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社會，右腳與左腳 熊培雲 曾經有法國學者抱怨歐洲的沒落，說歐洲不過是華盛頓的牛仔們插手世界事務時方便開會的地方。就在人們對小布什的反恐戰爭與印度洋海難心有餘悸之時，今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卻是更多地傳達了歐洲的心聲。英國首相布萊爾再次充當了連接世界與美國的橋梁，代表世界呼籲美國傾聽外界的聲音。儘管法國總統希拉克關於救濟貧窮的發言受到一些美國媒體的冷嘲熱諷，但是從中人們不難發現，以法德為主的歐洲國家政府已成為全球化運動中不可或缺的糾錯力量。 2005年1月26日，由於天氣的原因，希拉克總統未能親臨達沃斯小鎮與英國首相布萊爾一起為年會揭幕，而是以視頻連線的方式向與會的各國政要與商界領袖發表演講，呼籲在全世界實施一項試驗性的徵稅方案，以便為防治愛滋病籌集資金。據稱，要制止愛滋病蔓延，每年至少需要100億美元的投入。目前世界為此每年投入60億資金。在報告中，希拉克將飢餓、疾病、暴力、非法移民、無政府主義等稱為“沉默的海嘯”，它們是培植恐怖主義的沃野良田。只有全世界團結一心，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總結2004年底發生的印度洋海嘯這一悲劇性事件，希拉克認為西方富國要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並不只是為了堅持人道主義立場，更是為了本國的切身利益，因為對於這些國家來說，繁榮並非到了今天就停步不前。最重要的是放眼未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與繁榮。希拉克因此具體入微地建議通過對運輸與金融交易等徵稅的辦法來實施這個“希望計劃”。主要徵稅對象包括國際間金融交易、航空和海運燃料、適用於銀行保密原則的出入境資金，以及對每年世界各大航空公司售出的30億張機票徵收較低比例的稅款，比如說向每張機票徵收一美元等等。希拉克同時希望發達國家能夠創立激勵性徵稅機制，鼓勵私人向慈善機構捐款。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希拉克就已經提出通過國際徵稅抗擊艾滋病的構想。如希拉克事先預料，他的動議立刻引起激烈的爭議，只有德國總理施羅德等少數發達國家領導人對此表示了堅定的支持。美國一直反對建立任何國際徵稅機制。在希拉克講話的第二天，美國人的態度已經在媒體裡盡情地流露出來。1月27日出版的《商業周刊》發表一篇題為《達沃斯的最好、最壞與意外（Davos’ Best, Worst, and Surprising）》的文章稱，希拉克呼籲在全球徵稅以幫助貧困人口是今年達沃斯論壇最糟糕的演講。這位名叫Bruce Nussbaum 的主筆挖苦說，如果希拉克能取消法國政府對其棉花及其它農產品的補貼，倒是有可能更好地為世界脫貧解困服務。關於這個花絮，筆者曾在《美國化與法國病》（見本刊2004年9月下）中指出，法國與美國之間的諸多紛爭，可以看作是兩個方向上的紛爭，或者說是美國的經濟學家與法國的社會學家之間的較量。應該說，希拉克在此次年會上的連線演講，社會意義多於經濟意義，它同樣可以作為法國社會學家在自我表達時遭受美國經濟學家杯葛的一個例證。 和前幾年一樣，就在達沃斯論壇吸引世界各地商賈名流與政治領袖時，遠在南美洲的快樂港，也有數以萬計的“反全球化運動者”走上街頭集會，為世界社會論壇揭幕，他們包括和平人士、環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工會組織者以及狂熱分子，與地球另一端達人顯貴們“冷酷資本主義的嘉年華”遙相呼應“唱對台戲”。與去年一樣，世界社會論壇今年的主題仍然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它包括反貧窮與反戰等重要議題。1月27日，世界社會論壇舉行全球反貧困行動大會。巴西總統盧拉出席大會上發言，稱貧困是人類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而消除貧困的辦法是窮國團結起來，加強內部合作和同其他國家的合作。與此同時，他還批評一些發達國家在反貧困問題上態度消極。全球反貧困行動由全世界100多個非政府組織發起，旨在敦促各國政府和機構共同制定反貧困計劃，向貧困開戰。 筆者相信，二十一世紀是全人類和解的世紀，共同進步的世紀，多元化成為此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的源頭活水。地球村的概念已經將全世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是，族群、國家以及不同階層之間的和解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至為關鍵的是即使是貧弱的一方也要有自我維權的機會與自我表達的自由，而強者同樣要意識到在全球化與信息透明化的新時代裡，沒有絕對自治的、一勞永逸的繁榮。