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偽狀元屢次挨訓斥，真編輯三番遭毒打

中學語文教學的基本目的，就是讓學生掌握思想交流的工具。說得具體一點兒，就是讓學生能夠讀懂別人的文章，並且能夠用文字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應該說，在使用現代漢語（白話文）作為交流工具的今天，想要達到這兩個目的，不論是對老師，還是對學生，都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只要你認識漢字，只要你能夠聽懂別人說的話，再加上每天讀書看報觀電視，即使你成心想要產生閱讀障礙都不太可能。而你只要會寫漢字，說話不是顛三倒四、語無倫次，那麼根據“我手寫我口”的原則，根據“照貓畫虎”的古訓，則寫出文從字順的文章也應該不太困難。實際上，這也是民國政府教育部當年廢除文言、使用國語的主要理由。

那麼，方狀元舟子是否掌握了這兩方面的“技能”呢？按道理說，既然他認為“語文這一門考的是技能”，並且他在高考語文中獲得了97分，榮中“福建省語文狀元”，他的“技能”總該說得過去吧？而實際上，撇開古代漢語暫且不談（參閱本書下篇），方舟子的現代漢語閱讀技能也是捉襟見肘。所以，這個自稱的“狀元”才能夠被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傅傑博士指着鼻子訓斥，如同數落無知頑童。很可能的，方舟子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受到如此“禮遇”的 “狀元”。方狀元閱讀理解技能低下還有其他證據。比如，方舟子經常會在新語絲上發表一些別人吹捧他的文章。用著名“方黑”野鶴的說法，就是“仿效古代貪官的‘萬民傘’把戲”。【58】可笑的是，這些“萬民傘”中，有不少是別人故意捉弄他而“偽造”的，可是方舟子竟然看不出其中的“微言大義”，照登不誤。

前面提到，閱讀白話文，是極其容易的事情。高考語文之所以要把它搞的高深莫測，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與學生為敵”。想一想，連文盲都能聽得懂廣播，看得懂電視，連幼童都能夠理解別人給他朗讀的故事，那麼，為什麼一個語文狀元，竟然會有閱讀障礙呢？其中的原因，與方舟子的思維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具體地說就是，方舟子思維的特點就是定勢、定向，所以他在閱讀文章時，專門尋找自己需要的東西、自己喜歡的東西，而對那些自己不願意看到的文字，不願意聽到的話，他一般採用一葉障目和掩耳盜鈴的方式來自欺欺人。方舟子閱讀障礙的產生，還與他應試技能的訓練有直接的關係：在語文考試的閱讀理解部分，那些高分低能考生的拿手好戲就是尋找“語言點”，而根本就不會去嘗試全面、完整地理解一篇文章。除了這兩個原因，方舟子閱讀障礙的產生還與他知識結構的偏狹、淺薄，但又喜歡不懂裝懂，有極大的關係。

方舟子漢語閱讀技能如此，他的漢語表達技能又如何呢？表達技能包括口頭和書面兩個部分。方舟子口頭表達技能到底如何，看一下他在《陳蓉博客》上辯論中醫時的表演，就一目了然了，因此無須筆者在此對他加以羞辱。【59】此時此地，筆者只討論方舟子的書面表達技能。

也許方舟子的信徒們會撇嘴說，“我們敬愛的方先生天天寫文章，年年出新書，他的書面表達技能還用得着你亦明來說三道四嗎？”是啊，這個在初中時就“文學才能開始顯露，作文每每被當作範文，還曾經入選《中學生文選》”【3】的語文狀元，這個在《中國青年報》當了近七年專欄作家的“網上魯迅”，舞文弄墨不是他吃飯的本錢嗎？難道這個本錢也會象他的科學知識、史學知識、文學知識、語言文字學知識那樣缺斤短兩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他的一個“打假”案例中找到完整的答案。

一、真編輯坦誠相勸，偽狀元揮拳相見

2004年左右，方舟子的“一位搞圖書發行的老鄉”——後來知道，此人就是方舟科邪教頭號奸商許志強【60】——，向福建人民出版社“推薦”方舟子的文史文章，要對方給方舟子出個“文集”。許志強不是一個平頭百姓，而是被福建省委宣傳部重點宣傳的個體書商，因此與該社的一位副社長交厚，所以該出版社滿口答應了他的“建議”。方舟子顯然對這個消息大喜過望，興沖沖地選了59篇文章，起名《江山無限苦情傷》，送給出版社。【61】（下面引文如無註明，均來自此文。）

不過，福建人民出版社雖然沒敢駁回那位“搞圖書發行的老鄉”的面子，對方舟子這位十九年前的“狀元老鄉”卻頗為不敬：書名被砍去七分之三，文章被砍去三分之一。在將清樣寄給方舟子之前，編輯還特意打電話告訴方舟子說，他的“文章中有很多硬傷，讓他們改得好辛苦。”接到清樣之後，方舟子才發現，這本文集“成了一本不到200頁的小冊子”，而這個小冊子竟然被編輯改動了160多次，方舟子需要“熬了三個通宵，才校對完。”難怪方舟子氣憤地說：“該書編輯對我的寫作態度、能力毫無信心。”

其實，稍微有點兒文史功底的人，都會對方舟子的這個文集——即使是“精選”之後的小冊子《江山無限》【62】——嗤之以鼻。因為這個文集的首篇大作就是那個“漏洞百出”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中間當然要有那篇被傅傑訓斥為“無知”的《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更少不了那篇“方舟子抄襲吳晗了”的《明初酷刑》。（關於這三篇文章，參見本書下篇。）而實際上，這位編輯對方舟子“毫無信心”之處，乃是他的“寫作態度、能力”，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視角。

