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禍國殃民的考試成就欺世盜名的狀元

方舟子的一個極為顯著的心理特點就是刻薄寡恩：無論別人幫過他多大的忙，給過他多大的恩惠，他都覺得那是他應該得到的待遇，因此不要說向對方表示衷心的謝意，即使是說一句言不由衷的客套話，他都會覺得那是在掉自己的身價。但是，方舟子確曾破天荒地感過一次恩、戴過一次德，而有幸受此殊榮的，就是高考語文。方舟子為什麼對這個飽受世人抨擊的考試情有獨鍾呢？當然是因為它賜予了方舟子驕傲二十多年的資本。所以，面對着舉世對語文高考的憤怒聲討，方舟子義不容辭地站了出來，在“網上領軍仗義執言，據理揮筆相助”：

“提起高考語文，就像談起舊日戀人，內心不由就湧起一股柔情。各門高考科目中，只有語文這一門考的是技能，……這麼好的考試，卻有許多人視之如寇讎，而且還都是鬍子一大把，語文考試再壞也壞不到他們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來，我看過的控訴高考語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個個聲淚俱下，‘與學生為敵’啦，‘學術霸權主義’啦，乃至上綱上線到‘禍國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長也湊熱鬧抱怨說讓他考去年的考題他考不及格。錢理群先生更是做魯迅狀，對着考卷大喝一聲‘往哪裡去？！’”【29】

那麼，方舟子的這個“舊日戀人”——1985年高考語文試卷——，到底是什麼模樣呢？下面我們就揭開這位佳人的神秘面紗。

一、“鬼見愁”

1985年高考語文試卷共分三大部分：語文知識及其運用（20分）、閱讀（50分）、作文（50分）。我們且看考卷中的第一道題：

“一、下邊這段文字，有的地方思路不清晰，請把它理順（不能改動文字和標點）。不必重抄原文，可在需要調整的語句（包括標點）底下畫橫線，然後勾畫到恰當的位置上。（2分）

“一切科學的研究，就其來源說是實踐，就其功用說是指導實踐。但是總的說來，還是要對指導實踐起作用。如果科學研究離開了指導實踐，它還有什麼用呢？語言科學的研究最終也要歸結到指導運用語言的實踐上來。——當然，對於指導實踐不能理解得太狹窄，有的研究課題在指導實踐上不是那麼直接，不是那麼立竿見影。”

如果你覺得“下邊這段文字”的思路很清晰、但是這道題本身的“思路不清晰”，因而感到束手無策的話，那麼恭喜你，你是一個正常人！原來，這是一道“鬼都不知道如何去破解的‘天題’”：

“設計者為這道題規定的標準答案是：‘把“但是總的來說，還是要對指導實踐起作用。”移到“不是那麼立竿見影”的後面，其他改動不給分。’不知今天人們做過這道題之後是怎樣一種感受，反正在20年前的考場上，我們所了解的考生一上來都被這道題給打蒙了，不少考生在這道2分的試題上用去了十多分鐘，個別考生甚至用去了半個小時左右還是急得抓耳撓腮。當然也有少數聰明的考生在無奈的情況下放棄了這道題轉而去做下面的題目了。記得當時有統計說這道題的得分率極低。而更大的一個笑話是，據說那年山東省高考閱卷領導小組的11個人在閱卷前共同做了試題，結果就這第一道小題，11位語言學專家、教授、文學家、特級教師全部將答案‘做錯了’。這真是中外考試史上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世奇談。試想，那些語言學專家，那些中文教授，那些特級教師，以沉靜的心情，用審視的目光，在很寬鬆的環境下來做這道題，尚且都會‘做錯’，可憐我們那些考生，在特定的緊張氛圍之中，在難以克制的急躁心態之下，在分秒必爭的緊迫時間裡，是怎麼來對付這樣的試題的。第一道小題就搞出如此鬼都不知道如何去破解的‘天題’，真不知道我們的高考命題老爺們是怎麼一個心態怎麼一個指導思想？”【30】

