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學把知識與研究成果當作商品，競相推銷，一如零售業者爭取顧客上門。這種現象是許多默然存在的不成文作法之一，並且深植於現代學術政策的根基之內。 ——索斯坦·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美國高等教育：商人制訂的大學行為準則》（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men, 1918）

　二十世紀末，美國大學廣受艷羨，它們擁有巍峨的校舍、花木扶疏的中庭，以及邊幅不修、心無旁騖的教授群。它們不再是與世隔離的寂靜孤城，反而躍身為國家的源頭活水，提供經濟成長與繁榮所需的三大要素：高素質的人力、專業知識、以及可轉化為高價值產品或醫療技術的先進科技。

　這些新發現不但引起媒體的注意，來自政府單位和基金會的經費援助也隨之增加，政府官員對大學的監督更日趨嚴格。在此同時，許多商機也因此浮現。美國大學發現，它們可以出售研發成果，許多企業也願意花上大把銀子，贊助網際網絡與有線電視的教學課程。此外，運動用品公司會花錢說服校方同意，在學校運動員的制服上印製公司商標，或是把校名印在公司生產的帽子與運動衫上出售，大學校園也開始出現掛着「雅虎信息教授」、「K-Mart行銷學教授」等頭銜的老師。據說田納西大學還使出一記奇招，把代表自身的橙橘色賣給一家塗料生產商，以便想要分享該校美式足球隊魔力的民眾，把自己的房子漆成一片「田納西橙」；甚至還有一所企業化經營的大學成功找到廠商，讓他們願意付錢在該校男廁小便池的牆上打廣告。

商業化現象並非鮮事

　美國大學種種商業化的作法可能變本加厲，但絕非始於今日。遠在二十世紀初，芝加哥大學就定期刊登廣告招生；賓州大學也曾設立公關室，負責提高該校的知名度。一九○五年，哈佛大學為了訓練替學校賺進大把鈔票的美式足球隊，還特別禮聘一名二十六歲的教練，他的薪水竟然與校長不相上下，是正教授的兩倍。伊利諾大學校長安德魯·德瑞伯（Andrew Draper）就明白表示，大學「是傳道授業的場所，也是企業組織。如果不以企業化方式經營，註定會失敗。」1

　美國大學商業化的今昔之別，不在於此一現象的存在與否，而在於它的涵蓋範圍與普及程度。一九七○年之前，大學校長偶有市儈作風，會運用廣告或藉助某些商界的作法。不過，我們若是從嚴解釋，主張「商業化」指的是以學校的教學或研究換取金錢，這種現象大致上只存在於校園生活的邊際地帶，如一些體育活動、函授與進修課程等。☆可是現在，信息系、生化系、企管系和其它許多科系的教授無不利用各種學術活動賺錢。商業掛帥的現象如今不僅存在於大學運動校隊及校務發展室，還延伸到理學院、商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以及校園內的其它學術單位。

行政官僚難辭其咎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美國大學商業色彩日趨濃厚？韋伯倫認為，大學校長與校內行政人員難辭其咎。他們為了籌措經費，用以擴充學校發展、提高校譽，不斷強迫教授們接納種種商業手段。對韋伯倫而言，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辯自明：「學校行政首長及其種種作法是問題的癥結，所以應該請他走路，以停止大學商業化的弊端。」2

　如果韋伯倫對大學商業化的原因尚有幾絲困感，他顯然並未坦白指出。其實即使在他的時代，情況也非常明顯，問題的根源絕不僅止於大學行政官僚。當時有很多大學校長不滿美式足球運動持續在校園內擴張，但是他們的聲音卻被學生與校友的足球狂熱所掩蓋。今天，局勢發展更為明顯，美國大學「向錢看」的現象根源深遂，絕不是校長的政策等表面原因所造成。學校行政官員固然走在大學商業化的前端，但是大牌教授在校外創業、到大企業兼課，或是允許私人企業經由網際網絡，錄音帶及錄像帶，在市場上販賣他們的授課內容，卻通常與學校行政人員無關。長久以來，美國大學改革校際運動競賽的最大阻力不是來自校長辦公室，而是那些堅持培養明星球隊的畢業校友、校外贊助者、民意代表，以及其它一心只想贏球的人士。

