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中華民族的命運（全）

一．前言

中國的崛起被國際社會視為是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1]。隨着中國在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實力的不斷增強，已習慣於在國際事務中處於支配地位的西方深深感受到這一來自東方的挑戰。伴隨着對世界現有秩序及國際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憂慮，西方在不斷地自問，“西方已經失去了它的優勢了嗎？”，“西方是否已從頂點開始衰落？”[2]。與此同時，“中國威脅論”也開始在西方世界蔓延開來。

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學者們認為他們應該從歷史中去尋求答案[3] 。因為如果人 們能夠搞清楚，自十六世紀初（1500）以來，來自歐亞大陸西端的幾個小國是如何超越人口眾多並更為先進的東方帝國，進而在世界上占有主導地位，則西方就可由此得到啟示以應對當前來自中國的挑戰。在這個背景之下，“西方在歷史上為什麼會領先？”成為西方社會的精英和學者們所關注的熱點。人們紛紛著書立說，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世界歷史的了解。

然而， 儘管人們在這個領域裡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問題的答案仍有待於進一步的探索。譬如，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儒家傳統使得中國社會變得非常的保守，而猶太教和基督教則對歐洲科技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但是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科技革命仍處在萌芽狀態之時，伽利略根據其精確的天文觀察支持並傳播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這一新的理論，對羅馬教廷由“地心說”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神學理論產生了具有顛覆性的衝擊，並由此遭到了教廷的無情打擊，連帶着哥白尼的著作也被教廷列為禁書。由此可見，這種認為基督教對科技發展有積極作用的觀點並不能令人信服⁴。其次，中國歷史上曾經在科技領域大幅領先西方，說明中華文化中確有對科技發展起積極作用的因素。

此外，近年來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一種觀點認為地理位置和環境是西方在歷史上超越中國的主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例如戴蒙德（Jared Diamond）認為縱橫的山脈和湍急的河流把歐洲割裂開來，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但也因此激發了各個國家之間的競爭， 進而推動了科學和工業革命的誕生和成長。而中國幅員遼闊，地勢相對平坦，使得歷史上強勢的一方得以擊敗 各路英豪而實現統一。而統一和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則阻礙了競爭，進而阻礙了科技的發展 [4]^,[5]。 但是放眼今日，地理位置和環境基本上沒有改變，而地理上仍然處於被分割的歐洲則一直在努力推動其一體化的進程，同時在實力上已落後於幅員遼闊的單一國家美國。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如政治制度，經濟政策，科學技術，等等）來解釋美國的領先，但如果認為其所具有的地理優勢是決定性的因素則不僅和戴蒙德的觀點相左，而且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同樣，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強勢崛起，幾億人脫貧，中產階級隊伍飛速壯大，很多方面已超越歐洲和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環境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2010年出版的《為什麼現在是西方在主宰世界？》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在學界和社會上引起了轟動。 作者莫里斯（Ian Morris）將視野擴展到人類近一萬五千年的發展史[6]，並根據大量的數據建立了一個描述歷史發展的“社會發展指數”。莫里斯的工作對人類了解自身發展的歷程極具價值，但同時也引起學界激烈的爭論[7]。譬如，爭論的焦點之一在於一個單一的社會指數是否能夠有效地解釋和描述跨越一萬多年包含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的歷史。

引人注目的是，莫里斯也認為地理因素是西方在歷史上超越東方的根本原因。但和戴蒙德不同的是，莫利斯認為地理因素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可變的。譬如，地下的煤礦對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人們毫無意義，但對兩百多年前的人們則意義重大。他認為，歐洲人由於一直傾慕東方的繁榮和富裕，決定奔赴東方以期進行交易 ，不料卻誤撞到美洲，由此將廣闊的大西洋變成了收集財富的幹道。而面對浩瀚和未知的太平洋，中國這個東方帝國南下印度洋才更有利可圖。如此來看，地理位置無論如何都會使得西方先一步到達美洲，由此開始了主導世界的前奏。十七世紀初開始，新興的大西洋經濟給歐洲帶來了新的問題，西方為解決這些問題所做的努力促成了科技與工業革命。幾百年下來使得創造性的思維成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莫里斯認為人類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遠低於地理因素。因為任何歷史人物的作用不過是加速或減緩了歷史的進程，但無法改變歷史前進的方向。不僅僅是在政治領域，在科技領域也是如此。例如，如果沒有瓦特，同時代很多的競爭者也會很快發明蒸汽機。格雷（Elisha Gray）甚至和貝爾在同一天申請了自己的電話專利。所以說，電話技術無論如何都會面世。莫里斯進一步認為，不同文化對歷史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因為如果我們回顧人類過去五千年的歷史，你會發現東西方發展的進程總體來講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文化在歷史的不同階段也只不過是起到加速或減緩歷史進程的作用[8]。

誠然，從歷史長河的角度來看，莫里斯是對的。過去的五百年在歷史長河中是短暫的。五百年前歐洲的變遷加速了歐洲歷史的進程，而中國的文化使我們前進的步伐慢了下來。但是五百年前發生的事件對生活在今日的人們有着深遠和重大的影響。我們今天真正需要理解的，也是人們關注的熱點恰恰是為什麼五百年前歐洲產生了加速歷史進程的變化，而我們則延緩了自己的進程以至落後了。為什麼瓦特和貝爾出現在歐洲而不是中國？莫里斯贊同這樣的看法，亦即當時整個東方的文化更加趨於保守，而西方的文化變得更為外向和對外擴張，由此造成了西方的領先。如此，進一步的問題是，什麼原因造成五百年前西方文化更為外向而中國的文化更為保守？也就是說，過去五百年中不同文化如何影響歷史的的進程是我們今天所真正關注的，因為它將影響未來的幾百年。例如，哥倫布跨越大西洋去探險，其船隊和鄭和的船隊相比猶如是小舢板。從技術上來講，鄭和的船隊先於哥倫布近一百年去跨越太平洋而到達彼岸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關鍵在於心態。哥倫布是跨越未知的大西洋去探索和東方的貿易機會[9]，鄭和則是踏上早已熟知的航線去睦鄰（實則是以示中國之富強），也因此不會關注太平洋對岸未知的世界。而心態則和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因素或許要比地理因素更為重要。而關注歷史長河的莫里斯對當今人們關注的熱點沒有給出答案。

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一書（Civilization – The West and the Rest）是西方學者另一部引起廣泛關注的有關西方在歷史上為何領先的專著。佛格森認為，西方之所以在歷史上領先是因為他們在六大領域裡取得了突破，即在競爭意識，科學，私有制，醫學，消費觀念及職業道德等領域的發展使得西方超越了中國。這本書採用大量殷實的歷史資料為西方文化的演變做了清晰的注釋，使得我們能夠更為深入和準確地了解歐洲歷史事件的過程和意義。但是，需要進一步回答的，也是當今人們真正關注的熱點是，為什麼這六大突破沒有發生在當時處於領先地位的東方帝國—中國，而是發生在災難頻發的歐洲?

值得指出的是，在當前尋求問題答案的研究過程中，西方學者的視線基本上關注於歐洲歷史和文化是如何演變和發展並使其超越中國。但是，問題的另一方面同等重要，即五百年前，中國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或為什麼沒有發生應有的變化，使得在科技上一度領先的東方帝國被西方超越了，而這也正是長期懸而未解的“李約瑟難題”。

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復興，中國國家實力的不斷壯大，使得很多人對中國的前途充滿着希望和信心。儘管中國在很多領域，尤其是在需要創新意識的科技領域仍然明顯地落後於西方。 但是普遍的看法是，假以時日，中國在科技領域裡一定會趕上和超越西方。這種看法自然是基於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在各個方面飛速發展的歷程和事實，亦即由過去的經歷來預測未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西方要了解他們在歷史上為什麼會領先，中國也需要了解自己在歷史上為什麼落後了。因為如果不知道自己在歷史上落後的原因，則中國很可能會犯同樣的錯誤，在同一個地方跌倒，並被一直在反思的西方再一次拋在後面。

基於這樣的思路，作者將在本文中探討中華文化在歷史上的演變，以及由這種演變而形成的文化特質是如何阻礙了科學技術以及很多方面的發展，造成了中國在五百年前開始的停頓和下滑，導致了西方的超越。作者將進一步討論，這個文化特質在今天的中國是否依然存在? 它在中國崛起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對中國未來有什麼樣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將有助於思考和尋求中國的未來。

二． 中華文化在歷史上的演變

中華文化的演變表現在（1）知識分子在讀書目的上的改變以及（2）中國社會價值觀的改變。

（1）讀書的目的

歷史上對中華文化產生深遠影響的是曾經持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606 – 1904 ）。這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目的在於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它起源於隋唐，發展於宋代，明清時期達到高峰。在明清時代，通過考試最後階段的考生被授予進士稱號。而獲得進士將被授予中央或地方的官職。考試不限次數，落選的考生可以反覆再考。據估計，二十五萬至一百萬考生中才能出現一個進士[10]。競爭激烈的程度可見一斑。

學習和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做官，在中國歷史上早有記載。“學而優則仕”可見於公元前540-400年間的《論語·子張》。在宋朝期間，為招攬傑出人才為朝廷服務，皇帝宋真宗（986-1022）在《勸學詩》中寫下了至今仍在民間流傳的絕代佳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可見讀書做官會給有知識的人帶來無盡的好處。

從明朝的中期（1450-1550）開始，由於印刷技術的提高和推廣，市面上出現了大量的教科書和考試教材，為更多的有志之士準備考試提供了極大的便利[11]。由於參考人數的大量增加，科舉考試對社會的影響也因次而產生了質的巨變，並逐步地改變了人們對於學習，生活，和成功的看法及價值觀。漸漸地，對中國的文人而言，學習和掌握知識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能在科舉考試這一殘酷的競爭中戰勝對手，進而拿到官位，一舉由一個平民百姓而進入上流社會，成為有地位，有財富，和有權力的貴族。逐步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被社會普遍接受和尊重的人生奮鬥目標。