那麼，“高考命題老爺們”是不是只出了一道“天題”呢？我們再看第三題：

“下邊三道小題，是給12首詩歌進行科學分類的。試在橫線上填寫詩題前的號碼，在括號里填寫詩的類別。（6分）”

給詩歌進行“科學”分類？這當然符合未來“科學鬥士”方舟子的口味。不過，要在這道題上得高分，你不但要讀過那12首詩歌，還要知道如何對兩個完全相同的問題，“   是（  ）”，給出合乎“老爺”意思的不同答案，否則，“不給分”。

那麼，“老爺們”是如果對詩歌“進行科學分類的”呢？根據網上搜索到的“參考答案及評分”【31】，這12首詩歌可以按照三個標準來劃分：

形式：“新詩”或“古詩，或舊詩、舊體詩、古典詩歌”；

內容：“抒情詩”或“敘事詩”；

作者：“文人創作的詩歌”或“民歌，或民間創作的詩歌”。

在中國文學史上，“古詩”（或“古體詩”）這個名稱用來特指“近體詩”（即律詩和絕句）形成以前的詩歌體裁。【32】而所謂“新詩”，其主要特點就是使用白話，所以又稱為“白話詩”。因此，如果要“進行科學分類”的話，與“新詩”相對的應該是“文言詩”或“舊體詩”，但是萬萬不能說是“古詩”，不僅是因為這樣的分類“不科學”，而且還因為考題所舉的“古詩”中，恰恰就有“近體詩”。至於用“古典詩歌”與“新詩”相對，更是不倫不類。難道今人寫七律，可以說自己在創作“古典詩歌”嗎？

其次，讓“文人創作的詩歌”與“民歌或民間創作的詩歌”相對，也極為可笑。如果這樣的“科學分類”能夠成立的話，那豈不是說“民間詩人”都是文盲了嗎？眾所周知，民歌屬於“民間文學”，而民間文學的兩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口頭性和集體性。而被“老爺們”判為“民歌”的《伐檀》和《木蘭詩》恰恰沒有這樣的特點——有口語傾向的詩歌不等於是口頭文學。根據試題答案來判斷，“老爺們”這樣劃分的唯一理由就是，前者的作者是已知的（如《王貴與李香香》是“文人創作的詩歌”），而後者的作者是未知的。既然是未知的，這些“老爺們”又是如何知道那些“民間詩人”不是“文人”呢？可見，這個分類不僅不“科學”，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偽科學”。

本來，民間文學一般是指集體創作的口頭文學。但這個概念在五四運動之後被濫用了。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將“平民文學”、“白話文學”、“民間文學”這些概念互相混淆，隨便亂用，結果幾乎所有作者未知的詩歌作品（如樂府詩歌）都成了“民間文學”。至今，正統的觀點仍舊認為《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是“民歌”，但一定要加上“經過文人潤飾”之類的字眼，（如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說，“長篇敘事詩《木蘭詩》，是北朝民歌中最為傑出的作品。關於此詩的作者及產生的時代問題，自北宋以來即眾說紛紜。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此詩最初當為北朝民間傳唱之詩，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可能經過隋唐文人的潤色加工。”【33, p.107】）這是因為，任何沒有偏見的人在讀過這兩首詩之後，都不會相信它們的作者不是“文人”。

現行“民間文學”概念之荒謬，還可以從下面這兩個事實看出來：第一，著名的“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未知，語言明白如話，顯然產生於“民間”，但卻被歸入“文人詩”。（袁氏《中國文學史》：“《古詩十九首》作為一個整體……它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古詩十九首》不是一時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34, p.298】）第二，明清小說如《水滸傳》，毫無疑問源自集體創作的口頭文學——其眾多版本的存在，就是確證。其最後“潤色加工”之人，即使真的是羅貫中或施耐庵，他們的作用也不過就象是“隋唐文人”對《木蘭詩》的“潤色加工”一樣。但《水滸傳》卻不算是“民間文學”。

