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与结论

如上所述，方舟子的“明史新三篇”就是他在1997年犯下的“明史三大抄袭案”。无论怎么看，《海瑞二三事》在这“新三篇”、“三大案”中，都占据独特的地位。之所以这么说，并非仅仅因为方舟子在自己的文集中，让它后来居上，位列三篇之首；而是因为，其余两篇文章，大致可以说是方舟子继承了自己靠偷窃来“炫耀才学”的一贯“传统”；但《海瑞二三事》却以“掐架”为主要目的，并且它还是方舟子利用“正说明史”的方式来“掐架”的第一篇文章。难怪他在这篇文章上花费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张居正二三事》发表于1997年6月，《海瑞二三事》发表于11月。换言之，《海瑞二三事》一文除了含有方舟子偷来的“料”之外，另一种成分就是他自己分泌的毒液；利用这两种成分，方舟子在其黑作坊中烹制出来了这个特大号“方氏毒馒头”，它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方舟子后来“学术打假”生涯的问路石。

1、“前所未有”的文贼

我早就指出，作为一名“科唬作家”，方舟子就是一个看啥偷啥、偷啥信啥的无知“蠢贼”。【357-358】也就是说，在“骗取稿费”之际，方舟子根本就顾不上——他也分不清——自己偷来的东西到底是珍品还是赝品，反正他开有贼赃专卖店，即所谓的“匪窟贼窝”【359】，无论什么样的货色，他都能卖出个好价钱。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2002年科唬“智商的误区”之际，顺手把美国的一份伪造的研究论文也偷了过来，当作他批驳“智商学派”的唯一证据。【360】

但是，作为一名“文史畸才”，方舟子的撰文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他也赚不到钱——，而是为了“炫耀才学”和“掐架”；并且，无论干啥，他都怀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如发泄仇恨、如“吸粉”【361】、如创办方舟邪教——他把罗永浩打成邪教教主的文字，百分之一百适用于他自己【362】。所以，方舟子在行窃之际，完全不是“见东西就偷”，而是挑挑拣拣，将与自己既定立场和观点不利的信息全部过滤掉。当然，方舟子搞“选择性抄袭”，并不限于文史文章，因为在科唬转基因、科唬达尔文主义之际，他也都把这个特点暴露得淋漓尽致。【154】【363】换言之，只要方舟子怀着个人动机或目的撰文，他就一定会践行自己的“选择性抄袭”原则——不抄袭，这个伪状元根本写不出文章——；反之亦然，每当方舟子搞“选择性抄袭”，他肯定怀有邪恶的个人动机或者毒特的政治目的，无一例外。

确实，与《张居正二三事》和《严嵩的末日》相比，《海瑞二三事》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抄袭的选择性，因为蒋星煜的《海瑞》从总体上来说是歌颂海瑞的，而这个总体倾向与方舟子的既定意图截然相反。所以，方舟子在抄袭蒋星煜时，根本就不是“见东西就偷”，而是精挑细选，以达到断章取义的目的。例如，为了渲染“海瑞骂皇帝”之狠毒，方舟子仅讲到“据说世宗读了这封奏疏后，气得全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就不再讲了。而大量的史书，包括蒋星煜的《海瑞》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提到嘉靖帝听说海瑞已经准备赴死的消息后的反应，即再三阅读，为之感动。实际上，黄仁宇就说，“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64, p.138】而方舟子为了构陷海瑞“表演”，则极力掩盖这样的事实。同样，在说海瑞主持“老干部之家”工作时，方舟子就将蒋星煜提供的大量背景信息彻底屏蔽掉，专门把那些对海瑞的指责、攻击、诬告当作事实来陈述。可是，当他发现蒋星煜提供了可以用于黑海瑞的信息——如批评海瑞撰写“赠序”——时，他马上就如黑狗掏裆般地一头扑去，根本不在乎蒋星煜所说是真是假。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他对海瑞的构陷是蓄意的。实际上，“蓄意构陷”就是方舟子后来“打假”的最最凸出的特点，也是闻名遐迩的“云霄方氏打假绝招”，其实质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只要我想整你，我就一定能够整死你，就算搭上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实际上，在构陷韩寒之际，方舟子就是这么说的。【364】所以说，方舟子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贼，即他有能耐通过抄袭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而得出与原著完全相反的结论。

