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祸国殃民的考试成就欺世盗名的状元

方舟子的一个极为显著的心理特点就是刻薄寡恩：无论别人帮过他多大的忙，给过他多大的恩惠，他都觉得那是他应该得到的待遇，因此不要说向对方表示衷心的谢意，即使是说一句言不由衷的客套话，他都会觉得那是在掉自己的身价。但是，方舟子确曾破天荒地感过一次恩、戴过一次德，而有幸受此殊荣的，就是高考语文。方舟子为什么对这个饱受世人抨击的考试情有独钟呢？当然是因为它赐予了方舟子骄傲二十多年的资本。所以，面对着举世对语文高考的愤怒声讨，方舟子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在“网上领军仗义执言，据理挥笔相助”：

“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这么好的考试，却有许多人视之如寇仇，而且还都是胡子一大把，语文考试再坏也坏不到他们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来，我看过的控诉高考语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个个声泪俱下，‘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长也凑热闹抱怨说让他考去年的考题他考不及格。钱理群先生更是做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29】

那么，方舟子的这个“旧日恋人”——1985年高考语文试卷——，到底是什么模样呢？下面我们就揭开这位佳人的神秘面纱。

一、“鬼见愁”

1985年高考语文试卷共分三大部分：语文知识及其运用（20分）、阅读（50分）、作文（50分）。我们且看考卷中的第一道题：

“一、下边这段文字，有的地方思路不清晰，请把它理顺（不能改动文字和标点）。不必重抄原文，可在需要调整的语句（包括标点）底下画横线，然后勾画到恰当的位置上。（2分）

“一切科学的研究，就其来源说是实践，就其功用说是指导实践。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要对指导实践起作用。如果科学研究离开了指导实践，它还有什么用呢？语言科学的研究最终也要归结到指导运用语言的实践上来。——当然，对于指导实践不能理解得太狭窄，有的研究课题在指导实践上不是那么直接，不是那么立竿见影。”

如果你觉得“下边这段文字”的思路很清晰、但是这道题本身的“思路不清晰”，因而感到束手无策的话，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正常人！原来，这是一道“鬼都不知道如何去破解的‘天题’”：

“设计者为这道题规定的标准答案是：‘把“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要对指导实践起作用。”移到“不是那么立竿见影”的后面，其他改动不给分。’不知今天人们做过这道题之后是怎样一种感受，反正在20年前的考场上，我们所了解的考生一上来都被这道题给打蒙了，不少考生在这道2分的试题上用去了十多分钟，个别考生甚至用去了半个小时左右还是急得抓耳挠腮。当然也有少数聪明的考生在无奈的情况下放弃了这道题转而去做下面的题目了。记得当时有统计说这道题的得分率极低。而更大的一个笑话是，据说那年山东省高考阅卷领导小组的11个人在阅卷前共同做了试题，结果就这第一道小题，11位语言学专家、教授、文学家、特级教师全部将答案‘做错了’。这真是中外考试史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怪世奇谈。试想，那些语言学专家，那些中文教授，那些特级教师，以沉静的心情，用审视的目光，在很宽松的环境下来做这道题，尚且都会‘做错’，可怜我们那些考生，在特定的紧张氛围之中，在难以克制的急躁心态之下，在分秒必争的紧迫时间里，是怎么来对付这样的试题的。第一道小题就搞出如此鬼都不知道如何去破解的‘天题’，真不知道我们的高考命题老爷们是怎么一个心态怎么一个指导思想？”【30】

那么，“高考命题老爷们”是不是只出了一道“天题”呢？我们再看第三题：

“下边三道小题，是给12首诗歌进行科学分类的。试在横线上填写诗题前的号码，在括号里填写诗的类别。（6分）”

给诗歌进行“科学”分类？这当然符合未来“科学斗士”方舟子的口味。不过，要在这道题上得高分，你不但要读过那12首诗歌，还要知道如何对两个完全相同的问题，“   是（  ）”，给出合乎“老爷”意思的不同答案，否则，“不给分”。