市場力量日益坐大

　如果韋伯倫不應歸咎校長，誰又該為大學校園內商業活動的激增負責？部分原因與社會上的市場力量日益坐大有關。商業化現象已經不止在高等教育中生根，它也普遍存在美國生活與文化之中，在醫療保健、博物館、公立學校、甚至宗教都處處可見。3企業化創新、主管拿高薪、強勢行銷等作法已紛紛跨進與商業原本毫無瓜葛的領域，這種現象開了惡例，讓大學可以理直氣壯地跟進。儘管如此，光是注意到商業化形成的趨勢，還是無法說明它的根源，更無法解釋原本遠離市場的大學象牙塔，為何突然遭到商業文化的深度入侵。

喪失學術目標與價值

　有些學者認為，喪失目標是大學拜金主義盛行的主因。4除了掛在嘴上的空洞口號「追求卓越」外，美國大學缺乏目的與遠景，出現價值真空，使一昧追求物質的欲望得以長驅直入。抱持這種論調的批評者幾乎都是哲學、文學及其它人文學科的學者，他們雖然就大學的一般現象提出批評，但仍受限於人文學科的背景。由於這些學科常被外界指責失去了學術方向，出身該領域的學者認為整個學術圈都出現了類似的目標失落感，也就不足為奇。

　然而，如果我們從更寬廣的角度檢視大學內部，很快就會發現，許多系所與研究單位事實上仍有非常明確的目標與使命，但它們往往也是商業化最嚴重的地方。在大學傳統科系當中，理工科系教授的目標最明確，商業化色彩最濃厚的卻也是這些系所，而非人文科系。若是將大學內諸多學院互做比較，商學院與醫學院的教育目標與宗旨可說是最清楚不過，但是，最熱切於投入各種收費諮詢與商業活動者，卻也是這些學院的教授，而不是他們在文學系與哲學系的同事。

　如果美國大學商業化是因為學界的想法出現錯亂，這種錯亂也是手段上的問題，而不是目標不清。一所大學要追求卓越與完美，必須要有明確的價值觀，在合理的範圍內追求利潤。價值觀一旦動搖，牟利的欲望就會迅速蔓延全校。我們在後續章節會討論這些價值觀的內容，以及商業活動如何威脅它們。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僅以喪失目標或方向來解釋大學商業化日益嚴重的現象，無法幫助我們了解問題的根源。

私有經濟不容小覷

　對於校園商業化的根源，左派批評者也有一套看法。對他們而言，這只是商人與律師操控大學校董會、把教育及研究「商品化」、使大學教授淪為公司員工的另一例證罷了，其最終目的就是要符合美國企業的利益。5

　私有經濟對大學的影響力不容否認。財力雄厚的企業家顯然可以藉由大筆捐助，左右大學的校務發展。我們只要把資源豐沛的商學院與多數捉襟見肘的教育及社工科系作一比較，即可明白此言不虛。此外，工商界提供的工作機會及薪水，對大學課程安排的影響更大。看看美國各大學主修企管的大學生不斷增加、信息系所不斷成立，再把管理學和經濟學教授得到的豐厚待遇，與文學和哲學教授的薪資兩相比較，即可見一斑。

　私有經濟影響學術機構是事實，企業領袖操控大學以遂私利的說法，卻只是臆測之詞。十九世紀末，美國學院逐漸轉變為研究型大學，許多大學董事會的教會成員的確開始讓位給企業主管與律師。即使如此，把這種現象渲染成全美企業密謀操控大學，未免過於牽強。另外一種比較溫和的說法是，高等教育的規模愈來愈大，組織更趨複雜，所以需要校董會協助募款，找出更好的管理方式。教會人士不擅此道，他們跟不上日趨世俗化及專業化的大學院校發展。相較之下，企業主管與律師似乎比較能夠滿足大學的新需要。

　在早年，有些具有商業背景的大學校董企圖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在學校身上，甚至逼迫一些思想比較前衛激進的教職員走路，但是這類干預馬上激起大學教授的反彈。最後，大學校董還是必須改變作風，在學術事務上尊重學者專業的判斷，否則就得承擔校譽受損的風險。因此，遠在近年商業風氣興盛之前，各主要大學的校董會成員已經收歛起專擅干預的作風。到了一九六○年代，他們出任校董的動機大都是基於對母校的向心力，或是善盡公民責任，唯有為了保護學校與各系所的財務健全，才會干涉學術相關決策。今天，美國大學校董會若是鼓勵若干商業投資活動，動機絕大多數是為學校籌措財源，而不是為企業牟取私利。