那麼，“該書編輯”究竟因為什麼對方舟子的“寫作能力”“毫無信心”呢？當然是因為書中的“硬傷”累累。而這些硬傷，按照方舟子自己的說法，有以下幾種原因：第一，“引文有誤”；第二，“政治考慮”；第三，“表達方式”。方舟子恨恨地說：

“編輯似乎把我當成了中、小學生，要改我的作文，本身卻語文水平不高，閱讀理解能力太差，文學鑑賞力更是大成問題，以致改對為錯、點金成鐵。”

確實，一位馳名全球的“語文狀元”，在家鄉出一本通俗小冊子，竟然被編輯“當成了中、小學生”，這還不算是奇恥大辱嗎？實際上，這比傅傑公開訓斥他“無知”還要讓方舟子難以接受。所以，方舟子在寄回修改後的清樣時，附上了一份“校正說明”，其中有這樣兩段話：

“如果對我的校正有任何異議，請和我商量。如果無視我的校正而出版該書，我將不會承認這是我的著作。”

“建議你們的編審不僅應該提高文史水平，還應該提高語文水平和閱讀能力，更應該學會尊重作者，不要把自己的錯誤轉嫁到作者頭上，否則沒有哪一個有自尊的作者願意和這樣的出版社打交道。”

《江山無限》的封面和版權頁

二、出版社暗度陳倉，方作者明食前言

顯然，方舟子說“如果無視我的校正而出版該書，我將不會承認這是我的著作”，是嚇唬人的話。這個削尖了腦袋要在中國書林占據一席之地的“狀元”，怎麼會把別人送到嘴裡的肥肉吐出去？不過，狀元老家出版社的負責人顯然對這位狀元老鄉的秉性不太了解，或者對於這位“鬥士”的兇狠有所耳聞，因此在給他的回信中，說話十分客氣：

“我已說服編輯，把您要求‘復辟’的地方，絕大部分給恢復了，約占您要求總量的94.36%。但是，還有若干地方，為了我們黨的事業計，為了我們飯碗計，為了照顧我們的面子讓我們覺得自己還是有水平的計，我們希望您能一定程度上接受我們的意見。已‘復辟’的，這裡就不談了。以下內容，我懇請您委曲求全，放我們一馬：……”（註：刪節號原有）。

什麼樣的錯誤竟然能夠威脅到“我們黨的事業”、“我們的飯碗”、“我們的面子”呢？可惜的是，方舟子沒有向我們透露自己“委曲求全”的這部分內容。

不過，事情到了這裡，還僅僅是演完了序幕。據方舟子講：

“等到拿到樣書（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看，大吃一驚，原來我要求‘復辟’的160多處，被恢復的只有約四分之三，剩下的四分之一未被理睬，並不限於來要求通融的那8條。再加上我新發現的錯誤（編輯在印刷前擅改造成的，為清樣所無），共有50多條之多。按照我在清樣校正中的聲明，本該不承認這本書是我的著作。但看在該社負責人幾次與我溝通、要求理解的份上，姑且食言一次。”

看到什麼叫做“把自己噴的又吞回去”了嗎？這就是一個最最典型的例子。但比這個“最最”還要讓人驚訝的是，不論是“自己噴的”，還是“自己吞的”，竟然都是方舟子“自己透露的”。可見這位狀元真的沒有一丁點兒羞恥觀念——就是俗話所說的“沒羞沒臊”。

三、真編輯死守底線，偽狀元拼命自殘

本來，既然已經自食前言，正常的人一般都會把被人敲掉的牙齒和血咽到肚子裡，這件事也就算過去了。但鼠肚雞腸的方舟子哪裡有這樣的雅量。他一面“姑且食言一次”，一面又不知羞恥地把這件事大肆張揚，寫成《〈江山無限——方舟子歷史隨筆〉勘誤》【61】一文，宣稱：

“寫這篇自己文集的勘誤記，也可算是‘打假’，但不是要打自己的假，而是打編輯的假。”

這篇打假奇文，全長萬餘字，方舟子在其中又是炫耀自己“已出版了八本書，還有五本書在準備中”，又是炫耀“我這篇《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曾全文收入中央黨校出版的《全面評價郭沫若》一書，未做任何刪改。”這簡直就是一個絕世大文豪的口氣。那麼，他是如何“打編輯的假”的呢？方舟子一共舉出了55個例子來證明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編輯“不僅應該提高文史水平，還應該提高語文水平和閱讀能力”。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應該提高語文水平和閱讀能力”的人，到底是方舟子這個偽狀元，還是那個出版社的真編輯。為了節省篇幅，我們只討論其中的十個例子。

【例一】在《江山無限》第17頁，有這樣一句話：

“一個漢學家，不管他是【多麼熟悉地】中國史實，多麼地熱愛中國文化，當他面對明末清初的這段歷史時，其感受肯定沒有中國人那麼痛切。”（方括號為方舟子所加。）

方舟子說：

“按：原稿做‘多麼地熟悉’，清樣中‘地’被刪，意思沒有區別，我也沒有要求恢復。在印刷前編輯不知為何又要把‘地’加回去，卻又放錯了地方，成了病句。”

我們且不論這個“地”字是否在方舟子所說的“不必要的改動達160多處之多”之列。我們只想問一個問題：既然“‘地’被刪，意思沒有區別”，你當初為什麼要加這個字呢？那是“多麼地愚蠢”，又是“多麼地笨拙”啊！

【例二】在第19頁，有這樣一段話：

“二則袁崇煥被害的導火線，乃是皇太極從《三國演義》學來的【下三爛的】反間計，全國人民都還給蒙在鼓裡，誤以為袁是賣國求榮的大漢奸，如果為他平反，只會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方括號內文字為編輯所刪或修改。）

方舟子委屈地說：

“清樣中還做‘安定團結’，是印刷前編輯擅改成‘安定’。類似這種‘故事新編’似的用法，多被刪掉，毫無幽默感。”