那么，“老爷们”是如果对诗歌“进行科学分类的”呢？根据网上搜索到的“参考答案及评分”【31】，这12首诗歌可以按照三个标准来划分：

形式：“新诗”或“古诗，或旧诗、旧体诗、古典诗歌”；

内容：“抒情诗”或“叙事诗”；

作者：“文人创作的诗歌”或“民歌，或民间创作的诗歌”。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诗”（或“古体诗”）这个名称用来特指“近体诗”（即律诗和绝句）形成以前的诗歌体裁。【32】而所谓“新诗”，其主要特点就是使用白话，所以又称为“白话诗”。因此，如果要“进行科学分类”的话，与“新诗”相对的应该是“文言诗”或“旧体诗”，但是万万不能说是“古诗”，不仅是因为这样的分类“不科学”，而且还因为考题所举的“古诗”中，恰恰就有“近体诗”。至于用“古典诗歌”与“新诗”相对，更是不伦不类。难道今人写七律，可以说自己在创作“古典诗歌”吗？

其次，让“文人创作的诗歌”与“民歌或民间创作的诗歌”相对，也极为可笑。如果这样的“科学分类”能够成立的话，那岂不是说“民间诗人”都是文盲了吗？众所周知，民歌属于“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口头性和集体性。而被“老爷们”判为“民歌”的《伐檀》和《木兰诗》恰恰没有这样的特点——有口语倾向的诗歌不等于是口头文学。根据试题答案来判断，“老爷们”这样划分的唯一理由就是，前者的作者是已知的（如《王贵与李香香》是“文人创作的诗歌”），而后者的作者是未知的。既然是未知的，这些“老爷们”又是如何知道那些“民间诗人”不是“文人”呢？可见，这个分类不仅不“科学”，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

本来，民间文学一般是指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但这个概念在五四运动之后被滥用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民间文学”这些概念互相混淆，随便乱用，结果几乎所有作者未知的诗歌作品（如乐府诗歌）都成了“民间文学”。至今，正统的观点仍旧认为《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是“民歌”，但一定要加上“经过文人润饰”之类的字眼，（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长篇叙事诗《木兰诗》，是北朝民歌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关于此诗的作者及产生的时代问题，自北宋以来即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33, p.107】）这是因为，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在读过这两首诗之后，都不会相信它们的作者不是“文人”。

现行“民间文学”概念之荒谬，还可以从下面这两个事实看出来：第一，著名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未知，语言明白如话，显然产生于“民间”，但却被归入“文人诗”。（袁氏《中国文学史》：“《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34, p.298】）第二，明清小说如《水浒传》，毫无疑问源自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其众多版本的存在，就是确证。其最后“润色加工”之人，即使真的是罗贯中或施耐庵，他们的作用也不过就象是“隋唐文人”对《木兰诗》的“润色加工”一样。但《水浒传》却不算是“民间文学”。

言归正传。再看第四题：

“下边（1）（2）（3），是从三篇文学作品里节选出来的片断（字母代表作品中的人物）。试根据所提供的材料回答问题。（6分）”

假如你没有读过曹禺的《雷雨》、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柳青的《创业史》，或者读过这三本书而没有记住其中的某些“片断”——第二个片断只有55个字——你都不能得分。所以，要想得高分，你就得死记硬背。

二、直言不“会”

阅读部分有三道大题，第一个大题是阅读白话文，占25分；另外两道大题是阅读古文。白话文阅读材料，来自朱自清《经典常谈》中的《〈史记〉〈汉书〉》一文。“高考命题老爷们”从这篇长文中摘选了七个段落，共两千多字。考生在阅读后要回答11个问题。其中问题5、6根据的是这样一段话：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按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试卷要求考生解释“文中‘整齐’的意思”（问题5）及“解释‘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意思。”（问题6）。由于问题5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先看问题6。它的标准答案是：

“它文字简洁、叙事翔实，不夸饰善事，不隐瞒坏事（大意相同即可）。”

