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 知識分子的兩面性

知識分子是人群中一個特殊的群體，這不僅表現在他們人數少，教育水平高，刻意與主流保持距離，而且還表現在他們的行為具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因為這些矛盾，知識分子群體內的表現就多種多樣。所以要了解知識分子，必須先了解這些矛盾。

首先是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如前所述，知識分子的關鍵特徵就是獨立性和批評性。所以他們與權力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對立。當然權力集團對知識分子也會採取不信任和排斥的態度（如果不是鎮壓的話）。但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往往是通過社會政策實現的，也就是需要權力的合作。所以他們對權力有着愛恨交加的態度。而且每一個知識分子，在如何對待權力這個問題上也有着不同的選擇。

知識分子對民主制度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的。他們一般崇尚“開明”，“關注弱者”的政治理念，而民主和自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知識分子作為民間參與政治最活躍的一個群體，也得益於一個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環境。反過來，民主政治的健康運作也需要知識分子的存在與參與。但是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理念是“平等”，也就是每個人擁有同樣的參與社會運作的權利，不管其知識和教育的多少。這與知識分子的精英理念是矛盾的。在知識分子看來，他們擁有治理社會的最好方法，所以應該有最大的發言權。而他們壓制其他聲音的行為是對民主制度的一種損害。

前面說到，知識分子崇尚前衛，希望在思想上遠離主流群體。但他們又需要主流群體，不僅作為他們的資助者，而且作為他們的聽眾。所以知識分子既追求孤立，又害怕孤立。而既堅持前衛立場又能接觸群眾的一個方法，就是發動革命。這時候，知識分子就以群眾領袖的角色出現，而不再是孤立的獨語者了。所以，政治上的激進可能是刻在知識分子的基因之中的。

正是因為這些矛盾性，我們很難簡單地給某一個知識分子貼上“體制內”，“體制外”，“民主”，“反民主”，“精英派”，“草根派”等標籤，而需要理解影響到他們行為的多種需求。而這些矛盾性，也是對知識分子完整人格的一個考驗。遺憾的是，並非所有知識分子都能經受住這個考驗。

５ 為什麼大多數知識分子是自由派？

上兩節分析了知識分子的一些共性。他們雖然大多數是學者，但由於公共空間與學術界的環境和優勢規則都不同，他們在這兩個場合的表現也不同。我們不能單純由他們的學術資格來判斷其公眾言論的可信性。另外，他們的理念和需求中具有種種兩面性，這也使他們的行為顯示複雜多樣的一面。對他們的認識也需要一個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過程。

了解了知識分子的定義和行為特徵後，讓我們再來看看他們的政治傾向。

通常的印象是：知識分子都是自由派或傾向於自由派。這常常被用來證明自由派更加理性。但事實上也有一些大師級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活躍的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這裡引用了他們的學術地位，因為他們的公共言論也是在經濟領域）。今天，大學裡公開宣傳保守派理念的知識分子很少了。但還是有幾個保守派的思想庫，為一批不那麼知名的保守派知識分子提供了活動平台。在電視和無線電節目中也有一批頗有影響力的保守派主持人。

不管怎樣，大多數知識分子是自由派，這是事實。他們也自稱進步派（progressive），隱含着主張社會的變革和改善。其實這有點名不符實。最近幾十年來的很多社會進步，如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都不是“進步派”領導和推動的。當這些“意料之外”的社會變革發生時，知識分子通常是站在批評，反對的一方。

為什麼知識分子有如此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呢？通常的解釋是：知識分子是開明的（enlightened）。所以他們自然地採取更為理性，更為正義的立場，而這就是自由派的立場。但是，有很多教育程度很高，智力能力也很高的人是保守派，如銀行家，律師，醫生等。對此的解釋是：這些人出於自己的利益反對政府干預和財富再分配。

