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與《自由中國》半月刊 2005年02月21日05:43 作者：范泓

雷震這個人，實在是一位值得追念的歷史人物。在大陸，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紀60年代的台灣，雷震這個名字卻家喻戶曉。雷震原本國民黨高層核心人士，蔣介石的政治幕僚，1949年又隨蔣介石政府去了台灣，他與蔣之間的個人關係，在其漫長的政治交往中，無論於公或於私，實際上都非同一般。上世紀50年代，雷震主持一本叫作《自由中國》半月刊的雜誌，前後整整10年，最終因其理念與國民黨權威政治南轅北轍、迥不相侔，不斷發生言論衝突，進而出人意料地成為統治當局在政治上最強大的敵手。雷震本人也因此遭到政治構陷，成了蔣介石的“階下囚”。由於個人命運兩種迥然不同的沉浮際遇，再加上《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戰後“白色恐怖”時代着力灌溉的自由民主理念，直接影響到日後台灣社會政治轉型具體的人和事，使得雷震其人在時光的打磨中越發顯現出獨特的歷史價值。2002年9月4日，“雷震案”終於獲得平反，雷震再次成為台灣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儘管這時距先生去世已有23年了。

雷震，祖籍河南羅山縣周黨畈。1897年6月25日生於浙江省長興縣小溪口鎮。12歲前接受傳統私塾教育，19歲那年赴日本求學。20歲在日本加入國民黨。1923年，考取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與憲法；1927年學成歸國，先後在國民黨及政府中擔任要職：南京市黨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教育部總務司司長；抗戰爆發時，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戰後任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國大代表、國民大會副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1950年在台灣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

從以上政治履歷中可以看出，這時的雷震，仍為蔣介石信賴和重用。但及至1954年12月被開除出黨，這位“骨鯁之臣”從此與蔣介石當局分道揚鑣。1960年9月4日，台灣當局終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等莫須有罪名將雷震逮捕入獄，一關就是10年。由於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出版了第23卷第5期之後，實際上已無法再辦下去了。《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10年9個月又10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10年，正好橫跨上世紀整整一個五十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島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最初10年。

雖然當時面臨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噤若寒蟬的不幸局面，但《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戰後思想史的脈絡中，“於無聲處聽驚雷”——不期然地扮演了一個傳播民主思想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時空上來說，或許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自由中國》眾多辦刊人的民主思想理念卻前後一貫，最遠可追溯到1922年5月,胡適在北京創辦《努力》周刊，這是胡適先生歸國後“大談政治”的起端；1928年3月，胡適、梁實秋、聞一多、丁西林等人在上海創辦《新月》月刊，其鋒芒直指國民黨的“訓政”和“黨化教育”；1932年的《獨立評論》，更是一群有着獨立思想的社會精英發表獨特見解的場所，胡適為這份刊物嘔心瀝血，先後寫了1309篇文章；而1949年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一代自由知識分子再次完成了他們對自由民主理想所追求的一種交待，成為現代台灣民主思想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

《自由中國》的創辦與1949年前後的時局有關。這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大體面臨着四種選擇：“一，對國民黨、共產黨均不支持，如張君勵等；二，不支持國民黨，並不反對中共，如梁漱溟、羅隆基、儲安平、陳寅恪、沈從文等（動機不同但行為相近）；三，不支持國民黨，支持共產黨，如‘救國會’諸人；四，支持國民黨……”（《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任育德著，第76頁）胡雷二人作為蔣介石的朋友，雷又是國民黨資深黨員，在感情上自然是支持國民黨的。以胡適的回憶，當年他與雷震、王世傑、杭立武等人最初是想在上海創辦這份雜誌，但1949年下半年，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節節敗退，8月開始潰逃，最後倉皇撤至台灣，胡適、雷震等人慾在上海辦刊的願望遂成泡影。

