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天茶舍』《日本不認罪的深層原因》
作者：慾海漱石生 提交日期：2005-2-15 0:38:00
《日本不認罪的深層原因》 前言 本文曾用另一題目發表在《鳳凰周刊》上，發表時雖經刪改，但仍有錯漏。今稍作修改於此重發。重發的緣由是因為以下理由：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英國廣播公司(BBC)正拍攝一輯有關日皇裕仁生涯的紀錄片，其中提及日軍在二戰時用毒氣殺害270萬中國人。日本《周刊新潮》雜誌指摘有關紀錄片“內容偏頗”、“惡意中傷”和“醜化”裕仁，促請BBC停播該節目。俺堅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為狹隘民族主義就是產生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民族社會主義”（納粹）的根源。但俺無法像有人所說的那樣毫無原則地“既往不咎”。因為俺是有理性和情感的雙足動物，因此俺相信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應建立在相互尊重歷史事實、國家尊嚴和民族情感的基礎之上。俺相信忘記歷史就是意味着背叛，因為歷史是有可能重演的。日本政府一再埋怨中國政府對人民長期作仇日教育，其實這話不太公正。俺記得胡耀邦曾邀請三千名日本青年來華串門。現在日本人和日本產品在中國也沒受冷落，這就證明中國人是把仇視日本軍國主義和熱愛日本人民以及日本文化分開來的。日本政客應明白仇日心態長盛不衰的根源何在。其實所有的仇日教育都是日本軍國主義及其衍生物自惹的。比如，中國政府再不地道也不可能對彈丸小國東帝汶進行仇日教育，但當年聯合國維和部隊中的日本團隊一踏上東帝汶就招到當地人民的強烈抗議，這是為什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身傍睡着無數仇人的日本政府，難道不該作出更深刻的反省嗎？解鈴的好辦法就是要拿出誠意來，光靠錢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重要的是政府要開口正式謝罪。可能謝罪也不是一靈百靈的妙藥，但這是一道含有正義實質的“原始程序”，你履行了就可能會得到人家的原諒，假如你不履行它，你就過不了這道坎。 《日本不認罪的深層原因》 原文： “九·一八”正在離我們遠去，“九·一八”正在不斷地回來。遠去的是歷史，回來的是沉重的記憶。歷史是可以被時間所淡化的，但創巨痛深的記憶則會被情感不斷地激活。許多人在反芻這段歷史時，總是說造成這段歷史的罪魁禍首是“極少數軍國主義者”，其實這種說法不大準確。把日本推向侵略戰爭的真正動力，不僅僅是一小撮軍國主義者，不僅僅是想與歐美列強瓜分市場的財閥集團，也不僅僅是那些要反共抗俄反赤化的勢力，促成日本走向侵略戰爭的真正動力是日本神道文化的惡性泛濫。神道文化（神道教）應是起源于氏族社會的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古代日本人以為日本是天下唯一的神國，國民是神民，太陽神是祖神。天皇是太陽神（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孫，是現世神，皇統即“萬世一系”的神統。儘管歷史上的神權崇拜從朝廷到民間分有許多派別，但以天皇為中心偶像是神道文化的主要特徵。日本人對神、天皇和國家這“三位一體”的崇拜已積澱成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民主和憲政的理性也不能矯正它。成書於八世紀的《古事記》，就是一部神造日本的“創世紀”。編輯於八世紀的和歌集《萬葉集》中寫道“天皇本是神，何物不能改。群樹立荒山，化為山上海”，還有“吾皇現世神，掌管大八洲”（大八洲指日本）。天皇竟如此神通廣大。《五部書說辯》卷二中說：“神道者，王國也；國史者，神書也。”（轉引自劉梅琴《山鹿素行》136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其實中日朝及整個東亞，自原始時代起就在人種和文化上有着水乳交融的關係。日本文化自新石器時代的“繩紋文化”開始就有中國文化的明顯烙印，別的不說，哺育日本農耕文明的水稻就是從中國傳入的。日本九州自奴隸社會時代始，就有部落國家以朝貢和求封的方式向中國換取貿易權，這一幫交形式斷斷續續延伸到明代嘉靖年間。《山海經·海內北經》、《漢書·地理志》等史書都記載了倭國（日本）曾臣服中國的歷史。《後漢書·東夷傳》載：後漢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灣口的志賀島發現了鑄有“漢倭奴國王”的金印一方，這一發現證明了我國古代文獻的真實性（以上資料取自南開《日本史》）。