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4） (2015-08-19 19:50:02)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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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62年前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危險性已經出現

本文在前言中說：“（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學說的起點是在1956年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論十大關係》，主要形成時間是從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到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時期……”。到目前為止本文已把作為起點的1956年到1959年廬山會議的歷史要點做完簡要的交代，現在就來看看1962年前後的情況。

1966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其中有言：“……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多年前，我剛開始研究文革歷史，在讀到毛主席的這張大字報的時候，對於其中“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這句話的實際所指是不知道的，也不知道1962年到底發生過什麼。隨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把許多零散材料（基本都是被人刻意剪裁併重新組裝過的）匯總在一起，找出它們的內在聯繫之後，就慢慢有所了解了。而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對於我完成自己的研究，完善自己的思考，有非常重要的幫助。

從《毛澤東年譜》裡可以看到，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到蘇聯社會內部已經是很不公正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已經出現，有權、有勢、有錢的人，特殊於一般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他們是蘇聯社會中一個實實在在的官僚貴族階層，他們的成員包括收入很高的經理、作家、科學家（他們在銀行存了幾十萬、上百萬盧布，他們有支票本，可以任意從銀行取錢）；包括蘇聯黨的一部分中高層的幹部隊伍；還包括社會上的盜竊集團和搞非法經營、搞黑市、搞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的一幫人。這個構成複雜的特殊階層，也就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生的資產階級，他們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蘇共像赫魯曉夫這樣的人，實際上代表這個既得利益集團。

1959年12月，廬山會議過去才幾個月，毛主席在帶領陳伯達、田家英、鄧力群他們一起讀蘇聯科學院經濟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專門對“既得利益集團”做過這樣的一個批語：

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於已有的制度，不願意改變這種制度。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是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些人牴觸。

毛主席是從來不讀死書，也不死讀書的，他讀書就是要解決革命中遇到的問題，他寫那樣的一個批語，當然不單是想到蘇聯社會的情況，也是想到我們自己這邊的情況。蘇聯內部發生的情況，會不會像流行病一樣流行到我們國家來，流行到我們的黨內來？這是毛主席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蘇聯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為了要保持既得利益，就需要維持對他們有利的現有制度，或者把它轉變到對他們更有利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決不願意按照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搞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就會把他們的意志反映到蘇共黨的綱領和各項具體的政策之中去，同時必須要把斯大林搞的社會主義說成是錯誤的，把斯大林批得體無完膚，只有這樣才能取悅和討好西方，從外部從西方帝國主義陣營獲得支持（鄧小平後來對待毛主席和投靠美國與赫魯曉夫如出一轍），赫魯曉夫1956年10月搞的那個和平綱領，無非就是這麼個東西，是個背叛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東西，蘇共22大的綱領還是這樣一個東西，只是更系統化了，更變本加厲了。

那麼，中國共產黨黨內一旦也出現一個像蘇聯那樣的官僚貴族的既得利益集團，那他們也一定會像蘇共一樣，把他們的思想體現到黨的綱領之中，搞出一套欺騙人民的修正主義黨綱和與它相配合的方針政策來，本質的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事實上這個危險性在1961年至1962年確實已經出現了。

前文提到過中南海“八司馬事件”。戚本禹是八司馬之一，戚本禹被打倒後，被人說成是“小爬蟲”，即使現在也還有自稱左派的人堅持這個誣衊戚本禹的說法。戚本禹的實際經歷及其對歷史所產生的影響，負面的被誇大，正面的被忽略了。《毛澤東年譜》裡，記載了戚本禹1960年到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勞動寫出過《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報告讓田家英遞交毛主席這一事實。這個報告指出的“十多十少”，即代表了共產黨正在官僚貴族化。所以，毛主席非常重視戚本禹的報告，將它批示給中央會議，以引起全黨的注意。最近戚本禹寫出了《回憶江青同志》長文（此文有不少值得斟酌的問題，可能會遭到一些人的惡意攻擊。一些是記憶問題，據史料稍作校對，就可避免，一些是敘事方法和措辭的問題，稍作調整即可避免，還有其他一些問題。但瑕不掩瑜，其史料價值毋庸置疑），其中提到他在1961-1962年這個時期，曾辦過一個《群眾反映》的最高密級的小型讀物，是給毛主席等少數幾個高層領導看的。這是個什麼樣的讀物，外界並不知曉，我從其他材料中也看到有這麼個讀物，但都查不到它的具體內容。可以推測，這樣一個讀物，一定對毛主席判斷黨內思想動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沒有理由說，1961-1962年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內的腐敗已經和蘇共一樣嚴重了，但是事物總是在發展中壯大的，好的事情是這樣，壞的事情也是這樣。所以，這樣的事情，露出苗頭就要警惕，就要打擊，以防止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蘇修一樣的特權黨，只為少數人服務，而忘掉了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人民的軍隊服務這個宗旨。我想，這應該是毛主席當時的一種思考。

