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別也是美國政壇左右之爭的焦點之一。以共和黨為代表的右派認為，“發展是硬道理”，經濟的“餅”做大了，人人都能多分，至於怎麼分並不重要。而收入差別作為鼓勵個人努力的機制，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而左派則認為，超高程度的收入差別是一種社會不公。富人的財富來自對窮人的剝削和不公平的遊戲規則。所以政府應該通過稅收和救濟進行財富再分配，減少收入差別。換句話說，收入差別只有而且也必須通過政府干預來解決。左派經濟學家的領軍人物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2007年出版的《一個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就持這種觀點。左，右派的這兩種觀點之爭就是經典的“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看來兩者之間是“零和”遊戲，只有權衡，沒有互補。

但也不是人人都從這種“零和”角度看問題。右派一個思想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掌門人布魯克斯（Arthur Brooks ）就提出，要把窮人看成資產而不是負擔，幫助他們自食其力，和其餘民眾一樣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意義和價值。（見篇末所引博文“保守主義該怎樣幫助窮人？”）按照他的看法，公平和效率是不矛盾的。幫助窮人要通過發展市場經濟，幫助窮人也有助於市場經濟。他的觀點越來越被共和黨的主流派（如眾議院議長雷恩）所採納。在左派陣營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把收入差別看成是道德問題。前幾年風靡世界的皮克提的書《二十一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Thomas Piketty）把貧富差別看成是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後果。皮克提認為，市場運作必然導致資本的無限積累，從而資本的收入越來越超過勞動力的收入。由於資本總是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個過程也就帶來了財富的集中，而最終導致整個系統的崩潰。皮克提的觀點我另外介紹過了（見篇末所引博文“資本：貧富差距之源？”）。在這篇文章里，讓我們看看另一位左派經濟學家的見解。

斯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得諾貝獎之前，他就擔任過克林頓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和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茲的學術生涯始於對市場缺陷的研究。傳統經濟學，如自由派經濟學家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倡導的，認為：“完美的市場”是現實的一個很好的近似。在“完美市場”中，所有交易都是公平的，任何不是最佳的資源配置和得益分配都會很快被糾正。所以在市場經濟中沒有人可以持續地獲得超額利潤。但斯蒂格里茲認為，市場的缺陷是永久的，完美的市場是不可能的。斯蒂格里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就是研究市場缺陷的一個原因：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導致交易雙方各種“完美市場”理論所無法解釋的行為。在那以後，斯蒂格里茲進一步研究市場缺陷與收入差別的關係。他在2012年出版了暢銷書《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又在2016年出版了減縮版《重寫美國經濟的遊戲規則》（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闡述他這方面的觀點。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說法，市場的缺陷不一定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市場中有些成員為了獲利而有意造成和維持的。這種缺陷造成了收入差別的劇增。他的觀點與皮克提有所不同。皮克提認為收入差別是市場經濟的必然後果，所以解決辦法在市場之外（通過政府稅收）。斯蒂格里茲則認為收入差別是市場缺陷所致。要解決就要糾正這些缺陷（通過政府法規和管制）。

斯蒂格里茲並不否定市場經濟，也不認為要公平就必須損失效率。相反，他認為目前的收入差別是市場運作中種種問題的一個症狀。治理這個收入差別，正是為了使得市場更有效率地運作，而給所有人（不僅是窮人）帶來更多的福祉。具體地說，斯蒂格里茲認為收入差別反映了美國經濟體系中的三個問題：尋租行為，企業管理，以及對弱勢群體(少數民族和婦女)的系統性歧視。關於企業管理，主要問題是投資機構作為大股東過於重視短期收益，對企業的長期發展重視不夠，對企業管理者的監管也不夠。這是導致企業主管收入超高的主要原因，也導致金融交易過分活躍和投機成風。這個問題十多年前鮑格爾（John Bogle）就深入分析過（見篇末所引博文“書評：《討還資本主義的靈魂》”）。斯蒂格里茲的闡述並沒有超過鮑格爾，所以這裡就不展開討論了。關於歧視問題，那更多地是一個社會政策問題，與市場運作關係較小，所以也放下不提。下面主要介紹和討論斯蒂格里茲對於尋租行為的觀點。

