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憂患、憂愁意識詩文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前後，陳寅恪的詩中，經常出現的另一個主題就是對憂患意識的描寫。這一描寫又分為“大患”和“憂患”兩類。在陳寅恪筆下，這兩類的具體指代是不一樣的。 
最早的憂患意識詩歌作於1931年，名為《辛未九一八事變後劉宏度自瀋陽來北平既相見後即偕游北海天王堂》。如下： 
曼殊佛土已成塵，猶覓須彌劫後春。遼海鶴歸渾似夢，玉灤龍去總傷神。 
空文自古無長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還閣筆，眾生顛倒向誰陳？ 
首聯二句的“曼殊佛土”，即曼殊室利菩薩所在的佛國淨土。指清朝，這裡代指中國。“須彌劫後春”，作者原註：“天王堂前有石牌坊。鐫‘須彌春’三字。”頷聯二句的“遼海鶴歸”，典出陸游《感昔》：“往事已如遼海鶴，餘年空羨葛天民。”此故事見《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而“玉灤龍”，作者原註：“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有‘龍飛東海玉灤春’之句。”頸聯二句的“空文”，典出司馬遷《報任安書》：“思垂空文以自現”。尾聯二句的“辨亡”，指陸機的《辨亡論》。陳寅恪這裡借談東吳為何滅亡來達到評論但是民國將面臨滅亡的觀點。當時的時局是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東三省後，又虎視眈眈要侵略全中國，這讓陳先生想起了當年日本侵占吞併朝鮮的歷史。那時，陳寅恪也寫了詩《庚戌柏林重九作。時聞日本合併朝鮮》，該詩中最有氣勢的一句是：“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現在，陳寅恪本人已經敏銳感覺到在國家興亡面前自身的不安全。從此，對生死的憂患成了他詩歌中一個經常性的主題。 
陳寅恪的憂患詩最早是繼承乃父陳三立。陳三立有《任公講學白下及北還索句贈別》一詩：
闢地貪逢隔世人，照星酒坐滿酸辛。舊遊莫問長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 
開物精魂余強聒，著書歲月託孤呻。六家要旨藏禪窟，待臥西山訪隱淪。 
這裡的“大患依然有此身”在陳寅恪的詩歌中多次出現。 
1943年，他在《癸未春日感賦》一詩中再次點明了這一主題： 
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時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 
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 
首聯二句的“滄海”，典出《法言·吾子》：“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這裡指大海，代指人生經歷的艱辛。其時他剛攜帶全家從香港平安返回內地的第一個春天，故此發出了“滄海生還”的感慨。頷聯二句的“師秦吏”，典出《史記·李斯列傳》：“以吏為師。”王晴佳主張：“第二和第四句，則似乎隱含了他對傅斯年的不滿和對自己生活的一種解釋。他認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而“鉗市”，典出《漢書·楚元王列傳》：“楚元王劉交敬重穆生，常設醴以待；及其子戊即位，忘記設醴。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頸聯二句的“九鼎銘辭爭頌德”明顯針對當時部分文人為蔣介石獻九鼎、作銘辭之事。見《顧頡剛日記》1943年5月13日： 
孟真謂予作九鼎銘，大受朋輩不滿，寅恪詩中有“九鼎銘辭爭頌德”語，比予於王莽時之獻符命諸君蓋忘我之為公務員，使寅恪與我易地而處，能不為是乎！ 
而“百年粗糲”，典出杜甫《賓至》:“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尾聯二句的“周妻何肉”，典出李延壽《南史·周顒傳》：（周顒）“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陳寅恪以此來指自己也有衣食之欲。 
1961年，他在《辛丑中秋》一詩中又使用了這一主題： 
嬌寒倦暖似殘春，節物茫然過嶺人。數夕蟾蜍圓缺異，一枝烏鵲雨風頻。 
小冠哪見山河影，大患仍留老病身。差喜今朝同說餅，捲簾清霧接香塵。 