1961年是三年困難期的最後一年，困難即將過去，但就在這個時候翻案風、平冤獄、單幹風驟起。為了對大躍進以來的形勢作出正確的估計，統一黨的思想，毛主席呼籲召開擴大到有五級幹部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在1962年1月召開，它就是後來說的七千人大會，毛主席把他叫“神仙會”，就是讓參加會議的代表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什麼意見，有什麼好辦法，都拿出來，把情況摸透，把問題搞准。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開始是他自己組織人起草的，發到下面徵求意見，很多人提出反對意見，毛主席只好組織人重新起草，反覆徵求意見，反覆修改，最後確定下來。那本是全黨對形勢作出的正確估計，但是1月27日劉少奇把中央集體確定的稿子不要了，突然改為口頭髮言說：“……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方，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也是這樣的，來個“有失有得”，“失”是第一位的，拿具體工作上的錯誤，去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現在劉少奇又把彭德懷揭過的瘡疤，換了一種揭法，好像那些錯誤與他劉少奇無關，把他自己的錯誤推個乾乾淨淨，把什麼都堆在毛主席身上。這和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是一樣的，甚至更惡劣，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去世後這樣做，而劉少奇在毛主席活着就這樣做了。劉少奇雖然沒有明說反對人民公社制度，但實際上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就是徹底否定人民公社制度。當初刮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的是他，現在反對人民公社又是他，反正他里外都是對，毛主席里外都是錯，社會主義就不能搞，最好就是搞他的那個“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

劉少奇和彭德懷在方向上本來是一致的，廬山會議上毛主席做了一次共產黨的鐘馗，把彭德懷拿下了，保護了劉少奇，可是劉少奇現在又表現出了比彭德懷還要嚴重得多的動搖思想（在當時還不能說他就是修正主義）。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說：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對於建設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較少經驗到有較多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達到自由王國。”…… “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劉少奇推卸大躍進中自己的責任，毛主席沒有跟着他推卸，而是負起了該負的責任，甚至講了秦穆公用三個之前敗於晉國的將領滅了晉國的故事，來表達他對所有犯錯誤同志的信任，也希望犯錯誤的同志最重要的是要有革命的信念。可惜，即使打個不當的比喻說毛主席是秦穆公，劉少奇也算不上那三個先敗於晉國而後又把晉國滅亡的三個大將軍，最根本的是劉少奇沒有一個堅定的革命的信念。

毛主席還專門把國際問題和國內問題結合起來，講了反修鬥爭問題，預言蘇共和赫魯曉夫大在蘇共22大已經到了頂點，接着就走下坡路。毛主席批判蘇聯、批判赫魯曉夫，其實也是敲打黨內反人民公社要搞單幹的力量，包括敲打劉少奇，不要走在赫魯曉夫正在走的修正主義道路上，要堅定自己的信仰，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1961年7月1日劉少奇要在黨慶40周年發表講話，6月下旬他把講話稿交給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將他講話稿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已經在中國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來了，貧窮落後的中國已經開始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了”中“根深蒂固地”幾個字刪掉了、“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改為“走上翻身的道路”；又將講話稿中“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得到了偉大的勝利”中“偉大的勝利”改為“第一步的勝利”。幾個月前，劉少奇還在說什麼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根深蒂固地建立起來，社會主義革命得到了偉大勝利，中國走在繁榮富強道路上”，幾個月後，他就把社會主義說得一團漆黑了，說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了。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還是右傾機會主義？或者兼而有之？難怪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說他“小資產階級狂熱”，難怪毛主席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炮打司令部，“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搞了小動作，七千人大會一結束，毛主席一離開北京，他的大動作就開始了。1962年2月21至23日，他在中南海西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史稱“西樓會議”），改變七千人大會決議對形勢的估計，即“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而提出不同的政策路線。3月12日又讓與自己思想完全一致的陳雲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批轉陳雲等人在國務院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的講話，於是全國各地對形勢的估計也跟着變調。5月7日至11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還是不在北京），分析財經形勢，說現在是一個很困難的時期，主要的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足。這個調子還是西樓會議調子，此後很多地方對形勢的估計就跟劉少奇一樣了，是一片黑暗，不見光明。

