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伪状元没有真学问

其实，一个人如果肚子里真有墨水，头脑中真有才华，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一顶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帽子来支撑门面。一个人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大多是因为他行高才大，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响亮的头衔，或者有一张善于自夸的嘴巴。反之，一个人腹内空空如也，但却把自己打扮得好像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似的，待到真相暴露之后，就会更让人看不起。这个意思，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弟子规》中说得十分清楚：

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

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

可笑方舟子冒充状元二十多年，竟然连蒙童熟习的这么一点儿规矩都搞不懂。

那么，方舟子到底是行高还是貌高、到底是才大还是言大呢？换句话来问就是，他的光鲜的语文成绩，和他的真实语文水平，是否相称？下面的文字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的学问，分为“小学”和“大学”。小学乃是文字之学，大学乃是义理之学。读书人想要知道经典文献中的义理，首先就必须能够识字断句，然后才能“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47】虽然现代汉语教学很少涉及真正的“小学”，但是，方状元是奇才、全才，所以能够无师自通，并且在网上“摆显”。这恰好为我们研究方状元提供了便利。

1994年3月前后，也就是在《大明小史》不了了之之际，方舟子突然间对汉字的简化问题发生了兴趣，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为汉字简化的合理性辩护。这些文章均见于《方舟子诗文集•文史小品》，其题目是：

《汉字简化和字源》（作于1994年3月）

《说音解字》（作于1994年3-10月）

《汉字简化常识》（未注明写作时间）

《简体字引起混乱吗？》（未注明写作时间）

《再谈简化字》（未注明写作时间）

《漏网的繁体字？》（未注明写作时间）

方舟子为汉字简化辩护，到底是因为他“为辩而辩的偏执狂”症状发作，还是为了“炫耀才学”，或者是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都不必理会。我们在此只分析方舟子在辩护之时，曝露出来的“小学”根底。

一、令人舌举目张的“纲举目张”

在《汉字简化和字源》中，方舟子为了证明“简体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于是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众”字：

“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事实是，在甲骨文中，有两个字表示“众”义：一个是三人并列，这就是方舟子所谓的“简体的写法”；另一个是三人头上有一“日”字，象征奴隶在烈日下劳作。【48, pp.352-353】而繁体字“众”就是从后一个甲骨文演变来的。只不过是，这个“日”在金文中演变作“目”；在小篆中，“目”是躺下的，象个“四”字。再到后来，这个躺着的“目”演变成了“血”字。《说文解字》解释这两个“众”字，前者是“众立也”，后者是“多也。从乑目，众意。”因此，在古代，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后者很可能带有阶级意识：众人头上的“目”字，另有含意，并不是什么“重复累赘”。可笑方舟子先发明出一个“最原始的写法”，然后再把“从乑目，众意”——意为 “从乑从目，众意”——读成“目，众意”，最后又自作聪明地“琢磨”出了个“纲举目张”，其无知的程度，真真让人“舌挢而不能下”。

甲骨文中的两个“众”字【48, pp.352-353】

二、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

在《汉字简化和字源》中，方舟子举出的第二个例子是“从”字：

“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实际上，这两个“从”字，最初也是两个字，不同音，不同义。“简体从”乃“相听也”，即“听从”之意；“繁体从”乃“随行也”，即方舟子所说的“两人相从”之意。“繁体从”固然来自“简体从”，但根本就不是什么“写错了”。金文在“从”字旁加一“彳”，表示道路；在其下加一“止”，表示用“脚”行走。这两个偏旁在金文和篆文中是“辵”字，但在甲骨文中，“辵”字的两个部分并不是上下书写，而是并排书写的，共有三种写法：一种是将“止”字插在“行”字中间；一种是左彳右止；一种是左止右彳。【48, p.63, p.80】【49, p.149, pp.180-181】可笑方状元“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并且还嘲笑古人说，“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正所谓“老毛子看京戏——傻眼了”。你自己一窍不通，除了莫名其妙地犯傻，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甲骨文“辵”字的写法【48, p.63, p.80】