方舟子一提“幽默感”，地球人都笑了。沒聽說有人形容方狀元的科普文章是“乾屎橛”嗎？想象一下在“乾屎橛”上撒“十三香”、放“味の素”時的情景吧。其實，作者之所以搞這類所謂的“故事新編”把戲，無非就是因為自己的語言技巧和想象能力的貧乏，與幽默感毫無關係。

註：關於方舟子的“毫無幽默感”，可以說是有口皆碑。“劉華傑就曾表示，方舟子是‘一個沒有幽默感’的人，只會‘原教旨主義’地理解每一句日常說話。”【63】 “他的朋友方玄昌說，‘沒有特別的幽默細胞，不會主動來調動氛圍。’”【64】 “方舟子氣量狹小，毫無幽默感可言。”【65】

【例三】第21頁，有這樣一段話：

“英雄墓屢毀屢修，前赴後繼【；畲家17代人為英雄守了370年墓，如此盛舉，古今中外聞所未聞。】”（方括號內文字為編輯所改。）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需要看方舟子與編輯爭論的方括號內的文字。我們只看句子前面的11個字：“英雄墓……前赴後繼”？難道墳墓長腿了？它要往哪裡“赴”？顯然，至今沒有擺脫閩南口音的方舟子，一直以為“前仆後繼”是“前赴後繼”。

【例四】第48頁，有這樣一段話：

“但這些評論文章，即使是反對乃至批判它的，着眼的都是《河殤》的【政治傾向】，似乎還沒有人給它具體地挑挑毛病，看看它所依據的史實虛假到何等程度。”（方括號內的原文是“思想，乃是見仁見智的事，難以服人”）。

可笑方舟子這個語文狀元，不但寫不出通順的句子，而且在自己的病句被人修改通順了之後，他還要不知好歹地“打編輯的假”。且看在“思想”之後，加上“乃是見仁見智的事，難以服人”這11個字，整個句子還成句子了嗎？什麼東西“乃是見仁見智的事”？什麼東西“難以服人”？方舟子的按語更為好笑：

“改‘思想’為‘政治傾向’不妥。我不想讓人誤以為我是為了迎合當局批《河殤》的政治傾向而寫。何況在當局發動對《河殤》批判之前之後，也一直有人（特別是海外華人）在抨擊《河殤》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想，這和政治沒有關係。”

這就象是一個連加減乘除四則運算都不懂的人，在別人指出他的毛病之後，辯解說：我不想讓人誤解我的微分方程有錯誤。方狀元，把句子寫通順了先！

【例五】第50頁，有這樣一段話：

“正因為鄭和之行的貿易性質如此明顯，當時的人都以為鄭和就是去貿易的，【以致文人提醒大家其中還有政治意圖：】”

方括號內方舟子的原文是“以致有政治覺悟比較高的人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講政治：”。方舟子的按語是：“按：這也是‘故事新編’被改。”

前面提到，所謂“故事新編”，不過是那些語言能力低下、想象能力貧乏、歷史知識有限之人用來遮羞的一塊破抹布。不過，這個例子再次暴露出方舟子的古文理解“技能”到底有多麼可憐。原來，這段話下面，方舟子接着抄錄了這樣一段引文：

“‘然則（鄭）和豈貿易珍寶之使哉？除異域之患，為天子光，和亦賢矣！’（《典錄·三佛齊國》）”

按照方舟子的理解，這段引文所表達的意思是：第一，作者是個“政治覺悟比較高的人”；第二，作者所說，意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講政治”。而按照編輯的修改，這段引文的意思是：第一，作者是一個普通文人；第二，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提醒大家（鄭和之行）其中還有政治意圖”。那麼，到底是誰的理解更準確呢？

《典錄》的全名是《西洋朝貢典錄》，作者黃省曾，江蘇吳縣人，嘉靖年間舉人。《明史·文苑三》對黃省曾只有這樣的記載：“黃省曾，字勉之。舉鄉試。從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學詩於李夢陽。所著有《五嶽山人集》。”【15, p.7363】方舟子的引文來自《西洋朝貢典錄》中的這段話：

“論曰：廣人陳祖義，國初竄舊港為酋長，以寇鈔為業，舶人苦之。鄭和至，有施進卿者白和，乃執祖義歸，之京師誅焉，而章紱進卿於其土雲。然則（鄭）和豈貿易珍寶之使哉？除異域之患，為天子光，和亦賢矣！”【66】

任何稍通古文的人都可以看明白，作者的這段話，不過是在敘述了鄭和的一個故事之後，順便稱讚鄭和之行，除了貿易之外，還在外域除患，為天子增光。如此而已，哪裡表明作者是一個“政治覺悟比較高的人”了？哪個字、哪個詞表示作者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講政治”了？編輯的修改，雖然和引文並不完全符契，但卻比方舟子的滿盤皆錯要強過十倍百倍。而方舟子卻不識好歹地說什麼“這也是‘故事新編’被改”。不明真相的人，只會以為這個狀元是個無賴；在看明白真相之後，我們就知道，他的無賴實在是源於他的無知。

【例六】第73頁，有這樣一段話：

“這種人人能體會到的深情厚意，腐儒卻一點也不懂。【】清末民初‘大儒’王闓運評之曰：”（方括號內原有“面對如此崇高的詩作，”被編輯刪去了）。

方舟子抱怨說：

“按：編輯不會寫文章，只知平鋪直敘，不懂得承上啟下（上文提到‘崇高詩作’），也不懂得對照（‘崇高的詩作’對‘卑下的叫化腔’）。”