劉少奇還把田家英拉下水，利用毛主席對田家英的信任、田家英隨時可以向毛主席進言，來為他劉少奇自己衝鋒陷陣。

田家英是1948年通過陳伯達介紹（也有文章說是胡喬木介紹）成為毛主席的日常秘書的，自那之後一直到這個時期，都得到毛主席最大的信任。1957-1958年中南海發生的“八司馬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講，是劉少奇和毛主席的一次“不見面”的衝突。那次，田家英實際上是站在戚本禹他們一方的。在大躍進中，田家英頭腦非常清醒，沒有跟在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的調子搞過共產風、浮誇風。在浮誇風惡果出現後，毛主席還派他去搞農村調查，他對於揭露浮誇風的惡果做出了貢獻。毛主席從一開始就不信萬斤糧，1959年初指派田家英帶領包括戚本禹在內的一個小組到四川種糧和調查，徹底搞清楚當時的糧食產量實情。在廬山會議上，田家英把他們小組的調查報告（《四川的糧食調查報告》，由戚本禹執筆完成，並派人從四川送達在廬山會議上開會的田家英）交給毛主席，徹底揭穿了四川高產糧的謊言，使在四川搞浮誇的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戚本禹寫出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這一事件，非常關鍵地影響了廬山會議的進程，至今少有人提及，《黨史》則完全抹去。我推測，《黨史》這樣做的原因是怕廬山會議的全部真相由此被揭開，所以他們必須堵住這個缺口。而且，戚本禹在揭露萬斤糧方面所取的特殊作用，遠高于田家英，如果他們不堵住這個缺口，那戚本禹這個被他們徹底否定的人物之最真實的一面，就會大白於天下；而戚本禹向上直接關涉江青、關涉毛主席本人，向下直接連接紅衛兵、連接工人造反派，那麼就進一步意味着圍繞戚本禹這一文革理論家和其周圍的造反派的活動所構建的虛假的文革歷史就會經不住考驗，進而圍繞中央文革、圍繞江青，圍繞毛主席的所謂晚年錯誤構建的整個文革歷史就會轟然倒塌。這一政治後果，寫《黨史》的人是斷然不敢承擔的）。

田家英在1962年2月11日還在向毛主席提交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報告，毛主席基於他的報告決定農村人民公社核算單位採取“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可是5月16日，田家英就向毛主席匯報說，全國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呼聲很高；7月6日又在給劉少奇匯報工作後，主動請見毛主席，說：全國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已經有30%，與其讓他們自發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結果可能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達到40%，另外60%還是集體和半集體的，現在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是權宜措施，將來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引導到集體經濟。毛主席問：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又問：這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田家英稱是自己的意見。

7月6日同日，陳雲帶病來找毛主席推薦分田到戶，毛主席沒表態，陳雲後來回憶說“毛澤東同志很生氣”。據姚依林回憶，5月在上海陳雲找姚依林、陳國棟談恢復農業生產問題，認為包產到戶不徹底，與其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的辦法，可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姚依林擔心毛主席不接受，陳雲說，毛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我去講。

還有一個劉少奇最信任的人之一鄧子恢，他5月31日、6月1日兩次在總後勤部禮堂做了《關於當前農業生產和人民公社問題》的報告，聽報告的人有少校以上軍官三千多人，提出單幹比人民公社有優越性，使軍隊中不少人覺得他“思想解放”，“很解決問題”。

6月16日彭德懷寫了“八萬言書”，陳述自己的歷史功勞和廬山會議上對自己的錯誤批判，要求翻案。

7月17日鄧子恢親自找毛主席，推薦安徽的責任田，說當塗和宿縣 “責任田五統一”（生產資料、生產計劃、勞動力、分配和上繳任務，都統一於集體），是一種聯產計酬的責任制，不是單幹，有強大的生命力。