高教補助慘遭削減

　研究美國高等教育的學者則另有一套看法。他們認為，美國大學校園之所以掀起商業化的風潮，是因為政府一九七○年代開始減少對高等教育學府的補助。6一九七三年的能源危機，使美國經濟成長開始減緩，國會再也無法比照一九五○與六○年代的作法，繼續支撐研究經費大幅成長。各個州議會也因為獄政、醫療與社會福利的負擔不斷加重，與國會同步削減對高教的補助，在一九八○與九○年代時尤其如此。根據這種理論，削減高教補助經費迫使各校自謀生路，分頭籌錢。最後，主張企業化經營的校長與熟悉商業手段的教授，便設法向市場推銷他們的專業知識及科學發明，以換取金錢，填補經費不足的漏洞。

　政府減少挹注也許是英國、澳洲、北歐及荷蘭某些大學商業色彩日濃的催化劑。7但在美國，政府減少補助不是問題的全部根源，畢竟美國高等教育並非在近二十年才首次遭遇經費拮据的難題，早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美國政府的補助即已減少，更甭提一九三○年代的情況。可是在這些困厄的年代，美國大學並未「棄文從商」。

　此外，美國私立大學的主要財源並非來自公費，所以本來就沒有巨額政府補助流失的問題，而且一九八○與九○年的股市大漲還使私校募款大增。近年來，大學生化醫學系的教授得自國家衛生院的研究贊助一直有增無減，但是他們也是校園內商業色彩較濃的一群。同樣地，商學院各系所與教授的經費削減幅度，遠不如其它學院系所，但是商學院教授熱中營利，卻也是有目共睹。簡而言之，經費補助減少也許是根源之一，但是要完整解釋近二十年來美國大學商業化愈演愈烈的現象，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砸大錢，以求聲譽卓越

　美國大學與上癮賭徒及流亡王室之間，有一項共同特點：他們的錢永遠不夠花。各大學的教授及學生總有許多不斷的創新想法與抱負，而這些都非常花錢。各學科新書與期刊價格不停上漲，許多研究設備也要不斷添置更新，才能確保各系所的學術聲譽及地位。各大學校長與院長必須絞盡腦汁，儘可能滿足上述需要，因為他們的聲望高低，取決於能否讓各系所教授滿意、能否維繫各系所與研究單位的學術地位，以及能否爭取設立新單位及系所，留下具體政績。

　因此，美國大學近年需錢孔急，並不全然是政府官員的想法偏差、大砍大學經費所致，而是美國大學的常態，是源於各系所單位不斷追求學術突破、爭取優秀師生。這些傑出人才往往不斷要求開設新的課程、添購更多書籍和設備，以及其它更新更多的東西，以滿足他們追求新知和機會的欲望。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大學近年各種商業掛帥的作法，其實只是一連串開源策略中的最新手段。這些策略最早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大學開始想出招收付費學生的點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各大學又打定主意，要求政府撥款補助；近五十年來，美國大學更以各種翻新手法，遊說有錢的校友與其它財主捐款給學校。☆

商機處處，樂把知識變黃金

　一九八○年代之後，美國大學商業活動日漸普遍的主因之一，在於學校有愈來愈多的機會，可以藉由提供教學、專業顧問及科學知識，來換取巨額金錢。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段，學校從這類活動獲利的機會並不多，美國企業界當時尚不熱中把主管送到大學吸收管理新知。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例如威斯康辛大學的哈瑞·史丁伯克（Harry Steenbock），他發現如何使用維生素D提高牛奶營養價值〕，校園內的科學家並未產生許多立即具有商業價值的研究成果，而且當時各大企業認為，只需要向極少數的科系，諸如化學系、工程科學相關科系的教授討教即可，其它並無諮詢的需要。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大學缺乏「利用價值」的情況開始轉變。科學發明在盟軍作戰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美國決策者相信，值得對大學的各項學術研究進行巨額投資。投資對象除了自然科學，在國家衛生院成立之後，也擴及醫藥研究。從一九四八至六八年，美國政府對基礎科學的經費補助增加了二十五倍，一年高達近三十億美元，得到的回收也遠超過預期。在大學院校科學家的協助下，美國順利發展出氫彈、發射人造衛星、成功登陸月球。電機方面的研究屢獲突破，也使民生工業受益，特別是促成電子與信息工業萌芽成長。此外，發現DNA、發展出基因結合技術，不但帶來一場影響深遠的醫學革命，也孕育了全新的生物科技工業。