這個例子說明，方舟子寫文章，原來就是生搬硬套什麼《作文寶典》、《寫作秘訣》之類的書來玩碼字兒遊戲，和科舉時代寫八股文十分相似。難怪他的文章有“乾屎橛”之譏。

實際上，即使是在使用這些針對初中生的語文工具書時，方狀元好像也是一知半解。比如，所謂“平鋪直敘”乃是指文章的總體敘述方式，而“承上啟下”則是指段落或層次之間的自然過渡，二者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更不要說是什麼非此即彼的聯繫了。也就是說，“只知平鋪直敘”之人，也可能“懂得承上啟下”。因此，方舟子的按語，就象是說“他不會生活，只知學習工作，不懂得英語”一樣，讓人不知所云。

其次，運用“承上啟下”的技法，一般是使用連詞，或者使用短語、句子。簡單地重複某個詞語，一般並不能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況且，用於“承上啟下”的詞語，大都位於“上下之間”，哪有在“過渡”之後再搞什麼“承上啟下”的？而方舟子卻恰恰把這個“承上啟下”的詞組，放到了下一段的第二句中。顯然，這位狀元對什麼叫“承上啟下”也懵懵懂懂。

第三，從修辭學的角度看，既然“上文提到‘崇高詩作’”了，這裡再說一次“崇高的詩作”，會使文章顯得“絮叨”、“磨嘰”，單調乏味。

另外，在美學中，“崇高”是指人的某種主觀感受，因此這個詞很少用來修飾客觀事物。比如，我們可以說“崇高的感情”、“崇高的敬意”，但極少有人說“崇高的詩作”。（讀者不妨用“崇高詩作”和“崇高的詩作”來百度、Google一下，看看方狀元的遣詞造句是多麼的獨特。）顯然，“崇高的詩作”是方狀元在運用“對照”技法之時，生編硬造出來的語彙。

【例七】第73頁，有這樣一段話：

“雖然歷來注者多說西鄰寡婦‘竊棗’，但她撲棗是得到杜甫允許甚至鼓勵的，如何談得上‘竊’？杜甫不認為【這】是竊，自然也不覺得她的所作所為是惡行；後人讀之，也只覺得寡婦可憐，不覺其惡。”

方舟子的按語是：

“按：原文‘這’做‘她’，是針對上文的‘寡婦“竊棗”’。編輯改‘她’為‘這’，與上文無法對應且不說，與下文‘她的所作所為’又重複了，實際上變成了‘杜甫不認為她的所作所為是竊，自然也不覺得她的所作所為是惡行’，不通之至。”

本來，編輯把“不通之至”的原文改得天衣無縫，可謂點石成金。而不識好歹的方舟子反誣人家“不通之至”。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竊字有三個意思：偷、偷偷地、謙稱自己。【67, p.1103】請問方狀元：“她是竊”這個句子用現代漢語語法如何分析？請您自己給世人解釋一下這個三字天書。

【例八】第79頁，有這樣一段話：

“現代人寫古體詩詞，好象都喜歡自己當注釋家，甚至連講究渾成天然的詞，也會一句一句自己加上長長的解釋，害怕讀者領會不了【其精妙之處】。”

方括號內的五個字，原文是“‘詩人’的妙句”。這又是編輯點石成金的一例。搞不明白方舟子為什麼要把它提出來“打假”，他自己也沒有加按語。很可能是拿出來湊數的。

【例九】第85頁，有這樣一段話：

“到了晚年，閱歷多了，悲歡離合也經歷了不少了，心境變得淒涼起來，詞風也【變得深沉多了】。”

方括號內的話，原文是“深沉多了”。方舟子的按語是“改得累贅”。此時，方舟子大概把自己剛剛說過的“承上啟下”技法給忘了。實際上，編輯加的這個“變得”二字，不但一點兒也不“累贅”，反倒是恰如其分地使用了“重複”這個技法，來強調一個人因為閱歷增多之後，心境、詞風所發生的變化。

【例十】第97頁，有這樣一段話：

“長城在國內外歷來被視為中國的象徵之一，有作家要攻擊這個象徵，自是他的言論自由，但是命題者強迫考生欣賞這樣的攻擊，卻是將個人的偏見硬塞入了公共教育【】。”

原文在方括號內有“渠道”二字。方舟子沒有說為什麼這個例子應該被打，大概是以為編輯“改得不累贅”。實際上，這句話的語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命題者…將個人的偏見硬塞入……渠道”？請問方狀元：這個“渠道”是什麼意思？

上面所舉的十個例子，都是方舟子犯錯在先，編輯將之改正在後的例子。而方舟子不僅不能知恩圖報，反倒反目成仇，由此可見此人不僅學識貧乏，而且其人品更為惡劣。孔聖人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方狀元則曰：雖億萬人，無如吾者也。

四、真編輯大力發威，偽狀元再遭痛扁

方舟子的《勘誤》在新語絲上公布之後，福建人民出版社將一篇題為《方舟子原稿部分錯誤及編輯修改情況》的文字寄給了方舟子，作為回應。對此，方舟子作《〈江山無限——方舟子歷史隨筆〉勘誤之二》予以“反震”：

“該文沒有署名，不知何人所寫，當出自該書編審之手。此文對我的批評沒有正面答覆，對造成的錯誤沒有絲毫道歉的表示或做具體的辯解，反而反過來攻擊我文史水平太差。……該編審在文後列舉了原稿中的34處被他改正的‘錯誤’，我卻從中新發現了幾處由於編審的無知而導致的錯誤改動，只好再來勘誤，後面會具體談到。如果該編審當真是要來跟我商榷的，我可以花時間教他一點文史知識，心平氣和地耐心‘告之’，雖然我不知道在編審之時為何不來跟我商量，書出版之後再來向我請教還有什麼作用。而該編審其實也並非是真心要向我請教，而是把這34條錯誤當罪證，證明我文史功底太差、寫作水平太低，訓斥我……”【68】（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不另說明。）

