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教授的歷史研究生戚本禹：懷念戚本禹同志

老田 · 2016-05-12 · 來源：烏有之鄉

【摘要】我們見過太多有名無實的人和事了，今天這篇文章試圖討論一個反面的特例：一個有實無名的毛教員學生和他的事情。老田打算以這篇文章，寄託自己對4月20日過世的戚本禹先生的哀思。從戚老的一生看，他真正地做到了知行合一，切實踐行了毛澤東的“五不怕精神”。

毛澤東教授的歷史研究生戚本禹：懷念戚本禹同志

老田

我們見過太多有名無實的人和事了，今天這篇文章試圖討論一個反面的特例：一個有實無名的毛教員學生和他的事情。老田打算以這篇文章，寄託自己對4月20日過世的戚本禹先生的哀思。

戚本禹1950年到毛主席身邊工作，最初是為毛教員管理圖書，他晚年撰文回顧自己的實現成長過程，自認為是毛教員的“私淑弟子”，得此近水樓台之便，他努力追隨毛教員的讀書過程，尤其是努力學習毛教員的思想和方法。

從戚老的一生看，他真正地做到了知行合一，切實踐行了毛澤東的“五不怕精神”。在文革期間，戚老頂着官場的巨大壓力，堅決地支持群眾組織起來批判當權派的各種倒行逆施，由此成了官場多數的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結果戚本禹於1968年年初進了秦城監獄，並在那裡呆了18年。

對照有着相似地位的姚文元和張春橋的結局，戚老好像還沾了“便宜”，他1968年年初就進了秦城監獄，這對他來說也許不算是迫害，而真是一種切實的保護。今天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對於這些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人來說，砍頭坐監牢是平常事，江青對此早有心理準備，僅有的區別是什麼時候進牢房和坐多長時間。戚本禹於1968年進了監獄並於1986年出獄，張姚兩人於1976年進去結果是終生都未能走出來。

一、好老師和好學生的幾次良性互動

毛澤東對於中國歷史和政治用功極勤，那些靠歷史混飯吃的專業教授很少有人能夠與之相比，但毛澤東確實沒有被任何一個機構評定教授職稱，也不曾公開招收過研究生，戚老晚年回顧自己的學習過程只說自己相當於毛教員的“私淑弟子”。但是，戚老對歷史的持久學習熱情和毛教員在戚老學習歷史過程中間所產生的深刻引導作用，這種良性互動，是哪一對好導師和好學生都是比不上的。

1950年戚本禹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他學習歷史的熱情極為殷切，開始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得工作之便能夠接觸到毛澤東的讀書選擇和讀後感，主席讀什麼書他就找什麼書來讀，主席在書中間有什麼批示，自己買到書之後照樣抄下來，就這樣跟着主席讀書和學習歷史，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常常挑燈夜讀，對於毛教員的歷史感和政治感體會甚深。故此，1963年開始，戚本禹剛剛出道寫歷史論文，就得到毛教員的極口稱讚。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戚本禹在讀書過程中間，深刻地把毛澤東看待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思想、觀點和方法，內化為自己看歷史的方法，因此，戚本禹文章的觀點和方法，都能夠得到毛教員的高度認同，從他1963年批判《李秀成自述》的論文，到1965年評論翦伯贊歷史主義的論文，毛教員都給予毫無保留的讚賞。就名義而言，毛教員從未正式招收戚本禹為研究生，但是，戚本禹對於歷史的學習熱情及其對毛教員歷史感的拳拳服膺，使得任何一對教授和研究生都相形見拙。

2012年11月，老田曾經對戚本禹先生做過較為系統的訪談，他說到自己的思想形成過程中間，是如何深刻地受到毛主席的影響的。初進中南海之時，他受命和田家英一起參與校訂《毛澤東選集》，他和田兩人對此兢兢業業，除了仔細審閱之外，還採取創新的方法：一個人讀給另外一個人聽，一篇文章往往要讀和聽十數遍，到了最後階段，一個標點符號是否合適都有感覺。戚老說，這麼讀了一段時間之後，自己的思想就都是毛主席的思想了，主席對工人農民怎麼看，對知識分子怎麼看，很自然地就成了自己的看法。戚老開玩笑說，當年文革小組成員支持造反派組織起來批判當權派，為此遭到太子黨群體的痛恨，一些人特意鄙薄他說“戚本禹只有行政十七級”，他後來實際擔任過中辦代主任、秘書局局長，雖然不止十七級，但也高的有限，真正讓戚老感到自豪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他名列毛澤東選集編委會的成員之一。這個編輯委員會由劉少奇自任主任，名單除了戚老之外，至少也是大區和大軍區的高官，只有戚老不是因為級別高而入選的。

戚老特意提到一件事，來說明他為什麼會如此拳拳服膺主席的思想。在校訂毛選過程中間，第一次讀到毛主席在陝北的窮山溝里寫的文章——《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這篇文章說，“和全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現在已經發現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無論是在軍事戰線上，或者是在政治戰線上，蔣介石政府都打了敗仗，都已被它所宣布為敵人的力量所包圍，並且想不出逃脫的方法。”“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一方面是蔣管區人民鬥爭的前進，其速度都是很快的。”這篇文章中間提到一件事，恰好是戚老親見親聞的，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與主席有着天淵之別。

1947年5月4日戚老因事路過黃浦區警察局，親眼目睹了由青幫組織小商販圍攻警局的事件，結果被殃及池魚受了憋屈，當時的心情只是很氣憤和憤懣，覺得國民黨政權沒有道理，這是純粹從個人角度並就事論事地看問題的。同樣一件事，毛主席卻從中間看到了全天下的光明前景和蔣政權與民眾的普遍對立，並就此做出結論——蔣政權在政治戰線上的失敗，還預言政治失敗將會加速其軍事失敗。戚老說，這一次圍攻警察局事件不是地下黨組織的，而是青幫組織的，當時蔣政權為了打內戰提高稅收，小商小販受不了了，青幫是收保護費過日子的，還履行責任組織小販起來表達抗議，警察對抗議進行鎮壓這自然地發展到圍攻警察局，綜合後果是老百姓都覺得青幫比蔣政權更親近一些。從這裡，可以看到人心向背，能夠領略到主席看問題的高度和戰略眼光，群眾為什麼會有力量，還能夠決定政權的興廢，戚老還評論說鄧小平這些人老是不重視群眾，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戰線，動不動對群眾鎮壓，這跟蔣介石一個路子，除了思想立場方面的原因之外，眼光過於低下和狹隘，所以看不到群眾的力量，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經過這件事親歷的對比，戚老說自己只有局部眼光和一時一事的感觸，不能不極度服膺於主席的戰略眼光和天下胸懷，古人說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那是自我拔高和說說而已，真正具有戰略眼光的人很少很少，但也確實有，毛主席就是那樣的人，真的能夠見微知著，洞燭未來。後來知道，毛主席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處在陝北楊家溝，四個月前剛剛被胡宗南的軍隊從延安趕出來，國內整個的內戰形勢也是國民黨軍隊處於全面攻勢，毛主席就是能夠超越自身的小環境和眼前的不利形勢，放眼大的格局，從小事情中間看到問題的本質，並準確預言歷史大勢。

後來很長時間，戚老為主席管人民來信，一些來信反應的重要社會經濟現象，經過戚老綜合上報之後，主席親筆批示下來交辦的很多，當時中辦負責人之一彭達彰說過：戚本禹上送的文件主席批示的最多。戚老說，這個情況不是偶然的，因為思想和看問題的方式受到主席的影響，因此，很多問題的選擇也往往契合主席的思路，得到主席的重視所以優先批辦。

在一般的國家管理事務方面，戚本禹的眼光已經很接近毛主席的眼光了，所以，他上送的文件得到更多的重視。同時，在五六十年代的國家政治事務中間，官場的機會主義行為盛行是一大頑症，最典型的就是1958年興起的“五風”——浮誇風、共產風、幹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和瞎指揮，為了阻遏官場的機會主義風潮，戚本禹又一次和毛教員緊密地站在了一起。

