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明按：戚本禹為人忠厚誠實，自文革伊始就參與各種主題運動，所言者給有志研究文革史的人一個最準確的第一手資料，也粉碎了許多造謠栽贓張冠李戴無恥寫手的用心。此文詳細地以參與者的身份和倒數時間的敘述方式，粉碎了《毛澤東涉暗殺田家英案》的無恥謠言，娓娓道出了田家英之死的來龍去脈。

此文內指出“當時倒確實有人要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請示毛澤東，毛的批示是不准殺人。 ”， 該人就是被鄧小平繼承一切的周恩來。“粉碎四人幫”後，毛劉兩家後代反而親近過往，如魚得水，因為劉少奇犯的是路線錯誤，劉家人自劉妻王光美至兒子劉源，都是明白人，不以毛主席的批判為意，倒是把那個害死劉少奇並連帶要殺王光美，心狠手辣之“劉少奇專案組組長“周恩來恨之入骨，這就是真實的歷史，我們需要尊重它。

文里還提到為要醜化文革，鄧派人馬於得勢後竟然無恥炮製假造內容互相矛盾之“中央檔案”文件以入人於罪，這些骯髒事實，沒有戚本禹的第一手敘事，還真是難以想象！

參考文字：

周恩來死斗毛澤東 – 兼論中共國際派與兩次懷仁堂事變 （再定稿）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E2NTAx  】

2015-10-17 14:38:51  來源：觀察者網  作者：戚本禹

　　2002年有報道聲稱田家英不是自殺。但是報道引用的四份據說是中南海秘密檔案的內容，對田家英的死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是田家英開槍自殺，二說是內衛失控開槍打死田家英，三說是汪東興暗示內衛開槍。幾份檔案共同的說法是，田家英死於槍殺而不是自縊，並且與汪東興的談話有關。田家英的繼任者戚本禹後來在香港《明報月刊》2002年12月號發表《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歷史要案》一文，文中詳細地批駁了這些說法，並指出所謂的中南海秘密檔案是偽造的。 

　　田家英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毛澤東主要秘書之一。1966年5月，田家英被列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黨，遭到迫害。5月22日，田家英被勒令停職反省，罪名為“一貫右傾”、“篡改毛澤東著作”，工作由戚本禹接替。23日上午，田家英自縊於中南海永福堂。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為田家英平反。 

首先，我再次感謝您大老遠把《動向》雜誌(2002年2月號)《毛澤東涉暗殺田家英案》報道的複印件寄來，讀了這個報道，我才知道海外正在謬傳毛澤東命汪東興暗殺田家英的流言，並且得知這種荒誕無稽的流言，竟也有許多人信以為真。流言的力量，不可忽視。

　　我的誣陷置田家英於死地？ 

　　前幾年，關于田家英之死的責任，是集中在江青、陳伯達、康生以及我與關鋒、王力的身上，說他的死亡是我們誣陷的結果，具體迫害他的人是關鋒、王力和我。在一段時間裡，大報、小報、書籍、雜誌上的各種報道連篇累牘，讀不勝讀。這些報道除了一些確有其事的敘述，其它一大半，而且是要命的一大半，都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傳聞或捏造。看了這些報道，想起司馬遷《報任安書》“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的話。連我們的大史學家居下流時，對鋪天蓋地的謗議也沒有辦法，我又能怎麼辦呢?況且，我當時還是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任何出版單位，都不能發表我的文字和談話。我就像古羅馬角斗場上失敗的角鬥士，除了挨打，又能怎麼辦!我只能以古人明訓“謠言止於智者”來自我安慰了，雖然當今世界上“智者”不是很多。 

　　但是，現在不對了，田家英之死的責任又上移了，而且移到中國過去最高的領導人毛澤東頭上去了。司馬遷的話要修正了，如今是“居上流者亦不易，上流謗議更多”。 

　　《動向》雜誌的報道是記者羅冰所寫。據說，羅冰是香港的資深記者，被稱為“大陸報道權威”，但他寫的這篇東西卻是馬失前蹄。 

　　據羅冰所言根據中南海的秘密檔案“原來毛澤東認為田家英知道黨內太多秘密，懷疑他是一個危險人物，對他很不放心。於是，汪東興帶着內衛到田家英的寓所，在汪的暗示下，內衛開槍打死了田家英。”(《動向》雜誌2002年2月號12頁) 