实际上，方舟子的这套“扒粪——泼粪”招数，连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都唬不了。2014年，因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专员、国际知名开源出版物专家比尔（Jeffrey Beall）教授将方舟子的金主、瑞士奸商林树坤的开源出版公司挂上了黑名单，所以方舟子如同祖坟被刨一般，马上对比尔教授实施丧心病狂般的报复性“打假”。而方舟子打假比尔的唯一手段就是在网上扒粪，然后把自己能够找到的所有负面材料全都泼到比尔的头上，根本不辨真假，连他自己不久前刚刚将比尔认证为“这方面的专家”【365】，以及英国《自然》杂志——方舟子口中的“国际上最著名的科学杂志之一”【366】——对比尔的正面报道【367】都全然不顾。而比尔对此似乎早有准备，所以面对张牙舞爪、呲牙咧嘴的方舟子，他只发了一个帖子，其中只有两段话提到方舟子，就把方舟子修理得低眉顺眼、服服帖帖——这是那两段话的中文翻译：

“我还惹恼了一个名叫方舟子（真名方是民）的人。他显然把自己包装成中国科学的看家狗，将所有不是在他的朋友林树坤的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贬为垃圾。据说他从林树坤那里领取津贴。方目前正疯狂地在互联网上挖掘关于我的脏东西，然后将他所能够找到的东西统统发表在他那个基于美国的博客上面。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捍卫他的施主，林。”【368】

臭名远扬、不堪一击的“方氏选择性打假”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专员比尔教授是英国《自然》杂志认证的“掠食类开源出版商监督者”（上图右上角照片源自该文）【367】；也是方舟子本人承认的监督“很多骗人的‘学术期刊’出版公司”的“这方面的专家”【366】。但是，当比尔将方舟子的金主、瑞士奸商林树坤（右中）的开源出版公司挂上了他建立的颇有影响的黑名单后，马上就惨遭“假打斗士”方舟子（右下）的恶意报复，其手段与他在十七年前构陷海瑞、九年前构陷肖传国、两年前构陷韩寒，一脉相承，那就是把自己选择性偷来的、盗来的赃物劈头盖脸地泼向对方，根本不辨真伪。而就在方舟子撒欢般地侮辱、诽谤比尔之际，比尔在自己的网站发表了上面这个帖子【368】，其中最后两段话（红框内）直接剑指方文痞，结果导致这个当时气焰嚣张至极的云霄文痞马上变成了一个上海瘪三，在喊了几声“你等着”之后，立即撒丫子逃命，连头都没敢回。（关于那场大战的详情，见【369】。）

2、“绝无仅有”的文痞

大致说来，方舟子的文痞生涯，就是他的所谓“网民”生涯。因为生性好斗、又酷爱得瑟，所以他将自己写的文章分为“炫耀才学”和“掐架”两类。【21】所谓“掐架”，就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而互喷口水，就是“打架”——与“打假”恰好谐音。方舟子的“打架斗士”风采，至今仍保留在《方舟子诗文集》中的《方舟子杂文》中。显然就是根据这些文字垃圾和方氏“打架”历史，有人在方舟子成为“打假斗士”之前就称他为“科方文元”。【318】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成为“打假斗士”是偶然的，但他成为“打架斗（殴人）士”却是必然的，因为那是由他的先天秉性决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本能的东西是先天就有的，当然是写入基因的。”【370】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好斗之徒多如牛毛，而方斗士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恶毒：即使是与他毫不相干之人，一旦被他盯上、掐住，他就一定要使用最最下流、最最恶毒的手段，必欲将之彻底毁灭——他率领网络暴徒构陷韩寒就是一例。【371】从这一点来说，方文痞要远远超过“姚文痞”，因为姚的文章，基本上出于阶级立场，为政治目的服务。而方舟子的“打架”文章，无一例外全都基于他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感情。实际上，只要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方舟子的《海瑞二三事》做一下简单的对比，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它们远不在同一层次之上。确实，对于姚文元的文章，吴晗的反对意见也不过就是说它“牵强附会”、“乱扣帽子”而已。【372】文革过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其中也不过说“姚文元的批评是强词夺理，不足以服人的。”【373】只是在批判姚文元作于文革期间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才有人说“姚文元别有用心地采用歪曲原意，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恶劣手法”这样的话。【374】谁都知道，政治斗争就是生存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仅仅是“别有用心地采用……恶劣手法”，那是相当的“温良恭俭让”。实际上，在姚文元的判决书中，“海瑞”这俩字儿根本就不曾出现过，因此他打响文革第一枪，并不算犯罪。【375】与之相比，方舟子的很多“打假”，以及“反伪”、“科唬”，就是赤裸裸的刑事犯罪——即中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所说的“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肖战”和“寒战”尤其如此。