1958年鄧小平領着幾個浮誇風風頭最勁的省委書記，炮製了一個《十五年建設社會主義綱要四十條》，否定了毛澤東在1956年制訂的《農業四十條綱要》提出的四五八(百斤/畝產)增產目標，提出要在十二年內把畝產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和八千斤，還說到了1967年要達到4億噸鋼產量。毛澤東強硬地擱置了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綱要，提出反建議叫這些人去讀書，首先是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結果沒有怎麼奏效。為了阻遏官場的機會主義風潮，毛澤東兩次把戚本禹派去基層，了解真實情況。1959年派去四川新繁縣大豐公社，親自種試驗田看一畝田看到底產量多少，最後數字是：按照各地官員在報章吹噓的最科學的種田方法和最優的肥料投入，種試驗田的產量是：小麥三百多斤，水稻七百多斤。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還曾經拿着這個數字(還包括戚老去勞模羅世發處了解的畝產量數字)，與鄧小平欣賞的浮誇風省委書記李井泉辯論。

針對鄧小平等人坐在城裡頭的辦公室里靠“想當然”執政，1961年毛澤東再一次倡議官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此時，戚本禹受派去長辛店機車廠，他看到那些官老爺下來做調查研究都是些表面文章，因此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寫的《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材料，上送給主席，其中說到“調查研究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鍍一層好看的金顏色，”毛澤東在批語中間首先誇獎“戚本禹是一個好同志”，然後強硬地批示說“如果還是如同下去長辛店鐵道機車車輛製造工廠做調查的那些人們，實行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黨委有權教育他們。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把他們轟走。同時，請將這個文件，作為訓練調查組的教材之一。”

毛教員說“戚本禹是一個好同志”，這句話被中央文獻研究室給“貪污”了，堅決不給發出來，這個貪污可能是有道理的，如果是戚本禹成了好人，官場多數就不見得那麼好了，事實中間總是存在着這樣或者那樣的“二元對比”，足以揭示出普遍性的黑暗面，所以，聰明的編輯需要提高警惕抹殺一些關鍵性的內容。在鄧小平時代，設立幾個正部級的意識形態官學機構，目的和任務就是為了重寫黨史，而在重寫黨史的同時要着力掩蓋的就是官場陰暗面，對照毛澤東發動文革要群眾起來自下而上地揭露官場的陰暗面，這與鄧小平設計的做法是兩個截然有別的立場和方法。

戚本禹幾乎在每一個歷史關頭，都站在官場陰暗面的對立面位置上，1963-1965年期間的學術批判時期也是這樣。戚老在訪談時還指出：姚文元很多文章都是“尊上命”寫作，是典型的“遵命文學”之作，後來要追究政治責任其實姚文元沒有什麼責任可言，他只是執行者;戚老說自己則恰好反過來，最初階段的文章都是自己感到有話要說才寫文章的，要有責任的話自己確實應該負責。

戚本禹跟着毛教員讀了十多年書之後，1963年開始了獨立思考和通過寫作表達自己思想的過程，最初是對歷史學界脫離史實和材料捏造結論的惡劣學風發出了挑戰，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羅爾綱等人無視《李秀成自述》中間的史實，捏造所謂的“偽降說”據以不恰當地拔高其被俘後的表現。結果，這篇文章發出之後，中宣部的副部長周揚竟然組織大批權威們要對戚本禹進行圍攻，用政治權力對學術研究領域的惡劣學風進行保駕護航，由於毛教員的及時介入，這一次圍攻最後無疾而終。毛教員後來得出結論說“中宣部是閻王殿”，周揚的惡劣表現應該是做出判斷的依據之一。

戚老在批判歷史學界的學風惡劣之後，由於主席的介入，隨後各路權威都拒絕在喪失絕對優勢地位之後的平等討論，所以，學風批評只得告一段落，無法進行下去了。他也在無意之間轉移了戰場，於1964-1965年開始對於歷史學界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持有強烈的不滿意，這典型地體現在他對翦伯贊的批評上。戚老說起他為什麼寫批評翦伯贊的文章，他說自己在農村四清時期，當時支氣管毛病嚴重咳血，就休息了一段時間。脫離了工作之後，有很充分的時間讀書，按照自己的興趣首先是讀歷史論文。戚老說，很長時間只是讀歷史理論書，不知道現時的歷史研究狀況，集中讀到歷史學界的論文時，戚老說他當時感到極度震驚，學界很多人士已經相當猖狂和露骨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了，公開地菲薄和以輕薄的口吻談論階級鬥爭和歷史唯物主義了。就這樣，他拖着病體一邊查閱資料，一邊寫批評論文。因先前寫批評羅爾綱的論文，受到周揚組織權威們的集體圍攻(這次有組織的圍攻因後來毛澤東親自介入討論而死於“未遂”狀態)，這一次就更加謹慎一些，後來毛主席評論說文章很好缺點是沒有點名，戚老說當時的情況是很難點名，那些人不僅有着權威身份還受到中宣部大人物的鼎力支持，誰批評他們就要遭到官場組織的圍攻，所以只得儘可能謹慎行事，事先自行抹去文章的批判鋒芒。

周揚組織權威們的圍攻時，曾事先把請示報告送給總理審批過。戚老談到，對於這一起未遂的圍攻事件，對他自己的影響不大，圍攻策劃的初始階段他本人完全不知道，知道不久毛教員就介入了，他反而成了有優勢的一方，結果他的後續文章出來之後，羅爾綱等人就完全不理睬，戚老還感嘆他是真的對歷史問題有興趣，試圖通過辯論來澄清一些歷史問題，但是那些權威們不一樣，要麼就是以絕對優勢發言並打壓你，只要是稍稍有了不利的態勢他們就一句話也不說，讓你想要辯論也找不到對手。戚老還說，他很欽佩總理的人格風範，周揚這些當事人一句自我批評的話都不說，但總理卻完全不一樣，1966年4月下旬在上海錦江賓館，總理特意為此事承擔責任，還當面向他道歉。許多年後，戚老還很動情地回憶當時的心情，總理那樣的大人物幾年之後還記着這麼件小事，向一個年青人表示歉意;對比之下，官場很多大人物，他們幹了很多的非法甚至是罪惡勾當，為了個人不承擔責任，不僅搞上推下卸，為此還不惜系統地篡改黨史，對照是多麼的鮮明啊!

二、毛澤東最初設計的文化大革命——支持青年人起來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

好老師對於學生的成長，有着不可估量的意義，這是人們通常易於承認和看到的。但是，好學生對於老師的反作用，同樣強大，這是人們往往易於忽視的。在文革五十年後回顧，毛澤東為什麼在文革第一階段，反常地設計了一個支持小資本批判大資本的“低成本革命方案”，過分看好“好學生”的表現並因此持有不合理的過高期待，恐怕占了相當大的分量。

今天文革過去了五十年，再回顧毛澤東最初設計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承認，部分是出於自己學生的看重和期待，才拿出了他最初的文革設計。正是因為毛教員看到了“這些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辦法。”所以，毛教員最初設計的文革，是支持青年人起來批判沒有辦法的老教授，試圖藉此建設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假如毛教員這個設計真的能夠落實下去，顯然文革會是一場極低成本的革命——在不造成大的社會動盪的情況下，就能夠確保意識形態領域新的領導權形成。不過，這樣的低成本革命模式，很少人感興趣，官場尤其不感興趣，學術權威們通常也選擇拒絕平等參與的學術辯論，所以，這個設計首先是在學術權威面前就碰壁了。