所以，當富人們歡聚一堂，在瑞士的雪山之間指點煙霞之時，相聚在巴西“快樂港”（多有趣的名字！）的“窮代表”們同樣可以在大街上用腳表達自己的意願，抒發自己關於我們需要一個怎麼樣的地球的真情實感。他們所擁有的不是財富，不是權力，而是多數。然而，這個“多數”是足以撬動媒體的槓桿，是政治人物與工商巨子們必須為之側目的千鈞法碼。只有在各種自由表達討價還價的基礎上才會形成新的契約，達成真正的和解。東南亞海嘯也充分說明，人類命運緊密相連，無論忽視誰，都是忽視人類自身。 比較兩個論壇，同樣饒有興趣。一個叫“世界經濟論壇”，一個叫“世界社會論壇”，都帶有某種全球化的性質。所幸“世界社會論壇”的參與者雖然不乏反全球化論者，但是論壇本身並非“徹底反對全球化”，而是要求“另一種全球化”，一種不是有錢人說了算的全球化，否則這個論壇名稱與宗旨就只是一個悖論——若是與全球化徹底決裂，就不必在社會論壇前加上“世界”兩個字。由此看來，兩個論壇之間並非一定要唱對台戲，而是在同一個台子上唱戲，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對話。歸根到底，它們所表達的都是全人類對世界對自己命運的關懷與關注。從名稱而言，兩者只有“經濟”與“社會”之分；從內容而言，前者更像是富人論壇、富人俱樂部，而後者為窮人論壇、窮人茶館；前者關心效率與發展，後者關心公正與社會多元；前者偏重“官方”色彩，參加者多為各國政要富豪（以本屆年會為例，參加者包括25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72名部長級高官，和“全球500強”中的120家企業的總裁）；而後者則多來自民間，來自世界各地的草根階層，只有少數國家領袖點綴其間；前者羽扇綸巾，坐而論道，後者則肩負旗幟，行在街上，以世界社會力量的動人姿態同世界主流政治與經濟力量博弈。 重要的是，這種努力卓有成效。本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關注貧窮與可持續發展，是與各種形式的“世界社會論壇”力量的踴躍表達分不開的，它得益於歐洲以及世界其他落後地區對狂飆突進、風捲殘雲的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抵制。筆者注意到，近年來，在法語文化里altermondialisation漸漸成為一個流行的新詞。它既區別於mondialisation(全球化)，又區別於anti-mondialisation(反全球化)，而是代表另一種訴求，是“另一種全球化”。事實上，如今活躍於世界各地的所謂“反全球化”人士，並非真正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野蠻自由主義”與“野蠻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一元主義全球化，反對超拔於人們樸素的關乎幸福自由諸信仰之上的經濟決定論。人類的富庶來於文化多樣性，全球化應該是積極傳播多元文化的馬車，而不應該是以強凌弱的槍炮、貧弱者的文化與經濟的斷頭台。 既然“經濟”與“社會”兩個論壇可以互相救濟，所謂“對台戲”立刻變得賞心悅目。經濟論壇代表着世界發展的方向，而社會論壇則為經濟論壇站崗放哨。它讓今日世界無論經濟獲得多大的成就，以多快的速度奔跑時都不喪失痛覺。當有傷口流血時，知道停下來包紮傷口，而不至於在勇往直前的狂熱追逐中，終於因為失血過多而倒地甚至倒斃。顯然，這是盲目追求經濟高增長，各國之間比拼紙上富貴與效率時最容易出現的危險傾向。所以，當許多中國企業家、官員、新興群體暈眩於本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有良知或理性的各界人士出來呼籲政府重視社會公正與人民的實在幸福就顯得格外及時並且寶貴。 是社會公正優先，還是經濟增長優先？這是今日世界也是今日中國左右爭端的實質與源頭。面對這個複雜的問題，走紅法國的比利時幽默家雷蒙·德沃斯寧願自己變成一個頭腦簡單的傻瓜。德沃斯說，“當我邁右腳時，左腳嫉妒，當我邁左腳時，右腳嫉妒。一隻腳在前，另一隻腳就想超過它。而我，像個蠢蛋，就這樣走起來了！”這個傻瓜寓言裡充滿智慧。回到前文，筆者相信，世界不能沒有經濟論壇，也不能沒有社會論壇，如同不能沒有左派，也不能沒有右派。對左右之爭，既不能認為它們無用，但也不必指望誰壓倒誰，左右不為難、互相支撐才更重要。如果一方吞併了另一方，走路便成了單腳跳，既不好看，恐怕也行之不遠。超越於左右之上、最重要的是人類要以幸福自由為第一目標，沉着勇敢地向前走。這個寓言，同樣適用於我們關於中國未來的所有抱負與想象。 原載《南風窗》 熊培雲法漢雙語博客 http://xiongpeiyun.over-blo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