從這些詩歌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的這一主題經常出現：“大患吾今有此身”、“大患分明是此身”、“大患仍留老病身”、“早悟有身原大患”、“大患猶留乞米身”等句子，而其原型則是其父陳三立《任公講學白下及北還索句贈別》中的“大患依然有此身”一句。最為悽慘是他恨自己為什麼還沒有死的詩句，如：1965年，陳寅恪在《乙巳清明日作次東坡韻》一詩中說：“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為誰來？”1966年，陳寅恪在《丙午元旦作》一詩中說：“大患猶留乞米身”。因此，“大患”在陳寅恪筆下實際上是指對他自身生死的掛念。 
除此之外，他的“憂患”具體表現為“憂”、“患”和“憂患”三者。1912年春，陳寅恪所作的《自瑞士歸國後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書並詩賦此答之》一詩： 
千里書來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憂。優遊京洛為何世，轉徒江湖接勝流。 
螢嚖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長秋。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 
此詩最後兩句“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想表達出什麼樣的感情呢？如果我們看一下陳寅恪一生所作的大量的興亡遺恨的詩篇，就會發現他的這種憂患意識始自1912年的春季。我們已無法知道胡梓方的書信中是些什麼內容觸動了他的歷史意識。面對着辛亥革命，他不是感嘆一朝一世的興亡，而是產生了一種發興亡遺恨之情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主義情緒。
又如1945年的《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 
降書夕到醒才知，何幸今生見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國讎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首聯二句講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他為此而倍感慶幸。頷聯和頸聯典出杜甫和陸游的詩句。但在尾聯，他卻發出了“念往憂來無限感”一句，並且說得很明確是“喜心題句又成悲”的。他的憂患和悲傷可能只是對國共內戰的憂慮吧。 
1951年的《改舊句寄北》： 
蔥蔥佳氣古幽州，隔世相望淚不收。桃觀已非前度樹，藁街翻是最高樓。 
名園北監空多士，老父東城剩獨憂。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殘夢上心頭。 
這首詩是所謂的“改舊句寄北”，那麼“舊句”是什麼呢？即1947年的《春日清華園作》一詩，如下： 
蔥蔥佳氣古幽州，隔世重來淚不收。桃觀已非前度樹，藁街長是最高樓。 
名園北監仍多士，老父東城有獨憂。惆悵念年眠食地，一春殘夢上心頭。 
兩廂對比，幾乎完全一樣。那麼，1947年的“獨憂”和1951年的“獨憂”之間看起來並無太大的差別。首聯二句的“幽州”，代指今北京。唐朝的時候稱北京舊址(現京城西南宣武區一帶)為幽州城。頷聯二句的“桃觀已非前度樹”，典出劉禹錫《玄都觀桃花》：“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劉禹錫《再游玄都觀絕句》並序： 
余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郎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游。 
以桃觀比喻方外之士暫時棲身之處。而陳寅恪這時所面對的世界已經是“桃觀已非前度樹”了。可見這臨時棲身之地也沒有了。而“藁街”，典出陸機《飲馬長城窟行》：“振旅勞歸士，受爵藁街傳。”昔日的“藁街”居然現在是“最高樓”了。藁街，本是漢長安城南門內“蠻夷邸”所在地。李子昂《西戎即敘》詩中有“懸首藁街中，天兵破犬戎”句。1947年的“藁街長是最高樓”是針貶“當時美國人在中國所處的特殊地位”。頸聯二句的“名園”，即清華園。1947年和1951年，他一再聲稱“老父東城有獨憂”，這個時候的陳寅恪自稱是“老父東城”，他所剩的“獨憂”是什麼呢？而到了1951年，這句“藁街長是最高樓”已經具有了新的意義，很顯然他想指責馬列主義在中國所處的特殊地位。他把這一典故和“桃觀已非前度樹”作比，面對着世情的變化，他所表達的只是通過一種興亡遺恨的情緒，特別想表明的是對於馬列主義指導中國思想和學術研究界的深憂。詩名叫“改舊句寄北”，也即是面對北京思想和學術界，他發布的宣言吧。 