從1949年之後，學術界尤其是歷史學界的爭論不可謂不熱鬧，還產生過所謂的“五朵金花”——五個最熱門的研究領域。但是，這樣多的學術熱鬧，都被過濾掉了，毛澤東在這一次談話中間，只是肯定了區區三個青年人和他們的批判文章。反覆閱讀這三篇文章(三文的主要內容見附錄的摘錄)，同時對照文革的政治實踐過程，可以看到，這三位年青人的批判文章，鋒芒都直指無原則地過度肯定統治階級及其對於社會矛盾的調處能力和意願，在其反面是否定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和政治主體性。孫達人批評的讓步政策，戚本禹批評翦伯贊的歷史主義，姚文元抨擊吳晗的戲說海瑞，都在如何看待人民群眾的歷史(政治)主體性問題上，走到了一起。破除當權派對於權力的壟斷，確立人民群眾的政治主體性——特別是組織權和批評權，是文革政治實踐的關節點問題。歷史經驗和現實政治，就這樣具體地扭結到了一起。

1965年“12月21日  就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寫序問題，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毛澤東說：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政策!《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年譜》第五卷)據戚老說，關鋒曾經把主席的談話轉達給他，他當時感到難以置信，主席就算是誇獎和鼓勵年青人來說話，也不至於要說一篇文章讀三遍吧。

上述這個摘錄來自官方文獻，所以很不全面，省略了很多關鍵內容，讀者無法從中把握一個看法是如何依據材料而產生的。據文革時期披露的文獻，這一次談話還有着其他方面的重要內容：“一些知識分子，什麼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反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是沒有什麼讓步。”“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寫得好，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歷史劇<海端罷官>》)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學，講不得缺點。有了一些閱歷就好了。這些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辦法。吳晗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楊獻珍、張聞天也是下去好。這樣才是真正幫助他們。”(19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第246-248頁)毛澤東的這一段中間，有些內容與人們的常識相反，老教授在學術和政治進步方面都是沒有多少希望的，只能夠寄希望於年青人，這一反常識的說法，需要展開來仔細剖析。

就作為讀者的一般人而言，多願意相信權威教授及其研究成果的權威性，對於名氣小的年青學者較少注意。幾乎每一個走上大學課堂的學生，都會被教導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間，要更多地注意專業領域的頂尖權威，要寫出一篇好的論文，最初的紮實工作就是要把握相關領域的最頂級權威的研究及其結論，然後才能夠添加自己發現的新經驗事實，再據以對權威們的說法提出修正意見。這其實就是學術圈內最為流行的“學術增量說”——任何一個學者的研究，有且只有在充分考慮了“既有的學術存量”的基礎上，根據新事實再做出修正和推進以生產出“新的增量”，才能夠在圈內得到承認和引用。一般而言，中國學術界所謂的“學術存量”多是指來自西方學界的理論和學術積累，這一學術增量研究方式，就目前的實施情況看，是要求把中國的學術研究鏈接在西方學術積累的基礎上，很接近於“東方主義”所揭示的各種情況，是一種思想研究領域的殖民化取向。

毛教員的看法，與人們的常識和規則有着根本性不同，他要處理的問題當然也很不一樣。普通人關注歷史和學習，是要學習歷史知識生產領域的學術存量，即便是從事專業研究也需要在這個基礎上追尋前進的空間。而毛教員的目標是通過歷史學術的辯論過程，生成新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在這一“除舊布新”的目標之下，毛教員發現的重要情況有二：一是有着權威地位的老教授基本上無助於這一目標的實現，二是只能夠寄希望與年青人。

我們來具體地看看毛教員怎樣批評老教授和獎挹年青人的(毛教員的相關思想在官方文獻中間被刪削得過於厲害，以至於無法得窺全貌，下述文字均引自1968年武漢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段落末尾的阿拉伯數字是書中的頁碼。)：

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反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是沒有什麼讓步。義和團先“反清滅洋”，後來變為“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滅團”。《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麼有人說它是愛國主義的?無非認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的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的措施。246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麼“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於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歷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什麼東西可拿，就採取“輕搖薄賦”的政策。“輕榣薄賦”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247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寫得好，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歷史劇<海端罷官>》)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247

我們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確和錯誤。你們沒有二重性?我這個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學，講不得缺點。有了一些閱歷就好了。這些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辦法。吳晗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楊獻珍、張聞天也是下去好。這樣才是真正幫助他們。248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現在要搞革命。要保幾個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發動年輕人向他們挑戰，要指名道姓。他們先挑起鬥爭。我們在報上鬥爭。

今後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評一下，講講道理，培養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們手裡。范老是帝王派，對帝王派將相很感興趣，反對青年研究歷史，反對一九五八年研究歷史的方法。批判時，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不然將要出修正主義。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如吳晗、翦伯贊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255

對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壞的都不要壓。對吳晗、翦伯贊，不要剝奪他的吃飯權，有什麼關係。不要怕觸犯了羅爾綱、翦伯贊等人。255

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冒出來。戚本禹批判羅爾綱，戚是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羅是教授。好的壞的都不要壓。……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誰融化誰，現在還沒有解決。就是不要這些人接班，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256

要象戚本禹等人那樣鬧獨立性，對錯誤的東西鬧獨立性，你宣傳部長不要壓嘛!學生要造反，要允許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眾運動，讓學生鳴放。……吳晗、翦伯贊就是靠史吃飯的。學生讀過的明史，吳晗沒有讀過呢!257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257-258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摘錄)(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宮。……要保護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養左派隊伍。258

毛澤東：與康生等同志談話紀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260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260-261

毛澤東：五一六通知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應該說，是戚本禹和姚文元等人的歷史學術批判文章，給了毛澤東以很大的信心，相信可以藉此確立新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通過歷史研究的進步促進所需的政治認識的提升，從而有助於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政治改良。

三、對照文革後的史學研究領域的變化來看待“作為政治研究方法的歷史”

在1949年之後，曾經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現在已經進入殿堂並成為籠罩性的解釋框架。為這一解釋框架形成，做出過貢獻的人士現在成了絕對權威，難於挑戰。按照人們的看法，這些最頂尖的權威合稱“馬列五老”——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和侯外廬。這樣一來，毛時代的史學研究就呈現兩種湊合在一起的對照現象：資料搜集和研究方法上的帝王將相史，和解釋方法上的“五階段論歷史觀”，借用下面布羅代爾的看法，前者是短時段的事件史研究，後者是把長時段偽裝成超長時段的結構史，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把事件史無節制地膨脹用以吞噬長時段。以短時段吞噬長時段，在翦伯贊和吳晗那裡就具體地表現為要在統治階級具體的成員身上尋找出“階級鬥爭的正面成果”，為此吳晗把清官說成是決定一切的主體，翦伯贊更為普遍化地提出“讓步政策”。

絕頂權威的形成及其在學術場域的霸主地位，即便是從純學術出發，也有着很大的消極作用。法國學者布迪厄把學術場看作是一個相互競爭的場域，每個人的入場及其採取的競爭策略，端視其自身的資本存量，一般而言，通常是大資本具有壟斷地位並往往破壞規則和慣例，在學術上就表現出輕率和隨意地處理材料和結論的關係，不遵守邏輯推理的規則。小資本入場之後，不得不依靠提升自己產品的品質，去和大資本競爭稀缺的話語權。吳晗任意地拔高海瑞，翦伯贊隨心所欲地臧否農民戰爭，都是與大資本和壟斷地位有着內在因果關係的表現。在毛時代的中國，這種大資本的壟斷地位，部分來自於自身的努力成果——過去確立的學術地位，還有一部分來自於權勢人物的無原則扶持，毛教員後來響亮地提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就是指大資本背後的權力及其對學術壟斷地位的無原則扶持。戚本禹批評羅爾綱漠視事實，毫無根據地堅持李秀成“偽降說”，羅爾綱這種治史方式，體現了對歷史人物評價方面無視關鍵史料的隨意性，這個批評證據確鑿，但是，卻遭到中宣部組織權威們群起圍攻，這非常具體地揭示了大資本壟斷地位背後的權力因素。戚老說，周揚組織大批人要圍攻我，我起先都不知道，所以一點點心理壓力都沒有，結果主席知道之後，特意調閱了海外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最後寫了十六個字的批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這些人看到批語之後，還對我封鎖，我一直沒有看到過主席批語原件，後來是同在《紅旗》雜誌工作的鄧力群告訴我，說忠王不終是善始善終那個終，不是忠誠的忠，我這才準確地知道到底是哪十六個字的批語。

