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仔細審視的話，這些高科技得來的結論並非那麼可靠。特別是對於意義重大的結論，我們還是需要小心對待。《性別的錯覺》（Delusions of Gender by Cordelia Fine, 2010）就是一本與“神經心理學”唱反調的書。作為一個神經生理學家，作者范恩評述了大量關於性別差別的神經生理學研究，從學術上挑戰“男女之別來自天然”的流行觀點。她的綜述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表現出目前神經生理學研究的一些薄弱環節。她的思路也可應用在其它心理學問題上。

為了區分男女行為差別中先天與後天的因素，一個理想的方法是觀察新生的嬰兒，來排除後天教育，文化因素的影響。例如，有人研究說男嬰對活動的玩具如掛鈴的注意時間比對洋娃娃長，而女孩卻相反。由此可見男人的“系統能力”和女人的“感覺能力”較強是先天的。但顯然，把掛鈴等同於“系統能力”是相當牽強的。也許那個實驗只能證明男女嬰兒有區別，但不能說明那個區別是什麼。這其實是很多心理學研究的一個共同弱點。為了“科學”的重複性，人們喜歡在實驗室的可控環境下進行試驗研究。但那就必須使用一些大大被簡化的測試指標（如上述研究中嬰兒對玩具的注意時間）來“代表”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的行為特徵（如“系統能力”）。而這種“代表”的精確性可能是個問題。

在我以前介紹過的《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aman）中，作者介紹了很多關於冒險與回報的心理實驗，似乎也有這個問題。那些“假如你有X的機會損失Y元”的問卷調查，也許與人們真實的冒險行為有相當大的區別。因為輸贏的機會由別人告訴你，和由你自己從經驗中體會出來，也許對於決策過程的影響會不同。另外“假設”的輸贏與影響實際生活的輸贏，也可能激發不同的應對心態。當然，不是說這類研究沒有價值。在實驗室環境下，還是能揭示人們行為的非理性，和各種因素對人們思維決策的影響程度。但要把實驗室結果直接“翻譯”成社會學結論，那就需要特別小心了。很多時候，實驗室的結果也許只是一種“提示”而已。

近幾十年來，很多腦研究的技術快速興起。最引人注目的是腦部造影和功能核磁共振。腦部造影可以精確顯示個人腦結構的特徵和變化。例如人們發現因為需要記憶大量街道和商店信息，倫敦出租車司機的腦部海馬體比較大。這說明了海馬體與空間記憶功能有關，而且訓練和經驗能引起腦部結構性的改變。功能核磁共振（fMRI）可以實時觀察大腦在執行某項任務時，各部分的活動水平。例如，功能核磁共振發現人在面對不公正的情況時，大腦的活動區（前腦島）與面對令人噁心的物體時相同。這顯示了人對於“公正性”的反應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這些技術的發展為很多心理學理論提供了神經生物學的基礎。但是范恩指出，對於這些技術有過度解讀的危險。畢竟目前對大腦的觀察相比於神經元層次來說還是十分粗糙的，不僅空間分辨率有限，而且對於狀態的區分也很初級，再說很多人腦活動並不限於一個區域，同一個區域也有不同的功能。而且，我們對於腦部各區域的功能並不完全了解，而往往是通過活動區域與思維活動的對應來推論的。那麼接下來用功能區的活動水平來推論思維活動的種類，不小心就會陷入循環論證。所以神經生物學的觀察到底說明什麼心理學問題，是需要特別小心考慮的。

進一步說：即使人腦的結構和活動形態有不同，也不一定是先天差異的證明。大腦是高度可塑的。大腦的不同可能是教育，文化和經驗的結果。范恩的另一本書《自行其是的大腦》（A Mind of Its Own）可能更多談到這方面的問題。

總之，即使觀察顯示男女的大腦結構或活動模式有區別，也不能表明男女之別是天生的，甚至不能證明男女的某種特定的能力差別（如數學分析能力）是固定在大腦里的。

另一個問題是隨機漲落。絕大多數心理學實驗都存在着個體差異，需要對大量受試者的結果進行統計處理。要說兩組受試者（例如男人和女人）結果不同，它必須在統計上有意義，即不大可能是隨機漲落的結果。兩組數據的平均值相差越大，組內的數據一致性越強，或者組內的人數越多，結果就越可靠。典型的心理學實驗要求“顯著性水平”為0.05。也就是說，假如兩組人其實沒有區別的話，因為隨機漲落而在實驗中觀察到區別的幾率是5%。這在通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由於觀念或政治環境對結論的發表有選擇的話，它的可靠性就不好說了。例如，假定我們要測試男人和女人的數學能力，設計了顯著性水平為0.05的實驗。如果實際上男女沒有區別，那麼平均來說20個這樣的實驗中就會有19個顯示無區別，而1個因為隨機漲落而顯示有區別。但是“無區別”的結論沒有人感興趣，研究者就不會發表。所以我們看到發表的結果只有1個，其結論與現實是相反的。“選擇性發表”是影響結論可靠性的因素。這方面只有專業內部的評估才能量化。