研究進一步顯示，科舉制度從明朝開始對人們的思維方式以及中華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個針對中國歷史上二十一個著名醫學家所進行的研究發現[10]， 生活在科舉制度之前的八位醫學家都把行醫作為自己的首選。而生活在科舉制度初期的五位醫學家有四位選擇行醫為自己的首選職業。可是從明朝開始科舉制度進入高峰期，這以後的 八位醫學家裡有七位首先選擇的是參加科舉考試去做官。只是由於屢次落選，無奈而選擇行醫以維持生計。

科舉制度對中華文化的負面影響體現在人們對生活的態度和世界觀。當時的社會普遍認為，一個人準備考試越早越好。從兒童開始在私塾里的學習完全專注於四書五經。數學是地位低下的商人才學的東西，而科學技術更是被貶為是勞動階層的需求[12]。從明朝開始，由血緣關係而形成的大家族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資源，在很多領域投資獲利。而其中一個重大的家族責任就是為族內最聰明的男孩學習和準備科舉考試而提供一切必要的資助[13]。

由於考試不限次數，多少仁人志士為此耗費了一生寶貴的時光。例如，生活在明朝中期的學者羅玘（1447－1519）屢次參考不中[14]，但從未放棄，終於在四十一歲的時候一舉中的，考取了進士稱號，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成為弘治皇帝的近臣。而當時光來到十九世紀的清朝，對於有高遠理想的知識分子而言，能否考取進士仍是關乎其一生成敗的關鍵之役[15]。魏源被認為是清朝第一個認識到中國陷於衰退的文人。1794年出生的魏源從小聰明伶俐，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就考取了舉人。但隨後考取進士的路程頗為坎坷，屢次不中，直至五十一歲的時候（1845）才最終考得進士。

以上的這兩位還是幸運的。因為不論如何艱辛，他們最終還是達到了目的。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太多的 文人一直考到七，八十歲而不中。很多人一直考到年老體衰，體力上無法再應付殘酷激烈的競爭。如此，他們的一生也隨之而葬送[10]。此一現象被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宮崎市定（Ichisada Miyazaki）稱為“中國的考試地獄”。此刻，當我們再度閱讀《范進中舉》，應該會對明代社會的狀況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

當人們討論科舉制度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負面影響時，大部分的焦點都集中在考試的內容和形式上。比如八股文的刻板形式以及對四書五經的死記硬背。人們認為這些都限制了國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其實，更深層的影響是，從明朝開始，通過科舉考試而做官已變成了一個為社會所推崇的趨勢，由此知識分子徹底地喪失了探索未知世界和開發新的科學技術的興趣。相反，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準備考試上。此刻，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人生的成功就是成為有社會地位，有財富和權力的官僚。而這才是科舉制度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對中華文化產生負面影響的真正原因之所在。這種思想上的轉變，這種文化上的演變，阻礙了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繼續發展，成為中國在歷史上走向衰退的因素之一。

此外，進一步審視歷史，我們會發現，從明朝中期開始，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轉變更使得中國歷史上的衰退變得不可逆轉。

（2）中國社會價值觀的改變

明朝初期（1368-1450）的中國社會處於一種有序而又靜止的狀態。著名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將其描述成是處於“冬眠”狀態[16]。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理想是要消滅社會中的貧窮。亦因此，他治下的理想社會是，家家耕有其田，經濟上自給自足。人人安居樂業，不需要為生計而到處奔波。如需要遷移則必須得到政府的許可。社會治安良好，社會秩序穩定。人民擁護政府，政府愛護人民。一幅令人嚮往的農業社會的美好圖卷。與此同時，商業活動在明朝初期也被限制在最低的範圍之內，商人的地位被置於社會上四個基本行業中的最底層，正所謂“士農工商”。

從明朝中期（1450-1550）開始，中國社會開始經歷了深刻的變化，而由此所引起的文化上的演變直到今天都在深深地影響着當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此時理想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正逐步消失，社會中的商業活動逐步增加。人們的興趣從務農耕作轉向如何在競爭中掌握經商技巧和追逐盈利的機會[17]。同時，地方政府也開始對商業活動持正面和積極的態度。由於商業活動的增加，學者也開始探討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例如大學士丘濬（1421-1495）就著書支持自由貿易，建議政府少干預市場[18]。 這期間，地方政府常常為了當地的市政建設需要籌措到預算以外的資金，因經商而致富的商人也積極捐款，參與到地方的市政建設。 漸漸地，處於社會行業中最頂層的士紳與最底層的商人之間的界限模糊起來。開始有人認為，商人也可以成為具有儒家氣質的士紳[19]。

隨着商品經濟的逐步發達，一些新的社會風氣也開始浮現。例如，一些有知識而又富裕的士紳開始以各種方式顯示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例如出書談論各類昂貴的珍奇異果之間的差異[20]，而一個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不能讓人看見他和普通人吃一樣的水果。人們的生活方式也開始變得奢華起來。宴席上時常有幾十道菜。一直被認為是地位低下的商人也開始和士紳一樣穿戴新穎的衣着服飾。人們開始追逐財富與聲望而看不起貧賤之人。漸漸地，財富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徵[21]，衣着，服飾以及擁有的詩書成為劃分人們社會地位的標誌，人們開始為了面子和令人羨慕而消費。面對社會的變遷，一些文人開始懷念明朝初期淳樸的社會風氣，感嘆傳統的“士農工商”這樣的社會結構和等級觀念遭到破壞，並為由儒家思想所主導的道德秩序開始敗落而痛心[22]。

當時光來到明朝後期（1550-1644），人們感覺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舊有的觀念和社會結構正在瓦解，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中充斥着更多的金錢以及人們內心中表現出更強烈的競爭意識[23]。與此同時，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社會更加繁榮，人們盡情地追求享樂，生活方式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旅遊熱潮

富裕的社會掀起了旅遊的熱潮。人們在忙碌之餘也開始熱衷於參訪各處的風景名勝，廟宇聖地，以及各處的建築藝術。旅遊已成為全民性的娛樂活動。每當春末夏初河水初汛之際， 蘇州和常州常常有來自四面八方百十隻遊船聚集在河中，擊鼓奏樂，好不快樂[24]。 一向被禁錮家中的婦女們也不甘寂寞，杭州西湖周圍的山水是她們的首選遊覽勝地。不僅江南熱鬧，北方也不寂寞。北京做為首都，更是萬眾嚮往。一到正月燈市，熱鬧非凡，來自各地的人群不下數萬，把個京城擠得是水泄不通。到了正月十九日，城裡的居民又都涌到城外，暢遊西郊白雲觀，盡情的遊玩，並就地野餐[25]。正是在明朝後期，遊客徐弘祖（1586-1641）詳細記載了他1636至1640年間從揚子江口附近的家鄉江陰出發到雲南雞足山佛教聖地的旅程，寫就了那本名聞遐邇的《徐霞客遊記》。

在那個年代，為了顯示自己高於他人的社會地位，一些士紳熱衷於收藏各類書籍，儘管其中很多書他們從沒看過。還有一些士紳熱衷於收集各類形狀獨特的石頭，花上一大筆錢買來放到家中以供欣賞。而另一些富有的士紳則以能夠瞻仰各地的名勝美景為榮，並將其冠以“八大景觀”，“十大景觀”，等等，以此來顯示他們見多識廣，勝人一籌的文化素質和欣賞能力，將自己和普通人區分開來[26]。

奢侈的飲食文化

飲食的奢侈情形 在宴會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即使是尋常百姓之家的聚餐，也必定要有十幾個菜，而且一定要有山珍海味。最好能有來自遠方的珍品，這樣才有面子[27]。而上層社會的宴會就更為奢華，食材必定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山珍海味中的極品，如南方的牡蠣，北方的熊掌，東海的鮑魚，西域的馬奶。這種宴席的花費之巨，一個中產之家即使是傾家蕩產也是一次也辦不起[28]。政府官員與士紳之間的宴會不僅非常的昂貴，而且也愈加的頻繁。徐階（1503-1583）曾提到明朝後期知府與推官宴請巡撫的事例，宴席中甚至包括稀有珍貴的燕窩。

攀比之風愈演愈烈

隨着社會的更加繁榮，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富裕的人們開始對儒家道德倫理所規範的社會結構和等級觀念發起挑戰[29]，自認應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並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這種競爭最明顯地表現在對時尚的追求。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地位，人們開始購買昂貴的商品。但是由于越來越多的人可以買的起，時尚的標準也隨之改變，促使人們去購買更為昂貴的物品，以免自己的風頭被他人蓋過。這種對社會地位和身份的焦慮，導致這種攀比之風愈演愈烈[30]。

這種攀比尤其明顯地表現在人們對名牌的追求，而當時的蘇州則是引領這股熱潮的弄潮兒。明朝後期流行起來的“蘇樣”，“蘇意”是蘇州風尚的代名詞，從生活方式到行為方式，舉凡服飾穿着、器物使用、飲食起居、書畫欣賞、古玩珍藏、戲曲表演、語言表達，無所不包。僅僅是昂貴的綢紗已經不時髦了，必須配有蘇州的刺繡。只有蘇州產的衣服才稱得上華麗，只有蘇州加工的產品才稱得上精美[31]。在明朝後期，蘇州風尚不僅僅是一種炫耀性的風尚，更是品位和身份的象徵。全國各地對蘇州的仰慕及崇敬已達極致，可謂是亦步亦趨式地效仿和追隨[32]。

