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進步與普世價值

趙  敏

有關普世價值和社會公平、人民幸福、國家富強、世界和平關係的論證已經汗牛充棟。其實普世價值與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也是唇齒相依。

由於在中國和加拿大都學習和工作過多年，最近幾年又長期在中國出差，我一直比較注意觀察和分析兩地之間的各種差異及成因。其中包括探究為什麼西方人總是在世界上領科學之潮流、執技術之牛耳，而中國人總是難以望其項背、老在後面緊趕慢追呢？

我發現除了中國的科技發展起步晚、教育體制僵化等諸多眾所周知的原因，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個社會是否尊重和踐行普世價值。具體的說，一個國家是否社會民主、思想自由、遵守法制、尊重人權，對科學技術人員的個性形成、人格鍛造、自信心培養、創造力發揮，成才的環境等等，都有着極其重大的影響，從而進一步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

只有社會民主，人人平等，形成公民社會，消除官本位，每一個科技從業者才可能是一個自信自尊的人、有着陽光心態的人、充滿活力和創新精神的人、勇於進取且敢於擔當的人。而在中國則常常看到另一種景象: 在領導面前，工程技術人員畢恭畢敬，謹小慎微。很多技術問題無論巨細，都等各級領導來拍板定論，技術人員不願也不能承擔責任。不少技術人員以領導意志為準則、還有人為弄個一官半職而費盡心機。在那裡，你看到的是很多技術工作者不同程度的尊嚴喪失，精神萎靡，權利敬畏和人格壓抑。這樣的科學技術隊伍怎麼能有科學創新的勃勃生機，和敢為天下先的獨立擔當呢？難怪最後基本上只剩下山寨和複製的能力。

在加拿大公司開會，如果領導遲到而座位已滿時，是沒有任何人會為領導讓座的。領導只有自己到外面找一把椅子進來，否則他就只有坐在桌子角上或窗台上主持會議。因為在這裡無論職務高低，人格和尊嚴是平等的。在社會生活中也幾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官員前呼後擁、招搖過市。幾年前在北京參加一個國際性科技會議，當一位高官到會時，我被其怪異的場面驚呆了：他不是一個人來到會場了，而是一艘由數百人組成的“大船”浩浩蕩蕩地開進來了。“船首”是若干保鏢和眾多攝影記者，“船舷”兩旁是密集的隨從和警衛，“船尾”是一大堆跟班和更多的保鏢。旁邊人都與他保持一種預先精心設計的距離，以便留出一個以他為圓心、直徑約五米、並不斷向前勻速移動的圓形空間突出他的領導人地位。而他走在這艘人形大船的中間，昂首挺胸、雙目朝上、氣宇軒昂、威風凜凜。那一瞬間，我產生了時空錯位的幻覺，從二十一世紀的現實中倒退到幾個世紀前的“某某王朝”: 他換上了頂戴花翎，套上了織錦朝服，旁邊人穿上了長袍大褂，“肅靜”和“迴避”牌開道，鑼鼓和嗩吶聲齊鳴，一幅“奉旨出朝、地動山搖”的排場和氣勢。在忍俊不禁的同時，我比任何時候都更真切地感覺到，這裡距落後封建社會僅相隔咫尺，離現代公民社會還路途遙遠。

另一方面，只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無拘，異見的碰撞，辨爭的啟迪，才能充分展開科技人員想象的翅膀，完全釋放科技人員創造的潛力。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認識和觀察這個客觀世界，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尋找其規律和奧秘。只有在一個多維寬鬆、包容異質的社會環境裡，科技人員才能張揚個性敢於創新，才能形成一種朝氣蓬勃的科研氛圍和生機盎然的科研能力。一個沒有思想和學術自由、且學術屈從於權力的軟環境，只能泯滅個性、桎梏心靈、鼓勵平庸、呼喚單一。其實，這也是之所以產生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一部分重要原因。

每當中國的同學朋友問我中國和西方到底有什麼區別的時候，我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在中國，每一個人都是人上人的同時又都是人下人。很多人在享受下級討好諂媚的同時又對上級卑恭曲膝，最後都是一個不同程度心理扭曲和人格分裂的人。而在加拿大，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立於天地之間、被大自然擁抱的人。在這個社會裡，他既不需要討好諂媚，也不需要卑躬屈膝。他要做的就是持陽光般的童心，全身地投入到工作和創造之中。除了第一代移民的語言困難外，這裡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阻擋你施展才能，但有很多因素都可以激發你銳意創新。

我眼中的“盛世”標準不是基於引進西方技術、利用廉價民工、透支環境資源之上的GDP總量。我覺得成為“盛世”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能夠在人類科學技術的研發中貢獻大約四分之一的原創或首創。到那一天才可以當之無愧地說進入了一個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代。而遵循普世價值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動力。

初稿 2011-12-02

定稿 2011-12-08

蒙特利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