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九妹――一段被歷史遺忘的故事劉洪濤

英國現代著名女作家弗吉尼婭·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虛構了一個莎士比亞才華非凡的妹妹，講述了她因為男權社會的偏見和不公而被扼殺的故事。中國現代偉大的作家沈從文真有這樣一位妹妹――九妹岳萌，她的光焰照亮了沈從文的小說創作，自己一生卻充滿坎坷，以致發瘋，最後淒涼死去。在紀念沈從文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我把有關九妹的故事加以搜集整理，以引起對沈從文又興趣的讀者的思考。

一 童年·少年 岳萌是父母養育過的九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出生於1912年，比沈從文小10歲。童年的九妹是快樂的，她是家裡的心肝寶貝，尤其受母親寵愛。沈從文早期寫的兩篇小說《玫瑰與九妹》和《爐邊》中回憶親情，三歲到五歲間的九妹是其中主角。當玫瑰花開時，九妹“時常一人站立在花缽邊對着那深紅淺紅的花朵微笑”；她又把許多玫瑰花瓣用信寄給在長沙讀書的大哥。二哥和六哥為戶外賣小吃的吆喝聲誘惑，九妹又去向母親“遊說”滿足他們的“饞嘴”欲望等等，那形象稚氣溫愛、聰明可人。有九妹在，家庭充滿祥和快樂的氣氛。由於父親長期流亡在外，欠下巨額債務，家道逐漸中落。沈從文在1917年，不得不外出當兵。沈從文十分思念九妹，他的堂兄返家，他叮囑堂兄一定要去看望九妹。堂兄看他可憐的樣子，安慰道：“到八月中秋節，你也可以回家探親，那時可以幫九妹買許多好玩的東西。”1920年底，他所屬的土著部隊被殲滅，倖免於難的沈從文到芷江投靠親戚，謀到一個收稅員的工作。母親在家鄉無所依靠，於是變賣掉房產，帶九妹來和沈從文同住。賣房所得的三千塊錢交沈從文保管，不幸的是，沈從文愛上了一個姑娘，結果這筆錢的三分之一被姑娘的弟弟騙走。等他發覺時，姑娘姐弟一齊失蹤。沈從文自覺沒有顏面，悄然出走常德。沈從文1923年夏天來到北京闖蕩。因湘西極其混亂，九妹同父母隨軍隊在鄂西邊境一帶輾轉流離。四年後的1927年，沈從文腳跟稍穩，就把母親與九妹接到北京。一來照顧母親，二來為妹妹的前途，此時九妹已經十五歲，長成大姑娘了。1928年初，沈從文到上海謀發展，旋即把母親和九妹接來同住。沈從文初到上海的生活是窘迫的，小說《樓居》裡寫到母親生病，無錢醫治，九妹不適應大都市生活常常哭泣，以及他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流着鼻血拼命趕稿子的情形。1929年七月間，預感到將不久於人世的母親擔心連累沈從文，把九妹留下，隻身返回故鄉。同年九月，經徐志摩推薦，沈從文被胡適聘到上海公學任教。這是他的文壇地位獲得廣泛承認的重要標誌，經濟狀況也因此大為改觀。1930年秋，沈從文轉往武漢大學任教，1931年秋，去青島大學任教。1933年夏，沈從文來到北京，與楊振聲一道編纂中小學教科書，同時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一躍成為文壇赫赫有名的“京派”盟主。擺脫了貧困的九妹一直跟在沈從文身邊，隨着沈從文名聲越來越大，九妹的生活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 學業與交遊1927年九妹到北京時的初衷是希望有機會讀書。九妹自幼聰明好學，更勝六哥岳荃一頭。《爐邊》中，岳荃在母親面前炫耀背書，背到中途忘了，九妹嘲笑六哥，自己把那課文一字不差背完。從《爐邊》和《玫瑰與九妹》看，三五歲的九妹已經有足夠的智力和哥哥周旋。母親深愛九妹，無奈已經沒有任何餘力供她上私塾或新式小學。到了15歲的年齡，九妹受系統教育，學一技之長，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了。但令人費解的是，沈從文為九妹選擇了法語專業而非實用的技能。九妹雖天資聰慧，但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又毫無基礎，學法語無疑是費力且難以預料結果的選擇。沈從文似乎很有信心，專門請了一個大學法語系四年級的學生教她。他為妹妹預許了將來讀書的一切費用，並希望她將來能去法國深造。沈從文到上海公學任教後，九妹在那裡借讀，除繼續學習法語外，還學習英語和編織。