　基礎科學在接受聯邦政府巨額補助達三十年之後，不再是政府優先補助的對象。一九七○年代末期，美國經濟成長趨緩，同時面臨歐洲與日本工業的強力競爭，促使美國國會尋求刺激經濟成長的方法。冷戰進入尾聲之際，美國政府也開始調整科學政策，逐漸淡化維持軍事優勢的重要性，轉而強調確保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的競爭力。

　這項優先次序的調整也使美國政府重新尋找新策略，設法將大學研究與美國企業的需要相結合。美國國會在一九八○年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使大學更容易為公費補助的研究成果取得商業專利，並且有權授予外界。美國國會與各州議會也資助各種大學與民間企業合作的創業投資，以幫助學術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新的產品或生產方式。此外，政府更以稅賦優惠，鼓勵民間企業對大學進行的研究項目進行更多投資。

　無論從何種角度衡量，這些政策都相當成功。在短短十年內，已有兩百所美國大學設置專門機構，負責向外推介各校具有商業價值的研究成果，同時申請專利，授權民間公司利用或生產。到了二○○○年，美國大學擁有的專利項目增長了十倍有餘，每年光是專利權使用費及證照費的收入即超過十億美元。此外，大約有一萬兩千名大學研究人員參與一千多項與民間合作的投資項目。8很多大學已經成立專責中心，為小型企業提供技術協助，或是提供創業資金與專業諮詢，協助成立新公司。有幾所大學還特別籌設創業投資單位，入股由學校教授集資成立的新企業。

　在此同時，基因研究的重大突破，也使各大學的研究單位突然成為企業界爭相拉攏的合作對象。許多投資者把眼光放遠，投下數百萬美元資金，只是希望能獲得新構想，並不期待任何具體的新產品或可觀的利潤。一所大學實驗室的研究發明，往往就可成立數家新的企業。很快地，在大學研究經費的來源中，美國企業贊助金額的比例就往上翻了好幾番，一九七○年代初期只占二·三％，到了二○○○年之前，已跳升至將近八％。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大學的成人教育單位也出現商機。許多領域內的專業人士體會到，要在日趨複雜的社會中出人頭地，必須不斷充實新的知識與技術，以致大學推廣教育吸引了不少想要提升本身職能的在職學生。專為醫生而設的延續教育班快速擴充，因為許多醫生必須跟上醫學的快速進展。為企業而設的主管進修班愈來愈普遍，各種企業訓練計畫也不斷推陳出新，於是遂發展成為一年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經濟大餅。

　賺錢機會並不僅止於各大學院校本身，老師們也因此受惠。大學教授，特別是在名校任教的學者，經常在正職之外找到生財之道。近年美國生物科技蓬勃發展，使得大學裡的生物科學專家們忙着申請專利，或是接下各種待遇優渥的顧問工作；需要這些專家跨刀的公司也經常讓他們入股分紅。有些學人甚至乾脆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自組公司賺錢。在理工科系之外，商學院教授亦是「錢途看好」。許多大企業經常捧着大把銀子，邀請這些財經專家到公司提供建言，或是為公司主管上課。法學院教授亦不遑多讓。他們為各大律師事務所或其客戶提供專業諮詢，以換取大筆酬金。經濟學教授、政治學學者、心理學專家，以及許多在大學任職的學人也紛紛發現，對許多私人企業、顧問公司和其它組織而言，他們的專業建議都可以待價而沽。

　不僅如此，就連大學行政人員也發現，學校可以在正常的教學及研究活動之外另闢財源。校友事務處開始為畢業校友籌組各種旅行團、安排專題演講，使校友可以到各地名勝度假兼充電。學校的業務單位向商家出售專利使用權，把校名印在上衣、杯子和相關物品上；學校附設的紀念館推出各種吸引人的攤位，販賣這類商品。各大學附屬書局也走出校園，進駐市區，以提高業績。

　在短短幾十年內，美國大學進入了一個充滿商機、知識可以變黃金的全新世界。大學校長、學商兩棲的教授、甚至行政人員，都在忙着找尋財源。

各校競爭壓力有增無減

　美國各所研究型大學之間的競爭壓力日增，也是促使各校必須廣闢財源的原因之一。美國大學的競爭壓力向來比其它國家高，但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有幾項因素使這種情況變本加厲：大學生人數增加、聯邦政府補助大幅成長，以及民間捐款金額增加，都有助於力爭上游的大學院校成為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此外，交通日益方便、獎學金機會增多，能夠挑選學校完成學業的大學生也愈來愈多。在此同時，美國各州議會也開始提撥更多經費給境內頂尖大學的理工學系，希望複製加州硅谷和麻州128公路的成功經驗，提振地方經濟。甚至連《美國新聞暨世界報導》雜誌的年度大學排行榜，也是競爭壓力升高的原因之一。雖然每所大學的校長都可以舉出這類排名的一大堆缺點，但這種評監方式確實能提供若干具體的衡量指標。由於評比總會激化競爭，大學的水平高低也缺乏更好的監定方式，以致各校感受的壓力日大，競爭益趨激烈。

