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討論與結論

如上所述，方舟子的“明史新三篇”就是他在1997年犯下的“明史三大抄襲案”。無論怎麼看，《海瑞二三事》在這“新三篇”、“三大案”中，都占據獨特的地位。之所以這麼說，並非僅僅因為方舟子在自己的文集中，讓它後來居上，位列三篇之首；而是因為，其餘兩篇文章，大致可以說是方舟子繼承了自己靠偷竊來“炫耀才學”的一貫“傳統”；但《海瑞二三事》卻以“掐架”為主要目的，並且它還是方舟子利用“正說明史”的方式來“掐架”的第一篇文章。難怪他在這篇文章上花費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張居正二三事》發表於1997年6月，《海瑞二三事》發表於11月。換言之，《海瑞二三事》一文除了含有方舟子偷來的“料”之外，另一種成分就是他自己分泌的毒液；利用這兩種成分，方舟子在其黑作坊中烹製出來了這個特大號“方氏毒饅頭”，它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方舟子後來“學術打假”生涯的問路石。

1、“前所未有”的文賊

我早就指出，作為一名“科唬作家”，方舟子就是一個看啥偷啥、偷啥信啥的無知“蠢賊”。【357-358】也就是說，在“騙取稿費”之際，方舟子根本就顧不上——他也分不清——自己偷來的東西到底是珍品還是贗品，反正他開有賊贓專賣店，即所謂的“匪窟賊窩”【359】，無論什麼樣的貨色，他都能賣出個好價錢。關於這一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2002年科唬“智商的誤區”之際，順手把美國的一份偽造的研究論文也偷了過來，當作他批駁“智商學派”的唯一證據。【360】

但是，作為一名“文史畸才”，方舟子的撰文目的根本就不是為了賺錢——他也賺不到錢——，而是為了“炫耀才學”和“掐架”；並且，無論幹啥，他都懷有強烈的個人動機，如發泄仇恨、如“吸粉”【361】、如創辦方舟邪教——他把羅永浩打成邪教教主的文字，百分之一百適用於他自己【362】。所以，方舟子在行竊之際，完全不是“見東西就偷”，而是挑挑揀揀，將與自己既定立場和觀點不利的信息全部過濾掉。當然，方舟子搞“選擇性抄襲”，並不限於文史文章，因為在科唬轉基因、科唬達爾文主義之際，他也都把這個特點暴露得淋漓盡致。【154】【363】換言之，只要方舟子懷着個人動機或目的撰文，他就一定會踐行自己的“選擇性抄襲”原則——不抄襲，這個偽狀元根本寫不出文章——；反之亦然，每當方舟子搞“選擇性抄襲”，他肯定懷有邪惡的個人動機或者毒特的政治目的，無一例外。

確實，與《張居正二三事》和《嚴嵩的末日》相比，《海瑞二三事》的最突出特點就是抄襲的選擇性，因為蔣星煜的《海瑞》從總體上來說是歌頌海瑞的，而這個總體傾向與方舟子的既定意圖截然相反。所以，方舟子在抄襲蔣星煜時，根本就不是“見東西就偷”，而是精挑細選，以達到斷章取義的目的。例如，為了渲染“海瑞罵皇帝”之狠毒，方舟子僅講到“據說世宗讀了這封奏疏後，氣得全身發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來，不要讓他逃跑了”就不再講了。而大量的史書，包括蔣星煜的《海瑞》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都提到嘉靖帝聽說海瑞已經準備赴死的消息後的反應，即再三閱讀，為之感動。實際上，黃仁宇就說，“這一奏疏的措辭雖然極端尖辣，但又謹守着人臣的本分。”【64, p.138】而方舟子為了構陷海瑞“表演”，則極力掩蓋這樣的事實。同樣，在說海瑞主持“老幹部之家”工作時，方舟子就將蔣星煜提供的大量背景信息徹底屏蔽掉，專門把那些對海瑞的指責、攻擊、誣告當作事實來陳述。可是，當他發現蔣星煜提供了可以用於黑海瑞的信息——如批評海瑞撰寫“贈序”——時，他馬上就如黑狗掏襠般地一頭撲去，根本不在乎蔣星煜所說是真是假。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他對海瑞的構陷是蓄意的。實際上，“蓄意構陷”就是方舟子後來“打假”的最最凸出的特點，也是聞名遐邇的“雲霄方氏打假絕招”，其實質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只要我想整你，我就一定能夠整死你，就算搭上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實際上，在構陷韓寒之際，方舟子就是這麼說的。【364】所以說，方舟子就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文賊，即他有能耐通過抄襲一篇文章或一本書而得出與原著完全相反的結論。