三、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

在《汉字简化和字源》的后半部分，为了反驳“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方舟子于是又给读者演示了“‘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比起那个只会写四个“茴”字的孔乙己，“方乙己”考证出“国”字的这么多个写法，真是不简单。但问题是，方乙己说的对吗？我们且看他的这句话：“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事实是，“国”字来自“或”字不假，但“或”字在金文中并不是“在‘口’下面加了一横”，而是在“口”上下各加了一横。【50, p.825】而上面加的那一横，在篆文中已经与“戈”字的一横融为一体了，所以许慎才将“或”字解为“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许慎作《说文解字》，只是“取篆文，合以古籀”，他并没有得见甲骨文和金文，所以一些字义的解释有些错误。而他解“或”字，恰恰就是错误的。）可笑方舟子不看金文不说，而且在分析《说文》时连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都不读。段氏在解释许慎的“一地也”时明明说：“一，逗。地也。解从一之意”——意即这三个字应该读成“一，地也。”可方状元却偏偏要读成“一地也”，并且说什么“与‘口’重复，不太可能”。真是无知得连天高地厚都不晓得！实际上，一般认为，“口”表示城堡，“横”表示土地疆界，哪儿来的什么“重复”！

金文中的“或”字【50, p.825】

那么，现在的简体“国”字，到底是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呢？查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51】、张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52】、黄征的《敦煌俗字典》【53】，其中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字。再查张涌泉的《汉语俗字丛考》【54】，他在“国”字条下力证在古代根本就没有这个俗字：

 “‘国’字从囗从王，盖会意俗字，其字六朝已见。唐五代的敦煌写本中偶有加点写作‘国’的，但为数极少，不可据以为典要。”【54, p.333】

确实，俗字不同于错别字。难道能够因为少数古人写了个错别字，就被当成“古已有之”的证据？假如几百年后有人根据方状元曾经把“穷通”误写作“窃通”（下详），就说“‘穷’与‘窃’通”，你方状元是感到自豪呢，还是感到无地自容？实际上，关于简化“国”字的来历，文字改革的健将叶籁士曾透露过这样一个细节：

“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有过一段‘佳话’。修正草案把‘国’简化作[囗王]，即方框里一个王字（太平天国就是用的这个字），就有委员提出异议，现在是人民当家，不兴用‘王’字。郭老作解释：此乃张王李赵之王，非国王之王。……但是有的委员还是不同意。最后通过：‘王’字加一点成为‘玉’字，这就是今天的简化字中的‘国’字的有来。这个‘国’字，跟日本对国字的简化碰巧完全一样。”【55】

叶籁士没有说“‘王’字加一点”是不是郭沫若建议的。但是，现在的“国”字“跟日本对国字的简化完全一样”，却绝对不可能是什么“碰巧”。郭沫若是个日本通，他曾为国字简化辩护，因此他与现在的“国”字的干系，不论那个“一点”到底是怎么来的，都绝不可能洗脱干净。

四、伪状元说“伪变”

《说音解字》由作于1994年3-10月间的四篇短文拼凑而成。其中的第一篇的内容就是要纠正一些错误观点：

“有人说有些汉字是造错了，最著名的例子是‘寸身’应该是‘矮’，‘委矢’才是‘射’，又如‘两山重叠’应是‘重’，‘千里’才是‘出’，等等。这些说法我们经常会在报刊上看到。那么，这些字真地造错了吗？”

是啊，这四个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以其中的“射”字为例来讨论。方舟子说：

“这是个象形字，在甲骨文、金文中，是拉弓上矢的象形，原本的写法应该是左弓右矢，由于‘弓’‘身’形状相似，到了篆书，已误写成左身右矢。在篆书中‘矢’‘寸’近似，变成楷书时，又误成左身右寸。可见这是汉字演变中的伪变，与造字无关，更与‘寸身’的会意无关。”