那麼，這篇文章到底都說了些什麼呢？下面是方舟子自己透露出來的內容：

“編輯在加工《江山無限》一稿中，看到文史知識方面的差錯較多，為此，進行了大量的資料核對工作，並改正了不少錯別字。下面舉出原稿中差錯的一部分。如果作者能找到其他版本的權威工具書或典籍，證明原稿無誤，請告之。”

“建議作者今後寫稿能認真核對引文及所有史料，並且，一定要核對第一手資料，而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資料。一個喜歡寫文史隨筆的人，要麼自己有很紮實的文史功底，要麼能夠下功夫做好史料工作。否則，常會貽笑大方。

“作者雖常在海外，但只要還用中文寫作，作品的讀者還主要是中國人，就應遵守漢語使用規範。建議作者配備國內常用的權威工具書，以減少文字差錯。

“原稿中引文均未註明出處。引文註明出處，是對學術文章、著作的基本要求。這說明資料的來源，證明作者寫作的嚴謹態度，也為讀者查閱、進一步了解引文提供便利。不註明出處，隨便引用二三手資料，甚至別人錯了也跟着錯，對自己的學術聲譽是一大損害；儘管在別人提出質疑時，還用‘其他版本’加以搪塞。王朝紀年後括注公元紀年，是行文的慣例，這是為讀者提供方便。

“以上寥寥數語，是希望作者提高寫作水平，也是希望常發表文章的人都能夠不斷提高自己對祖國語言文字的運用能力。”

這439字“寥寥數語”，諸位讀者一定要結合傅傑的《差之毫厘 謬以千里》來讀（見本書下篇）。看到兩位文史專家交替用亂棒狠揍“語文狀元”，我們既會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爽快，又會產生一絲隱隱約約的悲哀：“小姐”被糟蹋了，“教授”被糟塌了，“詩人”被糟塌了，如今連“狀元”也被糟塌了。而方狀元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竟然能夠以一人之力，完成“糟塌狀元”這一壯舉！真壯士也！他這個“狀元”應該改稱“壯元”。

五、假狀元惱羞成怒，真編輯三次挨打

方舟子有句名言：“要讓我承認失敗或犯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69】按照筆者的理解，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即使我失敗了，我也決不會承認失敗。”而事實確實如此。方舟子這個“鬥士”，雖然與人打鬥如同家常便飯，但他並沒有取得過幾次真正的勝利。實際上，在多數情況下，他都是敗方。那麼，為什麼有人稱他為“少俠”、說他“所向無敵”呢？原因就是，在每次被別人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滿地找牙”之後，方舟子都會頑強地、倔強地站起身，拍拍衣服上的泥土，揩乾嘴角的血跡，然後衝着人家的背影繼續高聲叫罵，好像他剛剛打了一場大勝仗似的。這類例子當然舉不勝舉，如肉唐僧案、劉縣書案（見【70】）。但是，最典型的，就是在被傅傑痛毆之後，他一定要運用阿Q的精神勝利法，寫一篇《是誰“冤枉”了余英時？》【71】，並且要故作高明地指出人家的文字有錯。同樣的，在被《江山無限》的編輯連着抽了34個嘴巴之後，方舟子又不屈不撓地作了《勘誤之二》，以此向自己的徒眾顯示自己的真身不壞、金槍不倒。

1、原來如此

那麼，方舟子是如何衝着編輯的背影叫罵的呢？他首先作了一個這樣的聲明：

“這本書如書名所表明的，是隨筆集，而不是學術著作；收的基本上都是隨筆，而不是學術文章。其中只有《木蘭詩種種》是做為學術文章發表在《文史知識》上的，我也按學術文章的要求一一註明資料來源。但是對於隨筆，按慣例並不要求一一註明資料來源（同一套書的其他書，例如《盛世網聞——牧惠歷史隨筆》，也多未註明資料出處）。編審如果看不出它們是隨筆，連書名也視而不見，是眼光有問題。如果明知其為隨筆，卻偏要以學術文章的標準苛求之，則是居心不良。”

本書將在後面提到，方舟子在“反擊”傅傑之時，就曾接二連三地指責人家對他的要求“極其苛刻”。也就是說，按照方狀元的邏輯，中國的文史學界對於他這個“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出身”（看看人家這語彙：什麼叫“從事……出身”？）的全才、奇才，應該把標準放得低低的，否則就是“居心不良”，因此要被方舟子詛咒“下地獄”：

“我曾見到戈革老先生在其文集中夾了一張字條，咒罵其編輯下地獄。對他的這種憤怒心情，我完全能夠理解。碰到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的編輯以屠殺知識產兒為樂，也算是一大不幸吧。”

看看這位狀元的這個賓語從句：“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的編輯以屠殺知識產兒為樂”。能夠造出這種蠢句子的人，當然無愧於“奇才”這個稱呼。“低能而又傲慢”的引伸含義就是“不可理喻”，所以方奇才說“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就象是說“愚蠢得一點兒都不聰明”一樣，顯得十分的“低能”。另外，我們搞不懂方狀元所說的“知識產兒”是什麼意思：是“知識產生出來的‘兒’”，還是“生產知識的‘兒’”？如果是前者，何不輕輕鬆鬆地說“知識的兒子”？如果是後者，稱為“知識產婦”豈不更為合理？

不過，方狀元的這段奇蠢無比的話，卻解開了筆者心頭的一個疑團。原來，在《方舟子詩文集》中，方舟子把自己的“文”分成七個類別：散文、隨筆、文史小品、科普作品、宗教批判、雜文、網絡評論。把文章同時按照兩個標準來分類，就象副食店把貨物分成肉食、麵食、包裝食品、散裝食品一樣，讓一個買肉之人摸不着頭腦，不知自己應該到哪裡買肉。而實際上，就算我們對這位狀元法外施恩，把學術標準降低到零下，我們還有更加摸不着頭腦的疑問。且看他按照文學體裁給自己的作品分類：散文、隨筆、小品、雜文。本來，散文是相對於韻文、尤其是駢體文而言的文體。在古代，凡是無韻散行之文，皆為散文；在現代，散文則是指除了詩歌、小說、戲劇以外的所有文學形式。也就是說，散文本來就包括“隨筆、小品、雜文”。根據《中國文學大辭典》：