所謂尋租，就是藉助某種權力或地位來獲取利益，而不是通過創造對社會有用的價值來得到回報。在一個完美的市場中，勞動力和資本在各個公司，各個行業中自由流動，追逐最大的利潤和工資。其結果就是各處行業的利潤趨向平均（當然要扣去個別公司經營好壞造成的影響）。斯蒂格里茲說的尋租，主要就是在這種流動中製造壁壘，造成超額利潤。這種利潤的差別可以導致行業報酬的差別（如金融行業工資超高），或某些企業主管的超高報酬。這些都推高了收入差別。尋租當然包括了傳統的壟斷，即大公司保持在市場上唯一或少數的買家或賣家的地位，以便左右市場價格。斯蒂斯格爾指出，這種壟斷現象在最近幾十年來比以前嚴重得多。這其中有自然的經濟因素，例如高科技產品的高昂研發費用和用戶聚堆的傾向使得市場占有率越大的公司優勢也越大，造成“贏者通吃”的局面。但也有人為的因素，包括大公司使用各種合法，非法手段排擠競爭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藥廠依靠藥品專利而維持天文價格。而里根以來聯邦政府屢次放鬆管制，助長了這些壟斷行為。

斯蒂格里茲的“尋租”還包括了其它一些經濟現象。一個是金融服務中的信息不對稱。投資銀行和服務商利用顧客對於錯綜複雜的金融產品缺乏認識而讓他們承受額外的風險，並對金融服務收取超高費用。這等於是整個行業聯手坑害客戶。另一個是大公司通過金錢和其它手段左右政府政策，並在獲得政府資助和政府採購上占有特殊地位。還有就是隨着工會的衰弱，失業率的增長和全球化，雇主對於工資和福利的支配權越來越大，而工人得不到企業獲利的合理分成。

顯然，這些現象都是違背“完美市場”理念的。它們不僅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別，而且也扭曲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嚴重影響經濟運行的效率，是美國近幾十年來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之一。所以，在這些問題上向收入差別開戰，不僅不會影響，而且還會提高市場和經濟的效率。這就是斯蒂格里茲的主要觀點。

那麼怎麼糾正這些尋租現象呢？斯蒂格里茲的藥方無非是增加政府管制。用反壟斷法壓制商業壟斷，用稅收和法規制止銀行界過度冒險和過度槓桿並迫使他們披露有關信息供客戶自己判斷，用勞動法保護工會和強制實行工資和福利的最低標準等。作為經濟學家，他在這些政策討論上是比較虛的。但其思路的獨特性還是很明顯。雖然他和其他左派一樣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理念，但他不是把市場視為敵人而是視為幫助對象。

雖然斯蒂格里茲挑戰一些主流觀點，但他始終保持學者的態度，對於反對者的意見也給予承認和反駁。對自己的論點，他一般會提供比較紮實的支持材料或理由。雖然強烈的正義感顯然是他的一個重要動機，但他的立論基礎是經濟學理論，數據和邏輯。這一點和上面提到的克魯格曼的《一個左派的良心》很不一樣。那本書充斥了道德評判，讓人無從爭辯。

作為例子，我核查了其中一個論述。在《不平等的代價》中，作者提到小布什年代的醫療照顧藥物保險法（Medicare Part D）中特意禁止政府出面與藥廠講價（但提供具體服務的保險公司可以與藥廠講價），說如此限製造成每年500億美元的額外藥物支出。作者認為這是藥廠通過立法過程尋租的案例。這個論述是基於一篇參考文獻：Baker, Dean, The savings from an efficient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這是一篇白皮書（即未經同行審議的文章），發表者是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一個著名的左派思想庫。Baker是該思想庫的創始人和共同主任。這篇白皮書發表於2006年1月，這也正是Medicare Part D開始生效的時間。所以該文完全是基於預測而不是實際數據。（斯蒂格里茲的書是2012年出版的。）論文的主要根據是幾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發表的報告，其中把美國現有藥價與其它國家的藥價作比較，得出每年500億美元的差別。但是， CBO同時指出，不能肯定美國採用同樣藥價的話藥廠還能生存。即使這個藥價在經濟學上能持久，也不能肯定政府參與講價就能得到如此減價。（在我看來，還有一個未考慮的問題是在Medicare Part D實行後，保險公司有更大的講價能力，可能會把藥價壓到低於當時水平。）這篇白皮書使用了CBO的數據但不同意CBO的結論。它沒有任何關於藥品市場經濟狀況的分析，唯一的論辯根據是：目前藥品售價是製造成本的兩倍以上（博主註：事實上遠遠不止兩倍）。如果政府參與講價，應該能把藥價壓到比製造成本稍高。這個觀點遠遠不是共識：大家都知道藥品的研發費用和臨床試驗費用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售價等於製造成本。（白皮書在一個腳註里提到了研發費用，但只是說它相信目前的研發模式並非最佳，而沒有說它準備如何在藥價之外支持研發。）可見，這篇白皮書對斯蒂格里茲的論點是一個很弱的支持。但是值得稱道的是，斯蒂格里茲書中的腳註不但給出了這篇參考文獻，還比較忠實地概括了白皮書的主要論點和論據。所以，讀斯蒂格里茲的書，查閱腳註是很值得的。

