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弊病再談

　　華美客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直接從事生物醫學研究；二是代表美國聯邦政府資助各大學和民間機構從事生物醫學研究。NIH這種既是資源的分配者，又是資源的擁有者的模式是否科學、合理，在美國一直有很大爭議。為此，美國政府建立了一整套複雜的NIH管理制度，如NIH院長和下屬主要研究所所長由總統任命，經費預算和重大項目須經國會批准等等。包括小布什政府在內的幾屆美國政府，先後成立過專門委員會，對NIH的管理效率和資源使用問題進行評估和審查。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有關NIH的報道，無論是在專業刊物上，還是在商業出版物和主流媒體，正面宣傳占據了絕大多數篇幅，而日益增多的批評性意見卻很少得到傳播。不過，也有美國少數勇敢的科學家，冒着個人前途受損的危險，敢於仗義執言，對NIH存在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和弊病提出了批評，表示了他們的憂慮。有一批美國科技政策界知名人士，包括前聯邦政府科技主管部門要員，曾對NIH提出過直言不諱的批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丹尼爾·格林伯格為首的一批美國科技政策批評家。格林伯格是美國“科學”雜誌的第一位科技新聞記者，早在1967年，他就寫了《純科學的政治》一書，批評了美國科學界的不正當行為，從而奠定了自己作為美國科技政策界的“傑西卡·密特福德”(英國作家，以對有高度爭議的社會及政治問題之描寫著稱於世)的地位。之後26年他一直主持和出版“科學和政府報告”半月刊，揭露科技界的不正之風。近年來曾為世界著名生物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做專職記者，現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人員。格林伯格等人對NIH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重治療研究，輕預防醫學

　　美國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政策實際上是鼓勵醫療創收，把醫療當成一個贏利的產業，實行的是病後醫療的做法。由於預防比治病的收入要低得多，所以如果以贏利為目的，所關注的就不是公眾健康本身,而是醫療帶來的收入。由於這種政策的影響，NIH 重視現有疾病的治療研究，而很少關注預防醫學研究。再者，NIH更樂於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而不太瞧得起預防科學，認為後者學術水平較低。因此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預防醫學研究在NIH始終是一個敏感話題，呼籲加強預防研究的人在NIH無人理睬。誰都知道，在利益驅動下,很少有人願意從事疾病預防和公共衛生方面的研究工作。

　　很多人認為NIH應將政策向“以防為主”的方向轉移，把工作重點放在事先的防範、而不是病後治療上。還有人對NIH的醫學研究的戰略和計劃重點提出疑問，尤其是NIH為何不把更多的經費用在旨在減少愛滋病、吸煙、酗酒和其它問題上，以及NIH為何不去認真研究和調查與行為有關的疾病致病原因。他們認為NIH不這樣做的原因是由於對行為科學有偏見。

　　1998年，美國全國醫學會應國會要求對NIH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NIH在審核研究資助申請的科學價值時，經常是與公共衛生的需求相脫節的。該報告呼籲NIH需要建立更制度化的決策過程和擴大外界的參與，以真正滿足公眾的需求。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教授羅森伯格在報告的前言中寫道，“不這樣做，人們必然會認為，NIH更關心的是科學上的好奇心而不是治療方法，更關心的是基礎科學研究而不是醫療應用。”

　　此外，美國前國家審計署高級官員肯·亨特認為，NIH 很少關注那些在美國不嚴重但卻是全球性的健康問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大疾病威脅，蓋茨基金會的成立就是為了填補這方面的空白，有不少過去在NIH工作過的人已經加入了該基金會。

　　臃腫、浮躁、擁金自重

　　NIH一年的預算已經超過280億美元，這使得它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並在生物醫學研究資助方面處於幾乎壟斷的地位。NIH的27個獨立研究所和中心各行其是，相互之間合作較少，影響了跨學科的合作，NIH院長也難以協調。批評家認為，NIH已經變得過於龐大、保守、效率低下、不求進取。