雷震是在1949年10月到達台灣的，這時胡適已奉命去了美國。面對國民黨的潰敗，雷震心情十分低落。這時他與時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會面，再次談及創辦《自由中國》事宜，杭慨然允諾給予支持。就這樣，在上海沒有辦成的事，在台北實現了。至今健在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經理馬之驌先生後來寫過一篇回憶文章，披露杭立武在辦刊這件事情上，不僅言辭上對雷有所鼓勵，而且“允由教育部按每月補助三百美金的經費”予以支持，“其不足者由雷震另行籌措。”（《憶雷震當年在〈自由中國〉扮演的角色》）有關雜誌定位，曾有過數次討論。從雷震1950年9月7日至22日的日記中可知，最初雜誌的發行量並不佳，其原因是言論偏重理論性，在彼時的政治氣氛下無法吸引一般讀者。經過討論，最後仍設定為以知識分子為第一讀者。因為知識分子最關心政治，了解自由民主理念之於當時台灣社會的重要性。所以，後人在評價《自由中國》半月刊時說：“這是五四時代培育出來的自由主義者，流散到台灣的最後一個據點。”（《〈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及其政治主張》一文，魏誠）

《自由中國》是一本半月刊雜誌，逢每月的一號、十五號出刊。16開本，大部分時間只有32頁。《自由中國》辦刊宗旨系胡適先生所寫，有四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創刊號那天起，這四條宗旨每期都刊登在雜誌上。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創刊10周年，雜誌社舉辦過一次隆重的紀念會，有百餘人到場，胡適先生在會上作了題為《容忍與自由》的40多分鐘的長篇發言。講話由楊欣泉記錄，後來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上。

胡適在講話中透露，當初幾位朋友只是想成立一個“自由中國出版社”，沒有想要辦雜誌，只想出一點小冊子。1949年6月，胡適離開上海，搭乘“威爾遜總統號”前往美國，在赴檀香山途中，他憑着自己當時所想到的，寫下四條辦刊宗旨，“……雷先生他們都很客氣，就用我當初在船上所擬的稿子，沒有修改一字”。（《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600頁）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自由中國》半月刊辦刊10年，在其理念上受胡適的民主思想影響最深。《自由中國》創刊初期，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

在這些人中，毛子水、張佛泉、崔書琴都是原北大教授，與胡適私交頗深；王聿修是華北大學教授；殷海光自認是“五四後期人物”；杭立武時任教育部長，雷震則是蔣介石的“國策顧問”。創刊前幾天，雷震邀請毛子水、崔書琴、張佛泉、王聿修、夏道平等人召開過一個座談會，就創刊具體事宜進行商討。但在誰做“發行人”這件事上發生了爭執。據馬之驌先生回憶：“‘北大’一些人，包括王聿修教授等，當時他們認為，雷震是國民黨的核心人物，也是國民黨里的強人，所以對他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的利用。於是私下計議，確定一原則，就是《自由中國》雜誌如能辦成功，一定請胡適先生做發行人。”對雷震來說，這實際上也是他本人的意思。因為在這之前，雷震曾去過奉化找過當時“下野”的蔣介石，說好就是“請胡適先生出面領導”的。

不過，按法律規定，雜誌“發行人”在國內須有固定之居所。胡適先生這時仍滯留美國，短期內又不能歸。雷震在向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申請登記註冊《自由中國》半月刊時，遂註明“發行人胡適出國期間，由社長雷震負一切法律責任”等字句。1949年11月20日，一份以胡適、雷震為首的自由知識分子創辦的雜誌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自由中國》創刊初期，編委會共有17人，也是人數最多的時期。儘管在其大的理念上基本趨同一致，但還是呈現出了多元的態勢。許冠三先生回憶：“……不管大家如何爭辯，若干批評政府的文稿，不是給改成溫吞水，就是整篇見不了天。當爭到無詞以對時，他（指雷震）總是與毛子水勸我們年輕人莫動火氣，須以大局為重。他從不大聲說話，只是慢慢地跟大家磨，更不發脾氣，幾個月下來，我們終於明白，他那‘各黨各派之友’的綽號得來絕非偶然。”（《儆寰先生辭世十一年祭》一文，許冠三）以馬之驌先生觀察的結果，當時編委們大致可分成三種思想路線，“第一是由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為首的‘三民主義’的思路；第三是所謂少壯派的‘唯我主義’的思路。”