言歸正傳。再看第四題：

“下邊（1）（2）（3），是從三篇文學作品裡節選出來的片斷（字母代表作品中的人物）。試根據所提供的材料回答問題。（6分）”

假如你沒有讀過曹禺的《雷雨》、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台》、柳青的《創業史》，或者讀過這三本書而沒有記住其中的某些“片斷”——第二個片斷只有55個字——你都不能得分。所以，要想得高分，你就得死記硬背。

二、直言不“會”

閱讀部分有三道大題，第一個大題是閱讀白話文，占25分；另外兩道大題是閱讀古文。白話文閱讀材料，來自朱自清《經典常談》中的《〈史記〉〈漢書〉》一文。“高考命題老爺們”從這篇長文中摘選了七個段落，共兩千多字。考生在閱讀後要回答11個問題。其中問題5、6根據的是這樣一段話：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跡，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記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面人物。史家稱為“紀傳體”，因為‘紀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按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治之’，卻反映着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確，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占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於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試卷要求考生解釋“文中‘整齊’的意思”（問題5）及“解釋‘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意思。”（問題6）。由於問題5的問題比較複雜，我們先看問題6。它的標準答案是：

“它文字簡潔、敘事翔實，不誇飾善事，不隱瞞壞事（大意相同即可）。”

任何對中國史學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謂“文直”，乃是來自典故“秉筆直書”，也就是直書其事，據實記錄，不文過飾非，如此而已，與“文字簡潔”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實際上，“其文直”這三個字是如此的明白易解，史上《漢書》注家，如隋人顏師古的《漢書注》、如清人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如今人施丁的《漢書新注》，都不對之加以注釋。查《漢語大字典》，“直”的意思有23個，但恰恰就沒有“簡潔”這一條。《二十四史全譯•漢書》將“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這十二個字譯為“他的文章秉筆直書，他所記述的史事真實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可以稱作實錄。”【35, p.1300】應該說，這個翻譯是準確的。實際上，即使是根據上下文，任何人也會發現朱自清說“‘直’是‘簡省’的意思”是誤解古文：“文字簡潔”和“故謂之實錄”有因果關係嗎？

也許有人會說，朱自清是中國著名文學家，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難道他也會出錯嗎？答曰：他不但會出錯，而且會出不少的錯。本來，班固評論《史記》的這句話，全文是這樣的：

“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5, p.1300】

這明明在說，班固所說，是“根據劉向、揚雄的意見”。但朱自清卻說，“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真是莫名其妙。

而“高考命題老爺們”震於朱氏的大名，強迫考生接受朱自清的錯誤理解，其蠻橫和無知簡直令人髮指。不僅如此。這些人還把班固所說的“不虛美”翻譯成“不誇飾善事”。實際上，“不虛美”的含義要遠遠超過“不誇飾善事”：“虛美”可以是無中生有地吹捧，而“誇飾善事”則只是誇大其詞。因此，二者之間並不能畫等號。舉例來說，劉菊花稱方舟子為“網絡奇才”是“虛美”，而不是“誇飾善事”——本來就沒有什麼“善事”，哪兒來的“誇飾”！

三、“整齊”的錯亂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第5個問題了。這個問題是：

文中“整齊”的意思是：

A 剪裁文章，使中心明確，重點突出，結構完整。     

B  “整”指內容的條理性，“齊”指體例的一致性。

C 對材料加以取捨和剪裁，使結構完整，體例劃一。 

D 指按照一定的標準取捨材料，建立自己的體系。   

E 整理材料，並進行加工，使歷史人物栩栩如生。   

標準答案：D，“指按照一定的標準取捨材料，建立自己的體系。”

筆者反覆閱讀朱自清的這段話，想要找出標準答案的來歷。到底是朱氏的哪句話、哪個字明示或暗示了這個“整齊”的意思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取捨材料”了？反過來說，如果D是正確答案的話，為什麼C是錯誤的？“對材料加以取捨和剪裁”與“按照一定的標準取捨材料”有本質區別嗎？“使結構完整，體例劃一”和“建立自己的體系”有衝突嗎？