事实是，在作《海瑞二三事》时，方舟子与海瑞从无任何交集，但他在构陷海瑞时所表现出来的恶毒和“匠心”，何止是“别有用心地采用歪曲原意，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恶劣手法”，他就差对海瑞直接掘坟鞭尸了。同样，在“吃饭、睡觉、打韩寒”之际，方舟子表现出来的恶意也是再明显不过，那就是要砸韩寒的饭碗——用方舟子自己的话说就是：

“作家这碗饭就别再吃了。”【376】

而早在那之前一年我就已经指出：

“方舟子一伙行恶的初衷和动机，也不过就是因为别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好而已。”【377】

“方舟子整治对手最狠的招术就是砸对手的饭碗。”【378】

在那之后，我说得更为清楚：

“‘砸对手的饭碗’不仅是方舟子迫使对手就范的杀手锏，它还是方舟子发泄自己内心邪恶的最直接通道：将对手变成和他一模一样的‘无业游民’、‘自由职业者’，能够使方舟子得到心理上最大的满足。”【379】

从这一点上来说，“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与“无业游民方文痞”在邪恶程度上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量级：方舟子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痞”，因为他以作恶为生。

3、方舟子为什么要构陷海瑞？

问题是，方舟子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恶意贬低、丑化、甚至构陷海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回答，即通过所谓的“文本分析”来寻找表面上的原因，也可以利用“邪恶心理学”来挖掘其内心深处。先看表面原因。

第一，在明史中，至少在蒋星煜的《海瑞》中，耿直清廉的海瑞与阴柔、狡诈、贪婪的张居正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受金庸的影响，张居正恰恰就是方舟子心中那屈指可数的偶像之一。【1】显然，举人出身的海瑞把进士出身的张居正衬托得如此渺小、如此猥琐、如此丑恶，无疑会让信奉“学历崇拜”的方舟子对海瑞产生无名怒火。

第二，海瑞崇拜明太祖朱元璋，而受吴晗的影响，朱元璋恰恰又是方舟子最最痛恨的那个人——没有之一——，他“乱侃明史”的初衷，就是要用朱元璋来影射“老毛”。【380】如上所述，方舟子痛恨朱元璋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简直还不如平民百姓。”换句话说就是，方衙内对明太祖怀有强烈的阶级仇恨，就像他仇视海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为民请命”一样。

第三，显然是受鲁迅影响，加之在走出云霄之后所受到的心理打击——所谓的“心比天高，命（才）比纸薄”【381】——，方舟子早就对中国、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产生了刻骨仇恨。所以，他在赴美留学之前，曾在一首“诗”中发下毒咒，要中国发生“一次奇迹的毁灭”——所以我说“有一种作恶叫作诗”。【212】实际上，在作于1994年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中，方舟子就曾借机发泄自己的满腔仇恨，把中华民族说成是“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而中国则是一个“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的“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18】在那之后，方舟子的所有表现和表演，都可以用“仇华、恨华、辱华、反华、灭华”这十个字来概括。

事实是，不仅方舟子本人痛恨中国，连他的老婆刘菊花也是如此——这是刘剽婆在2010年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在中国痛骂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382】

几乎与之同时，方舟子在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个辱华节目中，用其阴间般的嗓音和胡建云霄英语，喊出了“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ing”（骗子人民共和国）这四个单词——难怪美国人会给那个节目颁奖。【383】

逃亡美国之后，方舟子马上就变成了互联网上的首席华黑，他不仅是最早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的那个人【384】，他还曾发毒咒说，疫情在中国“永远都结束不了”【385】。实际上，方舟子对特朗普恨之入骨，所以在他的第一任期，方舟子发了数以千计的“特黑”帖子，反对他干的所有事情，但却唯独对他的反华政策一声不吭。【386】换句话说就是，“仇恨中华”乃是方舟子最突出、最明显、并且贯穿其一生、从未动摇或改变的信念——即使是在他扮演“爱国贼”的那段短暂时光都是如此。

可是，在被方舟子抹得漆黑一片的中国大地，海瑞就像是一个他永远都涂抹不掉的亮点，他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长期“拥护，爱戴，崇仰”，因此证明中国并非方舟子夫妇口中的那个“奴隶之邦”。所以，抹黑海瑞、将他丑化，就变成了方舟子黑华、反华战略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在1997年祭出了他天生的构陷本领——无非就是“偷、盗、坑、唬、骗”这五个字【371】——，撰写了《海瑞二三事》一文。他当然不可能料到——实际上，他可能至今也不曾想到——，这篇文章在三十年后会成为世人研究其邪恶本性的最佳标本，就像他本人是一具“最佳邪恶标本”一样。