實際上，方舟子的這套“扒糞——潑糞”招數，連金髮碧眼的外國人都唬不了。2014年，因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圖書館專員、國際知名開源出版物專家比爾（Jeffrey Beall）教授將方舟子的金主、瑞士奸商林樹坤的開源出版公司掛上了黑名單，所以方舟子如同祖墳被刨一般，馬上對比爾教授實施喪心病狂般的報復性“打假”。而方舟子打假比爾的唯一手段就是在網上扒糞，然後把自己能夠找到的所有負面材料全都潑到比爾的頭上，根本不辨真假，連他自己不久前剛剛將比爾認證為“這方面的專家”【365】，以及英國《自然》雜誌——方舟子口中的“國際上最著名的科學雜誌之一”【366】——對比爾的正面報道【367】都全然不顧。而比爾對此似乎早有準備，所以面對張牙舞爪、呲牙咧嘴的方舟子，他只發了一個帖子，其中只有兩段話提到方舟子，就把方舟子修理得低眉順眼、服服帖帖——這是那兩段話的中文翻譯：

“我還惹惱了一個名叫方舟子（真名方是民）的人。他顯然把自己包裝成中國科學的看家狗，將所有不是在他的朋友林樹坤的雜誌上發表的科學論文貶為垃圾。據說他從林樹坤那裡領取津貼。方目前正瘋狂地在互聯網上挖掘關於我的髒東西，然後將他所能夠找到的東西統統發表在他那個基於美國的博客上面。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捍衛他的施主，林。”【368】

臭名遠揚、不堪一擊的“方氏選擇性打假”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圖書館專員比爾教授是英國《自然》雜誌認證的“掠食類開源出版商監督者”（上圖右上角照片源自該文）【367】；也是方舟子本人承認的監督“很多騙人的‘學術期刊’出版公司”的“這方面的專家”【366】。但是，當比爾將方舟子的金主、瑞士奸商林樹坤（右中）的開源出版公司掛上了他建立的頗有影響的黑名單後，馬上就慘遭“假打鬥士”方舟子（右下）的惡意報復，其手段與他在十七年前構陷海瑞、九年前構陷肖傳國、兩年前構陷韓寒，一脈相承，那就是把自己選擇性偷來的、盜來的贓物劈頭蓋臉地潑向對方，根本不辨真偽。而就在方舟子撒歡般地侮辱、誹謗比爾之際，比爾在自己的網站發表了上面這個帖子【368】，其中最後兩段話（紅框內）直接劍指方文痞，結果導致這個當時氣焰囂張至極的雲霄文痞馬上變成了一個上海癟三，在喊了幾聲“你等着”之後，立即撒丫子逃命，連頭都沒敢回。（關於那場大戰的詳情，見【369】。）

2、“絕無僅有”的文痞

大致說來，方舟子的文痞生涯，就是他的所謂“網民”生涯。因為生性好鬥、又酷愛得瑟，所以他將自己寫的文章分為“炫耀才學”和“掐架”兩類。【21】所謂“掐架”，就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而互噴口水，就是“打架”——與“打假”恰好諧音。方舟子的“打架鬥士”風采，至今仍保留在《方舟子詩文集》中的《方舟子雜文》中。顯然就是根據這些文字垃圾和方氏“打架”歷史，有人在方舟子成為“打假鬥士”之前就稱他為“科方文元”。【318】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成為“打假鬥士”是偶然的，但他成為“打架斗（毆人）士”卻是必然的，因為那是由他的先天秉性決定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本能的東西是先天就有的，當然是寫入基因的。”【370】

