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缺少創新的各種看法

中軍

2015.3.4

關於《四大發明後為什麼缺少創新》（以下簡稱《創新》）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有相當的分歧。前一篇我們回顧了研究歷史，介紹了變化的基本脈絡，這一篇我們着重看看有哪些不同的理解。

一、邏輯抽象缺乏說

就首度性、新穎性來說，發明創新，無論作為一種有形的事物、技術、藝術，或者無形的理論、觀念、意向的產生及發展，都是與發明創造者的思維直接相關的。所以，很多人認為《創新》是由於中西方的思維類型、方式的不同造成的。具體說來，又有三個層面不同的探討。

第一種是整體綜合與原子分析的差別。認為中國古代的探索，注重整體的思辨，不注重命題在形式上的邏輯統一，而古希臘的探索，遵循形式邏輯原則，力求形式上的統一根據。

從整體考慮，容易把握全體，在經驗上達成認識與對象的一致，中國古代的發明、包括四大發明、中醫的產生發展大都與經驗實用技術相關，所以，古代中國能在發明上領先。

但是，側重整體，也會造成對問題的討論只是實用而談，不做一層層的深究，不注意探討邏輯必然，光憑自己體會、意會，很少追根問底。所以有人認為，中國人“天人合一”式的思維方式是近代科學在中國不能萌芽的根本原因。

而西方把對自然構成的認識，諸如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說”、阿拉克薩哥那的“種子說”以及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升到了對物質本體的認識層面，把對事物的世界本體的研究歸到哲學的邏輯分析里，甚至歸為單純的形式。這個傳統帶來了科學，例如牛頓也認為古代“原子論”對他的科學研究影響很大。

第二種是代數計算與幾何證明的差別。認為 中國基本是代數學思維模式而不是幾何學式樣的，而近代科學的發端恰賴於幾何學，如牛頓在寫《數學原理》的時候他並沒有用微積分，他證明每一個定理時用的都是幾何的方法，跟歐幾里德書裡很相像。

有的人把這種差別歸結中國人“缺少歸納哲學”，有的認為“缺少科學的演繹法”，也有的則認為“缺少科學的歸納法”。

第三種是形象文字與抽象符號的差別。認為從思維的語言表達上看，所有發展了原子學說的思維，所使用的語言都是拼音的。正如幾乎無限變化的詞可用相對少的字母以不同拼法所形成的那樣，想出以數量很少的作為基礎成分的微粒，會藉助於不同方式結合而形成具有不同性質的大量物體的思想，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中國的每個字都是一個有機整體，一個形體，而且習慣於象形文字語言的思維，很難接受物質由原子組成的思想。因為我們使用象形為主的漢字，難以確立抽象的原子論，進而難以形成近代科學的思維方式。所以，漢字阻擋了中國人通過有效的文字來發展文明的能力。

依據上面三種列舉，可以看出，中西方的思維有明顯的差別。有人提出，“要想說清楚科學是如何誕生的，就不能繞開西方的科學哲學史。從古希臘時期起，哲學和科學在‘理性思考’這一點上說，根本就沒有區別。例如，泰勒斯不僅是哲學的鼻祖，同時他也是科學家。他是第一位成功預測月食的人。從泰勒斯，到埃拉托色尼，到開普勒，都揭示了科學思想產生的動力，是來自於強烈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獨立思考。然而，感性思維和神秘主義，是殺死好奇心和獨立思維能力的兩個最大殺手。 ”

持有此觀點的有任鴻雋、王阧、愛因斯坦等人，新近的有網友嘎拉哈、拙文君等，可參見“《創新》研究發展脈絡述評”、拙文君：“為什麼中國人缺乏創新的能力？” 及其留言，萬維讀者《教育學術》。

二、科舉教育制約論

思維及其方式是教育培養出來的，所以，有相當多的人認為，《創新》實際上來自於中國舊有的科舉教育的制約。

科舉制度的第一個阻礙是限制了中國人的思維自由，整個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中舉。特別列舉了八股式的考試製，影響了近五百年的知識分子。考試科目中最重要的就是經義。考生們不需要複習很多內容，只要背好四書五經就行了，題目只能在這裡出。其寫法也十分古板，逼得考生一邊寫一邊亂編，只為了湊字數，達到對偶的效果。

科舉制度的第二個阻礙是凝固了中國人的思想火花，都在為當權者的鞏固，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卻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為了這個需要，儒學演變為儒教，形成獨尊地位，壓抑了思想自由，知識分子被封建科舉制度的桎梏所壓抑，扼殺了創造精神。

科舉制度的第三個阻礙是輕視了自然科學技術的研究，歷代中國社會的科舉制度重視的是教派學說的理解，並不重視在此思想指導下進行社會生產力的改造。從統治者來看，他想方設法統治人民；而從被統治者來看，他們想方設法迎合統治者的需求以達到自己能升官發財的美夢。於是，很少有人真正關心科學技術。