　　羅冰得到的中南海秘密檔案還有編號： 

　　一、中共中央組織部外調1978.7—00612號 

　　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980.4—00174號 

　　三、中共中央檔案局1980.4—009014號 

　　四、中共中央辦公廳1980.9—00797號 

　　秘密檔案來源可疑 

　　羅冰這四件中南海秘密檔案，來源可疑。羅文中轉述了這些檔案的內容，但沒有原件的照片。看來，它是別有用心的人製造的假檔案，羅冰上了一個大當。 

　　文物的真偽和檔案的真偽都可以鑑別清楚。 

　　我從解放初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接觸中央的檔案很多，我自己也編制過檔案，在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時還管理過檔案工作。據我所知，中央機關的檔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紅頭文件是按時間用中發(年)字排號外，其它的中央文件特別是中央直屬機關的文件，其編號中均應有部門類別(如中辦、中紀、中組、中宣等)與體裁等標記。而羅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編號，除了頭一件有“中共中央組織部外調”(?)的標誌外，其它則既無部門，亦無類別、體裁等標記，這是不合規範的。如果說某個文件漏寫了某項標記，這是可能的。但四個文件都漏寫了不只一項標記，則絕對是不可能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任何真實的檔案，不管它是機密的，還是非機密的，其內容必然與當時的歷史環境/人物、制度等情節切合，情節的真實是檢驗檔案真偽的重要標誌。情節不真實的檔案，無論它編造得如何生動、駭人聽聞，都是沒有歷史價值的偽品。 

　　羅冰檔案的第一件，即1978—7—00612號說，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來人和他作最後一次挽救性的談話後，約一小時，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槍開槍自殺的。” 

　　羅冰檔案的第三件，即1980—4—009014號說，汪東興筆錄交代“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談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我和內衛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轉達了主席的關懷，問他有什麼想法。”此後，雙方爭吵起來，內衛失控，朝田家英開槍，把田家英打死。 

　　這兩份檔案說的是同一件事，即毛澤東指示汪東興去同田家英作“挽救性”談話，時間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一小時後(即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田家英死了。但是在怎麼死的問題上，兩份檔案打起架來了。一個說田家英是自己開槍自殺的，一個說是汪東興帶去的內衛開槍把田家英打死的，據羅冰的檔案，汪東興的內衛名朱國華，“時任中央警衛局五中隊隊長，即內衛處處長”。後來，朱國華也神秘地死了，死因不明。 

　　這件事在羅冰檔案的第四件，即1980—9—00797號中說得又不一樣。這份檔案，據說是汪東興向華國鋒的交代。他說，“談話中，田家英當時從身上拔出手槍時，我暗示內衛下手。” 

　　這樣一來，汪東興似乎變成了一個思維混亂、語無倫次的人，今天說田家英是自殺，明天說田家英是他殺，後天又說田家英是他叫人開槍打死的。據我所知，汪東興雖然文化修養不是很高，但有思維能力，說話也清楚，不至於像羅冰檔案寫的那樣窩囊。 

　　事實是，當時根本沒有中央警衛局五中隊的編制，所謂“內衛處”也是建國以後從未設立過的機構，中央警衛局則未曾有過開槍者朱國華這個人，當然，更沒有後來神秘之死的情節。所有這些都是子虛烏有的虛構。

　　刪掉毛的指示，被江青告發 

　　田家英被審查原因的事實真相是：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五一六通知》後的兩三天，經毛澤東同志同意，決定成立由周恩來任組長的專門工作組，負責審查彭真、陸定一、楊尚昆三人的各種問題，羅瑞卿的問題則歸軍委審查，由林彪負責。此時，由陳伯達、江青呈送毛澤東的田家英刪掉毛澤東批判《海瑞罷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關于田家英一個特殊問題的報告，已由毛澤東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處理，由于田家英作為毛澤東秘書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彭、陸、楊審查組之外，再設一個審查小組，專門審查田家英的問題，組長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擔任，組員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原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和我(原《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 

　　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中休時，周恩來總理通知我，主席意見，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紅旗》雜誌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辦公廳。我說，我又要寫文章，又要整理中央會議文件，還要處理秘書室的工作，恐怕力不勝任，耽誤大事。總理說，國務院秘書廳的童小鵬即將正式調中共中央辦公廳任職，還有他的秘書許明都可以幫助你。在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三人小組時，總理還要我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與謝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簡陋的寓所里進行的。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電話通知我：下午二時半，去這個。中共中央組織部，會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 

　　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錯。那時安子文在黨內威信很高，他說什麼就是什麼，王力雖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個副部長，但對安部長的話是唯命是從。於是，我倆上了他的車，一起去中南海。當時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周恩來指定我接替田家英工作 

　　到達時，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邊在。董邊是安子文的老部下，兩人很熟，她似乎有點緊張，說，“家英同逄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她招待我們茶水，我們坐等。果然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一看來了我們三個人，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招唿他坐下，又叫董邊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後安詳地說：“家英，你犯了錯誤，中央收到反映，現決定即日起停止工作，進行檢討。你的工作、文件，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給本禹，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還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調查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裡反省，不要出去了。”安子文講完，我問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說，主席手稿都退回檔案館了，他這裡只有《毛選》第五卷的排印件。 