公元三世紀末，大和國在以奈良為中心的京畿地區興起，大和國在五世紀和六世紀初，曾先後十三次向中國朝貢、求封，同時還經朝鮮半島不斷輸入中國文化。隋代時日本出現了以中國佛教為基礎的飛鳥文化，隨唐是日本輸入中國文化的高峰期，聖德太子（574—622）派學生和僧人入隋學習中國的文物制度。唐、宋、元皆有大批日本留學生（或僧）到中國來學習。645年的“大化改新”開始大量搬用中國文化。改新運動所實行的中央集權制、班田收授法、租庸調製，都克隆自中國。在歷史上，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全面而又深刻的。因此，戴季陶在《日本論》裡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從日本的史籍里把中國的、印度的、歐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來，赤裸裸的留下一個日本固有的本質，我想會和南洋土番差不多。” 創作於平安時代後期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曾描寫到中國文化對日本貴族的全面影響，當時貴族男女皆以能引用中國的詩文和典故為榮，以能寫漢字和擁有中國的服飾器物為榮。除文字、文學藝術和生活習俗外，中國的佛教和儒學對日本文化影響既深遠又廣泛。但佛學到了日本就被神道附身，神佛合一，變成“真言神道”和“天台神道”，後來又衍生出許多派別。最澄和空海是九世紀初隨遣唐使到中國學習佛法的著名僧人，他們歸國後倡導的卻是：“為國念誦，為國祈禱，為國講《般若》。”（最澄《顯戒論》），空海把京都的東寺改為教王護國寺，成為真言宗的創始人，還把高雄寺改成神護國祚真言寺。最澄曾在高雄寺傳教，成為日本天台宗的創始人。佛教本來講的就是要跳出三界，掙脫五行，世界都不要了，還要國界幹什麼？而最澄和空海卻死抱國家不放。可見，以佛法鎮護國家是日本化佛教的荒謬特徵。空海最澄所謂之國家者，即神皇和神國也。因此護國和護神是一回事，說來說去還是為了神道。雖然明治維新初期為了“神皇一致”而搞“神佛分離”，佛教受到沉重打擊，但至明治22年日本立憲，佛教與基督教又恢復了信仰自由的地位，繼續做神道的婢女。而對日本文化影響最為深廣的儒學也逃脫不了當婢女的命運。雖然明治維新後蘭學復生、西學興盛，但儒學仍活在日本文化的骨髓里，成為維護神道的奴婢。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的儒學不管是古學派，還是的朱子學和陽明學，在經過吉田兼俱（1435—1511）、藤原惺窩（1561年—1619年）、林羅山（1583—1657）和山鹿素行（1622—1685）之流的學者改頭換面後，最後中國文化通通淪為神道的附庸。江戶時代的儒學大師們搞“神儒合一”，提倡“神儒妙契”，林羅山說：“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無差等。” “王道一變至於神道，神道一變至於道，道吾所謂儒道也，非所謂外道也，外道也者佛道也。”他還說：“王道唯弘，是我天神所授道也。”可見，最後儒道成了神皇所授之道。總之，不管什麼中央集權制、漢學、佛學、宋明理學，到了日本就通通成為維護神道和神國國體的工具，這就是從前日本人強調“和魂漢材”的實質。 吉田兼俱曾本末倒置地說：“吾日本生種子，震旦現枝葉，天竺開花實。故佛法乃萬法之花實，儒教為萬法之枝葉，神道為萬法之根本。”（引自王守華、卞祟道《日本哲學史教程》132頁，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古學派碩儒山鹿素行則更加離譜，他自稱是孔子思想的嫡系傳人，但他著的《中朝事實》，又一味鼓吹萬世一系的神國國體和日本中心論。他妄稱日本為“中朝”、“中華”。他又把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和神道的變種武士道的“捨身報主”相揉合，寫了許多兵書和武士倫理著作，成為以儒家思想創立武士道倫理規範的鼻祖，被後來的軍國主義者所推崇。既然神道是萬法的根本，日本是神國，是天下的中心，天皇是世上的現世神，這些烏七八糟的思想與財閥們貪婪卑劣的“町人根性”一混合，自然就會滋生出“神化天下”的軍國主義邪念來，而實現這一邪念的主要工具就是臭名昭著的武士道。神道崇拜發展到鎌倉幕府時代（1192—1333），服務於藩主的武士們把食祿報恩的“奴道”與神道崇拜結合，便產生了“盡忠死難”的武士道。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任何倫理規範應以尊重人的生命、尊嚴和人類應有的自然權利為基礎，但武士道是由食祿報恩的封建奴道演化來的，儒家倫理的“忠孝仁義”只是供武士道借屍還魂的外衣。