千夫指，万人骂

短短几个月的寒战，把方舟子十多年间通过“假打假、伪反伪、胡科唬”所积攒下来的那点信誉挥霍一空，让他成为新浪微博上最最遭人痛恨、詈骂、唾弃的生物。

4、邪恶的本能是作恶

我在上面曾说过，“作恶很可能是方舟子更深层次的本能和心理需求。”这么说有根据吗？

实际上，早在成为“方学家”之前，我就对方舟子产生了“好斗成性、像个‘怨夫’”这一印象。在开始研究“方学”之后，我发现方舟子在1995年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让‘爱’的信徒张牙舞爪，让抄几篇古文名篇就以酸自居的人泛出恶臭，让言必称逻辑者露出流氓的尾巴，让道貌岸然者暴露暗藏的飞针，就象让自诩不食人间烟火者变成披头撒发的泼妇，都是网上最大的娱乐。”【387】

这是我当时对这段话的评论：

“方舟子自称网民（A Netizen），所以他所说的‘网上最大的娱乐’，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他的‘人生最大乐趣’。也就是说，‘方舟子好掐架’这个现象的本质，是方舟子从掐架中得到了享受的感觉，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388】

而心理学研究表明，世界上确有一类邪恶之徒，他们之所以作恶——其实质就是故意伤害无辜、任意制造痛苦和不幸、无端进行破坏——，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快感：

“有一类更重要且令人不安的‘邪恶快感’，其特点在于直接从暴力行为中获得乐趣。破坏建筑物或施加伤害往往能带来某种兴奋感，甚至可能让人感到愉悦；因此，这无疑是排遣无聊的一种手段。”【389】

实际上，在方舟子的一生中，他最开心、最快乐、最扬眉吐气的那段时光，就是2012年的上半年，即他率领网络暴徒对韩寒实施网暴之际。在当时，仅以“娱乐时间”四字开头的帖子，方舟子就发了大约四十个（次），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要穿插着娱乐调节气氛。批韩要常规化、生活化、娱乐化，做到‘吃饭、睡觉、打韩寒’。”【390】实际上，他在得意忘形之际流露出的那些欢快表情包，至今仍以“肘子体”成为网络记忆。但很快，他的命运就发生了乐极生悲的大逆转，那年六月爆发的“方菊花革命”【391】宣告他领导的“寒战”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吃饭、睡觉、打方骗”变成了网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2010年，我又指出方舟子具有“极端自恋，极端贪婪”这两大本性，“他的绝大多数行为，都可以通过这两个本性得到合理的解释。”【377】随着认识的加深，我在2011年提出了“方舟子的力量源泉是邪恶”这一命题。【378】

原来，早在1964年，社会心理学大师、德裔美国人弗洛姆（Erich Seligmann Fromm, 1900-1980）就提出了“恶性自恋”（malignant narcissism）这个概念，用来特指那些“自恋狂”——后来被称为“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NPD）——中症状最为严重且无可救药的那一类人，因为他们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恋行为——如美化自我和攻击他人——来减轻自己的病痛。【392, p.77】换句话说就是，“恶性自恋”之所以是恶性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圈，患者不仅永远都无法从中挣脱，其病情还只能每况愈下。

好笑的是，据弗洛姆，如果“恶性自恋”与“热爱死亡”（love of death）和“共生乱伦固着”（symbiotic–incestuous fixation）这两个特征相结合的话，它们就构成了“腐烂综合征”（syndrome of decay）——这是其原话：

“我将特别指出三种现象，在我看来，它们构成了人类最恶毒、最危险的取向基础；这三种现象分别是：热爱死亡、恶性自恋以及共生乱伦固着。这三种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腐烂综合征’——即那种驱使人们为破坏而破坏、为仇恨而仇恨的心理状态。”【393】

