得过几次真正的胜利。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败方。那么，为什么有人称他为“少侠”、说他“所向无敌”呢？原因就是，在每次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满地找牙”之后，方舟子都会顽强地、倔强地站起身，拍拍衣服上的泥土，揩干嘴角的血迹，然后冲着人家的背影继续高声叫骂，好像他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这类例子当然举不胜举，如肉唐僧案、刘县书案（见【70】）。但是，最典型的，就是在被傅杰痛殴之后，他一定要运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写一篇《是谁“冤枉”了余英时？》【71】，并且要故作高明地指出人家的文字有错。同样的，在被《江山无限》的编辑连着抽了34个嘴巴之后，方舟子又不屈不挠地作了《勘误之二》，以此向自己的徒众显示自己的真身不坏、金枪不倒。

1、原来如此

那么，方舟子是如何冲着编辑的背影叫骂的呢？他首先作了一个这样的声明：

“这本书如书名所表明的，是随笔集，而不是学术著作；收的基本上都是随笔，而不是学术文章。其中只有《木兰诗种种》是做为学术文章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我也按学术文章的要求一一注明资料来源。但是对于随笔，按惯例并不要求一一注明资料来源（同一套书的其他书，例如《盛世网闻——牧惠历史随笔》，也多未注明资料出处）。编审如果看不出它们是随笔，连书名也视而不见，是眼光有问题。如果明知其为随笔，却偏要以学术文章的标准苛求之，则是居心不良。”

本书将在后面提到，方舟子在“反击”傅杰之时，就曾接二连三地指责人家对他的要求“极其苛刻”。也就是说，按照方状元的逻辑，中国的文史学界对于他这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出身”（看看人家这语汇：什么叫“从事……出身”？）的全才、奇才，应该把标准放得低低的，否则就是“居心不良”，因此要被方舟子诅咒“下地狱”：

“我曾见到戈革老先生在其文集中夹了一张字条，咒骂其编辑下地狱。对他的这种愤怒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碰到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的编辑以屠杀知识产儿为乐，也算是一大不幸吧。”

看看这位状元的这个宾语从句：“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的编辑以屠杀知识产儿为乐”。能够造出这种蠢句子的人，当然无愧于“奇才”这个称呼。“低能而又傲慢”的引伸含义就是“不可理喻”，所以方奇才说“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就象是说“愚蠢得一点儿都不聪明”一样，显得十分的“低能”。另外，我们搞不懂方状元所说的“知识产儿”是什么意思：是“知识产生出来的‘儿’”，还是“生产知识的‘儿’”？如果是前者，何不轻轻松松地说“知识的儿子”？如果是后者，称为“知识产妇”岂不更为合理？

不过，方状元的这段奇蠢无比的话，却解开了笔者心头的一个疑团。原来，在《方舟子诗文集》中，方舟子把自己的“文”分成七个类别：散文、随笔、文史小品、科普作品、宗教批判、杂文、网络评论。把文章同时按照两个标准来分类，就象副食店把货物分成肉食、面食、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一样，让一个买肉之人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应该到哪里买肉。而实际上，就算我们对这位状元法外施恩，把学术标准降低到零下，我们还有更加摸不着头脑的疑问。且看他按照文学体裁给自己的作品分类：散文、随笔、小品、杂文。本来，散文是相对于韵文、尤其是骈体文而言的文体。在古代，凡是无韵散行之文，皆为散文；在现代，散文则是指除了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文学形式。也就是说，散文本来就包括“随笔、小品、杂文”。根据《中国文学大辞典》：

随笔：“散文的一种。指信笔写成，不拘一格的文字。……篇幅短小，形式活泼。”【32, p.1994】

小品：“内容活泼，风格不拘的短文之通称。”【32, p.1992】

杂文：“散文的一种。指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篇幅较短。”【32, p.1994】

因此，方舟子把自己的文章分为“散文、随笔、小品、杂文”，就象是一家肉店把猪肉分成“猪肉、里脊、五花、肘子”一样，显得十分好笑。方舟子也许会辩解说：我所说的散文乃是狭义上的散文，是专指“表现对生活情思的叙事、抒情作品”。如果是这样的话，“方舟子散文选”中有一篇《一份新型杂志的诞生》，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情思”；而“方舟子随笔”中的《江山无限苦情伤》、《不老的白马》；“方舟子文史小品”中的《浪子李白和情圣杜甫》等篇什却颇有抒情的意味，让人根本就搞不清楚它们究竟为什么有的是随笔，有的是小品，而有的又是散文。