朱自清所說的“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來自《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這12個字：“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記》成書之後，研究它的人，各朝各代絡繹不絕。但是，上面這“整齊”二字，卻幾乎從來沒有人為之作解。讓我們看看目前流行的“白話”《史記》是如何翻譯“整齊百家雜語”這六個字的：

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5年版《白話史記》下冊（1149頁）：“整齊百家雜說”；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全校全注全譯全評史記》第五卷（741頁）：“整齊百家雜語”；

黃山書社2000年版《文白對照全譯史記》第五冊（3151頁）：“整齊百家雜說”；

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史記全譯》第九冊（4557頁）：“將百家雜語的說法予以整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二冊（1570頁）：“整齊百家雜說”。

顯然，這些譯本都沒有解釋“文中‘整齊’的意思”。那麼，是不是因為“文中‘整齊’的意思”太過簡單而無須解釋呢？恰恰相反，這個看似簡單的兩字，其意思實際上非常難以用白話文來表達清楚。在《史記》中，司馬遷使用“整齊”一詞凡七次：

卷二十三：“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

卷二十四：“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卷六十五：“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卷一百二十九：“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卷一百三十：“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卷一百三十：“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

卷一百三十：“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這七個“整齊”之中，有兩次是用作形容詞，五次是用作動詞。而作為動詞，前四個“整齊”的意思各有不同，大致為“治理”（萬民）、“約束”（百姓）、“整理”（史料）、“統一”（度量衡）。有趣的是，《辭源》僅將意思最為明確的“整齊度量”挑出來，當作解釋“整齊”的例子，釋之為“整頓之使齊一”。那麼，在“整齊百家雜語”中，“整齊”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一般認為，這個“整齊”是“整合”（揉合、綜合）的意思。【36】但是，“整合”本身並不比“整齊”一詞更明白易懂，所以，各個譯本都寧可保留原文，不作翻譯。

註：據筆者的愚見，要理解這個“整齊”一詞，必須結合司馬遷《自序》全篇結構、以及這個詞在整個句子中的作用來考察。《自序》先講自己的家世，然後講自己作《史記》的緣起和目的，最後逐篇介紹各卷的大旨。“整齊百家雜語”這句話，就出現在介紹《自序》本身這段文字的末尾：

“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因此可以認為，這不過是司馬遷自謙的話，說希望自己的“一家之言”能夠廁身“六經異傳”、“百家雜語”之中，藏之名山，等待後世有識之士的賞識。“整齊”者，並列也。這個解釋還有一個佐證。司馬貞《史記索隱》在解釋“厥協六經異傳”時說：

“遷言以所撰取協於六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蓺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37】

也就是說，在司馬遷的原文中，“整齊”二字並沒有“按照一定的標準取捨材料，建立自己的體系”的意思。那麼，在朱自清的文章中，“整齊”是這個意思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知道朱自清其人，然後知道《〈史記〉〈漢書〉》其文。

根據季鎮淮的《朱自清年譜》【38】，朱自清生於1898年，自幼喜歡文學，1917年入北京大學哲學門，1920年畢業。朱自清在北大學習期間，開始發表新詩；1923年以後，開始散文創作；1925年，經俞平伯介紹，到清華大學國文系任教授，開始研究古典文學。1928年，朱自清的散文集《背影》出版，其文學大家的地位就此奠定。朱自清1932年任清華中文系主任，1948年因病逝世。總而言之，朱自清是一個文學家，並沒有多少史學訓練。

《經典常談》作於西南聯大期間，1946年正式出版。這本一百多頁的小書共有十三篇文章，介紹中國歷史上的經典作品，《〈史記〉〈漢書〉》是其中的第九篇。朱自清在序言中說，“各篇的討論，儘量採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編撰罷了。”這當然是朱氏的自謙之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在重版《經典常談》時，請錢伯城作“導讀”。錢氏說：“書中隨處可見那一時代學者共有的嚴謹的治學方法，並不時閃現真知灼見。”【39, p.2】