……

毛主席那時把贊成還是反對人民公社當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分界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分界線。赫魯曉夫就是反人民公社的，彭德懷也是反人民公社的，現在劉少奇也要反人民公社了，但他自己從來不正面提，而是打着紅旗反紅旗，而且是發動陳雲、田家英、鄧子恢等大批人去替他打先鋒。拉攏田家英，那就等於不但是在挖社會主義的牆角，而且是在毛主席身邊埋地雷，搞政治策反，用的是對敵鬥爭的手法。這就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了，即使從私人品德來說，都是很不當的。劉少奇寫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自己卻修養出如此的一套東西來了。毛主席說，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只怕秘密的反對派。毛主席說劉少奇不搞秘密的，搞的是公開的。實際上，劉少奇沒有少搞秘密的。以上這些都是證明，他是能公開則公開，不能公開則秘密，雙管齊下。

1962年5月16日陳雲、田家英都給毛主席建議包產到戶，毛主席沒有接受，田家英是重複了廬山會議上的錯誤，當時他是和彭德懷一致，現在是和劉少奇一致，這是必然的，因為本來劉少奇和彭德懷在單幹這個問題上就是一致的。陳雲因為“毛澤東同志很生氣”就請病假，一般不參加工作，連當年最為重要的北戴河會議也沒有參加，以後凡是中央高層有重大分歧，開會他都請病假。他是在等待時機，再搞分田單幹，直到毛主席去世華國鋒叛變，鄧小平竊取最高權力，陳雲的機會終於來了，他成為鄧小平最有力的助手之一，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捲土重來。再對照1962年7月17日鄧子恢給毛主席推薦的“有很強的生命力的聯產計酬”，看1978年小崗村是什麼？小崗村不是先搞聯產計酬，最後發展為完全的分田單幹嗎？到現在呢？小崗村致富了嗎？

陳雲的蟄伏、田家英的倒掉，鄧子恢的狂言對照小崗村的故事，都只證明了一點：1962年前後的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復辟是每時每刻的，而劉少奇是這個復辟的總指揮。劉少奇、陳雲、田家英、鄧子恢他們的冠冕堂皇的東西，和蘇共和赫魯曉夫提出的蘇共20大路線、21大路線，22大路線一樣，都說得冠冕堂皇，無非就是“麻痹無產階級，粉飾資產階級”，只是因為毛主席及時識破了他們的冠冕堂皇，並立即發起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對他們堅決鬥爭，他們的思想才沒有像赫魯曉夫既得利益集團的思想那樣，成為黨的綱領，成為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後來的“改革開放”基本就是完完全全複製劉少奇路線和赫魯曉夫蘇共路線，這是多麼觸目驚心啊！ 所以，毛主席在他1966年8月5日的大字報里“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是毫不奇怪的。

以上從四個方面把1956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北戴河會議之前這個時期促成毛主席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政治背景做了介紹。當然，在這個背景下的歷史和社會面貌遠比這裡表述的四個方面的問題要豐富得多，它們是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國際關係史、共產主義運動史等等要研究的問題。我選取的這四個方面，是着重於共產黨內思想狀態和毛主席對這個思想狀態的把握和採取的對策，是革命的政黨建設和革命的政治學方面的扼要的簡單的線索。在這個線索下，我們看到毛主席正人先正己，打鐵還要自身硬，用馬列主義世界觀，對共產黨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59年12月中旬，毛主席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讀到“蘇聯全盤集體化，在國內消滅了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即富農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不僅在城市中而且在農村中也得到了解決，社會主義取得了勝利，在國內，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根源被消滅了”這一段時，對最後一句話（我加黑的這句話）批註“完全不對”。毛主席還對這部教科書說蘇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徹底鞏固了集體農莊制度”中的“徹底鞏固”表示了不舒服，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徹底鞏固的”，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新的質變的基礎上又產生新的量變到質變，如此循環以至無窮。

上面說過，1961年毛主席把劉少奇7月1日黨慶講話稿中“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已經在中國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來了”裡面的“根深蒂固地”幾個字刪掉了，將講話稿中“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得到了偉大的勝利”中“偉大的勝利”改為“第一步的勝利”。這說明毛主席對當時國際上和我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不牢固性有清醒的認識。

