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無用論”，在中國的政治詞典中，是個臭名昭著的詞彙。它與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它反映的是一種強烈的反智主義傾向：對於理性的和知識的蔑視甚至仇視。這種仇視，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對於知識分子的懷疑與恐懼。據說，“知識越多越反動”，而所謂反動，當然是反我而動的意思。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出現了一個全民學知識的熱潮。那是出版商們回憶起來就激動不已的時代，一本科普讀物或文學名著，動輒可以印刷發行上百萬冊。上學似乎也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但其實在這背後，一直有一群人在不動聲色地作出自己的理性選擇，那就是農民。筆者來自陝西農村，時在80年代初期，有大量同學輕易地退學。不過，在當時熱愛知識的氣氛中，人們不大注意這一點。

　　自80年代後期以來，尤其是90年代中後期以來，媒體關於讀書無用論的報道和批評多起來。當然，幾乎一致以批評的口吻進行報道或評論，並被形容為“回潮、迴光返照、重新抬頭”。但是，考慮到不同的時代背景，這種說法其實是很不嚴謹的。

　　根據報道，讀書無用論比較盛行的地方表現為兩個極端：一端是貧困的農村地區，一端是江浙、閩粵一些商業極端發達的地區。

　　在貧困農村地區，很多家長一直有供養孩子讀書無用的想法。其實，在這些地區，人們也未必覺得讀書完全無用，而是因為，供養孩子讀書的收益太低了，而投入太大。農民也不是不讓孩子上學，比如小學總是要讀的，總得能識字、會算數。他們知道，這些知識是很有用的。但對於更高程度的教育，比如中學教育，不少人會敬而遠之，因為，投入的邊際收益會急劇遞減。

　　農民是很實際的，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很理性的。如果讓孩子接着上中學，目標就不是獲得具有實用價值的知識，而變為跳出農門。但獲得這一收益的機會太渺茫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根據慣例，國家分配給農村的高考錄取率，遠遠低於大城市。

　　另一方面，越是貧困地區，在教育總投入中，需要家長個人承擔的比重一般會越大。因為，這裡的集體組織缺乏足夠的財源，只能依靠農民自己支付教育經費。因此，除了建學校交納集資款這一隱性投入外，顯性的學雜費投入也不小。

　　然而，也正因為貧困，所以，農民缺乏可支配的現金收入，那筆供孩子讀書的錢的主觀效用也是非常高的。每一塊錢，在農民眼裡的價值，要遠遠大於城市居民。比如說，哪怕每年只有200元，但它對於家長來說，其主觀效用要遠遠大於城裡人投入的2000元。

　　這樣，就出現了一種極為顯著的投入-收益錯位：農民投入的每一塊錢教育費用的主觀價值極高，但可能得到的收益又非常低，那麼，他們不送孩子上中學，誰又能說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呢？

　　當然，理性的選擇未必是恰當的選擇。首先，它是不合法的，有關義務教育的法律要求少年兒童必須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儘管法律對於其經費來源卻沒有明確的規定。

　　其次，這種選擇不合乎傳統觀念。一直有人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當然，我們都知道，這種觀念也是建立在通過讀書而做官的收益極高的經驗之上的。

　　不過，那種收益是來自於通過讀書獲得政府賦予的特權地位，這種地位使他可以從一無所有，到擁有一切。獲得這種收益的機率近似於賭博，它相當於一種尋租經濟。但今天，政府廢除了對通過某種考試的人分配官方職位的傳統，因此，即使讀書非常優秀，也幾乎難以獲得壟斷性職位。於是，很多理性的農民連拿自己的孩子押寶的興致都沒有了。

　　當然，也有一些父母，固守傳統觀念，哪怕自己再窮，也要供養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似乎根本不計算孩子讀書的投入和未來的收益。每年春節聯歡會上似乎都要表彰一番這樣的父母。

　　其實，這類父母的選擇，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是不理性的。但在輿論眼中，反而正確的選擇了。輿論幾乎眾口一詞地堅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一直有人批評農民的觀念“落後”，可這一次，卻是城裡的媒體在堅持一種傳統觀念，以此為依據對農民基於理性而非基於傳統的選擇提出批評。

　　那麼，輿論賦予讀書以那麼崇高的價值，是理性的嗎？我們不想再追究下去。因為，理性對於習慣應保持敬畏。精明的人，比如在孩子上學問題上的農民，自可繼續根據自己的計算作出自認為理性的選擇，但這種理性的選擇不能免於習慣的批評和壓力。一個社會的根基不是理性，而是習慣和傳統。大多數還算正常的社會，之所以能夠還算正常，奧秘就在於，主流社會的成員不假思索地按照習慣去說和做，仿佛那是他們的本能。而崇高的人似乎都缺乏某些無知的經濟學家所讚美的理性計算能力。

　　是的，如果社會中的每個人、尤其是主流社會的成員，都經濟學家所幻想的那樣，在每一場合都理性地進行選擇，則社會將立刻瓦解。同樣，如果每個父母、孩子都理性地計算讀書的效用，那麼，人類追求知識的傳統就會完全崩潰。

(搜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