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金錢與政治: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弊病又談

　　華美客

　　科學在美國人的生活中扮演了萬能的魔術師角色，以至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相信科學、崇尚科學、甚至迷信科學早已成為一種時尚。美國的媒體和民間商業系統時常把美國在生物醫學方面的科學成就吹捧成萬能的上帝，能解決人間的一切問題，美國政府支持的生命科學研究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就，通過治癒傳染病甚至消除某些傳染病提高了千百萬美國人的生活質量。

　　富人的藥，窮人的病

　　這種宣傳給人印象極為深刻，以致於許多美國人竟真的以為美國的醫學可以攻克任何一種疾病。但他們不知道，這其中有不少是政客們為自己政績塗脂抹粉的謊言，然而有些生物醫學界人士，包括一些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科學家，為之提供所謂科學依據和佐證，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美國全國科學院少有的女院士之一辛格爾博士說：“他們太誇張了，宣稱每一個被發現的基因都會產生一個治療癌症的方法，甚至說超級超導對撞機都會對人類健康有好處。也許是這樣，但那得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實現？”隨着美國進入老年期的人數的增加，患有關節炎、阿爾茨海默氏病和其他慢性病的人也相應增多，可是現代醫學對於這樣一些疾病卻無能為力，一籌莫展。20世紀80年代初發現的艾滋病終於提醒人們，不論對於慢性病或傳染病，現代醫學都是有局限性的。艾滋病是一種傳染病，不容易在短時間內治癒，甚至無法加以控制。它同時也是一種慢性病，必定會讓患者長期地忍受折磨。雞尾酒療法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艾滋病疫苗的問世還有待時日。

　　就美國醫療衛生系統而言，因其具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和設備，而病人又享有選擇醫療服務機構的自由而號稱全世界之“最好”；但同時又因其缺乏全國性醫療保健制度、醫療衛生高投入伴隨低產出而自認為全世界之“最差”。美國醫療體制弊病很多，有45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的覆蓋，完全處於缺醫少藥的狀態；即使有醫療保險的人也面臨醫療費用連年上漲、醫保費用也水漲船高的困境。美國一家著名智庫的主管指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主要是以美國的富人為服務對象，相比之下，疾病控制中心(CDC)則比較注意窮人面臨的健康問題。

　　NIH又做了些什麼呢？它用納稅人的錢從事很多藥品的前期最具風險的研究開發，然後交由製藥廠商來繼續開發並推向市場以賺取高額利潤。例如：由NIH和百時美施貴寶製藥公司(BMS)合作研製的抗癌藥物紫衫醇（Taxol），一劑藥竟然賣到1000美元。面對如此高價，窮人只能望藥興嘆。據報道，NIH為開發此藥共計花費了美國的納稅人將近5億美元，而BMS製藥公司到2002年Taxol的銷售額就達到了90億美元。

　　隨着政府和公眾團體的降價壓力增大，在美國的許多州政府和民間組織都已向法院控告製藥公司通過不合理定價攫取暴利，有些大的製藥公司正面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反壟斷調查。去年，應民主黨參議員維登的要求，美國國會總審計署在對NIH抗癌藥物紫衫醇開發及相關技術轉讓事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批評了NIH在向BMS製藥公司進行技術轉讓時沒有充分考慮納稅人的利益。

　　科學、金錢與政治

　　美國科技政策批評家丹尼爾·格林伯格在《科學、金錢與政治：政治的勝利和道德的滑坡》一書中指出：儘管二戰後科研經費一直在穩步增加，但是有人卻把科技事業變成了一個“聰明的斂錢機器”，某些科研機構把能否獲取更多的經費作為招聘和晉升的條件。其結果是，基礎研究的質量受到損害，許多疾病根本無人過問，而那些在政治上顯示度高的科研卻獲得支持和獎勵。由於私人企業的營利價值觀已經滲透到科技界，科學研究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在一擁而上爭經費的過程中，科學研究日益面臨道德滑坡的危險，科學家更容易支持一些令人懷疑的事業或者更毫不猶豫地去做一些損害公眾利益的事情。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生物醫學領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這一領域，科學道德的滑坡也表現的最為明顯。壓力來自金錢標準對科學研究工作和科技新聞報道的滲透。格林伯格舉了眾多例子來說明科研人員編造或濫用數據、重複研究、毫不迴避利益衝突而參與製藥廠商的研究計劃等不正當學術行為，這種現象不是減少，而是增多了。

　　每年國會都將成百億的資金撥給醫學科學研究，格林伯格在書中詳細描述了究竟是誰拿到了錢，怎樣拿到錢的幕後故事。他所揭露的是一個令人震驚的、鮮為人知的世界，在這裡可以看到“毫無根據的炒作、假公濟私、裙帶關係以及科學、金錢和政治的互相利用。”在他看來，NIH現象表明，科學正面臨着通過道德的滑坡及濫用美國公眾的信任而失去自己的“靈魂”的危險。他覺得，應該把 NIH將科學政治化的真實情況公布於眾。雖然將科學納入政治主流會使NIH獲得更多的經費，但NIH的目標不應該是錢或是更多的錢，而應是鼓勵科學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為公眾提供更多的服務。