在這裡，我們提出另一種解釋：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與他們的基本思想方法有關。

索維爾提出了一個“兩種世界觀”的理論，還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一種世界觀認為，一個完美的世界是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個好的設計。所以要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就要大規模地按照新設計來改革。當然，這些人自認為已經掌握了那個完美設計，所以可以來主導這個大變革。索維爾稱這種世界觀為“救世主”世界觀（anointed）。另一種世界觀認為：完美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每個問題的解決都會帶來代價。所以世界的改善是不斷的局部優化和權衡的結果，而不是整體的改變。而這種局部改善只有利益相關者才能進行，而不能依靠外來力量。這種世界觀被稱為悲劇世界觀。

知識分子的“使命”是批評現狀，推動改革。顯然具有救世主心態的人更有動力成為知識分子。而同樣的心態也導致了他們在經濟上偏愛政府干預和中央計劃；在社會問題上自居道德高地，偏好道德判斷而不屑於了解每個人具體的行為環境；在法律問題上提倡“司法行動主義”（judicial activism），也就是放手按照今天的社會需要來修改對法律的解釋。這些傾向加起來，那就是自由派的立場了。相比之下，具有悲劇世界觀的人則對權力和“總設計師”之類的角色充滿懷疑。他們更注重個人層面上的努力，注重小的，漸進的改進。所以他們更認同保守派的立場。同時也因為這種世界觀，他們很可能更願意擔任技術專家和經理那類工作，而對成為知識分子不感興趣。

除了世界觀以外，還有一個“知識觀”的問題。這是哈耶克在１９４０年代為了反對計劃經濟而提出的。哈耶克指出，世界上存在兩種知識。一種是“科學知識”或“專業知識”。這主要是各個專業的理論和基本技術。這種知識具有廣泛的適用性而且能以邏輯的方式組織起來，以教科書，論文專著等形式傳播。另一種是“具體知識”。這包括對於一個具體情形的知識（例如一個特定街區的商店和顧客組成），和一個具體實踐的經驗（例如在一個特定的山谷里種大豆，或從一個特定的銀行分行取得商業貸款）。這種具體知識，只有在那個具體情形操作的人才會掌握，也只對他們才有用，所以不可能大規模傳播。專業知識是集中式的。一個大學或一個管理機構（至少在理論上）可以搜羅所有的專家，來掌握所有的專業知識。而具體知識則是分散在億萬人那裡，沒有一個人或一群人可能掌握全部具體知識。

哈耶克的這個說法被索維爾用來說明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如果我們認為專業知識更重要，那麼我們就會認為社會應該由掌握專業知識的專家們來管理。決策過程應該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式，而最頂端自然就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最“睿智”的精英們了。而如果我們更看重具體知識的話，就會認為中央型的管理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建立適當的市場體系而把決定權留給那億萬個具體操作者。所以這兩種“知識觀”影響了一個人的政治立場。而知識分子的訓練和職業基本是在學校，而不是在生產實踐中。所以他們自然更注重書本知識也就是專業知識，而低估具體知識的價值。這也讓他們更為傾向於自由派立場。而保守派即使持同樣的理念，也主張分散型的決策過程。例如在社會救濟，教育經費等問題上他們除了主張減小政府介入程度外，也主張直接把經費分到州里，讓更底層的政府來決定如何使用。

除了世界觀與知識觀外，教育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教育系統中自由派占多數，他們對年輕人的影響也就比保守派更大。目前有些教育方法更跡近洗腦。例如，鼓勵中小學生就種族，環保，同性戀婚姻等複雜的社會問題發表意見，而不展現給他們兩方面的論點論據教他們如何思考分析。結果就是他們接受“政治正確”的現成結論，而完全沒有學會如何獨立思考。而且上面所說的“救世主”世界觀和專業知識觀對年輕人也有自然的吸引力。只有離開了學校，多經歷世事後，保守主義的立場才變得值得考慮。

由此可見，知識分子中自由派居多的事實並不一定說明誰更理性，而是在幾個層面“自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