1951年他還寫了下《送朱少濱教授退休卜居杭州》的詩句：“同酌曹溪我獨羞，江東舊義雪盈頭。”這裡所謂的“江東舊義”，還出現在1942年的《由香港抵桂林》一詩中，即“江東舊義飢難救”。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1965年《先君致鄧子竹丈手札二通書後》云： 
嗚呼！八十年間，天下之變多矣。元禮文舉之通家，隨五銖白水之舊朝，同其蛻革， 又奚足異哉！寅恪過嶺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殘砂，守傖僧之舊義，頹齡廢疾，將何所成！ 
“江東舊義”，典出《世說新語·假譎》：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在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飢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可見，“江東舊義”是“不負如來西來義”，這裡的“如來”一辭，可以理解為陳寅恪心目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即他一貫倡導的中國文化本位說。可見他所憂患的還是文化精神的發展方向。這也是寫作《論韓愈》一文的文化心境。“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正是有感而發。 
這一情緒在1962年的《壬寅小雪夜病榻作》一詩中一點也沒有改變，見： 
任教憂患滿人間，欲隱巢由不買山。剩有文章供笑罵，那能詩賦動江關？！ 
今生積恨應銷骨，後世相知儻破顏。疏屑汾南何等事？衰殘無命敢追攀。 
首聯二句的“巢由不買山”，典出《史記•伯夷列傳》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 
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 
頷聯二句表示，他當然知道他的文章和反馬列的歷史觀是不合時宜的，肯定會遭到批判的，所以明確說了他準備要“剩有文章供笑罵”。又自我嘲笑說他怎麼會以“那能詩賦動江關”的態度來迎合當時的政治和形勢呢？！而實際上對他“笑罵”行動一直也沒有間斷過。自解放以來，陳寅恪經歷大小多次的政治打擊，其中，主要的事件如下所列： 
1950年，唐夫人突然隻身去香港。原因據說是因為她的家族受到了土改政策的衝擊。1951年，助教程某因為學校某些人的反對和教唆，主動離去。1952年，陳寅恪給楊樹達所作的《積微居金文說序》被出版社強行刪除。1954年春，北京派人請他出任歷史研究所二所所長，被他拒絕。《論再生緣》完成了，但無法正式出版，陳寅恪只能請人用蠟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題詩：“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同年，陳寅恪的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被官方檢查。1955年，陳寅恪開始受到來自中山大學領導的各類諷刺和打擊。1956年，《史學論文集》，本擬由中華書局出版，竟因個別提法不合口徑而被擱置。1958年，陳寅恪已成學術界“拔白旗”的對象。他不再教課。5月，郭沫若在《人民日報》上刊發了著名的《關於厚今薄古問題》一文，文中對陳寅恪冷嘲熱諷。8月，中山大學歷史系部分師生開始批判陳寅恪。10月，《理論與實踐》上刊發金應熙批判陳寅恪的長文。12月，《歷史研究》上刊發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們寫的批判長文。1960年，中山大學嚴厲追查陳寅恪在香港出版《論再生緣》一書的問題。1961年，郭沫若著文批判《論再生緣》。進入六十年代後，空前的“文革”以席捲全國、一個不漏的氣勢，把作為科學家的陳寅恪徹底拉到了牛鬼蛇神的深淵。當年周總理的“要給陳科學家的待遇”的講話，現在早已不算數了。陳先生的長期的憂患意識到此已徹底落實，他終於走向絕望，所能做的只剩下“白日黃雞思往夢，青天碧海負來生”（《丙午春分作》）了。 
頸聯二句的“銷骨”，典出杜荀鶴 《經青山吊李翰林》：“天地空銷骨，聲名不傍身。”而“破顏”，典出盧綸《落第後歸終南別業》：“落羽羞言命，逢人強破顏。”使他破顏一笑的是有了“後世相知”，即以後的學者一定會刻理解他的詩文。尾聯的“疏屑汾南”，頗難考釋。其實乃典出高啟《追挽恭孝先生》：“關洛遺風在，河汾舊業傳。”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有云： 
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 