持有此觀點的有梁啓超、李約瑟等人。

三、傳統文化制約說

教育是受文化觀念制約的，所以，教育的如何，實際是由傳統文化決定的。

第一個影響是讓許多人放棄了雄心勃勃的探所念頭，扼殺了許多人對未知世界的種種幻想，對成俗不敢逾越，對事物缺乏熱烈的渴求，如魯迅說的，外國人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人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人用羅盤航海，中國人卻用它看風水。

第二個影響是隨心所欲的解釋性，無為而治的不確定性，是的對自然的探索無序化而不是邏輯化，經驗化而不是實驗化。求道，重自然；為學，求知識；致用，看實用。所以，儒家講民本，最終又要與發展農業的使用技術相關，在理論科學上停滯不前。

第三個影響是誘惑了有才智的人爭當“人上人”的官，而不願意去從事科學技術的研究。

第四個影響是排外心理拒斥了科學的發展。中國傳統是排斥科學的，這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發展起來的更頑固的原因。歷代王朝當局者坐井觀天，以妄自尊大的觀念、大中華榮耀下的自我中心和大一統體制推行閉關鎖國政策，關閉了我國與世界交往的大門，中國與世界科技發展和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有的人更進一步質疑，“中國文化什麼時候鼓勵過進取精神？鼓勵過自由精神？沒有自由，還談什麼創造嗎？ 對意識形態的壓制就更不用說了。即使在歷史上，中國從來都是壓制人慾望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有創造性的。”

持有此觀點的有梁啓超、蔣方震、陳立等人，新近的有網友Hare，可參見“《創新》研究發展脈絡述評”，及其留言，萬維讀者《教育學術》。

四、社會制度決定論

文化又是受着社會制度制約的，特別是中國皇權的專制和獨裁是科學發展的嚴重障礙。

首先，中國長達上千年的重農輕商的經濟政策，把中國人束縛在土地上，限制了人的視野，也限制了人的想像力、創造力和開拓精神。

其次，自秦統一以來形成的中央集權制度，壓抑了民間、個體的活力。

雖然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央集權產生了正面效應，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並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技術發明創造，但負面效應也相當大，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壓制新思想、新開發的出現，以至於遲遲沒有走向市場經濟。翻開世界近現代史，就能看到，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促使人們努力生產，改善經營，擴大市場，革新工藝，進行科技發明，使社會財富得以永不停息的加增。

再次，封建制度的殘酷性扭曲了人性，從街坊到官場，每個人都是戰戰兢兢的活着，家長式的等級制，皇權式的服從着，其心靈和思想都遭到極大的壓抑與愚弄。這種專制下的各種探索研究不可能按照自己真實的邏輯走。

反觀西方，它經歷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獨立宣言、共和革命等等，都在最後形成了制度上的保證，特別是保障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沒有在制度上保護了經濟中的自由競爭，西方科技事業是難以發展的。

所以，“科學和技術創新與其說是一種文化現象，毋寧說是一個經濟現象”。

持有此觀點的有竺可楨、李約瑟等人，新近的有網友史語，“中國何以成為近現代科技創新的不毛之地？” 可參見萬維讀者史語博客。

五、地理環境決定論

任何制度都是依據一定的地理條件、自然環境產生的，所以，《創新》也是受制於地理環境的。

首先，中國的外部壓力極大，類型單一。中國古代從匈奴開始到清朝的幾千年，經常都是被來自北方的攻擊攪得十室九空，甚至被奴役和統治，所有的這些外部壓力都是同一類型，其都是來自於北方的落後草原的族群。在這樣的壓力下，中國幾千年來其實都是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儘可能的將全國的資源調集到北方，調集到去對抗北方的衝擊，與工業社會相關的衝擊基本無緣，這是地理和氣候決定的。

中國沒有工業社會必須的外部空間。中國的國體巨大，周邊根本就沒有可以與之相配的更大空間，這是原始工業社會發展的難題。

其次，從內部說，是由於中國處於大一統的狀態之下，說一種語言，在一種法律統治下，維持相同的生活方式，就必然對權威敬畏，造成了競爭及勇氣的喪失。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封建主義讓位給中國官僚式的文明。這種文明固定了農民的生活，因而形成了中央之國的概念。 “小國寡民”的生活要求，只能發生土地改革，沒有也不可能發生工業革命。

所以，有人指出，“中國缺乏科學創新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中國人的遠古祖先開始在跟大自然的搏鬥過程中，沒有或者沒能贏。在某個時間段就放棄了進攻性的爭鬥，對大自然充滿了懼怕，進而從人跟人斗的過程中獲得安全感和資源。”