借用布迪厄的術語，毛教員顯然認定：學術進步的實現是要通過一次又一次小資本對大資本挑戰和顛覆來實現的，這個結論看起來很接近美國科學史教授庫恩的“範式革命論”。准此，從學術進步而言，支持小資本的成長，就比維護大資本的壟斷更為有效，我們來看看毛教員就此說了些什麼。1965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插話中間說：“我們的政策是不要壓年輕人，讓他們冒出來。”“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強的，有政治經驗的，堅決的。”(《毛澤東傳》P1405)1966年4月16日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朝里有人。”(P1407)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澤東把大區負責人找去杭州打招呼，說：“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麼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鬥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王任重日記，1966年6月11日)【《毛澤東傳》P1417】毛教員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扶持年青人，讓這些人完成“興無滅資”的文化革命，親自設計了支持小資本批判大資本的文化大革命方法，為此，還反覆給各級各地的當權派打招呼。

鄧小平似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看法，他認為小資本對於大資本存在着過度威脅，依據鄧的意見，布迪厄對學術場的競爭策略總結也是徹底錯誤的，按照鄧的說法，毛時代的中國簡直是小資本或者年青人的天堂，話語權分配不是有利於大資本而是有利於小資本，那個時候小資本可以任意地欺凌大資本，結果導致大資本無所措手足。據親歷者回憶，鄧小平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中央書記處在鄧小平主持下，……鄧小平在這次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不僅談了北大社教運動的偏差，還談到當時學術文化界的過火鬥爭造成的緊張局勢。他說：現在人們不敢寫文章了，不敢寫劇本了，書也不敢出了。戲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電影哪有那麼完善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辮子，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着別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趕快剎車。書記處會議紀要里還規定：‘四清要落腳到教學’，‘學術批判要落腳到繁榮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不能要求劇本、作品都完美無缺’，‘今後對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須先報中央批准’。”【龔育之：《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載《百年潮》1998年第4期】不管鄧小平說的有沒有根據，反正今天的黨史國史，就是按照這個口徑來編織材料和結論的。如果鄧小平這個說法靠得住的話，顯然，必不可少的憑藉是中宣部等只支持小資本，而不是支持大資本的壟斷地位，這個方面目前還缺乏最起碼的證據。

文革前夕史學界的爭論及其涉及到的問題，不只是中國學術界才有的問題，西方同樣存在。在1958年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正式提出了長時段概念，對於傳統的短時段和事件史方法給予無以復加的低估：“一個事件可能具有許多連帶意義，它有時會為一些深刻的運動充當見證，並且通過種種牽強附會的因果推理——以往的歷史學家樂此不疲——吞併自身以外的長段時間。它可以被無限延長，自由地或勉強地與一系列其他事件或隱蔽現實相聯繫，從此再也不可分開。……事實上，近百年來的史學，除人為的斷代史和個別的長時段解釋外，幾乎都是以‘重大事件’為中心的政治史。歷史研究的內容和對象都是短時間，這也許是近百年來科學家們為進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嚴格的研究方法所付的贖金。”【(法)費爾南·勃羅代爾：《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蔡少卿主編《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52頁】布羅代爾說的很含蓄，他沒有直白地說過去一百年的歷史研究統統都是廢話，而是說廢話還有些作用，相當於“贖金”或者說“學費”。

毛時代的中國，與海外的學術交流條件有限，未能及時了解到法國的年鑑學派的崛起，及其對“事件史”和“政治史”的批評和貶低。結合文革前夕史學界的爭論看，很明顯，毛教員表揚的三個年青人，在治史方面是眼光向下的，注重底層民眾的主體性，反對過分突出帝王將相和統治階級，反對由事件史和政治史方法對結構做出輕薄和任意的解釋，這恰好是一些老教授們樂于堅持的方法和努力方向。在事件史和政治史中間，由於框架和材料之間的疏遠關係，缺乏對於深層社會結構的揭示，歷史學在做出解釋時，往往滲透了學者個人的主觀偏好，因此充滿了任意性。翦伯贊對農民戰爭後果的任意解釋，吳晗脫離材料和歷史實際任意拔高海瑞，除了個人的主觀原因之外，還客觀上存在着方法論方面的嚴重缺陷。毛澤東批評翦伯贊和吳晗只搞帝王將相，這是指材料關切而言的，但這些人卻把帝王將相的材料“粗暴”地鏈接到“五階段論歷史觀”解釋框架上，借鑑法國年鑑學派巨擘布羅代爾的思想，這兩個人在史學方法方面的問題在於：用短時段的事件史材料，強行與五階段論的結構性框架進行比附和解釋，這是典型牽強附會的因果推理。除了學術上的霸主地位及其腐朽的壟斷特性之外，官方對於權威們的無原則支持，惡化了壞的學風，這種用短時段事件去吞噬長時段結構，往往容易出現解釋上的隨意性，正是因為治學方法方面的缺陷，這些被批評者往往難於完成有說服力的自我辯護，結果，助長了一種機會主義選擇：學術權威們在喪失絕對優勢地位之後就拒絕發言，結果，這就被解釋為一種拒絕聽取批評意見的頑固政治立場。

在鄙視了短時段和事件史之後，布羅代爾自己推薦解釋深層結構力量的長時段研究方法，“長時段是社會科學在整個時間長河中共同從事觀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75)”為此，需要揭示社會的深層結構，“‘結構’……在長時段問題中居於首位。在考察社會問題時，‘結構’是指社會上現實和群眾之間形成的一種有機的、嚴密的和相當固定的關係。對我們歷史學家來說，結構無疑是建築構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實在。有些結構因長期存在而成為世代相傳、連綿不絕的恆在因素：它們妨礙着或左右着歷史的前進。”“把長時段接納到史學研究中來不是件好玩的事。這不是簡單地擴大研究和興趣的範圍，也不是僅僅對史學研究有利的一種選擇。對歷史學家來說，接受長時段意味着改變作風、立場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觀點去認識社會。他們要熟悉的時間是一種緩慢地流逝，有時接近靜止的時間。在這個層次上——不是別的層次——脫離嚴格的歷史時間，以新的眼光和帶着新的問題從歷史時間的大門出入便成為合理合法的了。總之，有了歷史層次，歷史學家才能相應地重新思考歷史總體。從這個一半處於靜止狀態的深層出發，由歷史時間裂化產生的成千上萬個層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靜止的深層為轉移。”【(法)費爾南·勃羅代爾：《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蔡少卿主編《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57頁】

要揭示歷史深層的結構，就涉及到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問題，呈現這樣一種歷史有很大難度，布羅代爾說：“我們每個人都意識到在自己的生命之外還有群眾的歷史，並且容易承認群眾對歷史具有強大的推動力，但不容易看到這股力量的方向或規律。”(同上書，63)

毛時代的歷史學界中間，事件史和政治史的主導地位，及其對於結構揭示的簡單淹沒，確實是一大缺陷。同時，在一個學術場域中間，大資本的壟斷地位過強，在很大程度上惡化了學風，一些擁有超額話語權的大家，往往隨心所欲地掙脫“要由材料說明結論”的規則，任意地解釋歷史事件和人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到了“遊戲着歷史學”的程度，在這個方面，一些權威人士的表現就跟今天的娛樂片導演差不了多少，為了吸引觀眾必定要在影片中間加上美女因素，翦伯贊脫離歷史實際無節制地吹捧王昭君，郭沫若也力推蔡文姬。這種極端不嚴謹的治學態度，能夠堂而皇之地出台，在很大程度上，與大資本擁有“人莫予毒”的壟斷地位是分不開的。【翦伯贊《題昭君墓》詩云：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里遍風煙。如何一曲琵琶好，鳴鏑無聲五十年。老田按，呼韓邪單于南下附漢，是因為匈奴內亂，為此亟需結好漢朝，並非因為和親政策很成功，這首詩所宣傳的歷史認識，確實已經到了“輕薄為文”的地步了。】