這裡的“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當即“疏屑汾南”之解。他自謙地說自己“衰殘無命”（不能授業）之人怎敢“追攀”過去的“昔賢”（王通）呢！這裡是隱含着他罷教的想法。事實也正如此，輪番批判之後，陳寅恪罷教了。 
陳寅恪早年的詩歌中就已經大量出現了“愁”字的主題。但是，那時一般是以鄉愁為主。比如寫於1911年冬季的《宣統辛亥冬大雪後乘火車登瑞士恩嘉丁山頂作》一詩就明確點出了“車窗凝望驚嘆久，鄉愁萬里飛空來”這一主題。1912年春的《自瑞士歸國後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書並詩賦此答之》一詩中也有“千里書來慰眼愁”一語。 
還有一類是所謂舊文人的愁，如寫於1919年的《無題》一詩“絕代吳姝愁更好，天涯心賞幾人存”，寫於1936年的《吳氏園海棠》一詩“夢回錦里愁如海，酒醒黃州雪作塵”，這些是所謂的春恨秋悲的多愁善感情緒。 
其中，因為祖國受到外來勢力侵略而引發的“愁”則是他中年詩歌中一個重要主題。1938年，他寫下了《殘春》一詩： 
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雨里苦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聲啾。 
群心已慣經離亂，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頭。 
首聯二句，典出杜甫《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山河在”變成了“此身留”，而“城春”變成了“客館春寒”。此詩用典並不多，是陳寅恪比較少見的模仿杜荀鶴的近體七律的寫法之作。同一年，他還寫了《藍霞》一詩： 
天際藍霞總不收，藍霞極目隔神州。樓高雁斷懷人遠，國破花開濺淚流。 
甘賣盧龍無善價，警傳戲馬有新愁。辨亡欲論何人會，此恨綿綿死未休。 
頷聯二句的“樓高雁斷”，典出王勃《滕王閣序》：“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而“國破花開濺淚流”，典出《春望》：“國破山河在”和“感時花濺淚”兩句。頸聯二句的“甘賣盧龍”，盧龍地屬幽州。這裡用石敬瑭將盧龍全境和河東北部蔚州、應州、寰州、朔州、雲州五州割讓給契丹國一事，來比喻當時有人慾出賣華北換取和平。“警傳戲馬”，典出儲光羲《登戲馬台作》：“天門神武樹元勛，九日茱萸饗六軍。”這裡指當時雖然出現了備戰，但是出於對國家前途的擔心，他依然感到憂愁。尾聯的“此恨綿綿”，典出白居易《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特別是當他在蒙自度過七夕時，滿含悲憤情緒寫下了《戊寅蒙自七夕》一詩： 
銀漢橫窗照客愁，涼宵無睡思悠悠。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 
這裡的“愁”是對因為戰亂而造成的人間離別的感傷情緒。 
寫於1939年的《己卯秋發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詩和寫於1942年的《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兩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賦此》一詩內容比較接近，如下： 
暫歸匆別意如何，三月昏昏似夢過。殘剩河山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狐埋狐搰催亡國，雞犬飛升送逝波。人事已窮天更遠，只余未死一悲歌。 
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夢過。殘剩河山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江東舊義飢難救，浯上新文石待磨。萬里乾坤空莽蕩，百年身世任蹉跎。 
前一首頸聯二句的“狐埋狐搰”，典出《國語·吳語》：“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這裡比喻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前後政策的不一致。而“雞犬飛升”，典出王充《論衡 ·道虛》：“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這裡明顯是在抨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中的幫派體系現象。而後一首頸聯的“江東舊義”，典出《世說新語》：“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飢爾，無為遂負如來也。’”以如此之“江東舊義”尚且出現“飢難救”的局面，可見當時的民國已經支離破碎。而“浯上新文”，典出元結《大唐中興頌》：“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於千萬年。”以此來比喻民國中興還有待時日。 