任何对中国史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文直”，乃是来自典故“秉笔直书”，也就是直书其事，据实记录，不文过饰非，如此而已，与“文字简洁”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其文直”这三个字是如此的明白易解，史上《汉书》注家，如隋人颜师古的《汉书注》、如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如今人施丁的《汉书新注》，都不对之加以注释。查《汉语大字典》，“直”的意思有23个，但恰恰就没有“简洁”这一条。《二十四史全译•汉书》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十二个字译为“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可以称作实录。”【35, p.1300】应该说，这个翻译是准确的。实际上，即使是根据上下文，任何人也会发现朱自清说“‘直’是‘简省’的意思”是误解古文：“文字简洁”和“故谓之实录”有因果关系吗？

也许有人会说，朱自清是中国著名文学家，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难道他也会出错吗？答曰：他不但会出错，而且会出不少的错。本来，班固评论《史记》的这句话，全文是这样的：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5, p.1300】

这明明在说，班固所说，是“根据刘向、扬雄的意见”。但朱自清却说，“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真是莫名其妙。

而“高考命题老爷们”震于朱氏的大名，强迫考生接受朱自清的错误理解，其蛮横和无知简直令人发指。不仅如此。这些人还把班固所说的“不虚美”翻译成“不夸饰善事”。实际上，“不虚美”的含义要远远超过“不夸饰善事”：“虚美”可以是无中生有地吹捧，而“夸饰善事”则只是夸大其词。因此，二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举例来说，刘菊花称方舟子为“网络奇才”是“虚美”，而不是“夸饰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善事”，哪儿来的“夸饰”！

三、“整齐”的错乱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第5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

文中“整齐”的意思是：

A 剪裁文章，使中心明确，重点突出，结构完整。     

B  “整”指内容的条理性，“齐”指体例的一致性。

C 对材料加以取舍和剪裁，使结构完整，体例划一。 

D 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取舍材料，建立自己的体系。   

E 整理材料，并进行加工，使历史人物栩栩如生。   

标准答案：D，“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取舍材料，建立自己的体系。”

笔者反复阅读朱自清的这段话，想要找出标准答案的来历。到底是朱氏的哪句话、哪个字明示或暗示了这个“整齐”的意思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取舍材料”了？反过来说，如果D是正确答案的话，为什么C是错误的？“对材料加以取舍和剪裁”与“按照一定的标准取舍材料”有本质区别吗？“使结构完整，体例划一”和“建立自己的体系”有冲突吗？

朱自清所说的“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来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这12个字：“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成书之后，研究它的人，各朝各代络绎不绝。但是，上面这“整齐”二字，却几乎从来没有人为之作解。让我们看看目前流行的“白话”《史记》是如何翻译“整齐百家杂语”这六个字的：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白话史记》下册（1149页）：“整齐百家杂说”；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全校全注全译全评史记》第五卷（741页）：“整齐百家杂语”；

黄山书社2000年版《文白对照全译史记》第五册（3151页）：“整齐百家杂说”；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史记全译》第九册（4557页）：“将百家杂语的说法予以整齐”；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二册（1570页）：“整齐百家杂说”。

显然，这些译本都没有解释“文中‘整齐’的意思”。那么，是不是因为“文中‘整齐’的意思”太过简单而无须解释呢？恰恰相反，这个看似简单的两字，其意思实际上非常难以用白话文来表达清楚。在《史记》中，司马迁使用“整齐”一词凡七次：

卷二十三：“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

卷二十四：“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卷六十五：“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

卷一百二十九：“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卷一百三十：“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卷一百三十：“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

卷一百三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七个“整齐”之中，有两次是用作形容词，五次是用作动词。而作为动词，前四个“整齐”的意思各有不同，大致为“治理”（万民）、“约束”（百姓）、“整理”（史料）、“统一”（度量衡）。有趣的是，《辞源》仅将意思最为明确的“整齐度量”挑出来，当作解释“整齐”的例子，释之为“整顿之使齐一”。那么，在“整齐百家杂语”中，“整齐”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一般认为，这个“整齐”是“整合”（揉合、综合）的意思。【36】但是，“整合”本身并不比“整齐”一词更明白易懂，所以，各个译本都宁可保留原文，不作翻译。

