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既是科學，又是藝術——20世紀大哲學家也是大數學家羅素的這一格言，亦可引伸到建築上。因為建築本身也是一部歷史，而且是信史，這一來，其實與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有關理念，可謂不謀而合。當我們講一位設計師應該有高強的綜合能力時，表面看似乎是指善於把技術、藝術等各種因素糅合在一起，其實，這並不等於糅合或者整合，而是一個有機的過程，是升華——只有這麼一個詞才是準確的。一旦用上整合這類詞，就會覺得不倫不類，相當尷尬了。

莊子在《達生》中寫了一個“梓慶削木為鐻”的故事。鐻是懸掛樂器的架子，上面雕刻有裝飾圖象，雕刻既是技術活，也同樣是藝術。記得一位外國雕刻家說過，一位藝術家，就是把石頭上面多餘的部分去掉，雕刻也就成功了。這位梓慶，比這位外國雕刻家講得更生動，也更深刻，他是這麼回答魯侯的驚疑的：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見成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原來，他是“齊心以靜”，當摒棄一切功名利祿、毀譽得失之後，乃至忘卻了形體，忘卻了技藝，化入自然，方胸有成鐻，才動手，這叫“以天合天”。這令我們又想到當代文學大師巴金所說的，無技巧狀態方是最高的技巧，當梓慶連技藝也一併忘卻後，所雕刻出的藝術品才令“見者驚猶鬼神”。

確實，對於建築技術而言，一位設計師早已成竹在胸，嫻熟到家，一旦作圖，也就會忘了技術是什麼，自由瀟灑，作出的設計，更如鬼匠神工。

不過，這裡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他對技術的把握，早已爛熟於心，否則，是無法達到這樣一個自由的創作境界的——當技術達到極致，也便上升為藝術了。

“庖丁解牛”同樣是莊子的作品。庖丁者，廚師也，無非一小技而已。但莊子起筆不凡，說他宰牛時，“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竟然把宰牛的過程，演繹為音樂舞蹈，成了純然的藝術。

然而，在庖丁的“目無全牛”中，當包含有多少技術！首先，是解剖學的學問，對牛的結構，尤其是骨胳架構，連接，要十分精通；其次，是用刀的技術，何時快，何時疾，何處下刀，何處轉換，等等，精微之處，妙不可言；還有……不一而足了。也只有這些技術到了家，他在解牛時，方可“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這才上升到了藝術的最高境界。

所謂藝術的最高境界，也便是達到創作的高度自由，用中國人的話來說，當是“得道”了。而這“道”絕非技藝，而技藝的升華，技藝的超越，超越了技術本身，進入到了藝術審美的境界。庖丁不就是這麼得道的麼？

這兩則故事，對設計者的啟迪是意味深長的。自外而內，一個是“入山林，觀天性，然後見成鐻，然後加手焉”，與自己心中的設計相遇而成，技術僅是“加手焉”，這才有出神入化的藝術品產生，與後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是一致的；一個是“遊刃有餘”，因為已到了“所見無非全牛者”的境界，對內部結構的掌握可謂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前者，是對整體構思的“天合”，後者，則是對內在結構的“神遇”。一個“天合”，一個“神遇”，不正是在掌握了客觀規律之際，所獲得的創作之高度自由，從而上升到藝術美的境界麼？前文講到珠三角的經濟組團，不也有這一“天合”與“神遇”的道理麼？

無視規律，不講技術，造的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空中樓閣；遵從規律，從必然中獲得自由，這便是由技術升華為藝術的最終……秘訣！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