一般来说，随笔、小品、杂文这三类文章，其共同特点就是篇幅短小。可是，在“方舟子文史小品”中，有洋洋万言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有八、九千字的《功到雄奇即罪名》，有五六千字的《海瑞二三事》、《严嵩的末日》，有四、五千字的《〈木兰诗〉种种》、《汉语拼音化的先驱》——这样长篇大论的文章，为什么要冠以“小品”之名呢？实际上，《〈木兰诗〉种种》后来被方舟子本人多次标榜为“论文”，属于最高等级的文体。【72-73】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方舟子：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被你算作“大品”？更为可笑的是，这些“文史小品”，后来都被方舟子收进《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之中了。也就是说，对方舟子来说，小品和随笔又变成相同的东西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要把它们分到不同的类别中呢？

现在，我们当然明白了，方舟子之所以要给自己的作品胡乱贴标签，无知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他还有另外的考虑。因为那些文字都是“东抄西凑”来的，稍经推敲，就要露馅。所以，方舟子把它们说成是“小品”或者是“随笔”，就可以把傅杰的批评说成是“极其苛刻的要求”，还可以咒骂出版社的编辑“居心不良。”

俗话说，别人的肉，长不到自己的身上。看到方舟子提心吊胆地偷人家的文章，然后再费尽心机地给它们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但其最终结果还是自取其辱。后来的效法者，一定要以此为戒！

2、谁该“齿冷”？

按照方舟子的分析归纳，这34处错误之中，“笔误”18处；“引文有误”8处，“史实有误”3处，“编审把同义词误当成错词改正”2处，剩下的3处“属于把对的改成错的”。也就是说，“真编辑”指出的错误之中，80%以上是方舟子也不得不承认的错误。既然如此，方状元怎么还有脸来打人家的假呢？他当然有脸，因为他的脸皮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极其“抗造”。他是这样给自己的“笔误”开脱的：

“这34处‘错误’中，最多的是明显的笔误，有18处，多是同音错别字，例如把‘锦州’写成‘锦洲’、‘至死不悟’写成‘至死不误’、‘开棺鞭尸’写成‘开棺鞭死’之类。这类错误多出现在我早期的文章中，因为我当时用的中文软件没有联想功能，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用拼音输入，稍有不慎，就会输入了同音错别字，校对时也不一定都能发现。在一本18万字的书稿中，有二十来处笔误，并不稀奇，并不能用以说明作者水平差。校正这种笔误，本来就是编审的职责，把它当成天大的功劳，是可笑的；拿它来攻击作者，更是令人齿冷。”

“用拼音输入……同音错别字”的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但那通常是因为两个字紧紧挨在一起出现在选字框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哪个中文输入软件的“州、洲”、“悟、误”、“尸、死”都是连在一起出现的呢？尸和死是同音字吗？再说，你方舟子把“穷通”输入成“窃通”，又是按照哪家的中文软件输入的？

我当然不是说，这“二十来处笔误”都是因为方舟子不识字造成的。我要说的是，既然犯了错误，就坦白承认，岂不比百般诡辩、千般狡辩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来得省事？更“令人齿冷”的是，在方舟子看来，编辑给他揩屁股，那是对方应该应份的职责；屁股揩干净了，他本人提上裤子就走人，连声谢谢都不屑于说一声；而如果揩不干净，他则要对人家报以老拳，打人家的假。假如这个编辑反击说，你的屁股原来就太脏，应该自己先洗一洗再让我揩，方舟子就会说编辑是在“攻击作者”，“令人齿冷”。在这个世界上，可有比方舟子更无赖的“作者”吗？

3、谁“既可笑又可鄙”？

那么，如何解释那8处引文的错误呢？本来，方舟子的引文，几乎全部都来自“东抄西凑”，人云亦云，人误亦误。对此，编辑洞若观火，说他“引用二三手资料，甚至别人错了也跟着错”。可是，看看方舟子是如何狡辩的：

“编审把《明史》当成第一手史料，与之不同便认定是抄错或依据二、三手资料，这是对明代史料的无知。《明史》编撰于清乾隆年间，对文献有很多删改，我如果能找到更早、更原始的史料，就不用它。但我的有关文章写于十来年前，究竟是从哪本史料抄的，已无印象，身边也无书可查，编审要一切引文以《明史》为据，对我的文章内容没有影响，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却以此指责我治学态度有问题，就既可笑又可鄙了。”

方舟子的这些借口，不恰恰说明编辑要求你“引文注明出处”是正确的吗？你不是据此骂人家“居心不良”吗？既然如此，怎么又把它当作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了？其实，谁心里都明白，什么“不用《明史》”、什么“身边无书可查”，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连三岁小儿都骗不了。实际上，即使把《明史》摆到方舟子的面前，他都不一定能够看得懂。

方舟子当然知道自己的底细，他也知道编辑早已看破了他的底细。但是，对他来说，掐架的目的并非是要把真相掐个水落石出，而在于向旁观者显示谁是胜利者——“我一直强调争论是争给旁观者看的”。【74】因此，他又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以显示自己比编辑高明：