其中，以“少壯派”最為壯懷激烈，他們認定國民黨之所以淪落到今天這個樣子，完全是由於貪污、腐化、獨裁的結果……編委之間確實存在一些矛盾，加上雷震對編輯的職權和制度等考慮不周，也引起過一些不快。雜誌社後來借用雷震私宅的“外客廳”作為編務場所，有讀者投稿來，雷震見着順手就拿到自己的書房裡拆開看了。副總編王聿修教授不以為然，當面提出過異議。王聿修是最先提出辭職的人。他在向雷震和編委會請辭時，再三說明是受香港方面朋友之邀前去主編《前途》雜誌，實屬盛情難卻。馬之驌先生以為“這看起來是因緣巧合，其實並非完全如此，也有一些情緒上的問題”。不過，在《自由中國》半月刊10年中，編委們的進出離合，並沒有影響刊物的正常出版。編委張佛泉先生說：“在籌備期間，我們對雷先生都有戒心，現在證明他是一心一意地要把《自由中國》辦好……”這是《自由中國》創刊一年後，張先生受台中東海大學之聘出任文學院院長，就任前請馬之驌先生在他的泰順街寓所便餐時所說的一番話。四十多年後，馬先生依然記憶猶新。

1949年11月至1951年6月間，《自由中國》與當局保持了良好的關係。當時雜誌“內容着重批評蘇俄共產世界政治，沒有直接檢討當局的政治。所以，當時的部隊都有訂閱……”（李筱峰語）。到了1951年，國際形勢發生諸多變化，尤其是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蔣介石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時攻台的可能性不大，便着手對國民党進行改造。《自由中國》也將視野由外向內轉，開始檢討起台灣的內政，觸犯了當時的一些政治禁忌，與當局的關係從此出現了逆轉。1951年6月第4卷第11期，由夏道平執筆的一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情治人員（情報和治安）貪污案件提出了嚴厲批評，這是《自由中國》創刊以來首次觸怒當局，直接導致了軍方停止訂閱雜誌。這篇社論給雷震帶來極大的壓力，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員就闖入雜誌社，逮捕一編輯，並留下三名特務予以監視。

雷震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認為社論所說均為事實，但沒有必要發生正面衝突。王世傑建議再發一篇社論加以平衡，當時主管國民黨宣傳工作的陶希聖也是這個意思。《自由中國》第4卷第12期，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為題又發了一篇社論，其觀點基本回到了與政府金融管制的統一口徑上。誰知，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興。這篇文字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法也很細密，可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胡適書信集》第三冊，1208頁）胡適是明白人，他了解蔣介石，更了解那個體制。

雷震本來在這件事上就有所牴觸，胡適的來信正好成了手中反擊的一把利劍，他將信的全文刊發在《自由中國》第5卷第5期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滿。台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及陶希聖召集黨、軍、特要員共9人，對雷進行當面圍剿。彭孟緝甚至誣指雷震有套匯之嫌疑，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發出傳票，雷震卻拒絕出庭。此事前後整整鬧了三個月，最後還是副總統陳誠出言奉勸彭等人要“適可而止”，才算告一段落，但《自由中國》半月刊從此受到情治單位的長期監視。夏道平先生後來回憶道：“如果沒有胡適的信和雷震斷然公開那封信的舉動，《自由中國》可能在不滿兩歲的時候，就因《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而被捉人停刊。”（《台北拜訪夏道平先生所談所思》一文，齊墨）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在台灣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反共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製做法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實際上，這是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黨化教育”在台灣的一種延續。1954年5月底，余燕人、黃廠風、廣長白3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半月刊，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言辭激烈的批評：

“……規定學生來念的課外東西太多了……眼看着我們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臉的抱着這些書來啃，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一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自由中國》半月刊，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是否刊發這封讀者來信，在《自由中國》內部曾引起過爭論。鑑於當時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開始惡化，有不少人不同意刊發此信。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則認為：這封來信不僅反映了台灣教育界的真實現狀，還指出了諸如“救國團”這樣的組織是非法的，進而可進一步檢討國民黨的黨紀問題。《自由中國》半月刊最後就是從這個高度上來刊發此信的。果然，當局大為惱怒，1954年12月，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開除雷震的黨籍。但沒有通知雷震本人，而是在《中央日報》上發了一則消息。殷海光從報上得知後，即在1955年1月4日給雷震寫了一封很短的信：