其實，在人類歷史上，好鬥之徒多如牛毛，而方鬥士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的惡毒：即使是與他毫不相干之人，一旦被他盯上、掐住，他就一定要使用最最下流、最最惡毒的手段，必欲將之徹底毀滅——他率領網絡暴徒構陷韓寒就是一例。【371】從這一點來說，方文痞要遠遠超過“姚文痞”，因為姚的文章，基本上出於階級立場，為政治目的服務。而方舟子的“打架”文章，無一例外全都基於他的個人利益和個人感情。實際上，只要將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與方舟子的《海瑞二三事》做一下簡單的對比，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它們遠不在同一層次之上。確實，對於姚文元的文章，吳晗的反對意見也不過就是說它“牽強附會”、“亂扣帽子”而已。【372】文革過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痛批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其中也不過說“姚文元的批評是強詞奪理，不足以服人的。”【373】只是在批判姚文元作於文革期間的《評陶鑄的兩本書》時，才有人說“姚文元別有用心地採用歪曲原意，斷章取義，顛倒黑白，栽贓陷害等惡劣手法”這樣的話。【374】誰都知道，政治鬥爭就是生存鬥爭、就是你死我活。因此，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僅僅是“別有用心地採用……惡劣手法”，那是相當的“溫良恭儉讓”。實際上，在姚文元的判決書中，“海瑞”這倆字兒根本就不曾出現過，因此他打響文革第一槍，並不算犯罪。【375】與之相比，方舟子的很多“打假”，以及“反偽”、“科唬”，就是赤裸裸的刑事犯罪——即中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所說的“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肖戰”和“寒戰”尤其如此。

事實是，在作《海瑞二三事》時，方舟子與海瑞從無任何交集，但他在構陷海瑞時所表現出來的惡毒和“匠心”，何止是“別有用心地採用歪曲原意，斷章取義，顛倒黑白，栽贓陷害等惡劣手法”，他就差對海瑞直接掘墳鞭屍了。同樣，在“吃飯、睡覺、打韓寒”之際，方舟子表現出來的惡意也是再明顯不過，那就是要砸韓寒的飯碗——用方舟子自己的話說就是：

“作家這碗飯就別再吃了。”【376】

而早在那之前一年我就已經指出：

“方舟子一夥行惡的初衷和動機，也不過就是因為別人比他們生活得更好而已。”【377】

“方舟子整治對手最狠的招術就是砸對手的飯碗。”【378】

在那之後，我說得更為清楚：

“‘砸對手的飯碗’不僅是方舟子迫使對手就範的殺手鐧，它還是方舟子發泄自己內心邪惡的最直接通道：將對手變成和他一模一樣的‘無業游民’、‘自由職業者’，能夠使方舟子得到心理上最大的滿足。”【379】

從這一點上來說，“四人幫成員姚文元”與“無業游民方文痞”在邪惡程度上根本就不在同一個量級：方舟子堪稱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文痞”，因為他以作惡為生。

3、方舟子為什麼要構陷海瑞？

問題是，方舟子為什麼要煞費苦心地惡意貶低、醜化、甚至構陷海瑞？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來回答，即通過所謂的“文本分析”來尋找表面上的原因，也可以利用“邪噁心理學”來挖掘其內心深處。先看表面原因。

第一，在明史中，至少在蔣星煜的《海瑞》中，耿直清廉的海瑞與陰柔、狡詐、貪婪的張居正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受金庸的影響，張居正恰恰就是方舟子心中那屈指可數的偶像之一。【1】顯然，舉人出身的海瑞把進士出身的張居正襯托得如此渺小、如此猥瑣、如此醜惡，無疑會讓信奉“學歷崇拜”的方舟子對海瑞產生無名怒火。

第二，海瑞崇拜明太祖朱元璋，而受吳晗的影響，朱元璋恰恰又是方舟子最最痛恨的那個人——沒有之一——，他“亂侃明史”的初衷，就是要用朱元璋來影射“老毛”。【380】如上所述，方舟子痛恨朱元璋的一個原因就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簡直還不如平民百姓。”換句話說就是，方衙內對明太祖懷有強烈的階級仇恨，就像他仇視海瑞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為民請命”一樣。