持有此觀點的有李約瑟等人，新近的有網友遠方的孤獨，可參見“《創新》研究發展脈絡述評”，及其留言，萬維讀者《教育學術》。

六、系統結構決定論

“小國寡民”的生活也造就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這種創舉證明了並非地理環境就是一個單向的決定點。所以，有人提出，中國缺少創新，不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鏈下的必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決定的。例如，中國近代沒科學，是多種文明衝突演化的結果，當時中國面臨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以及獨尊儒學的保守觀念等都不利於科學創新的形成。

所以，有人提出“中國落後的眾多因素並不是線性並列的，內部有結構的子系統，包含文化傳統，科學演化的開放、非線性、遠離平衡態的自組織系統”。

持有此觀點的有金觀濤、樊洪業、劉青峰等人。

從以上敘述中可以得到四點啟發。

一是這六種看法都有根據、道理，因為它們都是中國《創新》的必要條件，在各自的地盤裡都具有對《創新》的直接決定性，但正因為這種直接性，他們又帶來了問題。例如，“邏輯抽象缺乏說”對古代中國思維的重總體、歸納、形象而缺乏分析、演繹、抽象的定性，能從實用技術與理論科學的差別中為《創新》找到確鑿的根據，但是，如果從間接性來看，在重總體、歸納、形象的背後，古代中國並不缺乏理性的分析、演繹、抽象的能力。這一點，在《易經》、《道德經》、甚至在“白馬非馬”的案例中，都有突出的表現。正是有這樣的理性思維能力，古代中國才有了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多種發明。正如網友遠方的孤獨反問的，“誰說中國人缺乏理性？您要是看任何一條中國人的徵婚廣告，上面那一點不是理性的盤算？”

當然，這裡的“理性”更多的是對感情的冷漠，可它並不是對欲望的消減。你可以說這是停留在感性慾望上，可這種“理性”又是怎樣地像奧運冠軍一樣，在跑道上裝個不能跑的樣子，跳躍了奧運精神而上升到了“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高峰，你就不能否認這裡的思維能力，不僅具有對事物的內容抽象，而且通過“假跑”看到了對事物的形式抽象。因為就其形式來說，你不能否定，這種“假跑”也是一種“愛體育”的表現。網友嘎拉哈提出的“中國人的理性就是一種假理性”，應該是對作為《創新》直接決定點的理性能力，在面對現實時怎樣來打扮自己所採取的另一種無奈的理解，因為理性，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的不同關係中，其面對的對象也是不同的。其他的看法，諸如教育、文化、制度、環境、系統決定因素等，也是如此，在間接性上都需要深入考慮，原定的那些邊界條件的假設，在面對社會不同層面的轉換時，是否還擁有清楚的可適應性，本身是否還具有合現實的應然性。

二是這六種看法有時交叉，同時又幾種並存，例如，李約瑟等人就同時提到了幾種原因的，這說明它們都不能單獨滿足條件的充分要求，在整體的要求中又都被決定着。

就其受制約性看，思維方式受制於教育，教育受制於文化，文化受制於制度，制度受制於環境，環境回過頭來受制於整個系統，可是，整個系統又受制於各部分的作用，而各個部分之間又相互的矛盾着，誰都不服誰，怎麼理解相互的作用?

這裡給我們帶來的思考，既不能用一種看法否定另一種更看法，也不能相互的簡單地並列着它們。

如果從科技創新本身的內外兩方面看，人的思維、模型、經驗、實驗、理論、邏輯、認知、包括宗教、信仰等，同科技各門類如數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等之間的相互影響就是內部要素，而經濟、政治等包括法律的制度等同地理環境條件的相互作用，都是其發展的外部要素。這樣，前三個即思維方式、教育走向、傳統文化等都是從內因方面看的，而後三個即社會制度、地理環境、系統結構都是從外因方面着眼的。

如果在從內因上看，人的思維方式是直接原因，教育走向、傳統文化則是間接原因。可是再追問下去，如果再從思維方式上看，我們便遇到了麻煩，概括與分析、計算與證明、形象與抽象等，一方面中西方確實存在着這些差別，另一方面它們又是無法分開的。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不能在《創新》的邏輯結構中，找出這六種看法相互融合的根據及其條件，那麼，談論這個內因、那個外因，這個層面、那個結構等 ，還是不能從自身上懂得滿足充分要求的依據。換句話說，即使承認了這六種看法都有作用，如果不懂得它們各自的邏輯理由，最後也會回過頭來否定它們作用的。

三是各種看法之間的差異，雖然是來自着眼點的不同，但共同點是都運用的是單一性思維。所謂單一，就是在單線的前後因果裡面尋找根據及條件。雖然有人也同時列出了思維、教育、制度等幾種原因，但深思它們相互的關係時，又回到了單一的還原方式中。