但歷史發展不是某個領袖意志的產物，而是人民共同的創造，在這個過程中，反對的思想也有它自己的地位和對歷史的影響，再好的方針和政策也要遇到反對的意見，也還要靠具體的人去執行，黨內最終的狀態，社會主義在當時的不穩固，也是各種黨內外各種政治力量合力的結果，所以才在1962年前後在黨內出現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復辟思潮發展起來的情形。

與此同時，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也即將發生很多變化，中蘇論戰和中蘇分裂也不可避免了。國際上和國內的修正主義正在合流，世界社會主義何去何從？中國尚未完成的社會主義革命何去何從？毛主席及時發動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在這個革命中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就是對這兩個問題給出的回答：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在結束本章的寫作後，在此我聊發一點關於歷史研究的感言。在我看來，歷史至少有三個層次：1，發生過什麼？這是表象事實層，是感覺世界；2，何以這樣發生而不是那樣發生？這是歷史哲學層，是解釋世界；3，如何影響其後的歷史？這是政治革命層，是改造世界。殊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看到相當多自詡左派的人，對於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研究，是只在第一層，其中很多人還是在第一層中的“故事層”，連真正到深入一點的事實層去感覺世界都談不上。

馬克思、恩格斯基於表象世界，準確感覺了世界，然後正確解釋了世界，沒有來得及親自改造世界；列寧基於馬克思、恩格斯對於世界的解釋，接過他們提供的改造世界的工具，發起了改造世界的運動，但列寧去世太早，實際也沒有真正改造世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列寧的事業，斯大林代表了列寧所堅持的方向，這一點毫無疑問。毛主席繼承了列寧的事業，用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工具，借鑑列寧用過的方法，吸取斯大林改造世界的經驗教訓，深刻地改造了世界。這一改造的深遠的歷史影響至今未得到合理的評估，今天的人們也沒有能力做出合理的評估，正如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意義不為當秦始皇時代的人及其稍後時代的人所能評估，非再歷經千年的歷史發展不可，也正如馬克思、恩格斯的事業不能為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人和稍後一些的歷史學家所能評估，非要等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對於歷史的改造實際發生之後不可。

毛主席也是凡胎肉身，不可能把一切改造都做完。今天許多內心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人，或多或少，或這樣或那樣地在埋怨毛主席，覺得是他不夠堅決，不夠心狠，沒有把走資派從肉體上清除，以致於大革命後不久資本主義就復辟了。其實這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歷史觀，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至於官史（眼下主要體現在《黨史》裡），當然也主要是在感覺世界裡打轉轉，雖然講究“字字有出處”，但也字字都是春秋筆法，字字都是根據現實政治需要，在傳達資產階級統治者的微言大義，因而在解釋世界層面上提供給我們的，基本是一堆政治垃圾，於是開出的改造世界的方子就是自我毀滅，正如8月12日的天津大爆炸，遲早是要來的。

辯證法的詭異之處就在於，正因為官史講究“字字有出處”，也就無論那些人怎麼精心剪裁，怎麼刻意重新組裝，怎麼微言大義，給我們今天的研究設置了重重障礙，卻又同時給我們洞穿歷史真相，正確感覺世界，進而正確解釋世界提供了可能，也為我們以此為基礎，繼承偉人的事業，拿出今後繼續改造世界的更為正確的方法提供了可能（這其實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自身的要求和實際內容了）。

還有一個問題必須指出，感覺和解釋毛澤東時代，必須依靠毛澤東時代所堅持的馬列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標準，而不是現在所運行的特色社會主義的標準。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一黨資本主義，如果把它作為標準去感覺和解釋毛澤東時代，那整個毛澤東時代都是完全錯誤的，是一次天大的歷史誤會，是一個歷史走過的巨大的彎路——這就是這個時代所堅持的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說。

一切資產階級的無論多麼宏偉的歷史結構，都可以為無產階級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工具所解構。被資產階級顛倒的歷史必須再被顛倒過來，這是當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順便說明，本文未特別指出出處的引文主要是來自《毛澤東年譜》，《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年版，《黨史》（第二卷），吳冷西《十年論戰》等書籍。

（後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具體形成”待續）

2015-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