　　在接到安子文的電話後，我曾與汪東興通話，告知一切。汪東興說他會通知門衛給安部長放行，談話後有什麼問題再找他。這時我又在田家英處用紅機子(中央保密電話)與汪東興通話，告訴安部長談話情況，要他派機要人員來協助清點文件。他派遣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機要員王妙瓊到場，又指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純協助我工作，但汪東興本人沒有出面。 

　　這以後，田家英問安子文，他從那些方面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那些錯誤。”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不像書刊上說的一派訓斥口吻。他只談田家英有錯誤，但未談到《海瑞罷官》的問題，也未談公安部的報告，更沒有當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話。田家英的表現是無奈和委屈，不像書刊上說的那樣激動，更沒聽他說一句怨恨毛澤東的話。固然，按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知道，沒有毛澤東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讓他停職檢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邊和逄先知都沒說什麼話。在這種場合其它人也不會說什麼話。 

　　自殺前的時間倒數 

　　大概在下午四點鐘左右，王妙瓊到場，我交代他們和逄先知一起登記、清點田家英處的文件。安部長與王力分別乘車返回，我回中央辦公廳甲樓找汪東興通報情況。我說，我只負責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衛、人員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來。他笑了，說這些都是他的工作，當然由他負責，他早就安排了。汪東興還說，因為中央已決定田家英停職反省，所以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單位科級以上幹部開緊急會議宣布此事。他問我能否參加，我說我還要和王妙瓊等一起查對田家英處的文件和《毛選》第五卷的各種資料，來不及到會。他說，那麼他們先開着，以後再把開會情況告訴我。 

　　五六點鐘，王妙瓊來電話，說田家英處的文件已清點完畢。她說文件早就整理過，很清楚。我叫她與逄先知辦好交接手續，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機要室，來信來訪文件交給我，《毛選》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樓。 

　　七點多，汪東興召開中南海各單位科級以上幹部會議，宣布田家英停職檢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會上講了田家英的各種錯誤和他同田家英的鬥爭，還講了毛澤東對田家英的批評。他講話的有些內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許多內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別是我離開中南海的兩年間(1964～1966)的事情，更是我聞所未聞的。我很後悔沒有去參加這個會議。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的夫人馬芷蓀，亦屬科級以上幹部，所以她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田家英深夜叫我到永福堂見面 

　　這天深夜十一時許，田家英用紅機子給我打電話，說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要交給我。我說，那麼我派人來登記。他說，不，要親自給我交代一下。我說，那好，我馬上帶王妙瓊到那裡。王妙瓊是個勤於職守的女孩，她已經休息，但聽到召喚，即刻去田家英處。 

　　我的辦公室離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來了，就向我交代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要經過他的秘書，我便到永福堂東廂去找逄先知一起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跟過來，在衛生間拐角處緊張地問我：究竟出了什麼事，是誰在害他?這是一種違反紀律的違規操作，他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兩人有多年的交往。我從1950年進中南海起，就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幫助過我。 

　　1957年“反右”時，我被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打成反黨集團為首者，他與我們共患難。此案在毛澤東的干預下徹底平反，這就是聞名全黨的“八司馬案”。因為有這層關係，所以他才敢大膽地、不顧紀律地進行違規操作。但由於我前幾天剛為田家英的問題挨了批評(“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所以當時不敢說什麼話。 

　　後來田家英的親屬和某作家寫文章，說安子文談話後的深夜，戚本禹打電話，叫田家英到他的辦公室簽署文件，態度很兇;田家英摔了電話，不肯簽字，還罵了戚本禹等等。這些類似日本推理小說的敘述，作為無聊的街頭閒談，倒能哄哄人，但與事實全然不符。事實上，電話不是我打給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給我的，談的是交代文件，這屬中央交給我的工作，我沒有理由態度兇惡，因而也不會有不肯簽字等事情。 

　　立即趕到自殺現場 

　　深夜電話事件後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點，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務員小陳出去買香煙和其它東西，自己則走進永福堂西廂，即毛澤東的藏書室，鎖了門，然後把頭懸在一根栓在兩個書櫃之間的帶子裡，自盡了。約十時許，小陳從西單回來，發現田家英自殺，他驚恐地跑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八司馬之一的王象干和行政科負責人路輝等飛快地跑到永福堂，從窗口跳進藏書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來，鬆開外衣，用人工唿吸和口對口吹氣進行搶救，但終因死亡時間過長，無法起死回生。於是，他們打電話到人民大會堂向正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我和汪東興等報告，我們立即報告會議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東興等坐車趕回中南海觀察現場，處理後事。安子文當時還通知了董邊，董邊很悲傷，但她沒能趕過來。 