“还有一处则明显是版本差异，这一处是我在《庭院深深深几许》一文中引用李清照词《武陵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编审以为‘蚱蜢’是错别字，将之改为‘舴艋’（p.92）。实际上这是写法不同而已。《辞海》（1999年版）：‘舴艋：亦作“蚱蜢”。小船。’顺便教这位编审一点在《辞海》查不到的文史常识：这种小船形似蚱蜢，故名。”

这才叫做“既可笑又可鄙”。可鄙的是，方舟子以为《辞海》说“舴艋：亦作‘蚱蜢’”，就等于李清照也把“蚱蜢”当作“舴艋”。可笑的是，这位状元竟然连“这种小船形似蚱蜢，故名”这样的小知识都舍不得浪费，因此要拿出来炫耀一番。不过，我们只需要问方状元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李清照的哪个“诗文集”版本把“舴艋”刻印作“蚱蜢”了？

尽管方舟子找出种种借口来为自己的引文失误狡辩，但他也只是辩了八例中的五例。剩下的三例被方舟子定性为“无关紧要的史实有误”。第一例就是那个抄袭自金庸的“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这个例子恰恰证明方舟子上面所说的都是无耻谎言——他的失误，就是来自抄袭二三手资料。剩下的两例是：

“另两处都见于《‘金学’史辨》一文：‘大明共有天下277年，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煦、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十五帝十六朝。’‘正德之后，还有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六朝。’（p.139）这两个地方，我都漏掉了历时仅一个月的泰昌一朝。按：《‘金学’史辨》在此是要论证《笑傲江湖》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时间没有精确到月，所以这个疏漏，对文章内容也毫无影响。可笑的是，该出版社的人对这三处无关宏旨的纰漏如获至宝，好像抓住了我不学无术的把柄，津津乐道，在电话、信件中反复提及，做为我的文章硬伤累累的证明，实在是无聊得很。”

我们就算方状元的“时间没有精确到月”这个借口能够成立，但是，朝代要“精确到代”，却是世人皆知的常识。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同意方舟子的这个说法：“这个疏漏，对文章内容也毫无影响”。实际上，就算你方舟子把历史年代写错一千年、一万年，把大明十六朝与大清十二帝混淆得一塌糊涂，也都“对文章内容毫无影响”。这是因为，那些文章本来就毫无价值。正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4、无耻的狡辩

在《勘误二》中，方舟子用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证明有三处是编辑“把对的改成错的”。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对这三个例子仅作简评。

第一个例子是“胁从”与“协从”之争。方舟子使用“协从”，编辑认为应该是“胁从”。方舟子引“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福州将军暂署总督印务兼管提督事臣阿尔赛《奏报平定北路凶番与南路奸徒再派官兵赴台助剿折》”、“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新华社2001年8月17日电”、“《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来证明自己的用法正确。实际上，《现代汉语词典》从1960年的试用本到2005年的第五版，根本就没有“协从”这个词。仅此一条，就证明编辑没有错。

第二个例子是方舟子把“浑然天成”写作“浑成天然”。方舟子举元好问曾说“一语天然万古新”、冯煦曾说“语欲浑成”来证明自己的用法有据。方舟子应该明白，“天然”本来就是一个词，而“浑成”不过是“浑然天成”的缩写。把这两个用法重新组合成“浑成天然”，岂不是在说“浑然天成天然”了吗？可笑方舟子还嘲笑编辑说：

“这位编审显然是‘不读书’的，自己‘不读书’不要紧，却偏要训斥别人‘不读书’，那才真正叫‘贻笑大方’。”

实际上，“不读书”、“贻笑大方”的不是“编审”，而是“伪状元”。

第三个例子是“诗”、“词”之争。本来，方舟子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中，通篇都在谈论一首“词”，但突然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诗，实在是跟长短无关的，三言两语，给读者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抵得上千言万语。”编辑把“诗”改作“词”，应该说是正确的。而方舟子却辩解说：

“编审……也不想想我这里为什么不用‘词’而用‘诗’？因为词是包括在广义的‘诗’里头的，而我的这句议论，是就一切诗歌体裁而言，并非只针对‘词’而言，并不是只有词的好坏才跟长短无关，而其他的诗歌体裁的好坏就与长短有关。所以这里的改动是不妥的，如果怕引起歧义，也只能把‘诗’改成‘诗歌’，但语气上就弱了。”

其实，上面这段话恰恰暴露出了方舟子写文章的一大弊病：逻辑链条的断裂。仅用一首小词来“针对‘词’而言”，在逻辑上就已经十分单薄了，而方舟子却要据此“就一切诗歌体裁而言”。真是不自量力。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如此的简单，那还要学术研究干什么！