在明朝後期，不僅僅是有錢人，就連販夫走卒也被捲入到這場攀比熱潮之中，整個社會都陷入瘋狂的狀態。為了身份和面子，人們在服飾上大下本錢，竭盡所能地做到衣着華麗。在街上你已不能單憑服飾而判斷他人的身份。蘇州刺繡也可以在農貿市場上買到，就連賣舊貨的和走街串巷的小商販也把自己打扮的像個有身份的士紳。而出售樸素衣衫的市場已不復存在[31]。

這時的中國社會徹底的進入到了一個完全以追求社會地位為宗旨的新時代。很多人由於屢考不中，為了生計而轉而經商。經商致富後，則安排後代放棄經商而轉入學習，準備考試。無論是經商還是學習，宗旨都是為了維持或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和身份[33]。

由此，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民族的價值觀歷經宋朝直至明朝後期完成了一次意義重大並且影響深遠的演變。一千多年前，由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壟斷的唐朝在戰亂中結束，其陳舊的治國理念遭到拋棄。取而代之的宋朝則在各個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以儒家思想及論理作為治國理念，並通過科舉考試提拔和重用深喑儒家之道的學者治理國家。這些學者官員面對挑戰，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實施變革，使得宋朝在政治，經濟，哲學，文化，文學，藝術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科技領域，文人學者遵循儒家傳統的“格物致知”理念，意識到對世界的認識來源於對自然界深入和透徹的研究和了解[34]。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宋朝期間出現了很多發明和創造，如印刷，造船，紡織，陶瓷，採礦以及農業方面的新技術。亦因此，宋朝被歷史學家們稱為中國歷史上變革的年代，並被視為是當時人類最先進的文明。一些學者甚至稱宋朝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35]，在很多方面和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當歷史進入到明朝後期，此時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財富成為社會地位和身份的標誌，人們竭盡全力去追逐利潤和金錢，使得競爭日趨激烈，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觀念漸被拋棄[36]。中國社會的價值觀至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通過競爭而擁有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出人頭地成為人生的奮鬥目標。正是在這個大的背景之下，明朝後期的著名學者馮夢龍（1574－1646）通過自己的觀察和總結，在《警世通言》中寫出了千古絕句，發出了從那時起一直到今天這幾百年來激盪在中華民族每一個人內心中的最強音：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37]

由於奮鬥目標已演變成是爭做人上人，出人頭地，人們的各種努力很自然地也都是圍繞着這個目標而進行的。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舉考試以期金榜題名，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才是人生的正途。而對於社會中的其他人，如不能金榜題名，則仍可通過經商致富以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其他被認為有用的技能還有中醫，寫詩與作畫，因為這幾項技能仍可幫助普通人進入上流社會[38]。醫學還能入圍，只因人們在生活中實在離不開它。在這個社會環境下，不僅僅是知識分子，整個社會都對觀察自然世界，研究和了解自然現象以及發明新的技術失去了興趣。因為這些努力不僅完全無助於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而且還屬於“玩物喪志”。

例如，在明朝後期，由於印刷技術的高度發達，出版的書籍無論是種類還是印刷量都遠超於史上的任何時期。當時，印刷技術在歐洲剛剛問世不久。此時來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面對中國社會上圖書之豐富，價格之低廉，驚的是目瞪口呆[39]。這時期在社會上流傳的書籍內容豐富，五花八門，包括有啟蒙讀物，德育課本，法律條文，醫藥，占卜，小說，戲劇，色情讀物，幽默故事，導遊手冊，國外風情，等等。只要是人們感興趣的內容，應有盡有。甚至被朝廷查禁的離經叛道的圖書也有人收藏。

就在這個時候，學者宋應星（1587-~1666）撰寫了中國科技史上的巨著《天工開物》（1637）。在這本書中，他收集了中國歷史上各類技術和發明，並配有詳細的文字說明和圖解。其種類之多，可謂是史無前例。因此，這本書被稱為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在中國的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氣氛，他自知這本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因而擔心會被視為是不務正業。事實證實了他的擔心。即使在出版界極為繁榮的年代，他的書上市後卻反響慘澹，購者寥寥，自然也沒有再版。更令人遺憾的是，儘管當時社會上的一些收藏家們擁有私人藏書多達幾萬卷，宏偉的藏書樓令歐洲的傳教士深為震驚，但《天工開物》這部科技巨著卻在中國幾近失傳，幾乎是無人收藏，直到三百年後方得益於僅藏於日本的版本使得此書得以重新印刷並發行[39]，在中國重見天日。

由此可見，中華文化和中國社會價值觀的演變使得整個社會喪失了對科學技術的興趣，進而阻礙了科學技術以及很多方面的發展，造成了中國在五百年前開始的停頓和下滑。

而此刻，在歐亞大陸的另一段，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藝復興運動和科學革命卻誕生於和明朝處於同一時期的歐洲。接下來，就讓我們看一看當時的歐洲人在做些什麼，以及他們的文化和價值觀是如何演變的。

三．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表現出的的激情，執着與痴迷

五百多年以前發生的文藝復興運動在歐洲歷史上有着重大的意義，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其間發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使得歐洲發生了廣泛和深刻的變革，並由此超越了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進而在世界上占有主導地位。這期間的幾位代表性人物的經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歐洲的文化及價值觀的演變。

和明朝處於同一時代的歐洲此刻正經歷着一系列的災難和危機。始於十四世紀三十年代（1330s）的黑死病肆虐着歐洲大陸，造成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歐洲人口死亡。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各國的政治形勢陷於混亂，經濟陷於蕭條，社會上腐敗橫行，道德淪喪。同時，戰爭連綿不絕，使人變得殘暴與自私。甚至就連引導人們精神寄託的教廷也陷於分裂，同時有多人聲稱自己才是正統的教皇[40]。面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人們感到憤怒，惶恐與迷茫。難道主導歐洲過去一千年來的規範和觀念都不起作用了嗎？人們感到失去了方向。

生活在這個動盪年代的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記錄下了他當時的心境，“睜開眼睛看一看這個新的時代吧。這是一個令人憤恨，令人厭惡，令人恐懼的時代，充滿着背信與欺詐，殘暴與傲慢，無恥與貪婪，邪惡與墮落[41]^{, [42]} 。”面對這一切，人們應該怎麼辦？上哪裡去尋找引人向上的道德楷模？彼特拉克認為，一千多年前的古羅馬有着輝煌的時代，人們過着幸福的生活。他們身上顯示出的美德才是我們應該效仿的。而那時期的很多偉大人物可以成為我們人生的榜樣，譬如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只有效仿他們我們才能重新擁有美德。為了這個目的，彼特拉克認為必須要拋棄過去一千年裡所接受的教育和觀念。在他看來，從古羅馬結束到今天這中間的一千年完全是一個“黑暗”的時期，就是一個過渡的“中間年代”（也就是我們所稱的“中世紀”）[43]。他呼籲，為了改變我們今天的社會和人的思想，我們必須要讓古羅馬文化得到重生。由此，揭開了文藝復興運動的序幕。

彼特拉克就此掀起了一場尋找，發掘，修復和研究古代文化遺產的運動，重新發現散落在人間的古代重要人物的書信，詩歌，以及其他文學作品。身為一個學者，他把文學研究和寫作視為自己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他個人從來都不在乎財富，因為他不想花大量寶貴的時間為財富操勞[44]。他認為做自己喜愛的事才能帶來真正的快樂。他忘我地投入到寫作中，漸漸地有了名氣。十年間，教廷曾兩次找到他，希望他能接受教廷內的高級職位，但都被他婉言謝絕了。因為接受了這麼高的職位，他的寫作計劃就會受到干擾和影響。彼特拉克的人生價值觀影響了此後的幾代人，很多人廢寢忘食地投入到整理，收集和出版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的資料，這種動力源於他們對學術研究的激情，熱愛和痴迷。十六世紀初的法國學者布德（Guillaume Budé）曾經抱怨，為了結婚他不得不做出“犧牲”，暫時中斷工作。即使在嚴寒季節，人們仍然勤奮的工作，常常要對着筆尖哈氣，以保持墨汁不被凍住，這樣才能繼續寫下去[45]。

文藝復興運動讓人們重新燃起了對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文化的極大興趣，並且使得更多的人對古代的哲學思想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例如古羅馬時期的天文學家托勒密（Ptolemy）已經認為地球是一個球體，而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同時期的地理學家斯特雷波（Strabo）等人的贊同[46]。一直到十五世紀後期人們對世界地理的認識仍還停留在三大洲，即貧窮的非洲，富裕的亞洲以及他們所生活的歐洲。歐洲人為了和亞洲的印度進行貿易，所經的路線是繞過非洲的好望角再向東到達印度。但當時很多有學識的人都認為，既然地球是一個球體，那麼從歐洲向西行也應可以到達印度。此時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已經有了近三十年的航海經歷。身處文藝復興時期的他有機會認真研讀了古羅馬時期斯特雷波發表的地理學專著並得到啟發和鼓勵。他有了一個宏偉的計劃。既然地球是個球體，他要向西經過大西洋去尋找到達印度的捷徑。哥倫布於1492年的十月登陸巴哈馬和古巴，並於第二年（1493）的三月返回歐洲。這一消息在幾個星期內迅速傳遍了整個歐洲，成為令人矚目的大事件。哥倫布的航海經歷證明了地球確實是個球體，即使一直往西邊航行也不會掉到深淵裡去。而更令人震驚的是，地球上居然還存在着另一個世界，生活着一群和我們如此不同的土族人，而我們以前對此竟然一無所知。這一事件在歐洲引發了人們極大的興趣，激起了人們不可遏止的好奇心。