在青島大學，九妹也仍然是插班借讀，繼續學習法語。法語和英語學習生涯沒有讓她掌握這兩門高深的學問，卻培養了她高傲的心性。沈從文文壇地位不斷提高，交往圈子日益擴大，九妹在他身邊，自然加入其中。1931年1月，胡也頻被捕，沈從文為營救胡也頻四處奔走，後又陪同丁玲護送遺孤回湖南她母親處寄養。在整個過程中，九妹留守上海，把以胡也頻名義準備好的三封電報和七封信一一發給丁玲母親，以隱瞞胡也頻遇害的消息，並催促丁玲母親早日放丁玲返回。同年七月，沈從文到北京謀職，由九妹陪護心神未定的丁玲住在上海。時局風詭雲譎，九妹為二哥分擔憂患，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沈從文的朋友圈子中，巴金對九妹記憶尤深。巴金1932年九月應沈從文邀請，到青島大學做客，在沈從文的宿舍住了約一個星期，寫了短篇小說《愛》。沈從文常和他一起去散步，九妹有時也一同去。巴金在一篇紀念沈從文的文章中深情地回憶起那段經歷：“我在他那裡過得很愉快，我隨便，他也隨便，好像我們有幾十年的交往一樣。他的妹妹在山東大學念書，有時也和我們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對妹妹很友愛，很體貼，我早就聽說，他是自學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功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卻並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識和事情。”1933年秋，巴金因籌備《文學季刊》來到北京，他見到了新婚不久的沈從文夫婦，也與九妹重逢。巴金在北京居無定所，沈從文就邀請他到自己的寓所住了約兩個月。當時沈從文正在寫《邊城》，巴金在寫短篇小說《雷》，無客人時二人各自寫作，來客人時則一起會見客人，每到這個時候，九妹就會端上香茗，然後在旁邊靜靜地聽，間或插一兩句話。1940年7月，巴金從上海來到昆明看望女友蕭珊，居住三月，1941年巴金又從重慶來到昆明。這兩次巴金在昆明期間，與沈從文交往頗多，還曾攜蕭珊去沈從文在呈貢鄉下的家小住過數日。見到九妹是極平常的事，但熱戀中的巴金卻沒有片言隻語再提起九妹。著名作家施蟄存對九妹也留有印象。那是抗日戰爭爆發後的1938年，張兆和帶二個孩子及九妹，在香港待船，準備取道越南去昆明。施蟄存正從上海來，也要到昆明去。沈從文委託施蟄存與她們結伴同行，以便照應。一路雖鞍馬勞頓，所幸順利到達。施蟄存頗為幽默地說這是他“平生一大功勳”。

四 沈從文小說中的九妹長久伴隨在沈從文身邊且留駐在他記憶中的九妹，在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首先是九妹以本名出現，並作為主人公的作品，如《爐邊》、《玫瑰與九妹》等，內容前邊已經介紹過。第二類是《阿麗思中國遊記》、《靜》、《賢賢》、《三個女性》等作品，其中的人物關係、故事情節，皆以九妹為藍本，只是人物名字換了。《阿麗思中國遊記》中，儀彬（即九妹）見阿麗思小姐在大城市感到無聊，就建議她去自己的家鄉玩，儀彬為阿麗思小姐介紹家鄉“一切不是你想得到的”種種奇異事物：如美國紅番一樣的苗人，私塾及衙門審案的情形，許多堂吉訶德一類的人物等。這些勾起了阿麗思的好奇心。又在儀彬和二哥的安排下，阿麗思完成了湘西苗鄉的旅行。小說中的儀彬是開朗的，愜意的。她無心讀書，卻喜歡和母親廝守，隨時準備像小鳥投到母親懷中，把臉燙母親的肩，逗母親取樂。“母親在這種情形中，除了笑以外，是找不出話來的。這一幕戲的結束，是儀彬頭上蓬着的一頭烏青短髮，得又來麻煩母親用小梳子同手為整理平妥，因為只要一攏母親身邊，跳宕不羈以及聳肩搖頭的笑，發就非散亂不可”。得到海外著名漢學家夏志清高度讚揚的《靜》寫母親帶岳珉（九妹）去北京投奔二哥，因戰事被困在長江中游的一個小城。時值春天，母親身體病重臥床，岳珉伏在吊樓的欄杆上，望着河邊的風景發痴。草綠風箏飛讓岳珉快樂，但母親的咳嗽和遲遲等不到遠方消息，在她幼小的心靈又蒙上一層陰影。盎然的春意交織着岳珉的寂寞與希冀，形成獨特的韻致。《三個女性》的故事發生在青島，是給大海和美麗女子所寫的抒情詩。三個女子蒲靜（以丁玲為原型）、黑鳳（以張兆和為原型）、儀青（以九妹為原型）為海濱美麗風景所陶醉，都想把這種對美的驚訝、頌揚和愛表達出來。蒲靜主張唱歌，黑鳳主張沉默，身材秀雅，穿淺綠色教會中學制服的儀青則強調詩的重要。各人見解不同，發生小小爭議，笑鬧一陣兒後，她們的心就在和煦的海風吹拂中溶化了。