隨筆：“散文的一種。指信筆寫成，不拘一格的文字。……篇幅短小，形式活潑。”【32, p.1994】

小品：“內容活潑，風格不拘的短文之通稱。”【32, p.1992】

雜文：“散文的一種。指隨感式的雜體文章……一般篇幅較短。”【32, p.1994】

因此，方舟子把自己的文章分為“散文、隨筆、小品、雜文”，就象是一家肉店把豬肉分成“豬肉、里脊、五花、肘子”一樣，顯得十分好笑。方舟子也許會辯解說：我所說的散文乃是狹義上的散文，是專指“表現對生活情思的敘事、抒情作品”。如果是這樣的話，“方舟子散文選”中有一篇《一份新型雜誌的誕生》，其中根本就沒有什麼“生活情思”；而“方舟子隨筆”中的《江山無限苦情傷》、《不老的白馬》；“方舟子文史小品”中的《浪子李白和情聖杜甫》等篇什卻頗有抒情的意味，讓人根本就搞不清楚它們究竟為什麼有的是隨筆，有的是小品，而有的又是散文。

一般來說，隨筆、小品、雜文這三類文章，其共同特點就是篇幅短小。可是，在“方舟子文史小品”中，有洋洋萬言的《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有八、九千字的《功到雄奇即罪名》，有五六千字的《海瑞二三事》、《嚴嵩的末日》，有四、五千字的《〈木蘭詩〉種種》、《漢語拼音化的先驅》——這樣長篇大論的文章，為什麼要冠以“小品”之名呢？實際上，《〈木蘭詩〉種種》後來被方舟子本人多次標榜為“論文”，屬於最高等級的文體。【72-73】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方舟子：什麼樣的文章，才能被你算作“大品”？更為可笑的是，這些“文史小品”，後來都被方舟子收進《江山無限——方舟子歷史隨筆》之中了。也就是說，對方舟子來說，小品和隨筆又變成相同的東西了。既然如此，為什麼當初要把它們分到不同的類別中呢？

現在，我們當然明白了，方舟子之所以要給自己的作品胡亂貼標籤，無知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是他還有另外的考慮。因為那些文字都是“東抄西湊”來的，稍經推敲，就要露餡。所以，方舟子把它們說成是“小品”或者是“隨筆”，就可以把傅傑的批評說成是“極其苛刻的要求”，還可以咒罵出版社的編輯“居心不良。”

俗話說，別人的肉，長不到自己的身上。看到方舟子提心弔膽地偷人家的文章，然後再費盡心機地給它們貼上各式各樣的標籤，但其最終結果還是自取其辱。後來的效法者，一定要以此為戒！

2、誰該“齒冷”？

按照方舟子的分析歸納，這34處錯誤之中，“筆誤”18處；“引文有誤”8處，“史實有誤”3處，“編審把同義詞誤當成錯詞改正”2處，剩下的3處“屬於把對的改成錯的”。也就是說，“真編輯”指出的錯誤之中，80%以上是方舟子也不得不承認的錯誤。既然如此，方狀元怎麼還有臉來打人家的假呢？他當然有臉，因為他的臉皮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極其“抗造”。他是這樣給自己的“筆誤”開脫的：

“這34處‘錯誤’中，最多的是明顯的筆誤，有18處，多是同音錯別字，例如把‘錦州’寫成‘錦洲’、‘至死不悟’寫成‘至死不誤’、‘開棺鞭屍’寫成‘開棺鞭死’之類。這類錯誤多出現在我早期的文章中，因為我當時用的中文軟件沒有聯想功能，只能一個字一個字用拼音輸入，稍有不慎，就會輸入了同音錯別字，校對時也不一定都能發現。在一本18萬字的書稿中，有二十來處筆誤，並不稀奇，並不能用以說明作者水平差。校正這種筆誤，本來就是編審的職責，把它當成天大的功勞，是可笑的；拿它來攻擊作者，更是令人齒冷。”

“用拼音輸入……同音錯別字”的情況當然是存在的，但那通常是因為兩個字緊緊挨在一起出現在選字框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哪個中文輸入軟件的“州、洲”、“悟、誤”、“屍、死”都是連在一起出現的呢？屍和死是同音字嗎？再說，你方舟子把“窮通”輸入成“竊通”，又是按照哪家的中文軟件輸入的？

我當然不是說，這“二十來處筆誤”都是因為方舟子不識字造成的。我要說的是，既然犯了錯誤，就坦白承認，豈不比百般詭辯、千般狡辯為自己的錯誤尋找藉口來得省事？更“令人齒冷”的是，在方舟子看來，編輯給他揩屁股，那是對方應該應份的職責；屁股揩乾淨了，他本人提上褲子就走人，連聲謝謝都不屑於說一聲；而如果揩不乾淨，他則要對人家報以老拳，打人家的假。假如這個編輯反擊說，你的屁股原來就太髒，應該自己先洗一洗再讓我揩，方舟子就會說編輯是在“攻擊作者”，“令人齒冷”。在這個世界上，可有比方舟子更無賴的“作者”嗎？

3、誰“既可笑又可鄙”？

那麼，如何解釋那8處引文的錯誤呢？本來，方舟子的引文，幾乎全部都來自“東抄西湊”，人云亦云，人誤亦誤。對此，編輯洞若觀火，說他“引用二三手資料，甚至別人錯了也跟着錯”。可是，看看方舟子是如何狡辯的：