陳寅恪對時局的擔憂也表現在詠愁詩中。寫於1940年的《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一詩就是如此： 
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此詩吳宓曾經註解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其職。故有此詩第六句。”頸聯二句的“食蛤”，典出《淮南子·道應訓》：“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谷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以“食蛤”代指超然脫世的態度。而“最高樓”顯然是指最高權力者，即蔣介石。作為歷史學家，他感到蔣介石是個不十分了解現實情勢的人，也並非他心目中的一代聖主。更重要的是，“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其職”，因為陳寅恪在蔣介石身上沒有看到一個傳統文化人所希望看到的那種人文內涵和百代垂範的聖君氣象。所以陳寅恪為此才感到憂愁，對國家的未來產生擔心和憂慮。 
寫於1942年2月的《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一詩： 
寂寞盆花也自開，移根猶憶手親栽。雲昏霧濕春仍好，金蹶元興夢未回。 
乞米至今余斷帖，埋名從古是奇才。劫灰滿眼看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 
作者原註：“太平洋戰起，困居香港時作。”這首詩寫於戰火中的香港，更多的是對國家未來和個人命運的憂愁。而頸聯的“乞米至今余斷帖”幾乎是他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陳君葆日記全集》1942年4月22日的日記中特別記載： 
劉、孫二人昨攜米十六斤、罐頭肉類七罐與陳寅恪。今日回來有告陳近況。據說他已挨餓兩三天了。聞此為之黯然。 
這樣的詩還有《甲戌人日謁杜工部祠》一詩： 
新祠故宅總傷情，滄海能來奠一觥。千古文章孤憤在，初春節物萬愁生。 
風騷薄命呼真宰，離亂餘年望太平。歸倚小車心似醉，晚煙哀角滿江城。 
寫於1945年春的《乙酉春病目不能出戶室中案頭有瓶供海棠折枝忽憶舊居燕郊清華園寓廬手植海棠感賦》一詩： 
今年病榻已無春，獨對繁枝一愴神。世上欲枯流淚眼，天涯寧有惜花人。 
雨過錦里愁泥重，酒酲黃州訝雪新。萬里舊京何處所，青陽如海隔兵塵。 
這裡出現了海棠花，也是陳寅恪先生的主題詩歌之一。胡曉明《陳三立陳寅恪海棠詩箋證》一文，對這類主題的詩歌進行分析。他主張： 
而在兵荒馬亂的流離生活中，詩人淚眼欲枯地想念的，仍然是清華園，仍是“此花今不知如何”的文化命運。海棠的形象，無論是遙想的，還是眼前的，背後都有一看花人深情之眼。 
可以說，在陳寅恪筆下海棠是文化精神和理想的一種象徵。而他自己則是維護這一精神和理想的“惜花人”。 
1950年，面對新政權，他寫下了《庚寅春日答吳雨僧重慶書》一詩，如下： 
絳都赤縣滿兵塵，嶺表猶能寄此身。菜把久叨慙杜老，桃源今已隔秦人。 
悟禪獦獠空談頓，望海蓬萊苦信真。千里報書唯一語，白頭愁對柳條新。 
首聯二句寫國共內戰的殘局和他寄身嶺南的現實，在廣州的短暫安逸已經成了桃花源一樣的境地，多少可以避秦（國共兩軍的血戰）了。頷聯二句的“菜把”，指蔬菜。典出黃庭堅《陳說道約日送菜把》一詩。而“桃源今已隔秦人”典出陶淵明《桃花園記》：“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頸聯二句的“悟禪獦獠”，典出《壇經·行由品》：“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而“望海蓬萊”典出《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徐福東渡之事。尾聯二句以自己的“白頭”（指他自己已經是白髮之人）而無法適應“柳條新”（指剛成立的新中國）。他以一個“愁”字表達了他對新中國無所適從的情緒。 
關於白頭，劉克敵關注頗多。他在《略論陳寅恪的白頭詩》一文中曾說： 
如此頻繁（30餘次）、長期（從1928年至1965年）地使用“白頭”之典。這似乎只能說明陳寅恪是如何念念於“白頭”了。甚至在以集前人句作詩時，他依然情不自禁地拈出了“白頭”之語。 
劉氏此言甚善。然後，他得出的結論是： 