　　田家英在解下時，舌頭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顯屬於自縊。當時到現場的人，無論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還是中央領導人，誰都沒有發現他身上有槍傷，也沒有在毛澤東的藏書室或田家英的辦公室發現任何血跡。當時所有到場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該這樣，沒有人幸災樂禍的。事發後，田家英的家屬和秘書仍住永福堂，也沒有人發現那裡有殺過人的異象。 

　　中央來的人，在觀察現場以後決定由警衛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遺體送殯儀館火化(送前徵得家屬同意)，並由安子文、戚本禹、汪東興分別向在京中央領導和在外地的毛澤東、江青等人匯報情況。 

　　5月23日上午，人民大會堂里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列席的中央委員和各部門負責人，以及眾多的年輕的警衛、服務人員都可以看到：汪東興一早就在中央開會的現場，而且直到十點半中接到田家英死亡報告電話時，都沒有離開。他難道有分身術，可以在同一個時間裡出現在兩個距離七八公里的空間(中南海永福堂和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秘密檔案製造者的傑作，只需“沒有作案時間”這一條簡單的偵察法則，就可以完全否定。 

　　重溫暗殺基洛夫的神話 

　　為什麼要製造這樣聳人聽聞的《毛澤東涉暗殺田家英案》的假檔案呢?人們只要回憶一下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轟動全球的斯大林暗殺基洛夫的謠傳，就可以明白了。基洛夫明明是斯大林的追隨者，可是，企圖打倒斯大林的人卻偏要捏造事實，說斯大林因為害怕基洛夫超越他而秘密暗殺了他。許多人聽信了這個編造得非常巧妙的謠傳，對斯大林厭惡起來。世界性的反蘇、反共、反斯大林的風潮就是如此這般地被煽動起來的。近幾年，蘇聯共產黨檔案解密，人們從封存多年的檔案中，弄清了基洛夫被暗殺與斯大林全無關係。但蘇聯已經亡國，蘇共已經亡黨，此時再為斯大林恢復名譽，又有什麼意義呢? 

　　中南海秘密檔案的製造者也許從昔人的經驗中得到啟發，他們企圖以這樣的假檔案推翻毛澤東的偉岸形象。但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人，至少是多數，是很難相信這批古怪的秘密檔案的。因為它們與毛澤東的人格和他的一貫主張不符合。當時的中國人對毛澤東的崇拜已經到了狂熱的程度，以毛澤東當時的權威，即使他對田家英不滿，也不需要去暗殺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田家英。當時知道黨內機密最多的人應是楊尚昆、胡喬木，但直到毛澤東去世時，楊尚昆、胡喬木誰也沒遭人暗殺。當時倒確實有人要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請示毛澤東，毛的批示是不准殺人。 

　　我要為這個歷史要案負責 

　　有一位不了解歷史真相的朋友，在看了《毛澤東涉暗殺田家英案》報道以後，對我說：“以前他們都說你害了田家英，現在好了，害田家英的是汪東興、毛澤東，沒你什麼事了。”但我看了這篇報道，沒有半點高興。雖然我早已被趕出“教門”(開除黨籍已三十五年)，但我從不敢忘卻馬克思主義的教導：“事實是共產主義的出發點”，“只有在事實的基礎上，只有在事實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總結歷史事件”。我不能為一個對我有利的虛假報道而不顧歷史事實。明明是中央令安子文為首的三人小組同田家英談話，怎麼能說是毛澤東令汪東興同田家英談話，而且暗殺了他?我決定如果要毛澤東承擔田家英案的責任，那不如由我來承擔為是。原因是毛澤東雖然批准了審查田家英，也批評過他，但沒有為他作結論。而我是田家英案的具體辦案人，是當時田家英案三人小組的成員，而且是這個三人小組裡唯一在世的成員，我應對這件未了的歷史要案承擔應負的責任。至少，我當時應向安子文建議，讓董邊留在家中照顧田家英。我忽略了這一點，是嚴重失職。 

　　田家英案的詳情和一些值得追索的疑點，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得清的。田家英和毛澤東，田家英和彭德懷、劉少奇，田家英和楊尚昆、汪東興，田家英和江青、陳伯達，田家英和我等等，其恩恩怨怨，是非曲直，也要細說才弄得明白。還有，田家英的真正錯誤和他自殺的原因，也應給予實事求是的分析。這些，只能待有機會時再說了。 

　　最後，我只想再補充幾句話：我以為田家英案之所以被弄得撲朔迷離，除了上面說的別有用心的人在製造謠言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有幾個亦應為此案負歷史責任的人，卻為掩飾與其個人質量有關的某些東西，不斷在胡編亂造。他們過去為某種目的把田家英描繪成魔鬼，現在又為某種目的把田家英描繪成聖人。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聖人，他有光點，也有暗點，他是個實實在在的人。歷史總有其顯露真山真水的時候，田家英的子女也都年輕，他們總有一天會明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