“編審把《明史》當成第一手史料，與之不同便認定是抄錯或依據二、三手資料，這是對明代史料的無知。《明史》編撰於清乾隆年間，對文獻有很多刪改，我如果能找到更早、更原始的史料，就不用它。但我的有關文章寫於十來年前，究竟是從哪本史料抄的，已無印象，身邊也無書可查，編審要一切引文以《明史》為據，對我的文章內容沒有影響，本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卻以此指責我治學態度有問題，就既可笑又可鄙了。”

方舟子的這些藉口，不恰恰說明編輯要求你“引文註明出處”是正確的嗎？你不是據此罵人家“居心不良”嗎？既然如此，怎麼又把它當作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了？其實，誰心裡都明白，什麼“不用《明史》”、什麼“身邊無書可查”，都是厚顏無恥的謊言，連三歲小兒都騙不了。實際上，即使把《明史》擺到方舟子的面前，他都不一定能夠看得懂。

方舟子當然知道自己的底細，他也知道編輯早已看破了他的底細。但是，對他來說，掐架的目的並非是要把真相掐個水落石出，而在於向旁觀者顯示誰是勝利者——“我一直強調爭論是爭給旁觀者看的”。【74】因此，他又舉出了這樣一個例子，以顯示自己比編輯高明：

“還有一處則明顯是版本差異，這一處是我在《庭院深深深幾許》一文中引用李清照詞《武陵春》：‘只恐雙溪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編審以為‘蚱蜢’是錯別字，將之改為‘舴艋’（p.92）。實際上這是寫法不同而已。《辭海》（1999年版）：‘舴艋：亦作“蚱蜢”。小船。’順便教這位編審一點在《辭海》查不到的文史常識：這種小船形似蚱蜢，故名。”

這才叫做“既可笑又可鄙”。可鄙的是，方舟子以為《辭海》說“舴艋：亦作‘蚱蜢’”，就等於李清照也把“蚱蜢”當作“舴艋”。可笑的是，這位狀元竟然連“這種小船形似蚱蜢，故名”這樣的小知識都捨不得浪費，因此要拿出來炫耀一番。不過，我們只需要問方狀元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李清照的哪個“詩文集”版本把“舴艋”刻印作“蚱蜢”了？

儘管方舟子找出種種藉口來為自己的引文失誤狡辯，但他也只是辯了八例中的五例。剩下的三例被方舟子定性為“無關緊要的史實有誤”。第一例就是那個抄襲自金庸的“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這個例子恰恰證明方舟子上面所說的都是無恥謊言——他的失誤，就是來自抄襲二三手資料。剩下的兩例是：

“另兩處都見於《‘金學’史辨》一文：‘大明共有天下277年，歷洪武、建文、永樂、洪煦、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十五帝十六朝。’‘正德之後，還有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六朝。’（p.139）這兩個地方，我都漏掉了歷時僅一個月的泰昌一朝。按：《‘金學’史辨》在此是要論證《笑傲江湖》的故事發生的年代，時間沒有精確到月，所以這個疏漏，對文章內容也毫無影響。可笑的是，該出版社的人對這三處無關宏旨的紕漏如獲至寶，好像抓住了我不學無術的把柄，津津樂道，在電話、信件中反覆提及，做為我的文章硬傷累累的證明，實在是無聊得很。”

我們就算方狀元的“時間沒有精確到月”這個藉口能夠成立，但是，朝代要“精確到代”，卻是世人皆知的常識。不過，我們還是應該同意方舟子的這個說法：“這個疏漏，對文章內容也毫無影響”。實際上，就算你方舟子把歷史年代寫錯一千年、一萬年，把大明十六朝與大清十二帝混淆得一塌糊塗，也都“對文章內容毫無影響”。這是因為，那些文章本來就毫無價值。正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4、無恥的狡辯

在《勘誤二》中，方舟子用了大約四分之一的篇幅，來證明有三處是編輯“把對的改成錯的”。為了節省篇幅，這裡對這三個例子僅作簡評。

第一個例子是“脅從”與“協從”之爭。方舟子使用“協從”，編輯認為應該是“脅從”。方舟子引“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福州將軍暫署總督印務兼管提督事臣阿爾賽《奏報平定北路凶番與南路奸徒再派官兵赴台助剿折》”、“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最高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新華社2001年8月17日電”、“《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來證明自己的用法正確。實際上，《現代漢語詞典》從1960年的試用本到2005年的第五版，根本就沒有“協從”這個詞。僅此一條，就證明編輯沒有錯。

第二個例子是方舟子把“渾然天成”寫作“渾成天然”。方舟子舉元好問曾說“一語天然萬古新”、馮煦曾說“語欲渾成”來證明自己的用法有據。方舟子應該明白，“天然”本來就是一個詞，而“渾成”不過是“渾然天成”的縮寫。把這兩個用法重新組合成“渾成天然”，豈不是在說“渾然天成天然”了嗎？可笑方舟子還嘲笑編輯說：

“這位編審顯然是‘不讀書’的，自己‘不讀書’不要緊，卻偏要訓斥別人‘不讀書’，那才真正叫‘貽笑大方’。”

實際上，“不讀書”、“貽笑大方”的不是“編審”，而是“偽狀元”。

第三個例子是“詩”、“詞”之爭。本來，方舟子在《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中，通篇都在談論一首“詞”，但突然間，他說了這麼一句話：“詩，實在是跟長短無關的，三言兩語，給讀者留下無窮無盡的想象空間，抵得上千言萬語。”編輯把“詩”改作“詞”，應該說是正確的。而方舟子卻辯解說：

“編審……也不想想我這裡為什麼不用‘詞’而用‘詩’？因為詞是包括在廣義的‘詩’裡頭的，而我的這句議論，是就一切詩歌體裁而言，並非只針對‘詞’而言，並不是只有詞的好壞才跟長短無關，而其他的詩歌體裁的好壞就與長短有關。所以這裡的改動是不妥的，如果怕引起歧義，也只能把‘詩’改成‘詩歌’，但語氣上就弱了。”