　競爭壓力增加的結果之一，就是要設法籌錢，因為幾乎每一項能提高學校聲譽的措施都得花錢：延攬優秀學人、提供更多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以及提高待遇、改善研究環境，以留住聲望攀升的教授。久而久之，大學行政官員稱職與否，取決於籌錢能力的高低。感受到企業化經營壓力的大學官員不得不使出混身解數，充分利用商界提供的各種賺錢機會。

　總而言之，造成美國大學商業化的原因是多重的，政府削減補助經費當然會迫使某些大學與系所另覓財源；美國社會在一九八○年代崇尚企業精神，也等於鼓勵大學自籌財源，使這些作法合理化。此外，學術價值的觀念混淆不清，讓大學商業化廣開大門，而競爭壓力更是臨門一腳，加快大學商業化的速度。不過，若非經濟發展需要知識與科技的挹注，使大學廣闢財源的機會迅速增加，上述諸種原因也無法使大學商業化累積如此豐碩的「成果」。

兩極化的評價

　外界如何看待大學商業化的趨勢？重視經濟成長的政府官員當然樂見大學積極自我推銷，向企業界「貢獻所學」，而不論從何種角度來看，企業對大學研究的投資，能促成新產品與新技術，得到的回報也絕對划算。9由於合則兩利，美國企業對大學的投資已經加碼，政府也樂於抽身，卸下部分補助預算的重擔。在此同時，美國各大學的推廣教育班都在不斷擴增，以滿足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在職場衝刺一段時間之後，回校進修充電的需要。

　自籌財源的機會增加，顯然也使大學更貼近大眾所需。在歐洲與美國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者認為，市場力量已使大學更具效率與平民化，也更積極幫助經濟成長。10很多人無疑非常讚賞這種結果，認為大學總算有所貢獻，證明政府投入大筆納稅人的血汗錢，總算沒有白花。

　但在此同時，也有人對大學商業化現象大加撻伐。立場左傾的學者認為，高等教育「商品化」已使大學淪為「知識工廠」，學術理想經常成為商業利益的祭品。社會學家史坦利·艾羅諾維茲（Stanley Aronowitz） 表示，「學習的殿堂已被權力愈來愈大的學校行政部門把持。他們很少理會學生與教授，卻對政客與商人唯命是從，高等教育的主權早已遭到政治及市場力量把持」。11 文化人類學家衛斯里·舒馬（Wesley Shumar）也認為，學習與研究的價值高低，「端視它們轉換成金錢與商品的難易程度，而不是取決於其它標準，諸如美學與育樂。最後，多元價值的觀念將會消失」。12

　大多數人的看法並未如此悲觀，但也有許多人擔心，商業取向的活動終將凌駕在學術價值之上；大學系所與研究計畫的優劣也取決於它們的「吸金」能力，而非學術品質。經濟力量使學生對就業熱門科系趨之若騖，諸如信息、商學院與相關科系教授的薪水不斷攀升，他們的研究也總能吸引較多的校外援助。相對之下，其它具有學術意義、但市場價值不大的系所研究則慘遭冷落，這些現象讓許多人感到沮喪。即使是贊成大學應該協助經濟建設的人士也擔心，大學追逐商業利潤可能會有後遺症；他們也懷疑，高等教育學府無所不賣，從運動衫到成人教育應有盡有，是否是恰當之舉。

　上述憂慮與某項更廣泛的爭議有關，這項爭議的焦點是：醫院、文化單位，以及傳統上不以利潤作為價值標準的社會活動，是否應該受到市場力量的操控？幾乎每一個人都同意，講求競爭的市場確實可以激發每位參與者的活力，達成共同的目標，但是隱憂依然存在。雖然難以解釋清楚，卻也揮之不去，而且這些憂慮會默默提醒我們，在一昧追求商業化的過程中，某些價值難以取代的東西可能因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