這種單一還原式的方式，具有明顯的確定性，是假說、模型、命題、甚至是某些宗教得以建立的前提，在確定的領域、層面、範圍、關係中理解客觀的必然性，能解釋人作為事物、本能、生長等客體方面的性質，如生理學、心理學、邏輯學、經濟學等，但解釋不了作為藝術、信仰、生活等主體方面的性質，這得需要另外的思考方式。

發明創新，是人的一種生活，是人生提升的一種方式。如果能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創新》就不是一種簡單的科技行為、認知方式，那麼，我們就必須要問，“技術發明與科學建立作為人的存在方式究竟有何不同？”“科學作為一種生活而不是生存到底是什麼？”“科學創新只是人們為了更有效的工具嗎？”“創新意識僅僅是人的一種認識更新嗎？”“認識更新只是一種理智能力的提升嗎？”“理智能力的提升可以離開藝術、信仰嗎？”“不能生產麵包的藝術、信仰是怎樣影響着生產麵包的科學創新的？”

這些問題的理解，不僅需要對“發明”、“科學”、“創新”等概念的另外規定，而且需要對“認識”、“理性”、“藝術”、“信仰”、“人的存在方式”、“生存與生活”等範疇的再次理解。從孔德的實證主義、丹皮爾、李約瑟的科學史一直到庫恩等人的科學哲學，都是通過研究科學發源、要素、範式的問題，來企圖說明什麼是科學、科學結構及產生、發展、創新的必然性探索。如果還停留在僅僅是歷史案例、邏輯實驗的實證方法上，可能也就沒法回答為什麼《創新》的問題。

網友老幾認為，“科學實證將主客分離，用主體觀察客體的經驗來說明客體，但是永遠也沒有辦法說明，人這個主體，究竟是如何能夠認識客體的。這是它出身上的致命問題。” 參見老幾：“淺議科學實證主義”，及其留言，萬維讀者《教育學術》。如果說明不了“人這個主體”，那麼，怎麼又能說明他造成的“發明創新”呢？網友Hare也提出，“思維的本質是創新，但創新的邏輯機制是什麼？創新的功能與重複已知的思維是什麼關係？思維的創新邏輯與已知邏輯是什麼關係？”他在“人類在與自然界和自身的關係中，發現還有一種情況，無法用現有的邏輯方法來解釋。這就是“創新/發現”的邏輯機制”的基礎上，提出“在感性認識，理性認識之外，還有更高級一層的認識能力存在，稱為‘悟性認識’”，試圖用“悟性認識”，來說明發現和創新的邏輯機制。

四是各種看法都涉及一個事實，四大發明與科學建立帶給人類的都是一次次文明的進步。從歷史的循序看，中國的四大發明時期，應該是農業先進的文明；歐洲近現代科學建立，應該是工業進步的文明；20世紀以後到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科學發展，應該是智能信息業進步的文明。接下來，還會有新的科學進步，因為人類要不斷地文明着。

這一方面說明，任何發明創新模式有它自己的形成、生長、繁榮與衰退生命及歷史；另一方面說明作為文明的動力，科技創新需要各種融合，從科技理論本身到藝術宗教信仰，因為創新本身是一種人類的文明化。

把創新視為一種文明化過程，就是要研究創新不僅僅是怎樣受制於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深思創新是怎樣受制於人與人的關係，創新是怎樣受制於人與自己的關係，這就必須把創新研究放置到人與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三層的相互作用、相互創造的關係裡。

正如網友三聲指出，“追究人類的發明創造，要追究的是人類處於一個怎樣的社會狀態里。在一個怎樣的社會人群里，人有更多獨特的，冒尖的發明創造，又在一個怎樣的社會裡， 個體人的聰明才智被壓抑被消滅在茫茫群體平庸的大海里。如果一個社會對人的捆綁少一點，人自由思想的領域廣闊一點，個體人的獨特被容納被尊重甚至被欣賞的多一點，那發明創造的可能性就會增多一點”。參見《回三聲：討論人的創造性，其實是討論人性》，萬維讀者《教育學術》。

如果我們能理解這種文明化，不僅是對外在對象的發明創造，而且也是對發明創造者本身及其智能的再創新，那麼我們就會看到，發明創新的骨子裡是發明創新着人類自己。這樣，發明就不是簡單的理性初次發現，創新就不是純粹的對象首度更改，而是隱藏了人給自己生活的一種寓意、升華。

這可能就是愛因斯坦曾說的，“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可是沒有宗教的科學卻是無法前進的”。換句話說，發明創新不只是人的真的欲望，而且是人的善的熱情、美的執着。落向牛頓的那個蘋果，所以名流千古，就在於砸的是他的腦門，開的是人類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