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體制不改不行了

程瑛、林楚方　

“我不是主張立即廢除高考制度，這樣會衝擊太大。但是，這方面必須改革”

　　2005年的全國“兩會”，教育問題繼續成為熱點問題。從學齡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人們總有各種各樣的意見。

　　2004年的中國教育界新聞不斷,“北航招生事件”被認為是斯文掃地,四六級英語考試多次泄題,高考舞弊也不鮮見。

　　“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王樹國說這番話的時候充滿了感情，“如果現在不改，將會影響幾代人。事實上，這種影響已經開始了。”

　　王樹國,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在中國高校校長群落中,以“敢言”著稱,“儘管我知道說了會得罪人,甚至不管用,但還是說,不能這樣下去！”

　　這位校長痛恨四六級考試制度，認為這是將學生引入歧途的“指揮棒”,但當他力圖在自己主政的學校里“廢除”這一考試的時候,還是沒有成功。而他最難過的是聽說“有學生自殺了”。

　　3月6日,在北京京西賓館，黑龍江代表團駐地,《瞭望東方周刊》就中國高等教育的前途和出路對這位“一線”校長進行了專訪。

　　不能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瞭望東方周刊》：去年教育界發生了不少事情,比如北航招生舞弊、考試泄題等,你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王樹國：這些事情的確讓以育人為宗旨的教育界抬不起頭來。教育界應該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作出反思。

　　教育為人們提供選擇空間至關重要。其實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高校曾自己出題招生，形成了各自的特點。現在全國高考一張卷，所有的高中就奔着這一張考卷，押題、扣題、跑題、腐敗，許多問題隨之產生。為什麼？

　　從控制論的角度講，這樣的體系設計是非常不合理的──只有一條迴路，一旦這條迴路發生問題，整個系統立刻崩潰。不能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讓我們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瞄準考大學這一張卷子。

　　實際上現在中學的應試教育並不是他們自身造成的，而是來自高考制度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果有20%－30%的高校自己命題，應試教育就會被突破，這樣的系統設計才比較合理。我不是主張立即廢除高考制度，這樣會衝擊太大，但是，這方面必須改革。

　　《瞭望東方周刊》：這種多項選擇難以出現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王樹國：說白了,問題還是出在有關部門。比如四六級考試,整個考務系統的經濟利益非常巨大，在這個壟斷經濟中就很容易滋生腐敗。近年來為什麼考務系統屢屢出現泄題，或用高科技手段內外勾結作弊等現象,就是因為背後有巨大的利潤。

給校長定行政級別很荒唐

　　《瞭望東方周刊》：很多人曾經批評我們的教育還是存在着官本位，你的體會是否明顯？

　　王樹國：中國的教育還是官本位。大學被扣上行政級別，被賦予官銜，這是非常尷尬的。比如，有的高校校長被定為副部級，這很荒唐。高校本來是一種社會力量、民間力量，其職責就是兩個──探索未知世界，傳承社會文明。大學的作用不在於行政級別高低，大學本來最應該體現社會公平，但是這種濃厚的行政化色彩讓大學處境尷尬。

　　《瞭望東方周刊》：你說教育到了不改不可的地步了，怎麼改？

　　王樹國：教育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但要改變教育壟斷卻不是僅憑教育部門就能做到的。有時我也想去辦一所民辦大學，不受這麼多約束，給孩子們創造一個和諧的氛圍。但是就現有的政策來看，辦民辦大學前景很不樂觀。

　　辦學層次限制在本科以下，最好的生源不允許你取，給人的印象是民辦大學是誰都不願意去的地方，民辦大學被賦予了受歧視、被淘汰的地位。這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也不符合教育法。

　　學校承擔社會良心底線

　　《瞭望東方周刊》：你現在的學生就有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支柱，如果我們的教育走偏，社會的未來會怎樣？

　　王樹國：今年“兩會”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和諧社會，我認為大學是構建和諧社會中最容易發揮作用、也最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

　　不管你情願與否，未來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要從現在的學生中間產生，他們的質量好壞直接決定着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方向。而決定他們成長的起點就是在校期間你給他們一個什麼樣的思想基礎，這非常關鍵。

　　《瞭望東方周刊》：目前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也日益突出,你是否有相關的困擾？

　　王樹國：高校應該是先進文明和主流價值的傳播地。但是經過多年的應試教育,特別是高考前的巨大壓力,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很多,對自私自利,考試作弊習以為常,自殺、厭學的情況並不鮮見，

　　《瞭望東方周刊》：你們學校有嗎？

　　王樹國：我們學校也有。有的學生剛入學，就因為戀愛失敗或其他心理壓力自殺，這讓我感到很悲哀，作為校長，心裡非常難過。孩子就像一朵小花，剛綻開一點點就夭折了,讓人痛心。

　　我們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追求一個結果：上大學。這根指揮棒直接導致我們這個民族幾代人基本素質的培養出現問題。作為高等教育工作者，我感到非常憂心,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誰花了學生的學費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大學學費已經很高了，很多學生問，這些錢交給學校，都用到哪裡去了？

　　王樹國：作為校長有一點我體會最深──辦大學不能賺錢，否則大學是辦不好的。

　　按照現有的辦學體制，一名學生一年學費要在1.6萬元至1.8萬元左右才能收支相抵，但是國家不可能允許你收這樣高的學費。我們學校的學費始終維持在4500元左右，始終不敢提高，因為再漲就超過了老百姓的承受力。

　　1.6萬元至1．8萬元的年均培養成本，其實並不全用在學生身上，而是學校所有支出均攤到學生身上，有很多支出是不合理的，但是作為國立大學又沒有辦法。比如，離退休人員每年就需要開支幾千萬。房屋修繕、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學生食宿，全是學校自己管，額外支出非常龐大。經費緊張逼得一些學校開始辦收費班，收高價生，降分入學。

　　《瞭望東方周刊》：目前高校擴張、大學城圈地很普遍，大學這樣的教育機構，卻成為金融風險高發的領域，你怎麼看？

　　王樹國：在全社會關注教育、教育消費占居民消費的第一位的情況下，我們的教育卻出現這麼多問題,應該說在管理上、規劃上沒有按照客觀的規律去做。比如各地建大學城的問題,原本是件好事,卻變味了,變成了政績工程,變成了炒房地產,完全背離了教育的宗旨。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理想的高等教育結構應該是怎樣的？

　　王樹國：不同層次的高校應該有不同的評價標準,不能只有一個指揮棒,就是要做到清華、北大才是最好，因為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源。

　　大學應該各有分工。國家應該明確按照大學類別，分不同層次設定不同的評價體系。每個層面的大學社會都是需要的，沒必要去跨領域競爭。就像拳擊一樣，輕量級的不一定非要往重量級去打，無須為了擠進重量級而盲目地增肥。

(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