武士道的潛意識是通過報主行為來謀名利，崇仁踐義是假的。因此武士道成為狹隘民族主義者的精神工具，有人稱其為“大和魂”，成為軍國主義者鼓吹侵略戰爭的精神麻醉劑。因此那位寫《我是貓》的夏目漱石曾說：“東鄉大將有東鄉大將的大和魂，魚販子阿銀有魚販子阿銀的大和魂。”真是說中要害。自稱是由母親“夢日入懷”所生的豐臣秀吉（1537—1598）使武士們大發吞併天下的白日夢。豐臣秀吉曾致函朝鮮國王說：“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引自戴季陶《日本論》54頁，海南出版社，1996）一旦民富財足，神道就要“神”到朝鮮和中國來了。豐臣秀吉霸志未酬身先死，“神化天下”的遺志便一路傳至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之流直至上絞架的東條英機，最終釀成害人害已的大禍。 始於1868年的明治維新的早期指導思想是平田篤胤的復古神道派的國學，提倡的是“和魂洋才”，神道為體，文明開化為用，西方的憲政思想也要屈嫁神道才能登陸日本。明治維新的序幕是“倒幕”和“王政復古”，王即神也，要王政復古就要先尊神。明治政府剛成立的1868年1月17日就設立了神祗事務科，明治天皇熱衷於具有政治意義的一系列祭神活動，同時還創建了許多神社，抵制佛教，提倡神道，神佛分離，推行政教合一。其實，明治維新後期搞的君主立憲政體就是“神主立憲”，是神道、儒學和西方憲政思想的大雜燴。明治4年後，神祗官改為神祗省，接着又廢神祗省，設置教部省。政教開始表面分離，神道開始向皇道蛻變。但不管怎麼變，皆是舊藥新瓶，被認為是“萬法之根本”的神道始終隱藏在皇道崇拜、國家崇拜甚至自由信仰的表面下，它已在日本人的民族情感中更隱蔽地織淀下來，成為強化民族意識的精神本源。這就是當代日本政客老是要去參拜靖國神社的緣由。戰後日本的宗教法令規定神道為民間宗教，但還是屢有反神道和反“皇國史觀”的理性思潮出現。比如，為高中教材編寫《新日本史》的家永三郎就如實記錄“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等史實，結果被文部省以“取捨不當”和“民族感情不足”而否決，家永先生和政府從六二年起打了三十五年官司只是得到個“部份勝訴”。何為民族感情不足？無非就是對神皇一體的民族情感認同不足。 文部省何以敢不顧史實妄加裁定？原因是隨着戰後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為共同對抗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舊《日美安全條約》的簽訂，神道文化的暗流又開始泛濫，並得到日本政客的推波助瀾。據日本學者林直道在《現代日本經濟》（色文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一章中揭露：其實戰後日本的經濟能夠迅速恢復和發展除了美國的幫助外，還有如下重要原因：日本發動戰爭的經濟機器並沒有被打爛，反而有所增強，其次是日本的軍閥和財閥相勾結隱藏了大量從戰爭中掠奪來的資源。其三是在美國的袒護下，不用向中國政府償還戰爭賠款（日本人光在《馬關條約》中就訛詐了中國人民兩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它的利息至今仍在中國人的身上流血）。其四是日本戰後的發展時期正好趕上朝鮮戰爭和後來的越戰。總之，日本戰後的經濟復甦是以被日本曾侵略的國家的災難為基礎的，戰後日本發的還是戰爭財。 除經濟原因外，神道文化和其衍生物軍國主義的流毒並沒因戰敗而消亡，麥克阿瑟所扶持的日本戰後政府從吉田茂之流到後來的許多官僚政客，都是戰時舊臣，思想情感里皆暗涌着神道的濁流。這一股濁流最後終使戰後活躍於日本朝野的左翼力量日益消融，到2003年5月份日本參議院通過“有事三法案”止，日本終於除去了“和平憲法”的緊箍咒，徹底滑向軍國主義復活的泥沼。對這一切的發生，美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戰後的美國政府為了自己的小算盤，在處理亞洲事務時向以分化亞洲為策略。比如他們在釣魚臺問題上埋下一石三鳥的伏線，由此可以認清，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人權原則是“美國人至上”的霸權原則，缺乏儒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高尚襟懷。其實，自冷戰結束後，美國歷屆政府仍以“後冷戰思維”推行一系列極其自私的遠東政策。