歐洲人此時有一種興奮的感覺，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年代。哥倫布的探險之旅為很多領域重新注入了活力，尤其是測繪，製圖，航海和天文學等領域。例如，隨着新的測量技術的出現，人們可以更為準確的測量距離和高度。而新的測量結果又被填補到現有的地圖中。早期的地圖沒有嚴格的距離和高度概念，只是一個大概的描述。此刻，歐洲各地出現了大量的志願者加入測量的隊伍中，不斷更新的地圖變得更為準確，實用和令人興奮[47]。整個歐洲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而此時年輕的哥白尼（1473-1543）也張開雙臂，盡情地擁抱這個激動人心的時代。航海探險使得天文學吸引了人們更多的關注。哥白尼於1491年進入克拉科夫大學（University of Kraków）並選擇了天文學專業。離開學校後，哥白尼回到家鄉擔任他叔父的私人助理。他的叔父身份顯赫，不僅對教會，甚至對當地的行政事務都是一言九鼎。他希望哥白尼能夠接他的班，這樣就可以確保哥白尼此後一生的榮華富貴。然而哥白尼和彼特拉克一樣對財富並不感興趣。七年後他離開了他的叔父，來到一家教會做了一個毫不起眼的教士。儘管生活安逸，但他只要稍加努力也可以上升一級，晉升為牧師。身邊的朋友包括教會的管理層為了讓他晉級曾多次催促他採取行動。可是他不為所動[48]。相反，哥白尼在完成教會的工作之餘，繼續沉浸於他所鍾愛的天文學的研究工作之中，並於1514年寫下了一篇短文，簡要的概述了他的日心說的理論。在隨後的二十年裡，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撰寫日心說理論的工作中，並於1543年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天體運行論》，就此開啟了科學革命。

雖然哥白尼的著作受到了矚目，但他的日心說的理論當時還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尤其是他的很多結論還沒有實際觀測來支持。儘管如此，哥白尼的工作已經對當時根據亞里斯多德學說而建立的地心說形成了挑戰。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為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已不能準確地描述自然現象，社會上不斷發出質疑之聲。

伽利略（1564-1642）年輕的時候就痴迷於數學和物理，也逐漸地展示出他善於觀察自然現象並勤於思考的天分。當時在學術界處於主導地位的亞里士多德學說認為，在下落過程中，重的物體要比輕的物體下降的更快。但這和他的觀察截然相反。他注意到，冰雹不論大小都是同時落地。當他向一位教授提出這個問題時，這名教授對這個違背正統學說的問題非常不滿，告訴他，那是因為那些冰雹是從不同高度下落的，最後重的追上了輕的。伽利略感到很驚訝，哇，那麼多大小不同的冰雹從不同的高度開始下落，竟然能同時落地，這太不可思議了。很顯然，這個答案是不能令他信服的[49]。

畢業後，伽利略成為大學的教授。但求學期間讓他感到困惑的有關物體運動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里，成為他學術研究的方向和重點。他不斷地設計各種實驗，對物體的運動做細緻的觀察，發現了描述運動和時間的數學公式[50]。伽利略認為觀察到的運動應有其內在的規律，而這個規律是可以用數學形式來表達的。同時他也認為，任何理論都需要被觀測所證實才能被接受。伽利略把理論和實驗相結合的觀念引入到對自然界的研究之中，掀開了現代科學的帷幕。

1604年的9月發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人們在天空中發現了一顆新星。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太空中的世界是永恆不變的。而這顆新星則揭示了太空中的變化。這時伽利略的興趣已逐漸地轉移到對天文學的研究。他認同哥白尼的理論並對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有了更深的質疑。1608年9月，荷蘭人漢斯李普希（Hans Lipperhey）聲稱擁有一個新的發明叫望遠鏡。這項新技術可使遠處的東西看上去就在眼前。由於這項新技術有着廣泛的應用價值，得到了荷蘭政府的資金贊助。消息傳出，其他國家爭先恐後，紛紛通過各種途徑來製造望遠鏡。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歐洲，發明新的技術受到整個社會，包括上層社會的重視，鼓勵和支持。

新的望遠鏡給了伽利略以啟示，他很快就製做出了看得更遠並且精度更高的望遠鏡。對自然界的好奇心與渴望了解自然規律的強烈欲望促使他把望遠鏡對準了天空，以期解答困擾自己和知識界多年的問題。1608年的一個秋夜，明月高懸，伽利略爬上了自家的閣樓，把望遠鏡伸出窗外。就在這一刻，天空在伽利略的眼前展現出了自己真實的面容。 在許許多多的不眠之夜裡，伽利略忘我的工作着，觀測到了一個又一個世人從未看到過的天體的面貌，這讓他沉浸在巨大的興奮之中。他的觀測結果對多年來依據亞里士多德學說而形成的神學觀念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也為牛頓等後人的科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牛頓（1643-1727）出生的時候，明朝已到了最後時刻，而文藝復興運動也進入到了後期。1661年夏天牛頓進入了劍橋大學。在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的一部關於牛頓生平的紀錄片中[51]，歷史學家帕特里夏法拉（Patricia Fara）描述道，“牛頓進入大學的那個年代，科學還沒有顯示出任何特別之處。既沒有科學方面的學位，也找不到與此相關的工作。科學在當時還沒有顯示出有什麼用處。”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那時的科學連個冷門都算不上， 更談不上什麼“錢途”。但是和前輩一樣，求學期間的牛頓沒有追求財富的熱情，卻顯示出了對科學研究的極大熱情和愛好。他在筆記本里寫下了要研究的方向，他要把科學涉及到的所有領域都納入到他的研究範疇內[52]，並開始了完全獨立的研究。據說，他曾用針扎自己的眼睛以改變視網膜的形狀，就是為了能看到一些不同的現象[53]。在研究光線和顏色時，他把自己關在實驗室里，只吃一點麵包，零食和水，日以繼夜，可說是到了不到目的決不罷休的程度。正是因為這種激情和痴迷，他在數學，動力學，天文學，光學等多個領域為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至此，人們可以看到，五百年前的歐洲可謂是多災多難。疾病蔓延，戰爭不斷，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矛盾不斷加深和激化，人們在絕望之中不得不尋求改變，使得文藝復興運動應運而生。而由哥倫布探險之旅所開啟的大西洋經濟為社會中的各個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對現有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挑戰，形成了一個鼓勵人們不斷探索未知世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以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和求知慾。一些人或致力於發掘和整理失散了的文化遺產，或觀測和研究自然世界和宇宙中的各種現象並揭示其內在的運動規律。他們的努力改變了世界，引領了影響深遠的科學革命，推動和加速了歐洲歷史發展的進程。他們受到世人的敬仰，得到巨大的榮譽，在人類歷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但是推動他們做出傑出貢獻的動力不是金錢，地位和榮譽，而是他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所抱有的激情，執着與痴迷；是他們從年輕時就激發出的對自然界和宇宙的極大興趣和好奇心，以及要了解自然世界的強烈願望。為此，他們忘我地投入，鼓舞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一個新的文化就此誕生。

回顧五百年前的中國，中華文化也在演變。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出人頭地而成為人上人變成每一個人的奮鬥目標。人們的視線完全聚焦於人的身上，或者說是完全聚焦於如何通過競爭而超越他人。這一文化上的演變遏制了人們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認識和了解自然的欲望，進而阻礙了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歷史遺憾地告訴後人，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在刻苦努力，勇於競爭，奮勇向前，為超越他人而奮鬥的時候，作為整體，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卻被他人超越並遠遠地落在了後面。

至此，文化上的演變不可避免的使得東西方在五百年前踏上了不同的道路。

俗話說“世事難料”。接下來讓我們看一看，當中華民族陷入最低潮的時候，曾經讓中國走向衰退的中華文化又是如何幫助中華民族東山再起的。

四．中華民族的再度崛起

中華民族的衰退最終導致了近代的貧窮和落後。孫中山曾經哀嘆道，中國“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多少仁人志士，為了中國的富強而前赴後繼，寫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但是正如孫中山所說，“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盤散沙。”多少次的努力受到挫折，使得中國人民仍然在黑暗中摸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第一次能夠有效地組織和動員全國的力量來面對來自外部的挑戰。譬如，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韓戰協議，六十年代原子彈的研製成功，以及七十年代的衛星上天，都在在顯示出中國已不再是一盤散沙。但是中國的經濟狀況以及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仍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世界。始於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使得自鴉片戰爭以來壓抑並累積在中國人民內心中的能量和激情得到爆發。面對現實，擺脫了多年來禁錮在思想上的諸多束縛，中華民族下定決心一定要迎頭趕上。中國人民奮勇向前，勇於超越他人的競爭意識至此得到了重生。只不過，這次競爭的對象和要超越的目標是西方世界。

1977年中國恢復了被中斷了十多年的高考制度。通過激烈的競爭而考入大學的年輕學子們滿腔熱情地投入到了忘我的學習中，期待儘快地掌握現代的科學技術知識，因為他們深知自己肩負着整個中華民族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重任。1978年《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這篇文章詳細地描述了中國數學家陳景潤在艱苦的條件下對如何證明數論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進行了研究，並做出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好的成果，在國際上受到高度讚揚。這一報道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信心和鬥志。

從1981年起，中國國家女子排球隊連續五次獲得世界盃，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的冠軍，實現了國際排壇中的第一個“五連冠”。她們努力拼搏並不斷地在競爭中取得勝利的精神面貌被譽為“女排精神”。她們的勝利更進一步地堅定了中華民族在趕超西方世界的競爭中爭取勝利的信心和決心。響徹全國 “學習女排精神，振興中華” 的口號表達出了人們發自肺腑的心聲。