第三，顯然是受魯迅影響，加之在走出雲霄之後所受到的心理打擊——所謂的“心比天高，命（才）比紙薄”【381】——，方舟子早就對中國、中國政府、中國人民產生了刻骨仇恨。所以，他在赴美留學之前，曾在一首“詩”中發下毒咒，要中國發生“一次奇蹟的毀滅”——所以我說“有一種作惡叫作詩”。【212】實際上，在作於1994年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中，方舟子就曾藉機發泄自己的滿腔仇恨，把中華民族說成是“一個屠殺本民族英雄的民族”，而中國則是一個“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鑄就”的“無可救藥的奴隸之邦！”【18】在那之後，方舟子的所有表現和表演，都可以用“仇華、恨華、辱華、反華、滅華”這十個字來概括。

事實是，不僅方舟子本人痛恨中國，連他的老婆劉菊花也是如此——這是劉剽婆在2010年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在中國痛罵整個中國和全體中國人民：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382】

幾乎與之同時，方舟子在香港無線電視台的一個辱華節目中，用其陰間般的嗓音和胡建雲霄英語，喊出了“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ing”（騙子人民共和國）這四個單詞——難怪美國人會給那個節目頒獎。【383】

逃亡美國之後，方舟子馬上就變成了互聯網上的首席華黑，他不僅是最早把新冠病毒稱為“武漢病毒”的那個人【384】，他還曾發毒咒說，疫情在中國“永遠都結束不了”【385】。實際上，方舟子對特朗普恨之入骨，所以在他的第一任期，方舟子發了數以千計的“特黑”帖子，反對他幹的所有事情，但卻唯獨對他的反華政策一聲不吭。【386】換句話說就是，“仇恨中華”乃是方舟子最突出、最明顯、並且貫穿其一生、從未動搖或改變的信念——即使是在他扮演“愛國賊”的那段短暫時光都是如此。

可是，在被方舟子抹得漆黑一片的中國大地，海瑞就像是一個他永遠都塗抹不掉的亮點，他受到全體中國人民的長期“擁護，愛戴，崇仰”，因此證明中國並非方舟子夫婦口中的那個“奴隸之邦”。所以，抹黑海瑞、將他醜化，就變成了方舟子黑華、反華戰略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就是因為如此，方舟子在1997年祭出了他天生的構陷本領——無非就是“偷、盜、坑、唬、騙”這五個字【371】——，撰寫了《海瑞二三事》一文。他當然不可能料到——實際上，他可能至今也不曾想到——，這篇文章在三十年後會成為世人研究其邪惡本性的最佳標本，就像他本人是一具“最佳邪惡標本”一樣。

千夫指，萬人罵

短短幾個月的寒戰，把方舟子十多年間通過“假打假、偽反偽、胡科唬”所積攢下來的那點信譽揮霍一空，讓他成為新浪微博上最最遭人痛恨、詈罵、唾棄的生物。

4、邪惡的本能是作惡

我在上面曾說過，“作惡很可能是方舟子更深層次的本能和心理需求。”這麼說有根據嗎？

實際上，早在成為“方學家”之前，我就對方舟子產生了“好鬥成性、像個‘怨夫’”這一印象。在開始研究“方學”之後，我發現方舟子在1995年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讓‘愛’的信徒張牙舞爪，讓抄幾篇古文名篇就以酸自居的人泛出惡臭，讓言必稱邏輯者露出流氓的尾巴，讓道貌岸然者暴露暗藏的飛針，就象讓自詡不食人間煙火者變成披頭撒發的潑婦，都是網上最大的娛樂。”【387】

這是我當時對這段話的評論：

“方舟子自稱網民（A Netizen），所以他所說的‘網上最大的娛樂’，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他的‘人生最大樂趣’。也就是說，‘方舟子好掐架’這個現象的本質，是方舟子從掐架中得到了享受的感覺，體會到了人生的樂趣。”【388】

而心理學研究表明，世界上確有一類邪惡之徒，他們之所以作惡——其實質就是故意傷害無辜、任意製造痛苦和不幸、無端進行破壞——，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從別人的痛苦中獲得快感：

“有一類更重要且令人不安的‘邪惡快感’，其特點在於直接從暴力行為中獲得樂趣。破壞建築物或施加傷害往往能帶來某種興奮感，甚至可能讓人感到愉悅；因此，這無疑是排遣無聊的一種手段。”【389】