如何看待與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緊密相關的政治主體性，是一個貫穿文革十年的主題。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集團及其追隨者以“毛澤東的天才”作為證據來否定之，毛澤東在反駁這一妄說時，鮮明地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的對比。等到鄧小平掌握實權之後，1979年就開始有歷史學界的官員明確出來為林彪集團“站台子”，著名的黎澍先生就數次撰文“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同主題論文黎澍的自選集就收了四篇)，否定毛澤東的看法，部分地恢復林彪集團的看法。根據王若水的看法，黎澍文章的效果好得不得了，“在黎澎的這幾篇論文之後，儘管在這個問題上還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那個老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或‘人民群眾是歷史主人’的命題，不可能再有市場了。這是黎澎的功績。”【王若水：唯物史觀與歷史的創造者問題，載黎澎紀念文集編輯組編《黎澎十年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93頁】

在法國，長時段概念及其史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思想，在布羅代爾等人的提倡之下，到1970年代末期逐步成了主流。【“這一概念(指長時段)在50年代還只是一種預測性的提法，而今天(1978年)已取得了全面勝利，但同時又變得平凡化，並常遭人反對。”米歇爾·伏維爾：歷史學和長時段，上書第132頁】在中國則恰好相反，隨着文革被徹底否定，黎澍等人在權力支持之下，否定史學的結構性傾向卻占據主流，中國的史學研究逆歷史潮流而動，向着事件史和政治史倒退，附帶地，連文革前那相對空洞的結構史學框架，也逐步地瓦解了，史學研究走向徹底的碎片化。

因為要否定人民創造歷史，在其反面就需要確立英雄或者精英創造歷史的敘事，相當一段時間內，歷史學界很多人把“市民社會”研究作為重點，相當於是要確立“資本家創造歷史”的結論。對照中國近代史的實際，這個學術上的努力遭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從19世紀後半期的洋務運動開始，資本在中國的活動成果極其有限，到1949年全部工業資本積累不過120億元，而在共產黨否定了地主富農和資本家之後，僅僅一五計劃期間新形成的固定資產就是這個數字的四倍多。

由此，為確立資本家創造歷史的主題思想，就必須徹底地“黑共”，就算是共產黨政權領導下的資本積累數字很大，也肯定會付出過高的道義代價——例如說共產黨剝奪農民搞剪刀差政策、共產黨搞公社化是法西斯等等。總之，如果不把黑共進行到底，精英創造歷史的主題就很難確立起來。雖然這一努力在學術上遭遇到重大困境，但是在政治宣傳上的成績卻不小，共產黨中宣部主管的高大上媒體央視就力挺過《走向共和》，否定一切革命包括共產黨革命對歷史的推動作用。

在這一歷史研究領域的爭論過程中間，還要一個未曾挑明的方法論問題：作為政治的歷史學和作為歷史的政治學。今天的中國，很多人崇尚所謂的“頂層設計”和“治理機制”研究，這些方法論在毛時代是沒有地位的，這倒不是因為毛時代堅持群眾路線的緣故，而是在方法論上否定“脫離過程的規範”(曼海姆語)的任何可能性，不承認一切憑空設計的制度。研究歷史，首先是要觀察一個社會中間相互作用的各個階層和群體之間的利害關係及其相互作用方式，尋找各個群體相互作用過程中間的表達和新的可能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方法的歷史，其對於政治改進的指導性作用空前上升。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只承認一門唯一的社會科學——歷史社會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場合講到過歷史科學的唯一性，這實際上是一種方法論視野：必須從社會和歷史過程的經驗基礎上來討論政治，借用布羅代爾的術語，社會演變過程中間各種結構性要素的作用及其相關性需要如實地得到呈現，今天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間，試圖以“黑共”為代價確立資本家創造歷史的主題思想，恰好是省略了歷史演進過程中間最為重要的結構要素去進行事件史研究，目的卻是試圖得出“中時段”——新社會階層出現的歷史和政治正當性——甚至是長時段的結論。

文革肇源於歷史領域的批判，不是偶然的，那是一種方法論的重申。正是在這個批判審視的場域裡，舊有的權威及其短處和局限特別嚴重，跟隨共產黨執政地位而加固的學術權威地位，更惡化了歷史研究的政治感和方向性。彭真為了庇護吳晗，竟然拉着中宣部單獨為此出台政策，這就超越了政權合法性強化學術權威地位那樣一種公權力誤差，而是典型地體現了“公權力為私人需要立法”了，彭真為了“死保吳晗”(毛澤東語)甚至還因此設計出“混戰一場”和要對“左派整風”的《二月提綱》，恰好佐證了學術蛻化與政治蛻化互為表里，而且是一種最為惡劣的表現。

彭真本人及其惡劣表現都不是問題，正如毛澤東所言“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問題在於彭真的表現代表的是一種權力結合學術、學術服務於權力需要的恆常取向，依據歷史研究領域的表現——文革前和文革後的主要趨勢都是否定人民群眾的歷史和政治主體性，脫離史料無原則地抬高統治階級的歷史主體性，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P259)這就需要認真加以對待了。

四、為什麼革命和歷史都是永恆的

社會的真實演變過程構成真正的歷史，把這些演變記錄下來並加以解釋就成了歷史學，歷史學除了面向過去之外，還需要對未來有所擔當，人們需要在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理論認識，據以指導對未來演變的干預。

在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學術引進中國之後，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大部分納入依據西方歷史材料形成的學術框架進行解讀，這個局限或者大趨勢至今未變，後來轉向市民社會研究的章開沅教授，稱中國史學研究領域的認識分歧和爭論不過是“西人與西人戰”。布羅代爾把蘭克以降的事件史研究，看作是“近百年來科學家們為進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嚴格的研究方法所付的贖金”，而對於中國的史學領域而言，除了這個問題之外，還迫切需要一份走出東方主義的理論自覺。

在對歷史材料的把握方面，毛教員的勤奮程度遠超絕大多數歷史系教授，據為毛教員管理圖書的逄先知回憶，兩種主要的官方史料《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毛教員讀過十七遍，《二十四史》通讀過不止一遍，迄今為止，尚未聽說有哪一位大學歷史教授讀史料書比毛教員更勤奮的。而且，由於毛時代史學研究主流是一種結構史偽裝下的事件史，在歷史短時段中間軍事和政治的分量特別重，絕大多數歷史教授實質上不太懂政治和軍事，這恰好也是毛教員的專長領域。正是因為對於史料的熟悉，以及對錯誤解讀史料的洞見，毛澤東能夠輕而易舉地判斷出吳晗本人沒有讀過《明史》，他的某位學生倒是讀過。從材料把握和軍事政治知識掌握看，毛時代的歷史研究特別不能夠讓毛教員本人滿意，他本人長期關注所謂的史學革命，說穿了，是因為現實情況讓人感到絕望。毛教員對一些老教授的評價，準確地說，不是失望，而是絕望。正是因為對於史學領域權威教授們的絕望，才能夠理解為什麼毛教員那樣高看年青人表現的進步，並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他對戚本禹的誇獎到了戚本禹自己也覺得難於理解的高度。

歷史和進步和政治的真正改良，是需要克服現存社會結構中間的阻力，才能夠開闢出前進的道路。認識過程也同樣如此，這是一個革命家的看法，也是所謂的革命路線的應有之義。而把學術進步看做是存量的逐步增加，則是庸人的看法。1979年之後的歷史研究領域，告別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把歷史進步看作是大人物及其行為推動歷史進步的論證方法，在近代史研究中間突出資本和資本積累推動歷史進步的歷史重寫過程，結果怎麼樣呢?