至此，中華文化中勇於超越他人的競爭意識再一次滲透到人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面。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在湍急的河流中漂流被視為是探險運動的標誌。征服了世界幾大河流的兩隻美國漂流探險隊於八十年代初申請到中國的長江進行漂流活動。在他們看來，長江是世界上最湍急的河流之一，如果能夠征服長江則對他們極具意義。當時的中國並沒有人從事漂流運動。然而，由於長江對於中華民族具有崇高的象徵意義，在聽到美國探險隊將要漂流長江的消息後，身為西南交大電教室攝影員的堯茂書決定捷足先登漂流長江。堯茂書堅定地認為，“漂流長江的先鋒應該是中國人！征服中國第一大河的第一人，應該是炎黃子孫！”此刻，漂流長江已不僅僅是一項探險運動，它更被視為是中華民族和西方世界進行競爭的具體體現，也因此受到全國的矚目。

堯茂書從沒有受到過漂流探險的職業訓練，無論是在經驗上還是設備上和美國的探險隊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但這都沒有讓他有絲毫的猶豫。中華民族勇於競爭，奮勇超越的精神激勵着他。1985年的5月堯茂書從長江的源頭開始飄流，征服了一個又一個激流險灘。7月24日，在漂流了1270公里後，不幸於金沙江觸礁遇難。但是，人們並沒有因此而退縮。隨後的幾隻漂流隊繼續着堯茂書未竟的探險活動，最終於1986年在美國探險隊之前完成了人類首次長江全程的漂流，贏得了這次競爭的勝利。為了這次勝利，中方共有十一人獻出了生命。

中華民族奮勇超越的競爭精神推動着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從改革開放到今天這近四十年裡，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1974年中國重返亞運會，旋即於1982年超越日本獲得金牌總數第一名並一直保持到今天。而日本在此前的三十年裡曾一直獨占鰲頭。1984年中國重新加入奧運會。此後，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在2008年戰勝美國，俄國及德國等各路豪強，奪得金牌總數第一。

2003年10月15日，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航天員楊利偉乘由長征二號火箭運載的神舟五號飛船首次進入太空，使得中國成為第三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2008年9月27日，中國航天員翟志剛在神舟七號任務中完成了中國人的第一次艙外活動，標誌着中國成為第三個有能力把太空人送上太空並進行太空漫步的國家。2013年12月14日，中國的登月探測器“嫦娥三號”帶着中國的第一艘月球車 “玉兔號”成功軟着陸於月球，成為自1976年以來第一個在月球表面軟着陸的探測器。

2012年7月，中國自行設計，自主研製的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在馬里亞納海溝試驗海區下潛7062米，創造了世界同類作業型潛水器的最大下潛深度紀錄。

2014年11月17日公布的全球超級計算機500強榜單中，中國的“天河二號”以比第二名美國“泰坦”快近一倍的速度連續第四次獲得冠軍。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以購買力平均價（PPP）為基準的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2015年的一篇報道，到2020年中國對外的直接投資預計將達2萬億，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家之一。

這些事實顯示出，當中華民族為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激烈的競爭中時，整個民族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可以充分地發揮出自己的聰明和智慧以奮勇趕超前面的目標。時過境遷，占據中華文化核心地位的競爭精神雖然導致了五百年前開始的衰退，但也造就了今天舉世矚目的重新崛起。值得指出的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重塑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是全民族的共同心聲，也是中華文化在國家層面的具體體現，即中國要在國際社會中出人頭地並享有崇高的國際地位。

中國儘管在崛起過程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夢想，實現“中國夢”仍然是任重道遠。為此，中國正在努力地增強自身的“軟實力”，擴大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中國和世界強國之間的競爭可謂是鏖戰正酣，中華民族的競爭精神將繼續激勵着人們奮勇向前。

然而，在不知不覺之中，中華民族再次面臨自身文化的嚴峻挑戰。

五．中華民族再次面臨自身文化的挑戰

從改革開放到今天這三十多年裡，中國經濟飛速的發展，中產階級快速壯大，更多的人富裕起來，社會更加繁榮，人們盡情地追求享樂，生活方式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旅遊熱潮

富裕的社會掀起了旅遊的熱潮。根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14年7月的一篇報道，2013年，中國旅遊業增加值占全球GDP的9.5%，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達3.1%，創造了1億多個直接就業崗位。

中國是國內旅遊發展最快的國家。富裕的人們已不僅僅滿足購買昂貴的物品，他們還越來越想看看國內的美麗風光。大量的國人在國內各地遊玩。逢年過節，國內的各個旅遊景點可謂是人滿為患，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遊客把這些景點擠得是水泄不通。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車進入了家庭，以個性、便捷、省時、來去自由而著稱的“自駕游”迅速升溫，成為假日旅遊一道亮麗的風景。

此外，來自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人的旅遊支出為全球最高。2012年，中國人在出境遊期間花費達到1020億美元。中國旅遊研究院表示，到2020年，中國出境遊遊客數量將從2012年的8300萬增至2億。現在，在全球各地人們都能看到來自中國的遊客，他們的足跡踏遍北美，歐洲，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東南亞各國。譬如，在巴黎聞名的香榭麗舍大道和羅浮宮，人們總會看到眾多來自中國的遊客。

奢侈的飲食文化

和改革開放以前的生活相比，人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家庭聚會常常可以上十幾道菜，雞鴨魚肉不僅是應有盡有，而且已經是很平常的菜餚。逢年過節，很多富裕的家庭甚至免去在家裡設宴的辛勞，直接到飯店預定節日的家宴。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在很多包括婚禮之類的慶祝活動中，親戚鄰里們在屋前的街道上一字排開，擺上十幾或幾十張餐桌，盡情地享受着富裕的生活。

而擁有更多財富的富人們則過着更加奢侈的生活。各種高級酒店和裝飾奢華的會館是他們出沒的地點。他們的宴會裡充滿着山珍海味中的精華。美國著名廚師和電視製作人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上海製作節目並參加了上層社會的一次晚宴。很多宴會上的食材都是當天幾小時前從世界其他國家空運過來的。

攀比之風愈演愈烈

隨着社會的更加繁榮，富裕的人們認為自己應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中國社會再次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這種競爭又再一次地明顯地表現在對時尚的追求。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人們開始購買昂貴的商品。在英國電視製作人皮爾斯·摩根（Piers Morgan）2013年製作的電視節目《中國富豪與名流》（China's Rich & Famous）中，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英國女士觀察到，“在這裡，富人需要讓人知道他們很有錢。因此，他們一定要買大家都知道的名牌。”曾幾何時，在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路易威登精品店門前來自中國的遊客排起了長龍。他們在購買貴重皮包時根本不看價，因為他們更加看重的是，只有這種西方著名的奢侈品才能稱得上是時尚的珍品，也只有昂貴的路易威登和古馳皮包才能顯示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和身份。

然而由于越來越多的人可以買得起這種奢侈品，它們已不令人新奇了，時尚的標準也隨之改變，促使人們去購買更為昂貴的物品，以免自己的風頭被他人蓋過。現在西方的那些奢侈皮包在中國掀起的熱潮已漸漸逝去，隨之而來的是有錢人對更加昂貴的豪車的追求。這種對社會地位和身份的焦慮，導致這種攀比之風愈演愈烈。

漸漸地，競爭文化再一次體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五百年前的中國，年幼的兒童被送進私塾學習四書五經，早早地開始為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做準備。今天的中國，面對社會上激烈的競爭，家長們深切地體會到，“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孩子們在幼兒園就已經開始上課，學習各類知識。隨後從小學開始，他們就踏上了競爭激烈的人生旅途。學校里各種測驗和考試頻繁。學校積極地鼓勵學生通過競爭而成為強者，成為人生的贏家。作為學生，通過艱苦的學習而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則是競爭精神的具體體現。

當學生進入高中後，為接下來的高考做準備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因為高考成績的好壞直接影響着他們入學及未來的工作前景，甚至影響他們是否能在未來競爭激烈的生活中成為超越他人的勝利者。由安徽毛坦廠中學的學生生活我們或許可以對此略見一斑。這所建在安徽六安毛坦廠鎮上的中學，每年上萬畢業生，高考本科上線率竟然連續4年達到80%以上。為了讓學生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準備，整個毛坦廠鎮禁止一切娛樂產業，學生們也幾乎與世隔絕，校園內外、全鎮上下沒有一家網吧。學校里採用的是題海戰術，月月排名。校園廣播裡更是播放着《超越極限》，《不顧一切要成功》等各種勵志歌曲。

毛坦廠中學的情況是全國的一個縮影。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學校為了讓學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而採取一些實用的方法也無可厚非。遺憾的是，這些年輕的孩子們和世界上其他孩子一樣，就像年輕時期的伽利略和牛頓，都曾經有着自己的夢想和愛好。但當人生走到這一步時，所有這些夢想都已被放棄，而盡一切努力獲得成功，戰勝他人並成為人生的贏家則取而代之成為他們的奮鬥目標。更加令人側目的是，據亳州晚報2015年8月的一篇報道，利辛縣高考狀元因考入清華大學而被獎勵住房一套。這是“書中自有黃金屋”這一上千年前的絕代佳句在當今社會的具體體現，也再次顯示出中國社會對待讀書和學習目的的看法和認識。

考入大學的優秀學子們思考的則是如何在未來的人生中繼續成為勝利者。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把這種現象總結為，“我們的一些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獲取自己的利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

當年輕人進入社會後，追求財富，獲取權力並成為人生的贏家是每一個人奮鬥的最高目標。擁有財富和權力吸引着每一個人的視線。正因此，在中國炫耀身份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幾乎都會得到極大的關注，也才會發生因炫富而導致的郭美美事件。同學會已成為炫耀人生成功的場所，人們為自己比他人“混”得好而驕傲和自豪。有大學教授甚至對學生提出要求，“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家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