對我來說，斯蒂格里茲的重要貢獻是指出市場不完美是“常態”。市場本身不會走向完美，因為市場參與者有各種機會和動力去維持和創造各種缺陷，來達到尋租的目的。所以市場不會“自我完善”，而是需要一個外部的制衡。而政府就是最方便，最實用的制衡了。通過政府的法規，稅收和社會政策，我們能同時做到控制收入差別，提高市場經濟效率和維護社會公義。這是支持左派關於政府介入經濟理念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據。但我認為，至少在目前這個理論尚不完整。

首先，政府也遠遠不是“完美”的。政府法規是一把雙面刃。在遏制市場缺陷的同時，它也會扭曲市場經濟，特別是遏制市場創新。最近保守派思想庫The Heritage Foundation統計表明，2015年所增加的重大法規將給美國經濟增加每年220億美元的成本（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6/05/red-tape-rising-2016-obama-regs-top-100-billion-annually）。更具諷刺意義的是，政府法規（從水管工執照到銀行儲備金規則）常常起到了阻擋新來者加入行業，從而維持壟斷壓制競爭的作用。所以，政府也需要制衡。例如，有人提出所有法規必須有期限，到期後或者自動失效，或者通過立法過程延長。我覺得這是個好辦法。斯提格里茲也反覆批評大公司等市場成員通過影響政府政策而獲利。但他沒有指出這種決策過程有何改善的可能。加上現實上目前美國政壇這個樣子，民眾還能信任政府擴大管理經濟的權力嗎？

第二，對抗壟斷也並非只有管制一途。的確，新技術的發展造成“贏者通吃”的現象，使得壟斷很難避免。但另一方面，更加新的技術又來顛覆（disrupt）現有的格局，帶來新的競爭局面。三十年前政府強迫壟斷電話服務的AT&T分解，開放了長途電話的競爭市場。但電信市場壟斷的徹底打破和電話費更大幅度的下跌（到今天的基本免費），是由於互聯網電話的興起。今天的Uber在挑戰缺乏競爭的出租車市場。社會媒體界的“老大”Facebook也時時面臨下一代新興媒體的威脅。目前隨着移動通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很多行業都面臨着顛覆的可能。如何藉助和鼓勵創新，來增加市場競爭和市場活力，也值得認真考慮。維護市場秩序和培育創新顛覆，是政府法規必須注意平衡的兩個側面。

另外，斯蒂格里茲對於全球化的討論也不夠深入。他承認全球化對於收入差別的影響，特別是對低收入層次工人保護的削弱。但他的對策只限於在談判貿易協定時包括最低工資和勞動保護。考慮到斯提格里茲曾經擔任過世界央行的高層官員，這個缺失有些令人意外。

本文所評的斯蒂格里茲的兩本書間隔四年，但內容相差無幾。事實上這段時間內，收入差別雖然一直是個流行詞，但它日益擴大的趨勢也無多大變化。聯邦政府在這方面的無所作為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兩黨立場僵硬，缺乏妥協的空間。其實，雙方陣營中都有比較溫和理性的學者。如本文中提到的右派的布魯克斯和左派的斯提格里茲，雙方都在道德上同情窮人和在經濟學上接受市場經濟。這就提供了一個共同出發點。在這個共同基礎上，左派看重政府主導，右派政府對法規持懷疑態度，這是一種健康的張力，導致大家都能接受的權衡。從這次大選的情況看，左右兩派的政治合作還只是一個夢想。但如果雙方的學者能接受一些共同的基本理念，而且遵循共同的學術研究準則，那麼至少能為未來的政治合作奠定一個基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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