他本人對個人造際、世事變遷、民族命運、文化前途的認識與感喟，一方面他和古人一樣為人生之短暫而又充滿苦難所感慨不已，為千千萬萬聰明美麗如端生、柳如是、卓文君等女性悲劇命運而嘆惋。 
同年九月，陳寅恪又寫下了《庚寅廣州中秋作》一詩，如下： 
秦時明月滿神州，獨對嬋娟發古愁。影底河山初換世，天涯節物又驚秋。 
吳剛斤斧徒聞說，庾信錢刀苦未求。欲上高寒問今夕，人間惆悵雪盈頭。 
首聯二句是寫嬋娟和月宮，那種出世不得而入世不能的左右為難情緒，在此詩中一覽無遺。頷聯二句還是在表達他對於新舊政權交替的震驚與不適心境。頸聯二句的“庾信錢刀”，作者原註：“庾開府詩云：‘人生一百年，得意惟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 尾聯的“雪盈頭”依然是表示自己已經是白髮之人。新中國成立後，寫於1951年秋的《與曉瑩結婚廿三年紀念日合影時辛卯秋寄寓廣州也》一詩： 
短簷高屋總違時，相逐南飛繞一枝。照面共驚三世改，齊眉微惜十年遲。 
買山巢許寧能隱，浮海宣尼未易師。賴得黃花慰愁寂，秋來猶作艷陽姿。 
頷聯二句的“照面”，典出李益《遊子吟》：“君非青銅鏡，何事空照面”。而“三世”，指三個時代，晚清、民國和新中國。“齊眉”，指夫妻恩愛。頸聯二句的“買山巢許”，典出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巢父之事。即：“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去，於是遁耕於中嶽，穎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也，洗耳於穎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誰能見之？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聲，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而“浮海宣尼”典出《論語·公冶長》：“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尾聯二句是在自我表達準備靜觀其變的歸隱態度，同時還讚美感嘆了亂世中仍能保持夫妻恩愛的感嘆。這裡的“愁”是寂寞之愁，有志不得舒展之愁。 
寫於1963年1月的《舊曆壬寅十二月十日入居病院療足疾至今日適為半歲而足疾未瘉擬將還家度歲感賦一律》一詩卻是難得的一首破愁之作： 
不比遼東木蹋穿，那能形毀更神全。今生所剩真無幾，後世相知或有緣。 
脈脈暗銷除歲夕，依依聽唱破家山。酒兵愁陣非吾事，把臂詩魔一粲然。 
作此詩時正逢陳寅恪摔傷了腳，在此之後的陳寅恪還留下“銀海光銷雪滿顛，重逢臏足倍悽然”的感慨傷足的詩句。頸聯二句的“破家山”，作者原註：“念家山破，乃曲調之名。吳梅村吊董白詩云：‘念家山破，定風波’者是也。近撰文頗論董小宛董鄂妃事，故語及之。至先刪兩韻古通，觀再生緣第十九卷着二句即其一例。有人謂陳端生間用杭州土語押韻，未知所指何詞句，俟得暇詳檢。”郁達夫詩中有“而今劉豫稱齊帝，唱破家山飾太平”二句，其意義是想表達對粉飾太平的不滿。尾聯二句的“詩魔”，指白居易。典出白居易《與元九書》：“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一語。而“把臂”典出孟浩然《傷視山雲表觀主》：“因之問閭里，把臂幾人全？”因此，此詩是作者在傷足之後，為無人知己而苦悶，又自信以後一定有知己者出現，而當時人們正在為剛剛渡過三年自然災害而粉飾太平，他卻狂寫詩歌表達自己的擔憂和敏感。寫於1965年秋的《有感》一詩表達的是一種巨大的政治風暴來臨前的一曲哀鳴，1965年陳寅恪的生命情調里更多的是哀婉悲傷的情緒： 
新秋景色舊山河，七六年華一夢過。蝸角風雲金鼓振，牛衣涕泣病愁多。 
武陵虛說尋仙境，子夜唯聞唱鬼歌。縱有名山藏史稿，傳人難遇又如何。 
頷聯二句的“蝸角”，典出《莊子·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後以“蝸角”指因細瑣小事而引起爭鬥。這或許是指文化大革命？在他看來，路線和主義之爭全是“蝸角”，是“蝸角風雲”，即無非是細瑣小事。而“牛衣涕泣”，典出《漢書·王章傳》：“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比喻夫妻共守貧困。頸聯二句的“武陵”指桃源仙境。虛說，暗示着當時根本不可能存在可以避秦的桃花園！而“子夜唯聞唱鬼歌”一句何其沉痛？！陳寅恪是否已經預示出了即將大規模出現的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傷亡事件？由此來看，陳氏詩歌中的憂患和憂愁的意識，是個長久的主題。這也難怪李堅在《陳寅恪詩集中的悲觀主義色彩淺釋》一文中得出了“寅恪先生的詩絕大部分都帶有濃重的悲觀主義傷感色彩，而且始終不渝”的結論了。