其實，上面這段話恰恰暴露出了方舟子寫文章的一大弊病：邏輯鏈條的斷裂。僅用一首小詞來“針對‘詞’而言”，在邏輯上就已經十分單薄了，而方舟子卻要據此“就一切詩歌體裁而言”。真是不自量力。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如此的簡單，那還要學術研究幹什麼！

六、 尾聲：“三打編輯”之後

方舟子用下面這段話來結束《勘誤二》：

“總而言之，該編審所精心挑選出來的這34處原稿‘錯誤’，不僅不能證明我文史水平低，反而暴露了這位編審文史水平低到了何等程度！他對我的所有訓斥、勸告，用到他本人身上，正好合適。水平低並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對作者人格和權益的蔑視，在被我指出了那麼多的低級錯誤之後，不以為恥，不知反省，竟然覺得還有資格來教訓我應提高寫作能力和文史水平，會查‘國內常用的權威工具書’就敢冒充博學，就以為可以當人導師，把我當成小學生訓斥！莫非是因為自以為掌握了編審大權，就覺得作者應該任其凌辱？這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水平問題，也是品德問題，更是體制問題。如果編審真認為我的水平如此低下，為何又要出版我的書？為何在我再三指出如果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寧願不出這本書之後，陽奉陰違，堅持要出我的書？難道是想把這本書當成反面教材？這本書的確可以當成反面教材，為中國的編輯出版制度立此存照。”

其實，語文知識稍微好一點的人，僅從這段話中的第三句就可以看出到底是“我文史水平低”，還是“編審文史水平低”。你看方舟子剛剛說完“水平低並不可怕”，下面就緊接着說“更可怕的是……”。那麼，“水平低”到底可怕還是不可怕？其次，這個句子的前半部分的主語是“水平低”，而後半部分卻沒有主語。難道是“水平低……把我當成小學生訓斥”？方舟子的這類錯誤，在他的辯論文章中，幾乎隨處可見。這說明他在寫文章時，情緒十分激動，以致口不擇言，所有的激憤和辭藻，從他的五臟六腑蜂擁而出，根本就不講究什麼先後順序。而上面這個長達107字的濫句子，就是這麼造成的。

不過，《勘誤二》結尾那段話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最後那幾句。看方舟子一再質問人家“為何要出版我的書”，那意思頗象是要把“自食”的“前言”再吐出來，重新宣布“我將不會承認這是我的著作”。可惜的是，這句話方舟子最終沒敢說出口。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又是他在重演自己的故伎：朝着別人的背影吐口水，裝模作樣給第三方看。

實際上，《勘誤二》發表之後還不到一百天，方舟子就不僅“承認這是我的著作”，而且“承認這是我的優秀著作”。2004年9月15日，方舟子在新語絲的“新到資料”上打出了“【漢林新書推薦】《江山無限——方舟子歷史隨筆》”的廣告。半年後，這個廣告再次出現，並且還伴隨着一個名叫宋志堅的人寫的吹捧文章，其中說：

“《江山無限》的作者方舟子是學自然科學的，他對歷史的嫻熟並不亞於一般以史學為業的學者，無論是古代的歷史、近現代的歷史，還是外國的歷史，每每都能說出自己的獨特見解。”“《江山無限》使人感受到的不僅是作者的激情，更有一絲不苟的嚴謹學風。”【75】

方舟子之所以罵出版社的編輯“居心不良”，不就是因為人家要把他的文章繩之以“學術文章的標準”嗎？為什麼同樣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江山無限》的宋先生，就“居心大大的良”了呢？這是因為，同樣用學術標準，出版社編輯量出了方舟子的語文水平只相當於中、小學生，而這位科學網的宋某人則量出了方舟子的水平“不亞於一般以史學為業的學者”、“更有一絲不苟的嚴謹學風”。也就是說，如果你捧方舟子，不論用多麼高的標準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批評方舟子，則不論你把標準壓得多麼低，都是“居心不良”，都要被這位狀元謾罵、咒罵，直至公開“打假”。

又過了一年半，新語絲“新到資料”上又出現了三篇評論《江山無限》的文章：

2006.08.22, 璩勇《書到用時讀——讀方舟子〈江山無限〉》

2006.08.22, 淀鄉人外人《讀方舟子〈江山無限〉有感》

2006.08.22, 老李《方舟子的閒話》

看看其中的吹捧：

“《江山無限》讀得差不多了。讀出了一個理科生的文采，讀出了另一種對歷史的解讀，讀出了許多先前所不了解的東西。”【76】

 “方舟子的《江山無限》……是本很嚴肅的學術探討性質的書籍，也是很有趣的消閒讀物。”【77】

最奇的是老李的《方舟子的閒話》：

“看到一本方舟子的歷史隨筆，頗感意外，文字裡的凜冽還是有的，不過沒有他的‘學術打假’氣焰旺盛。方舟子還可愛的吹噓自己的高考成績和語文水平，不過他對高考作文的看法倒是我至今看過的最客觀的評論。

“方舟子的讀書論我也很受用，據說是從不做筆記，也很少看完一本書，只是大致翻閱，在腦子裡映下有趣的故事和細節。

“如此懶人讀書法，當是以後吹牛耍寶的不二法門。”【78】

方狀元到底看沒看出“老李”文中的諷刺意味，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經過逆向淘汰而產生出來的狀元，其語文根底就像是一個無底洞——任何人都不可能對他的實力估計過低——You c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his capability。

到了2011年5月15日，方舟子發帖子說，《江山無限》是已經出版了“23種著、譯、主編的書籍”中他“自己偏愛”的六本書之一。【79】所以說，方舟子闖蕩江湖的最大本錢就是“沒羞沒臊”，就是長了一張機關槍都打不透的厚臉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