至此，當中國在追趕西方的競爭中取得長足進步之後，中華民族的目光再次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激烈的競爭再次發生在中國社會的內部。追求財富並享有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再次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也再次成為每一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面對這一切，我們感到猶如時光倒敘，中國社會仿佛又回到了五百年前的明朝。

這種競爭文化的重生已經再一次顯現出它對社會以及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上海教育》雜誌201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我們調查了恢復高考以來的3300名高考狀元，沒有一位成為行業領袖。” 這一現象一直以來是中國社會的熱門話題。對此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國的教育制度，認為應試教育扼殺了創新型人才的出現。然而，問題的性質其實已經超越了教育制度本身，真正的根源還是在於中國的文化。試想，在一個以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為宗旨，以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為目標的社會裡，任何個人都很難全身心地，忘我並充滿激情地痴迷於“和功名進取毫不相關”的活動中。相反，越是高智商的人，越有條件成為財富和地位的競爭者。

長久以來，中華民族一直為沒有一位中國本土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而耿耿於懷。儘管屠呦呦的獲獎打破了這一局面，但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仍然缺乏在科技領域裡對科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人民網在2015年的一個系列報告中提到，“近些年來，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我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與國家地位與歷史嚴重不相稱。”從人類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推動科學發展的真正動力從來都是人類對於自然界和宇宙的極大興趣和好奇心。然而，中國社會對諾貝爾獎的關注更基於中華民族的競爭精神，即中國人在科技領域也要成為贏家。旅美歸國的科學家施一公於2014年獲得愛明諾夫獎以表彰他在科學上的貢獻。採訪他的中國記者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獎是否是激勵你多年來刻苦專研的動力？”這再一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中華文化的影響下，人們認為任何人類活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名利，為了財富和社會地位，包括科學研究。

新華網在201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科技支出超過5000億元，而1978年這一數據僅為52億多元，不到40年，我國的財政科技投入增長了近100倍。與巨額投入形成鮮明對比，是近年來，我國真正世界級的科研成果和大師級的科學家還鮮有出現。那麼，巨大的科技資金到底流向了何處？”

文章披露，隨着科研經費的增加，不少人把科研經費當做“唐僧肉”，“跑冒滴漏”嚴重，甚至有人想方設法中飽私囊，最終鋃鐺入獄。譬如，2014年，中國農業大學生物學院教授，全國最年輕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寧弄虛作假套取巨額國家科技資金，與來自四所院校的其他六位教授一起，涉嫌貪污公款2000餘萬元。

此外，根據新華網的報道，英國現代生物出版社於2015年撤銷了43篇論文，其中41篇來自中國。同年8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撤回旗下10本學術期刊上發表的64篇論文，絕大部分來自中國。10月，擁有《細胞》等知名學術期刊的出版巨頭愛思唯爾撤銷旗下5種雜誌中的9篇論文，全部來自中國。隨着中國科協等單位進行的調查，一條代寫、代投、偽造同行評審的國際論文“一條龍”服務灰色產業鏈浮出水面。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和中國科技人員的自身利益是緊密相連的，包括提升，晉級，申請基金，以至在所在領域成功並成為頭面人物。因此，人們為了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已經不惜一切代價。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華文化的影響下，相當數量的科技人員和社會中的其他人一樣，把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視為他們奮鬥的最終目標。科學研究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而已。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在經歷了文藝復興運動之後的西方社會，人們在想什麼，做什麼。

六．西方文化傳承下來的好奇心和激情

文藝復興運動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歷經演變的文化也得到了傳承。人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充滿激情地克服一切困難去探索未知世界以及發明新的技術。其結果就是從近代到現代，西方在科學技術領域繼續取得豐碩的成果，發明了大量新的技術以及極大地擴展了人類的知識範圍，也因而持續處於領先的地位。

例如，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技術進步是飛機的發明。飛機的發明者萊特兄弟（威爾伯.萊特和奧威爾.萊特）出生在俄亥俄州代頓市（Dayton）。他們的父親是一位傳教士，常年奔波在路上。他見多識廣，常常在路上給孩子們寫信，描述美國各地的風土人情。父親的這些信不僅豐富了兄弟倆的地理知識，同時也不斷地激發着他們的好奇心[54]。多年後，有朋友告訴奧威爾，他們的經歷告訴世人，即使沒有任何特殊背景的美國人也可以做出震撼世界的事情。奧威爾回應道，“說我們沒有特殊背景是不對的。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成長在一個不斷地激發我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慾的家庭[55]。”

1896年的秋天，萊特兄弟得知航空界的先驅，德國的奧托.李林塔爾（Otto Lilienthal ）在一次滑行事故中不幸遇難。奧托的經歷把兄弟倆年幼時的興趣激發出來。此時儘管已經有一些人開始嘗試飛行，但基本上都是以失敗告終。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飛行試驗不僅需要花費大量的資金，冒着失敗，受傷甚至死亡的風險，同時還要忍受社會輿論的嘲笑和諷刺。舊金山紀事報形容這些想要飛的人“簡直是愚蠢到了低能的程度”。華盛頓郵報宣稱，“事實證明，人類根本不可能飛起來[56]。” 在這種環境下，萊特兄弟還要面臨很多其他的挑戰，譬如，沒有上過大學，沒有受過相關技術的培訓，沒有和他人合作的經歷，不認識高層社會裡的任何人，沒有任何其他資金贊助和政府補貼。此外，他們還要冒着生命危險。但是，所有這些都絲毫沒有減弱萊特兄弟想要飛行的強烈願望。1899年5月30號，威爾伯寫信給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希望他們能夠提供飛行研究的有關資料並得到回應（這封信至今保存在史密森博物館）。自此，萊特兄弟視飛行為他們的使命和事業。由夢想燃起的激情將他們的好奇心轉化為忘我的投入。

他們自己設計了滑翔機，然後奔赴離家有700多英里（~1225公里）以外的位於北卡羅來納外灘的基蒂霍克（Kitty Hawk）進行飛行試驗。為了夢想他們第一次要去那麼遠的地方。1900年9月8日，威爾伯首先前往基蒂霍克。那時的基蒂霍克人煙稀少，還沒有橋將其和大陸連接起來，因此只能乘船過去。他們需先乘小船，再轉到另一個大船才能到達目的地。小船不僅破舊，還嚴重漏水。一路上威爾伯幫着不停地往艙外淘水。當他詢問大船的情況時被告知，“這小船比那大船安全多了。”最終來到大船，威爾伯發現這條船的情況確實更為嚴重。到處都呈現出嚴重的腐蝕和破損。當他們起航時，夜幕已經降臨，天氣突然變得惡劣起來。風高浪急，大浪常常把船拱起來，再狠狠地拋出去。船開始進水，船帆又在狂風中從桅杆上滑落，整個船在風浪中打轉。威爾伯從來就沒有坐過船，更不用說在這種天氣下，為了夢想，還要冒着生命危險，最後總算幸運地到達了基蒂霍克。

第二年的夏天，他們在基蒂霍克遇上了每十年左右才會發生一次的蚊子風暴。黑壓壓的蚊子遮天蔽日，地面完全被蚊子覆蓋了。兇狠的蚊子透過內衣和襪子對他們發動攻擊。他們渾身是包，整個身體腫的像個粽子。開始他們還試着啪打這些蚊子，但根本無濟於事。最後只好鑽進被窩，僅把鼻孔露出來。可是夏日炎炎，在熾熱的沙丘上，他們裹在被裡，汗水猶如河水般地在被裡流淌着，令人難以忍受。奧威爾發誓，第二天一早就回家。然而，當旭日東升時，飛行的夢想又激勵着他們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最終熬過了這次終生難忘的磨難。

這期間，著名的天文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紐科姆發表文章宣稱，人類飛行不過是一個神話。即使造出飛行器，它又能有什麼用呢[57]？ 緊接着，美國海軍首席工程師，海軍少將梅爾維爾在著名雜誌《北美評論》上撰文指出，通過對自然現象認真的觀察，我們認為所有對人類飛行的樂觀預測如果不是荒謬的，也是完全沒有根據的[58]。萊特家的一位鄰居聽說兄弟倆想要飛上天，覺得“我不認為他們真的會那麼傻[59]。”這時又有消息傳來，一位著名物理學家設計的飛行試驗再次失敗。這使得一些熱情支持人類飛行的人也開始覺得兄弟倆的追夢之旅是不是有些盲目。

但是，正是追逐夢想的激情使他們百折不撓，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1903年12月17日萊特兄弟駕駛自行研製的固定翼飛機“飛行者一號”實現了人類史上首次配有受控動力的航空器的飛行。人類歷史揭開了一個新的篇章。

始於上個世界八十年代的計算機技術革命是人類科技史上另一個重大的進展，而引領這場革命的一位先鋒就是目前的世界首富，享譽世界的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蓋茨在十幾歲時就迷上了計算機。在那個年代，計算機都是體積巨大的龐然大物。因為當時他年齡還小，無法開車以及做其他成年人做的事，但他卻可以給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發指令，而且這個龐然大物居然能夠乖乖地為他做事，沒有半點含糊[60]。在蓋茨的眼裡，計算機就是他的玩具。他可以變着法兒的給計算機下指令，然後計算機交出他所要的各種結果。這讓蓋茨對計算機徹底着了迷。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在學校認識了後來和他一起開辦微軟公司的保羅艾倫。由於他倆一有時間就泡在計算機上，規定的使用時間常常很快就用完了。兩個孩子這時夢想着，如果這種機器再小一些，再便宜一些，每一個家庭的桌子上就都可以放上一台計算機了。那樣的話，他們也可以有一台屬於自己的計算機。就是因為這個夢想，還是十幾歲孩子的蓋茨有了一種強烈的衝動，他想要造屬於個人的小型計算機[61]。

