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領域的活力是對市場的占有企圖和利潤的欲求，它強調競爭性，但是如果把它置於學術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則有可能完全本末倒置。

　　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到學術機構，各種人才工程、計劃，各種名目的獎項鋪天蓋地。更可笑的是，獎勵對象幾乎是短期成果，多不過3年5年，少則1年，有的成果甚至還未完全公諸於世就拿大獎。

　　去年10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得主揭曉時刻。果不其然，諾獎再次引發了國人的一片感嘆甚或是哀喚。諸如“諾貝爾獎距我們有多遠？”之類的主題頗見於各類媒體上。每一次哀喚，其情固然可憫，但如果僅止於此，而不對自己進行檢省和反思，這樣的尷尬估計或許還要持續10年甚至更遠。

　　現在還哀嘆自己的客觀條件不如人，總讓人感到有為自己開脫的嫌疑。中國的科學研究人員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規模相當龐大的群體。稱自己的財力有限，儘管也多少道出了一點苦衷，但相形於眾多美國之外的獲獎國家，年年顆粒無收的結局又似乎總讓人感到這種說辭的空洞和貧乏。說中國人缺乏才智，這恐怕更會在世界上都落下一個笑柄。一句話，單看有形的資源，中國人實在不該拿不到諾獎。如果要找尋這種年年希望落空的罪端，其實還是“軟件”——一個人為建構的制度環境不如人。

　　任何一個好的制度設計的初衷都是要激發人的活力。但是，要界定這種“活力”可並不容易。經濟領域的活力是對市場的占有企圖和利潤的欲求，它強調競爭性，但是如果把它置於學術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則有可能完全本末倒置。而頗意味深長的是，中國學術界當下從頭至尾的制度設計，讓人強烈感受到的，正是這種經濟領域的邏輯。白熱化的競爭或者說不當競爭幾乎滲透到每一個環節，每一個角落。觸發人們競爭的媒介，一是項目，二是獎勵。人們之所以對之投入極大的激情，其實目的遠不僅僅是經費，更重要的是它所帶來的“體面”和“尊嚴”等所謂的文化資本價值。而學術界正常的文化資本價值，原本應是通過民間或者至少是行內認同才得以體現的；不是“官方”認同，更不能以學銜、官階和職稱為標識。更何況，在學術領域，這種資本很少是短時間內能“攫取”的，它需要有一個過程，有時甚至是非常漫長的過程。諾獎所獎勵的大多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研究成果，正說明它深諳此理。它所倚重的不僅是研究結論經得住時間的檢驗，而且還要看它此後的學術價值和積極的社會效應。故而，諾獎成果極少不為學術界同行所信服，它所具有的“含金量”也讓人不得不信服。即使在一些科技發達的國家，學術界所設的獎項也並不多，如一向頗有競爭情結的美國，在其他領域競爭倒是異常慘烈，但在學術界由國家所設立的只有國家科學院院士終身榮譽、普利策獎和影響甚微的總統獎，而法國聲名顯赫的法蘭西學院，只保留40位交椅，只有在世的院士退休後，才能補缺。行內人都明白一個常識或不成文的規則，任何有影響的基礎研究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經年累月的細火慢煨功夫和自由探索精神，而利益驅動和耐不住寂寞的浮誇急躁往往是其大忌。

　　反觀我們的學術界制度安排，如果要以數量計，中國可能是世界上論文產出最多、各層次獎項也最多的國家。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後者孵化催生的產物。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到學術機構，各種人才工程、計劃，各種名目的獎項鋪天蓋地。更可笑的是，所有獎勵對象幾乎都是短期成果，多不過3年5年，少則1年，有的成果甚至還未完全公諸於世就拿大獎。如果能保持超然不申請也就罷了，但可怕的是恰恰這些項目的名頭更具有“含金量”，考核、評職都以之為基準。如此以來，人們對其趨之若鶩也在所難免了。舉國評“優”不僅帶來人心浮躁，更重要的是學術界公信力下降，權力、關係、地位、資格等等與學術無干的因素無所不入，經濟學領域的“贏者通吃”法則在學術界也攻城略地，無往而不勝。作為公器的學術由此而成為私人獲利的工具，學者的尊嚴、嚴謹、誠實等品質也喪失殆盡。

　　不良的獎勵有時比懲罰還具有破壞性。著名法律學者凱爾森認為，與懲罰相比，對獎勵的期望只具有次要意義，而且獎勵技術只在私人關係中才發揮重要作用。然而，頗具反諷味道的是，我們目前學術界相當數量的獎勵往往只是在公共品的占有上方才體現它的價值所在，而在私人領域中又極少有人以之為然。不能得到人們內心的信服，只有工具和利用價值，這種獎勵所帶來的危害可想而知，中國學術界在諾獎面前的尷尬也可想而知。

　　獎勵機制的確具有激發人的活力功效，但關鍵是我們需要建立什麼樣的有威信的獎勵機制、激發什麼樣的活力。獎勵少而精、因而物有所值，這種效應就是正面的，但如果獎勵過濫且全無威信，它激發的便是負面效應。其實，對於許多真正以學術為志業並視之為生命的人們而言，他們並不十分看重獎勵的名利價值；正是他們對名利的相對淡泊和平靜心境，才有可能創造出偉績。中國的“兩彈”是無名英雄在艱苦的環境中研究開發出來的。不久前何祚庥先生慨嘆，我們曾經距獲得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自由夸克理論只有一步之遙，雖然因為時運而功虧一簣，但至少說明在當時那種艱苦條件下，是人們沉靜的心境與意志幾乎創造了奇蹟。

　　大規模頻繁的評優、獎優運動是我國政治生活的傳統，在其他領域或許有其意義所在，但至少是極不適合學術研究領域的。不反思這種運行邏輯濫用的危害，併合理調整現行的制度安排，諾獎可能不是離我們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即使是從政府公共行政效率的角度出發，這種制度安排本身也頗值得反思：為維持一個弊大於利的機制的運行，全國每年所付出的評審以及連帶的開支究竟有多少？這似乎也不應是一筆糊塗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