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可以在不同層次上理解和運用，但文化的核心是觀念。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雖然文化問題已經受到了中國學術界的“垂青”，但從中國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高度來認識、總結20世紀中國文化思潮及其思想持守的得失，進而對21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發展作探討的作品還不多見。李毅教授的《回顧與前瞻—20世紀中國文化思潮與先進文化的發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以下簡稱《回顧與前瞻》)彌補了學術界的這一缺憾。

梳理、總結20世紀的中國文化思潮，我們不僅要展示這些思潮“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剖析其實質，揭示其得與失，昭示我們應該繼承什麼與發展什麼的問題。在《回顧與前瞻》一書中，作者以其獨特的視角來重新解讀20世紀的中國文化思潮，其目的不在於史的敘述與回顧，而是旨在梳理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理路，釐清不同文化思潮之間的邏輯，以此總結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正確方向和動力。

傳統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具有深遠的生命力。不可否認，每一種文化思潮的產生、發展均有其生存的必然性。當今社會，多樣性文化的存在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圍堵”它們，用政治的強力使其失去生命，是不現實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批判的基礎上，借鑑與吸收各種文化思潮之長處，鞏固馬克思主義主導性價值的地位，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回顧與前瞻》一書在對各種思潮發展與傳播進行歷史回顧的基礎上，揭示了各種思潮的實質。作者認為：在“向西方學習”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西化論”、文化保守主義等思潮的區別、對立，不是要不要學習西方文化的問題，而是怎麼學、學習什麼的分歧；在歷史觀上，三者本質的差異在於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堅持文化史觀的問題；在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上，三者的區別在於是否以文化的現代化包容、代替現代化發展的問題。

同時，在批判的基礎上作者又正視了各種文化思潮在20世紀甚至21世紀的客觀存在，注重吸收他思潮之長。在對“西化論”的評價中，指出在對“西化論”片面性給予認識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其反封建的深刻性與文化上的世界歷史眼光。在對第三代新儒家的認識問題上，作者在批判的基礎上充分肯定了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開放、平實心態，客觀、清醒認識，以及對文化現代化的孜孜追求。正視各種文化思潮，確立主導性價值觀，正是該書的一個重要價值。

文化評價要從文化存在的實踐基礎出發，而不是從文化本身出發進行話語的轉換。要解決文化評價問題，首先要找到文化存在的基礎。文化保守主義之所以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根源在於其堅持了一種精神決定的歷史觀。

現代新儒家理論的核心在於始終堅持以理想的道德尺度作為人類精神出路的終極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謂的內地新儒家們無視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現實，視文化為社會變遷的決定力量。“有本者昌，無本者竭”成了文化、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文化作為一種觀念或知識，它不可能憑空產生，必定有其存在的基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文化存在之基礎做了明確陳述。他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由此可知，物質生產方式是文化產生與發展的基礎。這就要求我們在對文化評價的時候堅持唯物史觀，要看到文化背後的深層原因，不能只是簡單的以文化評文化，進行話語的簡單轉換。

“西化論”者的文化史觀雖然不太強烈，某些觀點似乎與唯物論有溝通之處。事實上，他們也是脫離實踐的模仿主義者。他們只認識到了西方文化勝於中國文化之處，但卻沒有洞察西方文化的真諦，特別是它生存的土壤，無視中國的現實，盲目的引進。事實上，簡單的模仿與意義上的溝通是兩個層次的概念，要達到後一種境界，脫離一個社會文化生存的實踐基礎是不可能做到的。

基於這樣的目的，作者從方法論的角度明確指出總結評價中國20世紀文化思潮要把握兩方面：其一，立足於社會主義實踐，堅持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統一；其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注意劃分幾種思想界限，即劃清唯物史觀與文化史觀的界限、主導性和非主導性價值的關係與“價值多元”的界限、歷史反思與歷史虛無主義的界限、向西方學習與“殖民文化”策略的界限。

無論是“西化論”者，還是文化保守主義者，都試圖將意識形態與文化對立，認為越遠離意識形態，文化越有意義。這種“非意識形態化”只能成為這兩大思潮自視清高與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標榜，而無實際意義。因為“西化論”與新儒家本身就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

正如李毅教授在《回顧與前瞻》書中指出的那樣：“西化論”與新儒家無視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實踐，把文化與現實的意識形態分離開來，使文化失去了它現實實踐的活力。在中國，文化選擇脫離了中國現代“救亡”目的的意識形態性，其文化的拯救與提升，只能保留在思想感情觀念層面；文化的超越理想脫離了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之中心和現實中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性，過分張揚儒家文化的“超現代性”對工業文明的抑製作用，就會過早地阻抑現代文明的理性增長及其進步作用。

由此，文化建設離不開意識形態，只是我們會接受什麼意識形態的問題。就中國文化建設而言，應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中心任務出發，開展意識形態工作，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如鄧小平所強調的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鑑別和批判；要唱響社會主義文化的主旋律，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要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