英特爾於1974年的春季推出了新一代的微處理器芯片。當時整個計算機領域的人還都沒有看到利用微處理器來製作計算機的前景。但蓋茨和艾倫卻清晰地看到，用芯片做為大腦的小型計算機必將得到普及，而他們的夢想也將隨之而實現。此時蓋茨已進入哈佛大學學習，而艾倫也來到附近的波士頓工作。兩人常常在一起暢談未來。他們暢想着，如果以後日本公司和IBM開始用這種芯片製造小型計算機，他們就可以為這些計算機寫軟件。如此看來，為了推廣多功能的小型計算機，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需要成立一個軟件公司。作為實現夢想的第一步，蓋茨從哈佛學生宿舍給所有大的計算機公司寫信，表示他們可以為英特爾新推出的芯片寫軟件。可是很遺憾，沒有人感興趣。幾個月下來，他們感到很是沮喪。

一天清晨，蓋茨和艾倫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了一個小型計算機的照片。這台計算機就是使用英特爾最新的芯片。儘管它的功能極為有限，甚至還沒有軟件程序，但是他們倆意識到，如果不趕快行動，由他們開啟這場計算機革命的機會將稍縱即逝。匆忙之間他們趕快成立了一個公司，起名叫“微軟”。然後決定先把軟件寫出來再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蓋茨夜以繼日，廢寢忘食，有時整天不出屋，什麼也不吃，累了就趴在桌子上或躺在地上睡。軟件寫完後，為了全力以赴去實現他們十幾歲時就萌發的夢想，艾倫辭去了工作，蓋茨也中斷學業並離開了哈佛。

縱觀歷史，絕大多數科技上的突破都源自於好奇心和夢想，而不是因為追求財富或社會地位[62]。萊特兄弟和比爾蓋茨的故事也再一次印證了這一點。為了夢想，如果需要遠離家鄉，經歷磨難，甚至冒着生命危險也在所不辭。為了夢想，如果需要開公司，可以辭去工作，中斷學業，為實現夢想而做出犧牲[63]。儘管萊特兄弟和蓋茨在商業領域最終都非常成功，但他們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追逐少年時期的夢想。

實際上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更多平凡的人在自身文化的影響下，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痴迷於了解和研究自然世界裡的各種現象，追逐着他們少年時的夢想。例如，傑夫馬西（Geoff Marcy）十四歲時就一直想知道，“外太空中會不會還有其他和地球一樣充滿生命的星球？”從那時起他就有一個夢想，要在太空中找到另一個地球，並以此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然而他的志向並沒有被很多人理解和接受。因為想要找到另一個地球，他必須要在深空中發現自身並不發光的行星。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當我告訴其他天體物理學家，我要發明一種技術以發現太空深處的行星時，他們往往低下頭盯着自己的鞋尖並很快地轉換話題。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是不着邊際的想法[64]。”但是要實現夢想的強烈願望使得他沒有退縮。很少有人願意與他合作去攻克這個看似不可能的技術難關，他常常一個人在天文望遠鏡前日以繼夜地觀察，摸索和思考，最終成功地發明了一種技術使得他可以發現太陽系以外的行星，並成為這個領域的開拓者和領軍人物。馬西追逐夢想的經歷讓我們想起了五百年前哥白尼和伽利略仰望天空，探索宇宙的故事。

約翰唐納（John Downer）從小就對自然界的各種動物非常感興趣，並有一種強烈的願望要去認識和了解它們。這種願望最終成為他職業生涯的動力。他和他的團隊創造性地設計了一種有企鵝外形並可以移動的機器人攝像機。這種攝像機可以走進企鵝群體，近距離細緻地觀察企鵝的生活習性，使我們對生活在野外的企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外，他和英國廣播公司（BBC）合作，使用精妙偽裝過的攝像機，拍攝了一系列的野生動物的紀錄片，包括熱帶叢林中的大象和獅子，寒冷環境下的北極熊，翱翔在天空中的飛鳥，等等。他的工作把野生攝影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加深了我們對野生動物的認識和了解。他也由此成為一位著名的製作人，並多次獲獎。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世界上老虎數量已經減少了98%。為了拯救老虎，一些科學家來到喜馬拉雅山脈中遙遠偏僻的不丹王國，希望了解那裡是否還有老虎以及他們的生存狀況。BBC記錄下了他們的探險之旅。來自美國的動物學家拉比諾維茨博士（Dr. Alan Rabinowitz）身患血癌，但是他對自然界動物的喜愛以及要了解野生老虎生存狀況的強烈願望促使他加入了這次探險之旅。他告訴記者，“我現在有一種緊迫感，因為我的時間不多了，而老虎的時間也不多了。”在遠離家鄉的山脈中，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他們跨過激流，攀上高山，穿過叢林。他們艱辛的努力讓人類對瀕危老虎的生存狀況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上面的幾個例子只是呈現出西方社會的一個縮影。當很多人在追求財富，追求享樂的同時，仍有相當多的人在夢想，興趣和好奇心的激勵下，把視線或聚焦於宇宙太空，或周圍的自然世界。他們推動了科技的進步，增加了人類的知識，並從中享受着快樂。

在對東西方文化在歷史上的演變以及今天的現狀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後，我們接下來談一下對中華民族前途的展望。

七．歷史會在中國重演嗎？

此刻，當我們重新審視今日世界，我們看到，追逐財富和社會地位再次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中華民族再次陷入為出人頭地而爭做人上人的激烈競爭之中。而西方世界則繼承了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傳統，並在此基礎上持續形成了一個相對平衡的社會。也就是說，在很多人追逐名利的同時，仍有一部分人在好奇心和夢想的驅動下，把視線聚焦於宇宙太空和自然世界，推動了科技的進步，增加了人類的知識。面對這一切，我們似乎感覺時光倒流，又重新回到了五百年前的世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歷史會重演嗎？”，“中華民族是否會像五百年前那樣再次走入衰退？” 世界變遷的上一個周期是五百年，而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整個世界已演變成一個“地球村”，人類的生活節奏大幅加快，那麼下一個周期是否也會大幅加快和縮短？中華民族再次面臨嚴峻的挑戰和抉擇。

當然，今天的世界和五百年前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在國家實力不斷壯大的同時，中國已經認識到科技力量的重要性並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來推動中國的科技發展，以使中國成為一個創新型的國家。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雖然存在競爭，但絕大多數科技的上的突破不是源自於競爭，不是源自於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比別人在更短的時間內做的更大，更快，更深和更好，以便趕上或超越他人。相反，科學技術領域革命性的突破往往源自於人類的好奇心，痴迷，激情以及要實現夢想的強烈願望。而這對以競爭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產生了挑戰，如何應對這種文化上的挑戰則成為中華民族不容忽視的，也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1）文化支配着民族的命運

回顧歷史，人們應該認識到，文化深遠的影響力遠勝於政治，經濟，以及其他人類的社會活動。從政治領域來看，自明朝後期開始，中國經歷了多次重大的朝代變遷，在不同時期中國的領導層採用了不同的治國方略。但是由於文化的演變，中華民族衰退的趨勢始終沒有得到遏止，直至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徹底地跌入了谷底。同理，即使在今天，人們仍然不能期待依靠政治體制的改革，甚至政治制度的改變就可以使中華民族立於不敗之地。因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或政治制度的改變並不能改變中國社會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這個主旋律，不能改變全民追求出人頭地和爭做人上人的競爭意識。

此外，門戶開放與繁榮的經濟也不是民族命運的保障。例如，明朝政府於1567年部分解除了實行了四十多年的海禁，此一措施大大促進了中國的出口貿易[65]。由此，中國與附近國家和地區在南中國海形成了一個南海貿易區。在這個貿易區內，主要是由中國向其他地區提供和銷售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因而中國是這一經濟體的火車頭和中心。明朝繁榮的經濟吸引着歐洲各國前來尋求交易，尤其是西班牙。在明朝後期，白銀是國內交易以及出口貿易的主要流通貨幣。西班牙占領南美後，在玻利維亞和墨西哥通過採礦收集了大量的白銀，而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來在南海貿易區購買來自中國的產品。由於大量的白銀經西班牙從南美流入明朝，使得中國社會變得更加繁榮和富裕，可以說是到了富得流油的地步[66]。就這樣，白銀將明朝與西班牙連接在一起，將中國與歐洲連接在一起，在南海形成了一個有限範圍內的“世界經濟體”[67]。

明朝賣給西班牙的商品主要是絲綢和瓷器[68]。西班牙商人購買的物品包括生絲，上等的散絲，各色彩絲，等等；明代後期景德鎮瓷窖生產的青花瓶在歐洲極受歡迎，以至上等瓷器被稱為China（中國）。賣到歐洲的商品還包括許多床上用品，刺繡天鵝絨等產品。相比今天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主要從事來料加工，明朝後期絕大多數賣給歐洲的產品用今天的話來說，都是有中國自己的“知識產權”的。

然而，就是在明朝後期這大好的形勢下，當中國的經濟和世界主要經濟體緊密相連，中國的產品被視為是深具特色和高質量的精美商品，中國社會呈現出極度的繁榮昌盛之時，文化上的演變在不知不覺之中開啟了中華民族衰退的歷程。歷史提示人們，儘管今日中國政治上的改革和經濟上的開放可以使中華民族從低谷中再次崛起，可以使得中國的經濟再次繁榮，但這並不足以使中國立於不敗之地，直至達到超越並擁有引領世界潮流的“軟實力”。中華民族必須認真面對來自文化上的挑戰。

