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外相川口順子公開要求中國修訂歷史教科書，要求中國對抗日戰爭中描述“不恰當”的部分予以修正。儘管川口順子沒有詳盡羅列具體的細節，但有關《田中奏摺》（現在日本一般稱之為“田中上奏文”）的問題，必會列入清單。《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已成為二十世紀中日關係史上一樁最著名的歷史公案，圍繞其神秘莫測的傳奇色彩，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學者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至今未有定論。

　　筆者初次接觸《田中奏摺》真偽問題，是在三年前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當時中國某著名大學的歷史學教授赴日講學，提及中國的學者正對《田中奏摺》展開新一輪研究這一動態。出乎意料的是，筆者的大學院指導教授，突然站起來要求作補充發言。這位老先生是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也是日本左翼力量的一份子，但在這個問題上他是超乎尋常的嚴厲。他說：“《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不僅你們中國的學者在做，我們日本的學者也很投入。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日本學者已拿出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份‘上奏文’是偽照的，偏偏中國方面不肯正視這個現實，懷疑日本學者的學術良心，這是非常遺憾的。

　　老先生說得很動情，這也激發了筆者對《田中奏摺》問題的濃厚興趣。中國學者劉濟桐先生撰過長文，詳細介紹《田中奏摺》真偽之爭，他是從中國的觀察視角來切入話題，介紹中國方面的觀點多了一些。在此，筆者就《田中奏摺》問題的一些日本方面的論證包括最新研究進展等作個簡單歸納，希冀對這一歷史公案能提供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

一

　　這裡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田中奏摺》出台的來龍去脈。1929年2月中國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令全世界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魂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在這裡公開披露了《田中奏摺》的主要內容。奏摺里明確稱：“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為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日本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帝國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寓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已實現、惟第三期滅亡滿蒙、以及征服支那領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業。尚未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

　　這份奏摺，全面披露了日本政府侵略中國的詳細戰略，暴露了其征服世界的勃勃野心。而“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段文字早已載入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典型象徵。

　　《田中奏摺》的問世，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當時日本的政界要員紛紛出面予以否認。二戰結束後，在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下，日本政壇的一些關鍵人物仍堅持稱，他們是當事人、知情者，但確實對《田中奏摺》一無所知。日本的學者則指出：這份奏摺在奏程上不符合日本的格式，而且一些問題表述得不倫不類，不應該出現在上奏天皇這種正式奏摺中。歷史學家秦郁彥在《追蹤昭和歷史的秘密》一書中，更是詳細地羅列了奏摺中的史實錯誤：

　　第一，奏摺稱田中義一在歐美旅行的歸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襲擊，而事實上田中義一上海遭刺是在馬尼拉的歸途中。對於這樣受過皮肉之苦的事件，當事人在上奏文中寫錯應該是可能性極小的。第二，奏摺中稱大正天皇與山縣有朋等人商談9國條約的執行問題，而事實上在9國條約簽字前山縣已經去世。 第三，關於中國政府鋪設吉海鐵道問題。事實上吉海鐵道的開設是在昭和4年5月，上奏的時期是昭和2年，也就是說，奏摺是予知了2年後發生的事情。

　　秦郁彥還列舉了其他一些根本史實的錯誤，最後認定這份奏摺是偽照的。儘管《田中奏摺》有10多種的中國語版本，還包括英文版、德語版等，但《田中奏摺》的日文原件，一直沒有被發現，這也是日本學者集中置疑的一個地方。對主張奏摺真實性的學者來說，有兩種解釋：一是毀於戰火。1945年的美軍東京大空襲，曾將皇宮作為重要的轟炸目標，當時宮內燒死50餘人，文書典章損失慘重，奏摺原稿也可能毀於空襲。

　　二是日本統治當局為銷毀罪狀故意燒毀文書。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至美軍8月30日東京登陸，這半個月內日本各級政府拼命燒毀文件，政府大廈頂上一直濃煙滾滾。這兩種解釋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歷史事實不是推測，未能發現奏摺原件，終究無法令公案有個明確的交待。日本學者另一處集中置疑的地方便是《田中奏摺》流出曝光的過程。中國方面透露文件是通過台灣籍富商蔡智堪抄自日本皇家書庫。日本許多學者認為：一個台灣商人象007那樣闖入戒備森嚴的皇宮，在書庫中躲藏兩個晚上，抄下即便是中譯文也要25頁的文件，這總覺得象是個傳奇而非真實的故事。

　　圍繞着這一系列的疑點，日本學者花了不少研究精力，早在1965年，日本學者江口圭一、橋川文三分別在《人物往來》、《中國》等雜誌上發表文章，介紹日本各派對《田中奏摺》的認識，並分析《田中奏摺》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中國方面，礙於當時的國內政治形勢，學者們紛紛發表文章，竭力捍衛《田中奏摺》的真實性。進入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學界對《田中奏摺》的真實性也發出不同的聲音，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田中奏摺探隱集》，收錄了一批有關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但值得注意的是，《田中奏摺》中譯本的組織者、也可以說是這一公案的直接當事人王家楨，從1983年到1984年逝世，曾多次發表證言，堅持認定《田中奏摺》是確確實實存在，不是臆說更不是偽照。王家楨的堅定“表態”，令奏摺的真偽問題更顯撲朔迷離。

二

　　《田中奏摺》真偽問題的新進展、新解說不斷湧現。1999年9月7日日本《產經新聞》朝刊發表文章，提出《田中奏摺》系前蘇聯情報機關的“傑作”這一驚人的解釋。《產經新聞》在日本是相當著名的右翼報紙，刊登這樣的文章，是否有其深層的動機有待論考，但作為一家之言，其拿出的歷史論據，是否經得起檢證，這還是頗為耐人尋味的。

　　《產經新聞》的報道稱：托洛茨基在被暗殺前的1940年，曾經向《第四國際》這本雜誌投稿，在這份遺稿中，留下了關於《田中奏摺》最珍貴的證言。托洛茨基作為斯大林的政治勁敵，在列寧逝世後遭到斯大林的無情清洗，被迫逃亡國外，但在20世紀20年代前中期，他作為蘇維埃的重要領導人,接觸到最機密的文件是完全可能的。據托洛茨基介紹，1925年夏天前後，當時蘇維埃的情報機關頭子捷爾任斯基匯報說：東京方面的特工送來絕密的文件。其內容是日本為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同時也設想了與美國作戰的可能性等等。這一方案亦得到天皇的認可。

　　當時，托洛茨基表示：僅僅憑這份文書是不可能引發戰爭的，再說天皇沒有直接的署名。但這份文件因透徹地暴露了日本的好戰性和帝國主義政策，成為當時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的一個重要政治議題。政治局會議採用了托洛茨基的提案：即如果蘇聯公布這一文件，容易遭世界輿論的懷疑，因此，可以通過美國國內的蘇聯友人，有意識地將消息透露給新聞媒體。

　　所謂美國國內的蘇聯友人，據推測應該是指美國共產黨為核心的左翼人士。據美國共產黨的內部文件記載，當時美國共產黨積極準備，邀請在美國活動的日本共產黨成員着手文件的日本語翻譯，從這裡也可以推斷《田中奏摺》的確沒有日本版的原稿。

　　以上的分析導出的結論是：蘇聯情報機關在1925年左右通過潛伏於日本的特工，從外務省盜取出有關日本未來帝國戰略的重要內部文件。《田中奏摺》就是以這些盜出的內部文件為底稿，加以組裝和編輯，在1927年以田中義一首相署名的上奏文形式推向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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