在《〈史記〉〈漢書〉》中，朱自清共列舉了23條引文出處，並且說明“參考資料”是“鄭鶴聲《史漢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39, pp.63-64】不過，朱氏下面這段卻既沒有加引號、也沒有說明出處：

“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按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39, p.57】

那麼，這段話是怎麼來的呢？答案是，它來自梁啓超。原來，梁啓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史記》中，曾這樣寫道：

“前此史家著述成績何如，今不可盡考。略以現存之幾部古史觀之，大抵為斷片的雜記，或順按年月纂錄。其自出機杼，加以一番組織，先定全書規模，然後駕馭去取各種資料者，蓋未之前有；有之，自遷書始也。《自序》云：（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此遷自謙云爾。作史安能憑空自造舍？‘述’無由。史家惟一職務，即在‘整齊其世傳’，‘整齊’即史家之創作也。能否‘整齊’，則視乎其人之學識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齊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齊，又能使其整齊理想實現，故太史公為史界第一創作家也。”【40】

梁啓超的這段話，被鄭鶴聲全文抄錄在《史漢研究》中。【41】所以，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朱自清的文字抄自梁啓超，都毫無疑問。而“問題5的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裡。

梁啓超所說的“整齊”，是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第五次使用“整齊”這個詞：“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梁啓超把它理解成“整理（史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朱自清在抄襲梁氏的文字和觀點之時，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來了個移花接木，用司馬遷第七次使用“整齊”時的話——“整齊百家雜語”——替換了“整齊其世傳”。而實際上，此“整齊”非彼“整齊”，二者的意思並不相同。也就是說，朱自清自己就沒有搞明白“文中‘整齊’的意思”。至於他在說“整齊”之時，到底是不是在“指按照一定的標準取捨材料，建立自己的體系”，那就更是“天知道”了。

顯然，在1985年，“高考命題老爺們”雖然不讀《史記》，但卻比“天”還要知道朱自清。所以他們才會將錯就錯，讓一百七十萬考生按照他們的意思來理解朱自清，再按照朱自清自己都沒有說清楚的意思來理解司馬遷。把這樣的考試說成是“‘與學生為敵’啦，‘學術霸權主義’啦，乃至上綱上線到‘禍國殃民’的高度”，不是恰如其分嗎？

四、焚琴煮鶴，庸才歡樂

當然，對於方舟子來說，就算這個成就了他的考試真的“禍國殃民”，那又怎麼樣！所以，他不僅要極力“掩惡”，而且還要拼命“虛美”，把它說成是“這麼好的考試”，甚至當作“舊日戀人”，一提起來，“內心不由就湧起一股柔情”——這真如俗話所說：王八看綠豆，對眼了。

實際上，經過十四年的單相思煎熬，方舟子對高考語文的感情早已從似水柔情發展成了熊熊烈火：“今年的語文試題一公布，我就從頭做了一遍”。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戀物怪癖，但這個“戀試癖”卻是筆者第一次聽說。當然，對於自詡“善於考試”的方舟子來說，患有這樣的怪癖並不奇怪：只要能夠助他成名，連傷天害理之事他都肯干，干點兒怪事何足為怪！看看這個“方狀元”有多麼的“厲害”：“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語文題，跟標準答案對了一下，發現只錯了三道”。再看看這位過氣“狀元”是多麼的得意：“這把寶刀過了十四年，還是一點沒老。看來如果再去參加高考，再拿個語文狀元還是可能的。”（方舟子的這個“戀試癖”在2001年又發作了一次。這年7月11日，新語絲上公布由“方舟子提供”的《2001年高考語文試卷、參考答案和解釋》。）與那些被語文考試“打蒙了”的考生相比，劉菊花女士稱方舟子是一個“奇才”，難道有錯嗎？

當然，劉女士所用的詞典和其他人的不太一樣。對多數人來說，這個“善於考試”的“奇才”乃是“出奇的庸才”或“稀奇的蠢才”之簡稱。事實是，那樣野蠻而又愚蠢的考題是和當時、乃至現在中國的應試教育相銜接的。因此，只有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標準產品、合格產品才能夠在那樣的考試中取得那麼“突出”的成績。1985年7月25日的《福建日報》說：