除了腦研究本身的問題以外，把腦研究的結果轉化成大眾讀物這個過程也是問題重重。上面說到的很多過度解釋，實際上不是科學家所為，而是通俗作者對研究成果的曲解。更有甚者，不少通俗作家和演講者甚至捏造神經科學結果，用科學詞彙忽悠大眾。所以我們需要認識到這個領域科學內容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遇到與直覺和常識距離太遠的“研究成果”，至少要查查原著。

男女之間的行為特徵與能力差別之生物學基礎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by John Gray）自上個世紀末以來流行不衰，在出版近二十年後作者還在炒冷飯出續篇。這本書從大腦結構和身體激素等生物基礎來解釋男女行為的差別，影響了無數人對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的看法和做法。但同時，這個問題也是政治上的“高壓線”。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男女科學能力的分布不同（而不是平均值不同）是女科學家人數偏少的原因之一，就引起了強烈反彈，最終導致他辭去哈佛大學校長的職務。《性別的錯覺》的寫作動機，也是作者認為男女之別來自天生的說法不利於實現男女平等的社會公正目標。可見在很多時候，道義考量可以成為學術研究的動力。

但另一方面，道義考量也可能帶來學術討論的偏見。《性別的錯覺》作者范恩是專業人士，這本書也相當注重學術嚴格性，基本上所有陳述都有參考文獻支持。但作者本人的政治傾向還是非常明顯的。據專家的書評，這本書從學術上說主要有三個缺失。一個是以一些有缺陷的研究來否定整個研究領域（不僅是男女差別的生物基礎而且是整個神經心理學），而忽視了大多數的站得住腳的研究結果。第二是對有些工作的批評有失公允。（該書出版後，作者與主要的批評對象之一巴倫庫恩（Simon Baron-Cohen）在專業雜誌上進行了兩個回合的論戰。在我看來，她對後者工作的兩個主要批評中一個坐實，另一個落空。）第三是她常常把批評對象的立場推向極端，採用“稻草人戰術”。在我看來，作者的政治動機還有一個後果，就是她在書中普遍使用諷刺的語氣，影響了自身內容的表達。不僅是我在很多地方需要來回看幾遍才知道她的真實用意和立場，媒體上很多書評文章對作者立場的陳述也大相庭徑。所以，學術和政治結合太緊密，也不見得是好事。

但是政治立場到底對學術有沒有影響呢？在本書發表後的討論中，作者范恩一方面堅持她的作品是學術著作，一方面也指出政治對學術結論有影響：研究人員的政治立場會影響他對某一個研究成果是否可信的判斷（心理學，社會學中很多研究成果的可信性不是黑白分明的），而且也可能影響他在研究過程中的一些選擇（不在最後論文中體現出來），從而影響研究的結果。但范恩並沒有舉出證據來證明這些事確實發生。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承認男女生理上有天生區別，就會影響男女平等嗎？從極端的例子說，男女體力上的先天差別早就被公認了，所以體育比賽要男女分開。這並不影響男女平等。那麼這種差別擴大到智力範圍就是大問題嗎？你可以說，社會上本來存在對女性的歧視，承認先天差別會讓這種歧視合理化。這也不見得。舉一個不很恰當的例子：認可同性戀的先天因素（其主要發現者就是上面說到的《與基因共存》的作者）其實是消除對其歧視的重要一步。如果男女之間的確存在先天的差別（例如普遍認為的，男性長於邏輯分析，女性長於感性直覺），那麼據此來發揮個人的長處，是不是比嚴格的“一視同仁”對個人和社會更有好處？（當然，即使存在這些差別那也是統計意義上的。個體見的差異更大也更重要。所以我們要避免“刻板印象”，更注重個人的資質。但那是另一個問題了。）所以我認為，從“社會公正”的角度看，重要的不是“是”還是“否”的結論，而是這個結論是否符合事實。從這點上說，即使是由於政治的動機，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也是好事。關鍵是最後的評判還是要基於科學證據而不是“政治正確性”。

《性別的錯覺》不是絕無僅有，但也是一本很重要的關於男女性別差異的書。書中還提到很多科學實驗證明文化對男女行為和能力的影響，對我們思考兩性的社會角色，特別是對男孩和女孩的教育如何充分發揮他們的個人潛力很有啟發性。但因為我對這個問題沒有涉獵，不敢妄加評論。這篇書評註重的是對於神經科學的整體評價以及科學與學術的關係。從這兩方面說，性別差別這個問題都是個難得的“麻雀”，值得好好解剖。

有關博文：

思維快慢道(上)

http://blog.creaders.net/fouyang/user_blog_diary.php?did=205765

思維快慢道(中)

http://blog.creaders.net/fouyang/user_blog_diary.php?did=206872

思維快慢道(下)

http://blog.creaders.net/fouyang/user_blog_diary.php?did=207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