实际上，“在甲骨文、金文中”，“射”字的形象并不是相同的。在甲骨文中，“射”字是一个箭在弓上的形象，箭头或朝左，或朝右。【48, p.242】在金文中，这样的形象虽然仍旧保留了下来，但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象，这就是在箭尾加上一只手。【50, p.369】也就是因为如此，在篆书中有两种“射”字：一种是左身右矢，一种是左身右寸。后者之所以从寸，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手的篆文是“又”字，它与“寸”的篆文只差一点。因为手臂距手掌一寸之处叫做寸口，“寸”字多出来的那一点，恰恰就表示这个距离。因此，很可能是在汉字演化过程中，“又”被写作“寸”。第二，文字学家王宁说，“在小篆里，凡是具有法度意义的行为，字从‘又’的都变‘寸’，射箭与礼仪规范有关，所以‘又’变‘寸’。”【56, p.29】上面这两个原因，被《说文解字》总结为：“射，篆文䠶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甲骨文（左、中）和金文（右）的“射”字【48, p.242】【50, p.369】

所以说，古人并没有象方状元想象的那么愚蠢，搞一误再误的“伪变”。关于这一点，王宁说：

“这些重构的理据依附于演变了的形体，形义仍然是统一的，但与原初的形与义已经不同，从字源的推求出发，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讹变’。在汉字构形学里，我们不采用这个术语。我们认为：‘讹变’是用原始状态来衡量后代的构形与构意，‘讹’意为‘错误’，理据重构属于汉字正常的演变，演变后的构形与构意属于另一个共时层面，存于另一个构形系统之中，应当把它放到新的构形系统中来衡量，不能因为它与此前的构形不同而认为是‘错讹’。”【56, p.30】

总之，方舟子在“说射”的99个字中，至少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以为“射”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形象一样；第二，他以为“射”字在篆书中只有一种；第三，他以为“射”字中的“矢”变为“寸”是因为“‘矢’‘寸’近似”而发生的“伪变”。换句话说，除了说弓、身部分没有错误之外，他所说的话全部是错误的。

五、大“言”不惭

1994年9月，方舟子接着一个叫“散宜生”的人的话头，又发表了一番文字学高论，它后来被与其他相关帖子结集，以《说音解字》为题发表：

“‘意’字，《说文》说是个会意字，从音从心，意思是‘心察言而知其意’。从心好说，从音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留心过篆刻的话，就会发现在篆文里，‘音’和‘言’两个字几乎一样，只不过‘音’在口里多了一横。在先秦的金文中，这一横还没加上，‘音’和‘言’实际上是一个字。在把小篆拉直写成隶楷的时候，按‘音’的写法，‘言’是应该写成‘上立下口’的，不知哪位汉字简化的始作俑者大笔一挥，把两点写成了一横，让‘音’‘言’的兄弟关系从此不明不白，为维护汉字纯洁反对简化字的台胞们应该算一算这笔账，从此把‘言’写成上立下口才对。不过，在造‘意’这个字的时候，‘音’和‘言’还是兄弟，常常搞混，所以从音从口也就是从言从口，才有‘心察言’这么个解释。

“好，再来看这个‘言’字。散宜生说它的上部是‘心’的象形，好象不对。根据上面所说的‘音’‘言’相似，‘言’的上部是什么不难想象，不管是甲骨文还是金文，‘言’的上部都是立下一竖，或者说‘辛’少一横，实际上也是个‘辛’字，以‘辛’为偏旁的字，好象都跟犯罪沾边，象‘辜’‘辞’（本义是‘诉讼’），这个‘言’字，既然是从辛从口，它的本义，即是狱辩，以后词义扩大，才泛指一切言论。”

这又是一派无知无畏的臆语。第一，“先秦的金文中”有“音”字，是毫无争议的事实：春秋时代的秦公镈、战国早期的曾侯乙钟上都有“音”字。【50, p.153】不仅如此，金文中还有含音字的“章”字（《说文》：“乐竟为一章”）、“韹”字（《广韵》：“韹乐，钟声也。”）。鬼才知道方舟子凭什么说“在先秦的金文中，这一横还没加上”。

