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有信仰又有悟性”，還是志大才疏？

(作者朱學淵來稿)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梁京的文章，一向言之有物，但“胡錦濤為何出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文，卻令人莫名其妙。梁京說胡錦濤打擊異見知識分子，是因為他有共產主義的信仰；又說“我更傾向於相信，有信仰又有悟性的領袖，要比沒有信仰的人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機會”。無非是以為，這“出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或許還能給社會帶來什麼福利呢。

我想在認識“什麼是信仰”之前，首先應該了解“什麼樣的東西”才會被人們信仰。中國有很多人說“信仰科學、信仰民主”，或擁戴“德先生、塞先生”云云。其實，這是大可不必的漂亮話，因為“科學”和“民主”既為真理，已經不在乎你的信仰或反對了。之如“相對論”和“議會民主制度”的真實與可靠，已不需要黨中央或胡錦濤的認可了。

一般來說，大凡處於“假設”或“推論”階段的“學說”，如“上帝創世說”，有其重大的人類心理功能，言之亦頗有理；但卻永遠無法證明，也無法證偽。於是，就成為“信者恆信”或“不信者恆不信”的“信仰”了。

至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度成為狂熱的信仰，也只是在其尚未實行時。而一旦得以實行，則大都（多）被證偽（除馬克思少數經濟學理，毛澤東部分戰爭謀略），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暴力革命論”，以及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的新發明，則已被鐵證為人類的浩劫和災難。

因此，鄧小平、江澤民、朱鎔基類拋棄馬克思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開放國門，引進外資，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乃至聲稱“永遠不搞政治運動”，都是為了找出路，求真理。這可以被梁京先生斥為“機會主義”；但就其改變“信仰”而言，倒的確是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些機會。

而今，胡錦濤的重行毛澤東專制思想，撻伐“國際壟斷資本”，狗咬了有錢出錢的西方呂洞賓不說，可能還有“閉國鎖門”之後舉。胡錦濤及其謀士的不明事理，很象民國初年留着辮子的張勳。在“張勳復辟”之初，亦必有類梁京者，假設其長辮中“有信仰又有悟性”。事實上，張勳和胡錦濤有的只是“死硬”，卻沒有一絲一發的“智慧”。

胡錦濤想成為“毛澤東第二”，就是他的大愚蠢。“誰是毛澤東？”毛澤東雖說給中國帶來萬劫不復的災難，但倒是一個“有信仰又有悟性”的師範生；“誰是胡錦濤？”胡錦濤是一個食古不化，清華大學裡混過幾年的“假聰明”。如說，毛澤東的打天下象“九天攬月”，而胡錦濤的高升繼位則是“天上掉餡餅”。

梁京說“胡錦濤的政治地位應該說遠比一年以前要穩固”，又是為這位新領袖號錯了脈象。不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有人虎視耽耽；單說南方數省迭起民亂，也可知國情峻嚴。這些亂象又與“海外敵對勢力”或“國際壟斷資本”毫無干係。可是，胡錦濤偏偏要“出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繼而詛咒“國際壟斷資本”，以吸引世界輿論之視聽。這樣的“四面出擊”、“激化矛盾”，真頗似當年貌似聰明，而辦一事錯一事的小王明。

胡錦濤今天舉毛澤東的旗，鄧小平陰間裡惱火：“我設計的改革大業，竟敗在你這個輔導員的手裡。”而毛澤東則在憂心：“我這樣的人物，幾千年才能出一個；你莫志大才疏，弄巧成拙，別一朝成了崇禎帝，亡了我的黨與國。”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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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梁京：胡錦濤為何出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二〇〇四年，歷史把胡錦濤的人生推上了顛峰。由於迫使江澤民放棄權力的鬥爭進展格外順利，胡終於在這一年成功地實現了自己青年時代做夢也不曾有過的政治抱負，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真正的，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最高執政者。

胡錦濤在二〇〇四年的好消息不僅來自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也來自外交和內政，尤其是最近台灣泛藍陣營在立法院選舉中的勝利，讓他可以大大地鬆一口氣。泛藍的勝利說明，大陸不惜一戰的威嚇策略，至少暫時是有效的。在國際方面，美國對大陸的戰略需要，胡溫在南美和東南亞的出訪成功，乃至最近石油價格的回落，都應該說是胡錦濤的好消息，而在國內方面，胡溫的“仁政”也確實給農民帶來了實惠，僅建築業追回本年拖欠民工工資一項，就有數百億元。至於宏觀經濟調控，雖有不少的批評，但至少大陸一度過熱的投資得到了抑制。

在這種形勢下，無論是面對共產黨內的反對勢力還是黨外的反對勢力，胡錦濤的政治地位應該說遠比一年以前要穩固。正因如此，許多人在得知余杰，劉曉波等三人被大陸安全部門拘留的消息時，都不免感到驚訝。胡錦濤為什麼要選擇在此時突然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出擊呢？

目前對胡的這次出擊的背後原因有各種猜測，而我無從知道那些猜測是否確有所據。不過，不論此次出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否完全出自胡本人的意圖，胡與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正面衝突是遲早要發生的事。對於胡錦濤來說，這不僅僅是保護自己的策略需要，更深刻的原因是，胡與江澤民、趙紫陽都不同，他自認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人，一個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徒。

象大家一樣，胡也看到江澤民其實是一個沒有信仰的機會主義者，而趙紫陽則象戈巴契夫一樣，是一個對共產主義信念動搖甚至反省的“叛徒”。從這個角度看，胡自然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西方敵對勢力的代表，他們的主張不僅對共產黨不利，而且對中華民族也不利。胡作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打擊這些敵對勢力的代表，限制他們的影響。

很多人，尤其是今天的年輕一代，不能夠理解，為什麼胡錦濤會有這樣“過時”的思想。這是因為他們很難理解、更難以想像，共產主義在許多有道德追求的人當中曾經是一種真實的信仰。有此種體驗的人都知道，不論何種信仰，只要是真誠相信過的，放棄它都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胡錦濤的命運與許多同代人不同之處在於，嚴峻的現實和利害令他的許多同代人不得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而胡錦濤的個人利益則與保持共產主義的信仰始終相一致。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是被中共老一代人中堅持共產主義信仰的人早早就挑選出來做接班人的，而當初選擇他們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信仰堅定。

一直有人認為，正因為胡錦濤和溫家寶是真誠的共產黨人，所以他們與機會主義的江澤民和朱鎔基相比，其實更不利於大陸的改革。這種說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也未必一定會“不幸而言中”。我更傾向於相信，有信仰又有悟性的領袖，要比沒有信仰的人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機會。只要胡錦濤、溫家寶不是過分偏執的人，現代的資訊環境應該讓他們有機會領悟到一些共產黨的前輩不曾領悟到的道理。老一代共產黨人所犯的最大錯誤，其實不在於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烏托邦幻想，而是他們真誠的相信，為了實現高尚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以暴易暴。中國人為此付出了無法計算的代價。

各種不同信仰的競爭是人類文明進步最主要的推動力之一。共產黨人應該比所有人都更清楚，有吸引力的信仰是不怕迫害的，共產黨人也應該清楚的是，用國家暴力去迫害和壓迫其他信仰的人是摧毀和敗壞自己的信仰最有效的手段。胡錦濤和他領導之下的共產黨與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鬥爭既然不可避免，人們所能夠希望的，就是這一鬥爭比較過去要文明一些。否則，在中國獲得勝利的，又將是一種主張以暴易暴的信仰。果真如此，則今日處於強勢的胡錦濤將負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自由亞洲電台（12-28-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