“對今年語文考題考生普遍反映並不難，未超教材，未超大綱，但百分之九十多考生不及格。理科語文及格率由去年百分之五十降為百分之八點八，文科語文及格率由去年百分之四十二降為百分之七點五。”【25】

整整24年之後，2009年7月25日，方舟子的老姘頭高小紅（網名“Aza”）【42】在看了我的《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偽狀元》之後，在新語絲讀書論壇上發帖說：

“昨天晚上看到一個好玩的事情，憋到現在實在憋不住[。]斑竹有個仇人，居然辛辛苦苦地找到85年福建的報紙，證明斑竹高考語文是當年的福建省狀元。那年的語文特別難，我們班好多人都砸在語文上面，好象江蘇省平均分只有40多分，能考到97分相當好了，反正比我考得高。我是92分，是我們全校最高分。但是我考數學的時候中暑昏過去了，一輩子的前途就這樣被毀了。”【43】

方舟子回帖說：

“不是那一年的語文特別難，而是那一年的語文高考改革[，]不考課本內容，而是考語文基礎知識，靠學課本沒用了，很多人適應不了。以後的語文高考都是這樣了。現在的語文高考試卷讓我來做，拿個高分也沒問題，雖然不知道課本都成什麼樣了。”【44】

高考語文真的是“考語文基礎知識”嗎？難道“百分之九十多考生”學了十二年的語文，說了十七八年的中國話，都沒有這些“語文基礎知識”嗎？讓我們看看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的人怎麼說：

“在所謂語文知識及運用這第一大塊中，無論考字的讀音、考字形、考詞彙，還是考成語運用、考標點符號運用、考修改病句，考語意辨析，都無一例外地刻意設計了一組似是而非、非常費解的所謂多項選擇答案讓考生們去辨析。並不是有些試題有多大的難度，而是辨析起來非常費時非常麻煩，你得一個個去辨識去排除去認定。”【30】

再看看一位在大學教授中文的人是怎麼“做魯迅狀，對着考卷大喝一聲‘往哪裡去？！’”的：

“我讀了，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題目的要求就費了極大的勁，有的至今也沒有弄得太清楚。這兩大部分、六大項，三十五小題、十大頁，據說有一萬五千字的標準化的考題；形成一種無法抗拒的力，要把我的思維強行納入某一種固定的、不可置疑的，鋼性的模式中，進而控制我的心靈；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懼與痛苦之中。”【45】

再看看一位旁觀者怎麼說：

“語文熱衷於肢解文本和追求ABCD選項的‘標準化’考試，儘管已引起學生、社會的強烈不滿，但絲毫沒有影響命題專家挖空心思地炮製所謂標準化試題摧殘學生。……於是存心把試題弄得更為詭譎的刁題、怪題、偏題、荒謬題應運而生，以學生為敵的流毒遍於域中。由於試題偏難偏怪，高考高分低能現象屢見不鮮，出人意料的‘高考狀元’冷門疊出。”【46】

也就是說，“善於考試”的方舟子不過是特別適應那種“固定的、不可置疑的，鋼性的”考試模式而已，所以他才能夠成為“出人意料的‘高考狀元’”。確實，方舟子就是應試教育合格產品、標準產品的活標本：知識貧乏、語言貧乏、愛好貧乏、想象力貧乏、思想僵化、定向思維——所有這一切，都使他能在那個野蠻而又愚昧的考試之中如魚得水，賓至如歸。反過來說，象他這樣的蠢才和庸才，也只有那樣的考試才能讓他有出頭之日：“金魚”都給烹了，“仙鶴”都給煮了，優秀的人才都給淘汰、消滅了，於是歪瓜劣棗順位勝出。沒有這樣的教育、這樣的考試的恩典和栽培，方舟子這個“奇才”怎麼能夠從18歲時起就“光宗耀祖”？！難怪方舟子要對這樣的教育、這樣的考試感恩戴德、讚不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