金文中的“音”字【50, p.153】

第二，“言”字和“音”字在字形上的分家，既不是出于“文字简化”的考虑，也不是“不明不白”的失误。在早期的金文中，“言”字和“音”字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口字中那一横的有无，而且还在于最上面的那一点（或横）的有无。简言之，在金文“音”字中，都有最上面那一点；而在早期的“言”字中，都没有这一点。只是在战国晚期的中山王鼎中，这一点才在“言”字中出现。【50, p.138, p.153】也就是说，虽然“音”字来自“言”字，但前者在最初就刻意与后者有所不同。到了“把小篆拉直写成隶楷的时候”，中间的横变成两点，不过是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了而已。在《汉字简化常识》中，方舟子貌似有知地说，“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实际上，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的“总趋势”基本上是从简到繁。其实，这很容易理解：汉字由少增多，笔划也必须由少增多，只有这样，字与字之间才能有所区别。

第三，《说文》释“意”字说“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这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方舟子根本就不用做“生命的沉思”状，说什么“从心好说，从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按照《说文解字》，意者，“志也”；言者，“直言曰言”；音者，“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言、音相通，在籀文（大篆）中，“意”被写作上言下心；在小篆中，写作上音下心。造字既不是由一人决定，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现几个异体字，是很正常的。另外，《说文》的“从心从音”这四个字，在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中，是“从心，音声”。因此“音”字尚有声符的作用。无论如何，古人并没有方舟子想得那么蠢，把音和言这两个字“常常搞混“。

第四，方舟子闹的最大笑话就是，他根据言字口上面的形象与“䇂”（音千）相似，就说言字的本义是“狱辩，以后词义扩大，才泛指一切言论”，其无知的程度，文明的语言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只能用粗话来形容。《说文》释“言”字，“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䇂声。”也就是说，言字口上面的部分，不过是声符。实际上，许慎的这个解释很可能是错误的。甲骨文中，舌、言最初是一个字，下半部分是口，上半部分象从口中伸出的舌头。后来在“舌”的前端加一横，演化出“言”字。所以，言字的上半部就是一个舌头。【49, p.85】（《甲骨文字典》将舌头形象解释为“仰置之铃”，与《汉语大字典》的解释不同。有趣的是，这两部字典的主编都是徐中舒。）许慎之所以说言字“从口䇂声”，是因为这个舌头的形象与䇂的形象非常相似，但实际上，二者毫不相干。【57】退一万步说，即使许慎的解释成立，䇂在“言”字中也不过代表声符，并不是意符，跟“犯罪”又能扯上哪门子关系？

总而言之，方舟子这个假状元的无知无畏，完全可以说是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实际上，他的很多错误，通过查阅一些普通书籍就可以避免，可是他却宁可选择懒惰，宁可信口开河。当然，即使方舟子真的去看书，他也不可能避免所有的错误。这是因为，方舟子是一个庸俗进化论的信徒，总以为自己这个二十世纪的“状元”要比三四千年以前的古人聪明多少多少倍。其实，象他那样的脑袋，再进化两千年也不会与现在有什么差别。这就象是一块死木头疙瘩，再怎么摆弄雕琢，再怎么给它戴上博士帽子，贴上状元标签，其死木头的本质仍旧没有丝毫的改变。好笑的是，在相信自己是进化产物的同时，方舟子又把汉字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僵化的过程。在方舟子看来，后人只能亦步亦趋地沿用前人造的字，稍微发生了一点儿用他那干瘪的知识和萎缩的头脑所不能理解的变化，就是后人犯了什么可笑的错误。殊不知，最最可笑的恰恰是他自己。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方舟子把这些无知谰言十多年来一直挂在网上，不肯删去。这既说明他的知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丝毫的长进，也反映出了他的这样一个心理：如果没有人对他的言论提出批驳，这些胡诌之辞就“不证自明”地成为真理了——就象他那些科唬言论一样。其实，即使他今生没有碰到亦明兄，在他死后，他的乌龟壳也早晚会被人剥光的。古人云，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方舟子的不幸在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