當成熟穩重的蒲靜轉向嚴肅的政治話題時，儀青雖未能完全理解，但對她們的友人“為理想而生，為理想而死”也充滿了欽佩之情。第三類是《鳳子》、《如蕤》、《薄寒》和《摘星錄》這樣的作品。它們的虛構成分居多，需要聯繫沈從文創作這些作品時的心態，以及九妹當時的處境去推斷，才能發現小說故事和九妹之間微妙的關係。四篇作品的共同點是都以美麗、高貴、成熟的女子為主人公。《鳳子》中來自苗鄉，隱居青島海濱的工程師和鳳子的關係讓讀者聯想到現實中沈從文和九妹的關係。美國沈從文研究專家金介甫說《鳳子》是沈從文《追憶似水年華》，從《鳳子》已完成的部分看，它是關於沈從文家族一部虛構的傳記，而工程師和鳳子的關係是其中的主軸。《如蕤》寫一個出生大官僚家庭的女子如蕤與一男子相愛的故事。如蕤希望能找到一個強壯的，有野性的男子，身邊雖追求者如雲，但如蕤看不上他們的萎靡平庸。一次她獨自駕船出海，遇到風暴，被一個男子搭救，二人產生愛情。如蕤高貴的出生曲折地反映了沈從文對自己曾任貴州提督的祖父的驕傲，如蕤的愛情觀或許就是九妹思想的真實折射。在《薄寒》中，沈從文安排了一位美麗女人，把她作為男性生命品格的試金石。一大群都市時髦男人在追求她，卻一一碰壁。作者說：“這個女人，她需要的是力，是粗暴、強壯”的男子。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時期寫的兩篇小說《看虹錄》和《摘星錄》倍受爭議。根據金介甫的考證，《看虹錄》是沈從文昆明時期婚外戀的產物，而《摘星錄》的本事卻一直無人追究。這篇小說寫一個二十八歲的美麗女子因愛情屢次失意，產生壓抑苦悶情緒。眼前雖有戀人追求，但那些油頭粉面的男子總讓她覺得俗氣。她熱情卻沒有心機，不懂節制，錯過了許多機會。在昆明高原的春景中，她想到了死。這位不具名的女主人年齡與此時的九妹接近，她的處境也與九妹吻合。在沈從文許多湘西題材的小說中，活躍着一群嬌小清純、謙卑自尊的少女形象，如《邊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長河》中的夭夭，《蕭蕭》中的蕭蕭等。沈從文寫這些女子一舉手一投足，一蹙眉一淺笑，皆生動感人。有學者指出，這群小女子的形象構成了沈從文湘西小說一道獨特的風景。沈從文從哪裡得到的生活體驗？張兆和、丁玲、高青子等都是作為成熟女性出現在沈從文的生活的，唯有九妹讓沈從文觀察和感受到少女的體態、心緒和成長；寫這些作品時，又有九妹陪伴身邊。從她身上得到靈感，應該是一定的。 學者們都注意到沈從文小說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沈從文通過周作人、陸志韋等人接觸了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到創作實踐。在他的作品中，由於性壓抑與苦悶而尋求發泄的男性形象比比皆是，如《長夏》、《微波》、《中年》、《篁君日記》、《八駿圖》、《看虹錄》等作品中的男主人公。而翠翠、三三、蕭蕭、巧秀（《雪晴》中的女主人公）以及《都市一婦人》、《第四》、《摘星錄》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被性與情支配着命運。不同的是，男主人公上演的通常是喜劇，而女主人公上演的大多是悲劇，這就像在現實生活中，沈從文收穫的是喜悅，而九妹以不幸結局。

五 不幸的結局1938年10月，張兆和帶二子及九妹逃出北京，經上海到香港，於11月到達昆明。四十年代初，九妹已經二十八九歲，韶華在悄然消逝，而生命仍無以倚靠。昆明時期，九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工作，信了佛教，吃齋並參加當地的佛事活動。一次圖書館遭遇敵機轟炸，她幫助別人搶救東西，等警報解除，回到自己的住處，卻發現房間遭到小偷洗劫，值錢之物被席捲一空，神經受到刺激的九妹終於瘋了。沈從文無奈，只好把九妹送回湘西沅陵大哥身邊。後來，九妹與一個當地農民結婚，文革中饑寒交迫而死。九妹談不上才華橫溢，以她名義留下來的唯有一篇文字《我的二哥》還是沈從文帶筆的。但因為有沈從文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九妹就無法選擇平凡的生活。她有許多個可能性，但命中注定只能生活在二哥的陰影里。她的火焰把沈從文的小說照亮，當這火焰熄滅時，她只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