注：据笔者的愚见，要理解这个“整齐”一词，必须结合司马迁《自序》全篇结构、以及这个词在整个句子中的作用来考察。《自序》先讲自己的家世，然后讲自己作《史记》的缘起和目的，最后逐篇介绍各卷的大旨。“整齐百家杂语”这句话，就出现在介绍《自序》本身这段文字的末尾：

“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因此可以认为，这不过是司马迁自谦的话，说希望自己的“一家之言”能够厕身“六经异传”、“百家杂语”之中，藏之名山，等待后世有识之士的赏识。“整齐”者，并列也。这个解释还有一个佐证。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解释“厥协六经异传”时说：

“迁言以所撰取协于六经异传诸家之说耳，谦不敢比经蓺也。异传者，如子夏易传、毛公诗及韩婴外传、伏生尚书大传之流者也。”【37】

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原文中，“整齐”二字并没有“按照一定的标准取舍材料，建立自己的体系”的意思。那么，在朱自清的文章中，“整齐”是这个意思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朱自清其人，然后知道《〈史记〉〈汉书〉》其文。

根据季镇淮的《朱自清年谱》【38】，朱自清生于1898年，自幼喜欢文学，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20年毕业。朱自清在北大学习期间，开始发表新诗；1923年以后，开始散文创作；1925年，经俞平伯介绍，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开始研究古典文学。1928年，朱自清的散文集《背影》出版，其文学大家的地位就此奠定。朱自清1932年任清华中文系主任，1948年因病逝世。总而言之，朱自清是一个文学家，并没有多少史学训练。

《经典常谈》作于西南联大期间，1946年正式出版。这本一百多页的小书共有十三篇文章，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史记〉〈汉书〉》是其中的第九篇。朱自清在序言中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这当然是朱氏的自谦之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在重版《经典常谈》时，请钱伯城作“导读”。钱氏说：“书中随处可见那一时代学者共有的严谨的治学方法，并不时闪现真知灼见。”【39, p.2】

在《〈史记〉〈汉书〉》中，朱自清共列举了23条引文出处，并且说明“参考资料”是“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39, pp.63-64】不过，朱氏下面这段却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说明出处：

“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按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39, p.57】

那么，这段话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它来自梁启超。原来，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中，曾这样写道：

“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自造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40】

梁启超的这段话，被郑鹤声全文抄录在《史汉研究》中。【41】所以，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朱自清的文字抄自梁启超，都毫无疑问。而“问题5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梁启超所说的“整齐”，是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五次使用“整齐”这个词：“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梁启超把它理解成“整理（史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朱自清在抄袭梁氏的文字和观点之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来了个移花接木，用司马迁第七次使用“整齐”时的话——“整齐百家杂语”——替换了“整齐其世传”。而实际上，此“整齐”非彼“整齐”，二者的意思并不相同。也就是说，朱自清自己就没有搞明白“文中‘整齐’的意思”。至于他在说“整齐”之时，到底是不是在“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取舍材料，建立自己的体系”，那就更是“天知道”了。

显然，在1985年，“高考命题老爷们”虽然不读《史记》，但却比“天”还要知道朱自清。所以他们才会将错就错，让一百七十万考生按照他们的意思来理解朱自清，再按照朱自清自己都没有说清楚的意思来理解司马迁。把这样的考试说成是“‘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不是恰如其分吗？

四、焚琴煮鹤，庸才欢乐

当然，对于方舟子来说，就算这个成就了他的考试真的“祸国殃民”，那又怎么样！所以，他不仅要极力“掩恶”，而且还要拼命“虚美”，把它说成是“这么好的考试”，甚至当作“旧日恋人”，一提起来，“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这真如俗话所说：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实际上，经过十四年的单相思煎熬，方舟子对高考语文的感情早已从似水柔情发展成了熊熊烈火：“今年的语文试题一公布，我就从头做了一遍”。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恋物怪癖，但这个“恋试癖”却是笔者第一次听说。当然，对于自诩“善于考试”的方舟子来说，患有这样的怪癖并不奇怪：只要能够助他成名，连伤天害理之事他都肯干，干点儿怪事何足为怪！看看这个“方状元”有多么的“厉害”：“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语文题，跟标准答案对了一下，发现只错了三道”。再看看这位过气“状元”是多么的得意：“这把宝刀过了十四年，还是一点没老。看来如果再去参加高考，再拿个语文状元还是可能的。”（方舟子的这个“恋试癖”在2001年又发作了一次。这年7月11日，新语丝上公布由“方舟子提供”的《2001年高考语文试卷、参考答案和解释》。）与那些被语文考试“打蒙了”的考生相比，刘菊花女士称方舟子是一个“奇才”，难道有错吗？

