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的囚徒》是一本非常有趣而獨特的小說。書裡描繪了科學家在名利與良心的夾縫中難於取捨，陷於困境而不能自拔的矛盾心態，涉及到了國外學界中人在學術追求中的諸多不正常，比如科學家們的弄虛作假、偽造數據、掩蓋事實、剽竊等等行徑，透視和思考了學術腐敗、科研道德等學界關心的問題，因而被譽為“極富教育價值”的學術道德問題小說。
大學教授的浮世繪
小說圍繞一項最終獲得了諾貝爾獎的科研工作而展開。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康托是一位自信的科學家，在某個凌晨靈光乍現，構思了一個關於腫瘤如何形成的絕妙實驗設想，並要求他的學生斯塔福在三個月內完成實驗驗證工作，以便獲得優先權。恰恰是這個絕妙實驗給他日後的研究生涯帶來了榮耀也帶來了煩惱。 斯塔福沒日沒夜地呆在實驗室里最終獲得了成功。他們聯名在國際知名學術刊物雜誌上發表了這一結果，引起強烈反響。哈佛大學的權威教授克勞斯還提名康托為諾貝爾獎候選人。可是在此之後，康托卻遇到了一大堆煩心事：由於斯塔福的實驗筆記過於簡略，克勞斯在哈佛的研究小組無法重複他的實驗；緊隨其後的是那張對實驗完成者斯塔福提出質詢的神秘紙條，說斯塔福可能修改了實驗結果……重複實驗都遇到了麻煩，令康托不再信任斯塔福——這位他曾經認為是他的學生們中最出色的一位。這些微妙的變化成為康托科學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也將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最終康托面臨了一個難以選擇的困境：要是他向外界透露了斯塔福的實驗，那他這輩子也別指望諾貝爾獎了；可要是想隱瞞，又談何容易？在光環的面前，康托最終作出了選擇——隱瞞斯塔福的實驗，自己重新做了一個實驗來證明他的天才理論，並最終獲得了諾貝爾獎。 作家傑拉西不愧是一個構思小說的高手，他既沒有把科學家們寫成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也沒有把他們寫成蠅營狗苟的猥瑣之徒，而是客觀地刻畫了他們在面臨名利誘惑時的種種心態，以及在學術道德與個人名利之間進行選擇時的無奈。正如作者在後記中寫道：“本書描述的並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問題，而是一個比較灰色的領域，我們科學家有時候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迷失在其中。”而主人公康托則言：“大多數科學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們信奉嚴格實驗的方法，相信它的規則，以及知識進步的最終的客觀結果；另一方面，他們又是難免犯錯誤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點。”作家借主人公康托的口揭示了諾貝爾獎就像一隻誘人的蘋果，充滿了誘惑，為了它很多人難免要犯錯誤，難免要變得虛偽，難免會迷失，難免要明爭暗鬥。比如原本大度豁達的康托，一向主張公開自己的學術思想，可是一旦事關諾貝爾獎，他卻馬上變了個人，一再叮囑斯塔福“別跟任何人說”。克勞斯是國際知名的權威，卻一直與諾貝爾獎無緣，他曾經是康托心目中的“恩師”，最終卻竟然不惜一切，向康托進行敲詐。在諾貝爾獎台上，康托和傑里話藏機鋒，讓康托的諾貝爾獎提名人克勞斯透過那些微小的細節中而對整個事件發生了懷疑，他寫信給康托說：“圍繞着那個實驗有種令人不愉快的尿騷味，我承認很輕微，但是我敏感的嗅覺還不至於感覺不出某些東西的腥臭。如果它玷污了你的腫瘤發生理論，那將是令人惋惜的事情。”然後又以此為把柄要求康托不斷提名他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直到他獲獎為止。諾貝爾的榮耀又出人意料地使康托陷入了無法解脫的困境。 小說脫去了教授們的美麗“外套”，為讀者展現了一群有着聰明的大腦，但同時也會犯錯會迷失的真實的人，他們不可避免地成了“諾貝爾”這一類光環的囚徒。然而，面對這種迷失，作為一個學者，應如何減少乃至消除這種迷失？小說告訴我們——這關乎到一個嚴肅的問題：在名利和道德之間如何選擇？行走於科學之路時，對倫理道德應該進行怎樣的思考？也就是說，學術道德已成了學界最需要面對的迫切問題，如果不能正確地面對這個問題，誰都可能成為諾貝爾的囚徒。
女性學者的生存困惑
小說在主要描繪了男性研究學者的科研工作之外，還穿插了一些校園中的女性故事。斯塔福的女友塞莉容貌姣好，是化學高才生，她的心思經常會飄然轉到一種夢想中：由於科學上取得最新發現而獲得一枚獎章……為了早日實現自己的夢想，在大學第二年就心甘情願地被與自己年齡相差30多歲的教授勒夫金勾引，她也從師生戀中獲益，得到了勒夫金的許多學術指導。在後來勒夫金還把她推薦給了另一個對她前途更有影響的導師化學家瓊·阿德利。瓊·阿德利是一個女教授，雖然年僅34歲，卻獲得了終身教授的職位，而令人驚詫的是，她為了能在將來成為一個國家科學院的女院士，做了輸卵管結紮手術。因為她認為，只要我有專業上的抱負，就不可能是一個盡責的母親。所以，她不能要孩子。當問她既然是個終身教授了，為什麼不吃避孕藥等等以便將來可生小孩時？她說：因為職稱評審委員會會把懷孕的情況也考慮在內，可審委員會大多是男人。 塞莉的導師瓊·阿德利希望在學術上出人頭地，為了克服學術界對女性的歧視，寧願不生孩子。她自己的一生都成了抱負的“囚徒”。而這“囚徒”，與阿德利醉心名利是分不開的。作家寫了那麼一個細節，瓊·阿德利原來叫瓊·亞德利，她在讀研究生時，雖然還沒發表過一篇論文，但她就非常關注自己發表論文時的名字可能出現在哪裡，因為學界發表論文時有一個慣例，一起從事研究的作者署名時全是按姓氏的首字母排列的，為了將來在論文署名時占先，瓊·亞德利(Jean Yardley)竟然到法院把自己的姓氏更改為瓊·阿德利(Jean Ardley)，雖然改姓氏讓她的父親肺都氣炸了，但她卻很高興，因為這樣每次發表論文她的姓氏首位字母是A就可能排在第一位。作家通過這個事件，不僅揭示出女性在事業上的困惑，同時也揭露出了在榮耀的光環面前，人們迷失自我的無奈和選擇，這對整部小說的主題又作了更進一步的刻畫和反思——榮耀的“囚徒”，從來就是一頂沉重的帽子，但卻有很多人迷失在囚徒的魔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