告別革命口號的提出，是一場真正的思想方法的革命，這意味着歷史不需要排除結構性的阻力就能夠前進，研究歷史不再需要呈現相互對立和矛盾的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過程，這樣一來，所謂的歷史進步或者退步，都將肇源於人心，尤其是大人物的偏好和需要。這樣的歷史研究和解釋，將是極其“自由”的——歷史研究集中於大人物及其心理活動，由此去解釋歷史進程和重大事件，而歷史學家們獲得一種巨大的紙上權力——可以對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進行自由地界定和評價，並相當自由地與歷史進程進行因果鏈接得出各種自己喜歡的解釋。

在另外一個方面，任何企圖要進行低成本革命的設想，都不會成功，這一點恰好是絕對真實的。在文革開始之前，毛教員設計了支持小資本批判大資本的文化革命，結果毫無效果。他支持了戚本禹，瓦解了中宣部組織權威們的圍攻，幫助戚本禹獲得了與老教授平等對話的機會，他不忘記告誡戚本禹要注意以理服人——不要期待一下子改變別人一輩子的觀點，結果是什麼?老教授們在喪失了優勢地位之後拒絕平等對話，堅決不發言，羅爾綱和翦伯贊都是如此，吳晗也不例外。毛澤東期待的青年人與老權威的平等對話，通過學術爭論來推進認識進步，結果爭論還沒有展開就已經收尾了。戚老說他當時很幼稚，認真搜羅史料預備與羅爾綱等人好好辯論辯論，結果羅爾綱等人要麼拒絕辯論，要麼裝一個低姿態承認錯誤然後就懶得發言，戚老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是“荷戟獨彷徨”。(魯迅詩句)看起來，學術場域中間的競爭，與市場經濟中間的競爭有着很強的相似性，那些具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最關心的只是自身的壟斷地位和壟斷利潤，對於技術進步沒有多少興趣。在學術場域中間的競爭也是如此，相比較大資本而言，小資本的學術在說理上更為規範，戚本禹當年就有發現，據學部歷史所研究生孟祥才回憶，同樣是主張歷史主義，缺乏大資本地位的寧可(北師大歷史系教師)就與翦伯贊很不一樣，“寧可的觀點也不是全錯，不過他將歷史主義強調過頭了。翦伯贊講歷史主義，理論上的論證不夠，寧可對歷史主義的論證就深入多了。”(孟祥才：我所知道的戚本禹，載《歷史學家插座》第十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

後來，毛教員親自領導起草了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綱》，撤消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下發了《五一六通知》，各個地方的省市委書記成為這一政策執行人。執行的結果是：王光美創造的“搬石頭”和劉少奇欣賞的“反右派”經驗成為主流：各種上級討厭的下級官員被選為“搬石頭”的打擊對象，或者從事實出發批判工作組的學生被打成右派，這兩種模式成了運動的主流。而在中央層面，劉少奇、鄧小平、陳毅、薄一波、李雪峰等高官，都一窩蜂地積極地擁護這兩種體現嚴重政治異化的運動模式。結果，文革不得不進行第二次轉型，毛教員和周總理支持文革小組出面支持群眾，讓群眾組織起來批判官場壞幹部和民間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共同造就的政治異化現象。至此為止，每一個捲入文化大革命的群體，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盤，共同點是“革命潛能為零”，都證明自身和他們選擇的依靠力量，不可能為真正的政治改良做出任何正面的貢獻，准此，尋找民間的批判性力量並扶持其壯大起來，就成為絕對必須的事務。為此，重新起草了文革的指導性文件《十六條》，文革小組成員成為監督落實政策的積極執行人角色——一路支持造反派這樣一種起於民間的批判性力量的成長。

文革被迫轉型，意味着毛澤東低成本革命的設計，在現實中間遭遇到的第一波挫折。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理論的成熟，遠遠落後於經驗的積累過程，這是一般性的認識規則，黑格爾名言常常為人們引用：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中起飛。毛教員設計的低成本革命，並試圖以此促進認識進步和新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確立，這實際上是要求在密涅瓦的貓頭鷹在清晨就起飛，實際上難於實現。而且，就文革政治博弈進程而言，認識對於現象的剖析，還需要符合現實政治博弈的限制和需要，無法就認識所達到的深度進行總結和表達。

文革小組全力支持造反派的崛起，支持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着內在勾聯的當權派和保守派群體，則反過來強烈反對造反派和文革小組。就這樣，執行資反路線路線的兩個人格化群體，現在變成鐵杆反文革力量，他們對於造反派的抵制和聯手鎮壓，很大程度上刻畫了文革的基本面貌。文革到了1967年夏天，國內各個階層和群體，都已經參與了“這一場認真的演習”中間來，並按照其本能的需要和利益訴求選擇了站隊和表演。文革在強大反對派的作用下，陷入僵局，而且不存在“向左破局”的機會，或者說，強硬地選擇向左破局的話，社會成本過高難於承擔。由此，向右破局的選項，在反文革派的強大力量主導下，一步一步向前推進。毛教員和周總理，對於這一點應該是有明確的認識，並且較為自覺地否定了向左破局選項，1967年9月底毛教員回到北京之後，有人當面詢問為什麼王力和關鋒被隔離審查，毛教員回答說：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後續的文革進程中間，各地造反派受到嚴酷而長期的鎮壓，這是當權派聯手保守派獲得向右破局機會後的自我確證。

從事實和法律的角度，支持造反派的成長和壯大，不僅沒有錯誤，還符合文革轉型以來文革小組的基本職責。問題在於政治方面，各個階層和群體都參與到文革演習中來之後，反文革派的力量過於龐大，同時文革派內部的整合極為不充分，這兩者決定了向左破局的可能性極小同時向左破局成本過高。“揪軍內一小撮”本身不存在任何錯誤，就事實層面和法律層面而言，但是，這個選項卻不具備相應的實施條件——在沒有其他的有組織力量足以維護最低限度秩序的情況下，軍隊作為維護秩序的核心地位就無法動搖。把“揪軍內一小撮”進行到底，實際上就是要整合極為不充分的造反派為核心，瓦解甚至鎮壓當權派多數和保守派多數來實現秩序，這個選項的道義代價高到無法承受的地步。上海顯得很例外，王洪文領着工總司，先是順利地吸納了民間的保守派多數，接着又快速實現了工總司內部的整合，還用強硬手段瓦解了外部的反對派——上柴聯司和支聯站，造成了群眾力量的相對統一局面;在難於組織保守派對抗造反派的政治態勢下，多數幹部只能是理性選擇“檢討、亮相和結合”的三步走政策通道，選擇與造反派合作，最終具備了向左破局的先決條件——無需鎮壓當權派和保守派的情況下就能夠恢復秩序，上海在文革十年期間造就了“造反派掌權”的例外局面。

文革小組諸成員，在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上，陷入就事論事的局部眼光，看不到全局的結構性對比關係，因此，所作出的選擇就存在着巨大的盲目性。在行政眼光里，文革小組繼續支持造反派沒有一絲一毫的錯誤，但是在政治眼光里，文革小組成員的錯誤就很明顯了——不了解文革陷入僵局之後，向左和向右破局的各種後續影響和含義，尤其是不了解向左破局需要什麼樣的先決條件。