巧得很，在研究“诗人方舟子”时，我就发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

“方舟子的联想，就象是一只在坟墓中飞舞的蝴蝶，无论它如何呼扇自己的翅膀，它都逃不脱死亡和黑暗的笼罩。”【241】

而所谓的“共生乱伦固着”，虽然源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但其含义却远超“恋母”的范围，它是指一个人与自己的情人、粉丝、信徒之间的依恋关系，他们结合成阴阳互补、相互依存的共生体，就像受虐狂与虐待狂之间那样。【394】具体地说就是，方舟子妻与方舟子之间就是“共生乱伦固着”关系，因为她把方舟子视为“圣人”【395】，就像方舟子母把方舟子当成“金儿”一样【396】。而方舟子之所以会在方舟科邪教内部不停地搞病态般的“大清洗”——所谓的“洗粉”【397-398】——，其实质就是在筛选可供他“共生乱伦固着”的对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抱团取暖”【399】；用我的话说就是，方舟子需要被人“哄着、捧着、宠着、惯着”。【151】

得意忘形，乐极生悲

2012年2月，因为率领网络暴徒网暴韩寒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方舟子得意忘形，在媒体上制疑韩寒时手舞足蹈、眉飞色舞，把自己内心的邪恶暴露得淋漓尽致。很快，他的奸佞表情被制成表情包，以“肘子体”为名走红网络及平面媒体。

虽然弗洛姆的“恶性自恋”理论对于分析方舟子的“病态精神”似乎已经足够了，但美国精神分析师派克（Morgan Scott Peck, 1936-2005）却更进一步，将之用来发展成了“邪恶心理学”【400-401】，其精髓，就是他的读者为他总结出来的“邪恶的九大特征”【402】：

第一，经常性地自欺，以躲避罪恶感，并且保持完美形象；

第二，欺骗他人；

第三，将自己的邪恶发泄到特定的目标上；

第四，通常将仇恨隐藏在关爱之中；

第五，滥用政治或情感的力量；

第六，维持高度的权威，并且为此而不断地撒谎；

第七，连续不断地作恶、破坏；

第八，不能从受害者的立场着想；

第九，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这是我2011年的评论：“如果你了解方舟子，你就会发现，上面这九条特征，好像是专门根据方舟子总结出来的。”【378】实际上，连被认为“最了解”方舟子的刘华杰都说，方舟子是“一个恶人”。【75】

其实，关于方舟子就是一个“自恋狂”——“患者的基本特征是对自我价值感的过度夸大和缺乏

对他人的共情”【403, p.383】——这一事实，不仅尽人皆知，而且他本人也心知肚明，因为尽管他动不动就骂别人“自恋”、是“自恋狂”，但他对“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术语却绝口不提——即使被他人提到，他也假装看不见。例如，方舟子从2015年7月起就盯上了推特认证用户“美国大兵净多”，曾把他打成“方学家亦明的徒子徒孙”【404】、“亦明的徒弟”【405】。而到了2023年10月，该大兵发了一个近五百字的帖子，开篇三句话就是：

“其实方舟子这种人是很可怕的。他是典型的narcissistic personality（自恋型人格障碍），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恋狂。和川普完全一个病症。”【406】

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与方舟子发生龃龉，他就会被方舟子盯上一辈子，因为方舟子自己就一再这样吓唬那些人：“我这人记仇”【407】、“一辈子都不放过”【408】、“我这一辈子就缠上你”【409】、“我拿你当一辈子仇敌，就要选择性一辈子打你的假”【290】。但是，对美国大兵的这个帖子，方舟子却一言没发。整整两个月后，一个方粉发帖子回怼美国大兵，说他“以前污蔑方舟子是narcissistic personality，结果他自己说的这些才表现出自恋型人格。”【410】至此，方舟子总算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他于是转发了这个帖子，但其评论却绕过“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话题：

“打着‘美国大兵’的招牌在微博上可以利用墙内人的猎奇心理，在推特上也有市场？”【411】

在心理学上，故意回避与自己有关的负面话题叫作“信息回避”（Information Avoidance），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412】而自恋症患者之所以要回避自恋症话题，就是因为该话题会导致其人设坍塌，产生所谓的“自恋性损伤”（narcissistic injury）【413】、引发“自恋性狂怒”（narcissistic rage）【414】、“自恋性屈辱”（narcissistic mortification）【415】——亦即丧失其“自高自大”的根基，走向“自卑”。实际上，早在2001年，肖传国就曾指出，方舟子的“无端攻击和憎恨则只有心理学上的极度自卑症候群才能解释。”【416】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的仇恨和好斗本性，并非因为他的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而是因为他的自卑心理和“怨夫”本性，所以他才会怨天尤人。

其实，方舟子不仅仅回避“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话题，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几个字也敏感到几乎绝口不提的地步。只是到了2023年，因为他心中的偶像道金斯公开站到了以色列一边，这让被前方粉们认证的“自干绿”方舟子【417-418】彻底“毛了”——即丧失了“理性”和自控能力——，于是他不打自招道：