　　NIH的同行評議系統一貫歧視非正統研究，阻礙了有特殊創意的研究人員脫穎而出。它雖說也鼓勵創新和冒險精神，但同時又強調可行性。很多申請人的感覺是，NIH評審人員對後者更偏愛些。要想扼殺一項申請，最好的理由就是“過於雄心勃勃”，很少有人提出“不夠有雄心”的問題。創新性的課題一般很難得到NIH的資助，因為這類課題風險大、失敗率高，容易遭受批評。NIH的資助也時常受政治的影響。如前些年美國前總統里根宣布他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病，人們開玩笑說，“那時只要你申請研究此病的機理，哪怕申請寫得再差，都會得到資助。”

　　NIH實力雄厚，財大氣粗。所謂“不是產自本地” (Not Invented Here)的綜合症，在NIH大概是表現的最為充分了，這對NIH從外界獲取新的知識造成了很大的障礙。NIH的研究機構和科學家個人似乎都傾向於貶低他們從NIH以外獲得的任何知識的重要性，而極力誇大他們已經擁有的知識的力量。這恰恰符合農家院裡的說法：“每一個公雞都喜歡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稱王稱霸地打鳴兒”。

　　NIH支持的項目，實際上不僅僅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甚至是部門意志或者個人利益的體現。很多課題其實不是從科學的角度或者針對問題本身提出的，而是由NIH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來運作的，這樣就難免造成浮躁，資源分配不公平。資源所有權和資源分配權不分離，勢必要造成一定程度的腐敗。

　　NIH過分強調短期的功利性應用研究和開發，忽視長期性基礎研究的重要性，特別對中、長期大項目明顯缺乏熱情。如美國能源部（DOE）於1986年5月宣布實施人類基因組計劃時， NIH對該計劃不僅不積極支持，而且還頗有微詞，認為此計劃不可行，另外還覺得，即使要做，也應該由它而不是由DOE來主持實施該計劃。但是，其實當時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NIH已習慣於資助那些對特定科學假說進行檢驗的小型研究項目，而對實驗設備或數據處理方面的項目缺乏熱情。再者，NIH此前還從未支持過大科學研究項目，而支持大科學項目卻是DOE的強項。直至1988年10月，DOE才最終與NIH達成了一項諒解，以協調雙方在人類基因組測序方面的工作。

　　2000年6月，人類基因組計劃在政府和私營兩大團隊的激烈競爭下提前完成。政府團隊是由弗郎西斯?科林斯領導的NIH國立基因研究所，私營團隊則是由克雷格·文特領導的賽萊拉（Celera）公司。這也使文特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風雲人物。文特是典型的具有創新精神的科學家，但他過去在NIH工作時曾經飽受打擊。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他不滿足於傳統的基因識別方法，提出利用電腦和激光技術來加快識別速度。在遭到主管拒絕後，他立即自費買了一台雛形機加以改進，結果使識別速度提高了上千倍。但當時NIH基因計劃主持人沃森對他冷嘲熱諷，嘲笑他的發明連“猴子也會操作”。因此文特憤然離開NIH，組建了一家私營的研究所。1994，他決定把H型流冒病原DNA完全解碼。這在當時看來是不可思議的，NIH拒絕資助，但文特在一年之內做到了，在學術界引起震動。1998年他組建Celera公司，以NIH行之有年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為目標，宣稱要早於NIH完成人類基因組全部測序。儘管當時的NIH人類基因組計劃負責人科林斯嘲笑文特的結果有錯誤，好像是著名的漫畫“MAD”雜誌，但他後來還是不得不採用文特獨創的方法以加快進度，他的前任沃森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文特的方法是科學上一大貢獻。

　　缺乏有效監督，科學研究變味

　　編造、剽竊或篡改研究數據和結果等學術上不正當行為，與科研職業道德背道而馳，危害很大。學術上不端行為不僅會使大批其他科學家從事無效勞動，削弱科學家之間至關重要的相互信任，而且還會破壞公眾對科學的信心。