反過來，文革小組成員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群體，受到的長期和嚴酷的鎮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反證：低成本革命不成立，公有制社會裡一樣存在着維護既得利益和權勢的准階級存在，任何質疑他們優勢地位的人或者群體，都會受到他們毫不留情的鎮壓。就這樣，文革就像是一個自我確證的預言那樣：通過一場演習、特別是反文革派的表演，讓人們充分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間，真正有利於多數人的政治改良，也必須付出巨大的成本去克服來自特權階級的阻力，而且，文革還讓人們看到這個阻力多麼巨大。由於進步所需要克服的阻力過於巨大，就像歷史上的一切革命那樣，在革命遭遇到挫折之後，很多先烈不得不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戚老的十八年冤獄，張春橋和姚文元終生未能獲得自由，都是這一場未遂革命的巨大代價的一部分。

今日人生成功標準是要升官發財，以此而論，戚本禹先生的人生是一個悲劇。更準確地說，戚本禹先生是一個歷史受難者，應該補充的是，戚本禹先生主要不是為自己的個人原因而受難的，他是為人民的權力——首先是人民對於當權派的批評權——而受難的犧牲者。作為一個犧牲者，他先是蹲了十八年的大牢，走出監獄之後在上海圖書館工作時，依然牢記毛教員的教誨——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重新評價歷史人物，退休後領的是上海市最低退休工資(官方核定他是只有一年多工齡的退休人員)，而且，對於一個學者來說，還受到官學兩界的長期封殺：他走出監獄之後三十多年，大陸正式媒體沒有發表過戚本禹署名的只言片字。

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中間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戚老顯然就是官方正史的無窮誹謗也無法掩蓋其光耀的那種人，也是毛教員所說的那種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紀念白求恩》】

文革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到底收穫了多少?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常常在左翼圈內激起激烈爭論甚至是情感對立。

我們來看看毛教員自己是怎麼說的，1962年9月24日，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會議上講話時說“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後，有幾次復辟，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151頁】按照毛教員的觀點，社會主義革命很難一次成功，關鍵原因在於人們的認識進步需要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才能夠得出穩定的共識。所以，爭論文革一時一地的成敗，在曲折前進的歷史趨勢面前，是沒有意義的，這是“速勝論”思想作怪的結果。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及其復辟過程，是與人們思想進步的難度成正比。所以，正確的態度是：不讓前人的犧牲被白白浪費，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認真地總結經驗和教訓，讓我們的同志和他們付出的代價，儘可能地有益於人們認識的提高，由此，更快地結束前文明時代走向真正的人類文明。從認識成長的意義上看，文革作為一場檢閱戰鬥力和參與戰鬥各方優缺點的演習，對推進認識進步的潛力極大，我們今天需要繼承前輩的遺志，把這一點發揚光大。

在認識進步的曲折道路上，無論多麼大的失敗，只要是有助於提高人們認識、幫助更快地形成人類文明追求的努力，都是歷史性的成功，在這一點，戚老和他的戰友們，確立了永垂不朽的豐碑。到了社會主義真正勝利的那一天，也許人們會效法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們那樣建立一個“先賢祠”，記錄為人類走出野蠻做出獨特貢獻的先輩，毛教員和他的研究生戚本禹，都應該有資格入選。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會有反抗，這就像是物理學中間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相互作用一樣，毛教員說：“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4號，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間的指示】

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筆直的，一九三五年毛教員就批評過一種思想方法：“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於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於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哪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文革時期“唯我獨左”就是妨礙造反派完成政治整合的第一號障礙，今天的左翼圈內，有不少網友確有這種關門主義風範或者說政治潔癖。在文革期間，經過毛教員的批評之後，文革小組成員的改變也是明顯的。

毛教員反對“揪軍內一小撮”，反對把文革的批評鋒芒指向當權派和保守派多數，不是因為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也不是單純的策略，而是因為：這些政治異化現象及其人格化承擔者，其表現都內在地符合社會分化的規律，要解決社會分化規律造成的問題，必須真正地做到藉助人們認識提高來實現，團結幹部和群眾的百分之九十五，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絕對必需的要求，沒有多數人認識的提高和共識的形成，團結目標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多數當權派和保守派缺乏共識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革政治博弈和運動的走向，同時也決定了問題不可能在多數人沒有覺悟的情況下得到解決。為此，不僅文革需要轉向或者強行結束，而且，基於事實和法律而形成的判斷，還不合適公開地進行宣傳。老田反覆閱讀1967年11月6日發表的《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一文時，曾經非常疑惑，為什麼文章不引用中國文化大革命出現的情況來展開論證，而是大量講述蘇聯如何變修，要知道老軍頭鎮壓群眾、當權派操縱保守派歪曲運動大方向是論證社會結構阻力更為有力的證據。很久以後才明白，文章雖然是為了總結文革的實踐經驗並且進行初步的理論提煉，但是，對於大多數當權派和保守派，雖然他們是反對文革的，但也不能夠站到對立面去指責。不過，在當時是絕對必要的曲筆，今天不再需要的，我們有條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認識大大地推進一步。

文革和文革後的事實，都在驗證毛教員事先告訴我們的那些東西：“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麼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懷仁堂)，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

孔夫子都承認“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讓老百姓沒有出路的統治階級肯定是要完蛋的，因此，革命的潛能始終是由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利益兼容性來決定的。毛教員相信革命，正如他相信復辟不可避免一樣，復辟的統治階級以壟斷政治權力和階級利益為主要特徵，排斥多數人的政治解放和經濟提高要求，這就必然地站在多數人的對立面上，這就為自己造就了對立面——革命者，孫子起來暴動並推翻老子就有其歷史必然性。正是歷史完成了這樣的循環，所以，文革是不朽的，文革的那些犧牲者也是不朽的，這將會為一切後來者照亮前進的道路。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附錄：

姚文元、戚本禹和孫達人文章的論點摘錄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海瑞罷官》並不是如作者所說的是寫什麼“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而是千方百計地為我們今天的觀眾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英雄。”“戲劇衝突圍繞着“退田”展開。雖然吳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稱劇本“改以除霸為主題”，但實際上冤獄是從占田開始，“除霸”、“平冤獄”的行動也是圍繞着“退田”進行。“退田”被寫成是“幫助窮農民辦法的一種”，作為戲劇衝突最高潮的“罷官”，就是罷在“退田”這件事上。劇本通過“鄉民甲”的口特別說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戶”;要觀眾記住：戲裡寫的是貧苦農民同徐階等鄉官、貧官之間的鬥爭，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戶一邊的。“海青天”果然不負眾望，一上任就“為民作主”，他不但咒罵“高放債強占田真真市儈”，鼓動農民去“告狀”，而且在公堂上頗有民主風度地徵求告狀的“父老們”的意見。農民要求退還被徐家和“各家鄉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爺作主”，於是海瑞一道號令，“發出榜文，限令各家鄉官，十日內把一應霸占良民田產，如數歸還”。“退田”之後，尖銳的階級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後有好日子過了!”作者要貧農們“感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同唱”對清官的讚歌：“今日裡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劇本告訴人們：儘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動，地主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辦法去做，農民的“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決，“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劇本還着重刻劃了海瑞如何“為民雪恨”，大殺“貪官”。劇本反覆宣傳：“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決心“平民憤”，要把“惡官吏都掃盡”，“今日定要平民怨，法無寬恕重如山。”行動是劇本中海瑞判華亭知縣王明友斬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職囚禁，聽候朝命”，判徐階兒子徐瑛絞罪。據吳晗同志自己說，為了不致讓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勁頭”，“下了決心，把徐瑛處死”。這樣，罷官而去的海瑞，便成為一個反抗封建皇朝的勝利了的英雄。戲結束時，徐瑛被處死刑，徐階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撫驚惶失措，海瑞高舉大印，昂然挺立，口說“大丈夫頂天立地”，心裡想：“我海瑞還是勝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務，也“勝利”完成了。 ”“這個戲裡，作為正面英雄人物出現的，只有海瑞一人。農民只能消極地向大老爺喊冤，懇求‘大老爺與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運托給‘海青天’。為了襯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於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場的主要官吏統統設計成壞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親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

由於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獨占剝削果實，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難，“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斷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莊”和其他莊田，限制繼續兼併中小地主的“民田”。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當時官僚地主兼併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對的所謂“投獻”。

