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戰略眼光:

抗戰期間的一項偉大決策

轉載自多維新聞網

抗戰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係，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主流的意見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面對意見分歧，蔣介石力排眾議，作出決策：“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教育上的着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本文選自2015年4月3日共識網，作者畢唐書，原題為《抗戰時期一項偉大的教育決策》。

在中國現代史上，抗日戰爭的勝利應當是最輝煌的篇章。同政治和軍事上的成果相比，這一時期的教育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為可圈可點，甚至堪稱世界奇蹟。

以常理論，抗戰期間山河殘破，民生凋敝，教育事業出現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在這段最艱難的時期，中國的教育經費投入僅次於軍費，教育事業因此取得了驚人的大發展。僅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數量增加了48%，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倍。

在國難當頭，救亡圖存第一的戰爭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規的發展，其中秘密何在？

一、面對意見分歧，蔣介石力排眾議，作出決策：“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教育上的着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平津、南京及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衝，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後，77所被迫內遷後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平津及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後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只得隨國土一併淪陷。

其時，全國的局勢更為嚴峻。抗戰前全國有4億人，當時的西部只有1.8億人，抗戰爆發後，大後方一下子湧入了5千萬人口，而當時西部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到全國的30%，民生工業占5%，卻要養活全國50%以上的人口。

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地將大學遷往內地，淪陷區90%的高級知識分子、50%以上的中級知識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轉移到了大後方，這是一個奇蹟。但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係，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主流的意見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這種意見，在師生中占主流。例如，南京失守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並不占主流。

在軍政界，爭論也很激烈，最能體現意見分歧的是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開口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裡幹麼？”陳誠則針鋒相對。陳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完全贊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

在這關鍵時刻，從蔣介石到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都力挺教育。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剛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蔣介石力排眾議，在1939年3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訓詞中做出了最終裁決，提出了“戰時應作平時看”的觀點：“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着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陳誠則直接批駁“教育無用論”：“要知道教育是千年萬年的大計，所謂‘百年樹人’，一個國家，要建國，要強盛，就要培養無量數的人才，以為領導，以為中堅”；“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尤其當國家臨到存亡斷續的關頭，成為絕對的需要，這是一個國家最強韌、最可靠的生存力量”。這些着眼於國家民族長遠發展的教育講話和表態，糾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張，維護了“抗戰”時期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不但沒有暫停，相反還得到了保護——戰時大專院校學生享有暫緩服兵役的權利。

重視教育需要真金白銀的財政支持。自抗戰爆發後，由於軍事開支的不斷增加和沿海發達地區陷落，關稅收入喪失，國民政府財政赤字極其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仍然不放棄對教育的投入。隨着日本侵略不斷擴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遷，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都於1938年4月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這些大學生逃到大後方後，失去了經濟來源，為了確保他們繼續學業，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用貸款的辦法支持學生上學。由於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金以後並未償還，這等於政府向學生無償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費，因此貸金制隨後改成了公費制。對於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於1938年2月建立貸金制度，貸款給家庭陷入戰區的中學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頒發《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到後來國民政府又實行公費制，為教育完全兜底。

據侯楊方先生介紹，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僅次於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二、在國家喪失了大部分財源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大、中學生享受政府免費教育，包括免費伙食及一定的醫療保障；大、中學校師生生活艱難，但有政府特殊補助，比公務員好很多。

戰時教育的最大困難是經費。由於大部分大、中學生都背井離鄉，喪失了經濟來源，所以政府不但要負擔起對他們“教”的責任，同時還要承擔“養”的義務。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如前所述，國民政府先後施行了“貸金制度”和“公費制”。開始時面向家在戰區的專科以上學生，後來其發放範圍大大擴大，連家住重慶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也可以享受公費待遇。高等教育當中，每年獲得國民政府的“貸金”和“公費”者大約占了全部學生的80%以上。這些“貸金”和“公費”不但包括學費、生活費，還包括一定程度的醫療保障，故學生看病相當便宜。譬如：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生唐飛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今去衛生室治牙，可笑掛號金僅一元，藥費亦寥寥五元”，而當時從重慶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郵資是20元。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辦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以保證教育質量。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伙食、制服和書籍。

對於淪陷區的教育，政府也沒有放棄。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並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着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藉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志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制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由1936年的48萬增至120余萬。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台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所以，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份，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余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餘人。

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大城市，其學費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責過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爆發後，學費問題轉由國民政府出面解決，不但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求學，而且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舊有的貴族化傾向。

在解決國辦大學大學生學費問題的同時，國民政府還竭力解決私立大學的運營經費問題。較典型者如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撥款補助，才得以繼續運轉。這些私立大學的學生也都享受公費待遇。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學因資金緊張而申請改為國立獲批，從而得以繼續維持。由於國民政府的種種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在抗戰期間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萬餘人，增至1945年的8萬餘人。