当然，刘女士所用的词典和其他人的不太一样。对多数人来说，这个“善于考试”的“奇才”乃是“出奇的庸才”或“稀奇的蠢才”之简称。事实是，那样野蛮而又愚蠢的考题是和当时、乃至现在中国的应试教育相衔接的。因此，只有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标准产品、合格产品才能够在那样的考试中取得那么“突出”的成绩。1985年7月25日的《福建日报》说：

“对今年语文考题考生普遍反映并不难，未超教材，未超大纲，但百分之九十多考生不及格。理科语文及格率由去年百分之五十降为百分之八点八，文科语文及格率由去年百分之四十二降为百分之七点五。”【25】

整整24年之后，2009年7月25日，方舟子的老姘头高小红（网名“Aza”）【42】在看了我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伪状元》之后，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发帖说：

“昨天晚上看到一个好玩的事情，憋到现在实在憋不住[。]斑竹有个仇人，居然辛辛苦苦地找到85年福建的报纸，证明斑竹高考语文是当年的福建省状元。那年的语文特别难，我们班好多人都砸在语文上面，好象江苏省平均分只有40多分，能考到97分相当好了，反正比我考得高。我是92分，是我们全校最高分。但是我考数学的时候中暑昏过去了，一辈子的前途就这样被毁了。”【43】

方舟子回帖说：

“不是那一年的语文特别难，而是那一年的语文高考改革[，]不考课本内容，而是考语文基础知识，靠学课本没用了，很多人适应不了。以后的语文高考都是这样了。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让我来做，拿个高分也没问题，虽然不知道课本都成什么样了。”【44】

高考语文真的是“考语文基础知识”吗？难道“百分之九十多考生”学了十二年的语文，说了十七八年的中国话，都没有这些“语文基础知识”吗？让我们看看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怎么说：

“在所谓语文知识及运用这第一大块中，无论考字的读音、考字形、考词汇，还是考成语运用、考标点符号运用、考修改病句，考语意辨析，都无一例外地刻意设计了一组似是而非、非常费解的所谓多项选择答案让考生们去辨析。并不是有些试题有多大的难度，而是辨析起来非常费时非常麻烦，你得一个个去辨识去排除去认定。”【30】

再看看一位在大学教授中文的人是怎么“做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的：

“我读了，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的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这两大部分、六大项，三十五小题、十大页，据说有一万五千字的标准化的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要把我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钢性的模式中，进而控制我的心灵；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之中。”【45】

再看看一位旁观者怎么说：

“语文热衷于肢解文本和追求ABCD选项的‘标准化’考试，尽管已引起学生、社会的强烈不满，但丝毫没有影响命题专家挖空心思地炮制所谓标准化试题摧残学生。……于是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的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的流毒遍于域中。由于试题偏难偏怪，高考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出人意料的‘高考状元’冷门叠出。”【46】

也就是说，“善于考试”的方舟子不过是特别适应那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钢性的”考试模式而已，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出人意料的‘高考状元’”。确实，方舟子就是应试教育合格产品、标准产品的活标本：知识贫乏、语言贫乏、爱好贫乏、想象力贫乏、思想僵化、定向思维——所有这一切，都使他能在那个野蛮而又愚昧的考试之中如鱼得水，宾至如归。反过来说，象他这样的蠢才和庸才，也只有那样的考试才能让他有出头之日：“金鱼”都给烹了，“仙鹤”都给煮了，优秀的人才都给淘汰、消灭了，于是歪瓜劣枣顺位胜出。没有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考试的恩典和栽培，方舟子这个“奇才”怎么能够从18岁时起就“光宗耀祖”？！难怪方舟子要对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考试感恩戴德、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