實際上，在方舟子的一生中，他最開心、最快樂、最揚眉吐氣的那段時光，就是2012年的上半年，即他率領網絡暴徒對韓寒實施網暴之際。在當時，僅以“娛樂時間”四字開頭的帖子，方舟子就發了大約四十個（次），因為按照他的說法，“要穿插着娛樂調節氣氛。批韓要常規化、生活化、娛樂化，做到‘吃飯、睡覺、打韓寒’。”【390】實際上，他在得意忘形之際流露出的那些歡快表情包，至今仍以“肘子體”成為網絡記憶。但很快，他的命運就發生了樂極生悲的大逆轉，那年六月爆發的“方菊花革命”【391】宣告他領導的“寒戰”已經走入窮途末路，“吃飯、睡覺、打方騙”變成了網民的另一種生活方式。

2010年，我又指出方舟子具有“極端自戀，極端貪婪”這兩大本性，“他的絕大多數行為，都可以通過這兩個本性得到合理的解釋。”【377】隨着認識的加深，我在2011年提出了“方舟子的力量源泉是邪惡”這一命題。【378】

原來，早在1964年，社會心理學大師、德裔美國人弗洛姆（Erich Seligmann Fromm, 1900-1980）就提出了“惡性自戀”（malignant narcissism）這個概念，用來特指那些“自戀狂”——後來被稱為“自戀型人格障礙”（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NPD）——中症狀最為嚴重且無可救藥的那一類人，因為他們必須通過不斷的自戀行為——如美化自我和攻擊他人——來減輕自己的病痛。【392, p.77】換句話說就是，“惡性自戀”之所以是惡性的，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惡性循環圈，患者不僅永遠都無法從中掙脫，其病情還只能每況愈下。

好笑的是，據弗洛姆，如果“惡性自戀”與“熱愛死亡”（love of death）和“共生亂倫固着”（symbiotic–incestuous fixation）這兩個特徵相結合的話，它們就構成了“腐爛綜合徵”（syndrome of decay）——這是其原話：

“我將特別指出三種現象，在我看來，它們構成了人類最惡毒、最危險的取向基礎；這三種現象分別是：熱愛死亡、惡性自戀以及共生亂倫固着。這三種取向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了‘腐爛綜合徵’——即那種驅使人們為破壞而破壞、為仇恨而仇恨的心理狀態。”【393】

巧得很，在研究“詩人方舟子”時，我就發現了一種極其罕見的現象：

“方舟子的聯想，就象是一隻在墳墓中飛舞的蝴蝶，無論它如何呼扇自己的翅膀，它都逃不脫死亡和黑暗的籠罩。”【241】

而所謂的“共生亂倫固着”，雖然源於弗洛伊德的“戀母情結”，但其含義卻遠超“戀母”的範圍，它是指一個人與自己的情人、粉絲、信徒之間的依戀關係，他們結合成陰陽互補、相互依存的共生體，就像受虐狂與虐待狂之間那樣。【394】具體地說就是，方舟子妻與方舟子之間就是“共生亂倫固着”關係，因為她把方舟子視為“聖人”【395】，就像方舟子母把方舟子當成“金兒”一樣【396】。而方舟子之所以會在方舟科邪教內部不停地搞病態般的“大清洗”——所謂的“洗粉”【397-398】——，其實質就是在篩選可供他“共生亂倫固着”的對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抱團取暖”【399】；用我的話說就是，方舟子需要被人“哄着、捧着、寵着、慣着”。【151】

得意忘形，樂極生悲

2012年2月，因為率領網絡暴徒網暴韓寒成為萬眾矚目的人物，方舟子得意忘形，在媒體上制疑韓寒時手舞足蹈、眉飛色舞，把自己內心的邪惡暴露得淋漓盡致。很快，他的奸佞表情被製成表情包，以“肘子體”為名走紅網絡及平面媒體。

雖然弗洛姆的“惡性自戀”理論對於分析方舟子的“病態精神”似乎已經足夠了，但美國精神分析師派克（Morgan Scott Peck, 1936-2005）卻更進一步，將之用來發展成了“邪噁心理學”【400-401】，其精髓，就是他的讀者為他總結出來的“邪惡的九大特徵”【402】：