投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勢力的豪強地主收買同原田主有某種關係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獻”給自己，使原有的“富家”喪失土地，“獻田”的狗腿子就變成這塊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種是中小地主、富農、個別或少數自耕農為了逃避嚴重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律》規定官僚可以根據品級的高低有減免徭役賦稅的特權，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機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農、自耕農的土地強占為己有。由於土地絕大部分都為地主、富農所占有，官僚地主通過“投獻”強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土地⑨。這是事情的本質。《海忠介公傳》中記載：“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於暴貴者，以兼併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

既嚴重損害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又嚴重影響了皇朝的財政收入。

海瑞要鄉官退田，是要地主向農民退還土地嗎?不是。《明史》及幾個海瑞傳記都寫明，海瑞要求鄉官退田是退出“受獻”的土地。

海瑞自己在《督撫條約》中告訴我們：他當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積弊於相安，復祖宗之成法”。原來“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規定：“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己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這不正就是海瑞所處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規定這條反投獻的法律，是為了緩和本階級的內部矛盾，防止兼併惡性發展，以利於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專政。這個法律後來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過在這個範圍內搞了一下反投獻而已，怎麼能夠把他寫成為江南農民“作主”呢?

海瑞為了“窮農民”而反對過“高放債”嗎?最好聽聽海瑞反駁戴鳳翔攻擊他的話：“先年糧長往往於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逼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謂待完糧後，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並不反對鄉間的地主剝削，並不反對“放債”，只是為了解決皇朝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把海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

歷史劇需要藝術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並不要求新編歷史劇的細節都同歷史一樣，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階級立場、階級關係上符合歷史真實。

封建國家的法律、法庭和執行統治權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內，只能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決不可能是超階級的，決不可能是既為統治階級又為被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

戲裡的海瑞是一個封建皇朝的欽差大臣，可是他卻代表貧苦農民利益向徐階展開劇烈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護“徐家佃戶”和所有貧苦農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現，同所有執行地主階級專政的別的官吏相對立，“清官”和“貪官”之間的矛盾竟被寫成保護農民和鎮壓農民的矛盾、退還農民土地和強占農民土地的矛盾，絲毫看不出“清官”在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農民都被寫得消極無為，沒有一點革命的鬥爭精神，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來向“海青天”告狀，哀求青天大老爺為他們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顯然，在《海瑞罷官》的作者看來，階級鬥爭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清官”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需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個“清官”大老爺的恩賜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這樣，戲中就把作為地主階級專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統統美化成了離開地主階級專政而獨立存在的超階級的東西，宣揚了被壓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經過任何嚴重鬥爭，不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頭，實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貪官污吏一掃而光，就能求來“好光景”。

只要有海瑞這樣的“清官”按“王法”辦事，就能使法庭變成保護農民的場所，就能“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獄”，使農民獲得土地。這不是把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統統當作保護農民的工具了嗎?這不是把地主階級專政鎮壓農民的本質一筆勾銷了嗎?這不是在宣傳只要有地主階級清官大老爺在衙門裡“為民作主”，農民一“告”就能獲得解放了嗎?

原載《文匯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轉載於《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孫達人：應當怎樣估價“讓步政策”

當時在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任助教的孫達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報》“史學”專刊上發表的《應當怎樣估價“讓步政策”》一文，這是不同意翦伯贊觀點的一個代表，由此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

偉大的農民戰爭衝破了封建羅網，根本改變了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才使農民獲得了自由。相反，在農民戰爭失敗之後，封建政權的“讓步政策”，實質上恰恰就是剝奪農民所獲得的這種自由，重新束縛農民。

敵對階級之間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針鋒相對的。封建地主階級對待農民，決不會有什麼“讓步政策”。封建政權究竟採取什麼樣性質的政策，不是取決於革命壓力，而是取決於地主階級當時的階級利益，也即取決於地主階級的本性。

——摘自孫達人《應當怎樣估價“讓步政策”》

翦伯贊在1951年發表的《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中提出來的。他說：“每一次大暴動之後，新的封建統治者，為了恢復封建秩序，必須對農民作某種程度的讓步，這就是說必須或多或少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樣就減輕了封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又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樣就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因而中國歷史上每一次農民暴動或農民戰爭，可以說，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向前發展的里程碑。”

1961年，翦伯贊在《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一文中，對這個問題又有所補充和修正。他說：封建統治階級“並不是對每一次農民戰爭都讓步，他們對於那些小的局部的農民戰爭是不會讓步的。讓不讓，讓多少，這要決定於階級對抗的形勢，決定於農民戰爭帶來的階級力量的對比的變化。”他主編的影響較大的《中國史綱要》也有相近的論述。對他的觀點，史學界有不少人是贊同的。有的甚至概括為：“革命鬥爭——被迫讓步，再鬥爭——再讓步”是農民戰爭起推動作用的一條規律。

戚本禹：為革命而研究歷史

我們承認帝王將相中少數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之所以傑出，是因為他們的某些活動在客觀上符合了社會發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觀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種願望。我們始終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帝王將相中少數傑出人物，歸根到底不過是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歷史作用同人民群眾相比，同那些站在歷史火車頭前面的偉大革命領袖人物相比，不過是滄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眾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領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們去熱烈歌頌的偉大英雄。我們承認帝王將相中少數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也同一切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一樣，是人民群眾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他們在為歷史提供新東西的同時，往往伴隨着殘酷的壓迫、剝削，而且是從統治者當前的利益出發的。因此，我們在評述他們歷史作用的時候，也應該對他們壓迫和剝削的暴行進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當然，有時為了集中闡述某一個方面的問題，可以着重評價他們的進步方面;對他們之中一些功大於過的歷史人物，應該根據他們全部的歷史活動去進行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而不應該只就一點，隨意苛求。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可以無原則地去誇大他們的歷史作用，牽強附會地去讚美他們的文治武功，甚至為他們的歷史罪過進行粉飾和辯解。

階級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學的歷史，要了解階級鬥爭的歷史，就要對階級矛盾的雙方都進行研究。帝王將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們，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歷史學界在帝王將相問題上的爭論，反映了在這個問題的研究方向上還存在着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卻，而是要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做好這種研究。

正如背離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就不能正確認識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和帝王將相一樣，背離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也就不能正確認識封建社會的農民階級和農民戰爭。

你看，農民造反是為了升官發財，當新貴族、新皇帝，他們的鬥爭綱領又是封建主義的。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還存在着什麼不可調和的階級對立和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呢?我們怎麼可以設想，千千萬萬饑寒交迫、輾轉溝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奴，當他們被迫起來同剝削、壓迫他們的封建地主作生死鬥爭的時候，他們每個人所想的卻是怎麼讓自己去變成那些正被大夥所反對的老爺們?存在決定意識。每個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決定着他們自己的思想意識。農民，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它所處的被剝削地位，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們必然產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處於剝削地位的地主階級，則只能產生壓迫農民的思想。當然，封建社會的農民在某些方面會受到統治階級的思想影響，所以在他們的鬥爭綱領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的東西;而在農民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領導成員向封建主義轉化，或者革命領導權被地主階級分子篡奪，以致使農民革命變成封建統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這種歷史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歷史條件限制的緣故。至於農民革命鬥爭綱領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東西，同他們"均貧富"、"等貴賤"，"有田同耕"、"有飯同吃"的革命口號相比，畢竟不是主要的東西。所謂農民造反是為了升官發財等等，完全是對農民革命運動的歪曲。

對於歷史研究中所謂非歷史主義的批評，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們只要探究一下事實，就可以明白，原來近幾年來，歷史研究中的非歷史主義不是別的，而正是那種歌頌帝王將相，否定農民運動的現象。這種非歷史主義的出現，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責的，是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為缺少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

註：戚本禹《為革命而研究歷史》，載1965年12月《紅旗》雜誌第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