　　商業利益的侵蝕

　　美國的製藥公司和生物技術公司每年把幾百億美元用於研究，這兩大產業都從NIH從事的基礎研究中獲利。不久前，NIH審計辦公室開始調查NIH的頂尖糖尿病專家伊斯特曼在為華納-蘭伯特公司的頗有爭議的藥物做全國性測試時涉嫌進行收費諮詢一案。

　　來自私人企業的科研資助致使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生物醫學研究偏離軌道，損害了科研的公正性。從1980年開始，美國政府倡導在政府投資之外大力吸引商業投資為醫學研究注入活力。到2000年，美國醫學界的研究經費中，企業贊助費的比重已經高速增長到62%。據《美國醫學會雜誌》最近刊登的文章報道，耶魯大學的朱斯坦·貝克爾曼等人對近年來的數百項醫學研究課題進行了分析，涉及上千名科學家和1000多篇科學論文。結果發現，得到公司企業資助的醫學研究，其研究成果有利於出資企業的可能性比沒有得到企業資助的醫學研究高出3.6倍。

　　美國的大小藥廠是最捨得為科學家們花錢的。據統計，美國藥廠在2000年贊助了31萬多次醫學研究人員參加的活動，包括午餐會、周末聚會等各種娛樂，僅活動費一項就花去大約20億美元。前不久，輝瑞（Pfizer）製藥公司組織了一次盛大的晚會。但輝瑞公司對這次晚會嚴格保密，所請的客人也都是由公司精心挑選出來的醫生以及他們的朋友，根本不允許記者或外人入內。儘管戒備森嚴，美國廣播公司“黃金時段”節目的記者還是帶着一隻針孔照相機混進場內，當時他看到的場面可謂是極盡奢華，氣派非凡。當然藥廠老闆並不為此而擔心，因為所有的花費都將打入藥品的成本裡面。毫無疑問，這種行為助長了醫藥界的不正之風。

　　就基因療法而言，第一種治療基因疾病的基因被注入病人體內距今已經數年，有的病人接受了這種基因療法，他們大都患有腫瘤或罕見的遺傳疾病。但到現在還沒有一份報告聲明基因療法對癌症有治療效果。NIH每年花費兩億美元用於基因療法研究，這些錢究竟是否真正起到了好的作用？一部分科學家認為，基因療法從實驗室到臨床應用的過渡太快，基因療法研究的背後推動力源於那些生物製藥公司，因為研究經費有將近三分之二來源於這些公司。這些公司為得到研究成果，會讓研究人員把這項研究往錢眼裡推，而且會使研究機構和醫院盲目地宣稱自己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以獲取研究資金。這種現象是非常可怕的。

　　生物學家斯圖爾斯博士說，在金錢的推動下，成果被過早地投入臨床之中，卻不管這些成果是否真的有效。他指出，基因療法雖然有大量的臨床應用，可是其中很少被證明具有科學性的突破或臨床效果。但從經濟的角度講，臨床效果如何對這些公司來講不是很重要，大多數公司的興趣在於怎樣把療法賣出去，而不考慮這種藥物是否真的管用。

　　可是，對於種種的批評和疑慮， NIH 這樣的“科學權力機構”卻不能正確對待，認為任何的質疑和保留都是對自由探索，甚至是對科學本身的惡意中傷，所以它就壓制，有時甚至於扼殺正常的學術爭論。很多對生物技術革命發表過批評意見的人士，一再被咒罵為“勒德分子”（19世紀初用搗毀機器來反對工業化的工人），似乎誰要對“公認的知識”提出疑問，誰就是鼓吹異端邪說，甚至是精神上有問題。基因療法的確是最重要的治療方法，因為它可以利用人體自身機能來糾正人體自身的缺陷，這一點即使是對該療法的研究持批評態度的人也不否認。基因療法將最終可能取代藥物，但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要有一個科學的態度，而不應在金錢的推動下被過早地投入臨床之中。

　　一家獨大，嚴重失衡

　　NIH的經費連年呈兩位數增長，一家獨大，導致了美國各科技領域間嚴重失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評。冷戰的結束加快了重點從國家安全向經濟競爭力和健康的轉移，美國聯邦政府對民用科研的開支終於趕上了對軍事科研的開支，對生命科學的資助超過了對物質科學的資助，工業界成為美國研究開發經費的主要來源。

　　美國聯邦政府對科技的支持是有長期保證的，但對政府在與商業有關的科研當中應該起什麼樣的作用還是有思想意識方面的分歧的。儘管聯邦研究開發費用增加了，但還是無法滿足龐大、成熟的科技事業各方面的需要。這導致了科技各領域之間的緊張氣氛。例如，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領域的科學家感到長期被忽視和遺忘；航天研究也因為空間站的延誤和超支感到經費嚴重不足, 這也可能是導致最近航天飛機失事的主要原因之一。NIH預算的過多增長導致大部分民用研究與開發部門預算下降。如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NSF下降2.6％， NASA下降3.6％，DOE下降7.1％。

　　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查爾斯·維斯特認為，聯邦政府的研究與開發預算分配面臨“危險的失衡和戰略性的錯誤”。前美國國家基金會主任(NSF)艾里克·布洛克說，“不去推動其它科技領域的進展是一個重大的錯誤，每一個人遲早都會得病，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量子理論。”如1998年， NIH將5億美元用於乳腺癌研究，因為這是一個顯示度極高而又高度政治化的疾病；而與此同時，美國用於整個高能物理的研究經費只有7億美元，因為這個領域對於公眾和其它領域的科學家來說幾乎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