第一，經常性地自欺，以躲避罪惡感，並且保持完美形象；

第二，欺騙他人；

第三，將自己的邪惡發泄到特定的目標上；

第四，通常將仇恨隱藏在關愛之中；

第五，濫用政治或情感的力量；

第六，維持高度的權威，並且為此而不斷地撒謊；

第七，連續不斷地作惡、破壞；

第八，不能從受害者的立場着想；

第九，不能容忍別人對自己的批評。

這是我2011年的評論：“如果你了解方舟子，你就會發現，上面這九條特徵，好像是專門根據方舟子總結出來的。”【378】實際上，連被認為“最了解”方舟子的劉華傑都說，方舟子是“一個惡人”。【75】

其實，關於方舟子就是一個“自戀狂”——“患者的基本特徵是對自我價值感的過度誇大和缺乏

對他人的共情”【403, p.383】——這一事實，不僅盡人皆知，而且他本人也心知肚明，因為儘管他動不動就罵別人“自戀”、是“自戀狂”，但他對“自戀型人格障礙”這個術語卻絕口不提——即使被他人提到，他也假裝看不見。例如，方舟子從2015年7月起就盯上了推特認證用戶“美國大兵淨多”，曾把他打成“方學家亦明的徒子徒孫”【404】、“亦明的徒弟”【405】。而到了2023年10月，該大兵發了一個近五百字的帖子，開篇三句話就是：

“其實方舟子這種人是很可怕的。他是典型的narcissistic personality（自戀型人格障礙），就是我們常說的自戀狂。和川普完全一個病症。”【406】

一般來說，一個人一旦與方舟子發生齟齬，他就會被方舟子盯上一輩子，因為方舟子自己就一再這樣嚇唬那些人：“我這人記仇”【407】、“一輩子都不放過”【408】、“我這一輩子就纏上你”【409】、“我拿你當一輩子仇敵，就要選擇性一輩子打你的假”【290】。但是，對美國大兵的這個帖子，方舟子卻一言沒發。整整兩個月後，一個方粉發帖子回懟美國大兵，說他“以前污衊方舟子是narcissistic personality，結果他自己說的這些才表現出自戀型人格。”【410】至此，方舟子總算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他於是轉發了這個帖子，但其評論卻繞過“自戀型人格障礙”這個話題：

“打着‘美國大兵’的招牌在微博上可以利用牆內人的獵奇心理，在推特上也有市場？”【411】

在心理學上，故意迴避與自己有關的負面話題叫作“信息迴避”（Information Avoidance），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412】而自戀症患者之所以要迴避自戀症話題，就是因為該話題會導致其人設坍塌，產生所謂的“自戀性損傷”（narcissistic injury）【413】、引發“自戀性狂怒”（narcissistic rage）【414】、“自戀性屈辱”（narcissistic mortification）【415】——亦即喪失其“自高自大”的根基，走向“自卑”。實際上，早在2001年，肖傳國就曾指出，方舟子的“無端攻擊和憎恨則只有心理學上的極度自卑症候群才能解釋。”【416】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的仇恨和好鬥本性，並非因為他的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而是因為他的自卑心理和“怨夫”本性，所以他才會怨天尤人。

其實，方舟子不僅僅迴避“自戀型人格障礙”這個話題，他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幾個字也敏感到幾乎絕口不提的地步。只是到了2023年，因為他心中的偶像道金斯公開站到了以色列一邊，這讓被前方粉們認證的“自干綠”方舟子【417-418】徹底“毛了”——即喪失了“理性”和自控能力——，於是他不打自招道：

“相當多做科普或自以為做科普的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性歧視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中外皆然。”【419】

我曾說過，這是方舟子一輩子所說過的話中，最接近真理的一句話，因為方舟子本人，以及他的很多鐵杆跟隨者，就是徹頭徹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154】而根據波蘭科學院一個團隊的研究，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大多患有精神—心理疾病：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個人生活質量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心理功能失調特徵。他們表現出崇尚權力與渴望支配、不惜代價追求目標、對他人的剝削態度以及敵意等特徵。……達爾文式思維與多種人格前因特質相關聯，其中最顯著的特徵表現為低宜人性以及‘黑暗三角’人格特質。這些特徵刻畫了一類對他者持普遍敵對態度的人群。低宜人性意味着缺乏親社會行為，表現為不信任他人、虛偽以及無法妥協。”【420】