　　多年來，由於缺乏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有效監督，美國生物醫學界可謂醜聞不斷。美國《新聞周刊》曾連續發表兩篇文章，揭露了幾件在科學實驗中弄虛作假的事。如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員威廉·薩默林在白鼠的皮毛上塗上墨水，以證實植皮試驗成功。耶魯大學的瓦傑伊·薩曼被指控假造病例，終於被迫辭去在哥倫比亞大學內外科醫院院長的職務。康奈爾大學的學生馬克·斯佩克特在證明細胞怎樣發生癌變的實驗中假造論據而遭指控，被迫退學。曾被稱為“美國醫學界最傑出青年”之一”的醫學博士約翰·達西，在布里格姆婦女醫院實驗室做一次心臟實驗時，把應在兩周做完的實驗壓縮在幾小時內完成，而在記錄上卻標上虛假的時間表；在隨後進行的另一次藥物試驗時，又以同樣手法篡改了數據。事發之後，在科學界引起大嘩。

　　格林伯格在一篇題為“實驗室作假：科學是怎樣變味的”文章里，描述了在科學界披露不端行為為什麼如此之難，這主要涉及到科技界對這類行為的態度問題。如NIH的很多人認為：“學術上的不端行為極少出現；即使發生，通過科學界自律體系也很容易發現並處理；出事的往往是因為當事人精神上有問題。”但科技界有不少人士指出，“這類不端行為不管是多是少，首先要重視，單靠自律是不夠的，關鍵在於有效監督和防範，然而科學界並沒有處理好這類問題。”以下有兩個例子來說明披露者提出的問題很難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

　　第一個例子是“巴爾的摩事件”，發生在1991年3月， NIH接到投訴後經過兩輪調查，正式指責一篇由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校長、諾貝爾獎得主巴爾的摩共同署名的論文有兩個關鍵實驗數據是偽造的，屬嚴重的科學不端行為。後雖證實巴爾的摩對數據出錯確不知情，為他恢復了名譽，但他當時還是撤回了這篇發表在《細胞》雜誌上的論文，公開向揭發者歐圖勒道歉，還辭去了洛克菲勒大學校長的職務。

　　但NIH在對巴爾的摩事件的調查過程中的表現卻是耐人尋味的：NIH指定的三人調查組中就有兩人與被告巴爾的摩在學術上有密切聯繫。後因不斷有人提出這兩人的參與難以保證調查公正性時，NIH最終不得不把這兩人撤換，但卻堅持說這兩人絕對不會因為與被告的關係而不秉公辦事。而後，從指控提出後長達16個月內，新成立的調查組居然沒有開過一次會，這說明NIH明顯“護短”。直至２００１年，ＤＮＡ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前NIH人類基因組計劃主管詹姆士·沃森還在《自然》雜誌撰文說，美國國會就巴爾的摩事件舉行聽證會是“小題大做”。

　　在另一個事件中，斯普拉格博士指控布魯寧博士編造和篡改實驗數據，後者被迫從匹茨堡大學辭職，該大學決定不再追究。但斯普拉格擔心布魯寧編造和篡改實驗數據仍在作為許多方面研究和決策的依據，他向NIH 提出應更正有關數據，但NIH根本無人理睬。直至30多年後NIH才發表聲明要求追回當年布魯寧獲得的NIH研究費用。

　　這類事例說明，要想揭露醫學研究界的不正當行為非常困難，而且揭發人可能還面臨事業受損和失去工作的危險。揭露學術腐敗的人，往往是課題研究小組的成員，他們最了解內情，但要“挺身而出”，則需要很大勇氣。據統計，２５％的學術腐敗揭露者事後在升職、加薪等方面都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損失。舉報學術腐敗行為的人，還可能背上“叛徒”、“不忠”和“麻煩製造者”等名聲，在本單位或其它單位都不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