九十年代起，日本借海灣戰爭之機，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案》(簡稱PKO法案)，根據這項法案，日本自衛隊實現了跨出國門的夢想。接着又頒布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周邊事態法》。“9·11”事件之後，日本又快速通過了《反恐怖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廳修改案》。這一切法案都是美國推波助瀾的結果，這是日本基於神道傳統的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的徵兆，日本終於在戰後五十多年後再次走進世界軍事大國的行列。隔岸觀火的美國歷屆政府只在意日本能否成為它另一群“永不沉沒的航母”，並不在意未來的亞洲會不會重墮軍國主義所掘下的苦海，更不敦促日本為了亞洲和平應認真檢討二戰罪行，也不在乎進一步復甦的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和平的無限危害。正是美日兩國的這一錯誤態度，才促使深受列強欺凌又正想借民族主義增強凝聚力的中國作出了強力的反彈。縱觀戰後五十餘年，我們可以說，美國的遠東政策是慫恿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外在動力。但它的內在動力仍是那潛伏在日本民族情感中，隨着日本經濟膨脹而越來越熾熱的神道觀念。 本來日本人偏愛日本傳統文化是無可厚非的，但你狂熱到禍害鄰邦和世界和平就說不過去了，更不通情達理的是：日本戰後不學德國好好地向受侵略國家的人民謝罪，那麼你日本就有違人類的“正義”和“公理”原則了。有些日本人解釋說武士道講究以死謝罪不講死有餘辜，戰犯已剖腹或上了絞架，國家謝罪就免了。這是一種無恥讕言，日本是深受宋明理學薰陶的國家，深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既然強調死無餘辜那何必又要到靖國神社追悼亡靈，頌揚殉國余功呢？毫無疑問，日本不認罪的根本原因還是根深蒂固的神道傳統在民族情感上作怪，他們認為天皇是神，神做的事當然是不會錯的。神國的歷史是神史，神史更沒有錯的理由。於是，侵略中韓和東南亞便成為神“解放”劣等民族的“聖戰”，為神殞命的戰犯們當然要配祀神社，政客要拉票當然要去參拜。於是，有損神國和天皇“光輝形象”的教科書當然要改。至於神國皇軍血洗亞洲，使亞洲人民墮入阿鼻地獄的史實，只能當是人家記錯了。由這種神道情感支配的民族才有可能產生“不認罪”的心態。既然神國的歷史沒有過錯，那麼，為了皇統綿綿，修憲，擴軍，參加維和部隊，吞併釣魚臺，染指台獨，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要求加入安理會，甚至建航母，在核電站的核技術上玩一玩核彈，皆是順利成章的事（據英國《衛報》2003年4月28日報道，英國皇家服務研究所一官員披露，日本已擁有5噸以上的鈈庫存，可以製作上百枚核彈，日本的HA2導彈可以看成洲際導道的原形，日本的飛機和潛艇皆有能力運載核武）。日本的軍國主義原形昭然若揭。 問題是作為日本開化導師的中國人也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中國人也信天命，但中國人只把天當作道德的根源，天子只是負有實現天命任務的“人”，他不是神。所以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天命的本體就是孔子的“仁”。“仁”是惻隱和良知的結合，“仁”既是天理，也是人情，因此中國人的傳統是讓天理、人情、國法一脈貫通。實現“仁”的基本方法是孔夫子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有這樣，行為才能“通情達理”，結果才能“心安理得”。人情上說不過去的，什麼法律和道理都免談，這是中國大眾的心態。雖然文明時代的國際關係原則應是“和平至上”，但民間的情緒政府又是不得不加以考慮的。與武士道的崇死精神一樣，中國人的極端是孔子說的“殺身成仁”，你不“通情達理”，老子就天天惦記着你！抱有這種“仁道”信念的中國人與固守着“神道”信念的日本人，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不斷激烈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更麻煩的是：在這種心理衝突中，又不斷地撒入現實問題的火藥。因此，中日之間在某一天的某一個點上擦出火花是很有可能的事。剩下的只是大家該開始理智地考慮：擦出火花以後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