“相当多做科普或自以为做科普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性歧视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外皆然。”【419】

我曾说过，这是方舟子一辈子所说过的话中，最接近真理的一句话，因为方舟子本人，以及他的很多铁杆跟随者，就是彻头彻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154】而根据波兰科学院一个团队的研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大多患有精神—心理疾病：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个人生活质量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心理功能失调特征。他们表现出崇尚权力与渴望支配、不惜代价追求目标、对他人的剥削态度以及敌意等特征。……达尔文式思维与多种人格前因特质相关联，其中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低宜人性以及‘黑暗三角’人格特质。这些特征刻画了一类对他者持普遍敌对态度的人群。低宜人性意味着缺乏亲社会行为，表现为不信任他人、虚伪以及无法妥协。”【420】

什么是“‘黑暗三角’人格特质”呢？它是由两位加拿大学者在2002年提出的概念，即由三种显著具有负面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自恋、精神病态（即所谓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构成的令人生厌的人格特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

“其核心性格特征包括高度冲动和寻求刺激，以及低水平的同理心和焦虑感。……这三种特质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性格，其行为倾向包括自我标榜、情感冷漠、虚伪欺诈以及攻击性。”【421】

也就是说，方舟子的病根并不仅仅是“极端自恋”或“恶性自恋”，他还患有其他人格障碍，如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以不遵守社会规范和漠视或侵犯他人权利为特征”）【403, p.376】，偏执型人格障碍（“典型特征是无端的猜疑”）【403, p.369】，表演型人格障碍（总想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422, p.757】，等等。只有了解到方舟子的病根的多重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盘根错节、勾心斗角，我们才会真正明白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可理喻的乖张奸佞、歹毒邪恶、毫无人性的观点、主张、立场、和行为。

事实是，在2018年之前，方舟子从未提到过“同理心”这个概念。【423】在2020年之前，方舟子也从未提到过“共情”这个概念。【424-425】。这说明，在那之前，他或者对这个概念茫然无知，或者是对之故意躲避，就像他躲避“自恋型人格障碍”、“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实际上，连那个傻头傻脑的方大脑袋（方玄昌）在构陷肖传国时都知道这样的大道理：

“一个人患有幻想症并不十分可怕，但如果失去了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共情能力且不具有基本道德观念，在司法系统的纵容之下，其对社会构成的威胁将等同于恐怖主义。”【426】

而方舟子不仅在2013年转发了方玄昌的这个帖子【427】，他还将方玄昌的文章发表在新语丝上【428】，因此他绝无任何可能对“共情”这个概念茫然无知。实际上，缺乏共情能力恰恰就是方舟子如此热衷于攻击、伤害无辜，危害、破坏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难怪他在转发方玄昌的帖子时，会顾左右而言他；在“新到”方玄昌的文章时，会把上面那句“提要”删掉。

那么，方舟子的“邪恶心理”与他构陷海瑞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派克早在方舟子构陷海瑞之前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邪恶之人憎恨光明，因为光明让他们看清了自己；邪恶之人憎恨良善，因为良善会显露他们的邪恶；邪恶之人憎恨仁爱，因为仁爱会揭示他们的懒惰。邪恶之人竭力摧毁光明、良善和仁爱，以此逃避面对觉醒和良知的痛苦。”【429】

实际上，有心理学家就说，邪恶的最主要根源就是“贬低”他人。【430】而恰恰就是通过“贬低”海瑞，方舟子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即让自己显得不那么下流、猥琐、卑鄙、邪恶——与他后来打“基因皇后”、打“打工皇帝”时的心理动机完全一样，因为他就是要当“打假皇帝”。【431-432】

自发作恶，自取其辱；玩火自焚，自掘坟墓——邪恶之徒的共同归宿

2012年6月12日，方舟子在新浪微博发碰瓷帖子，威胁新浪微博及其全体用户，“我将一一追究那些在微博上指名道姓地造谣诽谤我的妻子、我的子女的人的法律责任”。而这个帖子下面的上万条评论，几乎全部都是对他的继续辱骂，根本听不到方粉的救主呼声。所以，一天后，方舟子承认，“在我宣布将要追究诽谤我家人者的法律责任时，就有很多微博用户跳出来辱骂我家人，求被告。”【433】注意方舟子当时的三百多万粉丝中，绝大多数都是“三无粉”——该用户主页无头像、无粉丝、无帖子——，即购买来的廉价“僵尸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