六、 尾声：“三打编辑”之后

方舟子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勘误二》：

“总而言之，该编审所精心挑选出来的这34处原稿‘错误’，不仅不能证明我文史水平低，反而暴露了这位编审文史水平低到了何等程度！他对我的所有训斥、劝告，用到他本人身上，正好合适。水平低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对作者人格和权益的蔑视，在被我指出了那么多的低级错误之后，不以为耻，不知反省，竟然觉得还有资格来教训我应提高写作能力和文史水平，会查‘国内常用的权威工具书’就敢冒充博学，就以为可以当人导师，把我当成小学生训斥！莫非是因为自以为掌握了编审大权，就觉得作者应该任其凌辱？这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也是品德问题，更是体制问题。如果编审真认为我的水平如此低下，为何又要出版我的书？为何在我再三指出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宁愿不出这本书之后，阳奉阴违，坚持要出我的书？难道是想把这本书当成反面教材？这本书的确可以当成反面教材，为中国的编辑出版制度立此存照。”

其实，语文知识稍微好一点的人，仅从这段话中的第三句就可以看出到底是“我文史水平低”，还是“编审文史水平低”。你看方舟子刚刚说完“水平低并不可怕”，下面就紧接着说“更可怕的是……”。那么，“水平低”到底可怕还是不可怕？其次，这个句子的前半部分的主语是“水平低”，而后半部分却没有主语。难道是“水平低……把我当成小学生训斥”？方舟子的这类错误，在他的辩论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这说明他在写文章时，情绪十分激动，以致口不择言，所有的激愤和辞藻，从他的五脏六腑蜂拥而出，根本就不讲究什么先后顺序。而上面这个长达107字的滥句子，就是这么造成的。

不过，《勘误二》结尾那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最后那几句。看方舟子一再质问人家“为何要出版我的书”，那意思颇象是要把“自食”的“前言”再吐出来，重新宣布“我将不会承认这是我的著作”。可惜的是，这句话方舟子最终没敢说出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又是他在重演自己的故伎：朝着别人的背影吐口水，装模作样给第三方看。

实际上，《勘误二》发表之后还不到一百天，方舟子就不仅“承认这是我的著作”，而且“承认这是我的优秀著作”。2004年9月15日，方舟子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打出了“【汉林新书推荐】《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的广告。半年后，这个广告再次出现，并且还伴随着一个名叫宋志坚的人写的吹捧文章，其中说：

“《江山无限》的作者方舟子是学自然科学的，他对历史的娴熟并不亚于一般以史学为业的学者，无论是古代的历史、近现代的历史，还是外国的历史，每每都能说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江山无限》使人感受到的不仅是作者的激情，更有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75】

方舟子之所以骂出版社的编辑“居心不良”，不就是因为人家要把他的文章绳之以“学术文章的标准”吗？为什么同样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江山无限》的宋先生，就“居心大大的良”了呢？这是因为，同样用学术标准，出版社编辑量出了方舟子的语文水平只相当于中、小学生，而这位科学网的宋某人则量出了方舟子的水平“不亚于一般以史学为业的学者”、“更有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也就是说，如果你捧方舟子，不论用多么高的标准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批评方舟子，则不论你把标准压得多么低，都是“居心不良”，都要被这位状元谩骂、咒骂，直至公开“打假”。

又过了一年半，新语丝“新到资料”上又出现了三篇评论《江山无限》的文章：

2006.08.22, 璩勇《书到用时读——读方舟子〈江山无限〉》

2006.08.22, 淀乡人外人《读方舟子〈江山无限〉有感》

2006.08.22, 老李《方舟子的闲话》

看看其中的吹捧：

“《江山无限》读得差不多了。读出了一个理科生的文采，读出了另一种对历史的解读，读出了许多先前所不了解的东西。”【76】

 “方舟子的《江山无限》……是本很严肃的学术探讨性质的书籍，也是很有趣的消闲读物。”【77】

最奇的是老李的《方舟子的闲话》：

“看到一本方舟子的历史随笔，颇感意外，文字里的凛冽还是有的，不过没有他的‘学术打假’气焰旺盛。方舟子还可爱的吹嘘自己的高考成绩和语文水平，不过他对高考作文的看法倒是我至今看过的最客观的评论。

“方舟子的读书论我也很受用，据说是从不做笔记，也很少看完一本书，只是大致翻阅，在脑子里映下有趣的故事和细节。

“如此懒人读书法，当是以后吹牛耍宝的不二法门。”【78】

方状元到底看没看出“老李”文中的讽刺意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过逆向淘汰而产生出来的状元，其语文根底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他的实力估计过低——You c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his capability。

到了2011年5月15日，方舟子发帖子说，《江山无限》是已经出版了“23种著、译、主编的书籍”中他“自己偏爱”的六本书之一。【79】所以说，方舟子闯荡江湖的最大本钱就是“没羞没臊”，就是长了一张机关枪都打不透的厚脸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