什麼是“‘黑暗三角’人格特質”呢？它是由兩位加拿大學者在2002年提出的概念，即由三種顯著具有負面特質——馬基雅維利主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自戀、精神病態（即所謂的“反社會人格障礙”）——構成的令人生厭的人格特質，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

“其核心性格特徵包括高度衝動和尋求刺激，以及低水平的同理心和焦慮感。……這三種特質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現出一種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性格，其行為傾向包括自我標榜、情感冷漠、虛偽欺詐以及攻擊性。”【421】

也就是說，方舟子的病根並不僅僅是“極端自戀”或“惡性自戀”，他還患有其他人格障礙，如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以不遵守社會規範和漠視或侵犯他人權利為特徵”）【403, p.376】，偏執型人格障礙（“典型特徵是無端的猜疑”）【403, p.369】，表演型人格障礙（總想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422, p.757】，等等。只有了解到方舟子的病根的多重性，以及它們之間的盤根錯節、勾心鬥角，我們才會真正明白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無可理喻的乖張奸佞、歹毒邪惡、毫無人性的觀點、主張、立場、和行為。

事實是，在2018年之前，方舟子從未提到過“同理心”這個概念。【423】在2020年之前，方舟子也從未提到過“共情”這個概念。【424-425】。這說明，在那之前，他或者對這個概念茫然無知，或者是對之故意躲避，就像他躲避“自戀型人格障礙”、“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樣。實際上，連那個傻頭傻腦的方大腦袋（方玄昌）在構陷肖傳國時都知道這樣的大道理：

“一個人患有幻想症並不十分可怕，但如果失去了正常人應該具有的共情能力且不具有基本道德觀念，在司法系統的縱容之下，其對社會構成的威脅將等同於恐怖主義。”【426】

而方舟子不僅在2013年轉發了方玄昌的這個帖子【427】，他還將方玄昌的文章發表在新語絲上【428】，因此他絕無任何可能對“共情”這個概念茫然無知。實際上，缺乏共情能力恰恰就是方舟子如此熱衷於攻擊、傷害無辜，危害、破壞和諧社會的心理基礎。難怪他在轉發方玄昌的帖子時，會顧左右而言他；在“新到”方玄昌的文章時，會把上面那句“提要”刪掉。

那麼，方舟子的“邪噁心理”與他構陷海瑞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對於這個問題，派克早在方舟子構陷海瑞之前就已經給出了答案：

“邪惡之人憎恨光明，因為光明讓他們看清了自己；邪惡之人憎恨良善，因為良善會顯露他們的邪惡；邪惡之人憎恨仁愛，因為仁愛會揭示他們的懶惰。邪惡之人竭力摧毀光明、良善和仁愛，以此逃避面對覺醒和良知的痛苦。”【429】

實際上，有心理學家就說，邪惡的最主要根源就是“貶低”他人。【430】而恰恰就是通過“貶低”海瑞，方舟子極大地滿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即讓自己顯得不那麼下流、猥瑣、卑鄙、邪惡——與他後來打“基因皇后”、打“打工皇帝”時的心理動機完全一樣，因為他就是要當“打假皇帝”。【431-432】

自發作惡，自取其辱；玩火自焚，自掘墳墓——邪惡之徒的共同歸宿

2012年6月12日，方舟子在新浪微博發碰瓷帖子，威脅新浪微博及其全體用戶，“我將一一追究那些在微博上指名道姓地造謠誹謗我的妻子、我的子女的人的法律責任”。而這個帖子下面的上萬條評論，幾乎全部都是對他的繼續辱罵，根本聽不到方粉的救主呼聲。所以，一天后，方舟子承認，“在我宣布將要追究誹謗我家人者的法律責任時，就有很多微博用戶跳出來辱罵我家人，求被告。”【433】注意方舟子當時的三百多萬粉絲中，絕大多數都是“三無粉”——該用戶主頁無頭像、無粉絲、無帖子——，即購買來的廉價“殭屍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