儆公先生：欣聞老前輩斷尾（指被開除黨籍），誠新春之一喜訊也，可祝可賀。從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場，為民主事業奮進不休也。 （《雷震秘藏書信選》，第281頁）殷海光的輕鬆、調侃、幽默，可見此事並沒有影響和改變雷震的辦刊理念。相反，《自由中國》愈加朝着與蔣介石徹底決裂的方向前行。1956年的“祝壽專號”（《自由中國》第15卷第9期）更是集中火力抨擊國民黨“一黨獨大”。這一年10月31日，蔣介石70大壽。蔣故作姿態，婉謝祝壽，要“以六事諮詢於國人，均盼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納眾議，慮心研討，分別緩急，採擇實施……”。

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紛紛撰文，借祝壽而“進言”。雷震的社論題為《壽總統蔣公》，其要點是：建議選拔繼任人才；確立內閣制；實施軍隊國家化。胡適彼時正在美國，好友胡健中向其約稿，他有感而發，寫了題為《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的短文。文章以故事而時論，曲徑通幽，巧發奇中，取艾氏比蔣公，勸後者要做到“三無”，即“無智、無能、無為”。也就是說，希望蔣介石能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元首”（胡適語）。徐復觀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以心理學的觀點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蔣介石的性格……如此祝壽，攪動人心，酣暢淋離，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

這期“祝壽專號”，引起國民黨黨、團、軍刊物的多方圍剿，雷震隨即發表《我們的態度》一文，強調《自由中國》雜誌“對人無成見，對事有是非”。而從1957年7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8個月“今日的問題”大討論和15篇系列社論，全面檢討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從政治到經濟的各方面問題：

一，殷海光執筆的《是什麼，說什麼》，表示今日大多數人都在說假話，尤其是當局，以“反攻大陸、國家利益、非常時期……”為政治之口實，掩蓋專制的實質；二，《反攻大問題》，必須從公算和透過現實來加以考慮，不能藉此來推延台灣政治和經濟的改革；三，反思軍隊國家化、軍隊中的黨務等問題；四，財政問題；五，經濟問題；六，美國經濟援助的運用和浪費問題；七，小地盤大機構，呼籲壓縮並裁剪政府機構；八，建立中央政治制度，發揮政治責任；九，地方政制問題，主張實行地方自治；十，立法問題；十一，要求廢除出版法，保障新聞自由；十二，青年反共救國團系非法體制，破壞教育正常運作；十三，黨化教育應立即停止；十四，《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對台灣島的政風敗壞提出了嚴肅批評；十五，《反對黨問題》，以此制衡國民黨在台灣的一黨統治……這些都是極其敏感的話題，惟《自由中國》半月刊這樣一份民間雜誌，在荒蕪一片的噤聲歲月中，言他人之未敢言，顯現出《自由中國》半月刊及其同仁的膽識和強烈責任心。

儘管某些之處與雷震所提倡的“漸進改革”思路有一點落差，但《自由中國》半月刊從一開始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李敖語），這些肝膽文章全力得到雷震先生和編委會的支持。1959年至1960年，《自由中國》半月刊公開挑戰蔣介石“三連任”，與當局的對抗進入“白熱化”，其命運岌岌可危。緊接着，雷震組黨而遭被捕，《自由中國》半月刊終於在萬人痛惜之中與自己的歷史使命戛然永訣，成為“台灣民主運動史中的一座燈塔”（柏楊語）。殷海光的那篇著名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成為《自由中國》半月刊10年來最後一次理性的吶喊，其文字之犀利，反響之大，讓當局驚恐不安：

……近十幾年來，國民黨權勢核心人物，使出渾身的力量，實行“加緊控制”，他們是否收到什麼效果呢？從一方面看，他們的確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在這個小島上，他們確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唯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台灣把有人格、有節氣、有抱負的人很有效的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着一群藉着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着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了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着台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而外，他們還控制着什麼呢？