為了讓教師全力投身於教育，國民政府在保證教師待遇方面也做出了極大努力。1940年以前，後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後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並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裡。學生方面，畢業於復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伙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但是，在抗戰進入最艱難時候，大後方的生存也進入了臨界狀態。一些大學生也不得不到一些中學任職以維持生存(當時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楊振寧就曾到中學任職)；一些教授不得不擺攤變賣財產以維持生計，聞一多都上街刻賣印章。整個教育界的生存勘憂，但是當時的整個教育界的學者仍然默默地堅守自己的崗位，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和職責。這些情況反映到國民政府後，當時的教育部從艱困的經費中拿出了一部分錢補助困境中的教師。消息傳到西南聯大後，西南聯大校委會召開會議，最終作出了一個決定：所有的教師集體聯名拒絕政府的救濟！因為在教師們看來，“在全民族都為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在大後方還有許多的人民生活比我們還要艱難，面對中國的百姓，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接受政府的補助呢？還是讓這些補助用於抗戰吧。”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後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制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於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儘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後，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糧食部。如此修訂，原因在於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中央日報》1942年社論明言：(公務員)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由於政府對教育真金白銀的投入，在戰火紛飛的情況下，硬是為學生放下了一張安靜的書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超常規發展一如前述，即使職業教育，在校學生人數也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餘人。而這些成績，都是在艱苦的戰爭中取得的，是在國家喪失了大部分財源的情況下取得的。

面對這樣的教育成就，對照60年後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教育的現狀，真讓人無話可說！

三、西南聯合大學——一所僅僅存在了8年的戰時大學創造了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神話”，不僅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蹟，更被譽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

說抗戰時期的中國教育是一個奇蹟，最典型的莫過於西南聯合大學。1937年抗日戰爭發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至1946年結束，與抗戰同歲，堅持辦學整整8年。在當年抗日戰爭的危局和極為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北大、清華和南開這三所久負盛名的大學，在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的引領下，精誠團結，密切合作，依照當時教育部的指示，在雲南昆明一起組建了這所特殊的大學。短短8年多，“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驚諤”(碑文中語)，培育了眾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人才(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等一大批科學家都曾畢業於這裡)，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奇蹟的出現植根於聯大師生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擔當精神，正如聯大校歌《勉詞》所言：“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同學們，要利用寶貴的時光，要創造偉大的時代，要恢復失掉的家鄉。”奇蹟的出現更有賴於正確的辦學思想和原則，有賴于堅守了大學之所以成其為大學的現代大學精神，這就是：“堅持學術獨立、思想民主，對不同思想兼容並包。校方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學生在課外從事和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對此，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做過中肯的評價：“聯大素負盛名的教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戰時最優秀的學生。除了虎虎有生氣的文化學術活動以外，聯大還成為中國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學。……追隨北大前校長蔡元培、清華梅貽琦、南開張伯苓的傳統，聯大為中西方文化在中國土壤上喜結良緣做出了榜樣。……在不到半個世紀以前，就能產生一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汪曾祺畢業於西南聯大，晚年在一篇題為《新校舍》的文章中寫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麼？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是當時師生之間存在着一種平等、誠摯、親切、和諧的關係和教學相長的風氣。聯大實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有時候一門相同的課，由二三個教師同時擔任，各講各的，各有特色，這叫“唱對台戲”。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講自己的專長和研究心得。平時師生可以隨時談天，討論問題，甚至為某個科學論據和學術觀點爭吵起來。據趙瑞蕻先生回憶，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聯大租借的農校的一間教室里靜靜地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推門進來，一看，原來是算學系教授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年輕助教及學生。其中的學生就有以後成為美國大學教授的徐賢修和鍾開來。他們在黑板前的幾把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驗算起來，寫了許多方程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其中徐賢修站起來大叫：“你錯了，聽我的！……”立馬站起來走上前去，邊講邊在黑板上飛快地寫算式。跟着，華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這幾個人越吵越有勁，大約又吵了半個多時辰，聽見華先生說：“快十二點了，走，餓了，先去吃點東西吧，一塊兒，我請客！……”趙瑞蕻先生認為，此事足以說明當年西南聯大的校風。，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對台戲”這些不經意的學校生活中，“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在學生的心靈里悄然紮根，而這，正是一所現代大學的靈魂。

在抗戰中崛起的還有被譽為“東方的劍橋”的浙江大學。1937年8月，日寇進攻上海，逼近杭州。校址在杭州的浙江大學在校長竺可楨的帶領下，舉校西遷，開始了一次“文軍的長征”。在後有追兵，上有敵機的險境下，橫穿浙江、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6省，行程2600余公里，歷時2年半之久，最終遷至貴州遵義、湄潭等地，紮根窮鄉僻壤，堅持辦學，從1940年到1946年，長達7年。西遷辦學，浙大在艱難中崛起。從1937年離開杭州，到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遷返杭州，浙大已成為全國著名高等學府，辦學規模也在戰亂中發展壯大。西遷前浙大有文理、工、農3個學院，16個學系，70名左右教授、講師，600多名學生。當浙大1946年回到杭州時，已有文、理、工、農、師、醫6個學院，25個學系，200余名教授、講師，2200名學生，規模比西遷前擴大了3倍多。

