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說，“現代文學之所以不同於古典文學，有思想意識、審美趣味、語言工具等方面的差異，但歸根到底來說，現代文學與大眾傳媒的結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對於作家來說，與大眾傳媒結盟，不僅是獲得發表園地，更深入影響其思維與表達方式”。他雖然用了“很可能”這樣的字眼，不過緊跟着的“最重要”透露其判斷之確信，為此寫的一系列文章是判斷之下的一塊塊基石，如今結集為《“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予我們“束”而觀之的契機。

比如報刊之於文體的影響與改造，王韜、鄭觀應、黃遵憲、嚴復、章太炎、譚嗣同、梁啓超等自覺分辨“文集之文”與“報館之文”的區別自不待言，單說小說這種文體，已然大不同以往。古時的唐傳奇因原初有送與座師考察的用意，於是有着曲折婉麗、逞才使氣的特點；後來的話本小說，因要於書場招徠聽客，以至要設計“扣子”，且聽下回分解。

進入現代，報刊登載幾乎成為小說面世的首要途徑，不僅張恨水這樣的通俗小說家要考慮讀者的需求，以至每一天的章節段落都要“自成起訖”，連魯迅寫《阿Q正傳》，於《晨報副刊》連載，也不得不用了順應報章特點的相應文體，九個章節，各成故事，連綴成篇，固然是傑作，但因報章的影響，卻不免亦有枝節處，若能刪削一下可能會更凝練。

報刊這一載體，對文體之“干涉”一至如斯。不僅如此，陳平原說，“（其影響）在於促使作家認真思考並重新建立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小說創作不再是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事業，也很難再‘十載增刪五次’了，而是‘朝甫脫離，夕即排印，十日之內，遍天下矣’”。這樣的傳播方式，對作家的創作不能不構成巨大的影響，仍以《阿Q正傳》為例，小說連載幾期之後，在京城知識階層中引起大的反響，許多人懷疑阿Q的故事是否影射自己，魯迅任職的教育部里的同事也議論紛紛，猜測“巴人”（《阿Q正傳》刊發報紙上的署名）為何許人也，渾不知就在身邊。這樣的登載方式，這樣的輿論氛圍，雖不會左右魯迅的深入思考，但對其寫作的形態不會沒有潛移默化的影響，顯然無可置疑。

擴而延之，文學革命、文學流派、文學論戰等，盡數以報刊為依託。若沒有《新青年》，新文化運動想找到陣地恐怕不會太容易，更不要說胡適、陳獨秀會否寫《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即便寫了，又有什麼地方會刊發呢？以後的文學研究會，以《小說月報》《詩》《文學周報》《晨報副刊》為陣地；創造社以《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和《創造日》為陣地，新月社以《新月雜誌》為陣地，是為文學流派與報刊的相輔相成關係。而周作人編輯《語絲》，林語堂編輯《論語》《宇宙風》《人間世》，沈從文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施蟄存編輯《現代》等，印證了陳平原所說，“著名的文人學者辦雜誌、編副刊，不同於職業編輯，在於其有明確的立場與趣味，其選擇去取，即便無心，也都大有深意。你態度越是認真，越是自認出於公心，越可能‘排斥異己’”。

關於文學論戰，陳平原有一判斷，“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文化界，絕少真正意義上的‘辯論’，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論戰’。這與報刊文章的容易簡化、趨於煽情不無關係。真正的‘辯論’，需要冷靜客觀，需要條分縷析，而且對參與者與旁觀者的學識智力有較高的要求”。少真正意義上的辯論，確實，如《新青年》有錢玄同、劉半農聯手製造的“王敬軒事件”即為一極端，日後，魯迅與陳源的論戰，與梁實秋的論戰，與太陽社的論戰等，少討論，多意氣，用詞狠刻，場面火爆，“戰”自不虛矣，這恐也為媒體所喜聞樂見也。

林語堂的《論語》雜誌為周作人刊發五十自壽詩，並配蔡元培、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沈兼士等友人的和詩，結果引來一通圍攻，天南地北嘲罵不斷，為一亂紛紛的文壇公案，若無大眾媒體這一傳播利器，想“揚塵”恐亦揚不起來。而到了四十年代後期，香港左派雜誌刊發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等系列文章，嚴詞攻擊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不過這次沈從文他們心驚不已卻不敢回擊，因為心裡明白，時代即將地覆天翻，無“商榷”的餘地了。

至於出版之影響現代文學，不必說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這些老字號，即使北新書局、良友公司、開明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等“小店”，無不與現代文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陳平原選取一例個案進行分析，即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1936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認為編選《大系》乃五四新文化人“自我經典化”的過程，“特點在於兼及‘文學史著’與‘出版工程’，二者缺一不可。沒有‘史家’的眼光，《大系》缺乏高度；沒有‘企業’的管理，《大系》無法成形”。這樣的論斷是精當的。

而出版現代文學家與學者的全集，自各方面看都是一複雜的問題。從《魯迅全集》裡是否收譯作，其講演稿如何甄別，到錢鍾書、楊絳夫婦拒絕應酬書信編入文集，以及許多大家在特殊年代的檢討、交代、批判文章有否必要收入全集，等等。而周作人的全集，人所共知的原因，目前是難以出版的，不過採取一種迂迴策略，如陸續出知堂自編文集、集外文、譯文集，以及影印日記、收集書信等，也能起到基礎的作用罷。

從傳媒、出版的角度去研究現代文學，是一個有意思的課題，不過也需要警惕一些問題。在這一點上，陳平原說，“既然選擇大眾傳媒作為研究課題，一般不會固守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對大眾文化持過分嚴厲的批判態度，需要警惕的是，因長期浸淫其中而過於同情，乃至失去必要的判斷標準。必須記得，‘大眾傳媒’既成全，也限制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不能只揀好的說”。這表明了一位學者審慎而清醒的態度。（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