這篇社論刊登在《自由中國》1960年9月第23卷第5期上，也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最後一期。而10個月前，在《自由中國》創刊10周年紀念大會上，台灣《民主潮》雜誌發行人夏濤聲一進門就對胡適說：恭喜恭喜，這個年頭能活到10年，是不容易的……胡適聽了大發感慨，“覺得夏先生這話，很值得作為《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10周年的頌詞”。實際上，所有人心裡都明白，《自由中國》半月刊踏上的是一條充滿荊棘的坎途。但沒有想到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厄運會來得如此之快。若干年後，聶華苓女士回憶起《自由中國》半月刊及其同仁時說：“包括雷先生在內的一些人，都是大陸以外最好的中國頭腦，他們那種不畏強權敢作敢為的風骨，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覺得作為中國人，或者說，作為一個人都應當是這樣的……”

聶女士時任《自由中國》半月刊文藝編輯，因此有必要再交待一句：《自由中國》半月刊並非就是一本純粹的政論性刊物，只是在當時，由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表了大量極具份量的針砭時局、坐而論道的檄文，人們的視線很容易集中在它的政治和經濟內容上，包括後來的史家也是這樣。但若因此而忽略了《自由中國》半月刊“潤物細無聲”的文學部分，仍不能窺得《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全貌。《自由中國》半月刊“徵稿簡則”第六條，乃“其它反極權的論文、談話、小說、木刻、照片等”之稿約。

在《自由中國》出刊10年的260期中，有關文學方面的內容，約占總量的百分之三十，共刊出“三百篇文學作品，包括八部長篇小說，三部劇本，及其它新詩、短篇小說、抒情散文、文學理論、書評等不同文學類別的文本，隱然呈現出五十年代台灣一個文化層次的風貌、文學歷史的縮影。”（《作家群與五十年代台灣文學史》一文，應鳳凰）其重要作者有：陳紀瀅、金溟若、朱西寧、司馬桑敦、林海音、聶華苓、吳魯芹、陳之藩、余光中、於梨華、周策縱等人；其重要作品有：《城南舊事》（林海音）、《獲村傳》（陳紀瀅）、《落月》（彭歌）、《歧路》（金溟若）、《火炬的愛》（朱西寧）、《我的父親》（段永蘭）等篇什。這些作者和作品大部分於我們很陌生，也很遙遠，非一二句話就可說盡的。但作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另一部分”，似乎又不能不提。

說起來，胡適先生雖是《自由中國》揭櫫自由民主理念的一面大旗，但在《自由中國》整整10年社務中，扮演其真正重要角色的卻是雷震先生，他被同仁們稱之為“《自由中國》的火車頭”（夏道平語）。與雷震同時被捕的還有《自由中國》的主編傅正、經理馬之驌和會計劉子英。“雷震被捕後，《自由中國》失去了經濟來源，且因內部與國民黨的糾葛而意見不一，如出錢者台灣銀行總經理瞿荊洲不再支持，毛子水亦主張不辦，且幫當局作說客，說服胡適不介入《自由中國》和雷案……”（《宋文明先生訪問記錄》，簡明海）

1960年10月22日,胡適對記者表示：外傳《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意請他擔任發行人主持復刊，他從未接過相關信函，也無人和他談過此事（胡頌平編《胡適先生年譜初稿長編》，3343頁）。不過，胡適先生又說:“一種雜誌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唐德剛說，雷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30歲。1961年陰曆5月26日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桂源鋪）以相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胡適就去世了。1970年9月4日雷震出獄前，曾自寫春聯貼在牢門前：“十年歲月等閒度，一生事業盡銷磨”，橫聯是“所幸健存”。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歲。然而，對台灣民主憲政發展來說，《自由中國》所傳播的自由民主理念“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雷震成了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台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10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2002年9月4日台灣《聯合報》，錢永祥語）而這一切，雷震先生功不可沒，儘管他為之付出了一生中最昂貴的代價，卻無怨無悔。有一天，雷震的小兒子雷天洪問自己的父親：“10年牢獄可覺得委屈不平？”雷震沉默片刻，搖搖頭，平靜地說：“總有一天，歷史將會證明我的清白……”雷天洪聽了慨然系之，望着身材高大的父親，他止不住熱淚頓如泉涌……

(范泓/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