西遷辦學，條件極為艱苦，師生工作、學習常常就在一個個山洞、破廟裡。就是在這些山洞和破廟的一盞盞昏黃的桐油燈下，教授們寫出了一篇篇科學論文。許多著名學者如盧鶴紱、蘇步青、陳建功、貝時璋、談家楨、羅宗洛等，一生學術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這裡取得的。蘇步青在微分幾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被稱為“東方第一幾何學家”；王淦昌1942年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的著名論文《關於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就是在這裡寫成的；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談家楨發現了瓢蟲色斑變異的嵌鑲顯性現象，並用兩年時間搞清了其中的機制和規律，這一成果在1946年美國《遺傳學》雜誌發表後，引起國際遺傳學界轟動，被稱為是對摩爾根遺傳學說的豐富和發展。浙大西遷培養的1300多名學生中，也是人才百出，湧現了諸如李政道、程開甲、谷超豪、施雅風、葉篤正等精英。據不完全統計，在當年浙大任教和求學的師生中，後來有50人當選為兩院院士。李政道曾說，一年的“求是”(浙大校訓為“求是”)校風薰陶，發端了他幾十年細推物理之樂，給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華文化底蘊。

1944年10月25日，中國科學社30周年年會在湄潭文廟的大成殿召開，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李約瑟到會致詞，並參加了竺可楨主持的討論會，成為當時國內的科學盛事。李約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師生學術氛圍之濃、研究水平之高，讓他驚嘆不已。他在為浙大師生作“戰時與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演講時，稱讚浙大是“東方的劍橋”。

值得一提的還有一個抗戰期間組建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7年平津淪陷，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3所院校於9月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太原失守後，西安臨時大學又遷往陝南，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共設6院23個系。“並序連黌，卌載燕都迥；聯輝合耀，文化開秦隴。漢江千里源蟠冢，天山萬仞自卑隆。文理導愚蒙，政法倡忠勇，師資樹人表，實業拯民窮，健體明醫弱者雄，勤樸公誠校訓崇。華夏聲威，神州文物，原從西北，化被南東，努力發揚我四千年國族之雄風。”西北聯大的校歌唱出了西北聯大的教育志向。1938年7月，工學院單獨設立，稱國立西北工學院，農學院與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併，稱國立西北農學院，教育學院改稱為師範學院。1939年7月，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又改稱為國立西北大學，共有文理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醫學院4個院。隨後，師範學院和醫學院相繼分別獨立為西北師範學院和西北醫學院，文理、法商學院則成為西北大學的主體。1941年後，西北師範學院遷往蘭州。抗戰勝利後，西北工學院大部分師生返回天津，與泰順北洋工學院、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北洋大學北平部等合併，復名為國立北洋大學，但也有一些教師留在西北工學院任教。西北師範學院師生多數遷回北平恢復國立北平師範大學，也有部分教師留在西北，任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教師，而西北農學院則一直留在了陝西楊凌。西北聯大雖然遠不如西南聯大那麼出名和有成就，僅僅存在了一年多，但這次組建卻為原本教育落後的西北帶來了大量優質教育資源，為後來全國高等教育的均衡發展奠定了基礎。

除了規模擴大和數量的增加，國民政府也高度重視大學的科學研究。教育部於1938年特地撥經費給國立大學，令其恢復因戰爭而停辦的研究所，恢復招收研究生，並酌情增設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經濟部共獲准專利423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182%。時任駐華參贊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30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還選拔了1566名的自費或公費留學生赴美國和歐洲各國，其中包括了後來的“兩彈一星”元勛王大珩、黃緯祿、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彭桓武、屠守鍔、郭永懷等8人，超過了“兩彈一星”元勛總數的三分之一，另外還有楊振寧。當時在國外還約有2500名中國公費、自費留學生，其中家鄉淪陷，斷絕了經濟來源的約占60%，國民政府也決定撥款給予資助，總計數額達數十萬美元(留美中國學生月津貼75美元，當時美國教師的平均月薪不過120美元)。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當年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和工程師頒發和追授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這23位專家被稱為“兩彈一星”元勛。當檢視這些元勛的簡歷時，會發現一個驚奇的現象：他們當中不少人的大學生涯是在抗戰時期大後方度過的，並隨後被國家派遣出國留學。所以有人戲言，共產黨中國最值得稱讚的成就“兩彈一星”，其研發者是國民黨的民國教育培養的。言雖為戲言，說的卻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