（2）以已超越他人為核心的文化抑制創新

競爭從來都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不同文化中競爭的含義則有很大不同。從歷史中我們知道，很多科學技術上的突破儘管不是源自於競爭，但往往是在競爭中實現的。例如與萊特兄弟同時期還有其他的人在從事人類飛行的探險活動。比爾蓋茨所遇到的競爭更是不需贅述。在這種競爭中，人們在好奇心的驅動下，在兒時夢想的激勵下，百折不撓，絕不輕言放棄，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充分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最終成功地完成了人類從未完成過的壯舉，推動了人類科技的進步。

在以超越他人為核心的文化中，在“別人能做到的我們也一定能做到”這一目標的激勵下，人們也同樣做到了百折不撓，絕不輕言放棄，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充分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最終做到了別人能做到的事，甚至比他人做得更好。但是當面對世上還無人能攻克的難關時，當沒有可以趕超的目標去激勵，因為無成功的先例可循，如果失敗了，所有的投入都將會損失掉。此時人們變得不再“百折不撓”，不再“不輕言放棄”，相反常常會去尋找其他更有保障的項目。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科學本是為了探索未知領域，然而中國的有關部門在項目審核過程中則認為安全和可靠才是優先考慮的事。因此，中國科技領域缺乏創新成果的現象和中國以超越他人為核心的文化是密切相關的。

（3）中華民族是具有創造性思維的民族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但是如果能夠及時和有效地應對這種來自文化的挑戰，中華民族將會真正地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人類再次作出重要的貢獻。這是因為從歷史到現實，事實都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偉大民族。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宋朝期間出現了很多發明和創造，如印刷，造船，紡織，陶瓷，採礦以及農業方面的新技術。亦因此，宋朝被歷史學家們稱為中國歷史上變革的年代，並被視為是當時人類最先進的文明。而當時的中國社會還沒有出現為出人頭地和爭做人上人而瘋狂競爭的社會風氣。

再把視線拉回倒今日，我們看到中國在科學技術的三個領域裡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這就是屠呦呦在發現青蒿素等抗瘧藥過程中作出的卓越貢獻。這些抗瘧藥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為亞洲南部、非洲和南美洲等熱帶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改善了健康狀況，被認為是二十世紀熱帶醫學的顯著突破；陳景潤在研究解析數論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過程中做出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他的工作被國際社會譽為“陳氏定理”；袁隆平通過不懈的努力和鑽研，大幅增加了水稻的產量，為世界糧食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被國際社會譽為“雜交水稻之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科學家做出的這些突出貢獻主要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二十幾年內完成的。而改革開放至今近四十年裡，中國國力大增，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發表的科學論文的數量有了顯著的增加，但絕大多數成果仍無法和上述三項突破相提並論，中國仍然缺乏在科技領域裡對科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值得思考的是，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社會，由於經濟落後，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客觀上沒有形成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熱潮的物質條件。而沒有這種世俗干擾的相對安靜的社會環境使得屠呦呦等人可以專心致志於他們的研究工作。屠呦呦等人的成就一方面顯示出中華民族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同時也再一次揭示出文化和社會環境對於民族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有着不容忽視的影響。

同理，來自中國的數學家張益唐於2013年在數論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在國際社會上引起轟動。他一生痴迷於數學。在美國拿到數學博士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無法在大學和研究所里找到工作。為了維持生計，他曾在連鎖店擔任會計，在中餐館做外賣，在汽車旅館裡打零工。但是由於他對數學的熱愛，即使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他都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數學的研究。在回顧自己的研究經歷時，他認為若在中國他無法取得如此的數學突破，因為世俗的壓力太大了。很多東西即使他不感興趣，也不想追求，但家人和親朋好友是不會答應的。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人類社會每一次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升華，無不伴隨着文化的歷史性進步。”確實如此，中國要真正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到超越並再次在國際社會上擁有深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軟實力”，中國的文化必須要提升，要有歷史性的進步。中國社會必須要逐步成為一個平衡的社會，每一個人在新的社會環境裡都能夠靜下心來，專心致志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能夠百折不撓地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追逐自己少年時的夢想，不論是科學技術還是文學藝術，而不是全社會都聚焦於財富和社會地位，每一個人都在爭做人上人。

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向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建言，“中國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對此建言，社會上的反應集中在教育，普遍認為這是由於中國的教育存在缺陷。自然，中國的教育確實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但正如本文所闡述的那樣，嚴重阻礙傑出人才出現的真正根源在於中國的文化。如果中華文化沒有提升，當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為了“成功”，為了成為人上人而克服一切困難，奮勇拼搏，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時候，客觀上他們正在為增加中國再次衰退的可能性而不遺餘力的添磚加瓦。如果中華文化沒有提升，中華民族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仍將得不到發揮，將始終處於追趕的境地，“落後就要挨打”這把劍就總是懸在中華民族的頭上，就總是只能被動地應付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中華民族就很可能陷入衰落，崛起，再衰落這樣一個循環，很難做到真正的超越，使中華文化成為具有創造性的文化而在國際上深具吸引力，進而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4）西方世界同樣面臨着文化上的挑戰

我們同時要看到西方也正面臨着文化上的挑戰。美國教育部下屬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項目於2012年對15歲年齡段的學生進行了數學和科學學科的測試。結果顯示，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工業國家的學生遠遠落後於來自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學生。華盛頓郵報2012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的高中生普遍缺乏對自然科學領域的興趣。文中提到，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的數據，美國大學畢業生中只有16%選擇了自然科學為他們的專業。跨國公司億滋國際（Mondelēz International）於2014年在英國進行的調查顯示，英國的年輕人普遍避開自然科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在他們眼裡，這些領域既令人生畏，又枯燥乏味。與此同時，美國學生為接受大學教育而負擔的貸款總額已超過一萬億美元，而大學學費仍然一路高歌地不斷上漲。在美國，年輕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為了接受和完成高等教育而承擔着沉重的經濟負擔。

我們應當看到，中國和西方面臨的挑戰從本質上來說是相同的。當中國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以重新煥發民族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之時，西方需迎接挑戰以保持其文化中不斷創新的人文精神。如果說這是一場競爭，競爭的結果將取決於誰能夠成功地戰勝來自自身文化上的挑戰。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歷史不僅不會終結，更精彩的還在後面，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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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2008) G. J.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 Civilization. N. Ferguson. xviii

[3] Ibid. xv

[4] How to Get Rich. J. Diamond

[5] Guns, Germs, and Steel. J. Diamond. 413-414

[6]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I. Morris.

[7] How Big Should Historians Think? A Review Essay on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by Ian Morris. (2011) K. Pomeranz. Cliodynamics 2: 304–329.

[8]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I. Morris. 568-571

[9] The Troubled Empire. T. Brook. 94

[10] The Hidden Cost of education Fever: Consequences of the Keju-driven education fever in ancient China. (2005) H.K. Suen.

[11]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129-131

[12]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I. Miyazaki. 14

[13] The Troubled Empire. T. Brook. 136

[14]《明史》(清). 張廷玉等撰. 7344

[15] Wealth and Power. O. Schell and J. Delury. 18

[16]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17-85

[17] Ibid. 87

[18]《大學衍義補》(明). 丘濬. 25.16b

[19]《明清徽商史資料選編》. 張海鵬，王廷元. 439-440

[20]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136-137

[21] Ibid. 144

[22] Ibid. 148-149

[23] Ibid. 153

[24]《廣志繹》卷2《兩都》. 王士性. 中華書局1981 年版

[25]《萬曆野獲編》補遺卷3《淹九》, 卷2《端陽》. 沈德符. 中華書局1959 年版

[26]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182

[27]《四友齋叢說》(明). 何良俊. 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卷34. 頁314

[28]《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上大夫》巫仁恕. 24

[29] The Troubled Empire. T. Brook. 194

[30]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218

[31] Ibid. 219-221

[32] 《蘇樣”、“蘇意”: 明清蘇州領潮流》. (2013) 範金民,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4: 123-160

[33]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215

[34] The Idea and Reality of the “Thing” during the Sung. Tillman. 75

[35] 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 D. Kuhn. 1

[36]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2-4

[37] 註：原句為“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後來成為民間俗語，改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38]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230

[39] Ibid. 169

[40] Renaissance Lives. T.K. Rabb. xi

[41] Ibid. 13

[42] Petrarch's Book without a Name: A Translation of the Liber Sine Nomine. F. Petrarca, N. P. Zacour. 97

[43] Renaissance Lives. T.K. Rabb. 14

[44] Ibid. 6-7

[45]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 J. Hale. 193

[46] Columbus, the Great Adventure: His Life, His Times, and His Voyages. P.E. Taviani. 42

[47]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 J. Hale. 17

[48] Copernicus’ Secret—How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Began. J Repcheck. 3-5

[49] Renaissance Genius—Galileo Galilei & His Legacy to Modern Science. D. Whitehouse. 17-18

[50] The Two New Sciences. G. Galilei

[51] Isaac Newton-The Last Magician. BBC full documentary (2013).

[52] Newton. P. Ackroyd. 20-21

[53] Ibid. 25

[54] The Wright Brothers. D. McCullough. 13

[55] Ibid. 18

[56] Ibid. 34

[57] Ibid. 69

[58] Ibid. 70

[59] Ibid. 74

[60] The Road Ahead.  Bill Gates. 2

[61] Ibid. 12

[62] Guns, Germs, and Steel. J. Diamond. 242-243

[63] The Road Ahead.  Bill Gates. 18

[64] History Chanel: “Star Trek: Secrets of the Universe”

[65] The Troubled Empire. T. Brook. 213

[66] Ibid. 231

[67] Ibid. 216-217

[68]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T. Brook.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